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城市理论家、社会哲学家、技术思想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是一位全才作家，毕生出版了30多部著作，涉及城市建筑、城市规划、城市历史、生态学、社会学、文学评论、艺术批评、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等多个领域。他的视野宽阔、思想独到、文笔生动，有深刻的人文关切，被认为是当时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生态运动的重要思想家。他的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研究别具一格，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技术哲学的重要先驱之一。
著作一览表回目录
The Story of Utopias (1922)
Sticks and Stones (1924)
The Golden Day (1926)
Herman Melville: A Study of His Life and Vision (1929)
The Brown Decades: A Study of the Arts in America, 1865-1895 (1931)
The City (1939, a film)
"Renewal of Life" series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1934)
The Culture of Cities (1938)
The Condition of Man (1944)
The Conduct of Life (1951)
Art and Technics (1952)
Values for Survival (1946)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an (1956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The City in History (1961) often considered his most important work (Awarded the National Book Award) The Highway and the City (1963, essay collection)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2 volumes)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1967)
The Pentagon of Power (1970)
The Urban Prospect (1968, essay collection)
My Work and Days: A Personal Chronicle (1979)
Sketches from Life: The Autobiography of Lewis Mumford (1982 New York: Dial Press)
The Lewis Mumford Reader. Donald L. Miller, ed. (1986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芒福德的技术哲学回目录
吴国盛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摘要：对人性的独到理解以及与之相关的对技术的广义理解，以“巨机器”概念为标志的对现代技术之本质的揭示以及对现代技术之起源的独特历史阐释，是芒福德技术哲学最重要的两大贡献。
关键词：芒福德；技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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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国盛（1964－），男，湖北武穴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国城市理论家、社会哲学家、技术思想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是一位全才作家，毕生出版了30多部著作，涉及城市建筑、城市规划、城市历史、生态学、社会学、文学评论、艺术批评、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等多个领域。他的视野宽阔、思想独到、文笔生动，有深刻的人文关切，被认为是当时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生态运动的重要思想家。他的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研究别具一格，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技术哲学的重要先驱之一。
早期的芒福德是一个技术乐观主义者、温和的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技术可以不断创造新文化，可以给人类带来光明的未来。30年代美国经济大消条时期写作的《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1934）一书是一个转折，对从前技术乐观主义有所反思，其所持的技术乐观主义更加谨慎，温和的技术决定论转变为价值决定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芒福德丧失了唯一的儿子，原子弹的使用、战后的核军备竞赛使他开始进一步反省技术的本质。60年代写作并陆续出版的两卷本《机器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Machine, vol.1,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1967; vol.2, The Pentagon of Power, 1970）对30多年前写作的《技术与文明》进行再诠释，表达了对现代技术的失望和担忧、对科学技术的严厉批判态度。主要在这三本书中，芒福德展开了一个技术哲学思想体系。我认为，对人性的独到理解以及与之相关的对技术的广义理解，以“巨机器”概念为标志的对现代技术之本质的揭示以及对现代技术之起源的独特历史阐释，是芒福德对当代技术哲学最重要的两大贡献。本文依次予以评述。
一、人性与技术
自始至终，芒福德把技术的问题与人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是人文主义的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的典范。不同的人文理念导致不同的技术哲学。“没有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我们就不能理解技术在人类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1］p.77）在芒福德的人性理解之中，重视心灵胜过工具，重视有机体胜过机械。
芒福德所面临的是一个技术越来越占据支配地位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所包含着的对人性的理解就是：人是工具的制造者和使用者（homo faber, a tool maker and user）。这一人之本性的定义由弗兰克林提出，受到19世纪学者的高度认同。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也把人描述成“使用工具的动物”（tool-using animal）。一般历史学家都或多或少地认同这一规定，并以此编写人类的文明进化史特别是史前文明史。我们非常熟悉的史前分期，遵循的就是工具标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人类的历史被认为是一部金属工具的历史。
芒福德对这一人性标准进行了革新，提出了“心灵首位论”(The Primacy of Mind)，认为minding比making更重要、更基本。因此，在他看来，人不能首先被规定为Homo faber，而应该规定成Homo symblicus（man the signifying and self-creating symbol），即人是符号的创造和使用者。把工具制造作为人的基本规定性，这只是我们机器时代和功利主义时代对工具普遍认同的产物，是对这个时代无批判性的、无意识的认同。而且，带着这种时代性的无意识，我们对史前时期的人类进化做了非常不恰当的叙述，漏掉了许多至关重要的东西，反而把不太重要的东西作为进化史的主角。“对工具、武器、物理器械和机器的高估已经模糊了人类发展的真正道路。”［3，p.5］
1，心智技术、身体技术和社会技术先于自然技术而不是相反
在我们时代的一般意识中，人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被认为首先需要满足的是衣食居住等物质的方面。在马斯洛所给出的分层次的人类动机理论中，低层次的是生理需要，再往上才是安全、爱与归属、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要。芒福德认为，无论就人性的结构而言，还是就人类的史前进化历程而言，最基本的需求都不是物质上的生理上的需求，而首先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求，即使最简单的认知过程，都渗透着心理上的预期；物质的、生理的需求的背后是精神和心理的需求做支撑。心灵不是进化后期的产物，而是最先出现的东西。
芒福德构造了一个人类史前进化的诠释方案，即人类的进化动力不是外在的生存竞争，而是内在的心理调适与意义创造。原始人类是一个心理能量和性能量都十分充沛，大脑活动过度，无时无刻不在受着梦魇和内在欲望的折磨，无意识的冲动是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力，而控制这些无意识冲动的种种措施便是人类的文化。自由充沛的心理能量是人类进化之源，同时也规定了人的本性：好奇心、探险的欲望、无功利的制作、游戏的心态，符号和意义的创造，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
最基本的文化形式是“仪式”。仪式基于重复、秩序和可预见性，是秩序和意义的创造者，是开启我们人性的关键步骤。在我们的孩提时代，我们都喜欢重复的讲同一个故事，不厌其烦；在艺术作品里，比如音乐作品里，重复是一个重要的表现手法；重复也是机械化的基本特征。因此，芒福德认为，艺术与技术具有共同的起源。即使是现代工业机械技术，它令人讨厌的单调重复的特征，根本上也是来自原始仪式的范导作用。使人类成为人类的早期文化包括跳舞、表演、歌唱、模仿、仪式、典礼、巫术、图腾，显然先于工具的制造和劳动分工，并赋予之后出现的工具和劳动以意义。对于人类的起源而言，游戏比劳动更重要、更基本。人们很容易厌恶单调劳动，却对重复的礼仪活动不厌其烦，就证明了这一点。通过仪式的规范作用，人类得以引导内在的心理能量和性能量，避免单纯冲动的毁灭性后果。人类既是非理性的，又是理性的。非理性是动力，理性是自我控制的文化机制。
除了仪式之外，语言的进化也比工具的进化更重要。仪式和交往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础，而工具是第二位的。芒福德解释说，考古发掘发现，墓葬里置于人身边的是装饰品而不是工具，表明“装饰”这种文化活动对人来讲比工具这种物质活动更重要。矿石在早期的炉膛中被首先熔炼成指环而不是武器，珠宝对早期的人类而言比机械和军事器具更重要。人类在驯化动物、栽培植物之前，需要将自己驯化和安置好。轮车最早是灵车而不是马车或战车。大规模的杀人最早不是因为战争而是为了献祭。自原始人类以来，心灵技术、身体技术和社会技术总是先于自然技术，为后者准备条件。人类在制造第一个工具之前已经必定已经制造出了他自己，因此，对于理解史前人类文明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单纯的寻找物理遗迹，而是发掘心灵的历程。
芒福德自己承认，他所构建的这个史前进化的“心灵优先”方案，只是一个新的“神话”，并没有充分的考古证据。但是，一切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都是神话，都不可能最终找到排它的、物质的硬证据，因此，让我们选择这套“神话”而不是别的“神话”的理由只能来自我们对人性的认同。基于这个新的人性认同，芒福德把技术置于文化的制约之下而不是相反。对于历史来说，制造和使用工具这种狭义的技术并不是人类发展中占据首位的因素，通过语言发展精致的文化，是更重要的。“如果将过去5000年的技术发明一下子都消除的话，对生活而言当然是一个灾难性的损失，但人还是人，但如果将人的解释能力消除的话，那么人就将沉沦于比任何动物都更加孤立无助和更加野蛮的境地。”（[5],pp.8-9）工具技术并不是人特有的，许多动物有技术发明。如果人只有他的工具技术，那是不值得一提的。在语言符号、社会组织和审美设计出现之前，人类的技术并不比任何动物高明。恰恰是符号－价值体系的出现，为人类特有的技术能力提供了条件。“人的发明和转化，较少是出自增加食物供应或控制自然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利用其自身巨大的有机资源、展现其潜在的潜能以更充分的实现其超有机的要求和渴望。”（［3］,p.8）
在芒福德的著作中，“技术”一词始终用的是technics而不是technology，这里包含着他对技术的素朴和广义的理解。在英语语境中，technology容易指向大工业的机器系统、基于现代科学之应用的技术成就。芒福德关注的更多是历史的人类在不同时期所使用的不同水平的工具，现代技术只是这些工具的一种极端的使用和极端的版本。每一种技术，都根源于人类心灵的某种模式，现代技术也不例外。“工具和我们引伸出来的机械技术，都不过是生活技术的特定化的碎片。”（［1］）正因为不是技术决定心灵，而是心灵决定技术，芒福德才会在充分意识到现代技术的严重困境时，也不对未来感到绝望，因为通过心灵能力的重新激活，人类有能力走出现代技术为之设置的绝境。
2，技术多样性：好的技术与坏的技术；有机技术与机械技术
由于心灵决定技术，健康的好的心灵形态就导致健康的好的技术，恶劣的心灵形态就导致恶劣的技术。芒福德经常据此对技术进行区分。早先，他区分了“machine”与“the machine”，前者指的是具体的机械工具，如印刷机、动力织机等，后者则是指一种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将机械工具加以组织和运用的观念体系和制度体系，特别是，他指的是与近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大工业体系与近代科学的运用相关联的机械技术系统，以及由此派生或隐含着的知识、技能、工艺和器械。他认为，后者只有近代的欧洲才有，而前者，则各个文明都有。像中国、印度这些东方国家之所以没有工业革命，不是因为缺乏前者——相反，东方古老的文明国家有比欧洲丰富得多的机械发明，许多关键技术发明都来自东方——而是因为缺乏后者，即缺乏一个特定形态的“机械观念和机械制度”。这个“the machine”后来被芒福德命名为“巨机器”（Megamachine）。很显然，对他而言，前者是较好的，而后者是较坏的。
构成芒福德人性规定的另一个方面是有机论思想。价值与有机论内在相关，而机械论中没有价值的地位。基于有机论的立场，芒福德把技术分成两类。一类他所赞赏的技术是简单的、家庭作业的、民主的（democratic）、多元的（polytechnics）、生活化的、综合的，一句话，“有机技术”；后一类他不喜欢的技术是大工业的、专制的（authoritarian）、巨大的、复杂的、一元的（monotechnics）、权力指向的，一句话，“非有机技术”。
按照这种分类和分级的标准，很自然就可以分出多种类别的技术，分出好的技术和坏的技术来。比如：生活技术优先于权力技术，身体技术优先于制造技术，内在技术优先于外在技术。手的有意义的动作优先于手的工具性运作：它打手势，抱孩子，抚摸爱人的身体，在舞蹈中分享仪式，表达感情。原始技术主要不表现在工具方面，而在身体技术方面，因而不能因为原始工具的原始简陋而认为原始技术就很简陋。由于原始技术的目的不在于对外部环境进行控制，而是对身体进行规训和装饰，以达到性别强调、自我表现或群体识别等更高级的目的，因此原始的身体技术丰富而复杂。正是通过原始的身体技术这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我们的身体才成为真正人类的身体：它本身就是表达心灵的语言和符号。
在史前制造技术中，芒福德推崇器具（utensil）甚于工具，认为容器（container）优先于工具，重视器具制造(utensil-making)、编织篮子(basket-weaving)、染色(dyeing)、制革(tanning)、酿酒(brewing)、制罐(potting)、蒸馏(distilling)等活动。他认为，过去的人类学家过分关注进攻性的武器和掠取性的工具，而忽视了容器在文明史上的地位。像炉膛、贮藏地窖、棚屋、罐壶、圈套、篮子、箱柜、牛栏，以及后来的沟渠、水库、运河、城市，都是文明的盛载者。语言，这个文明最大的容器，同样被芒福德高度赞扬。“语言的出现，是人类表达和传达意义的基本形式，与手斧相比，对人类的发展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只有当知识和实践能够被以符号形式存贮起来，通过语词传递，一代又一代，才可能有新鲜的文化成就。驯养动植物才成为可能。这一工艺成就并不需要挖掘的棍子和锄头。犁和车轮是在大规模的收获谷物之后才出现的。”（［1］）由于容器技术多为女性所发展，芒福德可谓女性主义技术史的先驱。
将工具独立出来予以格外重视是巨机器时代的一种现象，而在巨机器统治人类之前，工具的角色既不独立也不突出。希腊文里的techne既指技术也指艺术，审美表达与技术发明并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甚至在最早的时期，诱捕和喂草所要求的更多的是对动物习性和动物栖息地的敏锐观察而不是工具，所依靠的是广泛的植物试验，以及对种种食物、药物和有毒物对于人类机体的诸种影响的精明解释。在那些园艺发现——如果奥克斯·阿姆斯（Oakes Ames）是对的话，一定比植物的驯化要早数千年——中，气味和形式美与其食用价值同样重要。最早的栽培物，除了谷物外，人们经常关注的是它们花朵的颜色和形态，以及它们的香味、质地、香型，而不只是营养。埃德加·安德森（Edgar Anderson）提出，新石器时代的花圃像今天许多简单文化的花圃一样，可能是食用植物、染料植物、药用植物和观赏植物的组合，它们对生命同样必要。”（［1］,pp.80-81）新石器时代的驯养得益于主体方面对性的关注，通过宗教神话和仪式强化了这种关注。育种、杂交、施肥、播种、阉割，都是富于想象的性之教养的产物。（[1], p.81）
原始技术优于现代技术，因为原始技术是生活中心的（life-centered），而不是狭隘的工作中心（work-centered），更不是生产中心（production-centered）或能量中心（power-centered）。生活的技术适应环境的有机性质，限制任何个体的过度增长。它是均衡的、有限的、和谐的。
二、现代技术的本质：巨机器
作为有机论者和生态主义者的芒福德始终信奉“小的是美好的”，对巨大工程、巨型建筑、巨型城市有本能的恐惧和反感。对他来说，现代技术的主要问题是对于有机世界的系统性背离，其标志就是“巨机器”（Megamachine）成为时代的主角，而现代技术的本质也被芒福德称为 “巨技术”（Megatechnics）。
所谓巨机器或巨技术，就是与生活技术、适用性技术、多元技术相反的一元化专制技术，其目标是权力和控制，其表现是制造整齐划一的秩序。芒福德认为，现代巨机器主要体现在极权主义政治结构、官僚管理体制和军事工业体系之中。美国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Pentagon）、几层楼高的巨大的登月火箭、核武器，都是芒福德所谓巨机器的典型。
1， 巨机器的起源
在反思现代性的起源方面，不同的思想家有不同的做法。胡塞尔把欧洲科学的危机的根源追溯到伽利略的数学化思想，海德格尔把现代性归于由柏拉图发起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芒福德则把巨机器的起源追溯到了古埃及。
埃及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专制王朝国家，而这个国家本身就被芒福德看成一部最早的巨机器，也是之后一切巨机器的原型。这部巨机器的基本特征就是令人惊叹的组织秩序，它的主要物质成果是金字塔。在那个物质工具水平并不十分发达的年代，制造金字塔这样庞大的工程之所以可能，完全靠的是对人力的高度组织。近十万的劳工以一种钟表般的精确性被组织起来从事劳动，只使用石头、木头和青铜工具，就造出了吉萨金字塔这样巨无霸的建筑。没有一个巨机器是造不出这样的“巨无霸”的，而这个巨机器恰恰不是由机械零件组成，而是由高度组织化了的人所组成。因此，这个一切巨机器的原型消失在历史之中，未留下任何考古证据。
这个原型巨机器是如何可能的呢？芒福德从文字、宗教、天文学等几个方面揭示了埃及巨机器的起源。通过祭司阶层的坚持不懈地努力，埃及人的宗教和宇宙论被融合在一起，共同铸造了绝对的宇宙规则和绝对权威的概念：法老是太阳神阿蒙－拉在人间的代表（[4],p.28）。由于文字的发明，文书书写者和传抄者组成了最早期的官僚阶层，通过他们，这种普遍的宇宙秩序得以在人间实现，那就是一个在政治威权统治下的严格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由军事强制和神性力量相结合组成的国家机器来维持，百姓则从事重复的单调劳动。在这种单调重复的规则和秩序中，个人达到自我控制的心理均衡。
巨机器在历史上的存在有它的合理之处。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巨机器创造和维系了埃及3千年的文明历程。正是巨机器使得洪水控制、粮食生产和城市建设等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成为可能：埃及文明恰恰是我们今天能够追溯得到的最古老的“文明原型”。但在芒福德看来，这个事实只能解释为我们今天恰恰又生活在一个巨机器的时代，我们的文明或多或少与埃及文明同类。他认为，金字塔与登月火箭相类似，差别只在于前者静态，后者动态，但它们都崇拜死亡：一个是存放木乃伊的坟墓，一个指向无生命的月球。埃及巨机器与现代技术相类似，今天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就是那时的祭司和僧侣，他们一样的维持着他们时代的社会基本秩序，同样的垄断他们时代最神圣最神秘的知识，同样是最高统治力量的大脑和神经系统。
自轴心时代以来，埃及巨机器被人们抛弃了，只在军队里保存着其原始范型。直到中世纪，一个新的巨机器时代开始孕育，它首先表现在“求序意志”（will to order）的出现。这种求序意志最先出现在修道院、军队、账房里，最后在现代科学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得到确立和保障。
修道院为近代世界奉献了一样最重要的机械：钟表。教士们为了有更多的时间沉思和祈祷，发明了不少机械以代替劳动。教士们规则而又刻板的生活节奏，为机械钟的发明提供了温床。这个精确的时间机器规定了现代人整齐划一的生活节奏（[7]，第100页），使得“效率”的概念成为可能，为大工业标准化、流水线生产提供了先天的时间方案。钟表的出现以及流行，创造了一个客观的、数学的、纯粹量的世界概念，一个科学的世界概念。从前的时间经验与生活经验紧密相关，牧民和农民依据自己的劳作对象和劳作方式来确定自己的生活节奏。如今，时间与有机的生活经验相分离，受制于机械的节奏。节省时间成为新的时代性要求，守时成为美德。所以芒福德说：“钟表而非蒸汽引擎，是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2],p.14）
修道院不仅奉献了机械钟表，而且也培育了宇宙秩序的观念。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里说：“中古世纪在规律的见解方面为西欧的知识形成了一个很长的训练时间。当时也许缺乏一些实践。但这观念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冲淡。这个时期十分明显地是一个有秩序的思想的时期，完全是理性主义的时期。”（［8］，第12页）经院哲学所培育起来的宇宙秩序的概念成为现代物理学的基本哲学前提。
除修道院之外，资本主义商业的兴起对现代巨机器的形成也是必不可少的。由实物经济到货币经济，由有形财产到无形财产，由实体经济到抽象的虚拟经济的转变，慢慢培养了人们抽象和计算的习惯。金钱价值越来越取代了生活价值的位置，而追求金钱理论上是永无止境的。于是，通过抽象、通过计算来无休止的追求权力，成了新时代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芒福德来说，欧洲资本主义最后通过技术革新实现了自己的辉煌成就，但资本主义先于现代技术，而且并不必然依赖现代技术，因为资本主义本身才是现代技术得以可能的巨机器。芒福德不无嘲讽的说：“机器承担了资本主义的罪恶，而资本主义取走了机器的美德。”（[2], p.27）他认为，现代技术的问题并不在于机器，而在于机器背后的巨机器。
2， 巨机器的克服
芒福德提出巨机器的概念，其目的就是为了揭示巨机器的反有机的本性，从而引导人们克服巨机器。他强调要区别“机器”与“巨机器”。东方文明有着欧洲文明难以企及的“技术”和“机器”，但他们因为没有“巨技术”和“巨机器”，因此不能够与现代西方的技术文明相抗争。同样道理，现代技术文明导致的种种问题，不能够单纯从技术的角度来处理。“在技术的领域里来寻求由技术所引起的所有问题的答案，这将是一个十足的错误。”（[2], p.434）。对他来说，克服巨机器的主要路线还是回归人性的正确规定，回归生活世界和生活技术。
如果把我们的人性就规定成工具制造者和使用者，那么我们就完全无法逃离巨机器的阴影，因为这两者享有共同的逻辑。唯有我们意识到心灵的优先性，我们才能真正克服巨机器。“从工作中解放出来”（free from work）是机械化和自动化的能够做的事情，但事情的要害在于“为了工作而解放”（free for work），而这只有以人的心灵为本，充分开发人的潜能才有可能，机械化并不能真的使人获得自由。彻底的机械化将会使人类彻底的失去自由。只有把目光转向人性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围着机器的革新和使用打圈圈，才有可能真正摆脱巨机器的控制。
由于始终强调心灵优先性，技术服务于心灵的需要，甚至巨技术也是服务于某种不健康的心灵需要，因此，芒福德始终对技术时代抱有乐观主义的态度。他没有技术自主论者通常会有的悲观主义。但是，对现实生活中每每占据支配地位的巨机器，芒福德自感并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对付。他用他的笔反复歌颂生命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创造性，强调生命是意义世界的不竭源泉。通过对有机生活的一再回溯，他指出了逃离巨机器的基本方向。
参考文献
1， 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the Nature of Man”, in Carl Mitcham et al ed.,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The Free Press, 1983
2， 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INC., 1934.
3， 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A Harvest/HBJ Book, 1967
4， Lewis Mumford, The Pentagon of Power, A Harvest/HBJ Book, 1970
5， Lewis Mumford, Man as Interpreter, Harcourt Brace, 1950
6， 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7，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8，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Lewis Mumford’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WU Guo-she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wo of Mumford’s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re the suggestions of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echnics with a novel recogni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a theory of the nature of modern technology as Megamachine with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its origination.
Key words: Lewis Mumford;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刘易斯·芒福德与科技生态学回目录
[摘要]本文叙述了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学术思想，并介绍了他对“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这一个学术领域的建立所做出的贡献。在他的思想里，“科技生态”（ecology of technics）既是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又是作为一种对技术、媒介以及文化进行研究的视角。在对芒福德的学术思想按照历史顺序进行了一番疏理之后，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了他对媒介生态学这一个学术领域的建立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技时代史学” （epochal historiography of technology）；有关科技与人类发展关系的“有机科技论”（techno-organicism）；以及他对“王权机器”（megamachine）的批判。最后，本文以对存在于芒福德的著作、生活以及他的科技和媒介生态理论中的伦理问题的讨论作为结束。
[关键词]刘易斯·芒福德，媒介生态，科技生态学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Lewis Mumford’s scientific thoughts and introduces his contribution to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media ecology. In his thoughts, Ecology of Technics is both a scientific tradition and an angle to study technics, media and culture. After combing his scientific thoughts in historic order, this paper introduces his contribution in three aspects: his epoch-making techinics history theory; the techo-organicism theor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echin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and his critique on megamachine. This paper ends with the discussion on the ethic problems existed in his book, life and his media ecology theory.
Key words: Lewis Mumford; Media Ecology; Ecology of Technics
《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集成典范的规划化》（Towards a Science of Media Ecology: The Formulation of Integrated Conceptual Paradigm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System）是目前有关媒介生态学这一个十分复杂且相对年轻的学术领域的第一部主要文献。在这本博士论文中，克里斯汀·尼斯纯（Christine L. Nystrom, 1973）将刘易斯. 芒福德（Lewis Mumford，1934)的《科技与文明》的论述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同样地，昆斯(Kuhns, 1971)也将芒福德作为他编篡的主要媒介生态学者名录[1] 的第一位。由于芒福德的研究涉及到了对整个科技文化体系的批判，因此我们倾向于将其看作是整个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但是在建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基础通常会被建立于它们之上的东西所掩盖，芒福德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他对建立媒介生态学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也很少被人提起。
一栋房子既可以建立于其基础之上，同样也会因为其基础而倒塌。即便如此,芒福德也并没有因为当尼尔·M·波兹曼(Neil M. Postman) 这位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其建设成纽约大学一门课程的学者的存在而黯然失色（参看Nystrom,1973; Postman,1970; Postman & Weingartner,1971）。同样，芒福德也被马歇尔.麦克卢汉（H. Marshall McLuhan）和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这两位学者提到。麦克卢汉（McLuhan,1964）在他的有关媒体的论述中介绍并普及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的概念。英尼斯 (Innis,1950，1951)被麦克卢汉称为是最早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造成的影响的人。英尼斯也被认为是多伦多学派 (The Toronto School) 这一个由一群多伦多大学的媒介生态学者们建立起来的学派的早起代表之一，包括麦克卢汉、艾里克·A·哈弗洛克(Eric A. Havelock) 以及Edmund Carpenter 等人。因此，提起媒介生态学，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多伦多学派。
不可否认,多伦多学派在媒介生态学理论的早期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英尼斯也应该被认为是媒介生态学的代表性奠基人物。但是﹐芒福德却是比英尼斯更早的先驱者﹐他应该被看作是纽约学派 (The New York School)最早的代表人(Strate,1996)。纽约学派并不象多伦多学派那样所指的是一所单独的学校(例如纽约大学)﹐而指的是纽约这整个城市。纽约学派早期的成员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Louis Forsdale、来自于福德哈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社会研究学院的John Culkin、皇后学院的Gary Gumpert 和 Charles Weingartner、纽约大学的Neil Postman (波兹曼) 和 Christine Nystrom(尼斯纯)、曼哈顿的 Tony Schwartz。我们这里提到这些并不是要用一种地域性或沿袭性来代替什么，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媒介生态学这样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的、各学派间具有沿袭关系的网络。
如果芒福德作为先驱者这一点被忽略的话，那么媒介生态这一名称也将会有或多或少的改变。在他完成了他的主要著述之后，他也没有看到媒介生态这个名词的出现。虽然芒福德的确将媒介与传播学、艺术、文化放在一起讨论，特别是将它与他自己最主要的两个研究领域科技和城市放在一起讨论，但实际上，他无论是在媒介研究领域还是在传播学领域都不有被视为一个伟大的杰出的先驱者。至于城市研究，人们今天很容易忘记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众传播与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密切。大众传播和城市化是大众社会研究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谈到技术，多伦多学派提出了一个看法，认为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相对于制度和组织而言）限制了媒体的发展，但是后来，这些限制还延伸到所有的人造手段（不仅是媒介的传播）这一更宽泛的领域。这样一来，芒福德的技术理论就与主要的媒介理论变成一致的了。
芒福德当初可能仅仅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研究媒介理论，但是他将媒介与生态联系在一起，这却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很多其他的媒介生态学家仅仅只是将生态学作为了一种隐喻，但芒福德却将人类生物学和科技学上的一些习惯转化为了研究过程中具体的、可行的方式。在他22岁的时候，芒福德为他的第一本城市发展生态学著作写了计划书：
芒福德的这本著作与其他的关于美国城市的书籍相比起来，有其独到之处。自1893年芝加哥展览会（Chicago Exposition）以来，美国城市文化的复兴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关于美国社会的城市化、城市历史、城市指南等的研究，这些研究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美国社会租金、税收、财政预算、宪章法案、教育和住房等诸多的社会问题。但是芒福德找到了一个“战略布局上被忽视的点”。还没有人“试图去创造性地描述市民与他们生活的环境”以及区域环境之间存在的问题（芒福德将其称之为生态历史[ecological history]）。（Miller,1989, p.84）
虽然这本著作在芒福德正式出版第一本关于城市研究的著作之前的20年就已经出版了，但是其中提到的关于生态历史的观点,也对后来的科技生态学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将论述那些在芒福德的著述中出现的媒介生态理论的突出特点、他的科技组织理论、他对“王权机器”(megamachine)的批判以及他对社会生态学伦理问题的讨论。首先，我们将介绍一下芒福德的生平以及他的媒介生态理论。
芒福德生平及作品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皇后区的法拉圣（Flushing, Queens）。他的母亲埃尔韦拉（Elvina）来自于一个德国新教的移民家庭，在刘易斯出生之前的12年，她与一个名为约翰. 芒福德（John Mumford）的英国人结了婚。在这段婚姻结束以后，她仍然保留着他的姓。刘易斯的父亲刘易斯.马克（Lewis Mack），来自于一个受迫害的德国犹太人家庭。但是埃尔韦拉和刘易斯的婚姻也如同前一段婚姻一样还是走向了离婚。埃尔韦拉在刘易斯的叔叔雅各布·马克（Jacob Mack）家里做帮佣，所以，在刘易斯. 芒福德的童年生活中，是雅各布.马克而不是刘易斯.马克作为他的法定监护人，并扮演了父亲的角色。不管这其中的关系是怎样复杂，刘易斯.芒福德出生于纽约的曼哈顿是确定无疑的。因此，他认为“纽约这个城市对我造成的影响要远比我的家庭深远和重大的多”（Mumford，1982，p. 25）。他由一个小男孩逐渐成长为一个有抱负的作家，开始关注并记录下城市和世界正在发生的种种阵痛和变化。他成长的那个时代正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各种新的建筑样式、运输系统和传播体系不断涌现，不仅改变了城市的面貌,而且也对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他出生的那一年，马可尼发明了电报，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照相机。1903年，当芒福德八岁的时候，怀特兄弟实现了人类梦寐以求的第一次成功飞行。一年以后，纽约市的地铁系统投入使用，亚瑟.科恩（Arthur Korn）将第一张图片从慕尼黑发到了纽伦堡。从幼年时代开始，芒福德就经常跟他的祖父在纽约的街头留连忘返，这个时候他总是将视角投向那些身边的人们，仔细观察纽约这个大城市,正在面临着种种巨大的冲击和转变。20世纪早期，人们由于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和一些新开发项目的建设而经常搬家。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一些新的邻居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比如那些曼哈顿下东城地区的居民就是移民潮产生的结果。就像米勒（Miller, 1989）的传记拥有充足的例证一样，芒福德在这段时期内的丰富的经历和观察,也证明了他对这个城市以及它的建筑、科技等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从Stuyvesant高中毕业以后，芒福德进入纽约城市学院的夜校就读。起初他想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后来在他还没有完成学士学位以前，他就再也不想被正式的学校课程所束缚了，他最终放弃了取得博士学位的想法。虽然后来他先后在社会研究学院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学习深造，但他依然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形成对世界的看法。芒福德在纽约这个“城市图书馆”里度过了很长时间，他将那儿看作是一个长期学习的教堂，并广泛阅读了各个领域的研究。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芒福德的思想和著述如同百科全书一样，具有很强的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同样地，这种特点的出现也有可能是由于他没有形成一套单独的理论体系。
如果芒福德出生的这个城市本身就变成了他的课堂，那么他还需要一个父亲角色人的指点，这种需要在1915到1916年间他得到了。当时他第一次在帕特里克·戈德斯 （Patrick Geddes）的著述里接触到了有关城市规划方面的思想。戈德斯是一位苏格兰的生物学家，他的理论涉及到了植物学、生态学以及古生物学、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人类学、宗教研究、城市学等等诸多领域。这位出生于1854年的戈德斯著述甚丰，包括《城市的发展》（Geddes，1904）、《演化中的城市》（Geddes，1915）等。但是戈德斯对芒福德最大的影响却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来实现和达到的:
如同苏格拉底一样，戈德斯主要应被看作是一位口语传教士，一位永不停息的宣讲者，他的语速极快，自言自语通常会被他的浓密的红色胡须遮掩住。他的著述杂乱而没有系统性，留下了很多没有完成的项目和课题。他的思想就如同火把溅出的火花。他的很多原创的思想都被后来者重拾起来，加以了更深入的研究，这是因为戈德斯既没有耐性，也没有掌握深入研究这些思想所需要的规律和原则。（Miller，1989，p.52）戈德斯的思想在美国这片土壤里扎下了深深的根，很多20世纪早期的学者都对他表现出了敬仰和肯定：
在美国，他经常与约翰·杜威（John Dewey）、珍·阿达姆斯（Jane Addams）和萨斯汀.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等人一起讨论问题。刘易斯·芒福德继承了他的衣钵，戈德斯的思想也在新形成的“美国区域计划协会”（Reg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America）中得到了体现，这份宪章的起草者还包括Gifford Pinchot, Henry Wright和Stuart Chase。在这些不同的学科派系中，戈德斯推动了公共电气系统和社区计划的出台。（Carey, 1989，p.129）
对于芒福德而言，戈德斯的思想对他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对生物学、进化论和社会生态学这些学科的研究视角上:
戈德斯对生物学法则如何对人类文化研究产生启发作用进行了论述，这对芒福德的思想和著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托马斯. 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实验室接受了一个生物学家式的训练以后，戈德斯对于存在于人类和自然环境，比如植物、动物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戈德斯的“人类生态”的观念在芒福德历史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的兴趣范围的确定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芒福德认为戈德斯在“建立人类文化系统生态学的基础” 这一点上走在了其他哲学家的前面。（Novak,1995,p.25）
人类生态学是一个由戈德斯首先提出的概念。这一概念常常被人们提及，包括那些芝加哥学派的著名人物。这一概念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Robert E.Park）、Earness W . Burgess以及Roderick D.McKenzie等人的观点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戈德斯自己所做出的贡献却常常被忽视了（参见Hawley，1986）。与其他学者观点的类似性使得戈德斯作为人类生态学始祖的地位显得不是那么明确，同样，芒福德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奠基人也是如此。由于直接对英尼斯（Innis）的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对芝加哥学派产生的间接作用，戈德斯也通常被看作是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之间的联系的桥梁。戈德斯的“人类生态学”理论包括科技发展的历史，同时他也是最早提出“电气技术”而具有革命性影响的学者之一，就是被凯里（Carey,1989)称为“电子技术神话”（P.139）的东西。这一论题包含在芒福德早期的作品中（Mumford，1934），并且成为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McLuhan,1964）一书的中心的主题。芒福德从戈德斯的下列观点中获益匪浅：“所谓的未来，可以说是社会思潮内的必然规律”（Carey，1989, p.185）。换句话说，戈德斯是最早的未来学家。英尼斯还提出了一个观点，是戈德斯最早将口语文化（特别是对话和辩论）、价值和哲学思索界定为感性的和动态的科技文化的对立面文化（Carey,1989,p.135）。戈德斯的思想包括对电气技术的论述，值得强调的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是戈德斯(Geddes)而不是芒福德(Mumford)或英尼斯(Innis) [2]。
谈到戈德斯对芒福德的影响，Novak(1995)将其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是戈德斯的生态学观点。其次是各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和形成思想和学术的一般规律，这些体现在他的城市规划中。第三是戈德斯对待知识的积极态度：他认为学者应该将他们所研究的东西应用到实践中，并以此来提高生活的质量。这个观点很好地解释了芒福德为何要积极倡导区域生态学说，将其作为“美国区域计划协会” 的基础（Luccarelli,1995）。这也可以解释芒福德与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这个纽约市的建设部长之间发生的,几乎长达半个世纪的公开辩论，后者主持修建的高速公路、公共公园以及其他的很多建筑设施,极大地改变了纽约市的城市面貌（Caro,1975）。
但是，戈德斯并不是唯一对芒福德产生影响的人。另一个对芒福德的学术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学者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3] 。根据米勒 （Miller, 1989）撰写的芒福德的传记，“芒福德以极大的热情阅读了他的所有著作，发现他在这一点上与戈德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他拒绝‘辨别那些没有缺点的特征，在他所从事的专业研究领域之内，这些特征不利于激发产生灵感’。维布伦是一个语言学家、社会学家、人种学者、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民俗学者和经济学家”（p.109）。芒福德最初在纽约城市学院读到的《有闲阶级理论》（Veblen,1899）一书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维布伦其他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品也对他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维布伦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并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研究，这些都深深地吸引了芒福德,并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Mumford,1934,1967,1970）。芒福德在社会研究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选修了维布伦开的一门课，后来当他于1919年在《The Dial》杂志社工作的时候，他与维布伦和杜威 （Dewey）等人成为了同事。
在找到这个工作以前，芒福德在海军服役了一年，在那段时间里，他被分配到马萨诸塞州的位于剑桥的广播培训学校。《The Dial》出版之后的一年，他在《Sociological Review》从事编辑工作。20世纪20年代，芒福德将研究的兴趣点集中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层面，出版了四本著作：《乌托邦的故事》（Mumford,1922）、他的第一本建筑方面的书《柱子和石头》（Mumford,1924）、《黄金时代》（Mumford,1926）和《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Mumford, 1929)。在这个时期，他还建立了“美国区域计划协会”，并通过这一计划参加了纽约皇后区的阳光公园计划和新泽西州的绿色草坪计划。20年代末，芒福德应邀到Dartmouth大学做访问学者，参与了他们《New Yorker》杂志的编辑工作，并于1931年出版了《褐色年代》一书。1934年是值得一提的一年;那一年，芒福德进入了纽约的教育部门工作，并出版了他对生命复兴持乐观态度的系列丛书中的第一本书：《科技与文明》（Mumford, 1934）。1938年他又出版了《城市文化》一书。
在美国卷入二战以前的几年里，芒福德是积极提倡美国参战的人员之一，为此，他失去了很多珍贵的朋友，包括与孤立主义者, 著名的建筑大师弗兰克. 劳埃德.瑞特（Frank Lloyd Wright）的友谊。这场战争也夺去了他唯一的儿子Geddes; 他在1944年在意大利的一场战役中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在此后的几年里，芒福德对军权的批判态度变的强烈。二战期间，他出版了《人类必须行动》(Mumford,1939)、《生活的信念》(Mumford,1940)和《从建筑来看南部》(Mumford,1941)等书。他的生命复兴系列丛书的第三本书《人类的状态》(Mumford,1944）也出版了，同时还出版了《城市的发展》(Mumford,1945）一书。在这段时期，他还进入斯坦福大学担任人类学学院的院长。
战后日子里对芒福德来说无疑是多事之秋，他参加了反对发展原子能武器的运动。并和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展开了被称为“20世纪重要的城市政策辩论”（Miller,1984,p.477;caro,1975）。1951年，他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作访问学者，1957年他到马萨诸塞州的科技部门工作，并继续出版了下列书籍：《生存的价值》(Mumford,1946)、他儿子的传记《绿色的记忆》(Mumford,1947)、生命复兴系列丛书的最后一本《生命的操守》(Mumford,1951)、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系列丛书之一的《艺术与技术》(Mumford,1952)、《以心智健全的名义》(Mumford,1954)、《从头做起》(Mumford,1956a)、《人类的变化》(Mumford,1956b)、获得全国图书大奖的 《历史上的城市》(Mumford,1961)、《高速公路与城市》(Mumford,1963)等等。
六十年代，他参加了反战运动，并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六十年代末，他完成了关于科技史和文化史的两部作品：，《机器的神话（第一卷）：技术与人类发展》（Mumford，1967）和《机器的神话（第二卷）：权力的五边形》（(Mumford,1968)。他晚年的作品包括一部合集《解译和预言》(Mumford,1972)、三部自传《发现和保存》,《我的工作和过的日子》My Works and Days (1979) 和《生命的素描》(Mumford,1982)。他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也充满了庆祝、荣誉和奖章，包括1972年获得的全国文学奖和1986年的全国艺术奖。刘易斯芒.福德死于1990年，终年94岁，他的一生辉煌而灿烂。
芒福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技时代史学
将历史划分为某些阶段或时期的做法并不新鲜，但是芒福德划分人类历史的依据与众不同，他的标准不是统治者或朝代，不是战争或历史的曲折，也不是思想或时代思潮，而是科技及其发展。在《科技与文明》这本书中，芒福德（Mumford，1934）不仅仅为读者提供了一部科技发明的历史;更重要的，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基于机器或基于他的“复杂综合的”（p.12）科技历史和一套“科技时代史学“ （epochal historiography of technology）。同时，芒福德也接受了他的老师戈德斯（Geddes）的学术思想。戈德斯将古生物学作为一种参考范本，尤其是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的一些概念上，他提出了“前工业时代”这一名称；与蒸汽时代相对应，戈德斯提出了“旧科技时代”的概念；与以电力的广泛运用为标志的工业时代末期相对应，他又提出了“新科技时代”的概念。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芒福德又添加了第三个时期，但是他将关注的重点由工业化转到了机械化上。他将机器和机器文明的发展划分为“三个连续的但是也互相交叉贯穿的时期”（Mumford，1934，p.109）：前科技时代（the eotechnic phase）（约公元前1000年——1750年）、旧科技时代（the paleotechnic phase）（1750年以后）和新科技时代（the neotechnic phase）（20世纪——）。以下是芒福德对这三个时期的论述：
每个的阶段的名称都是有特殊含义的，每个阶段都有他们特定的资源和稀有的原材料，有他们特定的利用和产生能量的方式，以及特定的生产方式。最后，每个阶段也有不同种类的工人、不同的培训工人的方式，发展他们某些方面的技能而抑制其他方面的发展，每个阶段也在不同的方面利用和进一步发展社会遗产。（Mumford,1943,p.109-110）
从能量和物质属性两个方面着眼，芒福德将“前科技时代”称为水和木头的综合体，将“旧科技时代”称为煤和铁的综合体，将“新科技时代”称为电和合金的综合体 (Mumford，1934，p.110)。区分这三个阶段的标准之一就是他们各自的能量、资源、原材料、生产方式等对自然环境（随即对人类生态）的改造程度。水、风和树木——这些前科技时代的标志物——是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在这个时期，人类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水和风怎样能够给人类带来最大的便利、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比如如何通过水路来运送货物以及在什么样的地形条件下修筑河道比较合适等等。结果，人类通常就会在那些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定居下来，从而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地区。与此相反的是，旧科技时代的煤和铁是不可再生资源，他们的开采和利用（比如掠夺性的采矿）带来了很多的生态问题。这个时期的重工业与采矿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芒福德则将采矿称为是对自然环境的最野蛮的破坏行为，同时，紧邻河道、运河从而带来了便利的交通条件的地区也在这个时期变得非常重要。在《科技与文明》,芒福德 (Mumford，1934）谨慎地对新科技时代的发展潜力给予了乐观肯定的态度，特别是电力的广泛运用彻底地改变了旧科技时代。他认为旧科技时代与新科技时代的区别就像“黑和白的区别”（p.212）一样明显。作为一种相对便宜和污染少的能源和一种非劳动密集型的劳动方式，芒福德相信电力如果能够摆脱资本主义的垄断和控制的话，将会达到一种生态上的平衡效果。但是，后来当他认识到新技术依然支持甚至进一步强化着中央集权的权利时，当他发现石油和原子能这些对环境具有明显破坏作用的物质被用来作为发电的能源时，这个观点被他自己否定了（Mumford, 1967, 1970）。
区分这三个阶段的另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看它们各自对人类生活和文化所造成的影响。木头作为一种相对原始的资源具有一定的灵活便利性，前科技时代的工匠们能够很熟练地使用那些以它们为原料做成的工具，因此他们的技艺变得相当的纯熟和具有专有性。同时，在生产的过程中，与后来的那些整天与机器打交道的产业工人相比，他们的工作也具有更多的创造性、多功能性和自主性。与此相反的是，旧科技时代以量化、机械化以及最终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特征。煤和蒸气这些新能源的使用使工业中心由艺人和手工业者的店铺转移到了重工业的工厂，因此产生了社会和经济上的新阶层和权利精英人物。同时，工厂里的工人也发生了蜕变，成为了专业分工时代的机器上的人力部件而已。在旧科技时代，人类的生活完全由机器来设计。而到了新科技时代，芒福德（Mumford , 1934）认为旧科技时代的机械化、无组织性和非人性化的特征都将得到改变，他在书中写到，电力将作为一种新的能源，他的使用将使机器按照人类的生活来设计、为人类服务，而不是相反。但是，他这种早期的乐观态度随着二战的到来也消失了。
今天，芒福德对于科技历史阐述上的细节已经要比1934年的时候更为人熟悉和接受，但是他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使他在将技术看作社会发展主要推动力的人类历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如同Kuhns（1971）所提到的那样：与他后来的其他媒介生态学家一样，芒福德不仅仅是从内部的结构来给机器下定义，而是从它所产生的外部影响出发来思考这一问题。因此，文明的不同阶段实际上是不同的影响和效果，而技术本身只是导致这些影响和效果的原因。他的工作为后来的科技研究竖起了一个里程碑，例如：Giedion（1948）的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 Ellul（1964）的《科技化的社会》、Bolter（1984）的《Turing人》、Beniger（1986）的《控制的革命》和波兹曼的《科技垄断》(Postman,1992）。在《科技垄断》中，波兹曼提出了三个技术时期：使用工具时期、技术统治时期和技术垄断时期，这种提法与芒福德的始科技时代、旧科技时代和新科技时代或多或少有着相似之处。
英尼斯（Innis）同样也受到了戈德斯（Geddes）和芒福德的影响。在《帝国和传播》和《传播的偏倚》这两本书中，英尼斯 (Innis, 1950, 1951)将着重点放在传播媒介而不是能源和原材料上。但是，不管是在英尼斯还是在芒福德的思想里，媒介环境的概念都已经产生并明确了。在下面这些学者的著作中，这一概念也得到了体现：Mcluhan (1951, 1962, 1964) 、Mcluhan和Parker (1969）、Havelock（1963, 1976, 1978, 1986）、Ong（1967, 1977, 1982）、Goody（1977，1986，1987）、 Postman （1979, 1982, 1985）、Eisenstein（1980）、Meyrowitz（1985）、Levinson（1988, 1997）等等。
芒福德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将传播媒介单独挑选出来，或者说是没有从根本上分离出一种特定的技术，这是他在树立自己独特性方面的失败，同时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关于科技发展的系统理论。同时，这一不足也使他的作品多多少少缺乏了点吸引力，至少没有其他一些强调特定变革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的媒介生态学家的作品吸引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夸张地强调一下技术的决定性作用的话，就会发现高度受人关注的媒介和技术革命通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芒福德有时候会与技术决定论之间产生一些错误的联系，但他根本上还是一个非决定论者，他认为如果技术失去控制的话，那仅仅是由于它们自然的发展就应该是这样。他强调生态的动态平衡和渐进的演化和变革，如同Kuhns说指出的：“芒福德将技术看作一种在很大允许范围内的改进手段……他的三个科技发展阶段的论述对于强调稳定之中的变化的重要性作用不大”（p. 29）。什么叫做“稳定”呢？Kuhns（1971）认为就是人性自身:
人文主义的视角既是芒福德的成功之处，也是他的失败之处。通过强调稳定而不是变化，他揭示了技术变革的本质和规律，就如同大面积的地层的变化只是在地表上的改变而已，本身的位置并没有改变，地表下面的岩石也还是以前的岩石。芒福德建议人们用不变的定律来对抗环境变化的多样性。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不注意地将矛头指向了机器。虽然如此，这仍然应该是对待人类和技术的基本态度：不管环境怎样改变，人类仍然保持着基本的相同。芒福德反对完全的改变，反对技术能够真正彻底地改变人类，反对技术能够影响到人类这个物种。因此，一些关于物种的技术和文化层面上的演化的文章也出现在芒福德的作品中。
按照Kuhus（1971）的说法, 上面所提到的可算是的理论的不足之处？但是凯里（Carey, 1997）的观点却不是这样，他认为这使芒福德成为一个比麦克卢汉更好的学者和更出色的文化理论家。
芒福德的有机科技论（Techno-Organicism）
科技和生物学的融合在后现代文化（Bukatman,1993；Gray,1995；Haraway,1991）中既是作为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作为一个美学问题提出来的，当芒福德还没有使用“科技有机”（techno-organic）这个专门的概念时，这个观点本身已经通过各种其他的方式在他的思想中出现了。对芒福德而言，科技和生物之间的分离是人为的，是机械化和工业化的结果。在《艺术与技术》这本书中, 芒福德 (Mumford, 1952）提到了科技和生物之间的紧密联系：“人类的技术发明与其他生物的有组织活动之间存在着很多的类似之处：蜜蜂按照工程学的原理来筑巢，电鳗能够产生电压很高的电击，蝙蝠早在人类之前就懂得使用它们的雷达在夜间飞行”（p.17）。在这里，他揭示了科技和生物有机力量之间的关联性，但是在《技术和人类发展》这本书中, 他 (Mumford, 1967）表达了一种更深层的观点，认为科技是有机现象和力量的一个部分：
在对技术的众多定义中，很明显的一点是很多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都要比智人之前的人类的祖先制造容器、工具的能力要强，比如它们的复杂精致的鸟巢和凉亭、蜜蜂的几何形状的蜂巢、如同一个城市那样复杂的白蚁窝。总之一句话，如果仅仅把技术作为判断智力水平的标志的话，人类与其他的物种相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落伍者。这一理解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语言符号、视觉图案以及社会范围内的传播出现以前，人类制造工具的能力简直不值一提。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的大脑而不仅仅是手才是人类与其他物种相区别的主要特征，大脑也不能仅仅被看作是手的产品，因为大脑已经在如老鼠这一类没有灵活手指的四脚动物身上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p. 5）。
借用了Mead、Cassirer、Langer和Huizinga这几位学者的观点，芒福德认为使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不是工具、工业或劳动，而是语言、艺术和游戏，甚至艺术和技术之间的区别和对立也是人为的：
技术从来没有将我们的时代从每个人被功能化了的大文化中分离出来，有一个典型的希腊词语“tekhne”就很明确地表明了在工业生产和象征性艺术之间不存在什么区别；因为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都是不可分割的……在最初的阶段，技术是生活的中心，而不是工作的中心或权力的中心。在其他的生态学综合体中，各种不同的人类兴趣和目的、不同的组织需要限制了单个成员的全面发展。（Mumford, 1967，p. 9）
芒福德描述了一种在有机力量、美学和技术的之间存在的平衡状态，但是这一平衡在后来过分强调自动化机器和蒸气动力以后就被打破了。如同他的前辈戈德斯（Geddes）一样，芒福德在最初也被凯里（Carey, 1989）所描述的电力的神话所吸引了，认为新科技时代能够改变旧科技时代的种种偏差，从而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
每个部门的有机力量复苏消弱了纯粹的机械的力量，生活以前是为小提琴家付费，现在则是为了享受小提琴的旋律……现代技术的标志是器官替代了机械、人工所带来的生活。就技术本身而言，在很多部门都得到了改变：我们重新回到了有机的道路上：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都不再把机械看作是无所不包的和充分的（Mumford, 1934，pp. 371-372）。
技术转变这一话题应该是麦克卢汉（McLuhan）很熟悉的，但是芒福德（Mumford , 1934）抓住了它，麦克卢汉却忽略了。涉及到政治领域，就应该建议用系统的有机观念来代替机器观念。像那个时候的其他社会主义理论，比如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一样，芒福德提出的民主社会理论是有机科技论的基础。芒福德的人类社会主义既与整个的极权主义系统相抵触，对资本主义来说也是多余之物，但是它却很有意思地指出了20世纪早期的有机思想。
凯里（Carey, 1997）从很多方面论述了早期芒福德对麦克卢汉有机科技论的先人一着：包括技术是生物意义上的延伸、媒介是人的感觉器官的延伸、它们能够改变思想、媒介即讯息、印刷媒介在西方的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芒福德夸大了机器的作用，认为媒介应该只起到第二位的作用），以及电的使用带来了有机协调性以及生态环境的平衡等等。如同麦克卢汉以及其他的媒介生态学家将媒介看作一个不可见的环境一样，芒福德 (Mumford, 1961) 在《历史上的城市》这本书中也提出了信息传播系统组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城市”（pp. 563-567）。麦克卢汉对芒福德的作品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对电力时代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并由政治的角度转移到了芒福德这边。接着，芒福德逐渐对新科技时代的现实产生了批判的态度，这可以在他后来的《机器的神话》(Mumford, 1967, 1970) [4] 中看到。自然而然地，他对当代技术的批判也包括了对麦克卢汉的尖锐批评（Mumford，1970）芒福德的有机科技论在总体和局部上都包含了部分系统理论（Nystrom，1973）的观点。从戈德斯 (Geddes)那里，他继承了一种对技术、文化和城市的全面的生态学视角：“早在San Smuts创造出这个词汇以前，戈德斯就实践了目前我们称之为整体论的东西，认为离开了它所发生作用的那个整体环境，没有一样生物组织能够被理解，这也是他留给刘易斯. 芒福德这位美国整体论思想的领袖人物”(Miller, 1989, p. 54）。同时，就像系统论所提到的那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现象是部分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芒福德（Mumford , 1934）提出了“技术合并论”的思想（p. 107）。然而，控制论却是将其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通过传播和反馈来达到控制的目的，芒福德（Mumford , 1934）就写了时钟作为一种机器具有控制和协调人类活动机制的文章，然而，系统论还包括系统和他的环境相分离的观点，芒福德（Mumford, 1961，1967）强调了容器（container）技术的观点。与工具和武器这些人类的延伸不同，容器技术是经常被忽视的一种技术形式，这可以在芒福德对女性器官延伸的论述中得到体现：
对于妇女而言，柔软的内在器官是她生命的中心，不管是幼儿还是成人，她的手和脚的运动能力都要比屈伸和拥抱的能力差。下面这些部位是她性状特征比较明显的地方：阴道口、液囊、嘴巴、外阴、阴道、乳房、子宫等等。在母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已经是一个拥有“容器”（container）工具的显赫时代：除了沟渠、村庄这些巨大的“容器”以外，这个时代还有石器、陶器、花瓶、广口瓶、缸、蓄水池、箱柜、谷仓、壳仓、房子等等这样一些“容器”。但是这一时代所具有的独特性和显著性却被现代那些过分强调机械意义上的科技进步的学者们忽视了。(Mumford, 1961, pp. 15-16)
工具、武器和机器都是男性文化的符号，有机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则是女性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是“容器”、建筑和城市的特征。芒福德（Mumford, 1961）将城市看作是“母性的拥抱”（maternal enclosure）、“容器的容器”（a container of container）（p. 16）或者“准容器”（metacontainer）（参看Strate, 1996）。而且，与媒介是人的延伸这一观点不同，技术即容器的观点与媒介环境和技术系统这些观点的联系更加紧密 (参看 Eastham, 1990)。
芒福德对“王权机器”（megamachine）的批判
就像上面所提到的，在《科技和文明》这本书中，芒福德（Mumford, 1934）在机械论思想和有机论思想之间建立了一种对立的关系。半个多世纪以后，波兹曼(Postman, 1992)写道：“在每一件工具里都隐藏了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偏倚和它的独特价值观和世界观; 因此，它会引导我们去片面使用我们的机能、感官和情操(p. 13) 。换句话说，所有技术都不是中立的。将各项技术联系在一起是一种组织论的原则、思想和途径。就像Postman所指出的，对于单个的技术而言这是正确的，但是它同时也适用于“机器”和“整个的技术综合体系”（Mumford，1934，p. 12）。机械论思想建立在指令、控制、效率和能量的基础之上（Mumford, 1934, 1936）。相反，有机论思想则根源于生命、生存和繁殖。如果用麦克卢汉（1964）的说法来分析的话，就应该是机械论思想是有机论思想的延伸，一种最终切除了它所延伸的事物的延伸，或走向了它的反面，如同芒福德所论述的:
机器往往是无机物质的综合体,用来传输能量、开展工作、增大人体的机能和感觉能力，并将要完成的任务简化为可计算的指令和规范化的进程。但是机器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在使用人体的某一器官来作为工具的进程中，自动化(automation)是最后的一步。发明并使用工具的目的,是为了用增强和保持人体器官的劳动能力这样一种方式,来改造世界，既是为了增强那些非手臂器官的能力，也是为了产生出获得平衡力和保证生存的有利条件。(Mumford, 1934, pp. 9-10)
有机科思想演变为机械论思想的程度到底如何呢？或者说，有机科技论论在什么时候变成了科技－机械论？芒福德最初的时候将其源头追溯到了中世纪，但后来他又提前到了古代和史前时期。在《历史上的城市》这本书中, 机械论思想的源头与城市文化的产生联系在了一起：
自然的巨大力量在人类意识的指导之下：如同成千上万的人在一部中央指令器的控制下开展工作一样：修筑灌溉用的水渠、运河、城墙、神塔、寺庙、宫殿、金字塔等等。如同一种强大的神秘力量突然出现一样，机械也被发明了：考古学家们长期以来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因为它们综合人体的本质已经被拆分了。(Mumford，1961, p. 34）
芒福德对机器产生源头的观点建立在他将机器定义为效果而不是形式（Kuhns, 1971）这一基础之上。最早的机器就是人本身，一种新的人类生态环境使内在的思想而不是必须的物质成为可能。芒福德（Mumford, 1967, 1970）在他的两部《机器的神话》系列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在这两本书中，就像米勒所总结的，“芒福德提出了他复杂、独特的关于人类产生和技术进步的理论学说，并做出了可能是他的最有争议性的结论：现代的霸权国家实际上仅仅只是古代政军系统的升级和放大了的翻版而已,他称之为“王权机器”;“王权机器”是一部完全由人组成的劳动机器,去修筑埃及法老王的金字塔”（Miller, 1986, p. 301）。在任何年代，修筑金字塔都需要成千上万的人，都需要对这些人力劳动者进行协调和控制，就像芒福德指出的：
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将一群松散的人群组织为能够按照要求运作的机器。这些人来自于不同的家庭、社区和不同的家庭中的位置，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和他们自己的回忆。而机器控制的秘诀在于拥有单一的想法，这样才能有利于组织者形成明确的目标。同时，机器控制的秘诀也在于能够通过一系列的媒介之间的交互来传达讯息，以保证这些讯息能够达到哪怕是最小的组成单元那里。讯息的精确复制和绝对一致也是最基本的要素之一。（Mumford, 1967, pp.191-192）
要达到一致就需要一些强制性的力量，比如武器。因此，军事力量不仅构成了这种人类机器的形式，“军队机器”（Mumford，1967，p. 188）,也对建立和维持其他“劳动机器”（p. 188）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机械论思想同样也需要机器语言和一套传播系统，在这套传播系统中，军队和劳动机器上的人这个部件能够作为独立的单元与时间和空间分隔开，这就是为什么机器、城市和文明的起源与革新系统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的原因：如果这台王权机器运转和完成任务、协作需要一项发明的话，那么这项发明就是文字。这种将口头语言转化为可视的符号的方法不仅使在整个系统内大范围传播成为可能，而且也产生了记载的概念。记载和文字的出现都是源于大范围控制这一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最早的文字并不是为了传播思想、宗教或者其他，而是为了保留和记录下有关谷物、牲畜、陶器、建筑物、贮存和开支的情况，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Mumford, 1967, p. 192)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也是一种“容器”（container）技术，一种不仅能够贮存物质，同时也能够贮存信息、思想的“容器”技术。接着，“容器的容器”（a container of container）也就出现了，城市就是最早的代表之一（参看Strate, 1996）。
这部人类的机器也需要再具备这样的一些发明，比如数学、天文学、文学以及历史，最后，还有由于对宇宙未知而产生的宗教思想、赋予国王这个天国的儿子以至高无上权力的思想”（参看Miller，1989，p. 522）等等。通过王室和皇权的引导，权力和知识的垄断者得以在高墙之内形成（Mumford，1961）。作为权力和控制的中心，王室的高墙大院是权力的来源。由于每台机器都有一个发明者，因此芒福德（Mumford, 1967）将国王定义为人类机器的发明者：
在将无上的权力和王权定义为既是神话又是职能部门的过程中，我遗漏了一个深入考察的相当重要的方面，一个最伟大的同时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贡献——原型机器（archetypical machine）的发明。虽然强调的重点逐渐由人类的运转转移到了更实际、可见的机器部件上，但这项伟大的发明仍然被证明实际上为以后的复杂机器提供了模本，它是最早的工作模式之一。王权的独一无二的功能在于将人类的力量组合到一起，并制订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范围内开展工作的组织行为规则（p.188）。
芒福德也提出了人类或原型机器（human 或 archetypal machine）的概念，他使用了“看不见的机器”（invisible machine）这个词语，并指出“所有的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军队、政府、王权必须包括在……这部机器之中，也就是这部‘王权机器’（megamachine）”（pp.188-189）。既然“王权机器”是原型机器或者其他一切机器的模本，那么它也适用于媒介机器。
在《科技和文明》，芒福德（Mumford, 1934）认为机器是随着十二、十三世纪僧侣统治时代钟表的发明而出现的，从王权机器这个更广的视角来看，我们能够发现在机械论思想传播扩散的过程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根据芒福德的分析，机器钟表的发明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有规律保持僧侣阶层的行为规则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发号施令。根据芒福德（Mumford, 1934）的观点：“僧侣们将一天划分为七个时段，七世纪的时候，罗马教皇萨比尼安的史书上也有一天24小时内敲七次钟的记录。这些一天之中的明显标志被称为‘规范性小时’（the canonical hours），目的在于保持和记录内容以及保证有规律的重复”（p.13）。
机械钟表的发明被认为是一种能保留和记录下“规范性小时”（the canonical hours）的符号，从根本上说，它使人类在权力的高墙之内从事着有规律的活动，保持规律性、秩序和控制的需求和必要是机械钟表出现的内在动因。芒福德（Mumford, 1934）还发现，僧侣统治阶层的出现“有助于给人类这个工厂带来有规律的选择性指令和运作的原则。因为时钟不仅仅是一种计时的手段，更是一种规范人类行为的手段”（pp. 13-14）。时间的概念曾经一度与有机科技论思想联系在一起，曾经是一种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界定和形状的主观的人类经验，曾经是一种稳定的环境，但是后来时间的概念却被重新定义，以使之符合机械论思想的要求。时钟由于能够准确地计量小时、分钟和秒，因而“将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出来并帮助创造了一种用数字计量的独立世界里的信仰：科学的序列世界”（Mumford，1934，p. 15）。
当时钟穿透了僧侣统治阶层的围墙，它的思想传播扩散到了整个社会：“时钟的有规律的敲击为工人和商人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有规律的生活。钟楼的敲击声几乎就是城市存在的证明。遵守时间逐渐过渡到按时间服务、时间的计算和时间的分配”（Mumford，1934，p. 14）。与1760年蒸气机的发明带来了资本主义时代这一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不同，与媒介生态学家英尼斯（Innis, 1950，1951）和麦克卢汉（McLuhan, 1962，1964）以及伊丽莎白·埃森斯坦(Eisenstein, 1980）等人的1450年印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观点也不同，芒福德（Mumford, 1934）认为资本主义是机械钟表的催生者，他的描述如下：
一种新的内含动力源泉和传输机制的能源机器,能够保证能量在工作的过程中稳定地流动，能使日常生产成为可能并保证能生产出标准化的产品。由于时钟能够决定能量的大小、能够实现标准化和自动化、能够生产出它自己的独特产品，因此时钟被认为是现代技术的预言者：在每个时期它都处于领导者的位置，做出了其他机器望尘莫及的成绩和贡献（pp.14-15）。
机械钟表是机械化、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时代,即旧科技时代的“标志性科技”（Bolter，1984）。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机械论思想开始广泛传播、逐渐被接受并开始代替了有机论思想。如同米勒（Miller, 1986）提到的：“在一个强调组织、规律、标准化和控制的思想框架内，主观、猜测和感觉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按照芒福德的观点，这种对有机思想的否定使西方国家在机器面前投降了，他们将发明、其他文化——比如灿烂的中国文化——中的带有机械性质的发明都转化为了他们所说的‘机器’”（p. 300）。
改变了早期的他在《科技与文明》中所表达的那种对重新采用有机思想论的乐观态度之后, 芒福德 (Mumford，1934）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电力和其他20世纪的技术实际上加强和延伸了机械化思想，给了古老的王权机器的观点以新的解释:
最新的王权机器的出现,实际上应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集权主义政权的出现; 它最先出现在苏联、意大利等国家。……新形式的法西斯独裁和共产主义专政建立了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的基础是一部分革命小团体的自我任命，被一个古代国王的新化身领导着，所不同的是，这个“国王”不再是由上帝赋予权力，而是像拿破仑一样自我加冕，这样的“国王”有：残忍的独裁者、恶魔的使者、血腥的暴君。他们宣布自己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不通过法律程序而任意地实施逮捕。(Mumford, 1970, p. 244) 与金字塔时代的先驱者们一样，现代的王权机器仍然强调指令、控制、效率和能量。通过将人类和人工的部分联系在一起，现代的王权机器也仍然依靠传播技术来达到有效运转的目的：
虽然古代的王权机器在没有文字这一发明的情况下也可以运转，但是早期的集权主义政体将由于传播的低速和无效而一次次倒塌；实际上古代王权机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水路和陆路对传播产生的促进作用，信使和快马、奴隶拉纤的驳船，这些都对古代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电报发明以后，紧接着是电话和广播，这些都使远距离传输的限制条件得到了消除。现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与其他的任何地方产生即时的交流，即使是图像的传输也只需要很短的滞后时间。人类的传播速度正在以一种匀速加速运动的方式向前发展着……能量、速度和控制成为任何时代君主的主要标志：消除这些领域里的自然限制因素成为构成古代和现代的王权机器的常规课题（Mumford，1970，pp. 258－259）。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芒福德最终在多大程度上把英尼斯、麦克卢汉以及埃吕尔 (Ellul)的观念和学识融入到他自己的技术生态（ecology of technics）里。同时，芒福德也对军事强权进行了研究，并撰写了《权力的五边形》(Mumford, 1970) 一书，作为《机器的神化》的续篇。他最为关注的是军事技术，特别是核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促使一个军事工业的王权机器在美国得以形成，这个巨大的军工机器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同时又是依靠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进行运转。芒福德（Mumford, 1970）甚至认为金字塔的建造与太空计划无甚差别，他认为在坟墓中的木乃伊与在宇航服中的宇航员十分相似，因为人们在这两种情况下的目的,都是把少数被选出来的人送入他们所认为的天堂。从这方面来讲，与神圣的王权相似的事物又得到了复兴。正如芒福德指出的那样，古代与现代的王权机器最为重要共同特征,是“联结并且隐藏在古代和现代王权机器之下的意识形态,是为了加强权力的规模与扩大控制范围，而毫不估计生命的需要与意义”（p. 260）。芒福德在他的一生中时时刻刻都在反抗着这种意识形态。
芒福德的生态伦理观念
最后，我们有必要对芒福德的著述和生活中的生态伦理观念进行考查。芒福德认为人们时刻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即使在“王权机器”面前也是如此，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应该如此。如果科技的发展像脱轨的火车头那样失去了控制，那我们就必须想方设法返回司机的座位，重新把它纳入正轨。伦理意味着与整个世界相联系，芒福德从来就不是那种呆在象牙塔中的，双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相反，他是一个参与公众事务的知识分子，当王权机器运转的时候，他不会置若罔闻，而是立场坚定地组织反抗。
芒福德是一个理性与计划的拥护者，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离奇有趣的现代主义，而不是愤世嫉俗的后现代主义。勿庸置疑，用理性、富有逻辑的观念来认识这个世界与现代技术与机器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the machine）的扩散传播密切相联，但是芒福德看到人们对权力有一种非理性的渴求，而利益正是这种渴求的核心。权力的非理性,通过战争与环境的恶化把人们推入孤僻、灭绝人性和毁灭的边缘，芒福德认为，面对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人们有意识的用理性的思考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从戈德斯那里，他学会了通过计划和运用逻辑来策划一种更加稳定、更为持久的、更加平衡的生活方式。这使得芒福德成为启蒙伦理学（enlightenment ethics）的领军人物，直到后来波兹曼（Postman，1985，1992，1999；参见Strate，1994）承袭了他的位置。
然而，仅仅依靠理性是不够的。对于城市发展，芒福德认为除了计划之外，地方分权也是必要的。这意味着我们要反对那种建立巨大都市的主张，限制城市社区的规模，同时要求他们与本地的环境协调共存。生态伦理暗含着一种协调、平衡和比例均衡的观念。芒福德的恢复有机意识形态的主张是一种把生命和生命的要求——也就是生存，繁衍和乐趣——放在首要位置的观念。世俗的和感官的事物,与艺术和爱情,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从芒福德的伦理观念来看，人们被常规的道德观念毫无必要地束缚着。
最后，芒福德认为，有机的生活可以拯救人类， 即使面对的是庞大机器及其大规模技术：
目前，有机的模式（model）已经渗透到所有的人类的活动之中……它使机械化避免了很多的尴尬，就像淳朴的村社风俗和传统、甚至是更为久远的动物式的忠诚,经常使得那些严厉而又全面的法律条文失效一样……只有那些与直接从生命器官和生命组织（生态系统）得来的模式相迥异的生存模式,才会使大规模技术进一步失控并且使人类文化解体。这种新的模式将会及时地用生物科技代替大规模科技，这将是从权力到富裕（plenitude）的第一步。一旦一幅有机世界的图景成为主流，富裕经济的目的将不再是使人类的功能与机器相适应，而是进一步发展人类所拥有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无穷潜力。(Mumford, 1970, p. 395)
芒福德对于有机科技(techno－organic）未来的希望与憧憬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机器，而是使这些机器重新回到人们的掌控之中，使这些机器进入一种有机和谐与生态平衡的状态。在这个未来里，进步将是无限的，所有的进步都是根据人类的情况发展，而不是一种科技的扩张。在这个未来里，修建的房子适合所有人居住，生态环境适合所有人的发展，人们永远不会被当成是机器的零件。
注释：
[1] 昆斯Kuhns（1971）没有使用“媒介生态”这个词，但是他所指的确实是媒介环境和信息生态。
[2]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对于创始人的甄别，如果不是基于要神化的需要的话，往往是基于文化的需要，而不是逻辑上的必然要求（参见Kirk，1983）。知识史是一种交互文本的实践，这种交互文本总是具有相关性的，它在本质上排斥着封闭性。例如，戈德斯受到了俄罗斯王子Petr Kropotkin的著作的影响。
[3] 维布伦（Veblen）对英尼斯（Innis）的也有很大的影响（Stamps，1995）; 维布伦使英尼斯成为另一位多伦多学派与纽约学派的知识联结者。
[4] 凯里(Carey, 1997）指出，芒福德关于电力科技的立场变动与麦克卢汉在《机械的新娘》（McLuhan，1951）与《理解媒介》（Mcluhan，1964）中立场的变动相反。波兹曼Postman从《教学是颠覆性的活动》(Postman & Weingartner, 1969）到《教学是保存性的活动》(Postman，1979）的转变与芒福德的转变相似，他们早期的作品像麦克卢汉那样对电子媒介大加赞扬，而后期的著述则对电视对文化与认识的作用颇具批判性。波兹曼Postman的转变被看成是政治上的转变，它保持着一种自由主义的定位，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与芒福德更为接近，与麦克卢汉则相对较远。
[参考文献]
[1]Beniger, J. R. (1986). The control revolution: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Bolter, J. D. (1984). Turing’s man: Western culture in the computer age.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3]Bukatman, S. (1993). Terminal identity: The virtual subject in postmodern science fic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4]Carey, J. W. (198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Boston, MA: Unwin Hyman.
[5]Carey, J. W. (1997).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E. S. Munson & C. A. Warren, Ed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6]Car, R.A. (1975). The power broker: Robert Moses and the fall of New York. New York, NY: Vintage.
[7]Eastham, S. (1990). The media matrix: Deepening the contex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8]Eisenstein, E. L. (1980).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Ellul, J. (1964).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J. Wilkinson Trans.). New York, NY: Vinta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4).
[10]Geddes, P. (1904). City development: A study of parks, gardens and culture institutes: A report to the Carnegie Dunfermline Trust. Edinburgh, Scotland: Geddes and Colleagues.
[11]Geddes, P. (1915). Cities in evolu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own planning movement and to the study of civics. London, England: Williams and Norgate.
[12]Giedion, S. (1948). 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Goody, J. (1977).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Goody, J. (1986). The logic of writing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Goody, J. (1987).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written and the oral.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Gray, C.H. (Ed.). (1995). The cyborg handbook. New York, NY: Routledge.
[17]Haraway, D. J.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NY: Routledge.
[18]Havelock, E. A. (1963). Preface to Plato.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Havelock, E. A. (1976). Origins of western literacy. Toronto, Canada: The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20]Havelock, E. A. (1978). The Greek concept of justice: From its shadow in Homer to its substance in Plat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1]Havelock, E. A. (1986). The muse learns to write: Reflections on orality and literac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2]Hawley, A. H. (1986). Human ecology: A theoretical essa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3]Innis, H. A. (1950).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4]Innis, H. A. (1951).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5]Kierk, G. S. (1983). The nature of Greek myths.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26]Kuhns, W. (1971). The post-industrial prophets: Interpretations of technology. New York, NY: Weybright & Talley.
[27]Levinson, P. (1988). Mind at large: Knowing in the technological age. Greenwich, CT: JAI Press.
[28]Levinson, P. (1997). The soft edge: A natural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29]Luccarelli, M. Lewis Mumford and the ecological region: The politics of planning. New York, NY: Guilford.
[30]McLuhan, M. (1951). The mechanical bride: Folklore of industrial man. Boston, MA: Beacon Press.
[31]McLuhan, M. (1962).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32]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NY: Mcgraw-Hill.
[33]McLuhan, M. & McLuhan, E. (1988). Laws of media: The new science.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34]McLuhan, M. & Parker, H. (1969). Counterblast.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 World.
[35]Meyrowitz, J. (1985). No sense of place.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6]Miller, D. L. (Ed.) (1986). The Lewis Mumford reader. New York, NY: Pantheon.
[37]Miller, D.L. (1989). Lewis Mumford: A life. New York, NY: Weidenfeld & Nicolson.
[38]Mumford, L. (1922). The Story of utopias. New York, NY: Boni and Liveright.
[39]Mumford, L. (1924). Sticks and stones: A Study of American architecture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NY: Boni and Liveright.
[40]Mumford, L. (1926). The golden day: A study in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culture. New York, NY: Boni and Liveright.
[41]Mumford, L. (1929). Herman Melville.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42]Mumford, L. (1931). The brown decades: A study of the arts in America, 1865-1895.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43]Mumford, L. (1934).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44]Mumford, L. (1938). The culture of cities.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45]Mumford, L. (1939). Men must act.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46]Mumford, L. (1940). Faith for living.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47]Mumford, L. (1941). The south in Architecture.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48]Mumford, L. (1945). City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49]Mumford, L. (1946). Values for survival: Essays, addresses, and letters on policitcs and education.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50]Mumford, L. (1947). Green memories: The story of Geddes Mumford.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51]Mumford, L. (1951). The conduct of life.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52]Mumford, L. (1952). Art and technics.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53]Mumford, L. (1954). In the name of sanity.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54]Mumford, L. (1956a). From the ground up.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55]Mumford, L. (1956b).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an. New York, NY: Harper & Bros.
[56]Mumford, L. (1961).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57]Mumford, L. (1963). The highway and the city.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58]Mumford, L. (1967).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I: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59]Mumford, L. (1968). The urban prospect.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60]Mumford, L. (1970).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II: The pentagon of power.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61]Mumford, L. (1972). Interpretations and forecasts.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62]Mumford, L. (1975). Findings and keepings: Analects for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63]Mumford, L. (1979). My works and days: A personal chronicle.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64]Mumford, L. (1982). Sketches from life: The Autobiography of Lewis Mumford. New York, NY: Dial.
[65]Novak, F. G., Jr. (Ed) (1995). Lewis Mumford and Patrick Geddes: The correspondence. London, EnglandL Routledge.
[66]Nystrom, C. (1973). Towards a science of media ecology: The formulation of integrated conceptual paradigm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system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viersity.
[67]Ong, W. J. (1967). The presence of the word.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68]Ong, W. J. (1977). Interfaces of the wor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69]Ong, W. J.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London, England: Methuen.
[70]Postman, N. (1970). The reformed English curriculum. In A.C. Eurich (Ed.), High school 1980: The shape of the future in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 (pp. 160-168). New York, NY: Pitman.
[71]Postman, N. (1979). 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 New York, NY: Delacorte.
[72]Postman, N. (1982).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New York, NY: Delacorte.
[73]Postman, N. (1985).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w York, NY: Viking.
[74]Postman, N. (1992).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New York, NY: Alfred A. Knopf.
[75]Postman, N. (1999). Building a bridge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ow the past can improve our future. New York, NY: Alfred A. Knopf.
[76]Postman, N & Weingartner, C. (1969). 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 New York, NY: Delta.
[77]Postman, N & Weingartner, C. (1971). The soft revolution: A student handbook for turning schools around. New York, NY: Delacorte.
[78]Smith, M.R. (1994).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in American culture. In M.R. Smith & L. Marx (Eds.), Does technology drive history? (pp. 1-35).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79]Stamps, J. (1995). Unthinking modernity: Innis, McLuhan,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80]Strate, L (1994). Post (modern) man, or Neil Postman as a postmodernist. ETC.: A Review of General Semantics, 51(2), 159-170.
[81]Strate, L. (1996). Containers, computers, and the media ecology of the city. media ecology [online]. Available http://raven.ubalt.edu/features/media_ecology.
[82]Veblen, T. (1899).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New York, NY: MacMillan.
雅各布斯与芒福德核心思想的比较与启示——读两本著作引发的思考 回目录
摘 要：上世纪60年代，美国城市发展遇到的诸多问题正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雅各布斯和芒福德所倡导的人本主义思想为当时的城市发展指明了方向，影响深远。本文从两者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和《城市发展史》入手，比较分析他们的写作特点、核心思想以及影响。并结合我国城市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归纳值得借鉴之处。
关键字：雅各布斯；芒福德；启示
This paper makes comparisons between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y and The City in History. Comparable analyses are given to better reveal and evaluate the core thoughts of Jane Jacobs and Lewis Mumford, which have made great influences on urban planning theory. Considered the specific problems in China,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at the end according to the profound comprehension of two books.
1 引言
二战后，美国城市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问题。城市不断向外扩张破坏自然环境的同时，城市内部越发像一部没有生命的机器，人们的生活变得机械乏味。相似的情况正在今天的中国发生着。20世纪60年代，许多美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与总结，试图找出城市问题的症结与发展的出路，这其中就包括雅各布斯（Jane Jacobs）和芒福德（Lewis Mumford）。两位杰出的城市研究者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提倡和宣扬人本主义思想，在同一年（1961年）出版了各自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和《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可以说，这两本著作推进了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时至 今日仍然影响着规划界。尽管他们在很多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二者在城市发展的根本问题上殊途同归，指明人本思想对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重要性。
本文尝试从写作特点、核心思想以及影响意义三方面对两本著作加以比较，以求更好的理解他们思想的真谛，归纳总结对我国城市建设的有益之处。
2 著者与著作特点
2.1 简·雅各布斯和刘易斯·芒福德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有着自由撰稿人、助理编辑的职业经历。在建筑师丈夫的影响下，她逐渐关注城市问题，并以女新闻记者特有的洞察力和视角，观察日常生活中的城市和街道。雅各布斯曾发表过很多文章，其中以1958年的《市中心为人民而存在》最为著名。1961年，在洛克菲勒基金的支持下，《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得以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与雅各布斯不同的是，芒福德（Lewis Mumford）是一位接受过专业教育的正统理论家。 自幼立志研究城市的芒福德，深受盖迪斯（Patrick Geddes）的影响，决心把城市纳入更广泛的区域环境中，并将城市发展的机理与人类文化紧密联系。芒福德治学严谨，著作中所有实例都是经过亲自调研的，论点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金经元，1995）。他一生出版了专著30余本，发表论文上千篇。1961年著成的《城市发展史》堪称专业巨著。
表 1 雅各布斯和芒福德的比较
雅各布斯 芒福德
背景经历 新闻记者、编辑 城市理论家
对待城市 感性的观察 严谨的调研
立场 普通百姓 规划学者、城市专家
2.2《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和《城市发展史》的特点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引发思考，集中批判美国城市的实际问题，平民化但切实有效。可以总结出以下四方面特点：首先，该书并无高深的理论和专业性的论述，而是运用极其细腻的生活化语言，表述通俗易懂，易为大众接受；第二，书中严厉批判当时美国城市建设中的诸多问题，观点鲜明，一针见血；第三，书中展现大量基于城市表象的直感体验，引用许多市民经常接触的媒体（报纸、杂志）资料，例证鲜活，平易近人；最后，文字犀利且夸张，煽动性极强，显现出新闻记者特有的写作风格。
相比之下，《城市发展史》一书中体现出的观点更为本质和深邃。芒福德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深刻的认识城市，颇具专业性和理论性。主要总结有以下四方面特点：首先，该书观点深邃，思想性强。把对城市的研究与人类文化结合起来，从更为本质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因素认知城市；其次，该书内容广博。书中不仅详尽叙述了不同时期的城市以及构成城市形态的本质原因，还广泛介绍和评价了城市规划思想；再次，全书论证严谨，观点明确；最后，该书从动态过程中认知城市，把城市的演变与人类文化发展过程紧密联系，认知城市的本质规律。
表 2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与《城市发展史》特点的比较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城市发展史》
总体特点 平民化 学术性
针对性（关注于美国城市问题） 广博深邃（抓住本质要素，研究所有城市）
语言特点 煽动性 严谨性
时间尺度 静态的（针对当时的美国） 动态的（研究历史发展过程）
研究方法 对城市表象的直感观察与体验 对城市本质要素的深层观察与研究
3 著作核心思想的比较
3.1 相似点比较
人本思想是两本著作体现出的最根本的相同点。二者都认为城市是人们生活的场所。雅各布斯对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情有独钟，芒福德认为城市是爱的器官，规划应该以人为中心，关心人、陶冶人。
另外，两位作者都认同城市的多样性。雅各布斯认为“多样性是城市的本质”。指出产生多样性的四个条件：首要功用相混和，街区要短小，要保留一定的老建筑，要具有一定的密度。芒福德则认为各种形式的戏剧与对话是城市的本质性功能之一，是城市生活最充分的体现。他们提出的相近概念，“城市芭蕾”和“城市戏剧”都是对多样性的赞同。只是前者倾向于对现象的描述，后者则更加富有哲理。
再者，两位著者都将城市看作是复杂的有机系统。认识到物质空间背后各种相互作用的人文因素决定着城市的发展。他们都反对柯布西耶提出的光明城市（辐射城市radiant city）为模型的集中式机械理性主义规划，反对把规划看作是一项工程技术，简单的进行物质形体设计。
3.2 不同点比较
由于专业背景与观察角度不同，雅各布斯与芒福德在书中的很多观念是不同的，其中有些甚至针锋相对。尖锐的雅各布斯在《死与生》书中多次批评芒福德的思想，而倔强的芒福德也在1962年的《纽约人》上以“雅各布大妈治疗城市癌症的家庭药方”为题，进行了回击。第一，对于经典规划思想的态度不同。两位著者的矛盾焦点之一就在于对于以霍华德为代表的分散主义理论的不同态度。雅各布斯旗帜鲜明地批判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为原型的分散主义理论，其中包括芒福德的思想。她认为这实际上是逃避主义，“他们不尽力为快速增长的人口解决住宅却想着重新分布静态人口”。并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目标规划：在田园城市的模型中，任何细节都要在开始时就得到控制，这是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并且会使得城市丧失活力。另外，分散式的城镇群只会把城市搞得越来越大，无法真正控制。然而，芒福德从整体性角度给予田园城市理论很高的评价，并发展了以其理论为核心的区域规划思想。他认为田园城市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该理论首次在城市与乡村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并把城市中的各种器官看作有序整体进行规划。
第二，对于大城市的态度不同。雅各布斯认为大城市是多样性的发动机，是各种新思想和新企业的孵化器。特别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大城市为它们的生存提供了机会。大城市拥有众多人口，人们有各自不同的兴趣、品位、需求。这样千姿百态、纷繁多样的城市生活正是雅各布斯所青睐的。芒福德虽然承认大城市在保持文化多样性和集聚效应方面的作用，但是对于庞大并不断凝聚蔓延的城市形态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如果人类不能认清形势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杂乱无章的肌理会使城市分崩瓦解。无论对于人类或是自然来说，这无疑都是毁灭性的灾难。
第三，系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不同。雅各布斯和芒福德都提倡系统地看待城市。但是，雅各布斯比较注重大城市内部的有机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城市与周边环境的联系。从某种意义来说，她心目中的大城市是被孤立的，因此是片面的思维方式。受盖迪斯影响的芒福德则从更宏观的层面上把握城市和区域的系统性。他不仅认识到了城市内部各要素间的有机联系，而且强调城市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应该说，芒福德具有更深刻全面的系统思维。
第四，人文观与自然观不同。雅各布斯具有鲜明的人文关怀，却一定程度上忽视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一方面，她认为在周边用地功能多样的前提下，绿地公园、开放空间并不会比街道营造出更为出色的城市生活空间。在她的描述中，公园成为犯罪猖獗的区域，而街道才是孩子们最好的游乐场所。尽管她承认位置合理的绿地会是很好的场所，但是她认为这样成功的例子并不多见。另一方面，雅各布斯不承认绿地对于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发挥的作用。她极端地认为“一定量的绿地并不会比同样大小面积的街道更能为城市增加更多的空气”。应当承认，绿地建设不应无限度削减街道面积，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抹杀绿地生态作用的理由。与之相比，人文观和自然观并重是芒福德思想的精华。他认为城市应符合自然的要求，并满足人们对自然的需要。他提倡要让城市环境变得自然而适于居住。在重视城市中绿地空间的同时，芒福德书中也强调郊外荒野也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资源。在他看来，绿色空间不仅满足了人们游憩休闲需求，更重要的是维系了自然环境本身的连续性。
不难看出，芒福德对人性理解更为全面和深刻。丧失了自然属性，人是不完整的，忽视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人性也是不完整的。如果按照雅各布斯的极端方式——人们在污染和喧闹的街道中无法寻找到一片清新幽静的绿地，孩子们每天只能在繁杂的街道中玩耍，而没有花香草美的自然相伴——这样的城市生活同样是对人性的背离。城市中的绿地，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亲近自然、享受自然的机会，而且对于维持自然环境本身的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
表 3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与《城市发展史》核心思想的比较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城市发展史》
对于大城市的态度 赞同的 辨证的态度
对于人与自然 强烈的人文观念 人文观和自然观并重
对于城市的系统思维 关注城市内部 整体认识城市与环境（区域）有机联系
对于经典规划思想 反对花园城市为源的非中心主义和光明城市为源的集中发展模式。 支持分散主义，特别是其中的有机联系城乡的理念
综上所述，雅各布斯的思想更具针对性和颠覆性，这也意味着其某些观念比较极端片面。相比而言，芒福德的思想要更为完善和缜密（如表3）。实际上，这与二者的专业背景及经历有很大关系。
4 著作的影响与意义
两位作者的著作都被人们高度评价，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对美国甚至世界规划思想的转变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包括芒福德、雅各布斯的倡导下，人文关怀逐渐渗透到规划思想中，并唤起全社会的讨论与反思。
雅各布斯的著作措辞强烈，煽动性强。虽然某些部分有所偏激，但其影响范围较广。它取得了出版发行上的骄人业绩，在普通大众中产生强烈共鸣。同时，这本书的批判性论点对规划界产生很大振动。直到今天，一些著名院校如MIT、哈佛大学等的相关专业仍将这本书列为学生必读书目（方可，章岩，1999）。相比较而言，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容与思想、对城市发展的严谨论证和全面认知，为众多专业人士所推崇，被奉为前所未有的巨著。但其影响范围则要稍逊一筹。
表 4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与《城市发展史》影响与意义的比较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城市发展史》
影响范围 为广大普通人接受，同时影响专业人士 主要影响高级专业人士
意义 震撼规划界，成为规划思想变化的转折点 关于城市、文化的杰出学术著作
5 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与当时的美国相比较，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城市也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的方式与美国有很多相似之处，自然也遇到很多相同的问题：城市快速扩张致使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大规模拆旧建新和单一功能的街区导致城市丧失活力，不断扩大的道路尺度为汽车的横行提供了平台，如火如荼的城市美化运动和政绩工程忽视了普通百姓的需求和利益。不仅如此，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使城市不再适宜居住，几乎成为工业时代的殉葬品。另外，我国还面临着美国不曾面对的挑战和威胁：一方面，与美国相比，我国城市普遍历史悠久、积淀丰厚。另一方面，在更为先进的工程技术支持下，城市建设速度与60年代的美国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时纠正目前的错误，我国城市的前景将不堪设想。解决问题的捷径就是从美国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从正确的思想中汲取精华。笔者认为，这两本书中的核心思想对我国城市建设有着无可估量的借鉴意义，总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关注人性，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城市本应是人生活的场所，满足人的需求应作为规划建设的首要出发点。象征权力的轴线，空旷无人的广场或草坪、宽阔无车的“景观”大道，这些毫无实际功用的景观时至今日还在我国城镇中作怪，它们实际上是错误价值观的体现。无论政府、开发商、还是普通百姓，都被这样盲目、功利、浮躁并带有工业时代色彩的价值观所影响。这种情况下，具备专业知识的规划师们，有责任尽已所能正确引导社会意识和观念。不可以仍旧为了意念中的美好蓝图，在图纸上绘制 “美丽整齐”的形式；也不可以沦为政府官员的绘图工具，顺从于错误的长官意识。符合广大百姓切身利益的规划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也必将是城市的发展方向。
第二，尊重自然，致力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文明逐步取代工业文明的今天，为了短期经济利益而肆意破坏自然资源的做法理应为城市领导者和建设者所唾弃。然而，几乎所有中国城镇的脱贫致富都遵循着对环境“先破坏，后补救”的模式。这不仅危及自然的健康，而且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隐患。国外近两年发生的几次灾难已经给人类敲响了警钟[1]。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的产物，不可能脱离自然环境的支持。这样的自然伦理观不仅应该被规划师、领导者们所理解，还应该被社会所广泛认同。在开发建设之前，将有利于维护自然系统完整性的区域保护起来，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另外，忽视城市中的自然环境同样是背离人性的。方便可达的绿地公园是城市生活之余人们修养身心的极佳场所。与城市周边的自然系统联合构建完整的生态基础设施网络，不仅是保护生态环境、维护自然健康的有效途径，而且可以使人们获得持续的自然服务[2]。
第三，系统地理解城市机体。城市是复杂的巨系统，大量不确定的偶然因素影响着城市的发展过程。因此，任何单一目标的理性方法、工程技术都无法规划和控制城市。割裂城市机理——机械的功能分区是荒唐的；将城市当作建筑的放大——简单的物质空间规划是幼稚的；追求城市终极目标——理想的蓝图规划更是错误的。正确的规划不应简单地控制城市，而应该引导城市发展，并适应于多变的发展过程。规划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协调多方利益的妥协与辩护过程（俞孔坚，1998）；辩护的对象首先是人与自然，其次是各个利益集团，以及城市内部诸多影响要素。
第四，重视城市与区域的联系。缺少周边乡村和小城镇的支持，作为区域中心的城市不可能健康发展。因此，城镇体系的协调发展是保持区域活力和城市持续繁荣的重要基础。
以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农民生活水平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就是构建城乡和谐关系的重要举措。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量普通村落的生态及文化特征正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村庄整治运动中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片整齐的城市新区和宽阔的柏油马路。应当认识到，我国拥有丰富的乡土景观资源，它们是人类为了生活和生存而采取的对自然过程、土地和土地上的空间及格局的适应方式（俞孔坚 等，2005）。农田水塘、聚落民居、庙寺宗祠这些普通而平凡的乡村景观，与土地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是历经千百年演绎出的人地关系的典范。它们承载着比城市更为丰富的空间模式和文化信息，是广大农民长期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精神依托。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的初始阶段，应当尤其重视广大农民的需求，保护乡土文化和乡土景观，切不可演化为按照城市模式建设“新农村”。
注释：
[1] 2004年东南亚海啸、2005年新奥尔良飓风灾难都与人类不适宜的建设有关
[2] 生态基础设施（EI）的概念由俞孔坚等提出，是维护生命土地的安全和健康的关键性空间格局，是城市和居民获得持续的自然服务的基本保障，是城市扩张和土地开发利用不可侵犯的刚性限制
参考文献
1.金经元．芒福德和他的学术思想．国外城市规划，1995（1）：51～55
2.吴良镛．芒福德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人居环境学建设的启示．.城市规划，1996（1）：35～41
3.金经元．刘易斯·芒福德——杰出的人本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家．城市规划，1996（1）：44～48
4.方可，章岩．《美国大城市生与死》之魅力缘何经久不衰．国外城市规划， 1999（4）
5.俞孔坚．规划的理性与权威之谬论．规划师，1998（1）：104～106
6.黄光宇．城市之魂──纪念刘易斯·芒福德诞辰一百周年．重庆建筑大学学报，1996（3）：1～8
7.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8.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9.牛慧祥．雅各布斯与现代城市的生死．财经时报，2006-05-13
10.俞孔坚，李迪化，刘海龙．“反规划”途径．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20～21
11.俞孔坚，李迪华，韩西丽，栾博．新农村建设规划与城市扩张的景观安全格局途径——以马岗村为例．城市规划学刊，2006（5）：38～45
12.俞孔坚，王志芳，黄国平．论乡土景观及其对现代景观设计的意义．华中建筑，2005（4）：123～126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
路易斯·芒福德：城市是什么？回目录
作者：路易斯·芒福德
张艳虹译
原编者按：一直以来，路易斯·芒福德都被认为是美国最后一位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自1922年第一部著作出版了，他一生出版了25部极具分量的著述。对社会哲学、美国文学、文化史和技术史都有着重大的贡献，尤其对城市历史和城市规划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芒福德认为，在人类文化和个性发展过程中，城市经验是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他始终坚持，相较于城市与自然环境、城市与公众精神价值之间的关系，城市的设计和经济功能是相对次要的。在二十世纪20年代，芒福德为《纽约客》所写的那些建筑学批评文章就体现了他的这些原则。此外，芒福德更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理念，无论是与RPA(全美区域设计协会)的合作，50年代反对在纽约格林威治的华盛顿广场横穿高架，还是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挑战——埃比尼兹哈佛的完美花园城市，莫不如此。
在《城市是什么？》一文中，就城市规划和人类影响，芒福德提出了他的基本主张，涵盖了个人和社会两个部分。他写道，城市就是“社会活动的剧场，”至于其它所有的东西，包括艺术、政治、教育，商业，都是为了让这个“社会戏剧更具有影响，精心设计的舞台能够尽可能地突出演员们的表演和演出效果。”这就是芒福德不断重复的主题和印像。在《历史中的城市》（The City in History） (1961)一书中，芒福德在“古代城市的本质”一章中写道，城市“首先是一个剧场”。这样的说法就好像在评论50年代的文化整合(conformity)一样，同时，他也警告说，城市文化如果失去了戏剧对白的意识，那么“必然走向致命的最后一幕”。
可以说，芒福德对于现代城市规划的影响是不可限量的。他所提出的“城市戏剧”理念引发了整个城市文化分析界的共鸣。比方简·杰可布（Jane Jacobs）就提到了“街道芭蕾”；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提出，好的城市广场应该具有舞台的功能。阿伦·杰克布（Allan Jacobs）和唐纳德·阿普尔亚德（Donald Appleyard）则督促规划者要满足人们对“幻想和异国情调”的需求。他们写道，“城市早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惊喜的场所，那里就是一个剧院，人们既可以在舞台上展现自己，也能被别人所欣赏。”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芒福德站在“杰出学者”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的对立面，芒福德认为对方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芒福德强调的是在人类个性潜力（potential）的扩展中的公众价值和城市角色，这使不少城市理论家们与他站在同一战线，包括路易斯·韦斯（Louis Wirth）等。
无疑，《历史中的城市》（The City in History）是芒福德的代表作，与之相比，《城市文化》的选材相同，但作为更早的版本并不失为一本有趣的书。《The Urban Prospect》是他讨论城市规划和文化的一本非常出色的合集，在《The Pentagon of Power》一书中，芒福德对人类文化受到的技术影响做出了精彩的分析。而且，颇有些专横的《The Trasformations of Man》引发了他与戈登·柴尔德(V.Gordon Childe)关于城市革命理论的论争。这本书被收到了唐纳德米勒选编《路易斯·芒福德读本》（The Lesis Mumford Reader）中。
芒福德和派屈克·杰德斯（Patrick Geddes）之间的通信极具启发性，被收到《Lewis Muford and Patrick Geddes:The Correspondence》一书中。
由于环境规划学的诞生，芒福德也得到了再发现。近来，许多社会生态学著作运用了他的观点，如马克·L·路斯（Mark Luccarelli Lesis）的《Mumford and the Ecological Region:The Politics of Planning》，罗伯特（Robert Wojtowicz）的《Lewis Mumford and American Modernism:EtuopianTheories for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路易斯·芒福德的传记有多纳德·L·米勒（Donald L.Miller）的《Lewis Mumford: A Life》，汤姆斯·P·胡吉斯（Thomas P. Hughes） 和阿加莎·C·胡吉斯（Agatha C.Hughes）合著的《路易斯·芒福德：公共知识分子》（Lewis Mumford:Public Intellectual）以及弗朗德·G·诺华（Frand G. Novak）所写的《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我们现在多数的住宅和城市规划都是不完善的，因为在那些设计者的构想中，并没有考虑到城市应负担哪些社会功用，对此缺乏明确的概念。设计者们只是通过做一些非常简单的调查，比如考察一些同时代其它城市的活动及影响力，就想当然的认为这些就是城市功能。显然，他们自然从不怀疑自己的做法可能存在着许多缺漏之处，付出的努力完全可能将他们引向误区，甚至导致全局性的错误。因为，社会功能不是仅仅通过建造卫生的廉租房，或者是延展、拓宽不规则的街道，就能直接解决的。
作为一个纯粹的物质存在，城市一直是被调查的对象；但作为社会的公共机构，城市又是什么呢？整体而言，早期对城市的理解各有不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乌托邦》的作者摩尔、欧文，他们都有着对于城市的理解，并且，他们的回答远比社会学家们那些系统性很强的的回答更令人满意。在当代美国，“城市社会”并没有获得普遍的重视与关注。约翰·斯透（John Stow）是生活在伊莉沙白时期的一位观察家，但是他对城市的定义是至今为止最为合理的定义之一，他说：
人们为了追求正直和利益而来到了城市和联邦，伴随着城市、民间团体和公司的诞生，自然很快就形成了商业。这时的人们已经不再使用野蛮的暴力，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举止更文明、更人性化，并且更加公正。于是，良好的举止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城市化的象征，在城市中，我们显然比别的地方看到的文明现象更多些。因为个人始终生活在他者的注视下，也更易被训练得公正，并且用羞愧来抑制自己所受到的伤害。
然而，联邦和王国除了坚持各种美好的愿望，强调人要热爱他人，并没有其它更明确的立场。这样的态度虽然也在城市中滋生与维持，但在城市中，人们可以通过共同的社会进行合作，组成了联盟、民间团体和法人团体。
我并不想再强调或者描述城市的发展进程，我只想用术语来概括社会学意义上的“城市”。
城市是原始集体与具有特定目的团体的合成。首先，在所有团体中，家庭、邻居是相当普遍的。第二点也是城市生活的特征，不同团体通过经济合作得以维持，其性质或者是共同自治的，或者是被公开管理的。在被限定的的区域中，这些团体都被固定在不变的结构之中。城市的存在意义就是为各种力量的聚集、内部交换、储备提供固定场所、庇护所及设施；城市的社会意义在于区分社会劳动，他所提供的不仅仅是经济生活，更是文化进程。整体而言，城市是一个集合体，涵盖了地理学意义上的神经丛、经济组织、制度进程、社会活动的剧场以及艺术象征等各项功能。城市不仅培育出艺术，其本身也是艺术，不仅创造了剧院，他自己就是剧院。正是在城市中，人们表演各种活动并获得关注，人、事、团体通过不断的斗争与合作，达到更高的契合点。
社会戏剧（social drama）的出现自然需要借助于各种集体活动的汇集和强化。如果没有社会戏剧的存在，即使是最单一的功能都不能在城市中得到实现。事实上，即便是在一个开放的国度中，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城市机构总会试图降低城市戏剧的重要性，甚至阻挠其发展，否则在艺术、政治 、教育推动下，精心设计的舞台会突出演出的效果和演员们的表演，戏剧也将会承载更为重大的意义。显然，人们在城市中都有着各自的目的，但是城市的属性却限制了人们的社会活动。一位市民在城市中的住处可能是非常逼蛰的，但即使如此，如果要他离开城市到郊区去，即便郊区的生活环境更舒适些，甚至还有非常现代的花园，他也会非常不情愿、犹豫再三。因为他的直觉会立刻做出判断，城市生活是多样的、多面的，城市生活在社会的分歧和斗争中总是充满着机遇，城市创造了戏剧，而这些正是乡村生活所缺乏的。
我们可以从社会化的角度来描述城市，并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架构。不论是普通的个体，还是那些杰出的团体，都能在城市中获得发展的机会。在各种标识和专业组织的辅助下，以社团作为间接形式，城市提供了更多人与人直接交流的机会，城市人的个性也就更为多面：显示出更专业化的兴趣爱好，更精深的受训态度，并且具有更杰出的辨别力和更广泛的选择力。就整体而言，人们在面对现实时不再呈现出顽固的传统性，个体的崩溃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样的影响作用于具体的个人，个体就会产生参与社会活动、融入其中的需求。但是，一个城市的市民身份使人们无法想像一个模糊的、不定型的社会。各种经验、建筑被视为是社会关系的标志，一旦这些外在的环境变得混乱、不连贯，那么它们所包涵的社会功能也就很难被表达清楚了。
从城市概念出发，可以引申出意义更深远的结论，社会现实是第一位的，而城市的各种机构，包括产业、市场、信息与交通业，都是为社会需要提供辅助。然而，在近一个世纪的城市发展中，我们不顾一切地扩展工厂，却将社会核心、政府机构、教育和社会服务这些基础项目作为后续项目。如今，我们应将社会核心作为日常城市规划的必须元素：在确定城市的边界、规定城市整体的轮廓时，首要任务便是确定学校、图书馆、剧院、社团的定位及内在联系。
如果一定要对“城市是什么”做出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人们可能还能提出一系列类似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明确的结论总需要明确的判断标准为基础，比如一个城市最合适的人口是多少？城市是否可能保持持续地增长，直到连绵不断的市区覆盖了大半个美洲大陆，世界的其余部分也服从于此？完全站在城市公用事业机构的立场来看：后一项过程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中。这可能是他们唯一要关注的问题，也是都市规划者们在近期所关注的。但是，如果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那么它的需求就会不断受到质疑，因为城市为不同的社会组织提供各种机会，在一些特定的核心市民协会、团体中，某些不足之处就被呈现出来。
在柯布西埃(Le Corbusier)早期对理想城市的构想中，他认为城市人口在300万是比较合理的数字。这个数字大概正好是巴黎的城市人口总合。但是有一点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个数字会被视为城市发展的合理标准。如果城市单位的大小决定着城市生产组织的职能，决定着活跃的社会、文化交往的机会，那么人们又要面对一些切实的问题，如发展过程中适当的人口比率。在美国现有的文化状况下，一所大学的维持需要一百万的人口基数，当然还有其它的许多因素会产生影响，进而改变大学和人口基数的标准。然而人们又会提出，既然一所大学需要有一百万人口，以保证大学有足够的生源和后备，那么两百万人口就可拥有两所大学了。以此类推，五百万人却并不能提供比一百万人口的前提下更为高效的大学。由于分歧的存在，现在仍然保留着一些过度臃肿的机构，并且仍然在不断地重复建设，也因此真正的教育设备不仅没有得到扩展，反而深受限制。
确切的数字对于人口或者地域问题而言并不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对于生活的某些方面，人们早已放弃对确切数字的考察，就比如城市的大小可以通过自然繁殖进行自我生产。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来表述这些问题，比如社会关系究竟有哪些功能。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事件总是有一个合适的数值，一旦当前的状态超过了这个数值，那么市民每一项的需求增长都会带来困难。同样，地域扩张也有最合适的限度，超出了这个限度，城市扩张所带来的就不是重要的社会关系，而是直接导致了城市的瘫痪。迅捷的交通方式使得城市的半径可以达到40英里之100英里，伦敦和汉普斯特之间（Hampstead）就是通过地铁连接。但是，孩子们的活动范围仍然被限定在四分之一英里的步行距离之内。成年人在社区中自由频繁地交往、聚会，最大距离（maximum distance）对他们而言就显得毫无意义。但是本区域的划定并不依赖这些标准，这些是通过于大学、中央参考图书馆、医院所提供的服务对象来限定的。由于汽车和飞机的出现，一些潜在的城市定居点飞速增加。往日那种稳固的邻里交往方式，也逐渐被电话和收音机所消解。在中世纪，从城市中心出发，半英里的半径就是城市最远的极限了。而现在，大城市的街区沿着城市的大道不断地增加，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对城市群巨型改良模式的否定，但这也是我们的创新所要追求的。就临时性交往而言，社区是社会生活的单位，但是作为一个被组织起来的单位，如果整个区域都被密密麻麻的人群所覆盖，社区并不能有效地发挥其功用，因为密集的人口不仅会将整个交通动脉阻塞了，也阻断了社会功能的发挥。
城市大小、人口密度包括区域的限制，对有效的社会交往来说是必须的，这些是经济、人口规划的最重要手段。在过去，不愿意建立这些限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认为量的上升便是发展的标志，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对商业有利”；二是相信这些限制必定都是武断的。因此有人提出这会“减少经济机会”，即减少获取利益的机会，并会中断不可避免的改变进程。这些反对显然都是毫无根据的。
在美国的城市中，限制城市高度的做法非常普遍的，在伦敦，所有建在市区的房屋都受到严格的密度规则管制，这些似乎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都在实行中。这些限制并不是直接限制人口本身，而是为规划者和管理者提供增加居住中心区的机会，通过这种方式来限制现存的中心以垄断的形式进行无限扩张。这些限制有效打破过去无用的、臃肿的城市模式。在这样的规划模式下，规划者们提出要替换沃伦·汤普森（Warren Thompson）教授所提出的“单细胞城市”，采用新型的“多核城市”的模式，在这种城市模型中，社区群被很好的分隔开。同时，这些社区群落将承担起组织大型城市的责任。这样，城市的环境和能源都能得到充分得规划，二十个这样的城市就能够具有一个拥有一百万人口的大都会所有的便利，而且还没有那些繁重的无用之处：资金被冻结在无用设施的建设中，土地不可挪用，无法有效地适应新需求。
记录下现在正在发生的改变，能源、交通、通信的新资源并不配合旧有的公路网络。巨大的能量被藏在山头，超越了公路能到达的限制；即使是更不受约束的飞机，飞过了沼泽和山脉后也结束了自己的航程，只不过终结点从高山转变到田野而已。即使现在已经抛弃了那 “一马一车”进入了高速公路的时代，这样的问题也无可回避。就拿当地的例子来说，比如在新泽西（New Jeyse）和韦彻斯特（Westchester），高速公路基本是按着本·麦凯（Benton MacKaye）“无镇高速”来规划的。完整地规划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公路系统，就象是不受公共侵犯的铁路系统，与它所穿行的邻近乡村和城镇区分开。在这样的网络中，就没有单个的中心会变成为整个区域利益的焦点，正如过去的大都会一样，“全区”对于居民来说都是开放的。
即使没有合理的公共控制，在新一代中，城市功能的分裂和非集中化将进一步加剧。无镇公路导致了无公路镇的诞生，在那里，亲密、连续的人际关系的需要是第一位的。这与早些由爱德（Edgar Chambless）和线性城市的西班牙设计者所设计的机械中心公路城镇的图景完全相反。无公路城镇是以高效功能性区域的概念为基础，不是盲目地依从了法律条款，而是以公共设计为基本着眼点。城镇中，不同功能区域在地理上被分隔开成一座座的城市岛。根据各自特定的用途进行了合理的设计，并没有按着工业、商业、国家和城镇等相同的常规模式提供统一的规划。
首先制定出这一类型的系统城镇草图的是怀特（Messers. Wright）和斯特恩（Stein），他们在1929年为Radburn进行了设计。差不多在同时，其它设计者在对科隆和汉堡这样有限的环境中重复了这一新类型，当然他们在设计时是完全独立的。由于设计本身的局限：保留了传统的市郊住宅和陈旧的建筑形式，使得这一新的规划并没有能够在Radburn得到推广。但就总体而言，主要的联系还是非常清晰的，人行交通和车行交通的彼此独立，住宅区与主干道隔离；不连续的道路系统；特定市民中心的两极化生活；在学校，广场和游泳池开展社区生活。这样的规划带来了一个结果： 1934年南非的Nemours——柯布西埃许多城市规划中最有效，最具社会性的城市。
通过这些集中的努力，“多核城市”的原则被建立起来。这些规划建立起经常性直接的会议和面对面交流的习惯，为底层团体带来了更多的机会：这也必然导致了更完整的模式和更全面的生活，因为区域、地理区域第一次被视为所有社会功能的统一体。无需大众来生产社会集中和社会戏剧，只需通过更为成熟的当地核心力量和更完善的地域链接（regional articulation），我们就能够得出以上结论。人们常常会使用行话，但是这些意义的重要性又不会被忽视。也就是对人们来说，不仅要有更好的技术团体，更要有敏锐的社会理解，进而来展现城市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在合适的个人和城市架构下演绎自我，这些正是下一代城市的使命。
原载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知识分子论丛》第四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