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他从二十四岁（1913年）参加创办美国自由派刊物《新共和》到八十五岁逝世为止，写作活动延续了六十余年，一生写了总数达一千万字的上万篇时政文章，发表了三十多本著作。他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以及后来在《新闻周刊》上的“今日与明日”专栏持续了三十六年（1931—1967），是二十世纪美国报刊史上历时最久、内容最广、影响最大的专栏，受到美国政府以及各国首脑和外交机构的高度重视。李普曼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一生中还直接参与和间接影响了美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的国务和外交事件，从老罗斯福一直到约翰逊的美国历届总统都极为重视他的立场观点。
人物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李普曼自24岁（1913年）创办《新共和》杂志至85岁（1974年）与世长辞为止，李普曼的时事评论写作延续了60余年！他一生写了总数一千多万字、上万篇的时评，发表了涉及新闻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的30余部著作。他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以及后来在《新闻周刊》上的“今日与明日”专栏，持续了36年。“今日与明日”专栏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报刊史上历时最久、内容最广、影响最广的专栏。这些专栏文章常常通过报业辛迪加或其他转载形式在美国和世界上的200多家报刊同时刊载！
自一战前的老罗斯福时代，一直到冷战时期的尼克松时代，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国内公共政策。从老罗斯福到尼克松，李普曼都是白宫不可忽视的座上宾。他还与墨索里尼、丘吉尔、戴高乐、赫鲁晓夫、尼赫鲁等外国首脑多次直接对谈，与所到各国的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外交部长或国防部长见面，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1972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也曾经代表周恩来总理邀请他访华……
有人贬低新闻记者尤其是时事评论工作的意义，说这些记者或评论家，作为“局外人”，不能“看到从世界各地雪片般飞到国务院的电报”，对国内事务的了解也远不及当局者，却还到处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或者公共政策大加评论、横加指责……
针对这样看似有理的批评，李普曼说：“这些批评事实上否定了民主原则本身。因为人民也是知之甚少的‘局外人’，但是他们仍然有权对当局者的作为做出评论”，并且人民还是这个国家内外政策的最终决定者！“如果国家是在人民的赞同下，得以管理的，那么人民对于当局者要求人民赞同的事情必须形成见解。人民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李普曼开始阐述新闻工作尤其是时事评论工作的重要意义：“他们是靠收听广播和阅读报纸，看看记者们对于在华盛顿、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发生的事情是如何报道，然后形成他们的见解的。所以，记者的作用举足轻重！在兴趣所及的某些领域，记者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去推敲、去归纳、去想像和推测内部发生什么事情，它在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记者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他们自己没有时间和兴趣去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人物评价编辑本段回目录
李普曼他一生活了85岁，其中持续写作60余年，创作1000余万字。
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
他是美国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
这是一个生活乐趣太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现代人的暴行更加肆虐，但是某些邪恶也同样有所减退--在这个世界中，人类平等的权利已经植下了根基。唯有进步，才使世界变得更加人道与合乎理性。这是我们唯一可以用来衡量世界的标尺。 --沃尔特·李普曼
约见赫鲁晓夫，他们在头等舱里刚刚坐定，机长就递过米一份苏联大使发来的便笺。克里姆林宫出现危机，赫鲁晓夫正在黑海，他希望能把这次会晤推迟一星期。“这不可能。”李普曼龙飞凤舞地在便笺上批了这句话，他们欧洲之行的计划已定，他要么如期4月10日到达苏联，要么根本不去。第二人早晨，赫鲁晓夫主席传话过来，他将如期接见他们。
与罗斯福共尽早餐，1914午春，李普曼终于到达了目的。精疲力竭的罗斯福结束巴西之行后州到纽约，邀请李普曼和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在哈佛俱乐部共进早餐。……李普曼曾经写过许多天下工运问题的文章，他自愿为罗斯福起草一份关于工运问题的纲领。这时，老罗斯福从餐桌旁边站起来，紧紧握住李普曼的手，对他说，他们现存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了。
与丘吉尔讨论二战进，展温斯顿·丘吉尔想见一见李普曼，也从他在乡间的住所赶了来。……正吉尔弓着背坐在那里，他一只手伴着句子中的停顿挥舞荇威士忌和苏打水，一只手熄去丁害茄烟。他告诉李普曼，即使“枪林弹雨日夜向我们袭来，把死亡和毁灭布满人地”，英旧人也只会增强他们争取胜利的意志。
被戴高乐奉为上宾，1942年8月，当李普曼抵达伦敦时，他已经一脚跨入戴高乐的阵营了。49岁的戴高乐将军……十分清楚李普曼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把这位专栏作家奉为上宾。他对李普曼玄乎其玄地侃侃而谈达一个多小时，大展自己广博的历史知识和语言天赋。……这次会见给李普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确信法国找到了一位不负于其高尚品质的代言人。与肯尼迪决定国务卿入选，12月16日，在吃晚饭前不久，李普曼接到肯尼迪总统的电话，问他下午晚些时候可不可以来拜访李普曼。一小时内，一大帮特工人员来到这所房子，四点钟，肯恺迪到了。此时肯尼迪当选总统后还不到一个月，他足来和李普曼询问决定国务卿人选的。
李普曼在其名著《舆论学》中，针对大众传播可能会“歪曲环境”的负功能，提出过警世之言，这就是颇有名的“两个环境”理论。按他的见解，我们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是现实环境，一是虚拟环境。前者，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体验之外的客观世界；而后者，是被人意识或体验的主观世界。与此相联系，能被人自身直接体验的环境，叫“直接环境”，而需要通过他人才能间接体验的环境，叫“间接环境”。他的“两个环境”理论的创造性在于，强调指出了大众传播的作用。即：现代社会中，“虚拟环境”的比重越来越大，它主要由大众媒介造成。
70岁生日演讲词编辑本段回目录
李普曼和妻子因为我们是具有美国自由传统的报人，我们阐述新闻的方法不是以事实去迁就教条。我们靠提出理论和假设，这些理论和假设然后要受到反复的检验。我们提出我们所能想到的最能言之成理的图景，然后我们坐观后来的新闻是否能同我们的阐述相吻合。如果后来的新闻与之相吻合，而仅仅在阐述方面有一些小小的变化，那么我们就算干得很好。如果后来的新闻与之不符，如果后来的新闻推翻了早先的报导，就有两件事可做。一是废弃我们的理论和阐述，这是自由的、诚实的人的作为。另一种是歪曲或隐瞒那条难以处理的新闻。
去年夏天，当我在我寓所附近的林间和山坡上散步时，我发觉自己正在遐想对于专于固执己见和每周定期几次发表见解这种差事，将作何回答、作何解释和作何辩白。
我听到批评者们在说：“必须要有那么一个人自以为知之甚多、而对如此众多的事情说三道四，这难道不荒唐可笑吗？你写的是关于对外政策。你见着那些每天从全世界各地雪片般飞到国务院来的电报了吗？你出席了国务卿及其顾问们的那些碰头会了吗？你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吗？你所谈到的那些国家的情况又如何呢？你在唐宁街十号当过政吗？你又如何探听到克里姆林宫主席团的考虑?你为什么不承认你是一个局外人，而且因此就概念而言，你是一个大笨蛋？
“ 那么，你怎么敢对你自己政府和别国政府的政策妄加解释，更不用说擅自批评和反对了。“
“再者，在国内事务上，你就真有资格神气十足、绝对正确？当然，国内间题上机密较少些，而且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可以晤谈，都可以问他们最最令人窘困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会是或坦率或诡诈、不一而足。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必须承认，这里即使没有许多机密，也会有许多神秘之处。最大的神秘之处就是，今天选民们在想什么，考虑什么和要求什么，到了选举日那天他们又会想什么、考虑什么和要求什么，还有，他们在各种争论、劝诫、威胁、允诺和操纵艺术与领导艺术的影响下，又将怎样想、怎样考虑和怎样要求。”
这真是来势汹汹。然而我在暇想中，不费什么周折就战胜了这些批评。
我对批评者说：“伙计，你可要当心，如果你再继续下去，你就会让人看到，我们是在一个民主制度下的共和体制中生活、并且人人都应当被允许投票选举，而这一切竟成了荒唐可笑的了。你就会否定民主原则本身，这一原则坚信局外人应当独立自主于当局者。由于你得出了这种结论，那些因为是局外人而成了大笨蛋的人民，就没法来管理他们自己了。”
批评者又反问：“更有甚者，你将证明甚至连当局者也没有资格明智地管理人民。因为当局者人数很少，也许最多只有四十人，他们能看到（或者起码是有资格看到）雪片般飞往国务院的电报。当你想到这点时，又有多少参议员、众议员、州长和市长能看到你所谈论的这些电报呢？他们对于应当由谁来领导我们的事情，都有强烈的见解。
“你是否意识到，在大多数世界事务中，我们全都是局外人和大笨蛋，甚至那些身居高位的当局者也是如此？国务卿可以看任何一份他感兴趣的美国文件。但是他看了其中的多少呢？就算他看了美国的文件，他也不能看英国的、加拿大的、法国的、德国的、中国的和俄国的。然而他必须做出决定，这些决定同和平和战争利害相关。国会是看不到多少文件和，但是国会对这些决定也要做出自己的决定。”于是，在我的暇想之中，我便认定这位出言锋利的批评家对于人类普遍的无知程度采取了一种十足的低姿态。然后我对他进行反击，并措辞得当地为华盛顿记者的存在进行了辩护。
我说：“如果国家是在人民的赞同下得以管理的，那么人民对于管理他们的人要求他们赞同的事情必须就要形成见解。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他们是靠听收音机和读报纸，看看记者们对于在华盛顿、在全国以及全世界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们些什么。我们记者在这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兴趣所及的某些领域，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
“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