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姜奇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 《互联网周刊》名誉主编。1962年7月生于北京，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曾任《农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农民日报》十佳新闻工作者之一。1997年进入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政策法规组，2000年随机构调整转入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基础处。1998年创办《互联网周刊》任主编，“奇平视点”专栏作者。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信息化与网络经济室副主任。CECA国家信息化评测中心副主任。国资委国资监管信息化专家咨询组专家、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常务理事。
个人荣誉 编辑本段回目录
获得荣誉包括： 2007年“影响中国互联网的100人”中十名“启蒙者”之一、2007年“中国传媒思想贡献奖”、2006年国家信息中心中国信息化论文大奖一等奖、2008年中国信息经济学家年会论文一等奖。1999年北京青年报财富人物、1999年中国互联网十大杰出人物提名奖。
参与活动
个人影响编辑本段回目录
“网络文化丛书”作者，是我国网络起步时期最早的启蒙者之一，被《硅谷时代》评为“带领我们走向数字时代的20位中国人之一”；在继起的IT“分析家时代”，汇合网络文化和IT媒体精英，共同发起了“数字论坛”，提出了有影响的“直接经济” 理论，为数字论坛丛书主编、硅谷时代丛书主编、直面电脑丛书主编。
主要著译编辑本段回目录
主编“数字论坛”丛书、“硅谷时代”丛书（联合主编）、“直面电脑”丛书；著有《21世纪网络生存术》、《知本家风暴》（合著）、《数字时代的人与商业》、《数字财富》、《新商业模型》、《新知本主义》、《体验经济》、《创意经济新论》、《长尾战略》（获2007年度中信畅销书作者奖）、《电子政务行政生态学》（合著）、《信息化测算的理论与方法》（执行主编）；翻译《浮现中的数字经济》。
偶然进入互联网编辑本段回目录
“我在南开学的是中文，分到一家农业报社后，剪了4年信封，而且做得非常不称职，领导经常批评我，这点小事儿都做不好，还能做什么？不过，我发现剪信封不用动脑子，就把英语单词贴到桌子上背（学俄语的姜现在在网上用起英文来非常熟练）。我想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阶段。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状态不好，那么，可以考虑换一种环境和状态。现在计算机行业里的很多名人，从学哲学的到研究宗教、经济、文学的都有。我从一个学中文的变成计算机专家，从农业这个夕阳产业走到最前卫的网络业，说起来非常偶然。1994年，我把全部家当放进去买了台电脑，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但很快电脑出了毛病，请大学教授来也没修好。无奈之下自己动手，居然修好了。后来，周围的人开始请我修电脑（修好后人家感谢我，我心里说，我还得感谢你呢，让我练了手）。再后来，在专业电脑媒体上开电脑诊室，成了所谓计算机专家。进入网络业同样偶然。有出版社要出一套网络文化丛书，因为我是学中文的，让我也去。本来想写网络文学部分，开会时一看，余秋雨在那儿，其他的也都是文化名人。灵机一动，我说———我从经济学角度给你们讲讲吧。之后两个月，我被关在一个宾馆里，天天上网，关注地球另一面的事情。一直到现在。一个完全外行的人进入这个领域，首先要从技术入手。你不自己去修机器，就不会真正感受到技术的潮流。”（2000年1月24日座谈会）
胡泳、姜奇平新浪访谈实录编辑本段回目录
主持人韩枝：各位新浪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关注新浪科技30年IT印记的访谈，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资深的媒体从业者，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总编、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姜奇平老师，先有请两位跟我们的网友打声招呼!
胡泳、姜奇平：大家好。
主持人：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也知道两位在这方面都写了很多很多书，也是很早就开始关注互联网产业，两位最开始接触互联网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胡泳：今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整个中国互联网的成长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属于上网比较早的一批人，其实在那个时候应该说是再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在看世界的时候需要借助一些工具和手段，互联网在最早的时候恰恰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手段，实际上把我们跟世界的距离拉得很近，当然，对于我个人来讲，我因为认识了互联网，我自己的生活工作都跟互联网发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可以说互联网影响了我，如果可以分一个界限，互联网之前叫前互联网时代，等于说拥有了互联网，我整个后面的路程就全部给变了，所以无论是从对个人，还是从整个国家大的发展来讲，互联网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姜奇平：互联网的发展这10多年来，对我来说跟胡泳一样，首先对个人生活产生了一个飞跃性的变化，在此之前活在上一个时代，现在经过这10年，我个人收入起码增加了30多倍，从一个很不好的状态，现在感觉非常好，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说意义更大了，互联网和改革开放来说，首先我觉得突破了改革的某些界限，改革是调整生产关系，但是互联网既是调整生产关系又是调整生产力，就是说改革之前那时候我们看生产力，是改革工业生产力，现在还是搞工业化，但是有了互联网以后进入到信息社会了，是社会一个质的变化。胡泳老师也是，在最早翻译数字化生存，我们经常把他比作当年的严复，其实今天看来不过是科普的读物，但是为什么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就是因为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个时候是农业到工业，现在是工业到信息化社会。
第二个其实解决了传统意义上改革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我们这个社会长期是官本位的社会，无论什么时候和市场都不一致，经过改革开放，虽然我们在市场经济方面有很大的推进，但是官本位我认为仍然很严重，但是再看互联网这个领域，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不是靠官兴起的，很多的阳光富翁就是靠自己的本事，靠着自己的创业的模式，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急剧了巨大的财富，这也反映了巨大的社会变迁。
互联网商业先驱者更值得被记住
主持人：我记得胡泳老师写的第一篇关于互联网的文章就是《中国离互联网有多远》，后来也翻译了《数字化生存》，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对互联网是什么样的感觉?
胡泳：这篇文章的题目其实是跟瀛海威有关系，他那个时候有一个广告，我们的意思是一致的，主要是商业的先行者，在当时看到说，有可能为中国人提供一种崭新的信息服务，因为之前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甚至连电话都还是一个比较奢侈的物品，更不要提上网，手机在那个时候也是砖头式的，很贵的手机，那个时候去邮电部，现在的工业信息化部，去邮电部申请办ICP的时候，政府的官员甚至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批准他，因为这个业务没有人听说过，不知道怎么回事。实际上说，为什么我说商业的先行者，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有一批很出色的企业家，已经看到说这是一个大的势头，同时他们许多人在国外学习，看到互联网在国外的发展，他们认为互联网必然会给中国带来一个技术和经济上的一个促进，所以他们就有勇气迈出这一步，其实我们知道当年最早做这些东西的人，很多的商业先行者，后来从先驱变成了先烈，他们的确太早，眼光太早，动手太早，但是商业环境不成熟，甚至网民的需求都没有，至少我写那个文章的时候，社会上接触互联网的北京电报局可能几千个用户，大部分人都在科研院校，都在中关村这边的人，中科院什么所，北大清华，仍然是一个象牙塔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对早期的这帮人始终存有敬意，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促使互联网从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的一个有力的推动者，没有这些人，没有他们披荆斩棘，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的网民，有这么多的服务。
姜奇平：我最早也是，其实是当时张树新搞第一次网络文化丛书，然后参与到里面来。
主持人：两位跟互联网的渊源是不是都是因为瀛海威?
姜奇平：我在此之前搞过一段时间技术。
胡泳：那个时候他是有名的电脑医生。
姜奇平：我是给工程师提供技术咨询的，告诉他们怎么修机器，后来转到网络文化，但是首先在这里面确实对中国互联网的推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们这些人，他对于社会起的作用，远比现在挣了钱的这些人起的作用更大，推动了文化的社会。后来我们接着就写一本书叫做《21世纪网络生存书》，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观察到，在美国已经是风起云涌的状态，比如说我在书里面提到戴尔，那时候戴尔还是非常小的一个公司，我们觉得戴尔的模式是非常有潜力的，经过10年来看，我们早期看到的一些东西还是比较准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干扰杂质，看到的都是本源的东西，我们在早期做了一些探索。
主持人：现在我们看到互联网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胡泳老师刚才提到，去管理部门都不知道该怎么批复，其他方面还有哪些困难?
胡泳：刚才姜老师讲大的文明在变迁，有很多的张力，因为你原来的这种社会它其实对于基础设施不支持，政策法规体系不支持，人们的使用习惯也不支持，所以说从商业上来讲，当年中国电信为什么第一批ICP基本上都死光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把一个产业从头做大，因为中国电信是一个庞大的，我们叫900磅重的大猩猩，实际上他完全把这个东西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基本上堵死了，从ICP的角度来讲，今天ICP所取得的每一点的进步都是当年拱出来的，当年国家的政策不明朗甚至公司的治理结构包括投资的来源都是非常不明朗的，尤其你做ICP，当你涉及到内容、信息这一块的时候，我们知道，对于信息、内容，国家的监管的力度甚至比单纯的介入还要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大的互联网的空间，其实都是当年一点一点争取来的，所幸的是我们的政府看到了互联网的广阔前景，在这方面迈出巨大的一步，决定把中国互联网跟国外的互联网充分的嫁接，有这样关键的一步迈出来，通过一点一滴的进步最后才奠定了今天互联网繁荣的基础，我觉得可能对于现在的人来讲，互联网现在是一个生活当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当年要上网，这个动作是非常难的，其实有的时候似乎比登天还要难。
主持人：您举例说一下。
胡泳：比如我是瀛海威最早的用户，最早的时候他给你发一个盒，那个盒里面有6张光盘，你要用它所有的那一套光盘，不是光盘，是三寸盘，用那个东西才能够去上网，上了网以后还不是真正的互联网，上的是瀛海威时空，是一个局域网，如果要从局域网连到我们所谓的国际互联网上，你得另交费，而且带宽包括容量都很差，就是说开始的时候你很高兴，你上网了，其实上的都不是真正意义上我们现在讲的互联网。
主持人：但是当时觉得很不可思议。
胡泳：但是当时仍然觉得很兴奋，我跟张树新聊过，他是中国最早做接入的，他的瀛海威是中国最早的SNS，从界面来讲很简单，很笨，但是那个里面的确有网络社区的雏形，那个时候就有信用点，其实这个信用点跟后来的Q币从道理上来讲是一样的，那个里面你会发现里面有爱情故事，当年特别有名的玫瑰的故事，北京青年报做了很大的一版，有网友叫玫瑰，后来得了什么绝症，然后网民要支持他，那是非常早的，在9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你其实看到网民的这种互动，社区感，这个里面的雏形都在。
姜奇平：当时很多的人，就像现在的人肉搜索似的，很多人帮他去诊断，求教。那个时候感觉特别的困难，就是说现在的人都很少听说一种断点软件，就是上着上着的时候就断了，我记得当时上网费特别贵，我遇到最尴尬的一次，我把一个月的工资全交了电话费，到了窗口排着大队，最后就差一毛钱，谁都不肯借我一毛钱，当时我这个尴尬，把我最后一毛钱都花光了，就这么上网，还没发几封信。
主持人：那时候费用有没有对比，比如占到工资的多少?
姜奇平：当时我全部的工资都加在里面，现在对我来说完全忽略不计，而且那个时候不敢整天上着网，那个时候也没有浏览器，干一件事就要一个软件，收邮件是邮件的软件，聊天是聊天的软件，游戏是游戏的软件，后来浏览器出来了。
主持人：当时两位，比如刚开始接触互联网以后，使用的最多的功能是什么?
胡泳：邮件还是最多的。那个时候国外的主要是包括华夏文摘。
姜奇平：当时搞IT写文章根本不像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中文消息，都得跑到美国的网站上去看去，后来中文的信息就越来越多了。
主持人：当时还只是在一个内部的局域网。
姜奇平：是一个客户端，登到了张树新那儿，她像一个广播电台似的，她是中转。都是通过技术的东西，当时主要是带宽限制。
主持人：大概过了多长时间这种情况好转?
胡泳：为什么我刚才特别说到政府的作用，因为实际上政府后来投了大笔的钱在基础设施上，政府当然，就是中国电信会有垄断，会有这些东西，但是的确他们有财力来干这个事情了，他把这个网在全部铺了以后，必然要有需求来填补，我觉得163的网都铺下去以后，至少费用问题不是很重要了，但是带宽当然还存在，你会看到为什么每一次CNNIC的统计，他一开始说拨号上网的人很多，带宽的人很少，你看现在超过一半的人都是宽带，那个时候一个猫20多K，还一直不停地响，恍如隔世，特别遥远的事情。
姜奇平：但是那个时候我倒没有感觉到速度慢的感觉，因为我没见过快速，但是今天看来，那个时候慢的速度。
主持人：一个页面要不要一分钟。
姜奇平：有时候不是一分钟，好几个小时都有。
胡泳：猫的速率也是一点一点提上来的。
主持人：我都记得当时网吧网费一个小时5块钱，也特别贵。
姜奇平：5块钱那个时候已经很便宜了。
胡泳：最早的时候也没有网吧。
姜奇平：最早网吧贵的地方，最早是曾强搞的咖啡屋，恨不得很白领很有钱的人才去上网。
主持人：最早上网的人要么收入比较高，要么属于院校或者媒体。
姜奇平：不是收入高，是着迷的人，专门懂技术的人上网。
胡泳：如果没有机会上，没有多少人有动力上，但是由于某种机缘上了以后，就会迷住上网，因为他会发现那个的确可以提供给他很多的东西。
主持人：最开始像瀛海威最开始做的有一点像SNS，最开始社区论坛比较火，比如深圳的一往情深，清华也有论坛。
胡泳：BBS在中国的历史其实早于互联网的历史了。
姜奇平：那个时候BBS是单独当做一个门类，还有下载，最早美国AOL也是这种模式。
胡泳：当时瀛海威的模仿对象就是AOL，是封闭的。
主持人：BBS现在来看也看不到盈利的模式。
姜奇平：原始时候不是盈利的，我们那时候研究网络的时候，在我当时的心目中，什么时候盈利?是共产主义实现以后(笑)。我那个时候考虑特别纯，一心一意研究技术怎么样，不是挣钱，就是怎么能够运转得起来。
胡泳：这个过程其实，也不光是中国，在美国也有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最早的一批搞互联网的这些人是很纯粹的技术主义者，这些人会说，他说我要防备商业对我的侵蚀，他说商业来了以后，我原来那个地方是相对独立和美好的地方，会被商业的铜臭给熏了，早期对商业反而是有抵触的。
姜奇平：早期中国人觉得谈钱是不好的事。
早期在互联网做商业需要运气
主持人：两位当时看好哪些模式?邮件、BBS还是门户?当时对互联网产业的观察是怎样的?
姜奇平：说实在的，当时见到的每一个都觉得它最好，直到他死了为止，因为你没有见到别的，美国也不多，当时像我们有感觉了以后，感觉邮件非常重要，搜索引擎非常重要，然后门户，电子商务，基本都觉得美国有什么，我们将来也会有什么。
胡泳：你会发现中国所谓的C2C、门户概念突然就起来了，但是门户概念并不是中国原产的，雅虎先做了，我们后来做的门户和雅虎不一样了，但是门户的概念其实是来自于雅虎先有那么一个模式，包括搜狐的名字开始都是模仿雅虎的，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成语叫狐假虎威。
姜奇平：一个玩笑，当时比较流行，说今天雅虎了吗?回答说你雅虎谁?但是最早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看法，我觉得一直不变的，就是戴尔的模式精神，特别符合互联网实质，他把生产者和消费者拉近，以前的消费模式我感觉是迂回经济，生产土豆先生产锹，他不是，他是直来直去，要生产我直接找消费者，这种特征特别明显。
主持人：胡泳老师您曾经说过，觉得瀛海威特别可惜，此外您还觉得哪些当年死掉的企业比较可惜?做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胡泳：那有很多，你像8848它的可惜程度绝不比瀛海威差，8848当时如果真的过了这一关做下来的话，很可能不光是中国电子商务的老大，很可能会在国际上的电子商务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他那么早就开始探路，而且做的是面向消费者的电子商务，它本来可以上市，拿到钱，在中国好好的做这个事情，但是功亏一篑，那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太多的故事了，因为有eBay，然后还有易趣，北京有一个公司叫雅宝，他们当时花了很大的力气要在这里边做，都差一口气。如果他们要是坚持下来的话，后面有没有淘宝还两说了，这种故事其实蛮多的，等于说有的时候你可能不得不承认这个里面还的确有一些大势或者运气的东西在里面。
姜奇平：我作为一个主编我来看，我这10年都是在一线观察，我当时的感觉和现在的感觉还是略有区别的，当时的感觉都看细节，当时比如说在瀛海威的老板都不知道业绩下滑了，他的老板是看着我的新闻才知道自己下滑了，我们恨不得贴里面参与了，但是贴得太近有很多东西看不清楚，当时就会分析，失败了，赶紧找失败的理由，其实你远了以后会发现，它很多失败是当时的条件，比如上网多少用户，现在是2亿6500万，那个时候最早是20万到60万，这么起来的，那个时候没有用户，没有用户怎么支撑?那个时候又没有风险投资支持它?就有某种必然性，但是到了某一个点就水到渠成了，某种意义上来看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早进来成先烈，晚进来太迟了，英雄造时势。比如盛大陈天桥，比陈天桥搞游戏的很有才能的人有的是，但是一个一个都成先烈了，轮到他的时候，中华网觉得这个东西是最价值的，赶紧剥离换点钱，但是最后一脚一脚把陈天桥踩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富，但是再晚一点儿也不行。
这里面最可惜的应该是张树新，从今天来看模式都没有错，即使有错原因也不是她，是由于这个时代的氛围。再说有几个点没有赶上，稍微再熬半个月或者半年，形势就发生很大变化了，至于其他公司有的是商业模式本身有问题。你比如说曾强，他这个模式很好，但是他和后来的网吧的模式就有明显的区别，事后我们证明了网吧是适合低端人群，但是他当时弄的适合高端人群，但是那个时候人群有限，最后就是这样。他和马云不太一样，依托大的百货商场，没有节省中间的交易费，反而加价了，这很有问题，当然后来的人会总结经验取得成功，但是当时的商业模式不成功，就是觉得比较可惜了。还有一批最早做ICSP的，后来都死掉了。
主持人：也跟环境有关系。
胡泳：对。
姜奇平：包括游戏也是，早期也有做得很早，不敢说比日本早，有比韩国走得早的，但是后来都做死了，包括刚才说的电子商务这个，还有WPS也挺可惜的，虽然今天还在，但是当时如果走得很是时机的话，它可能是今天的Office。
主持人：但WPS的求伯君一直是程序员的精神领袖。
姜奇平：那个时候没有什么Office，就是WPS。
主持人：当时有哪些人让两位印象深刻呢?当时跟互联网的老总肯定也会比较熟，我觉得肯定也有一些人比较可惜。
胡泳：觉得早期的时候这里面有商业的逻辑，凡是从事商业的人这方面都有很大的痛苦，他投入很大的精力要把这个事儿干成，但是干不成。过了这么多年，其实我觉得，我们说大一点的话，我觉得历史其实已经给了这些人一个正确评价，他们当年所做的贡献可能在当时还不会被看得那么清楚，但是今天来讲的话，你至少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人，他们在中国互联网的历史上不论怎么样都绕不过去，哪怕是说他最后没有成功，但是会永远地写在那个地方。越到后面网民也上来了，很多商业的东西也出现了，这个时候进来的很多人很多时候把互联网当商业来做，但是相反早期的一批人怀有更大的梦想，甚至由于他们的年龄和他们生长的背景，他们总觉得自己有一些天将降大任的使命感，当然后面你可以说做商业就是做生意，没有什么使命感。一个著名的笑话说吃了第四个馒头，他饱了，他说早知道我不吃前面三个，这是很荒唐的，总得有人吃第一个馒头的。
姜奇平：那个时候企业家跟现在的不一样，用今天的话来说叫企业社会责任感非常强，从事社会活动和商业活动觉得是一回事，但是现在你看真正赚了大钱的人，又得想这些。
主持人：当时和现在整个的氛围最大的不同在哪儿?现在所有的软件、硬件条件都跟上，网民数也上来了，是不是这是最大的差别。
胡泳：如果是从感受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比如说，假定说你生活在内陆，有一天你突然到了大海边上，如果你是一个小孩的话，你会很激动的。我觉得最早的这帮人，其实很多人当他第一次发现互联网的时候，他都是有这种，我把它叫做一种儿童般的欣喜，实际上就是，它觉得一个崭新的空间在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可能规则是不一样的，所干的事情不一样，因此他们满怀热情去做这个事情，那这种东西其实都是必然要过去的，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纯真年代，就是它肯定会过去，所以说我觉得那是互联网上不可多得的一个纯真年代，那个年代就是那个年代的样子，后来的事情就是后来的样子，不是一回事。
互联网改写了许多人的人生
主持人： 胡泳老师出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您觉得最让您印象深刻的是哪些事情?互联网对您个人生活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胡泳：对我来讲的话，互联网可以说应该是改写了我的人生，因为本来我就是一个做媒体的人，我觉得互联网是一个新的媒体，我觉得这种新的媒体跟我以前做的所有的媒体都不一样，实际上还是一种媒体情怀在做这个东西，但是一旦做了这个事情以后，就会发现说，我们会赋予互联网很多的意义，我指的仍然是在那一段时间，当时就会把互联网负载上很多其实有可能它负载不了的功能，比如它能够改变中国社会的什么东西，早期我看得很简单，当时我做三联生活周刊，我觉得说清华大学水木清华BBS，如果看作是媒体的话，它这个媒体和我这个媒体在任何方面都不具备可比性，只能说它是新媒体，我会从媒体的角度切入，我切入以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么一个新工具，这么一个新媒体，它还能干什么，所以我们后来投入大量的力量做社会的东西，比如说做网络化丛书，包括姜老师参与的中国互联网大赛向那些不懂互联网的人说你赶紧来上网，上网以后如何如何。后面的就是做很多的论证，这个姜老师也是主力，资本家的论证，知识产权的论证，网络监管的论证，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互联网是一个好东西，我们希望说这个好东西能够给中国带来更多更好的良性的促进，那么我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是，我觉得我收获了非常多的乐趣，所以说之后我几乎生活中可能70%、80%在干这个事儿，而不是在干别的什么事情，包括今天去教书，我仍然教的还是这个东西，所以说我觉得它应该还是改写了我的人生。
主持人：姜老师也是很早就办了互联网周刊，当时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杂志，这一段对您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姜奇平：我觉得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和我的工作方式，把我整个人生都改变了，从生活方式来说，过去都是这种朝九晚五这种生活，现在我可以说跑到家里面在加班工，同时遥控，一点不受影响，一边种蔬菜一边搞高科技，就这样我比以前各方面的条件都要好得多，这个是对我个人生活的影响。
我觉得办互联网周刊的时候，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没有起来，实际上是一种憧憬愿景，那个时候看着互联网就有一点像信仰似的，它一定能实现，至于怎么能实现?周围我也找不到证据，反正我就相信它，但是很快突然发现，自己都半信半疑的东西就已经成为了真实的东西。那个时候你想互联网周刊是98年办的，99年的时候突然到了高潮，那个时候什么状况?所有的PC厂家，个人电脑厂家都说我不信PC，我信互联网，再看中国没有叫互联网的媒体，只有互联网周刊，广告都上来了，那个时候我们一夜之间好像就像现在上市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天上掉馅饼，砸得你死去活来的这种感觉，特别幸福的感觉，而且这是什么呢?从事自己喜欢做的事，那个时候的影响，有人说它就像五四运动的新青年似的，突然看到说，好像是旧的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所有人都说那个地方到处都是金子，咱们淘金去，当时就是这种特别强烈的西部淘金的感觉，当然很快来了一个互联网泡沫，这个网络股的泡沫，有很多人哗一下就散了，但是对于我们早期来做的就没有影响，因为早期来讲我们没有想到它会盈利，特别纯，想的是互联网本来应该是怎么样，而不是说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最早是这样的心态。
主持人：当时您自己会写很多预见性的文章，展望未来10年会什么样子，现在是否印证了您当时的观点?
姜奇平：我自己觉得还可以，当时包括在微软和IBM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当时我就觉得微软必胜，当时的主流舆论认为微软一般，但是我觉得微软会赢，为什么做这些判断?就是基于互联网改变了某些生产方式，它从过去的生产方式变成另外一种生产方式了，谁最能够贴近规律，它胜的概率就比较大。我觉得按这种思路观察，10年里面基本上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收获，把什么东西预测反了，但是我们当时说知识产权，那个时候都觉得特别好，我们当时很早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来，知识产权有两面性，今天提出来了，来一个黑屏，你就知道这个道理不是只有一面，是有两面的，我们当时有什么好处呢?比较纯，满脑子就想本来面貌，互联网本来面貌是什么样的，而不是受到其他干扰，谁给你钱了，谁不给你钱了你去想问题。
主持人：互联网给我们的生产力带来了很大的变革，其实最大的冲击也是网民的思想观念，您觉得这两者哪一者会更大一些?
姜奇平：确实会给人们的那种观念产生巨大的变化，当时在总结2000年网络股的泡沫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说将来应该向更大的方向发展，我写了一本书叫体验经济，做出了相反的方向。当时我就说他会向感性化的方向走，文化产业的方向，而且对文化产业的方向不是越来越严肃，是玩得高兴的快乐的多元化的，我们当时叫做无聊，无聊的活了，有聊的都死了，无聊就是无意义，有聊就是有意义，就是感觉是有意义的，对我来说个性化是有意义的，这一点我认为确实对人们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主持人：您觉得下一个10年，互联网的一些发展的机会在哪儿?或者说，比如说到2018年，我再跟您聊天的时候，互联网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
姜奇平：现在互联网是前史的状态，社会发展现在是原始社会还是猿人阶段，到处都不理想，我觉得最失望的地方就是人工智能进来得太慢了，现在搜索引擎这种智能水平，就是我们期待它是博士，它现在是幼儿园的中班还不到这个水平，什么搜不到，你想的和它想的不一样，将来朝什么方向发展呢?从非接触式的网络向接触式的网络发展，我们现在老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屏幕，为什么不直接在我的眼镜上，为什么不在我的视网膜里面，你突然想吃香肠，香肠自己就来了，技术的变革无穷无尽，我认为潜力非常非常巨大，我说到30年、50年是这个样子，如果说近期的，我们可以预期的，恐怕比如说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个时候大家不到城里面去，跑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去，这个会产生影响。人们的生活会非常的距离化，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我们直接用感知各个地方都让它变得智能化，现在IBM提出智能化，世界变零了，变活了，我们过去认为什么是活的，只有人、动物是活的，不，以后花草、树木一切的世界都是活的，有感知了，这样的一个感觉。要按这个理想，现在还是很理想的。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次的访谈就到这里，也希望以后姜老师和胡老师能够有机会继续跟我们聊一些互联网方面的话题，谢谢两位老师。
胡泳、姜奇平：谢谢新浪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