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的春天》《冬天里的春天》，是一部长篇小说，作者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以革命干部于而尤重返故乡石湖的三天两夜经历，回溯、对照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17年到“文革”和粉碎“四人帮”长达40年的斗争生活，表现了“春天在人民心里”的主题。《冬天里的春天》时序颠倒，历史和现实穿插，情节扑朔迷离，增加了它的艺术魅力。《冬天里的春天》1981年出版，1982年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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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作品《冬天里的春天》《冬天里的春天》：主人公于而龙抗日时期是石湖游击队的队长，解放后是某大型军工动力厂厂长兼党委书记，他重返故乡是要为他的亡妻、游击队指导员芦花40年前不明的死因揭谜，找出打黑枪的凶手。于而龙和芦花当年都是石湖贫苦的渔民，为了还高门楼王家的债，于而龙喝了药酒到冰湖中捉鲤鱼险些丧命。
他们在党的指引下毅然举起了革命的火把，与高门楼王家斗，与日寇、湖匪斗，像胶龙和旋风出生入死战斗不息。于而龙后来又作为骑兵团长，驰骋在解放战争的战场；又作为第一批创业者，在沼泽地里建起了大工厂。可是他的结发妻子早在40年前就不幸牺牲。芦花有着异常坚定和敏感的阶级感情，她与高门楼王家有着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恨。她像一尊威严的战神，把王家老大的头颅掷在老二王纬宇的面前。
王纬宇则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份子，几十年来一直隐藏在于而龙身边捣乱，表面上却假装“革命”，刨掉自己父亲的坟墓，用血写入党申请书，开口闭口是“阶级斗争”，又利用游击队的求胜心理作出错误决定，险些使全队覆灭。在工厂又搞什么“红角”，凡事左三分，最后他刽子手的面目终于被揭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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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里的春天》96版李国文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出版了，这个作品是李国文公开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初版于20世纪80代初,面世后很受读者欢迎,同行们亦评价颇高。那是新时期文学的早期阶段,与社会生活中清除左祸长期肆虐所造成的诸多弊端和恶果的过程相呼应,并配合当时蓬勃发展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需要。
反思文学的出现稍晚于伤痕文学的潮头,是其深化的产物。它有更强的思考的和追索的特色,其追索的时限,不止“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常常要前推十数年,乃至数十年。《冬天里的春天》属于比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反思文学作品,创作于国文二十余年右派放逐生涯结束之后,问世虽晚于短篇《月食》,却写作在前。《月食》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前,《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长篇小说奖在后。两篇小说,立意相近。可以说相互衔接,相互发明,因而参照着读是很有意思的。它们使国文右派冤案改正后的归来,显得辉煌而壮观。在个人的生命历程和创作历程中,这就续上了当年由《改选》而造成的那个短暂的辉煌。——[作者]何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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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里的春天》上《冬天里的春天》因为比较全面地、集中地反映了他的人生追求、审美追求和个人的才情气质,而成为借以立论,借以作出判断的主要依据，《冬天里的春天》所代表的那个“反思文学”的潮流,虽然早已消歇,而它所描写的那个历史时代也永远成了过去。但因为国文在写作的当时,铸进了自己真诚的思索和真实的生命体验,是他跃动着的心灵对象化的产物,再加上写作态度比较严谨、认真,艺术上也相当考究。
《冬天里的春天》着重描写了1937至1947年的游击队生活和十年动乱时期的斗争情景。作者借用了西方意识流的表现手法，以人物的心理活动来展开复杂的故事情节，小说时序颠倒，历史和现实穿插，情节扑朔迷离，跌宕起伏，万象纷呈而又主线分明。作品塑造的了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如于而龙、芦花、老林嫂、王维宇等，都性格鲜明，丰满生动，具有一定文学价值。
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想起了另一本也获得茅 盾文学奖的作品《穆 斯 林的葬礼》，后者也采用了前后合围的写法，不过条理明显比这个清晰，容易读些，《冬天里的春天》线索庞杂，人物众多，而且场景广阔，我想这也是它要比《穆斯林的葬礼》难读一些的原因，然而更多的是因为作者，或者写的时候处于非常兴奋的状态，在很多章节，我都可以感受到他的这种热情和汹涌的情绪，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里抹一笔那里涂一下的作法，他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故事要展开，虽然我读得很辛苦，然而花开几朵，却都表白得清楚，而且归结到了一起，当合上最后一页的时候，雨也哗哗的下着，打在玻璃窗上，仿佛配合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心理感受，有一种痛快的，即将见到阳光的感觉，虽然心情还是被乌云暂时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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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里的春天》下● 芦花式的英雄
书中第一女主角虽然总是借着于而龙或者其他人物的嘴复述出来，然而，她是最鲜明的一个角色，也可以说是作者倾注了最大热情要呕歌的人物——一个勇敢的游击队女英雄，但是，我想说她并不是作者塑造最成功的人物，虽然她的爱恨是那么强烈分明，而且勇敢，但是她太高太全了，作为八一年的作品，写着四七年至文革结束时候的事，可以理解作者对芦花那种发自肺腑的热爱与赞美之心，但是，作为今天的我们来读这样一部作品，仍然会感觉到那么些许的遗憾。不是因为有这样的人物而遗憾，也同作者一样希望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些英雄，毕竟我们离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英雄人物有些遥远，象雷锋、董存瑞、黄继光这样的英雄，今天读来，是理想化的人物，而能在那个年代存在，这并不奇怪，今天肯定没有这样的英雄，我们正处在缺失英雄的年代，如果今天这些英雄还在，那么也将无法成为英雄，因为失去时代背景的英雄，或许就赋予了另外的一种意义，而不能成就英雄，创业时期的英雄远比守业时期的英雄来得容易得多，而守业时期的英雄更多的是隐姓埋名的疆守在中国的某个不知名的地方，而且肯定不是芦花这样高大全的人物，今天只能成就无名英雄，象感动中国的某些人，而这些能被推到前台的人，有幸被追光灯打到，他们的事迹可以被人传诵，而象他们一样的人，甚至更能感动中国或者世界的人，或许终将埋名一生，不过，是真英雄，就不会感到遗憾，就象芦花等不到新中 国就倒在叛徒的枪口下一样，她能笑得出来，她是无遗憾的，我想这样的结局对于她来说，远比让她受十年磨难要幸福得多，有时，幸福并不是能活得更长，而是活得无怨无悔，芦花，她做到了，所以她是幸福的。
● 瘳思源和郑老夫子
书中两个知识分子的代表，郑老夫子有着他的先祖板桥先生一样的骨头和硬气，也传袭了他先祖的才气，甚至还有于世俗格格不入的迂腐气，然而他最终还是和当年的游击队员走到了一起，如果不是芦花打在他腿上那一枪，恐怕他也没有机会再见到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也不会相信世上毕竟还有些正气和正义，而会继续用他古式的迂腐清高来对待高门楼和麻皮阿六，最后如同戊戌六君子一般为那个社会残存的一点正气洒下热血，除了增加人们心中的痛苦，对现实毫无改变，或许这是他作为老一代知识份子所能具备的认知，他远没有芦花、于而龙、赵亮这些人的觉醒来得直接，痛快，有的只是他的先祖一样的贫则独善其身的清高。当他最后仍然死在王经宇的屠刀下时，他已经结识了芦花、结识了于而龙，知道赵亮和石湖游击队的存在，也知道世界终于可以在平民百姓的愤怒下得到改变，于是他欣慰的走了，带着儒者的风度和气质，从容的去了，在那一刻，他的平生所学，他的儒家思想，才真正达到了颠峰，彻底的达到了无牵挂，从容不迫的境界。作者说这是中国式的知识份子。
瘳思源的出场很有些戏剧性，于而龙带着骑兵团的一帮大兵，用几匹战马拉着小车去接他，他的西装，以及他夫人的雅致，都留着洋派知识分子的痕迹，如果是一幅照片，大概我们还会看见熟悉的领结或者领带，头发也应该是那种当时流行的三七分或者中分式，这位喝了一肚子洋墨水的中国人，主动回国来建设五十年代的中国，这里同浓缩了中 国当时一大批回国的科学家的缩影，他们有着丰富的知识，有着对故士无比的热爱，放弃国外的优厚条件，义无反顾的回到国内，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创造奇迹，然后在十年动乱的时候受到鞭笞，被人游斗，挂上耻辱的牌子公告天下，有些被折磨而死——如廖思源的夫人，有些落下终生残废——如廖思源的三个高足，还有一些如廖思源——心如死灰，当春天来临的时候选择永远的离开这片爱恨难明的故土。虽然作者最后仍然让他留了下来，但是一代科学家、知识份子那份凄凉境遇，在廖思源身上得到了一一体现。
至于作者，对这两个代表形象都打了高分，也有很多精彩的评论和思索，或许也有来自作者自己本身的感慨，李国文生于1930，此书成于1981年，我想在这两代知识份子的身上，也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他在诉说他们的不幸和痛苦的时候大概也是在数着自己的伤疤。
● 于而龙
这个石湖游击队长，是书中的第一硬汉，毕竟从那血于火的战场中幸存下来的人，没有几根软骨头，和大多数同一背景时代下的英雄人物有着共同的性格和脾气，不过他仍然要算是有亲和力的，就象作者说的一般，一大堆人被他吸引到他的身边，他天生就有团结的能力，也同样，但是他并没有给我更多的震憾，因为作者是通过他的眼睛和嘴在讲故事，于是读者代入时，自然而然就容易首先代入了于而龙，在他的世界里穿行，为自己感动就很难了。不过于而龙还是很成功的被作者塑造出来了，不是作为英雄，而是作为一个人，经历过战火的洗礼和十年磨难得以幸存的人，他也自然要比其他人更让我感到亲切和值得信任。
● 王纬宇
书中塑造最成功的人物首推这位王纬宇，借用作者自己的话：“他恐怕不能单纯的称之为好人，但是坏人大概也羞于与他为伍。”意思就是如此，也就是说他做坏人，做书中的反面角色已经做到了艺术的地步，这就有了些和绅的味道，至少从古代到现代，这样的“坏蛋”还是很受时代青睐的，他们不是简单的坏人，是受过高等教育，有头脑，甚至是斯文的坏人，用到“坏人”“坏蛋”这类词，大概会被人笑做幼稚，是的，用好人和坏人来评判一个人，的确有些幼稚，然而，历史也会做这样的评判，秦桧一类的人，恐怕还是得不到后世“好人”的赞美，然而在他的年代，如果他不是一些人眼中的好人，那么他也不可能做得成那些坏事——比如说杀岳飞这样的坏事，而王玮宇这样的人，大概是可以和他们比美的，他可以记住将军的每一次生日，可以在任何他的政敌面前把一些细微的事情考虑得无微不至，关怀备至，体贴备至，就象作者说的一样：“当他要送你上断头台的时候，可能还捧着你的脑瓜子狂亲。”这样的一个人，那是可以让你在挨了一刀之后仍然对他心存感激，除了芦花——那个勇敢的游击队女英雄，于是她得到了他亲手从背后射出的一颗美式左轮手枪的子弹，除非到万不得已，王玮宇这样的人是不会轻易亲自动手杀人的，尤其是老百姓心中的英雄人物，如同秦桧也需要皇帝和刽子手来达到杀岳飞的目的，最后恼羞成怒才不得不亲自督阵，他们何尝不聪明，何尝不曾想到身后的万世骂名，但是，如果问他们一句，大概他们也会向你哭诉：“我也是迫不得已啊！”。历史总在昨天和今天上演着同样的戏剧，即使到了明天，我想也仍然会有这样的人存在，甚至做得更高明，隐藏得更好，即使史学家和小说家也无法发掘出来，毕竟，他们前面有多少教科书可以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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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里的春天》这部长篇小说展示给读者的首先是宏大的规模和一系列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它以近60万字的篇幅描绘了2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侧面：30年代石湖地区贫困渔民的生活状况与婚丧嫁娶风俗，抗日战争中于而龙领导的石湖支队和大久保指挥的日本军队艰苦卓绝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石湖支队的艰难处境，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劳动热情，“文革”中的种种颠倒与荒谬，等等。在展示丰富多采、波澜壮阔的历史生活画面的同时，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同是革命者，勇猛善战、刚毅、耿直的于而龙和稳重、机智而又风趣的老红军赵亮不同，善良、克尽职守的老林哥与沉默而又固执的大龙不同，那个美丽、坚强、对敌人无比残酷、对二龙和贫苦百姓无比爱戴的石湖支队女指导员芦花给人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同样是知识分子，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刚正不阿的郑老夫子和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廖思源，各自展示了不同的精神风貌。那个风度翩翩、能说会道、左右逢源、阴险卑鄙的王纬宇，乃至手持屠刀却讲文明礼貌的日本军官大久保，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小说作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把描绘社会生活、塑造人物形象与对生活本质的揭示统一起来，从而使小说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成为历史教科书。王纬宇的命运是耐人寻味的。他自私、阴险、没有道德，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参加革命，却长期春风得意，30年后才被揭穿；高歌愚昧而又疯狂，却平步青云，大权在握。这类形象的塑造包含着作家对共产党命运的思考。
这种思考在小说中有时表现得很明显，例如这样一段描写：“文革”中一位老骑兵对于而龙哭诉：“说句不客气的话，今天的这个共产党和我昨天认识的那个共产党不一样，要不，就是有一个好人的共产党，还有一个坏人的共产党”。但这并不是说作家对党失去了信心，作家痛心的是党的被腐蚀、被扭曲。作品塑造赵亮、芦花、于而龙、将军等一系列共产党员形象，就是在召唤“老布尔什维克”的归来，表达对真正的共产党的坚定信心。小说还写到：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支援革命的老林嫂现在对县委副书记非常冷漠，甚至发出“现在鬼子再来老百姓就不会掩护村干部了”的叹息；曾经冒死救了于而龙性命的老船夫和许多在战争年代把亲人献给革命的乡亲，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1952年满腔热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廖思源，在屡受打击之后又起了出国的念头。这类描写包含着作家对某种不幸的历史循环的悲衰：当年的革命者变成了统治者，忘记了养育自己的人民。
从艺术上看，这部长篇小说的独创性主要体现在那种时空交错的结构方式。它叙述的故事在时间跨度上超过半个世纪，在空间上是以相距遥远的南方的石湖和北京的实验场为主。但作家并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叙述。小说在对芦花的死作了“序幕”式的描写之后，笔锋一转，写30年后的初春于而龙来到石湖的第一个早晨，划着船去找芦花的墓和那位知道秘密的摇船老人。从这里开始，随着于而龙飘忽不定的思绪和变化着的行踪，一幕幕往事被穿插进来。两天之后于而龙对王纬宇发出一声怒吼，小说就结束了。这种结构方式主要是受电影蒙太奇手法和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影响。把这种手法运用到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创作上，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而这种尝试获得了很大成功。这种结构方式既深化了作品的思想性，又赋予作品以特殊的魅力。它把历史与现实交织起来，使二者发生联系，形成对比。许多富于启示意义的见解正是通过这种联系和对比体现出来的。例如小说第五章写到廖思源在“文革”结束，重获自由的时候忍痛离开祖国到美国寻找自己的女儿，接着写下去的是1947年石湖支队陷入困境时郑老夫子死也不肯离开石湖，坚决与石湖支队同生死共患难。不同时代的两位爱国家爱民族的知识分子，面对同一个政党为什么作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假如按时间顺序来叙述，这两件相隔30年的事情就不可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对比效果。从读者这方面来说，这种结构方式在小说中造成了许多悬念，增强了小说的情节性和吸引力。比如小说开头写芦花被一个黑影开枪打死，便嘎然而止，然后转入30年后于而龙的查访。这是小说的总悬念，这个悬念直到小说结束才解开。而这个大悬念中，又有许多小悬念存在着。如第二章写到于而龙等18名队员在蟒河边陷入大久保军队的包围就止笔，转而去写“文革”中造反派对于而龙的攻击。这样，于而龙等如何冲出大久保的重围又作为悬念抓住读者。小说因此增添了许多魅力。由于小说是以于而龙的行踪、回忆和联想为线索组织情节的，所以虽然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被打破，但仍显得条理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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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李国文，1930年出生于上海。念过戏剧学校当过文工团员，去过朝鲜战场，做过文艺编辑；1957年因写小说《改选》，还曾被划过“右派”。1979年又写小说《月食》，重新回到文坛，此后出版过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危楼记事》和中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没意思的故事》、《电梯谋杀案》、《涅盘》、《洁白的世界》，作品多次获奖。并著有《骂人的艺术》、《寻找快乐》，《说三道四》、《淡之美》、《十字路口》、《红楼非梦》以及《重新评点:三国演义》、《莎士比亚传》等书。曾任《小说选刊》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