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国家都有“硅谷梦”，中国也不例外。
互联网实验室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各国打造本国的硅谷，是自20世纪50年代形成，到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的，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前，这一阶段以美国的硅谷和英国剑桥科技园区为代表，是世界科技园区的起步和创业阶段，也是基本成功并初步显示其生命力的阶段。主要特点是：第一，科技园区的数量比较少、发展速度缓慢，到1980年全球大约只有50个科技园区；第二，科技园区主要在发达国家形成和发展。50个科技园区分布在13个国家和地区，据资料统计，1980年分布的情况是，美国24个、加拿大6个、法国5个、瑞典2个、英国2个、比利时4个，这6个国家共有43个科技园区，占园区总数的86%；第三，尽管数量比较少，但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科技园区的发展模式和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运行机制和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园区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示范。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一是科技园区发展比较快，这一时期，世界上有641个科技园区，10年间新增近600个；二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建立各自的科技园区。科技园区在全球的分布面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从13个国家和地区扩大到34个国家和地区，但科技园区仍然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据资料统计，1990年底，美、英、法、德、日本、加拿大这6个国家共有515个科技园区，占园区总数的80%；三是科技园区内高技术产业的水平不断提高，探索了一条适合各自国情和科技产业化的发展道路，为各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科技园区，成为世界的高技术制造中心和研究开发中心，其产业化水平基本上代表了世界的最新和最高水平。科技园区发展高技术产业化的领先效应，带动本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示范效应已十分明显。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从全球范围看，这一阶段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科技园区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蓬勃兴起和发展。中国建立53个国家级科技园区，同时建立了几百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参与竞争，而且纷纷制订相应的优惠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开展技术合作和交流，把科技园区作为本国高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的基地。技术创新日益成为增强竞争力的主导因素，并且在一些高科技产业领域迅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二是世界科技园区继续呈现出较高的发展速度，且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面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世界上大约有1009个科技园区。尽管科技园区分布在世界48个国家和地区，但主要还是分布在西方发达国家。据统计，1997年美国有398个，德国有106个，日本有104个，英国有50个，法国35个，加拿大有31个，瑞典有15个。上述7个国家共有748个科技园区，占园区总额的75%；三是科技园区之间的差距很大，这种差距不仅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在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
欧洲不成功的模仿秀
20世纪90年代，欧洲大陆曾掀起一场以美国硅谷为蓝本的“模仿秀”。从赫尔辛基到慕尼黑，几乎每个大城市的郊区都有一个类似硅谷的高科技产业基地。可惜的是，这些“孵化器”至今无法成为第二个硅谷，孵出来的自然也不是欧洲人期望的”金蛋”了。
在欧洲地图上，很容易找到英格兰剑桥郡附近的“SiliconFen”、苏格兰格拉斯哥附近的“SiliconGlen”以及法国索菲娅•安蒂波利斯地区的“CoteduSilicon”，这些地方听起来的确和“SiliconValley”（硅谷）有些关系。最近几年，它们见证了欧洲高科技产业被美国、亚洲同行甩在身后的残酷事实。
就目前状况而言，剑桥地区是欧洲最重要的高科技产业中心，但规模只有硅谷的1/6，无论是创业公司还是风险资本，在数量上都相差甚远。尽管欧洲的高科技公司也多如牛毛，但在世界最有价值的20家软件公司中，欧洲公司只获得了3个席位。像手机芯片制造商ARM那样，能在某一具体范围内充当全球领袖的欧洲公司就更为稀有。事实上，在20世纪末的高科技繁荣期，欧洲大陆并没有涌现出类似eBay、亚马逊这样的产业巨头。
为什么欧洲大陆不能成功复制出一个硅谷？与美国同行相比，欧洲科技创业公司的融资渠道并不畅通，尽管欧盟为统一市场作出了巨大努力，但就金融领域而言，欧洲国家大多还是各自为战，25个成员国的税收体系和法律制度又有所不同，导致风险投资基金寻找投资目标的附加成本增加了许多。另外，欧洲科技公司在创业阶段还会碰到一些“老毛病”，比如欧洲人的工作热情永远没有生活热情高，再比如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甚至还有语言障碍。而这些问题在美国硅谷似乎都不难解决，至少所有的科技人员都愿意用英语交流。
就每一个具体环节而言，上述问题没有一项是无法克服的，但它们汇集在一起之后就成了一个大麻烦，严重妨碍了欧洲的高科技产业中心形成美国硅谷样式的“生态群落”。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一个产业中心不能同时具有银行家、企业家、经理人、工程师以及专业律师，那么就很难造就出下一个英特尔、微软或者Google。正如伦敦风险投资商丹尼•里默所言，一个真正的科技产业中心能在一周内把写在餐巾纸上的商业计划书变成一家羽翼丰满的公司。按照这个标准筛选一下，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符合标准，一个是美国硅谷，另一个是以色列。
欧洲人对待创业的态度也是“硅谷梦”难以变成现实的另一个现实原因。拉塞尔•雷诺联络公司负责人亚当•黑尔指出，在美国，如果一家新公司赚到了1000万美元，它的创始人肯定希望再去赚2000万，但很多欧洲科技企业的创始人在事业成功后大多选择卖掉公司套取现金，而且并不打算重新创建一家类似的新公司。事实上，很多欧洲科技公司在稍有成绩后都被美国人收购了，后者把公司的智力成果和知识产权带回了硅谷或者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亚洲，却把欧洲当地的经营部门关闭了。
不过，欧洲人也没有完全放弃希望，至少他们在移动通讯和在线服务的某些具体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尽管老欧洲国家承受着巨大的就业压力，但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则有希望成为欧洲的印度，它们同样拥有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工资低廉的工程师和非常优惠的投资政策。
印度的班加罗尔
相比欧洲，亚洲硅谷的发展显得富有活力。班加罗尔是印度卡纳塔卡邦首府，素有“科技之都”和“印度硅谷”之称。早在1988年，班加罗尔就被美国《新闻周刊》评为全球十大高科技城市之一。
作为印度最富裕和最有活力的城市，她的崛起，离不开城市南郊的电子城。电子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建，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班加罗尔也由此成为“印度的硅谷”。这里不仅有印度知名的因弗塞思公司，还出现了“印度的比尔•盖茨”——该国首富普雷吉姆，有131家国际大型IT公司在此落户。
HOSUR是班加罗尔的的一条著名商业街，漫步其中，满眼望去都是IT公司。在班加罗尔的高科技园区，英特尔、通用、微软、IBM、SAP、甲骨文、德州仪器等131家国际知名品牌公司挨肩接踵，印度本地的著名软件企业信息系统(INFOSYS)、惠普罗(WIPRO)和TATA咨询公司等雄踞一方。
印度政府对班加罗尔的IT业发展给予了充分的政策扶持。1999年，印度成立信息科技部，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有的专门设立IT部门的国家之一。2000年10月17日，印度IT法案生效，为该国电子商务的稳步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海归派”对印度IT业的发展也功不可没，
他们为印度带来了充足的资金和尖端的技术。同时，大量会说英语的廉价劳动力也吸引着西方IT精英公司纷纷将班加罗尔作为发展的桥头堡。IT业的强劲发展为班加罗尔积聚了大量财富。印度2003年IT业创造的产值为120亿美元，预计到2009年将增至620亿美元，而班加罗尔在其中将占据三分之一的份额。
但是，班加罗尔乃至印度的IT业也面临不少难题，主要是印度整体经济不发达、基础设施落后，特别是人才依然短缺。据印度信息科技部资料显示，到2009年，印度在IT领域的人才缺口仍有50万。印度首富普雷吉姆也说，印度的IT科技产业有80万从业人员，而美国有1020万，印度的通信领域从业人员有30万，而美国有600万。为此，印度政府考虑推行税收和财政支持政策，以吸引更多人才投身与IT相关的服务行业及IT核心领域。
时至今日，世界高科技产业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世界是平的》让人们相信，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呼叫中心充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工作人员忙于帮助彼端远在异国他乡的人们寻找丢失的行李。其实作为一种能显著降低成本的业务模式，外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兴起，直到近年全球化普及，算是得到繁荣发展。麦肯锡的报告表示，2007年全球离岸外包产值达600亿美元，保守估计将在2012年超过1600亿美元。如果不是次贷危机，这个数字可能增长得更快。至少从短期来看，高度依赖美国和欧洲金融服务业需求的离岸外包已受到冲击。2008年1月到9月，金融业价值2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外包合同从130份减至约100份。
《环球企业家》杂志为此撰文指出，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加剧了外包产业的困境，各大公司遇到的业务和范围收缩、削减开支和成本等问题已经反映在它们对待外包的态度上。美国市场调研机构ForresterResearch的一项调查显示，43%的被调查公司计划削减IT方面的开支以降低运营成本。过去，发包客户兼有大中小型公司，现在很多小公司已没有业务可以外包出去，更多大公司成为更重要的超级大客户。这些继续下单的“金主”正在要求接包方降价，一些客源较少、缺乏应变能力的小型外包公司已被淘汰出局。
一个问题是，如果外包最大的好处是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那么萧条应使其更加兴盛而非相反。事实上，除了危机造成的业务萎缩，经济前景的极大不确定性及其造成的观望态度也使很多公司延迟作出一些重要决策，比如是否选择外包。另一个变化是始终坚定反对外包的奥巴马的上台，他曾在竞选时反复强调将通过取消税收减免来促使美国公司不要将工作岗位移至海外。
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印度的坏消息。印度的IT外包尤其倚重欧美的金融服务，雷曼的覆灭就使印度三大软件外包巨头之一的Wipro与其签订的大单付之东流。据印度国家软件协会估计，其软件外包业的整体盈利能力在过去一年将下降5%~6%。Infosys在2008年10月将当年的增长预期降至13%~15%，对这个在过去10年保持30%~40%年增速的行业而言，这个数字已足够糟糕。2009年也难以出现好转，塔塔咨询服务（TCS）就因客户纷纷削减预算，在2009年对IT设备预算下调5%~20%。
坏消息还不止于此，2008年底的孟买恐怖袭击和萨蒂扬丑闻无疑对印度IT外包业雪上加霜。受到惊吓和滋生不信任情绪的发包方开始寻找印度之外的外包市场，他们很自然地想到中国。
2008年12月，网易科技报道，由于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印度硅谷班加罗尔高科技业纷纷减少用人、冻结薪资、停止新投资，裁掉数千软体程式设计师和电话服务中心员工。分析人士指出，班加罗尔的不振凸显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即印度已经变成世界管理与后勤办公室，负责处理客服、支付、会计与电脑系统，却没有变成全球总部，没有生产重要产品、推出行销策略或协助拟定企业策略。
来自于中国的希望
换个角度，危机也意味着希望。金融危机使获取从事IT业高质量人才成本降低，机会增多，这是中国企业逆势扩张的好机遇。在危机面前，国际客户都在降低成本，从而加大向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力度，这使得中国获得了扩大业务规模的机会。
进入21世纪后，中国高科技产业力量迅速崛起，让世界看到了新的希望。分布在中国各地的“硅谷”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这些“硅谷”作为高新技术园区，对经济的贡献日益增加，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首先是各地“硅谷”自身发展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收益，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过去20年里，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总收入高速增长，近年年均增长达到40豫。2007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超过9000亿元，占全国54个国家级高新区的1/7。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1600亿元，软件、集成电路设计产业收入分别占全国的1/4和1/3。自主知识产权操作系统、信息安全、重点行业应用软件等市场占有率位居国内第一。中关村每年技术交易额占全国的1/4以上，其中60%以上输出到北京以外的地区。
中关村曾创造过这样的辉煌：每4.8分钟诞生一家企业，每3.6天就有一家企业跻身年销售收入超亿元行列。如今的中关村被视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硅谷”。这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世界第三次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奇迹，技术革命为北京中关村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海啸，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高科技产业将比其他行业更快走出全球经济危机，而且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将决定全球的走向。
2009年3月，普华永道全球科技、资讯、通讯（TMT）产业的主管合伙人弗瑞茨•里岑斯（FritsLitjens）指出，由于经历过互联网泡沫破裂的危机，高科技产业在现在的危机中显得更具活力，因此它们也将更快走出目前的危机。
里岑斯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制造业的中心，并逐渐成为高科技产业的重心，西方国家过去10年来已经逐渐把经营重心转移到中国，现在它们也在逐渐为中国的消费者而不是西方的市场改变经营策略，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将决定全球的走向。“30年前，人们把专注的重心从欧洲转向美国，现在重心开始转向中国。尤其是目前，人们的共识是中国会带我们走出这场危机。”
对于TMT产业，他认为，由于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破裂的打击，许多高科技公司结构更精简、运行更有效。而且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行业中让这些公司更具弹性，更注重盈利能力而非规模，这让它们更容易适应市场短期的变化。因此它们所受的冲击要比银行业、汽车业小，可能会在下半年率先复苏。TMT产业中，里岑斯唯一不看好半导体行业，因为该行业在全球都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即便是在没有危机的时候，这个行业也已在衰退过程中，而危机会让一些公司更难以生存。不过，由于半导体行业处在整个TMT产业供应链的顶端，是所有产业的必需品，他认为半导体行业在经历一番阵痛后会很快复苏，这中间会出现大量的并购、重组过程。
里岑斯说，在危机中应保持乐观，亦需现实。高科技产业将在一番阵痛后，最终整合各种资源。“可以超越自己的固有模式的人才是未来的胜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