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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原生代”（Digital Natives）

数字原生代，来自英文“Digital Natives”，国内目前缺乏统一的翻译，有的翻译为“数字土著”、“数字一代”、“数字本土者”、“数字原住民”，或者直接意译为“数字化的土生土长者”。在诸多译名中，互联网实验室倾向于使用“数字原生代”，相对来说比较信雅达。“数字土著”因为“土著”二字概念上容易产生歧义，因为数字原生代是非常新潮一代的群体。“数字一代”从内涵上简洁明了，倒是达意，但是“数字原生代”的“原”字更体现了这些数字一代从小从数字文化和数字应用中成长的历程。

“数字原生代”（Digital Natives）和“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新概念。还有更远离数字文化的“数字难民”（Digital refugees）的概念。这三个概念构成了数字时代人类数字鸿沟所划分的新的“三个世界”。

目前大家比较公认的说法，是著名学习软件设计家Marc Prensky于2001年提出“数字原生代”（Digital Natives）和“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的概念，以表征当代人与其前人在数字化技术方面的巨大差异。Mark Prensky的这篇文章名字就叫《数字原生代，数字移民》（附录有原文的PDF版本下载地址）。

Marc Prensky

来自北卡罗来纳大学的Marc Prensky把伴随网络成长的一代人称作“数字原生代”。而在技术爆炸之前成长起来的则被称作“数字移民”。数字移民比较深沉、专一和文本化，甚至可能把电子邮件打印后再阅读，而数字原生代则会在屏幕上阅读它们。对于数字原生代来讲，一切都要讲究速度和多任务。技术是他们的第二天性，他们能在同一时间舒适的使用不同的媒体。他们能一边学习、一边看电视、一边听音乐、并且还和朋友互发短信。

数字原生代，有时候也被称作“千禧一代”，在未来十年他们将是你的学生或者员工，并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因为大学学位是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必要条件，这将导致高等教育越来越热。利好的消息是会有更多的学费进帐，难题是：需要更多的校舍，大班额和更好的IT设施。不过这些看起来像是传统学校遇到的问题。在教育2.0时代，学生已经可以跨越现实和虚拟的障碍实现分享、参与和协作等学习行为；因为这是他们——数字原住民的时代。

但对于如今在数字化技术时代中长大的一代人而言，二者差别甚微。为此，Marc Prensky创造“数字智慧”一词来表示新的差别，并用“数字智人”或“数字人类”来指代数字化能力不断增强的新一代人。“数字智慧”有两个含义：一方面指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人类认知能力远远超出先天能力，另一方面指对技术的谨慎使用使人类能力获得内在提升。然而，Prensky强调，技术本身无法取代人的内在能力，数字化时代的智者应当能够把自身能力和数字能力恰当结合。数字化技术主要是通过增强如下五个方面的能力来提高人类智慧的：获取数据、深度分析及加工数据、制订计划和有序安排优先次序、审视及理解他人想法、发散思考以获取多维观点。

Prensky指出只有通过人类思维与数字技术的不断交互才能达到数字智慧的水平。文中，Prensky对技术更聪明或人类思维不再必要的说法都不予认同。他坚信，人类的智慧水平会因数字技术的应用而获得提高。然而，要真正掌握数字智慧则必须经过自身学习及知识传授，这就要求教师在提供数字化相关课程的同时，也要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指导。同时，日益涌现的数字智慧已经逐渐与人类日常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年轻人和成年人都应该积极提升自身的数字化素养。最后，Prensky指出，必须面对并着手解决数字智慧所带来的道德困惑等一系列弊端，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类带入21世纪真正的数字智慧中去。

数字原生代大脑解剖图

2006年，Gartner开始接受这个新概念，并应用于研究。2006年Gartner分析师发布报告说，消费技术将席卷企业，IT专业人员必须走在这波技术浪潮前面。到2012年时，多种消费技术，从播客到博客、VoIP和视频点播，将渗透到企业工作场所，而伴随着这些技术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群(Gartner称之为“数字原生代”，digital natives)将充当先锋。

Gartner公司全球研究负责人Sondergaard说：“消费化(consumerization)是今后10年影响IT最重要的趋势。”随着业务流程运行在功能强大的消费平台上，随之而来的变化将是技术所有权从企业转移到消费者手中。Sondergaard表示：“未来将出现反映‘数字原生代’优势的文化上的变化。消费者拥有更快的处理器、更多的存储容量和更大的带宽，消费技术将集成到所有环境中——家庭、办公室、运输或娱乐领域。用户将在所有这些环境中互动。”他说，这种向使消费者掌权的变化将扭转当前企业和政府控制与客户的关系的模式。

在他看来，只有使消费者掌握权力，企业才能使高额费用变得合理。他说，企业必须向个人提供应用的缩减版，“到2011年，公司将向消费者提供用于个人应用配置的Web服务”。Gartner 研究人员表示，Web 2.0 在企业中最大的影响是协作性技术，尤其是博客、wiki、社交网络站点，以及使企业用户能够开发mashup应用程序的可编程网站。Gartner 预测，厂商将在面向企业的产品中采用Web 2.0 技术，例如wiki和RSS。

数字时代的三个世界

接下来这个概念越来越被广泛使用，比如哈佛法学院教授兼Berkman网络社会中心主任John G. Palfrey， Jr.说“The primary difficulty for digital immigrants is that they’re fighting against their own instinct, which is to pull the trigger on the digital natives”

首先，他先从法律角度上分析公司在网络上猎索工作申请者的行为并不违法。教授引用了“Digital Natives”（数字原生代）和“Digital Immigrants”（数字移民）两个概念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年轻一代都是Digital Natives，同那些Digital Immigrants老一辈相比，他们善于运用现代技术分享更多信息，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目前大部分公司的掌权者都是那些“Digital Immigrants”，这些人还没有完全接受新的电子信息文化。因此，Digital Immigrants们得首先战胜自我，才能够缩短同“Digital Natives”之间的代沟。

最后，教授还对一些人在网上公开太多的个人信息发出忠告。他说，一旦将来你必须面对孩子、解释自己年轻时贴在网上的裸照时，那时估计你一定很后悔。

作者：胡泳 

30余年来微电子业和通信业的高速发展，开始给我们的社会构成留下明显的印迹。最突出的，是它造就了所谓“数字化的土生土长者”（digital natives）和“数字化的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的分别。前者根本就是与科技一起诞生的，也一起长大，通过同化过程，早就视科技为他们生活环境的环节之一，与周遭的其他事物融为一体。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对许多孩子而言，使用电脑就好像呼吸一样自然。而后者（无疑，他们主要是30岁以上的成年人）对科技却必须经历截然不同且较为艰难的学习过程。他们好像现实世界中新到一地的人，必须想出各种办法来适应面前的崭新数字化环境。

数字原生代与数字移民比较

只要了解了下列数字，你就会明白“数字化的土生土长者”在数字化经验的累积上，比起“数字化移民”来，领先了多大距离。目前，美国青少年在大学毕业之前，玩电子游戏的时间平均接近1万个小时；收发的电子邮件和聊天信息达20万件；在手机上消耗1万个小时交谈、玩游戏和进行数据下载；观看电视的时间超过2万个小时（快速切换的MTV是他们的最爱）；浏览过大约50万条电视广告――与此同时，他们阅读的时间却大概只有5000小时。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吸收信息和作出决策的时间都快得惊人。超文本、即时回应、多重互动等等新媒体的特性，使得这一代的信息输入与输出已发生显著的变化，具有同时接受和处理多种信息流的能力（multitasking and parallel processing）。与30岁以上的人相比，他们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从来不会谈论什么“信息超载”问题。他们就像知名科幻小说家和博客Cory Doctorow所描述的那样：“我以吞吃、消化和排泄信息为生。”

大量的企业现在都迎来了新一代员工，而他们无一不是“数字化的土生土长者”。他们不仅对新技术的应用得心应手，而且，其行为方式也与上一代迥然有异。对于他们的想法，如果管理人员能够虚心倾听的话，会十分有助于在企业中推行一种积极的变化，并由此产生商业上的成功。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微软沉醉于操作系统软件带来的滚滚财源，对互联网的到来不屑一顾。然而公司里的年轻人感触到技术的脉搏，不断地给他们的领导人比尔·盖茨发送电子邮件，大胆地指出他忽视网络的做法将把公司置于极度危险之中。这种数字化“大合唱”的声音终于大到震动了盖茨的耳朵，催生出盖茨那封里程碑式的关于微软战略变革的备忘录，内称互联网必须成为公司所做的一切事情的中心。这是一个有关年轻员工引发企业变革的极好例子。

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管理学领域内充斥着关于如何设计敏捷的、扁平化的和以团队为基础的组织的喧嚣。无数智者宣告过层级制组织的衰亡和命令－控制模式的失效，但这一天的真正到来，其实仅仅在于一个自然过程，即劳动大军的新陈代谢。年轻的知识工作者不是靠言语，而是靠行动来实现这一点。他们利用新的数字化手段交流、分享、交易、交换、创造、聚会、收集、协调、玩乐、学习、发展、搜寻、分析、报告、社交、探索甚至违禁和越界。他们使用的词汇是大多数老式经理人难以句读的。Blog? Wiki? RTS? 把它们同跨部门合作、以团队为基础的管理、360度反馈等等管理流行语并列对比起来，感觉怎样呢？

不幸的是，许多身居企业领导的“数字化移民”――甚至包括那些声称自己已经“触网”的人――并没有认识到“数字化的土生土长者”能够为组织带来独特的价值。他们常常带着旧观念的有色眼镜看待新现实。当然，确有一些公司已经走在前头。例如，Sun公司允许所有的员工写网志，总裁乔纳森·施瓦茨自己也开设了网志，并认为这样做改变了高级经理人员的角色――他不再是一个成天发号施令的人，而是成了企业社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Sun公司的苦心是希望博客能够令公司摆脱技术硬汉的一贯形象，而带给外部世界一副人性化的面孔。施瓦茨说：“现在内联网和外联网的区别消失了，惟一存在的是互联网。过去，面向市场发言的是公关部门或者身处高位的管理者。现在发言人变成了32000名公司员工。”

绝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有Sun公司这样的胆量。在内部，网志使本来不具备权威性的员工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并且这种声音可能还会很有号召力。盛有魔鬼的瓶子一旦打开，要使公司再保持“万马齐喑”的局面就不复可能。在外部，麻烦甚至比内部更大。让员工直接与客户对话，非有巨大的信任不能办到。一个“大炮”式的员工可能会泄露公司机密，向市场发出错误的信息，也可能给公司带来法律上的麻烦。

然而企业越来越认识到：在网络世界无密可保。当公司这种庞然大物成为“介于网民和员工之间的一种东西”，公司的任何想要隐藏的东西都会被网络社区的活跃分子所发现并广为传播。过去，公司热衷于保密，大多数公司提防客户和员工甚于提防竞争对手。现在，商业世界的一个新的真理是：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没有秘密的组织”。

著名的畅销书《市场就是谈话》（The Cluetrain Manifesto）写道：“目前，有两种对话正在进行，一种在公司内部，一种是在客户之间。……聪明的公司为员工和客户主动让路，且对于迟早都要发生的事情帮上一把。如果我们把主动让路看作是衡量智商的一种标准的话，还很少有公司具有这种智商。”

数字时代的三个世界

主动为数字化的年轻员工让路，并不是说成熟的管理人员的知识和技能就一无用处了。“数字化的土生土长者”虽为技术高手，但却是生意上的新手，放手让他们经营企业也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主动让路”的核心思路是要认识到，技术正在改变企业的面貌，而这种改变不仅仅局限在生产率的提高上，它还预示着一种管理哲学的革新。杰克·韦尔奇离开GE之前，让刚刚加入公司不久、但技术水平高超的新员工给1000名高级经理办班上课。在微软，经理人担当的是为程序员“清理路障”的工作，而这些程序员往往是公司最年轻的雇员，未来的产品全都装在他们的脑子里。

除了为员工让路，公司与客户的对话也十分重要，在这方面，“数字化移民”同样可以从“数字化的土生土长者”那里学到崭新的与客户沟通的方式。旧式的“走访客户，直视他们的眼睛”的做法，在客户使用互联网建立和维护同公司的关系、调动软件工具评估产品质量和公司声誉的时代，已经不甚适合了。年轻的员工更加了解新一代客户的心思，对新产品和服务的适用性拥有难以置信的洞察力。

对“数字化的土生土长者”的工作能量如果开发得当，可以帮助企业实现“量子跃迁”；如果弃置不顾，这些年轻人会以上司无法控制的方式干私活，而不是把他们的惊人智力用在促进公司的发展上。孰轻孰重，今日的管理者是很容易算清这笔账的。

2007/12/07 | 作者：maomy | 类别：学术, 新媒介
Digital Natives/Digital Immigrants，原出处在Marc Prensky的文中有所提及。哈佛法学院的Digital Natives Project这样描述：

Are all youth digital natives? Simply put, no. Though we frame digital natives as a generation “born digital,” not all youth are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natives share a common global culture that is defined not by age, strictly, but by certain attributes and experiences related to how they interact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formation itself, one another, and other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Those who were not “born digital” can be just as connected, if not more so, than their younger counterparts. And not everyone born since, say, 1982, happens to be a digital native. Part of the challeng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s of who exactly is, and who is not, a digital native, and what that means.

数字原生代特性

我现在对”global culture”之类的提法有点敏感。因为真的存在所谓“全球文化”的共同体吗？从上面的描述中，似乎只能想象出基于英语国家的青少年文化/流行文化所滋养的人群。语言或者文化，在“数字原生代”中间也同样是高墙深垒；即便承认Digital Natives的存在，来自日本的、来自中文国家地区的、来自中东伊斯兰国家的”native”们，难道会有很多可以共享的文化吗？

当然全球化带来了麦当劳、Ipod、好莱坞、WOW……但不同的语言/文化所圈出的人群，通常只在其内部交流相似的体验，人群之间的跨文化/语言交流共享是微乎其微的。即便在中文数字疆域内，中/港/台/新加坡似乎就是迥异的圈子。身在大陆的你当然可以访问其他国家地区的中文网络，但最终你能认同并愿意参与互动的，还是大陆的这个圈子。——我想说的是，即使你是美国的”digital natives”，一旦你身处日本或者中国的”digital natives”的社会网络中，你仍然会发现自己是immigrant。

MIT的Henry Jenkins教授也不太赞同“数字原生代/移民”这样的隐喻。但他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他认为，“迷文化”（fan culture）至少可追溯到二十世纪早期，而游戏玩家中二三十岁的人也并不比十来岁的少，因此这种传统的“上一代”与“下一代”观点的翻版，似乎也不能很好地解释当前的新现象：代际之间存在全新的方式和全新的空间，来进行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互动，成年人和青少年有机会平等交流、互相学习、共享文化。此外，“移民”完全有可能超越“原生代”——在美国硅谷为各公司创造财富的IT精英中，有多少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数字领域内，他们早已超越美国本土大多数人，这是另一种隐喻。

他的观点似乎有点这个意思：虽然我的年纪是你的两倍，但我依然很酷，甚至可能比你更酷:)

Gunner @ yeeyan.com 2008年12月04日

we: DIGITAL_NATIVES

by Jonathan Imme 文、 乔纳森·埃米

数字原生代写真

There used to be a time when we would be called ’nerds‘ or ’techies‘. Strange people with a near-obsessive compulsion to embrace new technology, and who’d rather communicate with their friends online than offline. People for whom the Internet itself was the ultimate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solving any kind of problem whatsoever.

曾几何时，我们被称为“书呆子”或“技术发烧友”——一群喜欢在线上而不是线下与朋友交流的怪人，而且接受新技术的方式会让人以为我们得了强迫症。无论碰到什么问题，我们都会求助因特网，寻求解决方法。

However, society is now slowly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fact that a whole generation is growing up that has only ever known the ’digital age‘, and has therefore entirely accepted the digital way of doing things. We call ourselves the Digital Native generation.

然而，只了解“数字时代”的人也只会以数字的方式处理事情，这一代人正在崛起，整个社会也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称自己为“数字一代”。

I was given my first PC aged 4. Tim Berners-Lee, credited with inventing the WWW, had his moment of inspiration just at the right time for me, meaning that even during my school years I was able to access and return my homework via the Internet. I got my first cell phone in 1997, when I was 13. This earned me strange looks from pretty much everyone to start with: ”Aren’t they just for managers?“

4岁的时候我就拥有了自己的电脑。蒂姆·伯纳斯-李发明了万维网，我恰好赶上了他爆发灵感的时代——我从因特网上拿到家庭作业，并通过网络交给老师。1997年，13岁的我有了第一部手机。身边的人们都以惊奇的眼光看我，见到我首先就会说：“这不是为老板们准备的吗？”

I received my second wave of strange looks when I started going from party to party with my PC, with the aim of establishing the digital MP3 DJ as a successor to the vinyl spinners. As one of the oldest of my Digital Native generation, I can probably be called an ’early adopter‘ as regard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Nowadays, however, school-children keep cell phones in their jean pockets and MP3 DJs are part of the night clubs’ standard setup.

为了模仿vinyl spinners（一个从事DJ服务的公司，译者注）创造一个能用在MP3里的数字主持人，我不断的把电脑带到一个个聚会上，于是再次吸引到了惊奇的目光。作为我们数字一代的元老人物，我或许可以被称作技术发明的“早期养父”。然而现在，手机在学生们的口袋里随处可见，MP3 DJ也成了夜店的标准装备。

Then again, we Digital Natives are not only characterized by our self-sufficient attitude to new technologies. We also have a different concept of the culture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We listen to music and watch films online. The fact that we also use file-swapping sites comes from the simple fact that we’re not about to pay for content on principle – no matter how exciting it may be.

需要强调一下，我们数字一代并不仅仅保持有对新技术的自信态度，还对信息、交流和娱乐的内涵持有不同的见解。我们在线听音乐、看电影，从不同的网站获取这些视频、音频文件，不管它们有多刺激，却都是免费的。

Give us an entertainment flatrate with no strings attached, free of device dependencies and with all of our favorite artists, and the cash is certain to start pouring in.

无条件的给我们的娱乐统一定价，并且不受设备限制的提供任何需要的节目，现金自然会滚滚而来。

Looking to the long-term, and in the light of our contemporary grasp of copyright law and our extensive recommendation and exchange activities among our friends, industry moguls would be better off sending us not to prison but to the business development units of the entertainment companies.

我们朋友之间经常会推荐和交换这些网络上的新娱乐。考虑到当代的版权法，从长远来看，产业大亨们最好不要把我们送进监狱，而是应该把我们培养成娱乐公司的业务拓展人员。

After all, sooner or later we’re all going to end up on the openjob market. (Even though our Google AdSense and Amazon Affiliate subscriptions give us a nice little earner from our blogs, we’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provide for our future families with this kind of money.) And so we start competing for those exciting jobs and projects as early as possible.

毕竟我们迟早都会加入找工作的大军。（通过Google AdSense广告联盟和Amazon联属网络营销，即便我们会从自己的博客中小赚一点，但这些钱不足以支撑我们今后的生活。）所以，我们会尽早参与竞争这些令人激动的工作和项目。

To jump-start our careers, we spend a lot of time mapping and managing the individual elements of our personal characters and interests onto the various social networks, choosing them according to market segment. Luckily, in comparison with older generations, we view the setup and maintenance of these diverse and career-oriented networks not as a burden, but as something that’s enjoyable.

为了给职业生涯开个好头，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将兴趣转向各种社会网络，并努力让自己的个性适应它们，再根据市场从中选择一条道路。幸运的是，和长辈们不同，这种以职业为导向且多样化的网络并不是我们的负担，而是值得享受的事物。

And unlike the data protection activists, we view it as more advantageous to be open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our personal data and activities.

In fact, let’s take a closer look at how we use the network.

We are used to acquiring information independently and we therefore view the provision of permanent access to knowledge as self-evident. We don’t read any newspapers, since they are neither sufficiently up-to-date nor personalized to our tastes. We generally only visit libraries because our professors truly want us to – and because they view Wikipedia and other sources that depend on the ‘wisdom of the crowds’ as frivolous and unreliable. And we sometimes have to laugh when we see companies introducing buzzwords like Web 2.0 and crowdsourcing in their marketing campaigns just to pander (very obviously) to our interests. It’s often the case that they are not only ignorant of the concepts but would also be unable to actually implement them within their businesses anyway.

与提倡数据保护的激进人士不同，我们认为，以开放的姿态与他人交流自己的信息和行动是很有好处的。好吧，来仔细看看我们是如何使用网络的。由于常常独自获取信息，我们因此认为持续的提供相关知识的链接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不会去读报，因为那些信息不够及时，也不合我们的胃口。教授们总把维基百科这种依赖“群体智慧”的信息来源看作是不严肃和不可信的，我们只会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才前往图书馆。有些公司故意在市场活动中提出类似“Web2.0”和“众包”这样的术语，很明显是为了哗众取宠，有时我们不得不对这种行为嗤之以鼻。通常，他们不仅仅不了解这些词语的内涵，而且也不知道如何把它们用在自己的生意当中。

The last point is an important one, since the future will see many companies facing up to the challenge of adapting their corporate culture to suit the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embodied by the digital natives in terms of their attitude to communication and the mutual transfer of information. My generation is used to communicating both rapidly and highly dynamically, via the permanent and continual use of social communities, SMS, MMS and instant messaging tools. Even in our business projects, we also communicate largely independently of any considerations as to time or place. On the other hand, this naturally leads us to expect rapid reaction times from our partners in communication and at work. And there are many other areas where sizeable gaps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are opening up. Wikipedia, Google Books, document portals, iTunes and many other online sources have taught us Digital Natives that knowledge and data are generally available free, on-demand and without any limitations as to their use. However, in the major companies in which I have worked so far, the hoarding of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is still one of the most decisive factors for success, securing both your workplace in the business and your place in the company hierarchy.

作为结论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许多公司将来都会面对这样的挑战：必须使企业文化与不同的思维方式相适应，这些不同的思维具体则表现在数字一代对于交流的态度和互相传递信息的方式。我们这一代习惯于迅速且充满活力的交流，会不断的参加社团活动，使用短信、多媒体短信服务和即时通讯工具。即便是谈正事的时候，我们也很少考虑时间或空间的问题。另一方面，这样的交流方式本质上也让我们期望得到对方的快速反馈。而在其它的一些方面，两代人的巨大差距也无处不在。经常接触类似维基百科、Google图书、网络文档访问、iTunes等在线资源，我们数字一代就认为知识、数据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可以任意选择并且没有任何限制的使用它们。然而，从我目前供职时间最长的一家公司的经验看，知识和信息的储备仍然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样可以确保你的工作安全，并可以保持你在公司里的地位。

Managers and project managers will need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fact that – to stay motivated and work in the ways that suit us best – we Digital Natives expect to receive information and know-how at near-Google speeds in the workplace, both from our co-workers and from the company’s own information systems. While we don’t operate entirely as an anarchy and without hierarchies, even online (even Wikipedia has developed its own system of administrators and moderators), we are used to people both accepting and acknowledging our feedback, our ideas and our constructive criticism – via comments, rating mechanisms and other interactive tools as produced by the Web 2.0 movement.

为了以适合我们的方式有效率的工作，老板和经理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我们数字一代希望工作中获取信息与知识的速度能像在Google上搜索一样快，这些信息不仅来自同事也来自公司自己的知识系统。当然，我们并不提倡没有等级划分的工作方式，即便在网上也如此（维基百科也有管理员和组织者之分）。我们希望他人接受并承认我们的反馈、我们的想法和我们建设性的批评。Web2.0所提供的评论、评分机制和其它互动工具给我们铺平了表达想法的通道。

数字原生代漫画

This set of basic expectations forms part of our every-day lives: beginning at school or university, it persists as a value system whether we act as citizens, as members of our local church group or a political party, or, ultimately, as employees. It is of course true that people did have their own opinions and produce their own user-generated content before 2004 – the point in time at which Tim O’Reilly popularized the term Web 2.0, making the participative and interactive online culture that the term describes into a newsworthy subject.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web services and platforms has now given us a well-designed set of tools for formulating and communicating our opinions, our ideas and our content.

这些基本的期望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读书的时候开始，它就以价值观的形式存在，不论我们的身份是普通公民，是教区或政党中的一员，还是一个雇员。2004年，蒂姆•奥莱利提出了Web2.0的概念，其描述的参与和互动的线上文化成为了备受关注且很快流行的话题，而在此之前，人们当然也有另外的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而，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网络平台和各种服务已经提供了一些精心设计的工具，帮助我们形成并表达意见、想法和满足。

We Digital Natives thus expect to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and a platform to express our opin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not just by our teachers and professors, but also by our city councilors, by our religious communities, by our politicians, by our bosses and our team lead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be assured that this dialog is being taken seriously. Then again, if these platforms and feedback channels are not granted us by the respective persons or institutions themselves, then we will make use of third-party platforms – or, where necessary, we will set up our own.

我们数字一代希望获得能够自己表达看法和建议的机会或者平台，而不是通过我们的老师和教授，也不是我们的城市议员、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政治领袖、我们的老板和我们的团队领导。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确保自己的意见能够得到认真对待。需要重申的是，如果这些平台和反馈途径不是由不同的个人或组织分别建立，那么我们就要寻找第三方平台——或者自己建立一个。

In our private lives, our general behavior and ways of interacting with other people also seem at odds with the conduct of older generations. Those ”Will you go out with me? _Yes | _No | _Maybe“ letters where you ticked a box – remembered fondly by our parents during communal evenings by the fireplace – cause our digitally-driven brains to conjure up an analog frown of amused puzzlement. Yet the wedding bands on our parents’ fingers – which we notice in the same instant – do cause us to experience a twinge of the conscience as regards our own attitude to relationships. All those people that we ”poke“ on facebook every day, so many offers of friendship made and received on MySpace every 24 hours, so many modifications to make to our Top Friends lists in the course of a lifetime: how on earth are we supposed to confine ourselves lifelong to just one partner in a world that exhibits such a high degree of flux? And what criteria we will use to choose such a partner? Will our generation manage to create a wiki profile for everyone on the planet? Will ex-partners rate the relationship skills of the person we select in their wiki profile? Will all of their hobbies, virtues and bad habits be tagged there as well, and filed into neat semantic categories? In fact, how long will it be before online services track all of the contacts we make and our entire consumer behavior across each and every network and then send us their recommendations for our future partner in life?

个人生活中，我们的各种行为和与人交往的方式与长辈们也有不同。父母们还很高兴的回忆着壁炉边的社区聚会，人们会在盒子上写道：“愿意和我单独交往么？_是|_否|_或许吧”。而这样的话语会让我们已经数字化的脑袋皱起眉头——这个有点好玩，但不好理解。但是，想到我们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态度，父母手指上婚姻的象征（我们也认同这样的象征意义）足以让我们感到内疚。我们每天会在Facebook上“遇到”很多人，在MySpace上认识很多人，Top Friends列表一生中会发生很多次变化：在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世界上，一生中只有一个伴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只挑选一个伴侣，我们会有怎样的标准呢？我们会设法为地球上每个人都建立一个维基档案么？如果在他们的维基档案中选择了某个人，我们之前的伙伴会对那个人的沟通技巧做出评价么？他们所有的喜好、品德和坏习惯都会逐条列出么？或许有一天，在线服务会追踪我们所有的联系人，分析我们在不同网络中的消费行为，并最终给我们推荐一个未来生活中的伴侣，这一天要让我们等多久呢？

Experience certainly tells us that if something is technically possible, then it’s highly likely to be implemented. And, while I’m truly very happy to have grown up in the digital age with its wealth of technical innovations that make communication faster and more dynamic, even we Digital Natives do occasionally have ”analog“ pauses for thought from time totime that enable us to critically (and necessarily) reflect on our own lives and help us make the right choices for life’s truly important decisions.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件事情在技术上是可行的，那么它很可能会变成现实。我很高兴成长在这样一个数字时代，丰富的技术创新使得沟通更加便捷且充满生机。即使作为数字一代的我们，有时也会出现思想上的“暂停”而跟不上这样的节奏。但这样的停顿非常重要也很有必要，我们可以反省自己的过去，也利于自己做出一些人生中的重要抉择。

In fact, I had a moving revelation of this kind only a matter of weeks ago. I was on the train, just coming back from a conference as it happened. As we stopped in a small town, I got off, intending to catch a connecting train, which didn’t turn up. And so there was I, stranded in utter solitude at the station. For 6 hours. No supermarket, no McDonalds and not a soul to keep me company. Just me – and the railway. I quickly pulled out my MacBook – battery empty. My iPhone switched itself off just as soon as I started using it to find an alternative connection. ”What on earth am I supposed to do until the next train comes?“ I wondered aloud. No Twitter, no emails, no SMS, no RSS feeds, no phone calls and no music. I was simply and effectively cut off from the outside world – and without even wanting to be. An asteroid could have annihilated the USA – and I wouldn’t have heard the news for hours. Perhaps the greatest shame of all was that I couldn’t even tell anybody else about my desperate situation by sending them a message via Twitter. While the first half an hour seemed to drag on for an eternity, I then, slowly but surely, started to enjoy my little enforced analog time out. I considered myself and my situation in life. I tried to imagine how someone would have acted if they had been in my situation, but 50 years earlier. I thought about my family, and about my late grandma, who – thanks to the lack of a facebook profile – had not been in my thoughts quite as much as she should have been recently. I thought about my plans for my life and about the next 10 years. At the end, I had even got as far as considering whether I should forbid my children to use Twitter, so that they could get to concentrate on what are probably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s in life. However, just as I had realized that in 10 years my son would probably counter that tactic with: ”Dad, Twitter is for grandpas!“… the train pulled into the station.

事实上，我也是几周前才悟到这个道理。当时我参加完一个会议，在回程的火车上。我在一个小镇下车，准备换乘另外一辆火车。中间有一段等待的时间，而我就孤零零的站在站台上。6个小时，没有超市，没有麦当劳，没有人与我做伴。只有我，和铁路。于是我拿出了自己的苹果笔记本——没电了。我拿出iPhone，刚刚开始搜索新网络时也自动关机了。我心里大声问道：“我该怎么打发火车到来之前的时间呢？”没有Twitter,没有邮件，没有短信，没有RSS，没有电话，也没有音乐。我就这么简单的完全与世隔绝了，而我一点也不想这样。可能有个小行星已经把美国毁灭了，而我只能在数小时后得知这个消息。而我甚至不能通过Twitter向别人发送一条消息，倾诉一下现在郁闷的心情，也许这才是最尴尬的。最初的一个半小时像是永恒的静止，虽然很慢，但可以确定，我已经开始享受这静止的时刻（虽然是被迫的）。我开始反省自身和目前的状态。我试着想象，如果50年前的某个人遇到和我类似的情形，他会怎么做呢？我想到了我的家庭，想到了我的奶奶——还好她没有Facebook帐户，所以最近没有过分频繁的出现在我的脑袋里。我想到了人生规划，以及今后10年的生活。最后，我甚至想到了今后是否应该禁止自己的孩子使用Twitter，让他们集中精力在一些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情上。然而，我也想到，10年后我的儿子或许会这样抵抗我的禁令：“爸爸，Twitter是为爷爷准备的！……”火车把我又拉回了现实。 

Marc Prensky文章PDF版：http://www.marcprensky.com/writing/Prensky%20-%20Digital%20Natives,%20Digital%20Immigrants%20-%20Part1.pdf
http://www.globrand.com/2009/145690.shtml
http://desert1969.spaces.live.com/Blog/cns!B99BC016D3F05965!176.entry
http://www.techweb.com.cn/tech/2006-10-16/107058.shtml
http://ohmymedia.com/2007/12/07/720/
http://www1.open.edu.cn/ycjy/xinxi.php?id=1355
http://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native
http://fanyi.edu2do.com/2007/10/13/digital-refugees-and-bridges.html
http://inezha.com/p/4036757?PageIndex=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