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新，女，出生于1963年7月，辽宁抚顺人，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应用化学系，被称为“中国信息行业的开拓者”，她于1995年5月创建了瀛海威信息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并担任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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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瀛海威成为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名词，公司与报刊合作辟出专栏介绍互联网络的知识和故事，同时，集中在各地投放大量广告。在大多数人对互联网络还是全然陌生时，瀛海威的宣传向公众普及了关于互联网的基本概念。
瀛海威是国内最早提出应在国际互联网络上提供中文信息的网络服务公司；也是最先提供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业务的网络商之一。
张树新，作为中国Internet商业化开先河者，最早在国内扛起网络服务大旗，为Internet在中国的普及做出了贡献。
基本资料
个人概述编辑本段回目录
1981～1986年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应用化学系；
1983年成为科大历史上第一任女学生会主席；
1986～1989年任《中国科学报》记者；
1989～1992年在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战略项目处从事企业战略研究；
1992年创立天树策划公司（民营企业）；
1995年创立瀛海威信息通信公司（股份制企业）并出任总裁；
1999年与相关投资人联合创建联和运通控股有限公司（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并出任董事会主席。
职业生涯编辑本段回目录
张树新，中国互联网产业奠基人之一，树起中国第一面网络商业服务大旗的巾帼英杰，瀛海威卸任总裁，中国it业界重量级战略家。
1995年初建瀛海威时，张树新那句著名的广告语："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前1500米！"在神州大地掀起了蓬蓬勃勃的上网热潮。她最早引入风险投资概念，借助资本运营手段在一年内实现了公司规模扩张和资产增值10倍，使瀛海威成为国内最大的网络信息服务商之一，瀛海威时空全面时的口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亦成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口号。张树新当初所率领及亲手培养的中国第一代互联网络从业团队现已成为中国各个互联网商业公司的骨干力量，瀛海威亦被称为中国internet的"黄埔军校"。
个人荣誉1998年，张树新成为一家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掌门人，充分发挥其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业内经验以及出色的资源整合能力，对中国internet项目进行投资和管理，成为联结国内业务资源和国际资本资源的桥梁。由于项目的成功运营，美国《财富》杂志于1999年5月对她进行了独家专访，而在此之前，获此殊荣的亚洲女性只有3位。
人物评价编辑本段回目录
张树新一直是媒介的焦点人物，她做的事、说的话都是人们议论的话题。各种说法褒贬不一，对于舆论的评价，她向来一笑置之：“我让别人议论得多了，就让人议论去吧。”但勿庸置疑的是，张树新是中国第一代Internet的代表人物，同时Internet也成就了张树新。
自从张树新在几分钟之内决定离开瀛海威之后，人们听到有关的报道少了许多，但我们今天最关心的大事都与她密切相关,比如中科院凯思集团推出的与微软的“维纳斯计划”一争高下的“女娲计划”，以及引起传统电信学家强烈抨击的宽带IP理论等。在这些过程中张树新都在幕后参与策划，只是没有正式抛头露面而已。
在本世纪最后一个电信日来临之前召开的“‘中国信息化专家论坛’北京高峰会议”引起了各方人士的瞩目。暂且不说到会的尽是“腕儿”，会议的主持人张树新再次成为媒介的焦点。人们认为这次露面是她的再度出山。其实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Internet发展做出努力，目前张树新任总裁的盛华元通国际投资管理公司在1998年底就已经成立了。其母公司管理着大约三亿美金的风险基金，这些资金中的六至七成将注入中国的Internet行业。盛华元通已经初步选择了两个投资项目，一是国家金桥工程所属项目CCEC（国家金贸网），主要从事电子商务；另一个是团中央所属的中国青少年网，侧重于网络教育。
为什么选择做“中国信息化专家论坛”的主持人与大家见面，张树新的回答是因为“WTO就摆在眼前,10月份就可能入关。”入关之后,中国信息产业的公共政策、信息化的整体局面会受到全面冲击。中国并没有公共政策准备,在这方面是个空档。制定公共政策者与信息专家需要一个平台来沟通和协调。进入WTO之后,公共政策空白会导致中国丧失巨大机会。这个机会是对很多企业的巨大挑战,是与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连在一起的。在所有的动荡状态中,国家、政府、企业、政策、法规、技术是融在一起的,没有人可以避免。
对企业而言，良好的沟通将对企业之间可能的联合、对业内的良性的正常交往关系的建立,起到积极作用。Internet提供了一种多赢的可能,信息时代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是竞争合作、合作竞争的关系。这个信息论坛无疑对未来的企业的生存空间和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对话都有益。所以说这件事应了大家的信息化需求。
其实信息化早已引起了所有人的全面注意,信息化就是对整个工业资源的重新配置,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起作用。怎么起作用,一定是通过许多互动起作用,向上传达企业的声音影响公共政策,向下使企业与风险投资家、技术专家相互沟通。电信资费政策的出台和制定就是企业和政府互动的结果。类似的政策可能还有一千条、一万条，都是信息化过程中要解决的,包括电子商务要面临的,包括电子产品之间的关税等,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会关系到一个产业机会有还是没有。
信息化的精神实质是它的开放和互动。但由于传统的部门割据，传统的工作意识和传统的交往方式,互动一直是我们很少做的事情。如果在信息业内都不能开放互动,那么信息化从何谈起。
人们也试图做着交流的努力,小范围的讨论有很多,甚至早期有很多协会到最后都断掉了。现在,中国真正的高峰会议确实很少。人们希望有这么一个平台,首先会成为专家的思想库,可供大家来讨论查询,对投资会有更多的机会、把握可能的政策走向、对整个宏观的政策影响会更良性。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大家的责任是多重的。不只是自己的企业,信息化是在整体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过程,信息化的主题是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企业、专家学者的互动过程就变得极为重要,在信息服务业内的企业只做企业内部的事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要跳出来做这个主持。”张树新的理由有放有收。
在做这样一件事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事情是怎样能够使其既对业内有用,但同时又不是一个纯粹的论坛,以至于延续不下去。张树新称这为对论坛的“经营”。分析什么会使论坛延续不下去?没有钱了会延续不下去,没有主题谈了会延续不下去,没有创新了会延续不下去。值得一提的是，润讯作??魄力的企业,相信中国的信息化论坛会带动一批企业家投资这个计划,就象西方的纯粹的企业家们和学者们的聚会,轮流坐庄。这个论坛按民办官助的形式走下去,保持它的生命力。要有生命力就一定要有真话,要解决问题，大家当场争论才叫论坛，这样才会有创新。
这个论坛具有思想库的价值,专家政策本身的价值,让这种价值通过一些商业形式体现出来,论坛的自我经营就走下去了。这件事是中国信息界的一件好事,衷心希望希望这件事能够长久下去。
张树新:中国互联网著名开拓者败局创造者编辑本段回目录
张树新一定不愿意我写她，十年前写《大败局》的时候，她不愿意我写，十年后的今天，她还是不愿意我写。不过，我忍不住还是要写写她。
写张树新的动因，来自于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商业人物是值得我们尊重的？这个问题，我总是被问到，我也总是在自问。
张树新是《大败局》里的第一个人物，她是中国互联网的开拓者，也是第一个著名败局的创造者。任何人如果要写中国互联网史，都会从她竖立过的那块广告牌写起，1996年的早春，在北京中关村的南大门零公里处，竖起了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 ―― 向北1500米。
向北1500米，就是张树新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民营互联网公司瀛海威，它其实是英文“Information High Way”的中文音译。
张树新是那么的“早慧”，就在她创办瀛海威的时候，张朝阳刚刚回到北京创业，马云还在四处碰壁，丁磊在宁波电信局为要不要辞职下海做激烈的思想斗争，陈天桥则刚刚升职当上了一家上海国营企业的董事长秘书。张树新很快让瀛海威获得了惊人的知名度。她在北京魏公村开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科教馆，所有人都可以到这里免费使用瀛海威网络，免费学习网络知识；她向中国科学技术馆无偿提供“中国大众化信息高速公路”展区；同北京图书馆合作，在瀛海威上提供北图图书目录查询；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她还为新闻单位开通亚特兰大到北京的新闻信息通道。张树新还在各大新闻媒体开设专栏，一遍遍地告诉国人：信息产业是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的一个重要机会。在中国互联网的青葱时期，瀛海威扮演了一个启蒙者和领跑者的角色。
最早起跑的瀛海威，也是互联网的第一个出局者，就在新浪、网易上市之前，张树新已经离开了公司，这在当年是一个十分轰动的新闻。瀛海威迅速陨落，很快变得微不足道。
有那么几年时间，我以为张树新已经消失了，在中国这样的商业氛围里，每个创业者大概只有一次机会，一旦失手，东山再起的概率低于水平面。
但是，在三年多前，我又听到了张树新的名字，我们坐在一起开始讨论问题。她问我，互联网的出现，对中国社会阶层的衍变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在公共治理的意义上，互联网是一个怎样的变数？数以亿计的网民部落将带来怎样的众生喧哗？而互联网该如何监管，网民又该如何解放？在公共话语权的争夺上，怎样构筑一个理性的平台？网民意见的真实性存在该如何评价和看待？
这是一些我无法回答的问题，甚至有一些是我没有想过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张树新和她的朋友们一直在思考和研究这些课题，他们已经得出一些学术性的成果，部分还以书籍的方式公开出版了。离开瀛海威之后，张树新其实并没有离开互联网，甚至，她走得更加的深入了，在我所接触到的互联网人士中，张树新也许不是商业感觉最好的人，但却是思考最深的人。她曾自嘲是“这个行业中犯错误最多的人”，现在她又成了这个行业中思考问题最多的人。这是一个致命的、理性的理想主义者，她仍然带着“女巫”般的气质 ―― 尽管她对这个名词没有好感。
她和她的朋友们所思考的这些问题，也许没有任何的商业价值，甚至在我看来，其本身的答案可能也并不存在，但是，它们的确十分的重要。在中国，必须有人去这样的思考，它的重要性关乎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高度，二三十年后，当后来的年轻人回望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他们并不仅仅在乎我们创造了几家市值上百亿元的公司，他们还会带着冷笑、清理我们的思想遗产，他们会从文本的流传中来给我们打分 ―― 这就好比我们以同样的方式给前辈们打分一样，到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张树新等人这样的工作，我们一定会被鄙视。
现在，我们已经成了不错的朋友，也许一年只见一到两次面，但是却知道彼此的工作。我出了新书总会寄给她，她也会突然在深夜打来电话，聊起最近的思想。去年5月12日汶川爆发大地震，到6月18日，她便召集专家开研讨会，主题是“‘5 . 12’大地震所反映的中国互联网的状态”。在她看来，互联网是中国未来社会“转变之体”，对之进行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乃至心理学的全方位研究，是一个迄今远远没有破题的大任务。
有时候，我常常会想，在人的一生中，什么是最最重要的？对于张树新来说，瀛海威重要，还是她现在思考的问题重要？抑或对于中国互联网和现代化进步来说，是多几家赚钱的公司重要，还是她现在思考的问题重要？
这是一个很美的中国女人，她有过一次“大败局”，但这并不妨碍她正在经历一场壮丽而厚重的人生。 (本文来源：东方企业家 作者：吴晓波)
中国第三代企业家的沉浮编辑本段回目录
文/张军 等
“新经济”是一个英雄辈出的领域，尤其是在中国这片重新焕发了青春和活力的古老土地上。如果说“电脑”是第一代、第二代高新技术企业家崛起的关键词的话，那么对于第三代企业家而言，这个词在他们身上变成了“互联网”。自从互联网进入中国，创业的激情在中国人当中，特别是在那些有想法的年轻人当中似乎变得不可遏制。
创业者们迎来了比他们的前辈们更好的创业环境，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好。适应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趋势的中国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日臻完善，国家从发展战略的高度更加重视创新型社会的建设。中国的投融资体制日趋发达，据统计，2006年，中国创业投资市场的投资金额达17.78亿美元，这一数字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如果说前两次创业潮所处的创业环境还很恶劣，创业者们不得不在国家政策、体制的灰色地带腾挪的话，那么这一波的创业潮更多是新技术、新经济及创新商业模式的成功。如果说前两代的创业者或多或少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都还包含原罪的成分，那么新一代的创业者的财富积累则要阳光得多。
其次，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现象，不仅大大降低了创业的门槛--你所需要的只是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和一个好的想法，而且它同时引进了全球化的创新机制，在创意、人才、资本、技术上实现了国际接轨，创业者只要证明自己的思路、方向正确，商业模式可行，就有可能得到包括资本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实现成功的时间、路径大大缩短。因此新生代企业家在这波创业潮中迅速崛起，丁磊、陈天桥、李彦宏、马化腾、马云等，这些年轻的中国富豪们激发了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创业冲动。
张树新和她的瀛海威
当我们回顾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过程时，张树新和她的瀛海威，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张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报社做记者，三年后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在目睹了中关村的神奇崛起和无数的企业神话之后，张决定“下海”经商。1995年5月张树新和她的丈夫姜作贤创立了北京瀛海威科技公司，当时有两家股东，张树新的天树公司和姜作贤的卧云公司，张树新任总裁。当时的“瀛海威时空”是在中国科学院之下的全中文界面的交互网络，也是当时国内唯一立足大众信息服务，面向普通家庭开放的网络。仿照“美国在线”的模式，每个想要登陆的用户必须先登记注册，并交一笔入网费，这也是最初诞生的网络公司常用的方式。
互联网产业中可能没有哪个广告比当初瀛海威那个广告更让人印象深刻了。1996年北京中关村南大门忽然竖起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现在，这一天被认为是中国网络产业的一个纪念日（吴晓波，2007）。有过媒体工作经验的张树新很快让她的网站获得了惊人的知名度。而她也摇身一变，成为当时中国互联网产业的领军人物。在当时，互联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个新奇的东西，人们对于它的了解还仅限于新闻报道，种种不可思议的功能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离他们还很远。因此张树新在推广其网站的同时，不得不同时承担启蒙者的角色，一边培育市场，一边推广网站，张树新身上创业型企业家的风采一览无遗。
因此，瀛海威人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开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科教馆，人们可以在里面上网，学习网络制式；瀛海威还开发了一套全中文多媒体网路系统，用来推广和普及网络知识；张树新向中国科学技术馆无偿提供“中国大众化信息高速公路”展区；她和北京图书馆合作，在“瀛海威时空”上提供书目查询服务……而这个时候，日后互联网领域中的风云人物，王志东刚刚建立了四通利方，而张朝阳、李彦宏等人还在美国读书，归国创业还是几年以后的事情。
1996年，国家经贸委属下的中国兴发集团决定投资瀛海威，张树新及其丈夫所占股份占总股份的26％，价值2120万元，张树新俨然成为身价上千万的新生代女富豪。公司员工从最初3人发展到一百余人，全国媒体长篇累牍地宣传瀛海威这个网络时代的先行者和它的财富传奇。1997年瀛海威与美国微软公司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接着，瀛海威全国主网建成开通，三个月内，上海、广州等8个中心城市分站开设，线上用户达110万人。公司宣布未来三年内投资总额达5亿元，节点建设超过60个。公司的口号充满激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时，张树新宣布，瀛海威将耗时三年，投资千万，推出《网络中国》大型主题信息。一时间，风光无限。
也许是启蒙者的身份迷惑了张树新，也许是已经取得成就使她坚定了自己的发展道路，面对互联网产业变化莫测的发展形势，刚刚发展起来的瀛海威面临着选择和挑战。1996年4月12日，杨致远的雅虎在纳斯达克上市，股价一日之内从13美元飙升到43美元，公司也随之成为市值高达8.5亿美元的行业巨人。当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出现在瀛海威中文论坛上的时候，不少人向张树新建议：马上修正瀛海威的运作模式，向雅虎式的门户网站转型。张树新举棋不定，不置可否。就这样，瀛海威失去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转眼1997年，国家邮电部门投资70多亿元启动169全国多媒体通信网，全国入网价格大调整。迫于生存的压力，瀛海威提出转型，从“百姓网”向金融服务方向转，试图再一次引领互联网发展的方向。1997年瀛海威的全年收入为963万元，而当年其广告宣传费即为3000万元（有前期投资支持）。由于我国香港的金融危机，1997年12月，中策公司终止了参股瀛海威的想法，瀛海威开始收缩战线。
1998年6月22日，瀛海威迟迟不能改善盈利能力，亏损在继续，而大股东中国兴发集团与张树新的矛盾也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瀛海威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中，其最大的股东中国兴发集团突然发难，逼宫张树新。下午2时，瀛海威总裁张树新提出辞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下午3时，以业界女强人著称的张树新走出瀛海威，资本第一次对中国创业企业家露出了狰狞而又冷酷的面孔。同样也在1998年，一大批精英进入中国互联网产业，他们更年轻，视野更开阔，他们的企业也更开放更大众，他们才是互联网发展的方向。这一年，张朝阳仿照雅虎，建立了自己的搜狐网站；王志东连续三次赴美融资，并与当时号称全球最大的中文网站合并，成立了新浪网；同时，南方的丁磊创立了163网易，其免费电子邮件和个人网页业务得到了众多网民的追捧。这一年，“门户”、“免费”是互联网世界的主题，而这时，模式陈旧的瀛海威已经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退出了主流的行列。
瀛海威的命运就这么注定了，其创造力日益枯竭、运营模式不被市场认可，盈利能力迟迟得不到改善，1998年11月，瀛海威15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宣布集体辞职，兴发集团称这是张树新一手策划的。1999年，通过一系列的整合重组，瀛海威正式由兴发集团全面掌控。这一年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评出的“中国十大互联网影响力网站”中，人们首次没在其中找到瀛海威。2000年的“中国互联网影响力调查”中，瀛海威的得票已经跌落到131位，沦为不入流的小网站。此后，张树新仍试图通过种种方式回购瀛海威，但一直没有下文。2004年，一切都尘埃落定，北京市工商管理局发出公告，依法对847家企业吊销营业执照。北京瀛海威信息通讯公司也在被吊销之列。
瀛海威的故事似乎是个悲剧。最初的市场培养，战略宣传进行得十分顺利，但在1996年年底，中国互联网市场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但瀛海威没有跟上这股潮流。
张树新：中国互联网运动的启蒙先驱 编辑本段回目录
“成名须趁早”，这也许是很多企业追捧的金科玉律，但在瀛海威看来，换来的却是饱尝不为世人道的行业先驱者的艰辛。中国信息行业开拓者也好，书写中国ISP传奇者也罢，当诸多美誉毫不吝啬地抛向女当家张树新和她掌管的瀛海威时，这个传奇企业是否堪当其荣，还得看她怎样施展拳脚，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环境中如何出招、接招。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接着十五大隆重召开，然后又是三峡工程全面启动，幻化成为1997年的喧嚣与热腾。殊不知，这年，曾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瀛海威女当家张树新在推出“百姓网”项目后，在她所书写的网络神话中又新添了一笔。
瀛海威公司张树新办公室内，一叠有过很多涂划痕迹的文件被搁置在办公桌上，文件的下方标注有“延安形象工程委员会”几个字，显然，这是一份刚刚经过审阅过的项目计划书。
此刻，女当家张树新正坐在办公椅上，看着桌上的那份计划书，陷入沉思……良久，她拿起手边电话，拨通了秘书的分机，“通知相关人员，‘网上延安’项目可以实施，明天大家碰个头，就这个项目讨论一下内容方案。”搁下电话，张树新脸上绽开了笑颜。
“网络信息服务细分化的趋势现在已经越来越明显，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更要凸显瀛海威的品牌优势。‘网上延安’的市场定位没有问题，我们要做‘海量’，要用好的技术支持，先延安，后西安，再全国，最终推出‘网上中国’，这是一个很好的品牌营销策略。”面对市场，张树新对下属的指示永远是满怀激情，信心满满。
一个月后，一个以“网上延安”为主题的网站正式在互联网上诞生，与此相关的有200个网页链接。500幅延安风情图片，十多万字的延安历史、现实、人物故事介绍。网站推出的目的旨在吸引全国中小学生点击观看，一旦市场扩大，既能普及爱国主义教育，又可增加公司实际收益。料想此番“义举”应该能掀起新一轮的网络点击热潮，但是网站置于互联网上时日已多，却如泥牛入海，丝毫不见波澜。不管怎样，网站制作仍在进行之中，巨额资金也在不断投放，但市场给予的答卷却依然是——点击率极低。
回顾瀛海威在网络界神化般风光走过的两年，从轰轰烈烈的“百姓网”建设筹措到“网上延安”的反应平平，几轮巨额投入，几番苦心经营，可结局却是“网上延安”刚刚开幕却又谢幕在即。
的确，瀛海威，在中国百姓走入互联网时代曾担当了不可小视的启蒙者角色，但是企业策划与形象宣传不是企业的经营模式。瀛海威的网上经营模式违背了市场营销的核心理念：企业的经营模式，企业的产品导向都该以客户需求为主导，否则企业只能是幻影孤岛，难以独自求存。
1998年6月22日由于持续亏损，后续资金极度匮乏且负债严重，瀛海威大股东中国兴发集团提议把它的股东贷款转为股份（债权变股权），其他股东表示同意，但是有了3000万新股权的兴发集团总股权变为8430万元，股权比例上升为75%，按章程规定可以罢免经营者，兴发与张树新之间日渐激烈的冲突终于爆发，张树新出局——离开总裁职位。
张树新下野的事件在业界引起轰动。事件发生后，不少记者都去采访万平国，因为张树新的瀛海威和万平国的中网是当时最有名、境遇又十分相似的两个民营ISP。看到张树新下台，万平国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他说：“无论瀛海威成功还是失败，张树新是对中国互联网非常有贡献的人物，对教育、推动和培育中国互联网市场功不可没。”此时的万平国心里是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触，也许只有他才最理解和最明白当时同做ISP的张树新的艰辛和苦处。
互联网女杰张树新是中国经营互联网企业的第一人，十年前“信息高速公路离我们还有多远”的宣示，将中国互联网的全民普及工作经营得如火如荼。张树新可能不算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她是一个有杰出价值的启蒙人物。
?张树新可能不算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她是一个有杰出价值的启蒙者。
中国的第一家网络公司和最早的民营ISP
1995年5月，中国第一家网络公司瀛海威(北京瀛海威科技公司)创立，当时有两家股东——张树新的天树公司和姜作贤的卧云公司，张树新任总裁。
1997年2月，瀛海威全国大网开通，3个月内在北京、上海、广州、福州、深圳、西安、沈阳、哈尔滨8个城市开通，成为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民营ISP、ICP。
当时互联网在中国是个新生事物，网络知识启蒙的任务也自然落在了这些ISP们的身上。他们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互联网的好处，在ISP们的努力下，网民也从1994年开始，呈几何级增长——1994年0.16万，1995年0.57万，1996年达到5.3万，1997年13万，1998年150万，1999年890万，2000年2250万……
张树新代表的是我们中国对数字化对未来的一种新探索，那是一个艰难的路程。
——搜狐创始人张朝阳对张树新的评价。
无论瀛海威成功还是失败，张树新是对中国互联网非常有贡献的人物，对教育、推动和培育中国互联网市场功不可没。
——１９９８年，看到张树新被逼下野，与瀛海威境遇相似又是竞争对手的另一个ＩＳＰ中网创始人万平国有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触。
1995互联网商业元年——张树新编辑本段回目录
和万平国一样，张树新也曾是位学生会主席，她是中国科技大学的第一位女学生会主席，按照张树新自己的说法，根红苗正的她本可以从政，但她不喜欢自由被剥夺的感觉，放弃了；她也可以保研，但她觉得自己成不了居里夫人，也放弃了。她最后选择了去中国科学院体系下的一张报纸《中国科学报》做记者，她说她有从小有战地记者的梦想，这个理由虽然很牵强，但很能咋呼一些人，能给她增添不少光环。三年后的1989年，这位不满足自己只当喉舌的新闻工作者去了中科院的高技术企业局企业战略规划处工作。当时中科院高技术企业局的局长叫张宏，邓小平长女邓楠的丈夫。
张树新在高技术企业局战略规划处写了三年的报告，主题是中科院2000年发展规划，其中重点讨论计算所公司（当时还不叫联想）与计算所的关系。讨论计算所公司和计算所会不会变为中国的AT&T和中国的贝尔，到现在，这还是个理论上的课题。
1991年，这个不安分的女子下海了，张树新开了一家叫天树的策划公司，张树新也确有策划意识，并靠这个赚到了钱。1992年，张树新作为总策划和节目推广人的身份，联合中国癌症基金会请崔健义演，当时的广告是“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崔健从1989年起开始禁演，这次三年后的开禁无比轰动，也相当成功，张树新由此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张树新进入传呼行业。
寻呼是中国通讯行业最早的开放行业之一，后来也被横切了出去。因为办寻呼需要两个关键资源，一个是频率，一个是中继线。中继线在邮电部手里，频率在全国无线电管理委员会，而当时全国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挂靠在国家计委，不归邮电部管。张树新明白，只要是多头，就可能产生松动，就可能有机会。因为有了这个松动，因此，传呼业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上半段是个暴利行业，张树新曾一气儿在山东做过7家寻呼台，她的财富升级的很快。不过，传呼业很快从一个暴利行业迅速的转变为一个微利行业，甚至不赚钱。张树新于是退出，考虑选择做新的行当。
1994年底，张树新跟丈夫姜作贤一起去美国游历。在一位同学的家里，她看到了一份印有E-mail地址的通讯录，她也由此了解在美国一家叫AOL的Internet接入公司。就在这一刻，“互联网”这只蝴蝶进了张树新的窗口。她的直觉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可能比传呼机大上很多倍的大生意。更重要的是，这是个全新的行当，一旦完成启动，将获利丰厚，不用吃鱼尾巴，可以从鱼头吃起。
1995年初，张树新和丈夫一起把家当抵给银行，拿了1500万元人民币，700万元做本金，从银行贷款了800万元，注册了北京瀛海威科技，这是瀛海威最早的故事。
瀛海威最早的想法比较简单。张树新发现很多在北京的人，很多中关村的科技人员连电子邮件账户都没有，连不到美国，于是就开了一个电子邮件的商务中心，电子邮件帐户不赚钱，但卖硬件设备赚钱，于是电子邮件和电脑搭在一起卖，同时卖modem(调制解调器)。张树新当时代理的电脑品牌叫Gateway，是一个老资格的电脑品牌。张树新到与中兴发合资的时候都没有把手头的Gateway卖完，正好转为硬件资产投入作价。
做着做着，张树新和深圳讯业的CEO王鹏（一样有了更大的想法，就是自己建物理网。万平国也有着这样的想法，但及时收手了，所以还活着，讯业金网和瀛海威一样先后死掉）：先到中国电信租用DDN数据专线[1]和所有的电话中继线，然后购买设备，购买思科公司的路由器，购买HP的服务器，购买所有的正版系统软件。不过，要建一个与中国电信并列的物理网谈何容易，光靠自身滚动发展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融资，张树新决定出卖部分股份。
1996年9月，国家经贸委属下的中国兴发集团决定投资瀛海威，总股本扩充为8000万股，大股东兴发集团与北京信托投资公司占60%，投入近5000万元。张树新的天树公司和丈夫姜作贤的卧云公司的股价溢增，无形资产1360万元和其他股权，值2120万元，占26%的股份。其余14%的股份由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持有，这是一家有中字开头，有电信背景的超级国企，在日后的电信改革中，还时常能见到这家公司的影子。
5000万元人民币是一个什么概念，按当时的汇率换算，合计630万美金，这个投资额虽然没有深圳讯业的4个亿那么夸张，但也应该算是大手笔了。
张树新人生最光辉灿烂的岁月，当属1996年岁末到1997年上半年，瀛海威的诸多策划和大动作都集中于此。这与瀛海威在1996年9月接受中兴发的注资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从1995年5月到1996年9月，这16个月内，张树新是靠着自己投资的700万本金和银行贷款的800万进行支撑的，而到了1996年9月，张树新的公司资产值2120万，这其中无形资产1360万，而有形资产760万（银行资产是不算在有形资产的），如果这么算，在中兴发入主之前，张树新在帐面上是打平的，如果把需要给银行贷款的利息刨除掉，那么，至少在1996年9月之前，张树新的瀛海威是正现金流，而且略有盈余。在当时的情形下，做到这点并不是很容易。这多少能说明，张树新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的缺乏商业运做能力。至少她在花自己的钱的时候，脑子还是很清醒的，她在1996年9月之前的表现，也就是中兴发注资之前还称得上是个好商人, 而且比起一般的商人，张树新在影响媒体方面具备超强的天赋。
拿到中兴发钱后的张树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喧闹的北京中关村树立起那块著名的广告牌。1996年的深冬，在北京中关村白颐路南端的街角处，每天匆匆穿行的人们突然看到了一块巨大的招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它被很多人当成了路标，忙碌的交通警察们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天大地大的皇城根儿，哪来的什么“信息高速公路”？这块广告牌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产业乃至整个中国商业历史上的一个纪念性事件。至今仍然不断被人提及。
白颐路南端向北1500米是瀛海威的科教馆，瀛海威用来做Internet科普的地方。对瀛海威来说，这真是一个让人称绝的创意。想出这个创意的据说是一位叫夏鸿的年轻人，时任瀛海威市场部经理，在此之前，夏鸿是《北京青年报》的一名记者，才思敏捷，善于接受和传播新生事物，于是被张树新花了10万年薪挖来，在1996年前后，这是个让很多文字工作者难以回绝的价码。当然，更多的当事人认为，1500米的广告牌子的产生，更多的是个集体讨论的结果，夏鸿只是个执行者，拍板的还是张树新本人。
不可否认的是，张树新当时身边聚集了一批这样的有才华、有想法、有创意，善于折腾点事情出来，让媒体持续关注他们的人。他们善于把任何一个事件包装成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件，只要这个事件有新闻价值，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向媒体进行鼓吹。他们的口气也大得惊人，1997年春节后，他们为庆祝8城市的全国大网开通，在报纸上买了下12个专版广告，所有版面上都以一句充满激情的口号为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张树新本人则在媒体上一遍又一遍的告诉国人：信息产业是中华民族崛起起于世界的一个重要机会。
瀛海威还有过一个看上去很美的创意，那就是网上延安。这也是发生在1997年上半年的事情，一位点子大师向张树新提议，香港面临回归，党的十五大要召开，三峡工程开工在即，爱国主义肯定是本年度的第一主题，瀛海威何不利用这个时机做一个“网上延安“？热衷于创意的张树新凭直觉意识到这是一个好点子，她甚至还为这个创意想到了商业上的价值：把延安的历史、现实、人物故事都放在网上，可通过教委组织全国中小学生观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为公司创收。张树新同时指示，要做海量，要用最好的技术，先延安，后西安，再全国，最终推出网络中国，使之成为瀛海威的经典品牌。
张树新随后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为配合爱国主义教育，瀛海威将耗时3年，投资千万，推出《网络中国》大型主题信息。果然，一时间，媒体上下一片关注。但等到网上延安一上网，却发现用户根本不买单，一是当时网速太慢，调用图片需要数以小时计算，二是这个题材很难通过互联网进行表现出来，离现实的实地参观相差甚远。
这个个案是1997年瀛海威策划的众多创意中的一个，也是最典型的一个。这些个案的统一特征是听起来很吸引人，很受媒体关注，但做起来却发现不尊重市场规律，没有很好的满足用户的需求。一句话，对比着庞大而出彩的策划，瀛海威却没有取得市场的预期。
“我们知道2000年以后我们会赚钱，可我们不知道现在应该做什么。”这是在瀛海威公司员工内部流传甚广的一句话。这与张树新本身不上网有关，她很难从一个用户的角度去体验自己公司的服务；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张树新一开始就走错了，她选择与中国电信对立，做一张所谓的百姓网，按照她的说法，是建立起一张独立于中国电信之外的百姓网。如果说，在没有拿到中兴发的5000万前，没有多少财力的她还只是把这个想法停留在设想阶段的话，那么，在1996年秋天之后，特别是在1997年，正是其轻舞飞扬的黄金时光。
对于瀛海威的失败，张树新自己的总结是太超前了。这一年的圣诞日记上，昔日的诗社社长张树新写下一段颇为感慨的文字：“深夜，我们刚刚从郊外回到家中，窗外大雾弥漫。在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由于雾太大，所有的车子都在减速行使。前车的尾灯以微弱的穿透力映照着后车的方向。偶遇岔路，前车拐弯，我们的车走在了最前面，视野里一片迷茫，我们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后面是一列随行的车队。我不禁想，这种情景不正是今天的瀛海威吗？”
平心而论，张树新本身的行为有一定的投机色彩，但客观的说，张树新的贡献很大，在网络服务起步的初期，瀛海威启蒙了中国人的网络意识，在网络服务的市场培育上功不可没。她本人也做了很多传播性的工作，诸如她向中国科学技术馆无偿提供“中国大众化信息高速公路”展区；再比如她主导出版了一套网络文化方面的图书，这套图书的作者包括胡泳、郭良、王小东、姜奇平、吴伯凡等人，再后来，王俊秀、方兴东等人加入，他们成立了一个叫数字论坛的组织，这个组织虽然现在已不再以一个群体的方式出现，但直到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在为这个时代贡献着他们的声音。
张树新的问题是她不知道怎么样向网民收钱，在这点上，丁磊和张朝阳等后辈要比她更成熟更实际的多，这表现在张树新只开花不结果上，她不是不想结果，只是不知道怎么去收获自己的果实。之后她学精了，做资本的朋友，为资本打工，她后来参与润讯和CDMA等多个电信重组的项目运做都取得成功，也算小成。
ISP的商业模式都是想帮电信做服务，在用户心目中获取认可后反过来去叫板电信，这个模式虽然可行，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电信本身掌握了定价权，而且它能直接下场，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所以在竞争上先天不足；二是电信本身在进步，在不断改进，它要真发力，很难和其正面竞争。所以，第一批ISP都很受伤是很正常的事情。张树新自己讲过一个段子：当时每条电话中继线的月租费是6000元人民币，意味着你这条电话线24小时全占线，客户交给你很贵的钱，也是永远赔钱，所以张树新当时闯过中国电信的办公室，找过当时中国电信的副总经理张立贵和冷荣泉，张树新跟他们讲，你们这样下去是中国信息产业的罪人。冷荣泉笑了，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佩服你（张树新），但是我们的财务不归我们管，归财政部。（林军）
张树新：在商人与思想者之间游走编辑本段回目录
本文转载自2005-03-21《东方早报》
张树新给人的印象是“女强人”的形象，而且经常谢绝媒体的采访，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我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据她回忆，上海某电视台的财经访谈栏目约了她一年多的时间，到现在依然没有下文。
记者输入“张树新”在百度里搜索相关新闻时，也印证了张本人的说法：绝大部分的报道依旧停留在1995-1999年“瀛海威”时的张树新，而有关其在联合运通的报道却鲜见。
不过，当记者再三解释、说明更关注张树新现在的发展状况时，张树新勉强答应以“讨论”的形式接受记者的专访。
金融家+实业家的双重身份
很长一段时间，在媒体的相关报道里“张树新=瀛海威”，确实，瀛海威成就了张树新中国互联网第一人的美誉。
1994年底张树新去了美国，发现Internet这一新的通讯方式，于是1995年初斗胆把家当全部抵押给银行，以700万人民币注册了北京瀛海威科技，创办了中国首家互联网公司，同时，张本人也随着瀛海威的成长成为媒体追捧的对象。
然而，到了1999年6月，由于各种原因，当时瀛海威已经背负了约1400万美元的巨额债务，加上与大股东中兴发之间的重大分歧，张树新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建的瀛海威，渐渐远离媒体的视线。
离开瀛海威之后的张树新在做什么？
据张树新本人透露，出于对“资本”的兴趣，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张树新一直从事金融服务工作：从新润讯到盛华元通再到现在的联合运通。
现在联合运通采取的是合伙人制的形式来经营的，作为联合运通的掌舵人———董事长，张树新认为自己在公司里的角色相当于saleswoman，同时也是公司所有获得项目的总设计和策划者。
张树新向记者介绍，目前联合运通主要从事两类金融服务业务。一类是创投(直接投资)业务，主要向高科技企业如IT企业投资，另外一类是投资银行业务，主要是做传统资源整合工作，即金融咨询服务工作，如帮助收集、整理企业相关素材，获得资金支持，介入资本市场。
这些工作必须具备这样的本事：快速进入相关行业，具备战略判断能力，制定正确的战略，落实资金，让客户按计划执行既定的战略。
而现在与张树新一起在联合运通打拼的都是熟悉企业和资本市场、知晓国内和国外市场游戏规则、清楚政府规划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基金经理和投资银行专家等人士组成的专业金融队伍，相当一部分人士还是“海龟”派，而张树新本人却没有留洋经历，凭什么管理好这支队伍？
张树新认为，她本人具备了实业家和金融家的双重身份，同时也就具备实业家和金融家两种不同思维方式。
在张树新看来，基于她在瀛海威创业的经历：为此付出了所有的激情，并拥有了管理一家实业公司的实践，因而很清楚企业从小到大的一个艰难的创业过程；而从1998年开始她转变为金融方面的职业经理人，知晓金融服务知识，通晓某一行业如何与资本市场对接，从而获得资本市场的支持。
之前在政府部门3年的工作经历，使张树新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政府语言了如指掌，而这背景，恰恰是很多“海龟”人士最为缺乏的。
张树新认为，中国的环境复杂，金融体系改革还在酝酿，因而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而这恰恰是在本土炼就的职业经理人所擅长的地方。
当然，张树新坦承，从小学到大学时代的班干部，再到企业的领导者经历，有助于她对企业家遇到的困惑和问题看得更为彻底。
据张树新回忆，大学时代，曾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学生会主席，当时是全国所有高校中最有名的女学生会主席；也曾是全国学联副主席。
张树新认为，目前，在中国具有创业精神的金融投资银行家少之又少，估计要再过10年、20年时间，中国民间资本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将回馈社会：投资。当然，中国应该进一步开发更有投资价值的资源，如石化、电信，而不只是加工业。
性格决定命运
随着话题的深入，记者面前的张树新渐渐脱去了“女强人”的形象，语气随之缓和，眼睛不再咄咄逼人，向记者娓娓叙述的是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张树新。
据张树新回忆，她大学时代喜欢看两类书，一类是科幻小说，因为里边有关于未来的想象；另外一类是侦探小说，因为里边有逻辑推理。
张树新说，她从不惧怕未来，反而喜欢未知的世界，未来未知的空间越大，她相信她的舞台就有多大，加上天生的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使她本人在考虑舍弃和所取时，义无反顾地走向新的、未曾经历的领域。
从事现在的金融服务行业，与过去从事的互联网断得如此彻底，张树新认为，自己当时对于未知的资本市场太好奇，因而能够做到头也不回，恶补金融方面的知识。
另外一方面，张树新拥有职业女性想要的婚姻、爱情、孩子、信仰、健康。不过，张树新表示，虽然她的心态健康，在待人处事上不会刻薄，可是，缺点也比较明显，不够执著。体现在商场上便是一旦陷入艰苦的环境当中，她不一定能够坚持到底，中途很可能会放弃。
张树新说，她经商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好奇，加上嗜好玩智商游戏，因而还在商海里遨游。但是对“钱”的渴望不够强烈，而很多商人都是出于对“钱”的巨大渴望这一动机而经商的。
“我是太爱自己的人格完整，在商场，人格很容易被异化，”张树新这样认定自己，“不可能一辈子做商人，其实我是个内心很定、很安静的人。”
不过，目前联合运通还处于创业时期，张树新现在还不能撂下身上的担子一走了之，“等中国大环境比较确定，有合适的人能够替代我的位置，在合适的时候，我就会选择离开。”张树新仿佛好像是对自己的内心说这句话，而不是对坐在对面的记者说。
“既然现在还在联合运通，我就要按计划做好工作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因为身上有种使命感。”
张树新向记者透露，她早已在3年前开始读历史书，每天花了大量时间阅读中国、西方600年的历史，希望通过读史来鉴今、明今，预测未来。
更为重要的是，张树新希望通过读历史，试图寻找出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历史中寻找答案。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张树新答道，她喜欢求真，“而现在没有人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50年后的中国会是怎么样。”
张树新说，她喜欢丰富而又复杂的人生。
张树新：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没有共识就没有未来编辑本段回目录
天涯社区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广西师大出版社合作的 “环保写作”征集活动今天公布入围奖名单。作为评委之一的张树新女士接受天涯专访。
张树新，SEE环保写作奖评委，联和运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互联网启蒙人。
下面是张树新在专访中的部分观点：
1、自由先于民主：
张树新：我们在“五四”讲到很重的民主和科学，这两点是不是中国最主要问题？民主是一种治理技术，当一个封建王朝解体，每一个个体在尚未真正自由时践行民主，这个民主是不是假民主？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吗？自由，平等是否是民主制度的前提？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息平等的权利，当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你的自由可能也是假的。
2、共识决定未来：
张树新：我们的共识体系百年来没有很好解决。1911年反封建是共识，因为我们都痛恨清王朝。后来我们建立了共和，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共和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到30年代救亡又变成一个共识，这是一个短暂的共识。我们经常达成很多短期共识。比如1989年以后得到一个短暂共识就是发展经济。当我们把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建立共识。不过这个共识现在还没有达成。
3、互联网只是镜子：
张树新：互联网本身不产生问题，只是社会的一个放大镜或者是凹凸镜。互联网对于现实社会建设改进有好处。怎么用好这个镜子，而不是拼命的把凸点压回去，假装不存在。当照妖镜在面前，是打碎镜子还是变成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选项。
4、为什么？：
张树新：为什么那么多政府大楼建得像天安门广场？它背面的房子还是像几十年前的贫民窟？为什么有的人白天和晚上讲的话判若两人？这其实都是很严肃的问题。
5、本能救了我：
张树新：我是一个本能很强的人，这个本能会导致我做一些不喜欢的事会不舒服。我很年轻时候在国家机关工作，当领导亲切的拍我肩膀时候我就本能的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本能热爱真实，痛恨虚伪，喜欢率真的人、智慧的人。这些本能救了我。
6、选择：
张树新：当每个人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有10个选项，当每个人选最坏的选项，坏坏相加又是什么。这导致很多误会冲突，而这个冲突在于没有基本共识和有效的沟通机制。这就是很多社会事件当我们用科学眼光观察的时候会感觉很吊诡，而且会发现冲突各方往往都会选择最坏的选项。
7、辨识和逻辑：
张树新：我们思维能力的多元化辨识能力还没有形成。为什么一个好明星、好播音员就一定是一个好人呢？他只是一个演员和职员而已。他演的好不等于自己真好，这中间没有逻辑关系的。
8、体系的问题：
张树新：改革开放30年，权力没有从市场退出。中国人在物质上富有的群体未必真的是企业家，中国最有钱的组织机构是财政。有钱又有权而且还不受制约，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妄念和邪恶已不是简单的好人、坏人问题，是体系结构出了问题。
9、反思：
张树新：自以为精英的人群，其实是不是真的已经自由？要么为利益说话、要么为体制说话、要么为虚荣说话、要么因为骄傲和愚蠢枉自发言以为可以代表他人。如果并非自由的心智与辩识，那么所做的判断和参与的决策可能也有问题。自以为做的对社会很好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好？这大概需要反思。
10、猪：
张树新：坐头等舱的猪和骑自行车的猪又有什么差别？还不就是活着？
下面是完整稿
李国盛：您怎么评价这次五部入围奖作品？
张树新：首先我们看出作者都很认真的参与了这次环保的征文活动，他们都在对我们提供的知识库非常的认真阅读理解之后，构建了一种科普文体,然后试图按照我们编委会的要求，把这些知识糅到故事或者是更易于传播的写作框架里，使得环保知识能够轻松阅读，这一点这五部都做到了。我觉得所有完整的20几部作品都试图朝这方面努力。从编委会角度来看这五部较为突出。
李国盛：本次征集有一个遗憾，是大奖空缺。
张树新：大奖空缺是编委会的一致决定。也有可能是我们当时想象的目标不太现实。我们当时设想通过这样的征集，除了在过程中起到环保观念普及作用之外，也真正能诞生一部类似我们60年代出生的人耳熟能详的作品，像《小灵通漫游未来》、《十万个为什么》。应该讲我们看到的作品和这个设想都有距离，也可能我们想象的这种形式不存在。因为毕竟我们小的时候是阅读资源缺乏的年代，今天看来不是很好的写作在那个时代也会很畅销。
李国盛：通过这次征集，我们发现环保在互联网上好像不是热点问题。
张树新：环保是一个大问题，大到说和政治文明有关，小到说和我们个人的生存有关。但在快速阅读、信息爆炸和信息热点很多的年代，网友群体也相对年轻，大家对事情的关注度极易转移，环保反而是属于边缘话题。实际上我们仔细分析起来，这其实是关系到每一个人，关系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关系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一代人的担当的大事。只是所面临的困境其实和中国转型一样，不是单一的问题能解决的了的。
不过我觉得在不同的热点间有一些基本面相同。我们可以看过去10年我们关心什么，近5年我们关心什么，可以把看上去不相关的事情的逻辑归为几大类。像我们这几天关心的绿坝的问题还是前两天关心的邓玉娇的问题，其实是有相类似之处，都是希望这个社会变好。
李国盛：您怎么看刚才提到的邓玉娇案例？
张树新：中国处处存在巴东县政府，它们对信息化的不适应，每一个动作都反映了对信息社会的理解错误。实际上他没有理解今天已经不是可以用三峡隔住的巴东县了。由于其典型特征在机缘巧合下变成公共事件的时候，邓玉娇已不再是邓玉娇，巴东县也不只是巴东县，这就导致了很多巴东县政府不理解的现象。中国这种地方太多了，工信部何尝不是巴东县？其实它们对于信息化时代到来的反映有同样的错误。当然我们很希望党国更多决策者不是巴东县，他们有更好的方法。
李国盛：您在人民网做访谈时候提到互联网是放大镜和凹凸镜。
张树新：是，互联网本身不产生问题，只是社会的一个放大镜或者是凹凸镜。这个凹凸的分布可能和当时社会的气氛和不同的情形有关，和现实社会中其他的管道畅通程度有关。
如果我们在一个相对管道畅通的社会关注点上，也许在互联网上这个点就没有那么凸。也许我们在某些其他的管道，如果我们整个社会沟通出了很多的问题，其中包括民众的意见与政府相关决策部门的沟通管道不是很畅通的情况下，在相对畅通的互联网就显得非常集中和突出。
我经常看到有些网友说从不看新闻联播，这也是偏激了。新闻联播也是了解信息的一部分，这些信息自有它的一些表述方法。把任何一部分信息当作中国全部，都是以偏概全。这些各自意见相关性叠加起来，才会构成社会风貌的整体。
我们看某个历史截面，有人看正史，有人看野史，也有人看清明上河图，这些加在一起才有可能稍微还原当时的历史状态。，除了新闻联播的角度，其实社会还有很多活色生鲜的东西，在互联网上体现是非常明显的。互联网给了我们相对公平的了解社会全貌的机会。
李国盛：您是中国最早推动互联网普及的启蒙人，现在您感兴趣在旅行和读书。当年您满怀豪情推动中国互联网如果说是胸怀天下的话，您现在是不是回到独善其身的状态？
张树新：也不能简单这么讲，其实读书首先是一个解毒的过程。我们这代人生下来就已经被种了毒。就像我们在尚无选择能力时就成为无神论者，当面对生命无常时由于可怜无助又临时抱佛脚。我们开始思考时就用唯物论、辩证法来解释一切。轻易的进入某个解释系统或者生下来就被种下某种解释系统是种不幸。我们从小被教育的话语系统其实是和现实生活没有多少关系的。我看过台湾的一年级小学课本，他说天黑了爸爸还没有回家。我们课文是毛主席万岁。后来我们发现万岁是皇帝的称谓，那时会很困惑，一个人到底能活几岁？当认真想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话语体系跟现实关联很苍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必须面对的困惑。
然后我糊里糊涂的学了科学，糊里糊涂的去读了萨特和尼采，糊里糊涂的以为某些治理技术可以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然后糊里糊涂的所有人都去挣钱。当有一天你40多岁了，当你想起生活的细节和你知道的词汇不能对应的一天，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可怜，你不知道怎么描述真实的生活，我不知道其他读书人有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解释不了。两个体系两张皮，生活在其中会挣扎。如果相对的想更加真实的活着，读书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不过通过读书来解毒也是很痛苦的行为。
李国盛：清零。
张树新：清零是很痛苦的，因为先要把所有的过去解释体系肢解掉。你要学习某一个体系，然而你又没有幸运的进入某一个体系，皈依某个体系，就更痛苦。我们活在中国的现实中要和中国现实对照，为什么那么多政府大楼建得像天安门广场？它背面的房子还是像几十年前的贫民窟？为什么有的人白天和晚上讲的话判若两人？这其实都是很严肃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今天中国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形成的局面，这些局面导致的价值观的冲突，这些冲突导致的这些结果。这些矛盾纠集会导致怎样的未来？这些问题暂时是无解的。
其实纯粹的建立解释体系只解释自己不难，难的是同时能解释今天芸芸众生诸多行为，能够理解，能够坦然。其实对于我来讲无非是想获得一种坦然，然后能淡定，不焦虑。然后能够对自己的某些行为有些把握，知道也许自己有些事情没有做对，也许某件事其实不该做，也许某些事该放弃。这是需要有一定的精神资源和价值支撑的一种解释。总而言之某种程度还是为了救自己，我觉得自己很自私，现在还不存在救别人，我还没有救完自己。我把这个解释为独善其身。
李国盛：您追求建立自己的解释体系是为了让自己坦然。但是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不可知，而且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就更多。从这个角度看，您的努力越多，痛苦和困惑就越多。您是怎么解决这个越来越大的压力？
张树新：书有越读越厚和越读越薄的过程。人生大事无非是几个方面的意义。当你读的书越来越薄的时候，你就开始追求基本问题了。这些基本问题无非就是何为真何为假、何为善、恶、美丑、何为公、何为私、何为个人、何为集体、何为国家、何为民族、何为技术、何为科学、信仰和宗教、哲学的关系、自己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什么群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个人自由与公民社会的关系，血缘民族和世界国家的关系。我们读很多书无非是这些概念在不同时期构成不同的故事情节。读书多了以后会发现，大量问题在过去多少人都想过。但是不同的历史阶段因为有不同的社会条件和不同的技术手段，这些问题会变化，但基本逻辑我觉得是支撑自己思考的框架。
建立自己的解释体系最早是给自己解毒，这个过程是最痛苦的。很多已经被灌输的思维方式还在，读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和它有冲突的。也经常以己之矛攻己之盾，这是很痛苦的。当到一定程度，把所有这些框架都卸下，就像卸下盔甲，血液清洁了。
清洁以后还要逐渐建立通过基本问题的认识、剖析建立思考框架。然后用这个框架重新思考现实。自己解释系统的脉络就会理出来。当然这个框架不是一日一夜就出来了，也不会是固定不变的，可能会逐渐的丰富变化。这个框架支撑我对很多问题看得清楚，有判断。再回来看自己，才能判断自己行为的对错。
李国盛：要经过好几个步骤才能到判断自己行为的对错是不是太复杂了？
张树新：我有一个天然的好处，我是一个本能很强的人，这个本能会导致我做一些不喜欢的事会不舒服。我很年轻时候在国家机关工作，当领导亲切的拍我肩膀时候我就本能的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本能热爱真实，痛恨虚伪，喜欢率真的人、智慧的人。这些本能救了我。
李国盛：刚才提到看书的两个过程，您现在看书是越来越厚的阶段还是越来越薄的阶段？
张树新：我觉得现在是薄厚同时有的阶段。我个人觉得薄的可以读读阿伦特，可以读读哈贝马斯。但是厚，因为中国现实超越了他们当时的情景。新的变量大量涌现，全球化、我们空前的碎片化的交往模式、互联网。在些都是人类历史上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先哲们在他们当时情景建立他们的体系学说，只能帮我们解释他们当时的问题。我们根据这些体系抽离出来的逻辑，对照今天这些现实问题，会发现多了很多变数。而这些变数是没有体系来构建的。所以厚薄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观察的同步过程，简单的薄厚都不可能。
李国盛：您所学的是应用化学，现在感兴趣的是社会科学，中间有什么联系？
张树新：化学很有意思，化学和物理最大的差别就是化学研究质变。从有机化学到生物化学、物理化学、量子化学。我们会发现当各个学科复杂融合才可以稍微解释生命现象，可见生命现象多高级。而社会又是由这么多生命组成的，你就知道其实社会科学没有那么简单。
李国盛：观察社会科学更像是研究生物学，是有机的、系统的、生命集合体。
张树新：生命问题中核心是基因，可是基因也还在变异。我们总不能讨论一些不可讨论的问题。我们可讨论的是基因可决定的一切。当一个社会在转型期，他原有的基因一定具有很重要的关键决定因素。但同时大量的刺激他产生变异的条件同时发生。比如说全球化，比如说互联网，比如说新一代人的知识和价值结构与决策者知识和价值结构不对称。
李国盛：导致变异的因素也包括每个个体的选择在里面。
张树新：是的，当每个人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有10个选项，当每个人选最坏的选项，坏坏相加又是什么。这导致很多误会冲突，而这个冲突在于没有基本共识和有效的沟通机制。这就是很多社会事件当我们用科学眼光观察的时候会感觉很吊诡，而且会发现冲突各方往往都会选择最坏的选项。
李国盛：也有的冲突和矛盾是因为基本常识问题。比如在三鹿牛奶事件人们谴责最多的不是三鹿而是蒙牛，因为蒙牛之前把自己宣传的太完美了，但是好商人不一定是好楷模。
张树新：这个社会已经多元化了，我们思维能力的多元化辨识能力还没有形成。我们习惯于把一个单一方面的成功推广到另外其实不相关的外延。比如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商人能赚钱，他就一定是一个道德楷模，一定是一个好丈夫和好妻子，其实这些方面未必逻辑相关。为什么一个好明星、好播音员就一定是一个好人呢？他只是一个演员和职员而已。他演的好不等于自己真好，这中间没有逻辑关系的。
我们这些年的励志教育多于基本的辨识教育，这导致很多盲目的粉丝现象。我们很多企业家变成了和超女一样的明星。其实企业家自己也不能担负其重。我相信老牛自己最初也没觉得能变成别人的人生楷模。也许他恰巧喜欢这个，这点给他的感觉很好。
我们民族也太愿意以成败论英雄。像黄光裕下台前后的各方表现，我们对坏人不公平，对好人也不公平。我们对好人希望他接着更好，什么都好。那好人就傻了，因为其他方面可能是他的短板。这个时候他已经背上了那个光环。虚荣是一种毒瘾，导致很多人以为自己真的是别人的人生楷模。
回到蒙牛事件，人们对待老牛已经不再是对待一个普通的企业家，而是对待曾经的人生楷模。那就是爱之深，恨之切。
李国盛：我们不仅仅是在很多常识上有缺位，在共识上更是有很多空缺。
张树新： 关于共识，宗教解决这个问题是把它放在彼岸，尤其是犹太教与基督教。对于普通百姓来讲，上帝是神，对于精英来讲是绝对真理。当把绝对真理放到彼岸后，所有人都不可能去扮演神，而且有了共同的价值基础，这些价值基础不用争论。在这些方面他已经形成了制度文明的结构基础，而这个结构基础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构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方方面面的重要基石。
李国盛：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通过树立一个神来当作绝对真理了，我们达成共识还有没有可能？
张树新：我们的共识体系百年来没有很好解决。1911年反封建是共识，因为我们都痛恨清王朝。后来我们建立了共和，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共和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到30年代救亡又变成一个共识，这是一个短暂的共识。我们经常达成很多短期共识。比如1989年以后得到一个短暂共识就是发展经济。当我们把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建立共识。不过这个共识现在还没有达成。
大家能否对基本问题达成共识是中国未来社会转型必须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当局在努力，比如说八荣八耻，其实是试图在社会上建立一个伦理共识。但是如果说的人每天在破坏，我不是指最高层，因为这是一个体系问题，当这个体系的所有人嘴上都在讲，而很多人用实际行动来破坏，那就只有反向作用。
李国盛：公众在网上的各种表达会让很多反向作用削减。
张树新：在今天社会中，在一个现代化没有解决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在网上的行为权利要求是在追求自然权利，是生命权、表达权、信息权。我觉得当局没有理解这一点，普通人本能的只是在争取自然权利。
这些自然权利怎么进化成一种更加文明的状态和现实社会文明程度相关。如果真实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中央电视台反映的不一样，那么它所有的极端面就会变成凹凸镜的凸点不断的凸出。互联网其实对于现实社会建设改进有好处。怎么用好这个镜子，而不是拼命的把凸点压回去，假装不存在。
当照妖镜在面前，是打碎镜子还是让自己变成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选项。
李国盛：刚才您提到真实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主流媒体反映不同。其实在个人层面何尝不是如此，想什么和说什么有时候是不相关的。
张树新：我觉得中国大量普遍人是内道外儒、我心狂野，是受压抑的。回家孝敬父母到外面尊敬上司，亚洲人都这样，特别是日本人。其实他内心真的服吗？我们自己很接受自己的外观行为和内心的真实想法不同，我们认为这是很正常。
李国盛：您认为中国当下的短板是什么？
张树新：改革开放30年，权力没有从市场退出。中国人在物质上富有的群体未必真的是企业家，中国最有钱的组织机构是财政。有钱又有权而且还不受制约，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妄念和邪恶已不是简单的好人、坏人问题，是体系结构出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政治
体制改革推后，似不明智。
关于维稳压倒一切的政策，我特别同意孙立平教授的看法。把维稳变成唯一的执政目标是非常没有长远眼光的做法。也许当局有当局的难言之隐。但是这样的结果会牺牲未来。金钱和资本的结合的利益驱动的社会，人人为用利益购买权力，然后用权力再去为利益服务，这个社会就彻底腐烂了。很多人都想推后改革步伐，因为会改到自己，由此我们会牺牲这个民族最基本价值的东西。当钱能够管权，钱能带来更多的权，权能带来更多的钱，我们已经走进一个最不堪的境地。当一个社会大量人不是人，是猪。那坐头等舱的猪和骑自行车的猪又有什么差别？还不就是活着？
汶川地震，当局和群众高度的共识是救生命。但这个共识似乎太原始了，跟我们这泱泱大国太不匹配了。我们还有那些共识？我们有没有信息权利的共识？草民应该获得那些权利？还是有哪些权利是个人本来就应该具有的？我们社会系统的运转机器有没有人掌握它？或者压根儿就没有人掌握？是不是很多人利用这个机器为自己服务，而这个机器在自行运转？如果是那样就可怕了。他们不希望这个社会会更好，只希望从这个机器中获得更多。那这个社会就坏了。驾驶这个机器的所有人互相都不能决定谁，这个社会越来越坏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有好预期。我们今天是一个没有皇帝的时代，所以也不会有罪己诏。如果是巨大的抽油机至少要抽的更长久一点吧？
李国盛：很多人在系统中顶多是螺丝钉，起不到决定作用。
张树新：阿伦特讲过平庸的恶。在纽伦堡大审判，纳粹的领导人从个人层面他们好像大部分是好人，他们是兢兢业业的官僚，只是没有自由的心智和自由的判断自己做的事情是善还是恶，只是兢兢业业的执行，而且是希望做得更好。很多恶事并不一定是坏人做的，很多人是好丈夫，好妻子。
独立思考很重要。我们要有自由的头脑，自由的心智，自由的辨识能力，这些都自由以后我们才具有达成基本问题共识、共同决定某些事的权利，这是前提。
李国盛：您曾经说“不自由，毋宁死”。
张树新：自由是自由的心智、自由的眼睛、自由的身体。我最近在想，其实我们在“五四”讲到很重的民主和科学，这两点是不是中国最主要问题？民主是一种治理技术，当一个封建王朝解体，每一个个体在尚未真正自由时践行民主，这个民主是不是假民主？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吗？自由，平等是否是民主制度的前提？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息平等的权利，当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你的自由可能也是假的。
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似乎像我们这样自以为精英的人群，其实是不是真的已经自由？。要么为利益说话、要么为体制说话、要么为虚荣说话、要么因为骄傲和愚蠢枉自发言以为可以代表他人。如果并非自由的心智与辩识，那么所做的判断和参与的决策可能也有问题。自以为做的对社会很好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好？这大概需要反思。
李国盛：现实中的很多人离您说的“自由的头脑，自由的心智，自由的辨识能力”有不小的距离。这是不是您为什么说现在的所谓企业家、学者等精英也是过渡的一代？
张树新：我为什么说过渡，就连我这个年龄，45、46岁，都觉得大量的精力花在了原始积累，这个积累包括物质和精神。因为我们先是被模式化了，然后从模式化中挣脱。这个挣脱过程耗费了我的青春。我又用中年大多时光，重新建立生活、精神基础，这些基础耗费了我们中年大部分时间。再有一部分人还有幸说建立了自己辨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过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牺牲了很多人，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我们才刚刚完成独立个人的基本条件。这时候“人”已经不多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再加上中国问题复杂。我们有太多人身在其中，我们有太多的利益关联是很难割舍的。我觉得我是特例，不具有典型性。我们的发言、表述就有利益驱动的狭隘。另外就是人生有限，不可能见识了解更多的东西。当然如果今天谁给我们一个体系我们都信，我们就没有这么多苦恼了。很多当代精英大多比我年龄大，他们已经步入人生的秋天，他们已经激情不在，求稳为先，打打高尔夫。你还能期望他们能做一些什么？他们能想真正想明白一些事情就已是三生有幸了。于是这样的情况下，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中太多的人只是解决了自我的生存问题，和自己周边小部分人的生存，达成了自己的名利愿望，再多的公共担当似乎已是不可承受之重。
我还是对下一代抱有希望，70后、80后、90后，虽然有很多人批评他们。他们因为互联网生就自由本能，少了痛苦的解毒和挣脱过程。他可能现在看上去非常的偏激，会以偏概全，可能非常极端，我觉得这是历史必然，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基本问题会逐渐浮上水面。
这中间可能会有动荡。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奇怪的过程，好像这个国家最顶上的人和最低下的人似乎有契合，不知道这个契合是真假。这中间还有大量的官僚和利益阶层，我突然想毛泽东文革想干什么来着？我相信这一代人会在某些事情形成共识。群盲时代过去了，当信息权利逐渐平等、生命权利逐渐平等、财产权利逐渐平等，一定会有一些人思考趋于理性，一定会有一些有大智慧的人，有超级组织能力的人出现，一定会有一些有道德号召力的人出现，这是一个必然过程。
李国盛：台湾是很好的参照。
张树新：前一阵有一个朋友送我一套有意思的书叫《20世纪的台湾》，100年60本，把每年的事情用照片和当时报道做总结。我几天看完，从1901到今天，你觉得有一种穿越时空的观察对岸同样中华民族的努力的过程。我那个朋友说你看完怎么样？我说在看二二八，二二八是一个超级复杂的历史事件
1905年1945年日本占据台湾，除了给当地人洗脑让他们讲日文之外，他们也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他们兢兢业业的管理这个岛，当1945年日本人被赶走，其实当时台湾人骨子里高高兴兴的欢迎国民党。不过到1946年矛盾出现了，因为作为“职业经理人”国民党不专业，甚至不如日本人当时职业，而且犯了很多低级错误。国民党把台湾当成大后方，他用天然统治者的傲慢简单处理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导致一件小事情被放大演化，也因为死了许多人，从此变成国民党很难过去的坎。
第二个问题，台湾从1966年到1976年，你会发现当时所有的民主斗士变成民进党的创始人，但最后当了国家领导人的都是他们的辩护律师。在民主转型的时候，第一波、第二波反对党上台的一般都是律师，因为程序正义，这是当时社会资源最稀缺的。但往往这些人最后都出了问题，你看韩国也是一样的。看来我们不止需要律师，我们还需要好律师。也许这就是一个注定的要不断改进完善的制度
我们的未来还很遥远，跟这个未来相比，今天我们这些人不是过渡是什么？
李国盛：政府、大众、社会精英，假设我们简单的划成这几个层面，您认为这几个层面的互动是什么样的关系？最需要改变的是哪个？
张树新：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各说各话，自己玩自己的。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特别不好的状态，社会精英得不到大众的群体性情感的认同，我觉得跟姿态有关。如果所谓的精英们能透过姿态上的改善和平等意识的增强，变成了社会精英群体情绪的理念提炼者，然后具有与政府更良善的沟通技巧，让三方相对负面的部分变成更加良性的，也许这个社会会更好。
精英是有改进空间的，精英的傲慢和轻言一定要解决。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傲慢与偏见要改变。精英的傲慢与无知其实是和政府有一比，经常以为自己可以代表所有人。我今天说的话只代表我自己，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代表任何人。如果我要想代表别人，我前提要征求每一个人意见，加权平均获得所有人授权。这是一个基本程序，如果这个程序没有，那我们跟政府对立的精英如果到台上也不会和现在有差别，因为你权力意识本身是有问题的。
另外政府一定要自信，从大范围讲现在是中华民族再没有过的好时候，作为中国人在全世界面前的骄傲和自卑，这个自卑是我们家里面有很多问题，这个骄傲是我们在全世界还混得不错。
李国盛：最近的旅行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张树新：我和先生开车到西藏遇到一个纠纷，这个纠纷也很简单，当地有一段路程没有摄象头，但他们用限速卡通过你的前后时间来计算你是否超速。本地车知道这样的规定，没有人拦你，你要自己取卡，自己送卡。但是你前面没有领卡，后面就会罚你。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在前几个岗没有人，第四个岗说我们违法，警察本能收了我们驾照，于是就争吵起来。当时有一个情景，警察质问我，你怎么这么有理？我说“你是人民警察，我是人民，你是为我服务的！你知道吗？”他当时愣住了，全场寂然。当时他们就想这句话好像以前应该听过，他自己也没少说，但是人民从来没有在这个场合说过，他们当时就愣住了，他觉得好像对，我觉得他良心未泯。
很多人民早就放弃了被服务的权利。
李国盛：您曾经说过，中国的很多学者都在研究假问题，怎么这么说？
张树新：假问题是利益驱动，假问题可以发表，假问题有经费。媒体人面对假问题可以有利益。如果把真假看得比金钱重要的时候，就知道学术与传媒有天然的公共担当使命，而这些东西是不可被利益赎买的。一个人当自己女朋友是用钱买来的会高兴吗？如果自己教孩子说假话会高不高兴？当在家里教育儿子真诚，结果他的社会适应能力很差，你自己是不是很愤怒？是否应坚持人生总有一些是不能被收买的？我想这些都是真问题。
李国盛：互联网帮共产党消除了很多潜在的地雷，胡锦涛、温家宝很聪明，他们去年上网表态互联网是个好东西，您对共产党高层领导对互联网有什么建议？
张树新：我觉得从社会热点问题聚集来讲，互联网是最快反应的渠道。第二，网络的广场效应会减低现实广场的压力。第三，中国经济改革是从特区开始，中国政治改革用特区来试的话，还不如用互联网来试试，看看人们畅所欲言能闹出多大的天。堵互联网是堵不住的，越堵膨胀的越厉害。合理的办法就是顺应，而这个顺应就是更加智慧的引导，不要再用现在有点愚蠢的办法。这个引导也需要现实政治文明的进步。如果你现实政治文明没有进步只能会造成更大的反差和冲突。最高管理层是不是有可能把人民除财产权、生命权，也把信息权、政治参与权等诸多权力还给人民。
李国盛：假设您现在拿着阿拉丁的神灯可以实现任何愿望，您想实现什么？
张树新：我最想实现的愿望是近五年要把要去的地方走完，要把想看的书看完，这够耗我人生很长时间。如果能让我速度、效率高一点，同时生命不是那么短暂我就幸福多了。
这个过程我其实也在积累和消耗生命。这个过程有可能激情不再、兴味索然。我希望把求知欲、好奇心、幸福感和激情、理性思维能同时保持下去，我怕那些东西会消失。我对自己有恐惧，比如说我当时兴趣盎然的做商人，但是后来兴趣死了，一天都不想干了。
我现在对这个社会会更好还有希望，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很怕很多事情因为年龄的缘故或者挫折的缘故让我失望，成为悲观主义者。
李国盛：因为没有彼岸的召唤，所以很重视此岸的感觉。
张树新：对，所以我很珍惜过程。
李国盛：您想在50岁前给自己解释框架，还有哪些主要问题没想明白？把这些放在天涯看网友怎么说。
张树新：未来中国政治文明所需的文化精神资源是什么？我们这代人临终之前会看到乱世吗？还是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人恐惧这一点，就感觉还不如不变。
张树新简介
张树新，联和运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辽宁抚顺人，出生于1963年7月，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应用化学系，被称为“中国信息行业的开拓者”。1995年5月，她创办瀛海威。1986年至1989年期间，她曾担任《中国科学报》记者。
张树新：在书房“赎身”编辑本段回目录
这个曾经的“中国互联网之母”、企业界的女“知道分子”，经过多年读书“解毒”，突然意识到在中国当一个商人是一种“耻辱”—她和她的很多同行都成了商业的“人质”，于是开始剥离公司，退出商界。
2008年，张树新从联和运通投资顾问公司的业务中退出，和丈夫一起开车游历世界。她好像有双制图员的眼睛，以观察为乐，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经络、肌理和纵横。
她的这种姿态使一些企业家朋友感到难堪：“那些企业家活动之类的，我现在一概不参加，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又不愿意说假话听假话，别人说假话好受我不好受啊！”
她少数保留的身份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执行理事、中国科技大学校友会主席，但她“知行合一”（王阳明语）的要求，也使人避之唯恐不及。比如出差的时候，她坚持不跟别人一起坐头等舱。她追问，“从官到学者到企业家，所谓的精英们能离开体制吗？体制给你提供了头等舱、大量别人看不见的消费，所以很多坐头等舱的人吃着鱼翅开着路虎和悍马去做环保……”
她的较真还体现在小沈阳现象上。春节后，张树新跟朋友去看东北二人转，着实崩溃。“俗没有关系，这真的不是俗，是丑、暴力……而且所有的精英以此为美。你突然明白当初为什么会跳忠字舞。当我们不允许其它声音，社会就会俗化和博傻。”
这种严肃的犬儒主义倾向在她的书房里引起过争议。有人骂她“不负责任”，有人说她“自私”，还有人竭力把她拉回商界。45岁的张树新脸色红润，精力旺盛，说起话来铿锵有力。这些指责被她一一反驳回去。
现在你见到她，一副由衷高兴的样子。“我就是高兴啊，因为我自由了！我从商业的牢狱中、别人给我划的框里终于出来了。”
但她也承认，“我还在割舍中。我其实就是在赎身！”
沙龙女主人
书房占据了别墅的整整一层楼。以女主人的个性，房间里如果没有那只亮闪闪的朱红色漆画橱柜，恐怕会若有所失。不过总体而言，这是一个相当朴素的书房。深色的木质书柜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除了书以外，没有别的装饰物了—让人有种幻觉：这里从未有人造访，那些代表知识的幽灵四处嬉戏，一旦有人敲门，它们就“嗖”地一下回到书里面。
但这并不是自闭者的巢穴。恰恰相反，这里舒适、大方、阳光充足，往来无白丁，有很多熟悉的名字：田溯宁、任志强、王维嘉、刘苏里……田溯宁就住在同一个小区，有时候打个电话就上门了。任志强来借过几本书，也不知道后来看了没有。有一次，万圣书园的刘苏里在这儿喝酒到半夜三点，最后在客房睡着了。
张树新有沙龙女主人的那种派头—一种照顾人和影响人的天赋。要知道，除了书房，她还掌管着一个地下酒窖、一座家庭影院和做得一手好菜。最重要的是，她还有数不清的聊天话题和庞大的、无性别的阅读书单。
她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就像个无底的黑洞。她什么书都看——哲学、小说、技术、诗歌、地图。她从小就被母亲说“本本主义”：要生孩子，就找妇女医学的书看。要做饭，就读菜谱。要旅游，就翻地图和地方志。觉得困惑了，就看哲学、宗教和心理学。觉得闷了，就看小说、诗歌和科普读物。不能说阅读决定了她的成败，但是这些书就像一根金线贯穿她的人生。说起钻研一本好书时的激动心情，她精神焕发。
“我觉得和我小学二年级看《西游记》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变化。简直高兴死了！那是跨越万里河山、精神超越肉体的享受。”
很多人都看书，但可能很少人像张树新那样把读书和生活联系得紧密。大学毕业后上班无聊，周围的人世俗平庸，“读书才有乐趣，我觉得是逃避，建立一个自己的精神小世界。”下海做企业，自学MBA管理，但当互联网梦想破灭，困惑很多问题，“这才发现我们生下来就被灌输了很多东西，思想被塑型了。我读书就是在解毒。我简直病入膏肓，每个细胞都被毒化，那我就要一点点解。”
对于她来说，“读书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读书。读书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我获得生存技能、精神愉悦，建立价值观、人生观，自我旅行的导读。”
瞧她读的这些话题：从“五四”到今天，为什么启蒙变成救亡？80年代的暂时开放为什么戛然而止？然后全体人民（包括精英、官、商）都是两个字—“活着”。一个坐头等舱的猪和一个骑自行车的猪有差别吗？我们互相都认识那么多人，你会尊重他吗？有关怀、有担当、有大情怀的人今天有几个？……
40岁的时候，张树新突然有一天死活想不明白，“为了生意去见不喜欢的人，说一些自己不喜欢的话，你觉得自己很耻辱（我说的是价值观）。”
她开始想当初为什么要下海？因为钱太少，因为不自由。今天，你挣了钱最想干什么？我想要一个在海边的书房。我已经有了—张树新在大连有一个比北京大两倍的书房。我突然发现我的痛苦是在于没有时间坐在那里看书。
“那一刻，坐在家里读书的愿望超过一切！”
终于，张树新成了商界的“背德者”，走入人生的“窄门”（据说通往永生）。她成了企业家阶层的歧路人。“我们曾寄希望于官、学者，但发现他们比我们还在求活着，然后我们寄希望于企业家。其实企业家担当得了吗？他们只是解决了部分现代性问题。”
逐步割舍世俗牵扯，把公司交给合伙人，安排好未来时间（张树新仍是两家公司的董事局主席，每年要参与几个非营利组织），她过上了纯粹的读书生活。“不能兼济天下，我至少可以独善其身。这个世道充满了垃圾、谎言，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心里和眼睛都很清明，不人云亦云，有判断力，那就够了。”
但显然，这位沙龙女主人的感召力比不上当年的斯坦因夫人或兰德夫人，中国的企业家也并不是“迷惘的一代”，也不需要一个“精神教母”。张树新承认，企业家们思想交流的程度不高，刚刚超越了管理技术、商业智慧，开始谈环保和民主了。“但是真正的基本问题很难交流的，每个人都把自己固化了，很多人不开放，还有很多人其实是很脆弱的。”
一个女商人的阅读索引
据说，张树新大连的书房和北京的收藏是完全不重复的，而且数量还更多。但我们看到的已经非常可观。这简直是个控制狂管理的仓库，井井有条，手指划过书架边的时候绝不会留下丁点灰尘的指纹。
一类是永恒的私藏——经典小说和诗歌。有一列书架全是这类书，最新的有《剥洋葱》、《癌症楼》和《金色笔记》。她喜欢爱伦坡、奥威尔这种“有点怪”的小说。至于诗歌，则是少女时期的口味——席慕容。她从书架里抽出一本发黄的旧书，欧阳江河的诗集，上头用蓝黑钢笔写着“1987年10月27号”的字样。“这是我大学时候看的诗集。”她说，“这些书是你永远都会去看的，看着就当是休息。”
真古怪，还有一类书，她也当休闲读物看——《量子物理简史》、《药物简史》、《太阳、基因组和互联网》、《别闹了，费曼先生》……“这和我原来的爱好有关。我从小就喜欢读科普，有朋友说我其实更适合做个科学家。”对，别忘了，她是科大应用化学系出身。
在靠近阳台的地方，有一个空格特别大的书架，里头全是旅行发票、各地行驶地图。有一层都是关于西藏。“这种就完全是工具书。这本美国地图，在美国开了三万公里全靠它了。”后来离开的时候，我发现她家客厅的茶几上有一本硕大的《中国高速公路及城乡公路网2009》。这是她和丈夫的旅行指南。
除了从香港带回来的一些禁书，书房的主力还是哲学和历史。书桌上摊开来正在看的是《中国皇权制度研究》、《剑桥插图医学史》、《从黎明到衰落——五百年西方文化史》、《中国沉思：胡适读本》、《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极权主义的起源》、《论怀疑者》……“这些书读起来很辛苦，但是很有趣，它们是你的思考框架。”
很难相信，这位女商人系统性读过全球史、宗教史、哲学史以及东方史包括印度史，一直到制度史、思想史。当她早年意识到“中蛊”以后，想独立思考却很痛苦，因为连参照系都没有。“中国历史有很多迷雾，我们很多人从野史开始读，试图去寻找真相。”
八九年前萨义德对张树新影响很大，两三年前她读罗素，去年重新读胡适和鲁迅。“马克思·韦伯、以赛亚·柏林包括汉娜·阿伦特都是我系统思考框架的重要支撑。”
相比之下，书房里跟商业投资直接相关的书倒是非常少。它们被装在一个纸箱子里，藏在最角落的地方。最后，她指着一小层，那是一整套中国古代帝王传记，“这是我先生的书。这些书我偶尔也看看，然后告诉他其实都一样。”
过了一会，她丈夫回家了。看起来很眼熟，对，在瀛海威成立十周年的酒会上见过。他是联合运通总经理。他与她志趣迥异，不过在旅行这件事上珠联璧合——她爱看地图指路，他缺乏方向感。“求知本身是极端愉快的，我们去年美国旅行，明年准备去中东、欧洲。在路上的时候，你读的很多书就会活生生浮现出来，每天看到太阳升起你都会高兴的。”
她已不再为商业而痛苦。“这才显得你读书有用，否则你简直会被撕扯得一塌糊涂，就没有定力嘛！”她自称是旁观者、做公共思考，当她被别人指责自私时，她说，“为什么要做呢？我知道谁在说假话就行了，而且我第一眼就看见了。”
说起来好笑，一个人40多岁才完成启蒙，但现实就像电影《黑客帝国》一样，很多人会选择红色药片（虚幻）而不是蓝色药片（真实），张树新从中竭力挣脱出来。“现在是我最喜欢的状态，也许到50岁我就不喜欢了。”
回头看，6年前张树新还身处回购瀛海威的纠纷中。有一张照片：她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神情严肃。6年后，她仍然口若悬河，但是盘腿坐在阳光下，她咄咄逼人的语言射击更多出于对知识和思想的热爱。
访谈
“活着需要勇气，读书更需要勇气”不蒙昧、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是我的基本要求
《中国企业家》：你的孤岛之书是哪一本？
张树新：《全球通史》，北大出版社第7修订版。我至少读过三遍。
《中国企业家》：你阅读过5遍以上的书有哪些？
张树新：一读再读的还是罗素。现在正在看的有《中国边疆通史》、《杨宪益传》、《张东荪和他的时代》，还有王力雄和胡适。
《中国企业家》：1995年互联网创业的时候你在读什么书？
张树新：互联网社会学研究，《蓝血十杰》。还看过一本苹果传记、微软和IBM战争的书。西门子传记给了我基本的管理概念。对我最大影响的应该是《第五项修炼》，它解释了《蓝血十杰》的故事——为什么一群智商120的人加在一起智商却变成60。
《中国企业家》：最深刻改变你人生的书是哪一本？
张树新：看了很多西方哲学史，最喜欢的还是罗素。罗素是一个对所有的过程超级理性，但终极目标认为不可知论的人。罗素说只要你肯努力，找对方法，你会相信天下凡事可以解释，人们不要被蒙昧。我觉得不蒙昧、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首先是我的第一个要求，至少我知道谁在用什么样的方法整骗别人。再到一定程度，我希望能有自己的解释系统。
《中国企业家》：如果穿越时空，你会问罗素什么问题？
张树新：我会问罗素，如果他再活长一点结果会怎样。因为罗素怀疑一切，把所有过程都解释了，其实也蛮痛苦的。
《中国企业家》：你有什么阅读怪癖？
张树新：看书不许划道、折页这种怪癖倒是没有。但我喜欢跨界，比如说宗教和心理学我是对照着读的。去年重看胡适和鲁迅，就发现原来梁启超和严复的很多问题并没能解决。前段日子巴以又打起来了，就把萨义德和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对着看。
《中国企业家》：一个人太清醒了是不是会很痛苦？
张树新：我经常讲一句话，1965年如果一个人死了，他没想到1966年国家会是那样；如果一个人在1976年10月之前死掉，他会以为我们永远都是那样。所以，先活长一点，活得健康，然后有一双清明的眼睛，把人生的真相看明白，然后接受它。活着需要勇气，读书就需要更大的勇气——很多人会找到庇护所，比如说信教，比如说忙于商业。读书不是逃避，而是直面生活。鲁迅那句话怎么说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真的是这样子的，读书最后就要读到这样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