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
东晋王朝（公元317年—公元420年）是由西晋王室后裔在南方建立起来的小朝廷，虽然在今天我们将其作为一个朝代
写进中国的古代历史，但事实上东晋的统治范围却仅限于江南的半壁河山，在此期间，中国北方一直由赵、前秦等外族统治者控制，并且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两个时代——东晋、南北朝——近三百年的时间。但事实上东晋的统治范围却仅限于秦岭淮河以南的土地，东晋时代，也曾经内部四分五裂。
写进中国的古代历史，但事实上东晋的统治范围却仅限于江南的半壁河山，在此期间，中国北方一直由赵、前秦等外族统治者控制，并且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两个时代——东晋、南北朝——近三百年的时间。但事实上东晋的统治范围却仅限于秦岭淮河以南的土地，东晋时代，也曾经内部四分五裂。公元三一六年，西晋的末代皇帝司马邺被俘，宣告了西晋的灭亡，但一些晋朝的旧臣并不甘心亡国的命运，仍在全国各地积极活动，准备恢复晋朝的统治。三一七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南渡过江的中原氏族与江南氏族的拥护下，在建康称帝，国号仍为晋，司马睿是为晋元帝，因其继西晋之后偏安于江南，故史家称之为东晋。
公元346年,东晋安西将军桓温伐蜀，次年3月克成都，控制汉水上游和四川盆地的成汉政权灭亡。至此，东晋统一了南方，与后赵隔秦岭淮河对峙。
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政权形式的时间实际是在公元311年，当时西晋处于崩溃边缘，但没有明确灭亡。东晋建立的时间一般被视为司马睿称帝的时间，即公元317年。公元357年，由于受到前燕慕容俊威胁，穆帝司马聃去除帝号，两年后恢复。公元420年，东晋被刘裕取代。
公元346年,东晋安西将军桓温伐蜀，次年3月克成都，控制汉水上游和四川盆地的成汉政权灭亡。至此，东晋统一了南方，与后赵隔秦岭淮河对峙。
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政权形式的时间实际是在公元311年，当时西晋处于崩溃边缘，但没有明确灭亡。东晋建立的时间一般被视为司马睿称帝的时间，即公元317年。公元357年，由于受到前燕慕容俊威胁，穆帝司马聃去除帝号，两年后恢复。公元420年，东晋被刘裕取代。
由于东晋王朝的统治阶层大部分是由过江避难的中原名门望族与江南的土居氏族组成的，存在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一直相互排挤；在东晋统治的一百多年中，中原氏族占据统治的主导地位，而南方土居氏族则一直被排斥。元帝年间，北方大臣王导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他在南北氏族之间奔走，极力劝说各族修好，但收效甚微。后来江南氏族也曾多次因不满东晋的统治而起来反抗，大大的动摇了东晋的统治。
自晋元帝元年（公元317年）至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是东晋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虽然在此之间也有过一些叛乱，但都被镇压下去了。元帝末年，王导之弟王敦起兵反晋，遭到其兄王导与朝臣的抵抗而未能成功；其后桓温也曾觊觎帝位，又被王谢两大家族抵制下去。公元三八五年，东晋重臣谢安病死，晋孝武帝将大权交于其弟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与其子司马元显把持朝政，他们暴虐无能、大肆剥削人民，使图谋王位的大族有机可乘。 公元三九八年，以桓玄为盟主的王恭、殷仲堪、瘐楷等人的联军占据了建康以西的州郡，使朝廷的统治被限制在东方的八郡内，开始了其衰亡的过程。
淝水战前的北方政治形势编辑本段回目录
汉、前赵和后赵的来由
刘聪灭西晋以后，汉国控制了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他们把各族人民大批地迁到平阳，并对各族人民采取了“胡”、汉分治的办法：设左右司隶、内史、令长，统治四十几万户汉人；设单于左右辅、都尉，统治包括匈奴族在内的二十几万落的少数族人民。
刘聪父子都是昏庸的统治者。刘汉王朝又残酷地掠夺和压迫各族人民，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刘聪死后，大臣靳准发动政变，尽诛刘聪子孙。一些大臣拥立长安的刘曜为帝。318年，刘曜遣兵至平阳族灭靳氏，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汉、前赵和后赵的兴衰
前赵建国后，出现了各族三十多万人的反抗，刘曜把这些反抗镇压下去之后，又降服了陇西诸部。前赵沿用汉国“胡”、汉分治的办法，特别注意利用各族的上层分子统治他们原来的部落。他还选拔汉族地主做官，采用封建租赋制度，并在长安设立学校，传习汉族的封建文化。通过上述措施，前赵的统治才勉强稳定下来。
建立后赵的石勒出身羯族。由于他受过汉族官僚的残酷压迫，所以在他起兵的初期，大量屠杀汉族官吏、降卒和百姓。那时，各地的地主豪强为了自卫，纷纷结坞自保；汉族人民为了躲避战乱，也投奔坞堡。坞堡在当时对抵抗“胡”人贵族的屠杀、掠夺和保护生产力方面有积极作用。汉人的抵抗给石勒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他稍有收敛，攻下坞堡不再滥杀，而是简选丁壮补兵，让老弱照旧生产；任命坞主做官，强迫他们送交人质和输粮助军。
以后，石勒注意学习汉族的统治经验，又能听取部下的意见，使得杀掠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转变。通过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北方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321年，石勒完全控制了幽、冀、并三州。330年，前赵亡，石勒称帝。后赵全盛时，占有南抵淮河，北到燕代，西起河西，东至大海的广大区域，成为与东晋对抗的大国。
333年，石勒死，子石弘继位。335年，石勒的侄子石虎杀石弘，自立为帝，迁都于邺。石虎是一个极端残暴的统治者。在石虎统治的15年中，各族人民惨遭屠杀和压迫，社会生产也受到严重的破坏。石虎的残暴统治，激起各族人民的不断反抗。石虎末年，诸子争权，太子石宣杀石昭。石虎杀石宣，并把东宫卫士十余万人谪戍凉州。349年，谪卒军校梁犊乘机发动起义，打击了后赵的统治，使它走向瓦解。
冉魏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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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晋壁画墓 | 东晋壁画墓 |
冉魏的兴亡
石虎死后，他的几个儿子为争夺皇位互相残杀。最后，石虎养孙汉人冉闵和大将李农控制了后赵政权。
350年，冉闵杀傀儡皇帝石鉴和石虎五子，自立为帝，改国号“魏”，史称冉魏。
冉闵登基后，大杀“胡”人，激起了各少数族人民的强烈反抗。352年，从幽州南下的前燕慕容儁，与冉闵大战于魏昌城（河北无极），俘冉闵，冉魏政权灭亡。
前燕概况
前燕概况
建立前燕的是鲜卑族的慕容氏。
前秦发展
当前燕进入中原的时候，氐族首领苻健也建立了前秦。苻健西入关中，进据长安。351年，苻健自称天王，国号秦，都长安，史称前秦。
苻健在关中减轻赋税，发展生产，优待士族，尊崇儒学，各方面都有了一些起色。苻健死后，子苻生即位。苻生极端残暴，不久，苻健的侄子苻坚在汉、氐族大臣的支持下，杀苻生，做了大秦天王。
苻坚在汉人王猛的帮助下改革内政。苻坚器重王猛，引起氐族豪强的强烈反对。苻坚、王猛打击氐族豪强中的顽固保守势力，才使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得以推行。 政治上，苻坚除重用王猛和太原薛赞等参掌机要外，还下令“复魏晋士籍”，维护士族地主特权，争取汉族地主的支持。对其他各族上层分子也采取宠络政策。
前秦国力的增强，为其统一北方提供了条件。370年（太和五年），苻坚派王猛率六万军队攻灭前燕。不久，前秦又降服了仇池的杨纂，于其地置南秦州。凉州的割据势力和占据青海的吐谷浑也遣使称臣。成汉自347年为东晋桓温灭后，巴、蜀和南中归东晋统辖。373年，苻坚派兵攻占了汉中、益州，南中诸部皆降，前秦在汉中置梁州，在巴蜀置益州，在南中置宁州。
前凉状况
西晋末，张轨为凉州刺史。其后晋室南渡，张氏虽然接受晋朝的封号，但实际上开始割据。那时北方大乱，只有凉州比较安定。
张轨兴办学校，发展生产。张轨及其后裔据凉州七十六年，史称前凉。
前凉末年，政治日坏。376年（太元元年）苻坚灭前凉。同年，又灭鲜卑拓跋部在代北建立的代国，统一了北方。
东晋的政治与南北战争编辑本段回目录
东晋建国
西晋末，北方的刘渊、石勒的势力日益强大，坐镇下邳（江苏睢宁西北）的晋琅玡王司马睿也感受到了威胁。
307年（永嘉元年）九月，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的身份移镇建业（江苏南京），用琅玡（山东临沂）大族王导为谋主，后又任命王导从兄王敦为扬州刺史。司马睿素无重望，后来，江南大族看到司马睿得到北方大族的支持，才投靠了司马睿。
317年（建武元年），晋愍帝投降的消息传到建业，司马睿称晋王。第二年，他称帝，是为晋元帝，都建康（因避晋愍帝司马邺讳改建业为建康），史称东晋。
侨置州郡
这些南下的人们，起初大都不上户籍。后来，东晋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保护南迁士族的利益，便在流人集中的地方，用他们原籍的名称，侨置州、郡、县。侨人单立户籍，称为侨户。
侨户最初享受不为国家纳租服役的优待，后来即使纳租调也比一般编户轻些。
侨州、郡、县的设置，主要是照顾南迁世家豪族的利益，一则为他们做官增加了位置，二则他们控制大量户口而又不纳租服役，其政治、经济利益都得到了照顾。
祖逖北伐
东晋政权是西晋门阀士族统治的继续和发展。当时，除了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矛盾外，在士族地主内部还有南北之分。
北方侨姓士族以王、谢为高，南方士族以顾、陆、朱、张为大。南方士族常受到北方士族的排斥，因此终东晋南朝之世，南、北士族之间的斗争一直比较激烈。在北方士族中，又有渡江早、晚之分，所以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
门阀政治发展的结果，在东晋时期形成了琅玡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几家北方士族轮流执政的局面，皇帝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又造成士族当权派和皇权之间的尖锐矛盾。为争掌权力，统治阶级的内部经常火并，使东晋的政治极不稳定。
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祖逖北伐。
祖逖，范阳遒县（河北涞水北）大族，晋末率亲党流移至京口。他认为北方民心可用，北伐有希望成功，因此在东晋建国之前，他就向司马睿请求北伐。司马睿任命他为豫州刺史，给他一些粮饷。祖逖率部曲渡江后，在淮阴冶铸兵器，募得二千人，向前进发，招抚河南一带的坞主势力。祖逖待人热情，不蓄私产，与将士同甘苦，虽宗族子弟亦皆耕地、担柴。因此，祖逖北伐取得一定的成就，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土地，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
但就在这时，王敦之乱行将爆发，祖逖知北伐事业必将无成，遂忧愤成疾，321年病死。祖逖死后，石勒又攻占河南，祖逖北伐宣告失败。
东晋上层的斗争
王敦为荆州刺史，率重兵镇武昌。晋元帝感到王氏势力太大，于是重用刁协、刘隗、戴渊等。322年（永昌元年），王敦以诛奸臣刘隗为名，攻入建康，杀戴渊等，然后退回武昌。
晋元帝死后，明帝即位，王敦为扬州牧。324年，王敦病重，明帝下令讨伐王敦。王敦令其兄含为元帅，率兵三万再次向建康进军。但不久王敦病死，王含兵溃被杀。
成帝时，庾亮以帝舅执政。当时，豫州（治寿春）刺史祖约，遭受排斥，历阳（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因平定王敦之乱有功而骄横。庾亮怀疑苏峻、祖约将叛。327年（咸和二年），庾亮召苏峻入京为大司农。苏峻怕入朝被杀，便联合祖约进行叛乱，攻入建康，纵兵大掠，废黜百官，安置亲信。329年庾亮打败苏峻，收复了建康。
东晋政权又暂时安定下来。 桓温在东晋穆帝时任荆州刺史，347年（永和三年）出兵灭蜀。此后他多次上书请求北伐，想通过北伐攫取更大的权力。东晋中央为了压制桓温，在349年、351年先后派兵进行北伐，结果都遭到惨败。在这种情况下，桓温要求北伐就没人能阻挡了。
桓温北伐共有三次：354年（永和十年），桓温第一次北伐。他率步骑四万，一直打到关中，后来，前秦打败桓温，晋军乏食被迫退军。356年，桓温第二次北伐，攻占了洛阳。后来，洛阳又被前燕攻占。369年，桓温率五万人进行第三次北伐，出徐、兖，连战皆捷。但最终也失败了。
战前准备
桓温北伐失败后，长期专擅朝政。373年，桓温病死，谢安开始执政。
谢安“镇以和靖，御以长算”，缓和各方面的矛盾，深得朝野的拥护，东晋出现了比较安定的局面。谢安用兄子谢玄为兖州刺史，让他召募在京口的北方流民和江淮民兵，训练出一支精锐的新军，号为“北府兵”。
382年（太元七年）一月，前秦苻坚召集群臣商议南伐，准备统一中国。
当时，绝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轻举妄动，但苻坚却坚持己见。次年七月，苻坚下诏大举伐晋，在全国征兵。八月，苻坚从长安启程，秦军步兵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从各地一齐向南进发。这时苻坚非常骄傲，出发前连东晋皇帝、宰相俘虏后的官号、公馆都准备好了。
淝水之战及影响
东晋闻苻坚率大军南下，惶恐不安。宰相谢安沉着冷静，派弟谢石为大都督，兄子谢玄为前锋，率八万北府兵迎战；另派水军五千增援寿春。
十月，前秦先锋苻融攻占寿春，一面攻打硖石，一面派梁成等五万人进驻洛涧（安徽定远西），封锁淮水，阻挡晋军前进。晋军被阻，在距洛涧二十五里的地方驻扎。当苻竖得知晋军先锋缺乏粮草的情况后，便亲率精骑八千，兼程赶往寿春。并派俘虏的晋将朱序到晋营威胁谢石投降。
朱序不忘故国，见到谢石告诉了秦军的虚实，并劝谢石乘前秦大军未到，挫其锐气，争取全胜。谢石采纳朱序的建议，派名将刘牢之率精兵五千渡河夜袭洛涧，歼灭秦军一万五千。谢石等又率大军沿淮水前进，到淝水东岸与秦军隔河对峙。
苻坚听说晋军攻到，便与苻融登寿春城观看形势，见晋军部伍严整，又望八公山（安徽寿春北）上的草木，以为皆是晋兵，不免有些惊恐。晋军逼淝水立阵，谢玄派人要求苻融把阵地后移，以便晋军渡河决战，苻坚企图在晋军半渡时发动突然袭击，便挥军后撤。不料队伍因此大乱，朱序又在阵后连呼苻坚败了，于是秦军一退不可复止。
晋军乘胜追击，秦军死者相枕于路。苻坚为流矢所中，单骑逃回淮北，及到洛阳，检点余众，不过十余万人。
晋军乘胜追击，秦军死者相枕于路。苻坚为流矢所中，单骑逃回淮北，及到洛阳，检点余众，不过十余万人。
淝水之战是前秦企图统一全国的一次战争。当时，综合各个方面的情况看，时机和条件显然还不成熟。淝水战后，南方由于战争的胜利，避免了一场大的混乱和破坏，经济文化得以继续发展，同时确定了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
赋税剥削
淝水战后，北方重新分裂，东晋的外部威胁解除了。东晋统治阶级加紧了争权夺利和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东晋对自耕农的赋税剥削，主要还是田租和户调两项。户调剥削大体沿袭西晋。330年（咸和五年），田租剥削改为按亩征收，一亩税米三升；哀帝时又减至亩收二升。376年（太元元年），晋孝武帝废按亩收税制，规定除在役者外，王公以下口税米三斛，383年，又增为口税米五石。
当时对人民负担最重的还是徭役。晋穆帝时，有人曾上表要求废除杂役六十多项，没有废除的当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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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晋石马 | 东晋青瓷钵 | 黑釉罐口壶 东晋 |
内部矛盾尖锐
在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同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尖锐起来。淝水战后，谢安的权力进一步增大，引起了孝武帝的猜疑，被迫出镇广陵，把中央权力交给孝武帝的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
谢安死后，司马道子独揽军政大权，并引用太原大族王国宝等参掌朝权，排斥南兖州刺史王恭、荆川刺史殷仲堪。
次年，王恭、殷仲堪以诛王国宝为名起兵反司马道子。司马道子无力抵御，便杀王国宝等，请王恭退兵。
又次年，王恭第二次起兵，殷仲堪与广州刺史桓玄（桓温之子）等人起兵响应。后来，王恭部将刘牢之倒戈，王恭被杀，桓玄吞灭了殷仲堪等势力，这次联合叛乱也就失败。
这时，桓玄占据着长江中游，刘牢之控制着长江下游北岸，高雅之控制淮南。中央直接控制的地区只有会稽（浙江绍兴）、永嘉（温州）、新安（淳安）、吴（江苏苏州）等八郡，东晋政府便把一切负担都加在这八郡人民身上。
江东起义
江东起义
在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内乱爆发之时，琅玡大族孙泰用五斗米道组织群众发动起义。398年，孙泰被诛，其侄孙恩逃到海上。
399年（陵安三年），司马元显下令征发江东八郡“糜喃为客者”，以充兵役，结果引起骚动。孙恩便率领百余人登陆，很快发展到数万人，遂攻陷会稽，这时，各地应征的奴客和广大破产农民纷纷响应；占有奴客的江东八郡地主因利益受到损害，也乘机“一时俱起”。
江东八郡很快为起义军所占有。东晋政府见起义军声势浩大，急忙派北府兵前往镇压。为了避免损失，孙恩率领群众二十多万人退回海岛。以后，孙恩先后三次登陆，大败晋军，曾兵逼建康。
402年，孙恩最后一次登陆，攻临海，不幸失利，投水自杀。余众由其妹夫卢循率领。转战各地。404年，卢循率领义军由水路占领广州。
402年（元兴元年）春，占据长江中游的桓玄兴兵作乱，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元显父子和北府兵将领刘牢之等，掌握东晋大权。次年，桓玄称帝，国号楚。又次年，刘裕讨灭桓玄，东晋政权落到了刘裕手中。
410年，刘裕率军北进，攻击南燕，后方空虚。卢循乘机从广州出发，分两路北伐，起义军直逼建康。当刘裕率军南下镇压时，卢循接连失败，最后赴水而死。
孙恩、卢循起义，坚持斗争达十二年之久，转战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对东晋门阀士族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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淝水战后的北方局势编辑本段回目录
关东地区政权的演变
淝水战后，前秦逐渐瓦解。原来在苻坚控制下的各族上层分子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在半个多世纪里，北方再度陷于分裂和混乱之中。自384年到439年，各族上层分子先后建立了十三个政权。
在关东地区首先建立政权者，是淝水之战中保存了实力的前燕贵族慕容垂。384年，他自称燕王，定都中山（河北定县），史称后燕（384年～407年）。
次年，慕容冲称帝，定都长子（山西长治），史称西燕。又次年，鲜卑拓跋珪称代王，都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后改国号魏，史称北魏。
后燕建国后，不久便消灭了前秦在关东的势力。392年，灭丁零翟钊建立的魏国；隔一年，又灭了西燕。恢复了前燕的版图。395年，后燕大举进攻北魏，被魏军打败。慕容垂死，子宝继位，内部大乱。这时，北魏攻下都城中山和河北一些郡县，后燕被分割成两段。
398年，慕容德从邺城迁到滑台，自称燕王，后定都广固（山东益都），史称南燕（398年～410年）。410年，晋刘裕北伐灭了南燕。
后燕末年，政治更加败坏，因此上下怨叛，大臣冯跋乘机夺取了政权，称燕王，都龙城，史称北燕（409年～436年）。北燕改革后燕弊政，整顿吏治，发展农业，兴立学校，很有一番新气象。但鲜卑贵族因为利益没得到满足而不断叛乱，国力削弱，后被北魏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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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晋 顾恺之《列女传》宋人摹本 |
384年，羌族姚苌自称秦王，都长安，史称后秦（384年～417年）。后秦任用汉族地主，惩治贪污，整顿刑狱，废除苛法，前秦末年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变。
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后继者姚兴提倡儒学和佛教，又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后秦在姚兴时一度相当强大，控制西起河西，东至徐、兖的广大地区。但连年战争造成“国用不足”，于是增加杂税，阶级矛盾尖锐，人民不断反抗，各族上层分子也乘机作乱。417年，刘裕灭了后秦。
赫连勃勃是匈奴左贤王卫辰之子。407年，他自称大夏天王，国号夏（407年～431年），都统万城（陕西横山）。他采用骑兵游击战术，使后秦疲于奔命。
刘裕灭后秦不久，赫连勃勃又打败刘裕派在长安留守的军队，尽有关中之地。
夏国统治者非常残暴，在战争中大批地虏掠、坑杀和迁徙居民，平时常无故借口杀人。因此激起人民的极大仇恨。431年，夏为吐谷浑所灭。
河西走廊地区的政权
在河西走廊地区最先建立政权的是西秦。西秦（385年～431年）是陇西鲜卑乞伏国仁所建，都宛川（甘肃榆中）。淝水之战时，他随苻坚南征，战后回到本部自立。后为夏所灭。
淝水之战前，苻坚派氐人吕光征西域。吕光攻下龟兹，“王侯降者三十余国”。淝水战后，他自领凉州刺史。苻坚死，他建立后凉（385年～403年），都姑臧（甘肃武威）。他用汉人段业、卢水胡人沮渠罗仇等五人为尚书。后因故杀罗仇，罗仇侄蒙逊和段业相继叛后凉。
吕光侄子吕隆时，内部矛盾尖锐，外有北凉和南凉的进攻，吕隆被迫投降后秦。沮渠蒙逊反叛后，推段业为主，称凉王，都张掖，史称北凉（397年～439年）。以后，蒙逊杀段业自立，后来被北魏所灭。
南凉（397年～414年），都廉川堡（青海乐都），是河西鲜卑秃发乌孤所建，后为西秦所灭。
西凉（400年～421年）是汉人李暠建立的政权，先后都敦煌、酒泉。注意发展生产，“年谷频登，百姓乐业”。又在玉门、阳关一带屯田，势力遍及西域，后为北凉所灭。
十六国时期的政权，多是以“胡”人贵族为主的“胡”、汉上层集团的联合统治。其内部矛盾复杂，各种势力对其的态度完全视其军事力量消长而定，强则依附，弱则离叛，所以这些政权存在的时间都不长。当时，各个政权间不断地进行兼并和混战，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社会生产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
魏晋以来，内迁各族多已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其处境与地位和汉族人民基本相同。其部落组织进一步瓦解，他们与汉族人民错居杂处，经常接触，民族界限逐渐缩小。各族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大都注意引用汉族地主，提倡汉族文化。于是，自魏晋到北魏统一北方的二百多年中，较早迁入内地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
东晋的衰亡编辑本段回目录
淝水战后，东晋乘机收复了一些北方失地。公元384年正月，鹰扬将军刘牢之攻取秦之谯城。后上庸太守郭宝等又攻取秦之魏兴、上庸、新城、成固等地。八月，晋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帅豫州刺史桓石虔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赵迁弃彭城走，谢玄进据彭城（今江苏徐州）。九月，谢玄使彭城内史刘牢之攻秦兖州刺史张崇。张崇弃鄄城奔燕。牢之据鄄城，河南城堡皆来归附。十月，谢玄遣淮陵太守高素攻秦青州刺史苻朗。军至琅邪，苻朗降。谢玄又遣刘牢之等攻占碻磝（今北东东阿），济阳太守郭满攻占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晋将军颜肱、刘袭，军于河北，遂克黎阳。谢玄遣晋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阳。东晋朝廷以谢玄数月之间连克秦之徐、兖、青、司、豫诸州，加玄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诸军事。385年正月，刘牢之进驻枋头，并曾一度进至邺城。三月，荥阳人郑燮以郡降晋。四月，蜀郡太守任权攻占成都，斩秦益州刺史李丕，东晋复取益州，以广州刺史罗友为益州刺史，镇守成都。公元386年，以前辅国将军杨亮为雍州刺史，进驻洛阳，保卫晋的祖陵。荆州刺史桓石民遣将军晏谦攻下弘农。这是东晋疆域最大的时候。
淝水战后，谢安功劳大，进位太保。谢安是想尽力协调东晋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淝水战后一年，公元384年二月，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扬州之义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东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桓冲死，东晋朝廷拟以谢玄为荆、江二州刺史。谢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怕桓氏会因失官怨望，乃以恒石民为荆州刺史、桓石虔为豫州刺史、桓伊为江州刺史，使桓氏仍掌握长江上游军政大权，保持住荆扬势力的平衡。
谢安这样作，缓解了桓、谢两大家族的矛盾，却未缓解谢家和皇室间的矛盾。谢安功名既盛，孝武帝和他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猜忌谢安。为了避开矛盾，谢安自请出镇广陵之步丘，屯驻在新建的新城里。太元十年（385）八月，谢安死，晋朝廷以司徒司马道子领扬州刺史、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自此，道子继谢安掌权。
谢安执政时期，东晋政治上是安定的，谢安在门阀大族间执行平衡政策，是比较成功的。但在他执政时期，社会凋弊，百姓受侵削而流亡的现象，仍很严重。淝水战后，刘波上疏指出：“今政烦役殷，所在凋弊，仓廪空虚，国用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属。略计户口，但咸安（371—372）以来，十分去三。”（《晋书·刘隗传附孙波传》）。
司马道子执政时期，政治更加腐败。前秦瓦解，北方分崩离析，东晋统治者却只是苟安江南，并无统一中国的大志。孝武帝和司马道子，一君一相，酣歌为务，官以贿迁，政刑谬乱。道子又好作长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阙。腐败的政治，加深了人民的痛苦。道子信佛，用度奢侈，民不堪命。当时有人就曾上疏，指出：“时谷贱人饥，流殣不绝，由百姓单贫，役调深刻。”（《晋书·简文三子·会稽王道子传》）对于道子的昏庸腐败和抓权，孝武帝也不满意了，他遂以王恭为兖州刺史、殷仲堪为荆州刺史、王恂为尚书仆射，以张大皇室而潜制道子。公元396年，孝武帝死，子司马德宗继位，司马道子摄政。道子委任王国宝、王绪，以对抗王恭、殷仲堪等。道子先以王国宝为中书令，兼中领军，后又任他为左仆射、领选举、加后将军、丹扬尹，领东宫兵。
安帝隆安元年（397），兖州刺史王恭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等，以讨王国宝为名起兵。道子无奈，诛王国宝。王恭退兵还京口。
道子诛了王国宝，更任用宗室司马尚之、休之兄弟，企图削弱地方势力。道子为防王恭、殷仲堪再次起兵，就任儿子元显为征虏将军，并帅领卫将军府兵和徐州兵。
司马尚之“以藩伯强盛，宰相权弱”，劝道子“宜多树置以自卫”（《晋书·王恭传》）。道子便以王愉为江州刺史，并割豫州四郡使王愉为督。王愉为王国宝之兄，道子的同党。豫州刺史庚楷大怒，派人对王恭说：“尚之兄弟，复秉机权，欲假朝威削弱方镇，为祸不测。今及其谋议未成，宜早除之。”王恭以为然，又联合殷仲堪、桓玄共同起兵。桓玄为桓温之子，在荆州有很大潜在势力，复已任命为广州刺史，但未赴任，仍住荆州，欲待机夺取荆州。殷仲堪、桓玄共推王恭为盟主。王恭所依靠的是北府兵，而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并不同意王恭二次起兵。
道子得悉王恭、殷仲堪、桓玄起兵的消息，忧俱不知所措，儿子元显却颇沉得住气。道子便以元显为征讨都督、假节，领兵讨伐王恭。元显使人劝说刘牢之归顺朝廷，许事成后即以王恭的位号授他。王恭出身于东晋第一号门阀，他虽依靠刘牢之，却又以牢之门第低微而轻视之，因使刘牢之深怀怨恨。刘牢之遂背叛王恭，投附元显。王恭兵败被俘，送建康斩首。
杨佺期、桓玄的兵到建康城外，殷仲堪至芜湖。刘牢之帅北府兵入京师，军于新亭。道子接受桓冲之子桓脩的建议，用计拆散桓、杨、殷的联合。未经战斗，桓、杨、殷便撤军回荆州。三人之间名义上还维持同盟关系，内心已是互相猜疑。
荆州兵退后，元显便谋篡道子之权。道子有病，又每日酣饮，无日不醉。元显使朗廷免除道子司徒、扬州刺史的职务，自为扬州刺史。道子酒醒后才知道，但已无可奈何。
元显性苛刻，生杀任意，刚愎自用，不听别人意见。他想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但兵源不足，于是就“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晋书·简文三王，会稽王道子传》）。按晋朝制度，“客皆注家籍”，是主人的依附民。奴免为客，身份地位有提高，但仍属于主人，不能离开主人。发奴免为客者号曰乐属，乃是把私家的依附民收归朝廷，却还美其名是“乐属”，说他们乐于从属官府。客的主人失掉了客，不满意。客都已成家立业，令要移置京师，当然也不满意。元显此举，损害了以客为主要劳动力的地主们的利益，也失掉了客这一阶层的支持。上游荆、江等州已非元显所有，今又失掉扬州东土的人心。元显的这一措施，加剧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成为孙恩起义的导火线。
孙恩起义
孙恩，琅邪人，世奉五斗米道。其叔父孙泰，师事钱塘杜子恭。子恭死，孙泰传其术，借传教组织群众。“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煽集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晋书·孙恩传》）。道子诱斩了孙泰及其六个儿子。泰兄子孙恩逃亡海外。
安帝隆安三年（399）十月，元显征发免奴为客者兵役，引起了三吴的骚乱。孙恩乘机自海上回来，攻上虞，杀县令，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有众数万。于是会稽谢鍼、吴郡陆环、吴兴丘■、义兴许允之、临海周胄、永嘉张永及东阳、新安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谢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愔等，皆被杀。吴国内史桓谦、义兴太守魏隐、临海太守新蔡王司马崇等，纷纷弃城出奔。
三吴地区，是门阀地主集中的地区。此次那些被杀和逃亡的地方官，大多是谢、顾、张、孔等族的人。
孙恩占有会稽后，自称征东将军。东晋朝廷以元显领中车将军，以徐州刺史谢琰兼督吴兴、义兴军事，领兵镇压孙恩起义。刘牢之也领兵协助谢琰作战。
隆安三年十二月（400年初），谢琰攻杀义兴许允之，破吴兴丘尪。谢琰屯兵乌程（今浙江吴兴南），派司马高素领兵协助刘牢之向浙江（今钱塘江）推进。孙恩战败，率男女二十多万人退入海岛。刘牢之的军队到处掳掠，弄得“郡县城中无复人迹”（《资治通鉴》卷——一，晋安帝隆安三年）。
隆安四年（400）五月，孙恩再次从浃口（今浙江镇海东南）登陆，入余姚，破上虞。战争互有胜败。后孙恩攻克邢浦，乘胜径进，至会稽。会稽太守谢琰骄傲轻敌，孙恩兵到，他还未吃饭，便夸口说“当灭此贼而后食”。双方一交战，谢琰及二子均被斩杀。
冬十一月，东晋派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郡，帅兵击孙恩。孙恩败，撤回海岛。
隆安五年（401）二月，孙恩出浃口，攻句章，为刘牢之所败，复走入海。三月，孙恩北趣海盐，为刘裕所败，转趣沪渎（今上海）。五月，取沪渎，杀吴国内史袁山松。六月，孙恩浮海溯江至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这时，孙恩有战士十余万，战船千余艘。京师建康大震。东晋朝廷赶忙调集各地军队入卫京师。孙恩知建康有备，遂北走郁州（今江苏连云港），遣别将攻入广陵。孙恩军为刘裕所败，死伤甚多，军力大减。至沪渎，又为刘裕所败，遂又退入海岛。
元兴元年（402）三月，孙恩进攻临海。几年战争，起义军损失惨重，这次进攻，已是强弩之末了。孙恩进攻临海失败，知大势已去，便与部下一起投水而死。
桓玄的篡位
在孙恩农民起义期间，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异常激烈，这主要是围绕着桓玄的夺权、篡位活动而展开的。
公元398年，桓玄、殷仲堪、杨佺期以讨司马尚之为名，进兵建业。后因王恭被杀，退回荆州。后来，桓玄火并了殷仲堪和杨佺期。东晋朝廷命他都督荆、江、司、雍、秦、梁、益、宁八州和扬、豫八郡诸军事，兼任荆、江两州刺史。桓玄又以兄桓伟为雍州刺史，从子振为淮南太守，朝廷也只好依他。这样一来，桓玄所控制的地区，以荆州为基础，西起梁（今陕西省南部），益（四川），宁（云南），东抵建业近郊。
但桓玄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想作皇帝。他写信给元显，指责朝政日坏，在朝君子不敢说话，致酿成孙恩之祸。元显看了信，非常害怕。谋士对他说，桓玄刚占据荆州，人情未附，应乘此时机，进军讨伐。元显决定发兵征桓玄，以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自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
桓玄听得元显发兵，一面发檄文数说元显罪状，一面挥师东下，直指建康。历阳一战，俘豫州刺史司马尚之。司马休之败逃。
元显所依靠的是北府将领刘牢之，但刘牢之率军投降了桓玄。元显不战而溃，被俘。桓玄入建业，杀元显。公元403年，桓玄废晋帝，自为皇帝，国号楚。
桓玄对于东晋腐败政治是想加整顿的。据《宋书·武帝纪》记载，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竟不能行。”桓玄作皇帝没有几个月，就失败了。
北府兵是一支较强的军事力量，桓玄代晋后，对北府兵一直心存疑虑。当时北府兵最高的将领是刘牢之。刘牢之先是背叛王恭投降元显，后又背叛元显投降桓玄，桓玄对刘牢之不信任，对北府兵也存有戒心。桓玄开始有计划地消灭北府兵中有影响的人物。他先借故杀了刘牢之，后又杀北府诸将。《晋书·桓玄传》记载：“玄又害吴兴太守高素、辅国将军竺谦之、谦之从兄高平相朗之、辅国将军刘袭、袭弟彭城内史季武、冠军将军孙无终等，皆刘牢之之党，北府旧将也。”
桓玄对北府兵的疑惧并非是无端的猜测，北府兵确实足以构成对桓玄的威胁，日后，桓玄果然败于北府兵将领刘裕之手。刘裕在镇压孙恩起义中有勇有谋，已日露头角。桓玄对刘裕的军事才能是很赏识的，评价很高。但，因之也颇有疑忌。桓玄篡位前，他的从兄卫将军桓谦与刘裕密谈，探听刘裕的口气。刘裕说：“楚王（桓玄），宣武（桓温）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宋书·武帝纪》）桓谦高兴地说：“卿谓可尔，便当是真可尔！”桓玄篡位后，刘裕随徐、兖州刺史桓脩入朝。桓玄对王谧说：“刘裕风骨不桓，盖人杰也。”桓玄的皇后刘氏对桓玄说：“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终不为人下，不如早除之。”桓玄说：“我方平荡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关河平定，然后别议之耳。”（《资治通鉴》卷一一三晋安帝元兴三年。参看《宋书·武帝纪》）这些都反映桓玄对刘裕又疑忌又赞赏的情绪。刘裕以劝进的手段和伪装的忠心取得桓玄的信任，但同时他却在京口和北府旧人刘道规、刘毅、孟昹、何无忌、诸葛长民等密谋推翻桓玄了。
安帝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在京口，刘毅在广陵，同日起兵。刘裕杀徐、兖二州刺史桓脩。刘毅杀青州刺史桓弘，领兵渡江至京口与刘裕军会合。众人共推刘裕为盟主，统众向建康进发。
桓玄听得刘裕等起兵，甚为震惊。如何对付，可以有两条战略安排。一是出兵东下迎战，一是在建康待敌。桓谦等主张前者，桓玄主张后者。桓玄说：“彼兵速锐，计出万死。若行遣水军，不足相抗。如有蹉跌，则彼气成百我事败矣。不如屯大众于复舟山（今南京市东北）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无所措手，锐气已挫。既至忽见大军，必惊惧骇愕。我按兵坚阵，勿与交锋，彼求战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宋书·武帝纪上》）桓玄虽这样决策，但因桓谦力争，遂一面以侍中、后将军卞范之屯复舟山西，桓谦屯复舟山东北，一面派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率兵东向迎敌。
刘裕和吴甫之、皇甫敷的军队在江乘（今江苏龙潭）相遇。刘裕手执长刀，大呼冲阵，众皆披靡、裕手起刀落，斩吴甫之于军前。刘裕军进至罗落桥，又大败皇甫敷军，斩皇甫敷。吴、皇甫，皆桓玄之骁将。两将死，桓玄大惧。
刘裕军进至复舟山东。桓谦的兵，多北府旧兵，素畏刘裕，闻刘裕到，没有斗志，刘裕与刘毅分兵为数队，进突桓谦阵。刘裕身先士卒，将士皆殊死战，呼声动天地，无不以一当百。桓谦军大溃。
桓玄知桓谦等大军败绩，遂仓惶离开建康逃回荆州，收集战士，得二万多人，楼船、器械甚盛，遂又帅军东下，与刘裕大战于峥嵘洲（今湖北黄冈附近）。此战桓玄败北，被杀。桓家在上游荆州等地是有基础的，桓玄虽死，桓谦和桓玄从子桓振等在荆州继续抗击刘裕，有一年左右，才最后被消灭，桓玄退回荆州时，是带着东晋安帝一起走的。安帝是个白痴，又被刘裕迎回去，复了皇位。东晋军政大权，遂落入刘裕之手。
刘裕的专权和东晋的灭亡
义熙五年（409），刘裕因南燕对边境的不断骚扰，率军北伐。四月，刘裕自建康出发，率舟师沿淮河、泗水，至下邳（今江苏邳县南），留下船舰辎重，自陆路至琅邪（今山东临沂北）。所过之处，皆筑城，留兵守之，以防南燕人断其后路。
刘裕率大军过了大岘山天险，见燕兵没有防备，大喜过望，说：“兵已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人无匮乏之忧。敌虏已入吾掌中”（《资治通鉴》卷一一五安帝义熙六年）。刘裕进军与南燕军战于临朐南，这一战役，是两军的主力决战。南燕几乎全军覆没，南燕主慕容超只身逃回广固。次年二月，刘裕攻破广固城，生擒慕容超，斩于建康。南燕王公以下被杀者三千人，家口投入者万余。南燕亡。
正当刘裕进兵南燕、围困广固的时候，孙恩的余部卢循、徐道覆想乘机袭取建康。徐道覆是卢循的姐夫。在孙恩失败后，卢循为了保存实力，接受了东晋任命的广州刺史官职，在广州住了五年零四个月。
410年二月，卢循与徐道覆分两路出兵。卢循自始兴（今广东韶关市西）攻长沙，走现今湖南一线，这是西线。徐道覆出南康、庐陵、豫章，走今江西一线，这是东线。
东晋江州刺史何无忌自浔阳迎击徐道覆。两军战于豫章。何无忌大败，战死。刘裕闻讯，慌忙班师南归，自己只带几十个人，于四月间赶回建康。
卢、徐合兵，沿江顺流而下，与刘毅的军队遇于桑洛洲（今江西九江东北）。毅军大败，辎重所弃，堆积如山。建康人心惶惶，有人主张过江暂避。卢、徐顿兵建康城下两个月，师老兵疲，给养困难，只好南撤，退守寻阳。此后，卢循、徐道覆与刘裕屡战不利，决计退军先取荆州，又为刘裕所败，遂退回广州。徐道覆退保始兴，因险自守。411年二月，晋军攻破始兴，徐道覆被杀。三月，卢循率部到广州，广州城已为刘裕从海路登陆的军队所攻取。卢循转战奔交州，兵败投水而死。自399年孙恩起义至411年四月卢循的失败，这次农民战争前后持续了十一年零五个月。
灭了南燕，又灭了卢循、徐道覆，刘裕开始整顿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东晋的政治社会问题，主要是门阀和豪强的土地兼并和对于劳动力的强占，致使广大人民流离失散不得温饱。刘裕的整顿，矛头也必然指向门阀和豪强。《宋书·武帝纪》记载：“公既作棘，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诛虞亮，是在义熙七年（411）。虞亮是门阀大族中以身试法之第一人。就在这一年，刘裕恢复了秀才、孝廉策试的制度，这就阻断了门阀士族的仕进之途。“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宋书·武帝纪》）州郡所送的不经策试的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大约都是以门第关系进来的。刘裕“申明旧制，依旧策试”，一方面把决定权更多地集中在朝廷，一方面限制和打击了门阀和豪强的势力。
义熙八年（412）十一月，刘裕在江陵消灭刘毅的反对势力后，即下书整顿荆州、江州户籍租役和不利于民的一些征敛，规定：“凡租税调役，悉宜以见户为正。州郡屯田、池塞，诸非军团所资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州郡县吏，皆依尚书定制，实户置台调，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别量所出。巴陵均折度之，依旧兵运。原五岁刑以下，凡所质录贼家余口，亦悉原放。”（《宋书·武帝纪中》，下同）
东晋以来，山湖川泽多为门阀和豪强霸占。一般老百姓使用，要向他们纳税。公元413年，刘裕下令禁断这些人封固山泽。据《宋书·武帝纪》载：“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同年，刘裕规定实行土断法。他对桓温在兴宁二年（324）月庚戌颁布的土断法是很推崇的。他说：“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他请求“准庚戌土断之科”。
东晋以及后来的南朝，实行过多次土断，成效显著的是桓温和刘裕这两次。刘裕这次土断，只有“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在整顿内政的同时，刘裕继续消灭地方割据政权并收复北方失地。
益州自义熙元年（405），即为谯纵所割据。那年，桓振在荆州作乱，益州刺史毛璩派蜀兵东下讨桓振。蜀人不乐远征，群推谯纵为主，攻陷成都，杀毛璩。谯纵自称成都王。义熙八年十二月（为413年初），刘裕以朱龄石为益州刺史，率众伐蜀。次年（413）五月，朱龄石至成都。谯纵逃出，自缢死。蜀平。
公元416年，后秦主姚兴死，子姚泓即位。姚氏兄弟子侄间展开一场争夺王位的斗争。刘裕乘此机会，于八月间自建康发兵，北征姚泓。晋兵分五路出征，龙骤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将步兵自淮、淝向许、洛；一路趋阳城；一路趋武关；一路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一路自巨野入河。
晋军所向皆捷。
417年七月，晋军自河入渭攻长安。大破长安守军。后秦主姚泓兵败出降。后秦亡。
九月，刘裕到长安，杀了后秦投降的王公大臣，把姚泓送到建康，斩首示众。
取得了关中，刘裕的声望是树立起来了，这为他的篡位奠定了基础。但保住关中却是不易的。夏和北魏都在那里窥伺着，等待机会夺取关中，而让刘裕先夺取关中，是在他们的意料之中。在刘裕取关中之前，夏主赫连勃勃就说：“刘裕伐秦，水陆兼进。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岂能自固。吾验以天时人事，必当克之。又其兄弟内叛，安可以距人？裕既克长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诸将守关中。待裕发轸，吾取之若拾芥耳。”（《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崔浩对北魏主拓跋嗣的话，也持这种看法，他说：“关中华戎杂错，风俗劲悍。裕欲以荆扬之化施之函、秦，此无异解衣包火，张罗捕虎。虽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趋尚不同，适足为寇敌之资耳。愿陛下按兵息民以观其变，秦地终为国家之有，可坐而守也。”（《资治通鉴》卷一一八安帝义熙十三年）
刘裕有一得力大臣叫刘穆之。刘裕领兵北伐，刘穆之留守建康，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史称其“决断如流，事无雍滞”（《资治通鉴》卷一一七）。刘穆之病死。刘裕一怕朝中有变，二来他本无久留关中之心，于是便匆匆南返。他以十二岁的儿子义真为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雍、东秦二州刺史，镇守长安。留下为争功而不和的王镇恶、沈田子等人辅佐义真。沈田子对刘裕说：“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保信。”刘裕说：“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若欲为不害，正足自灭耳，勿复多言。”又私对田子说：“锺会不得遂其乱者，以有卫瓘故也。语曰：猛兽不如群狐。卿等十余人，何惧王镇恶。”
刘裕东返后，夏主赫连勃勃即向长安进兵。沈田子忌恨王镇恶，诬镇恶谋反，把他杀害。义真的长史王脩，以擅杀之罪杀田子。义真年少，用度无节，王脩常加以裁俭。义真不高兴。有人乘机陷害王脩，说王镇恶本是谋反，沈田子把他杀了，王脩杀田子是自己在谋反。义真信以为真，又把王脩杀了。夏主赫连勃勃得知长安政局的混乱，即迅速攻占长安附近的咸阳。义真在长安呆不住了，纵兵掠夺，多载宝货妇女，撤离长安。勃勃派兵追杀。义真大败，藏匿草中，只身逃回建康。刚刚收复的关中，又失掉了。十二岁的义真，回建康后只是降职处分，作了建威将军、司州刺史。
概述编辑本段回目录
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39年）。信奉五斗米教的孙恩趁民心骚动，于东方起事。他们在短短的十几天中就发展到数十万人，后被晋将谢琰、刘牢之击溃逃至海岛之上，直至公元四零二年，才被彻底消灭。这次起义大大削弱了晋朝的力量，桓玄便借此机会发兵攻占建康，废掉晋安帝，自立为帝。此时晋朝的四大家族中的谢、王、瘐三家已相继衰落，唯一有实力与桓玄对抗的只有在对抗孙恩起义时才发展起来的实力人物——刘裕。 于是，刘裕率众击败桓玄，推恭帝司马德文即位，名义上恢复了晋王朝的统治，但实权却完全掌握在刘裕自己手中。公元四二零年，刘裕废晋恭帝，建立了宋国，结束了东晋的统治。东晋虽然偏安于江南，但在历代帝王在位的时候都希望收复北方的国土。其中以王、谢、桓、庾四大家族为主的北伐，在东晋时曾进行过多次，在其中也不乏名将的指挥。公元三一一年，大将祖逖出兵收复河北，但后因受到朝廷的排斥忧郁而死，最终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公元三八三年，谢安在淝水之战中击败苻坚后，立即使其弟进军北方，收复了徐、兖、青、司、豫、梁六州，取得了东晋北伐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由于东晋安于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与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北方的手工业技术与南方的技术相互融合，使东晋的手工业水平比西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另外，自曹魏以来，中国的文学发展一直处于大步前进的时期，其中以东晋年间的文人最为著名。东晋出现了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等人，他们对旧体诗作出改革，为将来隋、唐的诗文盛世创造了前提条件。
当东晋在江南建国的同时，中国的北方则为鲜卑、羌等少数民族控制着，在历史称之为“五胡十六国”。由于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使他们更多的接触到华夏文化，使之与汉民族逐渐发展为同一生活习惯的民族，进而被汉族融合。自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原北方大体已形成以汉族为主，其他少数民族混居的人口构成形式，使中国正式成为具有相似生活习惯的多民族国家。
东晋自晋元帝司马睿建国共历十一帝，前后一百零三年。在此期间，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而且到东晋灭亡之后，这种状态一直未能得到改变，随之到来的是另一个分裂时期——南北朝时期。
由于东晋安于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与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北方的手工业技术与南方的技术相互融合，使东晋的手工业水平比西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另外，自曹魏以来，中国的文学发展一直处于大步前进的时期，其中以东晋年间的文人最为著名。东晋出现了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等人，他们对旧体诗作出改革，为将来隋、唐的诗文盛世创造了前提条件。
当东晋在江南建国的同时，中国的北方则为鲜卑、羌等少数民族控制着，在历史称之为“五胡十六国”。由于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使他们更多的接触到华夏文化，使之与汉民族逐渐发展为同一生活习惯的民族，进而被汉族融合。自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原北方大体已形成以汉族为主，其他少数民族混居的人口构成形式，使中国正式成为具有相似生活习惯的多民族国家。
东晋自晋元帝司马睿建国共历十一帝，前后一百零三年。在此期间，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而且到东晋灭亡之后，这种状态一直未能得到改变，随之到来的是另一个分裂时期——南北朝时期。
东晋的赋役，由于北人的南奔，“侨人”的出现，土断的进行，呈现复杂的情况。
《隋书·食货志》说：“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因为他们是侨人，散居在侨立的郡县中，赋役上与土著居民不同。这种不同集中表现在户籍上。黄籍之外出现了白籍。
东晋时的范宁说过：户籍本“无黄、白之别”，原来郡国户口，统统是黄籍。因为“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北方原来的籍贯）”，从而在黄籍之外，产生了“白籍”。持白籍的不修闾伍之法，不在考课之科。②由此可知白籍是侨人的户籍或“侨籍”。它是侨人的身分证，凭白籍可以不向官府纳税服役。
但是，来到南方的北方侨人极多。元帝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这是流民第一次大过江。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转多”①。这是流民第二次大过江。流民涌向江南，住侨郡，持白籍，免除税役，这就必然要加重江南土著居民的负担，必然要影响国家财政的收入，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土断因而在所必行。
《陈书·高祖纪上》所载：“（成帝）咸和中土断”，是东晋最早的一次土断。关于这次土断，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这次土断是紧接咸和初流民第二次大过江采取的措施。土断的目的是在把侨人变为南方土著人户，恢复籍无黄白之分的旧状，以解决赋役问题。因为赋役跟随户籍，故而土断的核心是整顿户籍。《南史·王僧孺传》有这样一段话：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晋咸和初，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其不实，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掌之。
这段话告诉我们，咸和二年（327）曾对户籍大加整理，整理出来的户籍被称为“晋籍”，因为“所书并皆详实”，所以一直沿用到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达一百二十四年之久。只是因为此年“以七条征发”，造成了“伪状巧籍”的弊端，才使本来很精详的晋籍发生了问题，因而齐时不得不“东堂校籍”。齐所校之籍，仍然是咸和二年沿袭下来的晋籍。由此可知咸和二年对户籍的整理，相当彻底。这次整理的户籍既是沿用到南朝的全国统一的户籍，可知必为咸和中土断的成果。否则，无从整理为统一的晋籍。由此也可确定这次土断的年代，为咸和二年。因为土断就是为了整顿户籍。户籍的整顿既在咸和二年，土断也就必在此年。
二、这次土断和土断后整理出来的晋籍，把王公以下的官吏都包括在内。《陈书·高祖纪上》记载此次土断，将出身于颍川士族陈氏的丞相掾陈康，断为吴兴长城县下若里人。这是因为陈康之父陈达“出为长城令”，以长城下若里为家。陈康之子陈英为盱眙太守。将陈家情况与《南史·王僧孺传》所说咸和二年整出的晋籍，“位宦高卑皆可依案”，互相印证，可知咸和二年土断及整出的晋籍中，包括了渡江南来的公卿世族。换句话说，咸和土断之制，对王公以下官吏一律适用，没有例外。
三、这次土断整理出来的“晋籍”是黄籍。按《南史·王僧孺传》说晋籍本来详实，可以依案，从宋元嘉二十七年以七条征发起，才发生问题。因循至齐，不能不对晋籍进行检定。而《南齐书·虞玩之传》所载的齐建元二年（480）检定户籍的诏文，明言：“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顷民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编户齐家，少不如此。”这与《南史·王僧孺传》的话是衔接的。由此可知咸和二年，与土断同时整理出来的沿用到宋齐的晋籍，必为黄籍。晋令说过“郡国诸户口黄籍”，晋籍本无黄白之别。北人南流，产生白籍，经过土断，又统一为黄籍了。
成帝咸康七年（341），东晋又进行了一次土断。这次土断的令文说：实编户，王公己下皆正土断白籍。①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令文有一条注释：“时王公庶人多自北来，侨寓江左，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今人根据胡三省这段释文，说土断是易黄籍为白籍，或给白籍。这种意见与上面说的土断是易白籍为黄籍，正相反对。胡三省的话，有几个问题。1.他以为这是第一次土断，因此说“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3.令文的重点本来是“实编户”三字，他把重点放到了土断白籍上。实是验的意思，实编户即验实编户。自咸和二年土断（327）到咸康七年有十四年了，需要进行一次验实。3.他把“正”字解释成为“著之”，把“正土断白籍”，解释成为“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是无根据的。即从字义而言，正是质正的意思，无“著之”之意。“皆正土断白籍”，本来意思很明白。前面有“实编户”三字，皆正土断白籍即都要验实、质正土断和白籍的问题。土断是不是都进行了，白籍是不是都改过来了。这个令文是针对咸和二年的土断而发，而胡三省把它当成了第一次土断，因此，也就不明白“实编户”三字和“皆正”二字的含义，造成解释上的错误。
东晋的第三次土断是在哀帝兴宁二年（364）进行的。关于这次土断，有两种记载。1.《晋书·哀帝纪》兴宁二年：“三月庚戌朔，大阅人户，严法禁，称为庚戌制。”这是大阅人户，与咸康七年的实编户同。2.《册府元龟·邦计部·户籍》：“一说天下所在土著”。这与咸和中土断同。刘裕说当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①，称赞这次土断解决了财政问题。
东晋的第四次土断是在安帝义熙九年（413）进行的。《宋书·武帝纪中》记述这次土断说：“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
为什么要多次进行土断。刘裕说：自庚戌土断以来，“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②。从他说的话可知一次上断不可能彻底。虽然，土断取消了侨民与土著、白籍与黄籍的区别，画一为土著、黄籍，但多年以后，又颓弛下去。何况北人不断南来，本又有地流寓他所的。要不使财政发生问题，只有多次土断。义熙土断本身也有问题。这次土断特许徐、兖、青三州居住在晋陵郡的人，不在断例。他们合法地保持住了侨人的身分和证明侨人身分的白籍。
土断是为了把侨人纳入士著居民中，对他们征税起役。东晋的赋役在第一次土断前后是不同的，在各次土断之间也有不同。要看到它的复杂性，不可一概而论。
首先是东晋王公以下的官吏即士族要不要交税的问题。《晋书·孝武帝纪》太元元年（376）秋七月记载：“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已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东晋的度田收租之制，是在第一次土断后的第三年咸和五年（330）实行的，一亩三升。四十六年后改行口税，一口三斛。改行的口税的对象既包括公王以下，朱改行前的亩税对象自然也包括公王以下。否则，是不可能突然叫公王以下纳税的。王公以下纳税之所以成为可能，原因有二。1.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取消南来王公士族的免税特权，对他们在江东站住脚跟来说，反而有利。2.东晋税制的改革是结合第一次土断进行的，而土断包括王公以下的官利。既有土断在前，要改变王公以下不纳税的制度，就有了可能性。
东晋的赋税实际分为四段。自元帝建武元年（317）至成帝咸和土断与度田收租之前，为第一段。这段赋税制仍旧是西晋之制。《隋书·食货志》说东晋“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便是这一段的税法。之所以无课役，是因为受到诸王公贵人的荫庇。
第二段自成帝咸和年间土断与度田收租起，至孝武帝太元元年（376）改行口税前止，是度田收租制度实行的时期。咸和土断，将侨人包括士庶都纳入了黄籍税户之中。田租是亩税，户调仍旧要“结评百姓家赀”①，九品相通输入于官。这段税制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王公贵人免税及荫亲属的特权。但他们仍可免役，这从太元元年实行的在役之身可以免税的制度，即可知之。
第三段自太元元年改行口税起，至太元八年（383）淝水战后“始增百姓税米，口五石”②前止。在这段中，东晋除了将亩税改为口税外，还创立了“蠲在役之身”的制度。役包括劳役与兵役，正在服役的人可以免除口税，对于农村与军队的稳定，都有一些作用。东晋用以打胜淝水之战的北府兵，都在免税之列。
第四段从太元八年淝水战后增税米口五石起，至东晋灭亡止。《隋书·食货志》说的“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即税米口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便是这一段的税制。它的特征是，恢复了西晋的丁税制度。如按另一种说法，西晋一户以一丁计，那《隋书·食货志》中所提到的租米五石及布、绢、丝、绵，便都是以户为单收征收，而且九品相通。后一种说法较为可信，《宋书·王玄谟传》所说“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是一个印证。王玄谟之法承袭的当是淝水战后东晋之法。
这阶段的一个变化是服役者不能免调，太元元年的“蠲在役之身”的规定废止。范宁说过，当时“举召役、调，皆相资须”①。所谓“皆相资须”，即役、调都得承担。闻人爽也有“百姓单贫，役、调深刻”的话②。百姓是既要交税，又要服役，从而出现了“流殣不绝”的现象。
在役法上，东晋规定“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丁”，这与西晋同。“男年十六亦半裸，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这比西晋役及十三岁以上要轻。特别是关于“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已开北朝与隋朝规定每年役期之端，二十日与隋同。另有“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的规定。③
②《晋书·范汪传》附《范宁》。
①《晋书·地理志下》徐州与扬州条。
①《晋书·成帝纪》。
① ②《宋书·武帝纪中》。
①《晋书·刘超传》。
②《晋书·孝武帝纪》。
①《晋书·范汪传》附《范宁》。
②《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
③《隋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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