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是当代名家刘震云的经典长篇，2003年出版同期被冯小刚改编为同名电影，销量稳居图书排行榜首；今年5月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将在全国四大卫视同步开播，电视剧推广初期已得到各地电视台热烈追捧，反响强烈。电视剧结合手机故事线路，展示了小说内容的本来面貌。王志文和陈道明联袂主演将为小说再添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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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
电影基本信息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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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
导演Directedby：冯小刚XiaogangFeng
编剧Writingcredits：刘震云ZhenyunLiu
演员Cast：范冰冰、葛优、ZhaoKuie、杨欣、徐帆、张国立
制片人Producedby：冯小刚XiaogangFeng
原创音乐OriginalMusicby：刘震云ZhenyunLiu
摄像Cinematographyby：赵非FeiZhao
电影剪辑FilmEditingby：周颖YingZhou(I)
影片类型：剧情/喜剧
片长：107min
国家/地区：中国
对白语言：汉语普通话
色彩：彩色
制作成本：CNY7,000,000(estimated)
洗印格式：35mm
制作公司：华谊兄弟广告公司[中国]
太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中国]
哥伦比亚电影制作(亚洲)有限公司
发行日期：
中国China2003年12月18日
美国USA2005年3月18日......(ClevelandInternationalFilmFestival)
芬兰Finland2005年9月7日......(ChineseCultureFestival)
电影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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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
30年前，还是个山里娃的严守一操着浓重的乡音第一次拨通了长途电话，30年后的他却成为“靠嘴皮子吃饭”的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主持着一档叫做《有一说一》的电视节目。一天，严守一去台里做节目时“不慎”将手机忘在了家里，这个小小的失误却让妻子于文娟发现了他与一个女人之间的秘密……
为了蒙蔽妻子，严守一谎称在电视台与特约策划人费墨先生开会，实际上却是与情人、某出版社编辑武月幽会，这些都被于文娟识破。与武月幽会的证据确凿，一切都不言自明，严守一与于文娟离了婚……
沈雪，戏剧学院台词课的老师，在主持人台词短训班上做严守一等“名嘴们”的老师。半年的短训班结束了，沈、严二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经过比较，严守一还是觉得沈雪好，甚至打算娶她。
于文娟离婚后，生下了她和严守一的孩子，严守一为了联络方便，给文娟买了部女士手机，沈雪发现后，与严守一大吵一架，二人之间出现了裂痕。不久，严守一、沈雪和武月三人在西餐厅的相遇，让沈雪怀疑二人旧情复发。从此，严守一对手机和日常的谈话产生了严重的恐惧……
谁料到，向来循规蹈矩的、大道理张口就来的费墨先生也“后院起火”，因婚外恋情导致家庭危机……沈雪由此自己是不是也一直处于被“蒙骗”之中，于是她来到了电话局，将严守一的手机通话记录一一打印出来……
经典台词编辑本段回目录
经典台词：
“你在开会吧？”
“对。”
“说话不方便吧？”
“啊。”
“那我说你听。”
“行。”
“我想你了。”
“噢。”
“你想我了吗？”
“啊。”
“昨天你真坏。”
“嗨。”
“你亲我一下。”
“啧。”
......
费墨用胖胖的手点着严守一：做人要厚道
影片背景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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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震云 |
刘震云告诉记者，《手机》关注的是人们每天所说的话。这个话题，早在写《手机》之前，他就在心里思索了很久，但一直找不到一个载体，而灵感实际是缘于和冯小刚等人一次偶然聊天，“当时在聊的时候不断地有人在打手机，让原本讨论的一个话题没办法继续下去，我就觉得手机好像自己有生命，它对使用手机的人产生一种控制，而冯导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他认为，《手机》探讨的是“说”对“想”的背叛，“嘴”对“心”的背叛，“通过说话这件事，通过以说话为生的人，反映出了话语对人与人关系的改变，包括心与心之间的扭曲”。
谈冯小刚：一起工作时每天都吵架
《手机》的成功，有人认为正是其优秀的剧本，成就了冯小刚，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刘震云却显得非常谦虚，他称剧本创作过程冯小刚都是参与了的，而且里面体现了冯小刚的许多智慧，“是他带着剧本走”。
刘震云对拍摄《手机》时的工作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们一起住在北京郊区的工厂，每天早晨8点开始工作。讨论、争论、吵架，吵一天没结果，第二天再吵，第二天没结果，第三天再继续，可能到第四天、第五天就慢慢呈现出新的东西来了。”
此外，他还向记者爆料，一进入创作阶段的冯小刚就特别爱喝水，“4瓶开水，他抢着喝3瓶半。‘咕咚’‘咕咚’下去，仰头打量四周，然后像把着开水瓶一样，把着电脑，叼着根烟自言自语……”
演员介绍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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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葛优 |
葛优
葛优：生于1957年4月19日。主要作品：《活着》、《顽主》、《大撒把》、《编辑部的故事》、《不见不散》、《甲方乙方》、《大腕》。获奖作品：《编辑部的故事》(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过年》(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大撒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
剧中葛优：说假话的人
徐帆
徐帆：祖籍湖北武汉。从艺经历：12岁考入戏校，专攻青衣、花旦。毕业后，进入武汉话剧院。1987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1991年分配到北京人艺。
剧中徐帆：说傻话的人
张国立
张国立：（康熙专业户）出生：1959年。主要作品：电影：《顽主》《混在北京》、《一声叹息》电视剧：《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财神到》《京城大状师》《铁齿铜牙纪晓岚》
剧中张国立：话里有话的人
范冰冰
范冰冰：生于1981年9月16日。星座：处女座(Virgo)，身高：168cm，体重：52kg，血型：B最喜欢的运动：骑马最喜爱的季节：秋天最喜欢的颜色：粉红色
剧中范冰冰：说脏话的人
导演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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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小刚 |
1985年，他调入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成为美工师，之后进入北京广播学院深造一年。在搞本职工作的同时，开始了剧本创作。
《遭遇激情》是他与郑晓龙联合编写的第一部作品，后被夏刚拍成电影。影片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等四项提名，使冯小刚极受鼓舞，信心百倍地开始了新的创作。
他与王朔联合编剧的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1992年，他再次与郑晓龙合作写了电影剧本《大撒把》，搬上银幕后，又获第十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等五项提名，这使得冯小刚成为影视界的红人儿。
1994年，他又干起了导演，处女作是《永失我爱》。
《甲方乙方》、《不见不散》为1997、1998年北京国产片票房之首，分别获得百花奖及华表奖最佳影片奖。
2000年贺岁片《没完没了》在京城带动了新一轮票房高潮,为今年萎靡不振的电影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精彩影评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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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
在电影《手机》中，我们比较容易地感受到这些特征：各色人等在高楼大厦间的街道上来往穿梭。《手机》揭示了城市的组织特征：（1）首属交往被次属交往所代替，亲属关系纽带减弱，家庭的社会意义及功能降低，邻里关系消失和社会整合的传统基础被破坏。电影中，与主人公严守一相处最多的人是费墨；其次是于文娟、沈雪、武月，而家乡的姥姥却是难得回去看一次，甚至姥姥临死前都未能见上一面。家庭、婚姻或爱情面临危机甚至解体时，朋友都是严守一或费墨亦或他们的配偶的避风港。（2）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人在各方面的需求，导致了高度专业化机构的产生白领阶层人员数量庞大。《手机》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电视、报纸、出版等行业的文化人，他们从事的主要是脑力劳动，经济收入高，工作压力大。（3）城市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成本均高，虽然公共设施众多，但人们仍需耗费掉自己的大部分收入。《手机》反映了城市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竭尽全力扮演好自己的职业角色，甚至背离基本的做人原则。费墨在欲望与道义中挣扎，“房是开了的，但我没有上去，主要是怕麻烦”；。严守一在客观与主观中变换，“现在是白天，但我在主持节目时会将它说成是晚上，因为我们有一说一节目是在晚上播出的”。武月将性爱当成一种交易，以换取比出版社工作更好的电视主持人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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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
影片最后推销员向严守一推销的具有移动梦网功能和卫星定位功能的手机，其目标消费者就是白领阶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纵横交错的高架桥和公路，各种各样便利的公共设施，从事工作具有的丰厚劳动收入，方便的生活条件，引诱着一个又一个本具纯洁心性的人进入城市，在城市的欲望与道德中奋斗与挣扎。“城市生活的魅力本身并不在于寻求逃避与安全感，而在于追求冒险、意外遭遇、利用别人及被别人利用。”多年的城市生活，将严守一和费墨等深深地“化”入了城市。城市生活方式在他们心里，逐渐演化为一种心理。城市意味着工作上充满竞争，思想上高度紧张，人情上日渐冷漠。《手机》因此不只是一个时代科技水平的象征，也是一个时代心理的象征，《手机》登上城市大众生活舞台，意味着中国城市社会的高速城市化正在显示出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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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
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部如此深刻地反映宏大的城市化进程中人的生活方式变化的电影。《手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以城市化为题材的电影，它不只生动形象具体地反映了城市生活，更深刻地演示了城市化过程中社会主体的心理历程。
电视剧《手机》剧情梗概编辑本段回目录
当代。著名清谈节目《有一说一》主持人严守一工作上遇到了很大的危机。因为原先支持他的主管节目的老总退位了，新换来的段总一味追求收视率，使得原先的节目定位和风格开始摇摆。严守一和总策划费墨想尽快提高节目的收视率又能保持节目原来的风格，但是找不到方法。
这时在严守一的老家——河南严家庄，牛三斤他爹去世了，严守一从哥哥黑砖头的家乡来电里得知了这一消息，不禁勾起了他少年时期跟表嫂吕桂花去打电话的一段记忆。吕桂花是牛三斤的媳妇，严守一十一岁的时候，曾经跟吕桂花去镇上给在三矿工作的牛三斤打过一次电话。那次打电话的内容在三矿流传成了一首歌谣：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让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
严守一将这段经历讲给总策划费墨听，费墨从中受到启发，觉得可以做一期打电话的节目。《有一说一》节目组奔赴河南严家庄，实地去录制这期节目。严守一的妻子于文娟和费墨的妻子李燕也结伴同行，来到了严家庄。
于文娟在严家庄面对严守一奶奶的时候心生愧疚，因为她跟严守一结婚这么多年，由于自己的原因一直没生孩子。奶奶通情达理，安慰于文娟。李燕感动于奶奶的深明大义，许诺回北京后给于文娟找一个好中医。
录制完节目后，严守一等人回到了北京。李燕果然给于文娟介绍了一个名医。于文娟开始虔诚地喝一罐一罐的中药。严守一回到北京后，在一次宴会上认识了出版社的女编辑伍月。伍月受社长指派，向严守一约稿。但严守一不想出书，一直拒绝。出于无奈，将费墨的书稿《说话》推荐给伍月。交往中，和伍月有些微妙的情愫。严守一有一次将电话落在家里，于文娟接到伍月的电话，这引起了她的怀疑，使得严守一和于文娟的关系紧张起来。而此时传来了伍月即将闪婚嫁给富商杨广生的消息，严守一如释重负。
出版社社长的女儿想报考费墨的研究生，阴差阳错之下，费墨的书出版了。但在费墨的新书发布会上，严守一得知伍月竟已和杨广生离婚，经历了种种不如意的两人在房间里互诉衷肠，却无意中被严守一的手机直播了出去，接听的人恰好是于文娟……
于文娟要求跟严守一离婚。奶奶在黑砖头的陪伴下从河南严家庄赶来阻止，但明白了于文娟的心情后，奶奶没有阻拦她跟严守一的离婚。倒是黑砖头来到北京后，觉得这里是个好地方，留在了北京。黑砖头和于文娟的弟弟于文海组成了“哼哈二将”的组合，两个“不靠谱儿”一直想干一番大事业，却总遇到挫折。
在主持人的台词培训班上，离婚后的严守一认识了开朗热情的台词教师沈雪。两人互相被吸引。在沈家的步步紧逼下，严守一和沈雪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在严守一带沈雪回老家见奶奶的时候，严守一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这一消息使得严守一和沈雪的关系又紧张起来……
■ 角色解析
严守一中年迷失
王志文饰演的严守一仍然是《有一说一》节目主持人，与伍月偷情败露，不得不和梅婷出演的于文娟离婚，随后又爱上了柯蓝饰演的沈雪。与电影版葛优饰演的严守一相比，王志文身上完全找不到幽默诙谐的影子，反而是非常正经，甚至有些被生活压力搞得找不到自己，有点中年迷失的可怜和可悲。
“我觉得这是王志文从影以来最好的角色，他在台上说实话，生活里没有一句是真的，自己都找不到自己。”刘震云说，剧中特意安排王志文画了一个京剧的脸谱，看着镜子里的“面具”哭。
费墨很虚伪
张国立在电影《手机》里相当愤世嫉俗，用四川话说的台词“女人，麻烦”、“审美疲劳”一直流传至今，但是如果观众想听到陈道明版的费墨说这些金句，肯定会失望而归。剧中费墨也不再是一个电视策划，而是从策划走上舞台，成为一个类似《百家讲坛》嘉宾的“名嘴”，陈道明还将费墨的性格进行了大量的修改，成为一个道貌岸然、相当虚伪的知识分子。
编剧宋万金介绍，电视剧的费墨原本设置与小说相同，有一些愤世嫉俗，但是后来进行了调整，新版费墨身上能够流传的台词不多。
刘震云7年后再看《手机》：没有一种关系安全编辑本段回目录
“这几十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由严肃社会转向了娱乐社会。对于这样的转变，我没有赞赏，也没有讽刺，因为赞赏和讽刺都是没有用的，生活就是这么变化的。”
文/丁晓洁
2003年，在小说《手机》的首发式上，电影版导演冯小刚说：“刘震云是个阴谋家，其实他对电影一点兴趣都没有，不过是借鸡下蛋。他更在意每一个人腰里别着‘手雷’载歌载舞的感觉。”
七年后，在电视剧《手机》的发布会上，导演沈严说刘震云“满嘴胡说八道，满嘴跑火车”，但“跟他在一起特别愉悦，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有电影《手机》的经典在前，沈严说：“这本小说像一座矿山，冯小刚已经采走了很多有价值的矿石，但是他的能力有限、精力有限，还是留下了很多的东西，让我有机会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多。”
“《手机》电视剧版确实把近几十年，中国从乡村到城市的整体变化，给全面反映出来了，这是我特别赞赏的地方。再没有一个时期，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城市和乡村的概念那么的含糊，价值观、世界观、为人处事的交汇显得特别含糊，特别艰难但也有很多温暖。”作为电视剧版《手机》的艺术指导，除了中途客串不到一分钟以外，刘震云几乎没有做任何工作，迄今他也没有看完电视剧，但他非常满意，“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看到自己，也看到这几十年的变化”。
下作是能够让人发乐的
“其实我的作品，是最不适合改编成影视的，因为作品故事性都特别差。《一地鸡毛》根本没有故事，《一句顶一万句》也没有，其实《手机》也没有，《手机》中的三个部分是完全割裂的。但是我的朋友在当导演，他们看中的可能不是故事情节，而是我书中出来的一些特别不同的人物形象和面对世界不一样的态度。”
电视剧《手机》的制片人王钧，是刘震云这些朋友中的一个。七年来每个月都有人来找刘震云谈拍摄电视剧《手机》的计划，他始终觉得没有必要，所以最初没同意王钧的提议：“因为早有电影和书在前头，小刚导演的电影可以说是路人皆知，而且里面的台词也很流行。”直到王钧找到了刘震云的另一个好朋友——编剧宋方金，当宋方金写出电视剧大纲的时候，刘震云发现时机到了：“我突然觉得这个电视剧跟荧屏上所有电视剧都不同，我还没见过一个电视剧能够完整地反映中国二三十年从城市到乡村的整体生活面貌。”宋方金打动刘震云的，是剧本里对农村戏的体现：电影版的《手机》几乎全部集中在城市生活，而在电视剧中，农村戏和城市戏各占了50%。
如果不是因为“王道组合”，电视剧《手机》的关注度也许还不会那么高。陈道明和王志文也是刘震云的朋友：“电视剧里的严守一和费墨非常搞笑，当他们一起在厕所开会的时候，当他们在讨论女人在一起不是故事就是事故的时候，我觉得是相当搞笑。其实他们在生活中本身都是非常幽默的人，我觉得幽默是一种智慧，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幽默使大家走到了一起，事情倒是其次。”王志文版严守一让刘震云印象深刻的有一场戏：“一个严肃节目的主持人，最后堕落到主持节目的时候给自己画了一个京剧脸谱。你看看我们现在电视台的各个主持人，为了取悦观众是不是有点下作？当他主持节目的时候，观众乐了，下作是能够让人发乐的，但是当他回到化妆间，看到自己花脸的时候，他哭了。比这更重要的是，在乡下，他奶奶从电视上看到了这一幕，说‘这不是我孙子’。”
“我非常喜欢电视剧这种艺术形式，电视剧跟长篇小说在结构上和节奏上，都非常契合，而电影有点像短篇小说，所以绝好的长篇，电影改起来往往非常吃力。”这种吃力，在跟冯小刚合作《手机》和《温故1942》的时候，刘震云深深感觉到了，“电影讲究节奏非常快，它像奔腾的大河，流速有时候需要落差，水砸下去就是瀑布。但长篇小说不是一条河，它是大海，表面的汹涌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海水底部的涡流和潜流，以及潮涨潮汐跟月亮和太阳之间的关系。”
手机为谎话找到了一个容器
刘震云曾经看过沈严指导的《中国式离婚》和《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把他评价为“他属于不叫的狗，但是咬人”，意思是沈严“平时貌似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但是心里却是藏着许多想法，这些想法在关键的时候总是能用上”。有人说《手机》电视剧版和电影版最大的不同，是“小三”形象的转变，但沈严不同意：“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电视剧说了更多关于人心里头的问题，探讨了更多人和人之间沟通的问题，关于‘小三’的问题，我们涉及了，而且确实改变了，但这绝对不是最大的不同。”
今天的电视剧《手机》，远不如七年前的电影《手机》所产生的话题性那么大，诸多“手机效应”，在今天都已经变得见怪不怪。但是刘震云创作初衷的那个问题依然存在：不管是从城市到乡村，从南方到北方，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为什么“有一说一”那么难？
“任何一个高科技的出现，都会带来人际关系的极大变化，集中在手机上，就是为我们平常就说的那些谎话找到了一个容器，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们可能说不了这么多话，我们把谎话都藏在自己的肚子里。有了手机以后，说得就多了，言多必失，何况还有短信，那些不可告人的东西，没有手机的时候是在空气里，有了手机以后，就有了一个附着的地方。”《手机》新闻发布会的间隙，刘震云一直在忙着发短信，在今天的人际关系中，手机就是这么重要。
冯小刚曾经说：“小说《手机》比电影精彩，原因是小说《手机》分了三部分，电影只是用了前两个部分。最精彩是小说的第三部分，这第三个部分刘老师特别在意。”小说《手机》的第三部分，是刘震云后来在《一句顶一万句》里也用到过的“一句话效应”——因为一句爱情的话，让一个人赶回来和另外一个人结婚，就这么一句话，飞越高山大河，跨越了好几年。
这种简单的执着与今天的现实产生了落差，刘震云对今天电视上的婚姻速配节目颇为感叹：“不到几分钟，两个人就牵着手下去了，可是在我的小说中，一个爱情的形成是多么不容易啊。”这正是电视剧《手机》要强调的：“这几十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由严肃社会转向了娱乐社会。再没有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国家，像今天的中国这样娱乐。对于这样的转变，我没有赞赏，也没有讽刺，因为赞赏和讽刺都是没有用的，生活就是这么变化的。我觉得变化中的事情总是好事情，一成不变、一团死水，这坑里的鱼会被憋死的，变化和活水，总之是使生活往前走的，是进步的。”生活丰富多彩，总比单色和灰色要好，在刘震云眼中，中国社会真正的大变化，会出现在今后几十年，因为他发现新的一代，在用跟父辈语言系统完全不一样的新语言在说话。
电影《手机》之后，观众察觉到了婚姻关系的不安全感，电视剧《手机》之后，刘震云希望大家能看到更深刻的关系：“婚姻关系只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个侧面而已，看完《手机》，再看一看《一句顶一万句》，你会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入的理解——其实没有一种关系是安全的。”
刘震云新作小说《手机》研讨会实录编辑本段回目录
刘震云谈《手机》：拧巴的世界变坦了的心编辑本段回目录
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是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
——刘震云作品题记
12月9日，是刘震云小说《手机》问世的日子。
当然让人期待。曾经的当代文学“新写实”重镇，虽然他自己对此有些怪话出来：“我们糊里糊涂地就被戴上了‘新写实’的帽子，就像傍晚时分，一个中年妇女的售货员把一堆不同的菜搭配在一起，迅速而廉价地卖给了顾客，而不管这些菜是否乐意。”但他上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的一大批创作，依然让他无可争议地作为这一大文学思潮的当然代表被写入中国文学史。然后他沉到水底，直至1998年捧出《故乡面和花朵》“巨型蛋糕”———4卷，200万字，写了8年，8年啊。全世界都晕菜了，然后变得安静。连评论界都谨言慎行，大家围着它转圈儿端详，但都喏喏不敢轻易发声。再过3年，2001年《一腔废话》再出，媒体上声音多了些，但望去风光大抵相同，刘震云用力解释，听者雾里云中。
自此成了悬念———“刘震云下次会弄个什么东西出来？”但《手机》这回让人期待得有点儿心绪复杂，因为前后脚有一个12月18日将公映的冯小刚同名电影。那还是个真正的小说吗？
采访之便，小说《手机》先睹为快过了，传过书稿来的人还让发誓：“打死也不说。”读了感觉还好，至少对于我这看《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看得头痛的有限的认识能力来说，从“故乡面”、“废话”到《手机》，是一种游乐场终于下了“海盗船”重新站回地面的感觉。
12月3日下午4点，采访刘震云。3个小时采访，刚开始觉得这人心思深(后来他说其实是他反应慢)，脸上偶尔浮现不明所以的笑意，有点儿诡异，让人不放心他在想什么，担心你的问题甚至表情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他是不是觉得你有点儿傻。但很快就顾不得了，因为问题碰了他的神经，他开始投入，说得比较激动。他自己也有意识，中途停下拿了你的杯子去续水：“吴老师喝点水，别我说着说着就急了。”
●我就希望这个《手机》能够把这种颠倒的历史、拧巴的东西，把它再拧巴过来。大家看了电影、看了小说去较一下，就会发现绝对不是去跟同一个人谈两次恋爱
记者：来之前做了一点关于您作品的补习。您说过：“作家下一部作品要和上一部作品不一样，这叫质量。”您说《一腔废话》和“故乡面”这种，以后您不再写了。您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彷徨是很具体的，就是下一个写什么。那这《手机》算是这种彷徨之后的一个答案吗？您是把它当做一个正经的创作来对待的吗？
刘震云：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拧巴的事儿，大家觉得一个人的作品由小说改成电影，就好像良家妇女变成了风尘女子一样。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倒过来看，小说变成电影并不是坏事，并不是作家堕落了。很现实的，第一，增加了他的物质收入。第二，它能够增加小说的传播量。生活变了，电视、电影、网络传播可达的广度，特别是速度，比纸媒介要大得多。中国所有的前沿的这些作家，他们的知名度跟他们的作品改编成影视有极大关系，这是一个现实。
还有一个特别拧巴的理论，就是，作家写完书，你的话都在书里，你就别说了。我同意啊，我原来也不说啊。可是生活变了。本来写完《手机》我也可以回家就没事儿了。但出版社告诉我，你得出来去卖瓜了。现在一个农民都知道他要不知道市场信息，不到集市上去卖，瓜是会烂在地里的，不管他的瓜有多好。我觉得这说得有道理。我这个书就是纯粹出于职业道德，它让我卖我也得卖。而且还不单是对自己的书负责、对自己负责，对整个文学你也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如果中国所有作家的书都只能出到2000册的话，文学就离死不远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出来吆喝几声。
记者：我觉得您对这个问题好像特别敏感，我只是问问《手机》算不算您创作序列中正常延续下来的一个，可您一说说了这么些。
刘震云：不，说这个为的是说第二个拧巴。一般人觉得先有电影剧本再有小说，肯定小说是不可看的，是不好的，是可疑的。如果电影是一个黄鼠狼的话，这肯定是下了一个耗子，黄鼠狼下耗子，是一代不如一代。那么为什么小说改成电影可以，电影改成小说是不可以的呢？
记者：可能觉得小说比电影丰厚。那电影剧本就得对水才能显得像一个小说。比如我就在想，看了小说《手机》，肯定有人会猜前后那两部分是你为了让它像一个小说生加上去的。
刘震云：那这证明以前我们的一些作家这么做，是不对的。其实完全可以有另一种办法。我就希望这个《手机》能够把这种颠倒的历史、拧巴的东西，把它再拧巴过来。大家看了电影、看了小说去较一下，就会发现绝对不是去跟同一个人谈两次恋爱，电影、小说肯定是两个不同的人。
还有第三个拧巴，一般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惯性的看法，他认为作家有文化，影视界的人没有文化。
记者：而且可能他们还认为，弄喜剧的导演尤其没有文化。
刘震云：我想他们总体上大概看谁都没文化。我觉得中国有几个这种优秀的导演，有几个优秀的演员，你跟他面对面接触，深入地作为朋友谈下去，他们是有文化的。你从他们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这些话我一直没说。今天我想力图把它都说出来。我想把颠倒的历史再颠腾过来，可以吧我？
记者：当然当然。
●“人一过四十，这个心就变坦了。”《一地鸡毛》、《故乡面和花朵》到《手机》，第一个阶段是用琐碎说琐碎，第二个阶段是用复杂来说明这个世界，现在我想用10句话来说世界
记者：有一个朋友知道我要来采访您，他说，我特想问他一个问题，他原来是一个挺好的作家，现在他一年就给冯小刚写一个电影，你问问他，他这是……大家印象里原来您挺能写的，现在不太出活儿。
刘震云：其实关于我个人的创作经历，也有一种拧巴。其实你仔细来看，《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官场》、《官人》，包括《温故一九四二》，这一阶段你看着好像作品的量特别多，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他对于世界的发现只是一个，他特别重视人的这个身体和物质的东西，他在讲人的物质生活。那到《故乡面和花朵》的时候，开始比较重视人的精神，就是脑子里的东西。
我觉得到《手机》，我找到了一种精神和物质的契合点，就是人的说话。
记者：大家对你“故乡面”和“废话”中体现出来的创作改变都很好奇，我看到一个同行写：“记者感兴趣的是，一位早年以反映生活细节闻名的作家，怎样超越了这种表达方式，进入一种狂想的写作状态？”
刘震云：作家的创作经历跟年龄是有关系的。写上面这批小说基本上是三十岁之前，那时候东西写得特别的琐碎，但写到《故乡面和花朵》，就突然特别张扬，好像是这种喷发。
那到《手机》呢，他们说我“返璞归真”、说我检查自己，我觉得都没有。
记者：有人说你“故乡面”和“废话”是“走了一段弯路”。我猜你肯定不同意。
刘震云：我没有。我知道我的创作是一个怎么样进化的过程。我过四十岁了，《手机》里边有一句话：“人一过四十，这个心里就变坦了。”写《一地鸡毛》的时候，觉得世界上这些物质的事儿，一句是一句，有2700多句，存在就是合理的。那么到了《故乡面和花朵》和《一腔废话》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两万多句才对”。第一个阶段是用琐碎说琐碎，第二个阶段是用复杂来说明这个世界，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但真正到现在这一段儿，我的创作心态，我觉着全是废话，一腔废话，我觉得世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10句。我现在用10句话来说世界，可以不可以？
●人跟人之间最根本的那种情感、交往、生存之道，可能会成为我今后小说的另外一种创作生长点
刘震云：具体到《手机》，写得最满意的是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成为我今后小说的另外一种创作生长点。
记者：是吗？那我要回去重看第三部分。
刘震云：我以前的东西，不管是《一地鸡毛》，还是《一腔废话》、《故乡面和花朵》，它们特别重视人外在的东西，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包括人文道德的这些东西。其实真正最重要的，我写《手机》特别写了第三部分，写人跟人的那种最根本的交往。我突然觉得，世界上有两个价值系统，一个是我们现在这种，所谓规范的价值系统，还有一个，是人跟人接触把这些都给扔掉的价值系统，他们自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你比如讲，人要进北京，是两种渠道，一种渠道的话是按照社会的正常的轨迹渠道进入，可我发现还有一种渠道，你比如讲像民工、像盲流、像所谓的“北漂”，他们完全是按照民间的渠道进来。先找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认识张三，张三认识李四，这样也马上可以建立起一个社会关系。并不是说按照我们规定的这种渠道，这个单位那个单位。在民间，真正对世界形成力量的是哪个，哪个渠道更有力量呢？我觉得是后一种。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艺术是要高于生活的，但最后你发现，其实生活比艺术牛，生活的角落比生活大。
所以写到《手机》的第三部分，我特别开始欣赏这样的对话。严老有想去请贩毛驴的给他在口外的儿子带话，就手里提了一块豆腐，拿了一瓶酒和两根葱去了，驴贩子正躺在草铺上看那个牲口吃草，一扬头看见了，从草铺上坐起身，端详严老有半天，说：“不熟。”
这就是人最根本的交往了。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人分好几类，一个是“不认识”，一个是“认识”，还有一个是“熟人”，还有一个是“朋友”。弄得我很心虚，问他：“那我是你哪一档啊？”他说：“那当然是朋友了。”
记者：哎，挺好，这挺精辟的。
刘震云：我建议吴菲老师给写进去。这就相当于三个世界的划分一样。很简单，“不认识”、“认识”、“熟人”、“朋友”。所以那个贩驴的坐起来：“不熟。”这边马上回答：“我这人好朋友。”我觉得这话特别好，这就是那10句话里头精粹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记者：说清楚了。
刘震云：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我隐约地能够觉着，我可能最好的东西在哪儿。我还没找到，但我知道它在那儿，我可以慢慢地去接近它。我知道它肯定是，就是我对世界的这个感觉，它是一个新的发现。它可能更跟人贴心贴肺，也可能更本质。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找着。但我会一直找。
●我可能是比较善于发现生活当中趣味性的一面，但这种趣味性里边确实有它冷苦的成分
记者：我看您说过，要开始写“情意深长的小说”。你的《手机》的第一部分里有一个细节我喜欢，就是矿山里那个喇叭。
刘震云：那种东西，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它写了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惦念。我觉得这也是特别根本，可能别人觉得不是一大事儿，但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事儿。这种惦念没想到出来那样一种效果。
记者：摩罗有一篇文章叫《论中国文学的悲剧缺失》，当然他对你赞誉很高，他说：“我们这个名叫中国的族群在饱受两百年的磨难尤其是饱受最近这半个世纪的磨难之后，在精神上有什么样的反应？在文学上有什么样的表现？在刘震云出现以前，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只会感到羞愧。直到有了刘震云，有了《新兵连》、《单位》、《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之后，这几代人的苦难，才算是没有完全白受，才算是有了一点表达，有了一点抚慰。”
但是他跟着指出“以刘震云为代表的冷硬和以鲁迅为代表的荒寒就是本世纪中国喜剧文学的主要诗学特征。心理上讲，喜剧时代就是一个刻毒、恶毒、狠毒的时代。”但我觉得矿山喇叭那个场景真的非常的温暖。所以对摩罗的话我没法儿完全赞成。
刘震云：我觉得作家大体是两种。一种比较擅长发现生活中枯燥的东西，从那里边他可以发现出来哲学，发现出来理论。我呢，可能是比较善于发现生活当中趣味性的一面，但这种趣味性里边确实有它冷苦的成分。
我在把《温故一九四二》改成剧本，跟冯导演一块儿去河南、山西和陕西调查的这个路上，就发现民族性格里边的另外一种东西。比如讲，这个民族特别容易遗忘，忘得特别快。一九四二年，因为一场旱灾死了300万人，你现在问他们后代没有一个人知道，连当事人都忘了，死人的事儿忘了。
这就反映出中国人啊，就是鲁迅的那种发现———吃起人来是真不含糊，它真是不在乎人。特别是一个下层劳动人民，他的喜怒哀乐没有人关心，整个地在这个历史车轮的前进中被轧得粉碎，血肉模糊，不耽误历史的车轮往前走。这些东西都被遗忘了。一九四二年它并不是因为旱灾死的人，而是蒋介石，日本人往前进攻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就把这3000万河南人受灾这个包袱甩给日本人，你占领这个区域你要让这些人活下去啊。但日本人聪明，发现了，大兵压境，停住不走了。但飞机又轰炸，让蒋介石摸不着头脑：你到底是占还是不占你给说句话。政治真空中这些老百姓就这么给饿死了。
你可能会觉得这是特别苦难的一个东西吧？可我觉得如果只是把《温故一九四二》写成一个苦难史，那它绝对不是民族的心灵史。民族还有另一种表达的方式，一个人在路上死了，临死的时候他会这么想：“一块儿出来逃荒，吴老二10天前就死了。我值了。”是这么想。我觉得特别符合咱们民族的这种本性。民族的心灵史并不是苦难史，而是他民族心灵面对这种东西他的抉择，他选出来是一种独特的解释。他对世界有另外一种解释。一个人倒地了，后面一个灾民从这儿过，把前头人裤子“叭”一扒，拿着刀子就割肉，一割肉一疼倒地的人又活过来了，说“我还成”，那人马上说：“你不成了。”嘣，割下来。就说，面对这个东西的话他出来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这东西我觉得，可能就是真正的喜剧核心。我觉得等《温故一九四二》拍出来大家看吧，并不是一个让你觉得好像凄凄惨惨的一个东西，确实我觉得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我们的民族面对任何时候基本采取的都是这样一种排解的方式。
我觉得像那种“同情”啊……
记者：“悲悯”？
刘震云：“悲悯”啊，我觉得这都是特别无耻的词。我只是对这个民族有特别刻骨铭心的感受。这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它的来源并不只是现实生活，还有两个：一种是看中国的书，再有话看中国过去的生活。看现在就可以知道过去，看过去就可以知道未来。
记者：那这种对民族的刻骨铭心的感受，不影响你活着的心境吗？你怎么自处呢？
刘震云：所以我们民族才有另一种生存的法则。民间的这种支撑自己生长的力量，也会使你特别欢乐。你灌输他再多的东西，他其实真正到世上他是用这个力量在支撑着自己。
像《手机》里，严守一的奶奶说起她爹给她的戒指：“我小的时候，娘家穷，一年有半年接不上顿。但几个姊妹中，爹最疼我。我出嫁那年，爹卖了他的皮袄，给我打了这个。我十六岁到你们家，出嫁的第二年，爹得了伤寒，死了。”“一辈子，两个人死时，我最伤心。一个，十七岁那年，俺爹；一个，八十二岁了，你爹。一辈子，人最伤心的两档子事，都让我赶上了。可我从来没对人说过。”这种谈话，我觉得比《一地鸡毛》或者《单位》里那些处长了、什么入党不入党了，我觉得要根本得多。我想这个，可能会成为我今后创作的一个非常旺盛的生长力，我会开始写特别纯粹的东西。(吴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