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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凯文·科里，人们会说他是一位maverick，大概类似我们中国古代说的“侠客”吧。（记得周作人先生就曾写过一篇叫《哀侠》的文章）凯文中学毕业以后考进罗得岛大学，一年后退学，到东南亚游历，还学会了一种流行于老挝的乐器(ukulele)。他在游历的过程中感受到多元文化的魅力，也对于技术这个东西发生兴趣。他不去专门研究某一技术，而是探究技术对于社会及人发展的意义。
在1970年代，凯文参与编写了《地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一书，希望能把地球上所有生物都写进档案。他是《连线》杂志的编辑，也是该杂志创办人之一。他是“未来即今日”（Longnow Foundation）的董事会成员。他对于未来科技的预言深深的影响了许多人。《长尾理论》作者安德森（Chris Anderson）在亚马逊在线书店上给予凯文写的《零控制》（Out of Control）一书写的书评是这么说的：“该书第一版于1994年发行，但是，这是一本随着时间流逝而光芒弥增的书，他当时尽管未能预知博客、维基的出现，但是，很显然，凯文那时已经感知到这些东西的出现。“
在2005年的TED讲演中( watch the video below)，他演讲的题目是“科技想得到什么？”（what does technology want?) ，在18分钟的演讲里，凯文盛情演绎技术的演化(evolution)故事，试图证明技术是“第七王国”( the 7th kingdom) ，他最后两分钟的演讲更是把话题引向纵深，提出我们怎样看待科技的问题。这里引用其中两句：
让我们设想一下，莫扎特生活的年代钢琴还没有发明出来，或凡高生活在油画颜料要高价才能买得到的年代。每一天，地球上有众多小孩出生，他们都有很好的天赋，可也许他们藉以表达自我的技术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我们有义务去发明那些尚未被发明的东西。
人类是被科技所定义的。科技促使进化迈向下一阶段，它是人类借以探索各种可能性的手段，也是创造的手段，it is actually a way of playing the game of playing all the games.
凯文写过不少颇具影响力的文章，其中包括：论述发表于纽约时报的评论Google Book工程的文章，发表于Edge.org探讨未来科技走向的文章，回顾互联网历史的《我们即网络》（We Are the Web），还有众多发表于《时代周刊》《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等杂志报刊。
书评：数字化时代:全新的阅读方式回目录
全新的阅读方式
作者：凯文·凯利
斯密森尼杂志 2010年8月号
美国创立于书面文字之中。它的根基来自很多文件：美国宪法、独立宣言，还有间接地来自圣经。美国的成就有赖于高水平的文化程度、新闻自由、忠于法治（见诸于书本），还有整个大陆的共同语言。美国的繁荣和自由产生于一种阅读和写作的文化。
古登堡印刷术在1440年左右出现之后，批量生产的书籍改变了人们阅读和写作的方式。印刷技术扩充了可用的词汇数量（从古英语的大约五万个单词到今天的一百万个）。更多的可选词汇扩大了沟通的领域。更多的可选媒介拓宽了写作的内容。作家们不必去著述学问高深的鸿篇巨制，而可以把并不昂贵的书本“浪费”在令人断肠的爱情故事上（爱情小说问世于1749年），或者可以出版回忆录，尽管他们并非将相王侯。人们可以写传单来反对盛行的舆论，由于有了廉价的印刷术，那些非正统的思想就可以发挥影响，足以掀翻一位君王或是一位教皇。终于，作家的权力催生了权威的概念，孕育出了专家文化。完美是要“用书本”来达到的。法律诠释于官方的浩繁卷帙之中，合同要书写于纸面，不见诸文字，一切均为无效。绘画、音乐、建筑和舞蹈都很重要，但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就是翻书本。至1910年，居民人口超过2500人的美国城镇之四分之三，都有公共图书馆。我们变成了书本一族。
.今天，差不多有45亿个数字屏幕在照亮我们的生活。词汇已经从木质纸浆转移到电脑、手机、手提电脑、游戏机、电视、广告看板和平板电脑的像素中。字母也不再是纸面上固定的油墨，而是在一瞬之间以缤纷的色彩闪现在玻璃的表面上。屏幕充斥在我们的衣兜、公文包、汽车仪表板、客厅墙壁和建筑物的山墙上。我们工作的时候，屏幕就在我们面前，不论我们是做什么的。我们现在是屏幕一族。而且当然，这些层出不穷、无所不在的屏幕已经改变了我们的阅读和写作方式。
几十年前，第一批屏幕--硕大、笨重、发热的电视荧光屏--压倒了文化，把我们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减少到如此程度，似乎读书写字就要寿终正寝了。教育家、知识分子、政客和家长们深感忧虑：这“电视的一代”将不会写字了。但是，第二波联网的、酷且薄的屏幕引发了一场书写的大流行，而且它还在方兴未艾。人们的阅读时间从1980年以来增加了差不多三倍。至2008年，万维网上增加了超过一万亿个页面，而且总量还在以每天几百万页的速度增长。这每一页都是有人写的。目前，普通百姓每天要写150万个博客帖子。全世界在校或在职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拇指而不是笔，每天总共要在手机上写120亿条短信。屏幕数量的泛滥，使得阅读和写作的数量继续增长。
但是，这不是图书的阅读。也不是报纸的阅读。这是屏幕阅读。屏幕总是开着的，而且不像我们对待书本那样，我们总是不停地盯着屏幕。这个新平台非常形象化，而且它逐渐地把词汇和移动的图像融合起来：词汇满处飞舞，它们浮现于图像之上，成为脚注或者注释，链接到其他的词汇或图像。你也可以把这个新媒体想成是我们在“看”的书本，或者是在“读”的电视。屏幕很大程度上是数据驱动。像素促进了计算，并生成数字流，进入数据库。观察数据是一门新的艺术，阅读图标是一种新的文化能力。屏幕文化要求我们熟练于所有的符号，而不仅仅是字母。
而且，它所要求的不只是我们的眼睛。当我们看书的时候，肢体的最大动作无非是翻页和在书页上折角。但是屏幕就需要我们的身体动作。触摸屏对我们手指的不停触摸做出反应。诸如任天堂Wii这样的游戏机上的传感器跟踪我们的手和胳膊。我们与我们之所见进行互动。无需太久，屏幕将会跟随我们的眼睛理解我们之所见。屏幕会知道我们在瞩目什么，以及看了多久。在科幻影片《少数派报告》中，汤姆·克鲁斯饰演的角色站在一个环形屏幕前，用手势从浩瀚的信息档案中搜寻一个交响乐指挥。阅读几乎成了一种运动。就象在5世纪时看到有人默读而感到匪夷所思一样，在未来，阅读时不运动你的身体同样令人匪夷所思。
书籍有助于开发一种沉思冥想式的思维。屏幕则鼓励更为功利实用的思考方式。一个新主意或是不熟悉的事情将会激起我们的反应而有所行动：研究这个术语、询问你的屏幕“朋友”的看法、寻找其他的看法、建立一个书签、与这个术语展开互动、或者是发微博给朋友，总之不只是冥思苦想。阅读书籍提高了我们的分析能力，鼓励我们对一个看法追根究底。阅读屏幕则鼓励迅速建立模式，让一个主意与另一个主意相互关联，使我们能够应对每天层出不穷的千百个新思想。屏幕回馈给我们并且加以培养的，是实时的思考。我们在观看一部电影的同时对它进行评论，我们在争论问题的过程中得出模糊不清的真相，我们还没有买下我们在商店里发现的新玩意儿就开始阅读它的用户手册，而不是在我们回家后才发现它不能做我们想要它做的事。
屏幕激发行动而不是以理服人。在一个屏幕的世界里，灌输思想收效甚微。因为错误信息传得快，也纠正得快。在屏幕上，纠正一个谬误，常常比一开始传播一个谬误要容易。维基百科如此成功，因为它只需要一个点击，就改正了一个错误。在书籍中，我们寻找已经揭示的真理；在屏幕上，我们组装我们自己的真理。在联网的屏幕上，每一个事物都是互联的。一个新事物的地位，不是由评论家给出的评级来决定，而是看其与外部世界的联接程度。一个人在他没有联接之前，无论是虚拟或事实上，他是不“存在”的。
一个屏幕可以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用智能手机摄影头扫描工业制品的条形码，可以读出它的价格、产地甚至相关的其他用户的评论。这就好像屏幕显示了物体的无形的特性。一种很受欢迎的儿童游戏（秀娃世界) 为绒毛宠物加上了“内在的”虚拟性格，一个屏幕就可以让孩子们在网上世界中与这些具有内在个性的宠物玩耍。
随着便携式屏幕功能更强、重量更轻、尺寸更大，它们可以用来观察更多的内在世界。当你在街上行走时，竖拿着一个电子平板装置，它会在你面前的街道实景之上显示出一层文字注释--哪里是干净的洗手间、哪家商店有售你喜欢的商品、你的朋友在哪里等你。计算机芯片变得如此小巧、屏幕变得如此轻薄、廉价，以至于在40年后，半透明的眼镜片上显示信息就会成为事实。如果你选择了一个目标，从这种镜片里看出去，这个目标（或是一个地方）的信息就会在一层文字上显示出来。如此这般，屏幕就可以让我们“阅读”万物，而不仅是文字。仅是去年，就有5乘以10的18次方数量的三极管嵌入了计算机以外的物体之中。无需太久，海量制造的物品，从鞋子到罐装菜汤，都会装有一个小小的低智能芯片，而屏幕就是我们用来跟这些芯片化的信息互动的工具。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屏幕还会观察我们。它们是我们的镜子，是我们得以了解自己的管道。不是看我们的面孔，而是看我们的状态。已经有千百万人用便携式屏幕来输入他们所在的位置、吃的食物、他们的体重、他们的情绪、他们的睡眠状况和他们的所见。一些潮人已经开始做实况登录：记录每一个细节、对话、图片和活动。屏幕能记录和显示这些活动生成的数据库。这种不断自我跟踪的结果，就是他们生活的一个完整无缺的“回忆”，以及关于他们自己的极其客观和可量化的观察分析，这是任何书本不可能提供的。屏幕成了我们自我的一部分。
Kevin Kelly’s book What Technology Wants will be published in October.
Kevin Kelly & Steven Johnson：想法来自何处？回目录
说到“inventor”（发明者）这个词，大部分人都会想到一个在地下室里独自忙碌的天才。但两本关于创新历史的宏大新书——作者分别是Steven Johnson以及Kevin Kelly，两位都是《连线》的长期贡献者——争论道，伟大的发明基本上不是从个人思想中萌发，而是产生于“蜂巢思维”（hive mind）中。在《好想法来自哪里：创新自然史》（Where Good Ideas Come From: The Natural History of Innovation）一书中，Johnson研究了七个世纪——从古滕堡到GPS——的科学以及进步发展历程，显示了怎样的环境培育了天才。他发现，伟大的创新环境——不管是MIT或是Los Alamos，不管是纽约城或是万维网——像珊瑚礁一样，都是创造者们互动并影响彼此的富饶而多样的领地。按Kelly书中的视角，七个世纪只是一眨眼的时间，《技术所欲》（What Technology Wants）一书回顾了过去五万年历史中的片段，并且向前看了差不多同样这么多年。Kelly认为，技术可以被视为一种自动化生命形式，带有慢慢摸索、沿着自身长期发展轨道前进的本质目标。这些目标非常像生物生命所带有的向性（tendency），随着时间而分化、专门化，并（最终）变得更加感情化。《连线》将这两位大思想家约在纽约见面，结果就是一场涵盖从技术进化到锐推到互联网垃圾的价值的对话。
Steven Johnson: 我们都对同步发明（simultaneous invention）——许多人基本上同时有了同一个想法——的长期历史着迷。微积分、电池、电话、蒸汽引擎、广播，所有这些打破常规的发明都在互不相识的数位同时致力于研究工作的发明家脑中出现了。
Kevin Kelly: 我们俩的书刚好就是另一个例子。我们单独写出来的书不仅有类似的观点，也列举了许多相同的例子。
Johnson: 实际上，我刚刚入侵了你的电脑。【笑】
Kelly: 独立天才的迷思能持续这么长时间真是太奇妙了，要知道同步发明基本上算是正常情况，而非例外。人类学家们已经证明，史前的许多相同发明几乎都是按照同一顺序在相同的时期内出现，而出现这些发明的文明分布在不同大陆上，几乎不可能彼此进行联系。
Johnson: 同样，还有个与之相关的迷，发明主要是出于谋利动机，出于一个市场化社会的竞争压力。如果你研究历史，你会发现创新并不仅仅来自于给予人们的刺激，它还会来自于创造让他们的想法能联系的环境。
Kelly: 音乐家Brian Eno发明了一个绝佳的词来描述这种现象：scenius（场天才）。我们一般将创新者们认为是独立的天才，但Eno的观点是，创新来自社会环境，来自有激情且彼此联系的人群。
Johnson: 在我的书的末尾，我试图系统地考察一下这一现象。我选取了后古滕堡时期将近200个重要发明，算出其中有多少是出自独立创新者或私人公司，有多少是来自市场之外的协作网络工作。结果显示，独立的天才创新者总是个例，来自开放、非市场网络的创新要比我们预想的多得多。
Kelly: 真的，我们应该将想法视为联系——我们头脑中以及人们之间的联系。想法不是自包含事物：它们更像是生态以及网络。它们以群聚（clusters）的方式游荡。
Johnson: 正是如此。而这种方式也同样是一个关于想法如何运行的绝佳例子。在你读了我的一部分书之后，你发邮件跟我说，“这是一本关于为何想法是网络的书”。尽管这句话是我的书想要表达的，但我却从未真正地以这种方式在我脑海中成形。不过在你给我写了那封电子邮件以后，每当人们询问我这本书，我都会用这个概念去解释。你以新鲜的视角看了我的书，并指出了一个我从未得见的真正表达我那本书主旨的可爱方法。这也是突破性想法发生的方式。它们并不是来自孤身一人坐在自己书房中，试图想出新思想的现代天才。
Kelly: 部分是，因为过于超前的想法几乎从未成真过，它们甚至都不能算有价值。人们能吸收的只是在一段时期内先进一点点，跨越一点点。就拿Gregor Mendel对遗传学的想法来说：他在1865年就整理了出来，但却被忽视了35年，因为这些想法太超前了。没有人可以理解这些想法。然后，当大众思想上准备好，Mendel的想法对大众而言只有一步之遥时，三位不同的科学家独自重新发现了Mendel的工作，时间仅隔1年左右。
Johnson: Charles Babbage是另一个很好的研究例子。他的“分析引擎”（analytical engine）开始设计于19世纪30年代，令人难以置信的详细描述了现代计算机的结构，有CPU、RAM等等。但当时不可能建造出来，而Babbage的想法也在一百年之后被重新发现了。
Kelly: 我认为如今有许多想法是超前于这个时代的。人类克隆、自动导航汽车、无专利法，所有这些在技术实现上离得很近，在文化上却还有很长路要走。创新不仅仅和想法自身有关，你还得让其他所有人接受你的想法。而如果你的想法太超前，这就变得尤其困难了。
Johnson: 科学家Stuart Kauffman称这一现象为“临近可能性”（adjacent possible）。在——生命、自然系统、文化系统——的进化中任一时刻，围绕已有事物的认知都有一个可能性空间。当你接受这种认知，并按新方式安排时，变化就会发生。但一次单独行动能带来的变化是有限度的。
Kelly: 这也是为什么最伟大的发明通常都是那些进步最小却释放了最大变化的发明的原因。这也是Tim Berners-Lee成功的HTML代码和Ted Nelson流产的仙那度计画（Xanadu project）的区别所在。两者都试图跳入同一通用领域——网络化超文本——，但Tim用傻瓜式的半步就达到了，而Ted更早更优雅的设计却需要每个人都一下子就跨5步。
Johnson: 还有，向前跨还得按照正常顺序才行。你不能先发明互联网，再发明数字化电脑。这对生活也适用。在进化可以产生更多复杂事物之前，DNA的构架必须就位。我在研究生时读你《失控》那本书得到的一个关键想法就是，生物系统与科技系统之间的这种连续性。
Kelly: 我们俩都就这一观点写了书，为了理解世界而研究了进化模式的首要性。但在《技术所欲》一书中，实际上我走得要远一点，视技术为一个可替代的伟大故事，视技术为理解我们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另一来源。我认为技术就是能给予我们生活以意义的事情，特别对一个世俗世界而言。
Johnson:你的书让我喜欢的一个地方是在末尾处，你将对尖端技术的讨论转移到了对生命以及人类创造的庞大视野上了。很少有关于技术的书能这样转移话题，能够有这种精神元素在内。真的，有点像反邮寄爆炸者宣言（anti-Unabomber manifesto）。
Kelly: 【笑】这可算是大捧了。
Johnson: 不，真的！他有将技术视为邪恶的自动化力量的空虚、吸魂式（ soul-sucking）观点。你将技术视为某种自动化力量——在其进化的长期轨道上渴望某些事情——，但却要更加调和，最后也很积极。和替代性相比，我发现这个想法更具有说服力。
Kelly: 在我开始思考技术历史时，我似乎有种感觉，在任何给定的时期内，许多发明就宛如恒古存在一样存在着。它们同时出现了。似乎它们想要这样一样。在这儿，我必须补充一下，这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媒介（agency）：这种形式要更低级一些，有点像一个微生物或细菌那样具有某种向性、特定的趋势、特定的渴求。但不管怎样，它是一种媒介。
Johnson: 我尤其被你关于技术想要增加多样性的想法所折服，我认为在生物系统内也有这种情况，正如每项创新之间的临近可能性变得更大了一样。正如技术批评者们一样，我认为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因为当你扩展一个系统的多样性时，将会导致伟大事物的增加，但同时糟糕事物也会增加。
Kelly: 对。这也是你的书的一个大主题——最具创新性的环境允许重复失败。
Johnson: 而且允许时间和资源的浪费。如果你对互联网一无所知，却试图通过数据来弄明白互联网，那么很合理地你就会得出结论：互联网是被设计用来传输广告和黄色内容的。但同时，互联网上却比以前有更多奇妙的东西了。
Kelly: 十年前，我争论到电视的问题就是没有足够多坏电视。那时制造电视太昂贵，会计人员们不能允许让电视变得很糟糕，或者太棒。电视都太普通了。但这是在Youtube出现之前的情况。现在有了很棒的电视！
Johnson: 是的。
Kelly: 为了创造一些很棒的事情，你需要制造大量非常糟的东西的方法。另一个例子就是频谱。目前在无线上的爆炸式创新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不再监管频谱。在这之前，频谱太珍贵了，不能用在干傻事上。但当你不监管它了——或者说，好吧，现在浪费它吧——，随后你就得到了Wi-Fi。
Johnson: 这是另一个拥有明显的进化路线的想法，对吧？如果没有基因突变，就没有我们。你需要犯错误来打开临近可能性的大门。
Kelly: 在你的书中，你使用珊瑚礁的的绝妙图片来作为出产创新的比喻。那么当今在技术王国中哪些是最像这样的珊瑚礁的地方？
Johnson: 我有两个答案。毫无意外，一个就是Twitter，不是看那些人们吃早餐的消息，而是去看人们在讨论的，文章中的链接以及他们在传递的文章。
Kelly: 那些锐推。
Johnson: 正是。但我第二个信息珊瑚礁的例子——也许是不那么具有预见性——，就是大学系统。只要我们不将目光长期盯在那些独立的象牙塔之上，它们就会继续成为引人注目的创新引擎。
Kelly: 在我的书中，我引用了天体物理学家Paul Davies的话，他问道自然法则是否“为了生活才存在”。在我看来，我认为自然法则为了创新才存在。
Johnson: 生命似乎被吸引向这些复杂状态——这些地方有足够的混乱来产生新事物。突变的几率只要足够高就能让有意思的新创新出现，但只有少数突变产生的新子代不会立即死亡。
Kelly: 从这一角度以及其他方面来说，技术是生活的延伸。生命和技术都是同一个更大的系统的不同面。
Johnson: 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一点：我开始思考你第一本书中生物系统和文化系统之间的联系，你从哪得到的这个想法？
Kelly: 对我影响很大的是Douglas Hofstadter于1979年出版的书《哥德尔、埃舍尔、巴赫》( Gödel, Escher, Bach)。
Johnson: 那么他又从哪得到的这个想法？
Kelly: 【笑】他是个天才！
原文标题：Kevin Kelly and Steven Johnson on Where Ideas Come From（查看原文推荐）
原文链接：http://www.wired.com/magazine/2010/09/mf_kellyjohnson/
原文作者：Wired.com
我们如何在科技进化中泰然处之？回目录
科技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科技诞生于人类之手，人类又反过来成为科技的奴隶，我们该如何在这个“美丽新世界”中泰然处之？《连线》杂志共同创始人、资深科技文化作家凯文·凯利在其新书《科技意欲何为》中给出了他的观察与解答。
设想一下，假如你抛弃身边所有应用科技的物品，这样的生活你能忍受多久？再看看iPhone 4上市时，人们为了在第一时间使用而大排长龙的盛况，你是否会迷惑那究竟是一部新款手机，还是生活必需品？毫无疑问，科技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科技诞生于人类之手，人类又反过来成为科技的奴隶，我们该如何在这个“美丽新世界”中泰然处之？《连线》（Wired）杂志共同创始人、资深科技文化作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其新书《科技意欲何为》（What Technology Wants）中给出了他的观察与解答。
“科技意欲何为”这个宣言与预言式的标题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终结者”的形象，这样的问题应该只存在于某种历经浩劫后的“反乌托邦”未来世界中。目前来说，科技仍是为了满足我们人类的幸福而存在的，不管你是开车去吃甜甜圈，或是浏览Youtube上种种猎奇的视频片段，科技起到的都是这样一个作用。不过，在凯文·凯利看来，所谓“科技”，并不一定严格局限于机械或互联网范畴。他觉得，科技其实等同于是人类创造行为的全部成果，从UNIX代码到《哈姆雷特》乃至于“哲学概念”，这些全都算是科技范畴。虽然凯利声称自己并不愿意发明什么新词，但他还是提出了用“科技元素”（technium）这个词来代表“我们身边这个更大规模的、整体性的、互相联系的科技系统”。抛开科技文化观察家爱创造新名词的强迫症不说（他只用8个字母就概括了“人类创造行为的全部成果”），凯利在新书中对“科技元素”的进步所做的阐述，总体而言还是既有趣又引人入胜的。
凯文·凯利的新作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不好不坏的消息。好消息是，“科技元素”并不像《终结者》中的“天网”人工智能系统那样具有独立意识。凯利说：“它的机械性需求并非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想法，那更像是一种自然的趋势。”不好不坏的消息是，“科技元素”的需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变得更加复杂。不过在凯利看来，它变化发展的形式大多是可以预见到的，凯利将之与生物进化做了比较：例如眼睛这样的器官会独自发生进化现象，许多科技现象也会独立地涌现出来。同样可以预见的是，在此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高风险的专利纠纷。
人类面对科技进化，往往会陷入到悖论之中：我们既想拥有灯泡这项新发明，又希望爱迪生这个发明者最好根本不存在；想要拥有原子弹，又不想去考虑究竟是谁发明了它……为什么会这样？凯利还是以他惯用的比喻写法做了解释：“进化的创意引擎是三条腿走路的：适应性、或有性、不可避免性。”和生物进化一样，说到科技进化，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自我适应性，但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时代的局限性以及涉及能量和物质的物理法则的客观现实。简而言之，不需要的东西肯定不会被发明出来。或有性决定了，只有先发明了轮子才有可能再发明车子；不可避免性又决定了，我们发明出来的那种车子只能开在路上，而不是天空中。汽车也好，灯泡也好，原子弹也好，它们都会应运而生，而这种“运”本
身就是一种大趋势。
作为用来解释“科技元素”历史前进步伐的一个脉络，新书用了不少时髦术语、历史掌故、琐碎轶事和图示（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哈姆雷特》的千年演化”和“吹管枪文化中的相似性”）。此外，书中提出的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更令我们警醒。我们常为大自然的自我调节能力感到惊奇，却忘记了只有我们这些具有自我意识而且懂得自我满足的大自然法则下的动物才会拥有那些陶醉其中的时刻。科技上的进步也能带给我们同样的陶醉感，或许有人就会觉得iPad是上天安排必然要诞生的东西。无论这样的想法是真实的存在还是荒谬的想象，都不应该成为任何已经被创造出的事物就可以免于严格审查的借口。我们真的需要它吗？它会对人类造成伤害吗？——只有伴随着人类自省的科技进化才是有效与安全的。
详细解释过科技进化是如何进行的之后，凯利随即抛出了一个更加意义重大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做呢？当我们意识到某种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后，比如说摩尔定律——“预见电脑芯片每隔18-24个月就会尺寸缩小一半，成本也降低一半”，那我们就必须好好加以利用，既要跟上它的发展步伐，也要为它之后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做好准备。
我们还要保护好自己。凯利为这个章节起了个耸人听闻的标题：“炸弹客是对的”。“炸弹客”（The Unabomber）是曾在上世纪后半叶多次作案的美国邮包炸弹杀手特德·卡辛斯基的绰号。卡辛斯基本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学教授，后辞职隐居林间。他极度反对现代科学技术，决定用邮包炸弹的方式来对现代技术文明的危险性作出警告。为此他经常向大学和机场邮寄炸弹包裹，共造成3死23伤的惨剧。在这里，凯利列举了许多发明，飞机、潜水艇、炸药、机关枪等等，初创阶段它们都曾被看作是能为地球带来和平的新生事物。无线电通讯的发明人马可尼曾经宣称，无线电通讯“会让战争不再可能发生，因为它会让战争显得荒谬可笑”，结果证明他的话只对了后一半。按照凯利的看法，“炸弹客”关于“技术元素自我膨胀的本性”的看法是对的，它有着自我繁殖和自我加强的本质性趋向，如何更好地服务人类并不在它的考虑范围之内。
不过，凯利认为这并不证明“科技元素”就是邪恶的，相反，这说明“科技元素”其实具有一种强有力的中立性质。它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但每一项新科技在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和计划之外的后果。因此我们最好不要将“科技元素”看作是本质上具有摧毁性的破坏之王，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详细评估它给我们带来的各项内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有些好笑的是，凯利十分迷信量变导致质变。他用媒体上发表的相关文章的数目变化来衡量科学知识的发展。不过，他似乎忘记了，在他引以为傲的互联网上，在这个不断增加的“信息”存储仓库中，充斥最多的还是色情内容以及“减肥秘籍”等垃圾广告和猫猫狗狗的搞笑图片。尽管如此，他视科技创造为一种本身具有生命的力量，需要我们去加以检验、控制和认可的看法还是具有相当启发性的。参与“科技元素”的发展，人类这个地球上最特殊的族群也就掌握了自身发展演化的命脉。
背景阅读：莫让电脑代替人脑回目录
July 6, 2010, 9:00 pm
Building One Big Brain
莫让电脑代替人脑
罗伯特·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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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该专栏需要专心，这都是为你好。不要想着你的飞播(Facebook)订阅或站内邮箱。不要点击上面的广告或右边的链接。甚至也不要点击该专栏内的链接。
Failing to focus — succumbing to digital distraction — can make you lose your mind, fears Nicholas Carr, author of the much-discussed book “The Shallows.” At least, it can make you lose little parts of your mind. The Internet, Carr suspects, “is chipping away my capacity for concentration and contemplation.”
分心 – 经不住数字阅读的诱惑 – 会使人失去思考的能力，而这正是引发争论的《肤浅》一书作者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的担忧。分心至少会使人失去小部分思考能力。卡尔怀疑网络“使我集中注意力和思考的能力变弱”。
He’s not alone in his fears. Since his book came out there have been lots of ruminations — including one or two or three in The Times alone — on whether online technology is friend or foe, good for our brains or bad.
担忧的不止卡尔一人。自其书面市以来，关于在线技术是朋友还是敌人，对人脑有益还是有害的反思不断，仅在《纽约时报》上就有3篇反思文章。
But maybe the terms of the debate — good for us or bad for us? — are a sign that we’re missing the point. Maybe the essential thing about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is that it’s not about us. Maybe it’s about something bigger than us — maybe something big and wonderful, maybe something big and spooky, but in any event something really, really big.
不过，这场争论聚焦于“对我们有益还是有害”，这似乎表明我们并未抓住要点。也许科技变革中基本的问题是“重要的不是我们”，而是比我们更重要的方面，也许是重要且令人高兴的方面，也许是重要但令人害怕的方面，但无论如何它是真的非常重要。
Could it be that, in some sense, the point of evolution has been to create these social brains, and maybe even to weave them into a giant, loosely organized planetary brain?
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可否认为重要的是变革已经产生了这些社会脑，甚至将社会脑组合成一个巨大、组织松散的行星脑？
Don’t get me wrong. I join other humans in considering human welfare — and the welfare of one human in particular — very important. But if we’re going to reconcile human flourishing with the march of technology, it might help to understand what technology is marching toward.
别误会我。我和其他人一样认为人类的福祉非常重要，而任何个人的福祉尤其重要。但如果我们能使人类的兴旺与科技的进步保持一致，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科技演变的方向。
This autumn will see the publication of a book that promises to help us out here: “What Technology Wants,” by Kevin Kelly, a long-time tech-watcher who helped launch Wired magazine and was its executive editor back in its young, edgy days.
今年秋天会有一本承诺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著作出版：凯文·凯利（Kevin Kelly）的《科技到底要什么》。凯利是位资深科技观察家，他曾帮助发行《连线》（Wired）杂志，也是该杂志急躁的早期岁月中的执行主编。
Don’t let the title of Kelly’s book terrify you. He assures us that he doesn’t think technology is conscious — at least, not “at this point.” For now, he says, technology’s “mechanical wants are not carefully considered deliberations but rather leanings.”
不要被凯利的著作的名称吓到。他要我们相信他认为科技没有意识，至少在“这一刻”是没有的。他说，目前技术的“机械需求与其说是经过仔细的考虑，不如说是大势所趋”。
So relax; apparently we have a few years before Keanu Reeves gets stuffed into a gooey pod by robotic overlords who use people as batteries. Still, it’s notable that, before Reeves played that role in “The Matrix,” the movie’s directors gave him a copy of Kelly’s earlier book, “Out of Control,” as preparation. And Kelly does say in “What Technology Wants” that technology is increasingly like “a very complex organism that often follows its own urges.”
所以，放轻松。在基努·里维斯（Keanu Reeves）被把人当电池的机器人君王塞到粘糊糊的容器中之前我们还可以过好几年。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里维斯出演《黑客帝国》之前，该片导演给过他凯利早先的著作《失控》（Out of Control）让他做准备。凯利在《科技到底要什么》中确实说科技越来越像“一个总是遵循自己欲望的非常复杂的生物”。
Well, I don’t know about the “urges” part, but it’s true that technology is weaving humans into electronic webs that resemble big brains — corporations, online hobby groups, far-flung N.G.O.s. And I personally don’t think it’s outlandish to talk about us being, increasingly, neurons in a giant superorganism; certainly an observer from outer space, watch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Internet, could be excused for looking at us that way. In fact, the superorganism scenario is in a sense just the cosmic flip side of the diagnosis offered by Carr and other techno-skeptics.
虽然我对那些“欲望”不太清楚，但科技正把人类编织进一张类似大脑的电子网（社团、在线业余爱好小组、广泛存在的非政府组织）却是事实。而且我个人认为把我们当成巨大的超个体中的神经元来讨论并不为过。当然，如果来自外太空的观察家看到因特网的涌现而这样看待我们，他们是情有可原的。事实上，在卡尔和其他科技怀疑论者的诊断里，超个体的假设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宇宙的反面。
To begin with, note that the new technologies, though derided by some of these skeptics for eroding the simple social bonds of yesteryear, are creating new social bonds. We’re not just being lured away from kin and next-door neighbors by machines; we’re being lured away by other people — people on Facebook, people in our inbox, people who write columns about giant superorganisms.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新技术尽管为某些科技怀疑论者所需要以弱化不久前简单的社会关系，其本身却在产生新的社会关系。我们不仅被机器诱惑道远离亲人和隔壁邻居；我们也被其他人所诱惑，他们是飞播上的人，站内邮箱中的人以及巨大的超个体专栏作者。
And, as the author Steven Johnson recently noted, these social connections, though so distracting that it’s hard to focus on any task for long, nonetheless bring new efficiencies. In a given hour of failing to focus, you may: 1) check your e-mail and receive key input from a colleague as well as a lunch confirmation from a friend; 2) check Facebook and be led by a friend to an article that bears on your political passions, while also checking out the Web site of a group that harnesses that passion, giving you a channel for activism; 3) and, yes, waste some time reading or watching something frivolous.
另外，正如作家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日前所说，这些社会联系尽管令人分心，使人们难以长时间专心于任何事情，但带来的新的效率。假设在一个小时中你无法专心于某件事，你可能1）查收电邮，收到同事发来的信息，或者从朋友那确认一顿午餐；2）查收飞播信息，在朋友的指引下阅读一篇承载你政治热情的文章，同时查看下控制你的政治热情的某一组织的网站，为你的激进主义提供一条渠道；3）浪费一些时间观看或阅读无聊的事情上。
But frivolity isn’t a recent invention. On balance, technology is letting people link up with more and more people who share a vocational or avocational interest. And it’s at this level, the social level, that the new efficiencies reside. The fact that we don’t feel efficient — that we feel, as Carr puts it, like “chronic scatterbrains” — is in a sense the source of the new efficiencies; the scattering of attention among lots of tasks is what allows us to add value to lots of social endeavors. The incoherence of the individual mind lends coherence to group minds.
但无聊并非当下之新发明。总而言之，科技使越来越多的职业相同或业余爱好相同的人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水平，社会水平产生了新效率。我们没有感觉到效率，或者如卡尔所说的我们感觉到像是“长期注意力不集中的人”这一事实在某种意义上是新效率的源头；我们的注意力分散于众多任务之中恰好让我们能够增加许多社会努力的价值。个体思想的不集中使得注意力集中于集体思想。
No wonder Carr finds technology oppressive. Its needs trump ours! We’re just cells, and the organism’s the main thing.
所以卡尔发现科技具有强迫性是不足为怪的。科技的需求超过了我们的需求。我们只是细胞，生物体才是主体。
If it’s any consolation, we’re not the first humans to go cellular. The telephone (and for that matter the postal system before it) let people increase the number of other brains they linked up with. People spent less time with their few inherited affiliations — kin and neighbors — and more time with affiliations that reflected vocational or avocational choices.
如果说有什么可令我们自觉安慰的话，那就是我们不是首先细胞化的人类。电话（更早是邮政系统）让人们增加了联系在一起的其它大脑的数量。人们与继承关系（血缘和邻居）而来的人交往的时间更少了，却与体现职业或业余爱好偏好的关系交往的时间更多了。
Of course, having more affiliations meant having more superficial affiliations — and this led earlier social observers to conclusions that resonate with Carr’s thesis. In the 1950 sociology classic “The Lonely Crowd,” David Riesman and two colleagues argued that the “inner-directed” American, guided by values shared with a small and stable group of kin and friends, was giving way to an “other-directed” American. Other-directed people had more social contacts, and shallower contacts, and they had more malleable values — a flexibility that let them network with more kinds of people.
当然，更多的关系意味着更肤浅的关系，这也使得早期的社会观察家得出与卡尔文章相同的结论。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社会学著作《寂寞人群》中，大卫·来茨漫（David Riesman）和两位同事认为，由一小群稳定的近亲和朋友间的共同价值观指引的“有主见”的美国人正让位给“缺少自主性”的美国人。“缺少自主性”的美国人有更多的社会联系，肤浅的联系。他们的价值观更具延展性，也就是一种使他们能与更多不同类型的人联系在一起的适应性。
In other words, Riesman, like Carr, noted a loss of coherence within the individual. He saw a loss of normative coherence — a weakening of our internal moral gyroscope — and Carr sees a loss of cognitive coherence. But in both cases this fragmenting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ranslates, however ironically, into broader and more intricate cohesion at the social level — cohesion of an increasingly organic sort. We’ve been building bigger social brains for some time.
换句话说，和卡尔一样，来茨漫注意到了个体内聚力的丧失。他注意到了标准内聚力的丧失，也就是我们内在道德方向仪的弱化，而卡尔注意到认知内聚力的丧失。不过在这两种情形下，令人觉得讽刺的是，个体水平上的这类碎裂缺转化为社会水平上的更宽广更复杂的内聚力，一种日益系统的内聚力。我们建立的更大的社会脑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
Could it be that, in some sense, the point of evolution — both the biological evolution that created an intelligent species and the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that a sufficiently intelligent species is bound to unleash — has been to create these social brains, and maybe even to weave them into a giant, loosely organized planetary brain? Kind of in the way that the point of the maturation of an organism is to create an adult organism?
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可否认为变革，包括产生智慧物种的生物变革和足够智慧的物种注定要发起的科技变革，已经产生了这些社会脑，或许甚至已经将社会脑组合成一个巨大、组织松散的行星脑？抑或生物体的成熟在一定程度上将要产生一个成年的生物体？
Unlike many other card-carrying Darwinians, I’ve long considered this prospect compatible with Darwinism and with scientific materialism broadly — but this isn’t the place to hash that issue out. (And don’t be distracted by my video argument with Daniel Dennett about this question or by our subsequent argument about the argument or by my less contentious written exchange with Steven Pinker on the subject. And avoid this like the plague.) Instead, let’s focus on the issue at hand: If we grant the superorganism scenario for the sake of argument, is it spooky? Is it bad news for humans if in some sense the “point” of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is something bigger than us, something that subsumes us?
与许多其他正统的达尔文派不同，我长期以来在广泛意义上来思考这种前景与进化论以及与科学唯物主义的相容性。当然这里不是要讨论那个问题的地方。（不要被我和丹尼尔·德尼特（Daniel Dennett）在这个问题上的电视辩论或我们后来就该辩论的争论或我与斯蒂文· 平克（Steven Pinker）之间火药味没那么浓的书面交流所烦扰）。还是让我们专注眼前的问题吧。如果我们为了争论而同意超个体的想象，那会不会显得怪诞？如果在某种意义上进化过程是比我们自身更重要的东西，可以包含我们的东西，那对人类来说会不会是件坏事？
I have to admit that I’m not totally loving the life of a cell. I’m as nostalgic as the next middle-aged guy for the time when focus was easier to come by, and I do sometimes feel, after a hard day of getting lots of tiny little things more-or-less done, that the superorganism I’m serving is tyrannical — as if I’m living that line in Orwell’s “
我得承认，我不是那么热衷于细胞的生活。我像就要步入中年的人一样怀念可以很容易专心的往昔，有时候做完许多琐碎的事情之后我确实觉得我正在服务的超个体是个
But at least the superorganism that seems to be emerging, though in some ways demanding, isn’t the totalitarian monster that Orwell feared; it’s more diffuse, more decentralized, more reconcilable — in principle, at least — with liberty.
不过，似乎就要出现的超个体尽管在某些方面过于苛刻，却还不是奥韦尔惧怕的极权怪物；它更分散、更分权，至少总体上而言更能与自由相容。
And that’s good news, because I do think we ultimately have to embrace a superorganism of some kind — not because it’s inevitable, but because the alternative is worse. I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grinds to a halt, it will be because chaos has engulfed the world; and if we don’t use technology to weave people together and turn our species into a fairly unified body, chaos will probably engulf the world — because technology offers so much destructive power that a sharply divided human species can’t flourish.
而那倒是件好事，因为我确实认为我们最终还是得接受某种超个体，这不是因为超个体不可避免，而是因为其它选择更为糟糕。如果科技不再进步，那是因为混乱吞没了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不利用科技将人们编制在一起，将人类整合成相当统一的组织，混乱将可能吞没这个世界，因为技术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一个急剧分裂的人类物种是无法繁盛起来的。
If you accept that premise, then the questions are: What sort of human existence is implied by the ongoing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 brain; and, within the constraints of that brain, how much room is there to choose our fate?
如果你接受那个前提，那么问题是：正在构建的社会脑必会产生什么样的人类存在？那个社会脑的约束下，我们有多大的空间可以选择我们的命运？
I have my own views on this, and some of them are upbeat, but they’re hard to summarize without sounding comically cosmic. (For example: keeping the superorganism project on track — that is, not letting planet Earth dissolve into chaos — will mean getting closer to moral truth, I think.)
对此我有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乐观的看法，不过如果没有良好的诙谐宇宙这些看法难以总结出来。（比如，不放弃超个体事业），也就是说，不让行星地球陷入混乱 – 我认为这将意味着更接近真相）。
As for Kevin Kelly’s view: I’ll let Kelly speak for himself as the timely publication of his fascinating book approaches. But it’s safe to say that he’s upbeat. He writes of technology “stitching together all the minds of the living, wrapping the planet in a vibrating cloak of electronic nerves” and asks, “How can this not stir that organ in us that is sensitive to something larger than ourselves?”
至于凯文·凯利的观点：既然他的极具吸引力的好书就要及时出版了，还是让卡利自己表达吧。不过倒是可以透露他是乐观的。他在书中说科技“将所有活人的头脑缝在一起，将行星包裹于振动的电子神经外衣之下，并问道“这怎能不刺激我们体内对比我们自己更重要的东西敏感的那个器官呢？”
No doubt some of his critics will think of ways. But the question he’s asking strikes me as the right long-term question: Not so much how do we reconcile ourselves to technology, but how do we reconcile ourselves to — and help shape — the very big thing that technology seems devoted to building?
无疑他的一些评论将想出方法。但是他的问题像长久存在的问题一样触动了我：不在于要怎样使我们自己与科技相容，而在于怎样使我们自己与科技似乎矢志要创造的那个重要的东西相容，并帮助其成形。
参考文献回目录
http://www.amazon.com/What-Technology-Wants-Kevin-Kelly/dp/0670022152
http://search.barnesandnoble.com/What-Technology-Wants/Kevin-Kelly/e/9780670022151/
http://www.dongxi.net/b00q4
http://dongxi.net/b02Lq
http://www.bundpic.com/link.php?linkid=128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