卢恰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罗马大学、华威大学哲学硕士和博士、牛津大学文学硕士）是意大利科技哲学和伦理学方面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在怀疑论方面的研究很有成果并且是信息哲学和信息伦理的创始人。弗洛里迪于1996年提出的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or information philosophy),首创把信息(information)作为基本哲学范畴，认为它和存在、知识、意义等具有同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于是，哲学面临信息转向的观点被提出，在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Luciano Floridi，旅英意大利学者，目前系英国牛津大学圣十字学院的高级研究员，英国赫特福德大学哲学系信息哲学首席研究员兼正教授。Floridi于2006年被选为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主席，并在2007年连任。他是著名刊物Synthese的主编,同时也是信息伦理小组（IEG）这个牛津大学跨系的创始人和协调人。其主要研究信息哲学、计算机伦理学和认识论与逻辑哲学等问题，并已经在国际上著名刊物上发表了70余篇有关信息哲学、技术哲学、信息与计算机伦理、认识论、逻辑哲学以及怀疑论哲学史方面的论著，这些刊物包括Archiv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Erkenntni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等。目前已出版及正在撰写的著作包括《怀疑论及认识论的基础——元逻辑缪误的研究》、《哲学与计算导论》和《信息哲学》等，主编的著作包括《Blackwell计算与信息哲学指导》、《信息与计算机伦理手册》等。
著作列表回目录
Augmented Intelligence — A Guide to IT for Philosophers. (in Italian) Rome: Armando, 1996.
Scepticism and the Foundation of Epistemology - A Study in the Metalogical Fallacies. Leiden: Brill, 1996.
Internet - An Epistemological Essay. (in Italian and in French) Milan: Il Saggiatore, 1997.
Philosophy and Computing: An Introduction.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9.
Sextus Empiricus, The Recovery and Transmission of Pyrrho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The 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editor) Oxford: Blackwell, 2003.
Philosophy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5 Questions (editor) Automatic Press / VIP, 2008.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In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A volume for the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series.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Ethics (edit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获得荣誉回目录
2007 Fellow by Special Election of St Cross College[11],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8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pringer, published a special issue in two numbers dedicated to his work. See also his Replies
First philosopher to be awarded the Gauss Professorhip by the Göttingen Academy of Sciences.
2009 Winner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s Barwise Prize
The APA's Newsletter dedicates two issues to his work. See also his Replies.
Elected Fellow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Simulation of Behaviour.
Appointed UNESCO Chair in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Ethics.
弗洛里迪：什么是信息哲学？ 回目录
一、引言
哲学中关于计算机的与信息的理论研究已经结出累累硕果，影响也日益广泛。它一方面使传统的哲学问题获得新生，另一方面又提出许多新的问题，一方面对我们世界观重新概念化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又生成许多有意义且重要的成果。最近，这个新领域又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有的追赶时髦的术语(例如，“赛伯哲学(cyberphilosophy)、“数字哲学”、“计算机哲学”)，而大多数则表达了特殊的理论旨趣(如“计算科学哲学”、“计算哲学”“人工智能哲学”、“计算机与哲学”、“计算与哲学”。本文则认为，最令人满意的名称是“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简称PI)，其理由在第五节详细讨论。本文第二、三、四诸节则分析导致信息哲学问世的历史与概念过程。其结果支持以下两个结论：第一，人工智能哲学是不成熟的范式，但它却为信息哲学的问世铺平了道路。第二，信息哲学在概念创新和正统哲学之间达到了一种辨证。第五节介绍和探讨了信息哲学的定义。第六节总结了本文的主要成果并指出，信息哲学被解释为新的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ima)如何成为可能，尽管不是从一种常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的视角出发。本文的所要辩护的观点：信息哲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因为(a)它代表了一个独立的领域(独特的话题); (b)它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了一个创新的手段(原创性的方法论); (c)它能够与其他哲学分支比肩并立，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新的理论)。
二、人工智能哲学是信息哲学不成熟的范式
纪德(Andre Gide)曾写道，发现新大陆要以很长时间见不到海岸为代价。为了寻找新大陆，斯洛曼(Aaron Sloman)1978年宣布了新的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哲学范式。在他恰如其分的《哲学的计算机革命》(The Computer Revolution in Philosophy)这部著作中，他的猜测有以下两点：
1、数年内倘若还有哲学家依然不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进展，那么他们因其不称职而受到指责，便是公道的；
2、在心智哲学、认识论、美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哲学其他主要领域中从事教学工作而不讨论人工智能的相关方面，就好比在授予物理学学位的课程中不包括量子力学那样不负责任。
然而，他的预测结果并不精确而且过于乐观，但却远非没有道理。
斯洛曼并非孤军奋战。其他研究者曾正确地察觉到，由信息与计算科学(ICS)和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引起的实践与概念的转换，正导致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不仅发生在科学，而且也发生在哲学领域。这便是所谓的“计算机革命”或“信息转向”。然而，与斯洛曼一样，他们似乎也被这场变革的特殊性质所误导，而且他们也低估了接受新的信息哲学范式所要遇到的不可逾越的困难。图灵(Alan Turing)于1930年代便开始发表他的那些开创性的文章。在以后的50年中，控制论、信息论、人工智能、系统论、计算科学、复杂性理论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还是相继吸引了一些来自哲学界的重要注意力(尽管它们是间歇性的)，尤其是关系到人工智能哲学更是如此。因此，它们为哲学中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和计算机的与信息的理论方法奠定了基础。然而，直到1980年代之前，它们却未能提出一种成熟的，具有创新意义和影响力的研究纲领，更不用说1970年代那些像斯洛曼那样的研究者所预见的重大的革命性变革了。从后见之明的角度，很容易见到人工智能如何被视为一种激动人心的新的研究领域，以及它如何成为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一种根本性的创新方法。
自从图灵那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以及1950年代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问世以来，在计算科学家当中，人们对心智理论概括具有相当大的兴趣。与此同时，在哲学家之中也有一种与日俱增的意识，计算机的出现已经(通过提出新的需要考虑的理论立场，至少是反驳的立场)决定性地改变了哲学的论辩。
人工智能的作用就像特洛伊木马，把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计算机的与信息的范式引入哲学的城堡。然而，直到1980年代中期，信息哲学依然不成熟而且被视为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非交叉科学的(interdisciplinary)；无论这么说，哲学界和科学界对其发展尚未做好准备；而文化和社会背景也同样没有准备妥当。因此每种因素都需要简述一下。
与其他智力事业一样，信息哲学与三种领域相关：话题(事实、数据、问题、现象、观察等)；方法(技巧、手段等)；理论(假说，解释等)。一个学科若想在上述一个领域以上同时进行创新，则属不成熟，因为这样做便使之与一般领域的常规和连续演化的线索突然断离。看一下斯洛曼所作的那两点预测便可证明，这一问题恰恰发生在信息哲学作为人工智能哲学的早期形态。
信息哲学不可避免的交叉科学性进一步阻碍了人们对其意义的及时承认的前景。即便是现在，许多哲学家仍满足于考虑信息哲学所讨论的话题，仅仅是值得引起英语系、大众传媒系、文化研究系、计算科学系或社会学系(就举这几例吧)的研究者所注意的。信息哲学需要习惯于就跨越文化与科学边界的问题进行对话的哲学家，而寻找这类哲学家并不容易。常常是这样，人人都关心的恰恰是无人问津的行业，直到信息社会的最近发展之前，信息哲学被视为处于多个十字路口，其中即有技术事宜的，也有理论问题的，还有应用问题的以及属于任何人自己专业领域概念分析的等等。信息哲学被认为是跨学科的，就像控制论或符号学那样，而非交叉科学的，像生物化学或认知科学。我们以后还要回到这个话题。
即便信息哲学不是那样的不成熟或不是如此具有所谓的跨学科性，哲学界和科学界基本尚未对其重要意义做好评价的准备。尤其在语言哲学(逻辑实证论者、分析哲学家、常识哲学家、后现代主义者、解构主义者、解释学家、实用主义者)中，有各种各样的强研究纲领，它们一方面吸引了大多数的智力和财力资源，另一方面则保持一种相当具有刚性的议事日程并几乎不去促进可供选择的范式演变。主流哲学不可能不是保守的，这不仅是因为价值和标准在哲学中通常要比在科学中更不稳定和更不明晰，因此对其构成挑战也就愈发困难，而且是因为(正如我们在第四节将更详细讨论的那样)取得文化上占强势地位的背景常常是以牺牲创新性或非常规方法为代价的。因此，像丘奇(Church)、香农(Shannon)、司马贺(Simon)、图灵、冯·诺依曼(Von Neumann)或维纳(Wiener)这样的思想家，基本上均被遗弃在传统教规的边缘。不得不承认，计算机转向对科学的影响来得更迅速。这便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具有哲学头脑的科学家均是首批察觉到新范式涌现的人。尽管如此，斯洛曼的“计算机革命”还是要等到1980年代才成为一种跨越各门科学和社会背景的更为广泛和普及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为信息哲学的演变创造出正确的环境。
建造成首批大型计算机的岁月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现在已经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涉及创造、动力学、管理以及信息和计算机资源利用诸问题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尽管如此，先进社会和西方文化还是要经历一场数字通信革命，才能完全意识到新范式的根本新颖性所在。信息社会迎来了历史上最快的技术增长。此前没有任何一代人曾经曝露在如此异乎寻常的技术力量的加速度之下，其现实性便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和伦理责任。全方位渗透、灵活性以及强大的力量已经使信息与通信技术上升到具有时代特征技术的地位，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修辞上，甚至在意符上均是如此。计算机将其自身呈现为一种在文化上得到定义的技术，并且成为新千年的一种象征，它所扮演的角色的影响远远超出中世纪的磨房、17世纪的机械钟表以及工业革命时期的织布机和蒸气机。在主导科学和社会生活及其未来的所有因素中，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是当下最具战略意义的因素。毫不夸张地说，最发达的后工业社会是靠信息过活的，而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便是使之不断增氧的机器。然而，所有这些深奥的和非常有意义的转变在20年前几乎还看不到苗头，那时大多数哲学系会认为信息哲学所谈论的话题对研究生而言是不恰当的专业领域。
由于过于超前，而且其创新对大多数职业哲学家过于大胆，所以信息哲学只有在两个可供选择的领域之间摇摆不定。它一方面生成许多有意义但又有限的研究专业如人工智能哲学和计算机伦理学——常常与其知识背景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则作为方法论被其他领域所吸收，后来人们意识到信息哲学是一种计算机的和信息的理论方法，它不同于诸如认识论、逻辑学、存在论、语言哲学、科学哲学或心智哲学等传统话题。这两方面的趋势为促使信息哲学涌现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三、信息哲学涌现的历史背景
人们常说，思想是“缥缈”的。这句成语的真正含义大概是这样的，在任何学科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思想看似成型，但只有眼光非常敏锐的人才能捕捉到。而在这个阶段之前，哪怕是思维最敏锐的人也察觉不到。
空想家的日子过得挺艰难。如若没人追随，他们就不会发现新大陆，在那些裹足不前, 仍住在洞穴里的人的心目中他们不过是走丢了。第三次与计算机相关的革命(因特网)要求全新的一代具有计算机修养的学生、教师和研究者，社会组织实实在在的变化，文化和知识界的根本变革以及哲学圈各个方向存在的普遍危机，所有这些因素均呼唤着新范式的涌现。到了1980年代末，信息哲学终于开始得到承认，认为它是哲学研究的基本创新的领域，并非一场不成熟的革命。也许有必要回想几个重要的历史时刻。1982年，《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将个人计算机评为“年度人物”。1985年，美国哲学会(APA)创立了哲学与计算机委员会(PAC)。同年，拜纳姆(Terrell Ward Bynum)——《元哲学》(Metaphilosophy)的主编——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与伦理学》(Computers and Ethics)的专号(Bynum 1985)，这期杂志“迅速成为在该杂志历史上卖得最火的一期”(Bynum 2000，亦见Bynum 1998)。首次由计算与哲学(CAP)协会出资赞助的年会于1986年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召开。
其日程大都致力于逻辑软件的技术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CAP年会的主题已涵盖计算与哲学的所有方面。1993年，卡耐基梅隆大学成为东道主(自CAP网站)。
到了1980年代中期，哲学界已经完全意识到信息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确认其方法论和理论的价值。信息哲学不再被视为怪诞、难解、跨学科或与哲学不相关的了。像算法、自动控制、信息、反馈或符号表象等概念或过程；像人机互动(HCI)、计算机为中介的通信(CMC)、计算机犯罪、电子社区或数字艺术等现象；像人工智能或信息论这样的学科；像人工助理的本质、虚拟环境中个人身份的定义以及虚拟实在的本质等问题；像由图灵机所提供的模式、人工神经网络以及人工生命系统等……这些仅仅是在日益增长的话题中任选出的几个例子，这些话题越来越被视为新的、具有紧迫意义的和学术上可接受的。信息的和计算机的概念、方法、技术和理论已经成为强大的“解释学装置”(hermeneutic devices)的隐喻，通过它便可解释世界。它们已经形成一种元科学(metadisciplinary)，具有统一的语言，这种语言已在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学术领域畅通无阻。
1998年，《数字凤凰》(The Digital Phoenix)出版了，这部文集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幅标题《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How Computers are Changing Philosophy)，拜纳姆和摩尔(James H. Moor)承认，信息哲学的涌现是哲学情景中的一股新生力量：
哲学领域不时会发生一些大的运动。这些运动始于若干简单但却非常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为哲学家提供了审视哲学问题的新透镜。渐渐地，哲学方法和问题得到了提炼并根据这些新观念获得理解。随着新颖而有意义的哲学成果的获得，运动发展成一股蔓延至整个学科的知识浪潮。一个新的哲学范式涌现了[……]计算机的计算便为哲学提供了这么一套简单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观念——新颖而又演变着的为哲学探究所准备的主题、方法和模式。计算为传统的哲学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计算正在改变着哲学家理解那些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哲学探究中的这股思潮吸收了根据计算的主题、方法或模式，正稳定地迈向前方。
从教科书设定的距离上看，哲学是一个充满无休止的责难和各种异乎寻常主张的学科，就好像处于长期危机状态似的，这对学生是个打击。表象永远是这样，事实上，责难在思想强有力的动力中展开，主张则要求必要的深度，恰当的辩护水准以及它们全部的意义，而所谓的危机证明是在创新与正统哲学之间的一种颇有成效和不可避免的辨证。由拜纳姆和摩尔所强调的这种反思的辨证，在把信息哲学建设成一种成熟的哲学研究领域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至此，我们已经看到历史的一面。这便是它何以在概念上得到解释的。
四、反思的辨证与信息哲学的涌现
要想达到涌现和繁荣的目的，思想需要通过不断地赋予数据以意义来使它所处的环境有意义。因此，精神生活便是对原始语义空虚恐惧(horror vacui semantici)的成功反动：无意义(用非存在论者的话便是“尚未有意义”)的混沌威胁着要把自我撕成碎片，要把它淹死在自我视为虚无的异化的他者的深渊，而这种原初的湮灭恐惧则迫使自我不断将任何语义为空的空间填充上自我所能聚拢起来的任何意义，其成功程度与背景约束，数据以及文化发展所允许的一样。这种存在的语义化过程，或者说自我对非我(non-Self，用费希特的话)的反动，存在于事实叙事(个人认同、日常经验、社区特质、家庭价值、科学理论、常识信念等)的传承和进一步的阐述，维系以及提炼之中，这些东西在逻辑上和背景上(有时完全)受限于各种数据，同时也受到各种数据的挑战，所以它们需要适应这种状况并得到解释。历史地看，这一过程的演变在观念上导向一种日益变化的、更加丰富和健全的世界架构。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它是四种概念挤压的结果：
1、叙事的元语义化(metasemanticisation)。对新的个体自我(他同样也需要相应的叙事)被外化为实在后所做的任何反动的结果，现在认为是自我被迫语义化的进一步的数据。反映转向反思并意识到自身就是需要解释和有意义的实在的组成部分。
2、文化的去界限化(de-limitation)。这便是外化以及分享由自我设计的概念叙事的过程。有意义的经验世界从一个私人的、主体内的和人类中心论的建构转移到一个越来越是主体间的和去人类中心论的实在。话语团体通过维系、改善和传播一种语言(孩子学习语言就像遇难者拼命抓住一块漂浮的船板似的那样迅速)——及其概念的和文化的内涵——而分享使世界有意义所需的宝贵的语义资源。叙事因此变得愈来愈友善，这是因为与其他非挑战性的自我分享而非消除疑虑距一个自我的距离并不远，因为友善的叙事也是从某个未知的神灵那里继承下来的。作为特殊叙事的生产消费者(produmers)不再受制于空间或时间，社区的成员由一组明显的跨越物理(trans-physical)空间的人员组成，事实上，他们在功能上由其愿意并选择居住的语义空间定义。全球化的现象更是一种消除旧有界限和创造新边界的现象，因此是一种文化去界限化的现象。
3、自然的去物理化(de-physicalisation)。物理世界充满监视和刀剑、石头和树木、汽车和雨水以及作为社会认同(性别、工作、驾照和婚姻状况)的我，但是这样的物理世界正在经历一场虚拟化和疏远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即便是最基本的工具、最戏剧性的经验或最动人的情感——从爱情到战争、从死亡到性——均可以装入虚拟中介的框架，因此也就获得了信息的光环。艺术、商品、娱乐、新闻和他我均被置于一面玻璃镜后面，被人体验。在虚拟框架的另一方面，物体与个体完全是可以替换的并常常成为绝对无法区别的理想类型的标记：手表实际上就是思沃奇(swatch，瑞士手表的商标名)，一支钢笔只有是名牌时才够得上礼品，一处地点被视为度假地，一间庙宇变成历史遗址，某人是警官，而一个朋友可以仅仅是存储在微机上的声音。个体实体被当成可以任意处理的特例。此处和当下的含义被改变了、扩展了。通过快速的多任务运行，个体的自我可以在更多的地方存身，甚至自我均体会到被同步感知的方式，因此，自我可以穿行在不同的生活中，它们没有必要融合。过去、现在、未来根据当下的时间被重塑为离散和多变的间隔。当前各种事件的各种投射和难以分辨的重复将其自身扩展到未来；未来事件在可以预期的现在被预测和预先经历；而过去事件在可以重播的现在被寄存和再体验。充满无法仿效的事物和不可重复的事件的非人类世界愈来愈多地进入视窗，而人性则通过视窗售出。
4、心灵设计和寄居的概念环境人格化(hypostatization)(具体化)。叙事(包括价值、思想、时尚、情感和具有意向性优势的宏大叙事的我)能够被塑造和外化为“语义客体”(semantic object)或“信息实体”(information entity)，现在距离交互中的自我们愈来愈近，它们无声息地要求一种存在论的身份，可以与诸如衣服、汽车和房子那样的寻常物件相比较。通过去物理化的性质和具体化的叙事，物理的与文化的在虚拟世界中比肩并立。根据这种辨证，信息社会可被视为最近的——尽管不是最后的——更为广泛的语义过程的阶段，其中精神世界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该环境如若不是越来越多的人趋之若鹜的环境的话。作为人类行为结果的历史与文化，因此也就是时间，被推向前台，同时自然，即物理空间，则被推向没有人情味的后台。在它演化的进路中，语义化的过程逐渐形成建构的实在概念化，其结果便是确立时间性的世界观，然后生成一种保守的闭环——正统哲学。
正统哲学被理解为一种知识类型学而不是一种学术范畴，它所代表的如果不是对创新普遍的抵制时，就是概念体系与生俱来的惰性。最糟糕的是它是制度化的哲学(institutionalized philosophy)，即社会语言学家称之为堕落的哲学家团体或小集团的内部“话语”。这种哲学将其自身展现为迂腐而且常常是偏执地依附于某种话语(教义、方法、价值、观点、作者的教诲、立场、理论或对问题的选择等)，这种话语由某一特定的集团(哲学家、学派、运动、思潮)所设定，它以牺牲其他选择为代价，这些选择被作为异类而遭到忽视和反对。它尽可能永久性地和客观地确立一种哲学概念和语汇的工具箱，使之适合于它的话语的标准(它特殊的主义)和该团体的研究日程。如此一来，正统哲学则偏爱哲学的职业化：学究厌恶业余的想法，他们热衷于成为职业人士。他们把自己称为带后缀-an的“学者”，并将-an这个后缀置于其他哲学家的姓氏之后，不论是Aristotelians、Cartesians、Kantians、Nietzscheans、 Wittgensteinians、Heideggerians还是Fregeans。某个被神秘化的创始人的追随者、注视者和模仿者，这些正统学者手中现成的答案比新的有意思的问题要多，因此他们逐渐地将某些教义应用到解决内部的难题上，将曾经是动态的研究领域重整化、体系化和工整化。正统哲学在元理论上是不批评的，因此它是令人放心的：基本的批判和自检不属于正统哲学话语，相反它有助于一个团体维系一种强烈的知识认同感以及一个明确的方向，从而确保其研究和教学活动的有效计划和实施。它是一个闭合的背景：正统学者倾向于为团体中具有同等身份的成员进行解释、批评和辩护，因此进一步加强了认同感和目的感，而不是直接处理那些新的概念问题，因为它们可能依然缺乏学术上为人接受的法统，因此这类新问题更具挑战意义。这是一条落伍的道路：在哲学家的问题和哲学问题之间挖开了日渐加宽的鸿沟。正统哲学家忙于那些陷于细节的偏狭争论，他们只对这些问题保持敏感，同时又不理会其他学科、新的发现和当代的问题，而正是这些专业话语之外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结果，正统哲学一旦面向自身封闭起来，其主要目的很自然就要使自己的话语进入永恒，将自己转变为学术战略。
不应将上述话题与诸如哲学是否迷失方向之类的幼稚的问题混淆起来，因此应该重新振作并与人们进行接触。人们可能会对哲学感到好奇，但是只有哲学家能够想象他们可以忘情其中。正统哲学如果得以适当的平凡化，还是能够走进大众的——“平凡” 毕竟会提醒人们对职业的热爱——而创新的哲学能够容忍晦涩。也许一个隐喻会有助于澄清这一点。概念领域就像矿山。有的矿山太大了，值得开采的内容太丰富，以至几代哲学家都乐此不疲，忘情其中。另一些矿山也许表面上看是被采空了，但是如果采用新的而又有力的方法或理论就会使之得到进一步和更深层次的开掘，或导致发现一些问题以及一些先前所忽视的思想。正统哲学家就像在一座几乎被采空而又尚未遗弃的矿山采掘的可怜矿工。他们属于迟到的一代，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只允许他们在一个狭窄的领域工作，只有在自己的领域内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工作努力但所获甚微，他们越是向贫瘠的研究投资，越是顽固地将自己埋在自己矿山之中，拒绝离开转向新的采掘地。悲惨的是，只有时间能够判定这座矿山是否真的开采殆尽。正统哲学只有死后才能得到谴责。
创新总是可能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正统哲学是必然的。存在语义化的任何阶段一开始如果不是破坏性的必定是创新性的，其目的是确立一种特殊的主导范式，因此势必走向不变而且愈来愈具刚性，进一步还要使这种态势得到强化，最终它会面临一场具备替代性的概念创新的挑战，它无法处理由它帮助确立的但却日益变化的知识环境。在这种意义下，每个知识运动均为自己生成了衰老和更替的条件。概念转换不应太彻底，以避免不成熟。我们已经见到过旧有的范式受到挑战和最终被进一步的创新反思所替代的情形，只有当新范式足够强健，被承认是对存在语义化中先前阶段的一个更好的和更可行的选择，这种情况才会发生。石里克(Moritz Schlick)曾就范式转移的开始阐释过这一辨证关系：
哲学属于数百年的事，而不属于哪一天的事。因此，也就不存在时新与否的问题。对任何热爱这门学问的人来说，听到‘现代’或‘非现代’哲学这样的议论都会感到难受的。哲学中所谓时尚的运动——无论是以普通公众的媒体形式流传的，还是在大学中以科学形式教授的——都要经历哲学本身那平静而又强大的进化洗礼，就像哲学教授对哲学家所作的那样：前者属于学识型，后者为睿智型；前者笔耕谈论哲学并捍卫学说教义，而后者则进行哲理性反思与阐述。真正的哲学乃是各种时尚哲学运动最无情的敌人，而它们所惧怕的莫过于此。当它在新的破晓中升起，射出它那不留情面的光时，每种短暂运动的追随者均会发抖，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它，呼喊着哲学处于危机之中，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他们自己的小体系遭到破坏就意味着哲学本身的毁灭。
因此，迫使一个概念体系进行创新需要三种力量。正统哲学是内在的和否定的力量。它逐渐使思想僵化，强化了它不动的基本特质，使一个哲学学派越来越死板，对世界的回应逐渐减弱，而且愈来愈脆弱，它削弱了与科学、文化和历史成就的应对能力，它脱离实际因此动摇了解决危机的基础。然而，只有正统哲学能够指明哲学研究到了这么一个阶段，此时它需要面对新话题和问题，采用创新的方法论和发展出可供选择的解释。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属于另外两种肯定的力量的任务，要由它们来完成创新，它们来自哲学体系之外：概念体系所处的环境中实实在在的新成就，它们也是旧有范式所完成的语义工作的结果；一个创新范式的出现，能够更成功地对它们进行处理，并使概念体系从停滞中解脱出来。
过去，哲学家不得不照应知识生产的整个链条，从原始数据到科学理论。贯穿整个历史，哲学不断确认经验的和逻辑－数学问题的种类，并将其研究成果交由新兴学科做进一步探讨。然后，哲学又转向这些学科及其发现来寻求控制、澄清、限制、方法、工具和洞见，但是，我们要对卡尔纳普和赖辛巴赫道声对不起，哲学本身是由概念探究组成的，其基本性质即不是经验的也不是逻辑数学的。我们反休谟之意而用之：“如果我们手中有什么书本的话，我们要问：里面含有任何关于量或数的抽象推理吗？里面含有事实和实在的实验推理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就去别处研究吧，因为那是科学，不是哲学。哲学不是概念的解热镇痛药，不是一种超科学(super-science)或语言的修饰术，而是识别概念问题的艺术和设计、推荐及评价解释的模式。哲学毕竟是反思的最后舞台，在此存在的语义化得以继续进行并保持开放。哲学那批判的和创造性的探究活动对在本质上可能是不同的和可能是不可调和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真正需要辩论的和需要保持坦诚的不一致(即使在原则上)——进行识别、阐述、评价、澄清、诠释和解释。这些探究活动经常与经验的和逻辑－数学的问题纠缠在一起，所以在科学上哲学探究是受到限制的，但是它们本身却既不属于经验的，也不属于逻辑－数学的。它们构成的探究空间，广义地说是规范性的。这个空间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无论是什们起点，不一致之处总是可能的。这个空间也是动态的，因为当文化环境改变时，哲学也跟着适应和变化。因此，在拜纳姆和摩尔恰如其分的隐喻中，哲学的确像一只凤凰：它只有通过不断对自身的再造才能保持繁荣。不适时但又不受时间影响的哲学——常青哲学——不是不可能，它所主张的是对过去和未来的知识立场的普遍有效性，这种哲学是一种停滞的哲学，它不可能对文化的演变——哲学反思本身曾经帮助催生和成长的——做出贡献并与之俱进和互动。
将各种形式的知识交由其他学科探究之后，哲学的创新拉动力必然来自外部。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哲学反思本身决定的。这便是黑格尔有关密涅瓦的猫头鹰(Owl of Minerva)的隐喻得以解释的全部意义。在过去，外部的力量一直由其他因素所代表，诸如基督教神学、其他文明的发现、科学革命、数学基础的危机以及数理逻辑的兴起、进化论、新的社会与经济现象的涌现，还有相对论，等等，这只是诸多例子中最明显的几个。现在，创新拉动力的代表是信息的复杂世界和通信现象，它们相应的科学技术和新环境，社会生活，以及因之引起的存在和文化问题。这便是信息哲学能够呈现为一种创新范式的原因所在。
五、信息哲学的定义
一个新的哲学研究领域一旦由正统哲学和某种外部力量的互动而浮出水面之后，它便演变为一个定义明确的领域，它可能是交叉科学的但依然是自主的，仅当(i)它不仅能够对正统哲学的主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而且还要对经典的“ti esti”做出同样的交待，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哲学”(philosophy of)；(ii)恰当的解释成为可以使新领域的研究成果有效的收敛吸引子；(iii)该吸引子要证明有足够的影响力，以便抵御企图将新领域的力量削弱并使之引向其他已经建立的研究领域离心力；以及(iv)新领域内容要很丰富，能够组织起清晰的子领域来可以满足专业化的需求。
像“什么是存在的本质？”“什么是知识的本质？”“什么是正确与错误的本质？”“什么是意义的本质”之类的问题，构成该领域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能够满足先前的各种条件，所以它们便保证了该相应学科的稳定生存。其他问题诸如“什么是心的本质？”“什么是美和味的本质？”或者“什么是逻辑上有效的推理？”则受到基础性再解释的制约，这些问题导致心智哲学、美学和逻辑学定义的深刻变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诸如“什么是复杂性的本质？”“什么是生命的本质？”“什么是符号的本质？”“什么是控制系统的本质？”则属于跨学科的，而非交叉科学的。由于无法满足以上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一个，它们要为自己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奋斗。现在，问题在于信息哲学是否满足(i)-(iv)。要想得到肯定回答首先需要做进一步的澄清。
哲学基本上以两种方式介入“ti esti”问题，一种是现象学方式，一种是元理论方式。语言哲学和认识论是“现象学”或现象的哲学的两个例子。它们的主题是意义和知识，不是语言学理论或认知科学。另一方面，物理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则明显是“元理论”的例子。它们研究的问题来自有组织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同样也研究自然或社会现象。然而，某些其他的哲学分支则在这两极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常常把现象学和元理论的兴趣结合起来。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便是例子。像信息哲学，它的主题是古老的，但是在思想史上，它们获得显著特征并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是非常晚近的事。这种哲学倾向于研究特定种类的一阶现象，但是它们也考察透过方法和理论的那些现象，考察始于有关同类现象的特定种类的二阶理论陈述的元理论兴趣。张力将每种特殊的哲学分支拉向这一极或那一极。根据前面的例子，逻辑哲学偏向于元理论。它所表现的不变趋势主要集中在逻辑学——有关形式上有效推理的特殊数学理论——中的概念问题，而几乎不去关注作为自然现象的逻辑问题，人们称之为合理性的东西，缺乏更好的描述。反之亦然，信息哲学像数学哲学一样，偏向现象学。它首先关心信息世界、计算和信息社会所呈现出的一阶现象的整个领域，尽管它由信息与计算科学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给出的有利角度来切入问题，而且可以看出，在之于其自身资源的方法论批判方面，它更倾向于一种元理论方法。
下面的定义试图录下所引入的说明：
D)信息哲学(PI)＝哲学领域，涉及(a)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其动力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以及(b)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机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
说明是有顺序的。
定义的前半部分涉及到作为一个新领域的信息哲学。信息哲学对“ti esti”问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即“信息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新领域的首要标志。当然，与任何其他领域问题一样，这也仅仅是为一个领域划出界限，而不是详尽勾勒出它的特殊问题。信息哲学提供了不同于数据通信的定量理论(信息论)的批判性研究。从整体上看，它的任务不是要发展一种关于信息的统一理论，而是一个整合的理论体系，目的是分析、评价和解释信息的各种原理和概念，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它所特别关注的是来自不同应用背景和与其他主要哲学概念，诸如存在、知识、真理、生命或意义相关的系统问题。最近的考察已经表明，信息尚无一个达成一致的单一统一的定义。这并不值得惊诧。信息是一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概念，作为一个有待阐释的术语，它与数个解释相关联，这要看理论定向的需求和迫切程度。例如，香农曾说过：
‘信息’这个词在信息论的一般领域已经由各位作者赋予不同的意义。至少，这些意义很可能在某些应用领域充分证明是有用的，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做出永久性的承认。几乎不能指望一个单一的关于信息的概念能够令人满意地对一般领域的各种可能的应用负责。
像信息这样的多义概念只有在特别规定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富有成效的研究。
定义中“信息的动力学”指的是(i)信息环境的构成和模式，包括其系统的性质、交互的形式，内部的发展等；(ii)信息的生命周期，即各阶段信息通过的形式和功能的活动，从信息发生的初始到它最后的利用和可能的消失；以及(iii)计算，一方面指图灵机意义下的算法处理，一方面指更广意义下的信息处理。这是关键性的规定。信息之所以最终取得源初现象的性质要归功于计算科学和技术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尽管这是一个非常陈旧的概念。因此，计算机的计算近年来吸引了许多哲学的注意力。尽管如此，作为新领域的中心话题，信息哲学还是更偏爱“信息”而不是“计算”，这是因为对后者的分析要以前者为前提。信息哲学把“计算” 仅仅处理为与信息相关的过程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因此，该领域应被解释为信息的哲学而不仅仅是计算的哲学，同理，认识论是知识的哲学而不仅仅是认识的哲学。
从环境的角度出发，信息哲学对什么可以算作信息做出规定和立法，以及信息应如何适当地生成、处理、管理和利用。然而，信息哲学的现象学取向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提供批判性的反馈。相反，信息与计算科学中的方法论和理论的选择也深深地受到研究者或多或少有意识采用哪种信息哲学的影响。因此，根本在于强调信息哲学批判性地评价、塑造以及突出信息与计算科学的概念、方法论和理论的基础，简言之，它也提供了一种信息与计算科学的哲学，因为这自人工智能哲学领域的早期工作以来早就清楚了。
值得强调一下，在此对信息哲学元理论方面的过度关注会导致人们忽略这样的重要事实，生活在信息革命之前数世纪的作者在论及信息哲学时也完全合法，因此发展一套历史的方法并追溯信息哲学的历时演化将是极富成果的，只要信息与计算科学技术的和概念的框架的应用不犯时代错误，只要这个概念框架过去曾经提供过概念方法以及具有优势的视角，以完全反思的方式评价数字革命之前有关信息的本质、动力学和利用(例如，想一下柏拉图的《菲德罗篇》(Phaedrus)、笛卡儿的《沉思》(Meditations)、尼采的《论生命历史的利用和损害》(On the Use and Disadvantage of History for Life)或波普尔世界3的概念)。这明显地可以与其他哲学领域，如语言哲学、生物哲学或数学哲学的发展进行比较。
定义的第二部分表明信息哲学不仅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论。对信息的概念本质及其动力学和利用的研究由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得以继续。这一视角也同样影响了其他哲学话题。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而且在许多哲学领域得到了应用，目的是扩展对人和动物的认知和语言能力以及智能的人工形式可能性的理解(人工智能哲学、信息理论语义学、信息理论认识论、动态语义学)；是分析推理和计算过程(计算哲学、计算科学哲学、信息流逻辑、情景逻辑)；是解释生命和代理的组织原则(人工生命哲学、控制论和自动机哲学、决策与博弈论)；是发明新的方法来为物理和概念体系建模(形式存在论、信息系统理论、虚拟实在哲学)；是阐释科学知识的方法论(以模型为基础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计算方法论)；是研究伦理学问题(计算机和信息伦理学、人工伦理学)；美学问题(数字多媒体/超媒体理论、超文本理论以及文学批评)还有体现信息社会以及在数字环境下(赛伯哲学)关于人类行为的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现象。的确，这些分支的存在证明信息哲学满足了定义中的标准(iv)。作为一个新的领域，它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收敛的理论框架，它可以满足进一步专业化的要求。
信息哲学拥有哲学中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概念语汇之一。这是因为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无法对某系列事件达到完整理解和不能提供一种解释，就可以依靠信息的概念。在哲学上，这意味着任何问题实际上均可由信息的术语重新表述。这种语义学的力量是信息哲学作为方法论的一个巨大优势(见定义的第二部分)。这表明我们在与一种有影响的范式打交道，该范式可以按照关于信息的哲学来描述。但是，这也可能是个问题，因为在隐喻上，泛信息方法会导致一种危险的含糊其辞，由于x(在隐喻上或多或少)可以以信息的术语得到描述，那么任何x便果真具有信息性质。这种含混不清模糊了信息哲学作为具有自己主题的哲学领域的特殊性。避免这种丧失身份的最好方式便是集中在定义的前半部分。信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仅仅是依据问题是关于什么的(或能够还原为什么的)，而不是问题的阐述方式。尽管许多哲学问题表面上极大受惠于信息的分析，但在信息哲学中，信息论提供了一种实际的基础而不只是一种隐喻的上层建筑。信息哲学预先设定一个问题或一种解释可以被合法地和真正地还原为一种信息的问题或解释。所以对x的信息分析的测试标准的完备性并非核查x能否按信息术语测试来阐述，而是要问x根本没有信息的性质它会是什么样。根据这一标准，我已经提供了某些有意义问题的例子。
六、结语：信息哲学是第一哲学
哲学家已经开始应对来自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新的智力挑战。信息哲学试图拓展哲学研究的疆界，这次不是通过罗列业已存在的话题将哲学的情景重新规整，而是为哲学探究圈定一些新的领地——这些领域一直在为得到承认而奋争，它们在传统的哲学庙堂依然没有地位——通过提供创新的方法论从新的视角介入传统问题。将信息哲学确立为一门成熟的领域的时机成熟了吗？我们已经看到，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哲学史以及调节哲学体系发展的动力机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那么，我们期待发展什么样的信息哲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假定信息哲学在思想史中地位需要更加清晰一些，但是这大概只能是后验的。在此我们可以大致猜一下未来的情景。
我们已经看到哲学通过自身的贫困而成长。这只是一种表面的悖论：世界及其对世界的科学描述越是复杂，第一哲学的哲学话语水平也就必须变得越基本，将其自身从本不该属于概念建模的规范性活动的无保证假定和误导的探究中解脱出来。反思的辨证力量以及因此人们对它的重要意义的历史性觉悟，在于这种先验性回归，其目的是追求现有叙事越来越抽象和更加流畅的可能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对叙事的解释，而且还要考虑到它们的变异和创新。那么，这种回归是如何展开的？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哲学家将其注意力从可知客体的本质转移到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知识关系，因此从形而上学转移到认识论。随后而来的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圈(infosphere)——现在数百万人打发他们时间的语义环境——的出现，已经使当代哲学转向对特权的批判性反思，首先是对有组织的知识的记忆和语言所代表的领域，管理信息圈的工具——因此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和逻辑——其次是对它的组织和要素的本质以及信息本身。因此，信息已上升为一个基本概念，与诸如“存在”、“知识”、“生命”、“智能”、“意义”或“善与恶”同等重要——所以同样值得进行独立的研究。信息若没有定义是个贫乏的概念，因为其他概念不能据此得到表达和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埃文思(Evans)是正确的：
埃文思认为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对此哲学家已经花费了不少气力，这个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我认为这个观念值得探讨。在我读到埃文思的著作之前，我从未有过这个想法，或许这个想法是有结果的。这项工作与传统的认识论也截然不同。
这便是引入信息哲学作为即将到来的第一哲学的原因所在，一方面是亚力士多德意义下的物体第一性，信息哲学主张信息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中都是基本要素，另一方面是笛卡儿－康德意义下的方法论和问题第一性，因为信息哲学希望为哲学研究提供最具价值的综合方法。
作为基础性的信息哲学设计，信息哲学可以解释和指导知识环境有目的的建构，并可以为当代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性处理。它可以使人类理解世界并负责任地建构这个世界，这是存在的语义化的新阶段。显而易见，信息哲学大有希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激动和富有成果的哲学研究领域。如果本文的论证正确，那么它当前的发展就会被耽搁，但这是无法避免的，它将影响到我们处理新老哲学问题的整个方式，引起哲学体系的实质性创新。这将代表哲学的信息转向。
作者简介：卢西亚诺·弗罗里迪（Luciano Floridi）是意大利人，当代信息哲学创始人。1991年意大利罗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前往英国瓦维克大学任讲师。1990年开始在牛津大学任教，1990-4在沃尔夫森学院哲学系任初级研究员，1994-5在伦敦大学瓦尔堡研究所任研究员，1995-01年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哲学系研究员。目前他正在参与牛津大学的《比较媒体法与政策项目》并出任信息政策的高级研究员。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信息哲学、信息伦理学、认识论以及怀疑论哲学史等。在国际学术领域，他是UNESCO的信息与计算机伦理学专家。还被选入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INSEIT（国际伦理学与信息技术学会）和IACAP（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的创始人等。有多种著述问世。
作者： 弗洛里迪著 刘钢译
《布莱克维尔计算与信息哲学导引》回目录
该书全面、详尽地概括了当代信息哲学的主要问题、研究领域以及理论基础等方方面面；由主导各领域的国际性专家学者分别撰写，分七编二十六章，一方面体现出信息哲学的交叉科学性，另一方面又是一部完整的、批判性的导读。
基本信息
The 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Luciano Floridi (Editor)
ISBN: 978-0-631-22919-3
Paperback
392 pages
October 2003, Wiley-Blackwell
Wiley List Price: US $51.95
精装本（0631229183）为69.95美元（美国/加拿大）；60英镑（世界其他各地）。出版年月：美国2002年10月，世界其他各地：2003年8月。简装本(0631229191)：为34.95美元（美国/加拿大）；18.99英镑（世界其他各地）。出版年月：美国2002年10月，世界其他各地：2003年8月。开本：246 x 171mm, 6.75 x 9.75in；插图：20；页码：392页。
样章下载：http://as.wiley.com/WileyCDA/WileyTitle/productCd-0631229191,descCd-DOWNLOAD.html
内容简介回目录
《Blackwell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简介
2003年8月14日，英国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网站发布最新信息：当代信息哲学的倡导者和创始人，牛津大学哲学家弗洛里迪(Lociano Floridi)主编的著作《布莱克维尔计算与信息哲学导引》（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正式出版。作为著名的《布莱克维尔哲学导引丛书》（Blackwell Philosophy Guides Series）中的一种，该书全面、详尽地概括了当代信息哲学的主要问题、研究领域以及理论基础等方方面面；由主导各领域的国际性专家学者分别撰写，分七编二十六章，一方面体现出信息哲学的交叉科学性，另一方面又是一部完整的、批判性的导读。美国哲学会计算与哲学委员会（APA-CAP）主席，哈佛大学信息基础设施项目研究员，穆尔（James Moor）教授对此书极为赞赏：“《布莱克维尔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为哲学内部新兴的重要领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这部杰出的著作涵盖了这个领域的基本话题，很有深度，但在写作风格上也同样适合非哲学专业人士的口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类似著作能将计算与信息哲学多个方面的信息进行系统地整合与解释。我相信本书在未来若干年中，既可以作为权威性的教科书，又可以充当标准的专业参考书。因此，我强烈地推荐这部著作。”
在中国，人们对于名称的要求有着特别的兴趣，因为涉及到“名正言顺”的大问题。实际上，关于这个新兴的哲学学科的名称问题存在两种趋势，一是赶时髦，如“赛伯哲学”（cyberphilosophy）、“数字哲学”（digital philosophy）、“计算机哲学”（computer philosophy）；一是则表达特殊的理论旨趣，如“计算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computing science）、“计算哲学”（philosophy of computation）、“人工智能哲学”（philosoph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计算机与哲学”(computer and philosophy)、“计算与哲学”(computing and philosophy)等。弗罗里迪在《元哲学》发表的奠基性文章用的是“信息哲学”。但这次新出版的《导引》却为什么用“计算与信息哲学”这个名称呢？我以为瑞典学者的考释很有启发意义，可作为参考。她在《科学哲学的范式转移：信息哲学与新的文艺复兴》这篇文章中说：“在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中，人们分别用‘Informatik’,‘Informatique’和‘Informatica’（英语对应术语是informatics） 来指称computing（计算）。有意思的是英语术语computing具有经验的取向，而与之对应的德、法、意大利语术语informatics（信息学）却具有抽象的取向。这种术语的差异可以分别追溯到19世纪英国经验主义与欧洲大陆的抽象传统之间的差异。” 据我的研究，情况基本如此，信息与计算恰巧强调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常说的“信息学”就是指利用计算机和统计学技术来管理信息的学科。例如，在基因组计划中，信息学包括发展快速搜索数据库、分析DNA序列信息、从DNA序列数据预测蛋白质序列和结构的方法。而从这门哲学学科的名称上来看，基本采取了一种整合英美与欧陆哲学传统的态度，这也算是“信息哲学”所表现出的一种新气象吧。至于中译名，我以为“信息哲学”这个名称足以表达其间的意蕴。我曾与编者专门讨论过中文表达方式的问题，他也赞同我的观点，认为中文可以就叫“信息哲学”，而无需加入“计算”，因为我们没有他们所遇到的那类困难。我们的难处属于另类，或许叫“信息与资讯哲学”才对，这样便将台湾的表达方式反映出来。
书评回目录
2004年英国Blackwell公司出版了一套哲学指南丛书（Philosophy Guide Series），共有15本。其中有一部名为《布莱克威尔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13]该书有以下几个特色值得一提，（1）学术品位高；每一章都是由该领域的著名专家所写的一篇高质量的文章，编者按照文章所涉及的主题将这些文章变成体系章节，看上去是一本完整的书，但实际上却比一般教科书有更高的学术品位和更密集的学术信息。（2）学科前沿性；该书涉及到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该学科的学术热点、前沿问题和学科的发展方向，能够将读者一下子带到学术前沿，让读者了解学科的新进展、新动态。（3）专业性和可读性相兼顾；该书探讨的问题专业性较强，适合作为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参考教材，但是，作者也十分注意可读性，力争让非哲学专业的读者也能读懂，让他们了解哲学领域内争论的问题和兴趣所在。（4）指导书和工具书相统一；该书由于前述的学术品位高、学科前沿性和专业性，因而它是读者学习哲学的指南、指导书，同时它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全面的参考书目，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向导，使他们能够进一步地学习和研讨，是一部难得的工具书。该书将于200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下面我就将这本书的七篇二十六章的纲目介绍给大家：
第一篇：四个概念
计算、复杂性、系统：系统科学导论、信息
第二篇：社会中的计算机
计算机伦理学、计算机为媒介的通讯和人机界面、互联网文化、数字艺术
第三篇：心智与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哲学及其批判、计算主义，联结主义和心智哲学
第四篇：现实的和虚拟的世界
本体论、虚拟实在、信息的物理学、控制论、人工生命
第五篇：语言与知识
信息与内容、知识、计算机语言的哲学、超文本
第六篇：逻辑与概率
逻辑、人工智能中的概率、博弈论：纳什均衡
第七篇：科学与技术
科学哲学中的计算、计算机科学方法论、信息技术哲学、作为哲学方法论的计算机建模
弗洛里迪教授访华记回目录
当代国际著名信息哲学的积极倡导者和创始人、著名信息哲学家弗洛里迪教授访华记
刘钢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The British Academy—The UK’s National Academy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的协议，旅英意大利著名学者，当代国际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的积极倡导者和创始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教授携夫人诺布尔（Anna Christina de Ozorio Nobre）教授，应邀于2008年9月21日至30日到中国访问，共做六场系列学术讲演。弗洛里迪这次来华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交流局欧洲处和综合处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大力支持。除此之外，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以及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和西安交通大学也为这次系列讲演活动提供了积极的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科学技术哲学室作为此次学术活动主要接待的单位，不仅为弗洛里迪教授夫妇准备了精彩的系列讲演，而且还为他们安排了一些其他活动；与此同时，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委员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也作了积极配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亦将此次活动作为 “科技哲学前沿问题研讨会（班）”第七次研讨会的一次活动。
弗洛里迪系旅英意大利学者，目前系英国牛津大学圣十字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同时还被聘为英国号称“企业家和工程师的摇篮”之称赫特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哲学系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首席研究员兼正教授。他在这个领域杰出的研究工作有两个方面，信息哲学基础研究与信息哲学的伦理学研究。根据《科学、技术与伦理百科全书》（Macmillan, 2005）的介绍，他是意大利科学、技术和伦理在这个领域中最具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曾师从著名逻辑学家哈克（Susan Haack）和著名哲学家达米特（Michael Dummett）从事认识论和逻辑哲学研究，已被连选二届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IACAP）主席。他于2006年被选为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主席，并在2007年连任。他是著名刊物Synthese的主编,同时也是信息伦理小组（IEG）这个牛津大学跨系的创始人和协调人。其主要研究信息哲学、计算机伦理学和认识论与逻辑哲学等问题，并已经在国际上著名刊物上发表了70余篇有关信息哲学、技术哲学、信息与计算机伦理、认识论、逻辑哲学以及怀疑论哲学史方面的论著，这些刊物包括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Erkenntni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等。目前已出版及正在撰写的著作包括《怀疑论及认识论的基础——元逻辑谬误的研究》、《哲学与计算导论》和《信息哲学》等，主编的著作包括《Blackwell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该书已由刘钢主持翻译成中文，不久将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信息与计算机伦理手册》等。
他的夫人诺布尔系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的实验心理学研究生导师（tutorial fellow）和牛津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的教授。此前她曾任Astor and Todd Bird初级研究员。在来英国之前，她在美国的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并先后在耶鲁和哈佛大学做过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她目前负责实验心理学系的大脑与认知实验室的领导工作。这个实验室利用多种互补的非侵入式的脑成像方法（FMRI、ERP、EEG、TMS）与行为研究结合在一起来揭示人脑中的认知功能的神经系统。该实验室尤其重视对所谓的理解“注意力导向”的研究，即大脑如何发出一阵接一阵的有关事件的预测，其目的是优化感觉和行动。
在北京的7天中，弗洛里迪首先于9月23日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作了题为“理解信息转向：第四次革命”（Understanding the Information Turn：the Fourth Revolution）的讲演。这是他在华访问期间信息哲学系列讲演会的第一场，也是最重要的一场。会议由刘钢主持，谢地坤副所长致词，我所研究人员、研究生和来自外单位学者共30多人参加了会议，并就会议主题与弗洛里迪教授作了交流。弗洛里迪教授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范围广泛且影响深远的信息转向，这是一次堪与哥白尼革命、达尔文革命和弗洛伊德革命相比较的人类文明史上的第四次革命，它正在而且继续对人类的社会模式和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此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外向型的，即外部世界与我们的互动是如何在改变的；另一种则是内向型的，即有关我们自我理解的解释。这就导致了所谓的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信息社会的经济形态主要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强调无形的智力财产、信息密集型的服务业(商务和知识产权服务、金融和保险业)、公共领域 (尤其是教育、公共管理以及健康保障)在起基本作用。由图灵所导致的第四次（信息）革命带来的最根本的改变是揭秘人类道德行为者的互联性，也就是说，信息有机体（information organisms），简称inforgs，与其他信息有机体和道德行为者共同享有一个基本上是信息的环境。由于我们都是信息体，而且人类所处的综合环境就是一个“信息圈”(infosphere)。如何以生态的方法建造、形成和调节这个新的信息圈是第四次革命带来的关键性挑战。弗洛里迪乐观地预言，“未来一代将会发现合成的环境主义（synthetic environmentalism）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的任务就是确保从我们的环境过渡到未来他们的环境，而且是尽可能得从伦理上考虑”。尤其是他提出了两个新的概念：一个是“信息圈”（infosphere），这个术语相对于“生物圈”（biosphere）而来，另一个则是对“信息圈”的“重新本体化”（re-ontologizing），该术语相对于“重新组建”（re-engineering）而来。那么将生物圈与信息圈加在一起，我们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也就大大改变了，形成了所谓的“扩大的生物圈”（augmented biosphere）从而引发出诸多的新问题，尤其是道德伦理问题等。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一种较弱的人类中心的道德行为者的立场。这个主题与后面弗洛里迪在人民大学第三讲中所重点讨论的问题相关，因此，第一讲与第三讲有着密切的关联。
同日下午弗洛里迪不顾上午讲演的劳顿，顺访了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并作了题为“认识论：相关信息”（Epistemology: Relevant Information）的专题报告；报告由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委员会会长，北京理工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喻佑斌教授主持。这次讲演的内容比较专业，应听众并非都是学习哲学专业出身的要求，弗洛里迪先是简单的介绍了信息哲学问世的主要学术背景及其所涉及的研究内容，然后又把信息分成三个维度做了分解，即作为实在的信息（as），用于实在的信息（for）以及关于实在的信息（about）。他的这场报告主要集中在关于事实的信息，亦称“事实信息”（factual information），主要内容涉及信息与事实相关性的理论问题，以及各种理论的优点和缺点。弗洛里迪的报告重点阐发了从认识论角度考虑信息的“相关性(relevance)”概念。信息在何时是“相关的”，他认为有两个要素：就特定境域提出一个问题，需要提供某信息作为答案；而关于该特定境域的信息则回答前述问题。分析这两个方面，弗洛里迪教授认为信息的相关性正是提出问题的概率和答案满足提问的概率的函数。关于答案，弗洛里迪教授提出了合适度(Adequacy)概念来衡量。答案回答问题的合适程度涉及准确度(Accuracy)和精确度(Precision)两个方面。而合适度则是这两者的函数。弗洛里迪教授关于何谓“相关的”信息的分析从提出问题开始，先给出初步答案，然后分三步对初步答案一次次修订，最后得出结论：信息处理中介要求持续高水平地处理相关信息以实现相关信息间以及与其存在于其中的环境间的成功互动；教科书中的信息理论没有回答语义学的信息相关性的本质问题；主观主义的解释可以就数种重要的应用问题以及有关信息相关性概念的说明做出满意的答复；他本人提供的解释为相关性的一般理论提供了一直缺失的基础。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喻佑斌博士主持并评论了此次报告。众多理工大学的学生及其他单位的学者参加了弗洛里迪的讲演，讲演从下午三点开始，直到五点钟结束，最后半个多小时为提问与回答的时间，弗洛里迪认真得听取了提问者的问题并作出有启发意义的回答。
诺布尔教授所做的另一场题为“行为分析”（Behavioral Analysis)即有关当代认知科学技巧的专题报告则吸引了对大脑成像技术、行为科学、实验心理学感兴趣的师生。诺布尔教授介绍了她本人在牛津大学实验心理学研究方面将大脑成像图谱用于人类行为分析的研究以及该领域的一些新进展。全新的方法和理论激发起北理工在校师生们的浓厚兴趣。而医学和生理学的研究与人类行为研究的结合本身也给报告现场的师生在进行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方面很大的启发。此次报告由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工系丁亚平博士主持并进行了点评。
这两场学术报告是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与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青年科技协会组织，并与北京理工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共同主办。由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承办。国际交流合作处派专员参加此次接待工作，接待全程给来访专家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此次报告更得到了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一同与弗洛里迪讨论了进一步合作的问题。弗洛里迪行安排学术报告共计5场（加上诺布尔教授的共计6场）。在北京预定访问单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是此次访问的第二站。因为机会难得，部分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厦门大学的教授和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部分研究人员以及北京理工大学近百名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听取了这两场的学术报告。报告中互动频繁，气氛热烈，洋溢着友好而富于建设性的学术交流气氛。报告后师生都感到受益匪浅，并希望学校今后举办更多类似的学术活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王玉平教授、副秘书长张明国教授社科院哲学所科哲室主任刘钢亲赴报告现场，参加了此次学术交流活动，并就未来在京召开信息哲学的国际学术会议事宜与中英双方学者进行了初步探讨。
此外又在9月26日上午顺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并在人大哲学系现代逻辑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所—科学-社会-人文论坛，作了题为“道德：信息伦理学的性质与范围”（Morality: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Information Ethics）。由于这场报告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一场报告有一定的联系，又能单独成篇。在这场报告中，弗洛里迪认为信息与基于数据的社会的发展引发了许多伦理问题。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于（Nobert Wiener）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20世纪50年代早期，首先预言并开始研究这些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Walter Maner）提出了“计算机伦理学”（CE），其研究领域是“由计算机技术加剧、转化或者制造”的伦理问题。后来，人们渐渐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伦理问题的产生不是由于特殊的技术而是源自技术所要处理的原始材料——数据或信息。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研究者开始从事“信息伦理学”的研究。弗洛里迪的研究小组（IEG）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讲座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了半个世纪以来有关计算机伦理学的根源，计算机伦理问题的种类、解释与方法，以及作为计算机伦理学基础的信息伦理学；第二部分则重点讨论的是标准道德理论与非标准道德理论，并重点回顾了过去半个多世纪所存在的伦理问题。弗洛里迪认为，他们所提出的信息伦理学作为一种创新的非标准伦理学是可以用作计算机伦理学的基础的。在计算机伦理的独特性辩护中，存在着所谓“无解的”、“职业的”、“极端的”、“保守的”以及“创新的”的诸多途径。弗洛里迪认为他们的理论属于“创新的”途径，按照传统的元伦理学是不充分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并引起许多新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并非新瓶装旧酒，而是需要我们进行重新思考，在方法论上确定我们的立场所在。信息伦理学的四个基本原则，即所谓的另外，他还就信息在伦理学中的作用，道德行为的信息式模型，如何拓展道德行为者（moral agents）和道德受动者（moral patients）的种类，以及信息伦理学的应用等诸多应用问题。
最后又来到北京大学承泽园科社中心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本体论：实在的信息本质”（Ontology: the Informational Nature of Reality）。这场讲演与在北京理工大学的那场关于认识论的主题遥想呼应，是专门讲本体论的。他先从所谓的“数字本体论”（digital ontology）讲起，然后进入主题。首先，他提到了祖斯（Kanrad Zuse）这位德国物理学家，是他第一个提出宇宙正在被某种巨大的离散的计算机所决定。这便是著名的“祖斯论题”（Zuse’s Thesis）。但是，这个论题是否正确呢？于是，弗洛里迪进一步追问，宇宙倒底是模拟的还是离散的？他认为拥戴模拟论的哲学家有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笛卡尔以及黑格尔等；而拥戴离散论的就只有毕达哥拉斯和莱布尼茨。那么，在这个图景下，他又问康德有又在哪里呢？从中不难看出，他基本还是沿着物理学家的途径往前推进。他认为数字本体论无论是在物理学上还是在形而上学都存在着问题，并举出爱因斯坦的例子来阐明他的论点。接下来，他又提出所谓的“思想实验”（Gedenken Experiment）来从理论上论证宇宙既不是模拟的也不是离散的的假设。在完成了他的思想实验后他便提出自己的见解，即所谓的“抽象的层次”（LoA）理论，这样便可以走一条中间道路，在他看来，模拟与数字的二分很可能都不正确。之所以可能不正确是在于无论那种方式，它们都是一种表征存在的模式。最后他则提出两种“结构实在论”（Structural Realisms），一种是ESR（Epistemic SR）；一种是OSR（Ontic SR）这就构成了一种“二律背反”。那么如何克服这个二律背反呢？他认为信息哲学提供了答案。这就是他提出的信息实在论（Information Realism）。根据信息实在论的两条本体论承诺，知识是一个不断的语义建构的过程，而非表征的过程，而实在并非知识之源，而是可以被利用、操控和处理的资源。世界是不断动态地提供数据结构的总和。那么，康德不可知的物自体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了，而并非人类不可及的，它可以作为人类的一种可以不断在认识上延伸的资源（resources）。因此，说世界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没有一点意义。这是弗洛里迪自己独到的见解，目前在国际上依然有许多争论。有兴趣者可以看他网站上的学术论文“反对数字本体论”（Against Digital Ontology）。
9月27日弗洛里迪离开北京赴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并于28日下午在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作了他在华最后的一次讲演“信息哲学：概览”（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an Outline）的讲演。信息社会又有数据库化社会（databased society）之称，由个人计算机和网络引发了信息革命。将世界和人类生活数据化已经创造了全新的实在，使得无法预测的现象和经验成为可能，并提供了全新的有力的工具和方法论，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独特的问题并开创了无尽的无法想象的可能性。信息革命无疑也深刻地影响哲学家的工作，他们如何思考他们的问题，什么问题值得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如何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概括甚至影响到他们所使用的词汇。那么，究竟什么是信息哲学呢？弗洛里迪认为，我们对信息没有充分的认识，所以有必要建立他所谓的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简称PI），为此给出了他自己的定义：“a）涉及到信息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的一个哲学领域，包括其动力学、利用和科学以及；b）对哲学问题的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进行确立与应用的哲学学科。”关于信息概念的本质的问题他认为是典型的哲学领域所要关心的标志；而动力学则关涉到计算这些的诸多问题；最后利用就是计算机伦理学的问题。那么，信息哲学要达到什么目标呢？在他看来至少有四个：1）经典的：寻找一种统一的信息理论（UTI）；2）创新的：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以（a）为基础，为信息世界（信息圈）和信息社会所出现的传统的和新的哲学问题，开发并应用信息理论和计算机为基础的概念、工具以及技巧来对其进行建模和解释；3）系统的：一种以（b）为基础的系统基础，信息与计算哲学的各个分支都聚拢在这个系统之内（原信息哲学），从人工智能到计算机伦理；4）方法论的：为信息科学与相关学科（其概念的、方法论的和理论的基础）提供一种融贯性的、理论的框架。最后，他的讲演在提出信息哲学所面临的十八个大问题后结束。
参加弗洛里迪的讲演的西安交大师生共有众多师生参加，可以说他在华讲演规模最大的一次，交大还为弗洛里迪的这次讲演全程录了像。讲演完毕后，弗洛里迪又与交大师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此后，西安交大校领导也为弗洛里迪成功地在该校的访问表示庆祝，并希望未来能加强与交大的合作。弗洛里迪教授的这次成功访华为中国和国际信息哲学界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成功完成了中国的访问后，弗洛里迪教授夫妇于9月30日离京返英。
信息哲学的兴起与发展 回目录
文章作者：刘刚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一、哲学的计算转向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哲学界面对信息革命的巨大挑战，做出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计算转向”。一般认为，“计算转向”是1992年由伯克荷尔德（Leslie Burkholder）提出的。在美国哲学会（APA）的计算与哲学（CAP）专业委员会的就职辞中，卡瓦利尔（Robert Cavalier）提到，“在上个世纪的最后25年中，哲学不论是在教学上还是研究上都开始了‘计算转向’。我认为，是伯克荷尔德在与哲学的语言转向的丰富程度进行比较时，最先使用了这个短语。这一转向意义深远而它的影响无疑在下个世纪的头十年会继续扩大。” 1998年，《数字凤凰》(The Digital Phoenix)出版了，这部文集有一个副标题《计算机如何在改变哲学》(How Computers are Changing Philosophy)。美国哲学会的计算与哲学专业委员会在90年代中期曾经就“计算机如何在改变哲学”这一主题做过一次全国普查，普查的结果集中反映在1998年出版的文集中。该文集的主编拜纳姆（Terrell Ward Bynum）和摩尔(James H. Moor)承认，哲学中正在涌现出一股新生力量：
哲学领域不时会发生一些大的运动。这些运动始于若干简单但却非常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为哲学家提供了审视哲学问题的新透镜。渐渐地，哲学方法和问题得到了提炼并根据这些新观念获得理解。随着新颖而有意义的哲学成果的获得，运动发展成一股蔓延至整个学科的知识浪潮。一个新的哲学范式涌现了。
从方法论上看，计算机就为哲学提供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因而这个哲学可以说属于“工具驱动”（tool-driven），正如戴森所说的那样。而虚拟实在研究专家海姆（Michael Heim）则说计算机是“形而上学的实验室（the laboratory of metaphysics）”。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用“形而上学”来翻译metaphysics，实际上过于汉化了，《周易•系辞上》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于是就用“形而上”来翻译metaphysics。有人认为，这样理解metaphysics是“只悟其意，反误其形。”应将metaphysics中的meta译为“元”而metaphysics就成为“元物理学”，这似乎更合乎这个词的本义。因为meta-这个希腊语前缀是“在……之后”的意思，亚里士多德的编纂者在编完他的《物理学》之后，将一部分讨论实体、关系等方面内容的学问放在 “物理学之后”就用了metaphysics这个前缀，认为研究完物理学之后，就可以探讨这部分内容了。因而确切地理解metaphysics应该是“物理学之后”的或“关于物理学本身”的学问。那么之于信息哲学而言，它则是一种“元哲学”，即metaphilosophy，即“在哲学之后”，因而也就是关于哲学自身的学问。物理学为什么那么强大？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还没有任何一种学问能够像物理学那样有威力，原因就在于物理学有一套所谓的“科学方法”。那么“在物理学之后”的那个metaphysics到了康德那个年代，已经从“贵妇人”的地位沦落为“乞丐”，原因就在于它缺乏一套物理学那样的“科学方法”，只能靠思辩、玄想的方式来维持运行。而自从计算机问世之后，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已经为“在物理学之后”的那个学问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因而信息哲学这门“在哲学之后”的学问也就有了相应的工具。这个“元哲学”本身属于“工具驱动”（tool-driven）。或者说，信息哲学诞生于哲学与计算机的交汇处（intersection）。没有计算机和网络，信息哲学就好比外科学没有手术刀。实际上，计算机的作用远远不止这些，拜纳姆和摩尔接着又说道：
……计算机的计算便为哲学提供了这么一套简单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观念——新颖而又演变着的为哲学探究所准备的主题、方法和模式。计算为传统的哲学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计算正在改变着哲学家理解那些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哲学探究中的这股思潮吸收了根据计算的主题、方法或模式，正稳定地迈向前方。
二、信息哲学的诞生
“信息哲学”（简称PI）在国际哲学界问世的标志是什么？我们认为，2002年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在《元哲学》（Metaphilosophy）上发表的论文《什么是信息哲学？》（What is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是重要的标志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弗洛里迪称：“本文是第一篇企图系统地分析信息哲学性质的文章。”在国际哲学界能够出此断言，我以为作者还是经过非常严肃和慎重的思考和研究的。换句话说，此前国际哲学界并没有“信息哲学”的提法，也没有哲学家进行过类似的论证。该文主要目的便是论述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何以成为可能。信息哲学被定义为批判性研究的哲学领域，它涉及到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信息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以及对哲学问题的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的提炼和应用。“信息”这个科学概念被“事后追认”为“先驱”无疑有其合理性，因为它一方面可以使未来的工作从“自发的天真”转向“自觉的有教养、有师法”，与此同时它也可以再造传统，使哲学领域中的旧话题在这个新“解释学装置”中产生新的意义、染上新的气象、增添新的价值。在这篇文章中，弗洛里迪提出信息哲学是一门成熟的哲学学科。
另一个标志是弗洛里迪于2001年8月在美国卡奈基-梅隆大学主办的计算机与哲学大会的司马贺计算与哲学讲座（Herbert A. Simon Lecture on Computing and Philosophy）所做的题为《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Open Problems in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讲演。根据这次讲演写成的论文刊登在2004年7月号的《元哲学》上。在这次讲演中，弗洛里迪仿照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于1900年在数学大会上提出23个未解决的数学问题方式，为信息哲学提出了5组18个大问题。位于中心的是核心概念“信息”，各个问题被归入以下四个方面：语义、智能、自然和价值。这篇文章实际也是反映了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哲学界进行的一项普查的持续。
2003-2004年，人工智能、哲学与认知科学领域的著名期刊《思维与机器》（Minds and Machines）连续两期出版了以信息哲学为主题的专刊。在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IACAP）的网站上刊出的启事中特别强调：“计算为哲学提供了这么一套简单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观念……计算为传统的哲学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计算正在改变着哲学家理解那些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哲学探究中的这股思潮吸收了根据计算的主题、方法或模式，正稳定地迈向前方。这个新的领域已经被定义为信息哲学。”这里特别指出，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首次将哲学这个“新的领域”与“信息哲学”联系起来。这个提法无疑肯定了弗洛里迪在《什么是信息哲学？》中提出的哲学主张和基本观点，尽管这篇文章当时还未发表。因而《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在改变哲学》中所谓新涌现的“哲学范式”便是指“信息哲学”。这可以看作是信息哲学问世的另一个标志。
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在国际哲学界经过数年的论证终于得以确立。我们认为，《什么是信息哲学？》与《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这两篇文章可被视为信息哲学的基础性工作，前者阐明了信息哲学的基本观点和任务，后者则给出了信息哲学的问题域。此外，2004年英国著名出版公司Blackwell公司出版了弗洛里迪主编的《计算与信息哲学指南》（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这门新哲学的著作，Elsevier公司也在组织编写《信息哲学手册》（Handbook on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主编是国际著名逻辑学家班瑟姆（Johan van Benthem）和阿德安斯（Pieter Adriaans）。此外，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专业委员会（CAP）这个区域性的组织也更名为国际哲学与计算机协会（IACAP）。信息哲学在国际上的各种活动可以说方兴未艾。
三、信息哲学的发展历程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大技术”（包括遗传基因工程和太空技术等）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过去的50多年，无论是理论方面，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还是应用方面，如从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到今天的互联网，无不与信息相关。具体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图景呈现出科学转向技术的趋势。结果是将人类带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纵观人类文明史，可以说没有任何技术像信息技术那样对人类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然而，盛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上个世纪最后25年走向衰落。主要是因为它的批判功能遭到了抛弃，致使科学主义在许多哲学分支成为主导力量，其结果便是“哲学再次被普遍地看作是科学的延伸。”也就是说，哲学渐渐变成科学的附庸，甚至成了科学的“婢女”和“小工”。然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哲学或者在科学之上，像科学的女皇（科学家认为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或者位于科学之下，为科学廓清道路、奠定基础。然而，无论是在科学之上或是在科学之下，“哲学都不是与科学比肩的学问。” 实际上，世界以及对世界的科学描述越复杂，哲学的话语水平也就越基本，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自身保持一种超越、批判和反思的地位，这才是哲学的理由。
哲学对信息技术的反思主要基于两条进路，在与社会需求的互动中最终成就了信息哲学。一条是批判性的，即对技术的哲学反思，这主要始于欧陆的人文学者，尤其是现象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反思，都是非常具有深度的。同时在社会认识论、媒体理论以及应用伦理学诸多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另一条则属于建设性的，即沿着形式科学提出的哲学问题向前推进。譬如说，逻辑学家图灵提出人工智能问题，在哲学领域中绽放出众多奇葩，在语言哲学、心智哲学、解释学和形而上学等诸多学科都能见到人工智能的身影。数学家维纳提出的关于信息的本质问题，则对传统哲学提出了挑战。逐渐地“信息”便成为哲学的一个独特话题，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IPM）的广泛采用在哲学领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的理论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为信息社会提供了系统性论证。
当代信息哲学虽然从信息的哲学问题脱胎而来，但形成独立的研究纲领，却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事情。而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Philosophy and Computers, APA-PAC）组织的三次大的活动功不可没。第一次是1985年该会促成的计算机伦理学；第二次是始于90年代中期美国的“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的全国性哲学普查；第三次则是2002年推出的“什么是信息哲学？”这篇宣言。这三次大的活动，均得到西方权威性哲学刊物《元哲学》的全力配合，分别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伦理学》（1985）、《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1998）以及《赛博哲学——哲学与计算机交汇》（2002）的专刊。而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的两任会长拜纳姆（T. W. Bynum）和穆尔（J. H. Moor）则对这三次大的活动起了积极和直接的推动作用。
另外，随着全球互联网的连通，以下四个方面也是促进信息哲学成为一个学科的原因：
1.叙事的元语义化(metasemanticisation)。对新的个体自我(他同样也需要相应的叙事)被外化为实在后所做的任何反动的结果，现在认为是自我被迫语义化的进一步的数据。反映转向反思并意识到自身就是需要解释和有意义的实在的组成部分。
2.文化的去界限化(de-limitation)。这便是外化以及分享由自我设计的概念叙事的过程。有意义的经验世界从一个私人的、主体内的和人类中心论的建构转移到一个越来越是主体间的和去人类中心论的实在。话语团体通过维系、改善和传播一种语言(孩子学习语言就像遇难者拼命抓住一块漂浮的船板似的那样迅速)——及其概念的和文化的内涵——而分享使世界有意义所需的宝贵的语义资源。叙事因此变得愈来愈友善，这是因为与其他非挑战性的自我分享而非消除疑虑距一个自我的距离并不远，因为友善的叙事也是从某个未知的神灵那里继承下来的。作为特殊叙事的生产消费者(produmers)不再受制于空间或时间，社区的成员由一组明显的跨越物理(trans-physical)空间的人员组成，事实上，他们在功能上由其愿意并选择居住的语义空间定义。全球化的现象更是一种消除旧有界限和创造新边界的现象，因此是一种文化去界限化的现象。
3.自然的去物理化(de-physicalisation)。物理世界充满石头和树木、汽车和雨水以及作为社会认同(性别、工作、驾照和婚姻状况)的我，但是这样的物理世界正在经历一场虚拟化和疏远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即便是最基本的工具、最戏剧性的经验或最动人的情感——从爱情到战争、从死亡到性——均可以装入虚拟中介的框架，因此也就获得了信息的光环。艺术、商品、娱乐、新闻和他我均被置于一面玻璃镜后面，被人体验。在虚拟框架的另一方面，物体与个体完全是可以替换的并常常成为绝对无法区别的理想类型的标记：手表实际上就是思沃奇(swatch，瑞士手表的商标名)，一支钢笔只有是名牌时才够得上礼品，一处地点被视为度假地，一间庙宇变成历史遗址，某人是警官，而一个朋友可以仅仅是存储在微机上的声音。个体实体被当成可以任意处理的特例。此处和当下的含义被改变了、扩展了。通过快速的多任务运行，个体的自我可以在更多的地方存身，甚至自我均体会到被同步感知的方式，因此，自我可以穿行在不同的生活中，它们没有必要融合。过去、现在、未来根据当下的时间被重塑为离散和多变的间隔。当前各种事件的各种投射和难以分辨的重复将其自身扩展到未来；未来事件在可以预期的现在被预测和预先经历；而过去事件在可以重播的现在被寄存和再体验。充满无法仿效的事物和不可重复的事件的非人类世界愈来愈多地进入视窗，而人性则通过视窗售出。
4.心灵设计和寄居的概念环境人格化(hypostatization)(具体化)。叙事(包括价值、思想、时尚、情感和具有意向性优势的宏大叙事的我)能够被塑造和外化为“语义客体”(semantic object)或“信息实体”(information entity)，现在距离交互中的自我们愈来愈近，它们无声息地要求一种存在论的身份，可以与诸如衣服、汽车和房子那样的寻常物件相比较。通过去物理化的性质和具体化的叙事，物理的与文化的在虚拟世界中比肩并立。根据这种辩证，信息社会可被视为最近的——尽管不是最后的——更为广泛的语义过程的阶段，其中精神世界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该环境如若不是越来越多的人趋之若鹜的环境的话。作为人类行为结果的历史与文化，因此也就是时间，被推向前台，同时自然，即物理空间，则被推向没有人情味的后台。在它演化的进路中，语义化的过程逐渐形成建构的实在概念化，其结果便是确立时间性的世界观，然后生成一种保守的闭环——正统哲学。
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并非一帆风顺，追溯它的历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1．探索阶段。图灵于20世纪30年代便开始发表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在以后的50年中，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人工智能、计算科学、复杂性理论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等，相继引起哲学界的关注，尤其是人工智能。信息的科学研究为其成为哲学中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奠定了基础。这期间也不乏一些力作问世，如1978年斯洛曼（A. Sloman）在他的《哲学的计算机革命》这部著作中，便宣布了新的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哲学范式。他大胆地预测道：“数年内倘若还有哲学家依然不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进展，那么他们因其不称职而受到指责，便是公道的。在心智哲学、认识论、美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哲学其他主要领域中从事教学工作而不讨论人工智能的相关方面，就好比在授予物理学学位的课程中不包括量子力学那样不负责任。” 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术界却未能提出一种成熟的，具有创新意义和影响力的研究纲领。而人工智能的作用就好像是特洛伊木马，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引入哲学的城堡。
2．徘徊阶段。信息社会迎来了历史上最快的技术增长。此前没有任何一代人曾经暴露在如此异常的技术力量的加速度之下。信息和计算机网络资源利用占有绝对的地位，其现实性便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和伦理责任。在主导科学和社会生活及未来的所有因素中，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是最具战略意义的，信息成为社会生产与交往的重要的资源。即便如此，信息哲学依然被视为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非交叉科学的（interdisciplinary）。哲学界和科学界对其发展尚未做好准备；而文化和社会背景也同样。信息哲学只有在两个领域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产生许多有意义的成果，但仅限于一些研究专业，如人工智能哲学、计算机伦理学等。另一方面，则作为方法论被其他领域所吸纳。这两方面的趋势为促使信息哲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3．确立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末，信息作为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开始得到哲学界的承认，如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M. Dummett）在其《分析哲学起源》中，赞同信息是比知识更基本的概念的观点。此外，美国《时代周刊》将个人计算机评为1982年的“年度人物”。1985年，美国哲学会创建了哲学与计算机分会。同年，美国主办的权威哲学期刊《元哲学》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与伦理学》的专号。首次由计算与哲学协会[Association of Computing and Philosophy, CAP，即目前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IACAP）的前身]出资赞助的年会于1986年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召开。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哲学界已经完全意识到信息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确认其方法论和理论的价值。信息的概念、方法、技术和理论已经成为强大的“解释学装置”。它们形成了一种元科学，具有统一的语言，在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学术领域畅通无阻。1998年，《元哲学》出版了《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专刊，这是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在1997年完成的哲学普查总结。其中首次确认信息哲学的涌现是哲学的一股新生力量，改变了哲学家理解那些诸如心智、意识、经验、推理、知识等诸多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
四、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
一个新的哲学研究领域一旦浮出水面之后，便成为一个边界明晰的研究领域，具有鲜明的研究纲领。弗洛里迪认为，新领域可以具有交叉科学的性质，但却必须是自主的，而不是跨学科的，即它必须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要达到这一点至少需要满足四个条件：
1．它不仅能够对正统哲学的主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而且还要对经典的“ti esti”做出同样的交代，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哲学”（philosophy of）；
2．新领域能够成为有效的收敛吸引子，即在这个领域产生的成果足以吸引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力的和财力的等等，这说明此领域富有生命力，使得大家乐意为之献身；
3．新领域要有足够的影响力，能够将各种资源聚拢起来形成合力，还要能够从已经成熟研究领域“挖”资源，而不是相反；
4．最后，新领域研究内容要极为丰富，这样便可以组织起泾渭分明的子领域或下属学科，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专业化的需求，这包括研究队伍、教学队伍以及应用领域的合理人才配置。
那么信息哲学是否满足上述四个条件呢？下面我们便具体来看一下。哲学基本上以两种方式介入“ti esti”问题，一种是现象学方式，一种是元理论方式。语言哲学和认识论是“现象学”或现象的哲学的两个例子。它们的话题分别是意义与知识，而不是语言学理论和认知科学。另一方面，物理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则明显属于“元理论”的例子。它们所探讨的问题来自有组织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同样也研究自然或社会现象。然而，其他一些哲学常常把现象学和元理论的旨趣相结合。譬如，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而信息哲学，虽然它的话题很古老，但是在思想史上，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却是非常晚近的事。信息哲学像数学哲学一样，偏向现象学。它首先关心信息世界、计算和信息社会所呈现出的一阶现象的整个领域。但是，于其自身资源的方法论批判方面，它更倾向于一种元理论方法，也就是说，它在现象学和元理论之间保持着一种必要的张力。
那么究竟什么是信息哲学？根据弗洛里迪的意见，信息哲学涉及两个方面，即（1）信息的本质研究及其基本原理，包括它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以及（2）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下面我们分别考察一下这两个方面。
定义的前半部分涉及一个新的哲学领域，它要对“ti esti”问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即追问“信息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新领域的首要标志。信息哲学不同于数据通信的定量理论（信息论）的研究。从整体上看，它的任务不是要发展关于一种科学的统一理论，而是一个整合的理论体系，目的是分析、评价和解释信息的各种原理和概念，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特别关注的是来自不同应用背景和与其他主要哲学概念，诸如存在、知识、意义等相关系统的问题。定义中“信息的动力学”指的是（1）信息环境的构成和模式，包括其系统的性质、交互的形式，内部的演化等；（2）信息的生命周期，即各阶段信息的形式和功能的活动，从信息发生的初始到它最后的利用和可能的消失；（3）计算，一方面指灵机意义下的算法处理，一方面指更广意义下的信息处理。
定义的第二部分表明信息哲学不仅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论。对信息的概念本质及其动力学和利用的研究，则由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得以继续。这一视角也同样影响了其他哲学话题。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而且在许多哲学领域得到了应用。
总之，作为西方新兴起的一个哲学思潮，信息哲学被定义为批判性研究的哲学领域，它涉及到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信息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以及对哲学问题的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的提炼和应用。它代表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独特的话题）；它能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一种创新的方法（原创性的方法论）；它能与其他哲学分支比肩并立，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新的理论）。
信息哲学既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它的研究纲领又是什么样的呢？
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强调的是“信息转向”（information turn），即强调信息的基础性地位，弗洛里迪甚至提出信息哲学将成为未来的“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ima）的口号。纵观西方哲学的发展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出哲学研究背景的几次大的转向。先是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哲学家将其注意力从可知客体的本质转移到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知识关系，因此从形而上学转向认识论，即从探讨“存在”转向“知识”。接下来则是“语言转向”，其显著特征和重要结果是将传统哲学的存在论和认识论研究均放到语言的层面上进行考察，即从探讨“知识”转向“意义”，企图通过分析语言达到对世界的认识。那么，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终于使信息哲学的地位凸显出来并逐渐走向前台，则预示着哲学研究背景的再次转向，即从“意义”转向“信息”这一更为基础的分析概念，将人类理解带向更基本的层面。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圈（infosphere）的出现，已经使信息上升为一个基本概念，与诸如“存在”、“知识”、“意义”等基本概念同等重要。可以预见，信息哲学的问世对基本的哲学观会产生很大影响。
实际上，早在80年代初，英国哲学家埃文思（G. Evans）便提出，知觉经验先于概念内容，概念内容是基于知觉经验的判断，但是知觉经验仅仅是一个信息状态，只具有非概念内容。后来，埃文思的观点得到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的赞同，他在《分析哲学起源》中评论道：“……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这个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
在我们看来，达米特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这不仅因为他是世界级的哲学家，更因为他抓住了西方哲学走向的大脉络。分析哲学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的兴衰之后，基本上已经淡出，退入背景，化为春泥。另一方面，信息革命的成功极大地影响了哲学，在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和伦理学等哲学的主要领域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计算机不仅改变了哲学家的职业活动，如研究、合作以及教学等，更为重要的是，还对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心智、意识、推理、逻辑、知识、真理等等。作为分析哲学的重要人物，达米特不会对这些基础性的变革视而不见，因而，信息哲学能够在分析哲学的重镇牛津大学问世，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不仅如此，美国著名哲学家丹内特（D. C. Dennett）甚至提出：“信息的概念有助于最终将心、物和意义统一在某个单一理论中。”也就是说，信息的概念有可能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统一在一个理论之内。这一观点也可以从信息哲学主张的研究纲领看出来，因为信息哲学的核心目标便是寻求统一信息理论（Unified Theory of Information，UTI）。
具体来说，信息哲学的理论旨趣有以下四个方面：
（1）核心。寻求统一信息理论，这是信息哲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其基本问题就是对信息本质进行反思；同时对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进行分析、解释和评价，重点关注在信息环境中引发的系统问题。
（2）创新。以（1）为基础，其主要目的是为各种新老哲学问题提供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Information-theoretic Philosophical Method，IPM）。创新是信息哲学最具特色的，也是使信息哲学得以在哲学殿堂确立地位的关键所在。
（3）体系。属于原信息哲学（proto-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理论体系的根基。它以（2）为基础，为上述创新目标的各个分支提炼理论分析框架。利用信息的概念、方法、工具和技术来对传统和新的问题进行建模、阐释和提供解决方案。
（4）方法论。这一目标属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它以（2）为基础，对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及其相关学科中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为其提供元理论分析框架。
作者：刘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