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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武 |
个人简历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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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武在书房 |
陈志武，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陈志武教授现为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金融学终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金融经济学、市场制度及其形成发展史、资本市场、金融史、证券投资管理、证券法的运作、公司治理、公司财务与组织战略、股票市场与定价、债券市场与定价、期权定价模型和套期保值等方面。他所教授课程包括金融理论，金融经济学，资产定价和投资管理，公司财务和期权市场，投资学--理论与实践，期权与期货市场，对冲基金管理策略，新兴市场。
另外，陈志武教授还积极将金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于1998年创办价值引擎公司，2001年与另外两位合伙人创办Zebra对冲基金公司，专门从事证券市场上的多空对冲交易。
学术成就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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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武 |
陈志武的著作经常被《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财富》、《旧金山年鉴》、《海峡时报》、《商业周刊》、《金融时报》、《Barrons在线》、《Money杂志》、《Bloomberg个人财富杂志》、《首席财务官杂志》、《在线投资者》所刊登或引用。他的研究成果也引起了国内财经界的注意，《财经》杂志、《新财富》、《经济观察报》、《证券市场周刊》、《中国企业家》、《商务评论》、《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南风窗》、《信报》、《南华早报》等刊登了其多篇文章。其他多家媒体也报道过他的观点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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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顿·米勒 |
作为金融学家，陈志武应邀在多所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学术会议以及商业性会议作报告，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纽约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马里兰大学、UCLA、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等多所大学和美国金融学会、欧洲金融学会、联邦储备委员会、世界计量经济学会等，以及中国、加拿大、英国、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知名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举办过专场演讲。
陈志武教授还是世界多家著名经济类学术杂志的编辑、学术顾问或特约审稿人，如《经济理论学报》、《经济和金融杂志》、《金融和计量分析》、《环太平洋金融》、《实证金融》、《金融研究》、《美国经济评论》、《金融经济学》、《数理金融》、《货币金融学》、《美国统计学会期刊》。
观点摘录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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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武在光华管理学院 |
“国家是唯一可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是唯一可改变法律的机构、是唯一可增加各类审批权、准入权的机构……国家一旦持股某企业，那家企业的特权就有了。”
“中国资本化的空间还很大，还可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许多年的金融资本。只不过，土地还是国有，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也还是国有，这些会继续抑制中国资本化的深化。”
“中国的故事是：在不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凭借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重点发展其制造业﹑建筑业等‘重型’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对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依赖度低，所以到目前为止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还可以成功。然而，这一‘重型’发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今天的中国经济现实实际上已在挑战这一模式。”
“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
幸福学者编辑本段回目录
谈及自己的工作，他说：“我太喜欢做学问了。任何一天能够有一些新的认识，我都会觉得很幸福。”
谈及年轻时的拮据，他说：“那时多花一块钱所带来的幸福感，比今天我多花1000元要高很多。”并由此引申到发展金融业可以提升年轻人的幸福。
谈及经济学的研究，他说：“我们需要对一些基本理念作全方位的梳理，消除过去很多误导性和破坏性的成见，并进行更合理的制度安排，给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更扎实的基础，使老百姓过上更富有、幸福的生活。”仔细想来，这些幸福其实都环环相扣，因为毕竟，经济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正是增进人类的福祉。
成长历程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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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 |
1962年出生的陈志武，对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怎么走过来的，有着切身的体会。在茶陵，这个因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而得名的湘赣边界小城，这位如今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曾过着普通的农家子弟生活。“我家在农村，上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每天下地劳动或是上山砍柴，一直到1979年上大学。冬天要去二、三十公里外的地方砍柴，然后背60公斤左右的柴回家，往往离家还有十几公里，肚子就很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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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陵 |
平民家庭的成长环境，也使他对草根阶层有着特别的关怀，任何社会中，金融的发展都非常重要，即使撇开它怎样帮助企业融资不谈，仅从改善个人生活的角度来说，它的意义也非常大。但是，中国即使到今天，金融、证券还是非常地不发达，一个人没办法利用金融工具把一辈子的消费和收入作一个更加平滑的、互相补充的安排，使得自己不至于在年轻、最需要钱的时候最没钱花，年纪大了有了钱，却没时间、精力去享受。
作为文革中成长的一代，陈志武的生活也烙上了时代的印记：“我1974年上初中，直到1978年高中毕业，基本上没有怎么在教室里读过书，绝大多数时间要么是在山上，要么是在农田里度过。”1978年，首次参加高考的陈志武落了榜。父母没有给他任何压力，一年复读之后，他考上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前身），修读计算机专业。多年以后，他感慨说，如果父母按中国传统方式管教自己，或许就不会有今天了。“我父母亲都是农民，没上过学，不能给我提供很多建议，差不多我所有的人生决定都是自己做的――从1979年到中南矿冶学院上大学、1983年进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1986年1月毕业后留在国防科大做老师，到当时申请去美国读书。现在想起来有一点后怕，因为当时甚至不知道一些基本的信息，连报考耶鲁金融系时，都不太了解金融学科是干什么的。”从这个角度看，陈志武觉得，今天农村和城市学生之间知识和经验的差距已经比1979年时大得多：“如果我晚十几年出生的话，今天反而可能没有机会考进重点大学，没办法跟城市学生有一样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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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武在美国 |
1979年，中国的计算机教育尚处于启蒙阶段。随机选读了这个新兴专业的陈志武，一直到1983年做毕业论文时才真正地碰了半年计算机。不过回想大学时代，他仍觉得颇有收获。一方面，他掌握了数学的、工程的客观研究方法，这为他今天研究经济学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式教学的机械性、不注重应用，也让他体会颇深：“我大学一、二年级一直在学微积分，但从没有搞清楚微分、积分有什么用。1986年我到了耶鲁，学一门资产投资组合的管理课程，在给债券作风险评估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一阶导数可以帮我们控制风险。我突然之间头脑开窍了，这个微分、积分还有这么好的用处。所以这些年，在国内我一有机会跟大学里的老师或者学生交流，总是谈这个感受，希望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另一方面，他利用那4年把英语学得很好，“那时，有一个同学每天早上回家把当天的《中国日报》拿到宿舍来，我们就轮着看，再就是听《美国之音》，我大学毕业时，读英文的文章就像看中文一样了。”
大学毕业后，多数同学分到了冶金系统的研究所或企业，陈志武则选择了继续读书。他说：“做学问是我的最爱，我几乎从来没有真正想过，除了做学术研究以外，还会去做其他的职业。”
在国防科大，他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如今在国内社科领域相当有影响的崔之元，1987年，他们就合作翻译了肯尼思·阿罗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崔之元是北京人，对社会科学非常热衷。我跟崔之元交上朋友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的英语特别好。通过和他接触，看一些书，特别是后来接触到了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我慢慢地对以数理的方法研究经济和政治问题产生了兴趣。大概是1985年秋季，我基本上作了一个决定，就是放弃学工程。”
那时，中国的第一波留学热从北京蔓延到了长沙，陈志武也开始准备申请美国的大学。“与社会科学有关的，我申请了耶鲁。另外，我对用数理方法研究医学也蛮感兴趣，所以跟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的一个教授也写了信，他根据我的背景建议我放弃这个念头。同时，我也申请了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一个专业。”但他没有抱任何的希望，因为他无法考托福和GRE。在写给耶鲁的信中，他说，我不知从哪里找到32美元的考试报名费。那时，中国仍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我用英文给他们写信说，我的英文应该还可以，他们相信了。”1986年4月，已留校任教的陈志武收到了耶鲁大学的录取通知，耶鲁每月还向他提供800美元左右的奖学金。
“我在美国的第一年，印象最深的就是发现雪碧怎么这么好喝，那一年，我不知道喝了多少的雪碧。从那以后，我基本上不碰雪碧了。”陈志武还发现，美国大学跟国内的不一样：“国内大学只要期末考好了就行，而美国大学平时布置的作业都要算期末成绩的。快到第一学期期末时我才发现这一点。耶鲁每个学期有13个周，我到第8周都没做任何作业，老师给我每份作业都打Later，这对我第一年的成绩影响很大。不过，第二年我就把这个问题纠正过来了。”
1990年，陈志武顺利获得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的学位，进入威斯康辛大学任助理教授。1995年，他获聘为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教授，1996年担任终身教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4年中，他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理论》(Journal of Econimic Theory)与《金融经济学》(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等主流学报上，内容涉及资产定价、共同基金、动态股价模型、股票投资赢利战略等领域。1994年，他的论文《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场》获得了默顿·米勒研究奖（以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米勒命名），《日本基于产出为基础的资产定价》获得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他成为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富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在美国、欧洲包括香港、日本等地的金融经济学圈子里，知道陈志武的人越来越多。1999年，他被请回母校担任终身教职。
创业：成功与不成功的公司
随着职业生涯的一步步上升，陈志武身上湖南人喜欢挑战的基因开始显现。1998年，他创办了Value Engine（价值引擎）公司。“我做了这么多年关于资本市场的研究，蛮有兴趣把这些的理论投入到实践中。另一方面，通过创办一个公司，感觉企业家、管理层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也可以帮助我在做研究的时候不至于太超脱。”
然而，这是一次不太成功的创业。“最初，我们想为不同的机构投资者如基金管理公司提供一些分析股票和控制风险的软件和数据库，但是后来发现，做这个蛮艰难的。1999年，公司开始转型，想针对股民大众提供一些分析工具。到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公司的资金来源就比较紧张了，到2001年为止，整个公司大概烧掉了六、七百万美元。后来就裁员，现在公司也就四、五个全职的雇员，有一点点盈利。之所以没有把公司给停掉，保持员工的就业几乎是惟一的考虑。”
2001年，他又与两个合伙人创办了Zebra对冲基金公司。这只秉持市场中性策略的对冲基金，几乎100%是根据陈志武的模型来判断、操作的。“到目前为止，实际的投资业绩跟我们最初设计的目标总体一致。”Zebra对冲基金现在有十来个全职的职员，客户主要是来自法国等地的机构投资者。今年6月，陈志武又对基金进行了一次重组。
两次创业经历，确乎为陈志武的研究提供了帮助：“比如说委托代理关系，学术界对它在现实经济中的影响研究并不太多。我做这些事以后就感觉到，它在经济学，特别是金融经济学的理论中受到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由此出发，陈志武格外重视对诚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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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武在家 |
2001年开始，陈志武把研究重点之一转向了中国转型中的市场发展问题。“中国过去28年一直在经历着三个大的转型，包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在世界历史上，同时发生这三个转型的国家不是太多，所以，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变化，都为做学问的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验室、数据库。”
而中国本土的很多学者显然没能把握好这一难得的机遇。陈志武认为：“国内绝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论文，在我看来，学术价值非常低，经济学相对还要好一点。区分一个国家学术领域水平高低的最好方式，就是把这个学科最顶尖的学报跟民间的大众刊物作比较，如果学报上文章的内容和可读性跟大众刊物没太大差别的话，就说明这个学科在这个国家并没有真正成为一门专业性的学问，职业化的研究团队还没有建立起来。翻翻中国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一流学报，你会发现，一个没有受过太多相应学科训练的人基本上能看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在内容、视角、研究方法上，他们写的东西和大众报刊没有太多的差别，这说明这些学科在中国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学问。”
现在，这位排名全球第202位的经济学家，每年有3个月左右呆在中国，他对中国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并乐于提供自己的意见。“我现在研究的问题，一是围绕资本市场发展所需要的法律、新闻媒体等配套的支持架构，这是我多年来一直非常关心的；第二是金融史，特别是中国过去几百年借贷市场及其他市场跟证券业的发展到底是什么关系；第三是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资讯这些相关的、互动的变化。”
由于更喜欢进行比较研究，“包括把今天的中国跟今天的其他国家，把100年以前的中国跟100年前的其他国家这种纵向和横向的比较”，陈志武对中国的观察有着更为宽泛的视角，因此总有发人深省的解读。他从中国人热衷武打片，看出中国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机制的缺失；从高利贷存在的合理性，谈放开民间金融之可行；从各国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谈媒体监督、信息透明之必要；从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从中国与印度的对比，阐释今天世界的竞争主要是制度竞争，“哪个国家能为金融证券交易双方提供更好的契约执行架构和信息架构，就可以更多地从事那些经济附加值更高的工作，经济增长质量就可以更好”，他呼吁“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过了很远了，该考虑一下制度机制方面的改革了”。
谈起这些极富创造性的研究，他表示：“我们关于金融、关于剥削、关于高利贷、关于市场交易到底能不能创造价值、关于商业交易——商人除了赚钱以外到底还给社会能带来什么等等基本性的理念，需要作一些全方位的梳理，消除过去很多误导性和破坏性的成见。做到这一点，会给中国社会更持续的发展奠定更扎实的基础。”
虽然经济学家们总不乏经世情怀，而陈志武认为，并不能因此影响研究的独立性。“做学问的人，经济学家也好，其他学界的也好，第一个任务不在于我们的观点今天或者明天政府会不会采纳——我们不以此判断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而是首先要问自己，我研究这些问题，对于社会、对于整个学界的认识是不是有一个根本性的提高。学者不能以政府是不是会采纳，来决定自己写什么文章、研究什么问题。”因此，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以最客观的形式给其他学者和业界、给政府的决策部门提供尽量客观的研究成果：“今天世界上富有的国家的经历一再说明，市场经济加私有制，特别是土地私有，还有生产资料的私有，不仅仅是让一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更富有的途径，也是最终解决贫富不均、收入差距的根本性制度安排。我相信，市场经济是根本性的、帮助中国进一步持续发展的路子。”
人物评价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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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武在演讲 |
2006年，他3次回国，并通过文章、论坛、接受访问等形式，发表他对国内问题的思考，无论从题目的广泛程度还是单纯的数量上，都远远多于往年。从“什么妨碍了我们创业”到“中国科技新贵为什么少”，从“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到“新重农主义大可不必”，从“美国为什么比任何国家都更有钱”到“中国经济为什么离不开新闻自由”，无所不谈。
陈教授的思考，不是对一时一事所贡献的权宜之策，而更多的是对国家制度建设的理性呼唤。从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他看到了中国在制度建设上的落后；他认为“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过了很远了，该考虑一下制度机制方面的改革了”；在一次访问中，在谈到中国由于制度建设的缺乏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时，他竟流下了眼泪。
而这样深切的关注，缘于他在2001年7月15日从上海到纽约的一次旅行。在此之前的15年，他已经从一个携70美元只身赴美留学的工程系穷学生，扶摇直上为美国著名学府的经济学教授，金融定价领域的世界级权威和多个经济学国际学术期刊的审稿人。他的研究成果曾获默顿·米勒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重大奖励，他被评为世界排名第202名的经济学家，辉煌的学术前程正在他的脚下。
但飞机上的那本《财经》杂志某种程度结束了这种单纯的学术研究生活，他发现，15年他离开时的那个中国已成为历史，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同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在世界历史上，同时发生这三个转型的国家不是太多，中国转型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及其遭遇的困难，为做学问的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验室和数据库。
从2001年12月，陈志武开始在国内的媒体上发表文章，阐述他对热点问题的看法。他几乎马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长期使用英语造成了汉语语感上的生疏，旅居国外使他对国内读者的思维方式和兴趣缺乏足够的敏感度。于是，他花了8个月的时间，系统研究了自己离开后的中国现实，渐渐把握住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脉络。
从湖南茶陵老家拮据的农村生活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大学城的宽敞住宅，陈志武的人生轨迹有了质的转变。但他似乎并没有成功人士常有的志得意满，或出身草根的人几乎不能避免的用自大小心掩饰的自卑，因为领悟透彻，他的文章总显得平实而简单。虽不曾谋面，但当他用磁性、低沉的嗓音，在大洋彼岸通过电话回答我的提问时，他总是平静和耐心的。电话线路不好时，他会为让你听得更清楚而提高嗓门；二、三个小时里，他娓娓道来，偶尔会笑，几乎从来不用专业词汇，但却总让人有醍醐贯顶之感，一个学者的自信和魅力扑面而来。
尽管已被许多人奉为精神上的导师，但陈志武却认为，关注中国问题首先是给了自己追求新知识的满足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本身就是目的；与此同时，能让更多国内的人在见识上有所提升，那当然更好。但他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改变社会，他认为做学问的人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长远的，短期影响终究有限；他不是革命家，也不赞同那种激情的、天翻地覆的革命，他认同改良，认为社会的进步是渐进的、缓慢的，在这个过程中，他愿意做一些推动人们改变认识这样的基础性工作。
人物访谈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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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武 |
陈志武（以下简称“陈”）：国家这么大，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如果要求每个地方政府遵守铁板一块的政策，包括要求各地知识分子、官员等上上下下的人们对问题有同样的看法，那会很难，也不应该。要求地方100%听从中央、不能讨价还价，这不仅不现实，而且必然意味着各地方无法保护当地人民的利益。目前的这种高度管制、依赖审批和要求地方完全服从的治理模式，代价很大，让地方做出太多牺牲。更理想的情况各地有权争取本地的利益，这是基础性的权利。在我的家乡湖南茶陵，当地的银行分行吸收农村存款，再把多数资金抽调到城市，地方没有自由裁量的权利，这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机会损害很大。在中国，湖南和上海和内蒙古的差别，甚至大过一些国家间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绝对的一致和服从，往往是以地方老百姓的利益受损和地方的绝对牺牲为前提的，得到极大好处的是大城市。这是促成城乡差别、地区间差别的制度性根源。
目前中国面对的挑战不少，但一个核心问题，是人们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仍存在极大的误区。过去28年，虽然大中小学教科书已有了一些改变和调整，但像政治经济学等教材还远落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所教育的价值观严重陈旧的问题还并没根本改观，法治、自由、市场经济等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还没有深入人心。这最集中的体现在人们对于市场经济、对世界和外国的看法上。比如，一有问题，人们的第一反应还是“靠政府加强监管”，还有就是继续深信“天下为公”这种听起来潇洒，但实际上误导人的口号。这个“公”是什么？把我们自己的财产和利益都交给这个“公”之后，控制这个“公”的人凭什么不会“假公济私”？在没有确保“公真的是为公”的制度架构之前，为什么我们还要天真信仰“天下为公”？
依照语言学、人类学的逻辑，一个人平常所使用的术语基本能反映他的思维方式。如果是这样，当我们看看现在国内讨论许多热点问题时所用的语言，你会发现人们还是从剥削、从剩余价值来理解所有经济现象，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一切，未能突破旧有的意识形态和旧思维。
比如，大国崛起的问题，我们被教育说西方大国都是靠掠夺和剥削起家，但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这其中有很多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中国自洋务运动开始和西方接触，现有的工业体系，电力、电话、石油等公用工业，报纸、杂志、网络等大众传媒，股票和证券，还有制造业等，无不来自西方，但我们对此视而不见，不会看到西方给我们带来的物质以及社会文明多方面的贡献，以往只会片面强调苦难、伤害等负面的东西。有意思的是，到今天中国企业也走出去时，这就变成了：外国人到中国投资是剥削，而中国企业走出去就是给别人贡献。这难道不矛盾吗？这样一种情绪化的、明显带有双重标准的世界观，恐怕不能支撑起中国的崛起。为了让中国社会长久持续稳定发展，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类教科书都必须改变，许多过时的东西应该改掉，与时俱进，否则会为未来的中国留下后患。
您曾经说过，一个典型中国人的一生是不幸福的，如何理解这句话？
陈：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的政治使命感太强，精神包袱太重。过多的政治使命感使中国人太容易被机会主义者利用，在过去150年里为多次政治运动提供了方便。不仅历史上为政治而牺牲的人前赴后继，即便是现在，很多中国人三句话有两句半是在谈论国家的前途和大政方针问题。相比之下，美国人一有时间就到沙滩、酒吧去玩，较少谈论政治，更多时间花在家庭上。于是，有些中国媒体嘲笑美国人政治冷漠、不爱国。
但事实上，在任何社会里，如果太多的人整天都在谈论政治，那恰恰表明那个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还太不幸福。如果不健康、不公正和冤屈的事情太多了，如果人们没有安全感并对自己的未来没信心，人们当然只好靠谈论政治来索求更好的未来。结果，政治在人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这是一种不幸；而在美国，社会的制度框架已经相当成熟和稳定了，人们对政治有信心，有安全感，甚至谁上台都无所谓，有了这样的前提，人们已经没有必要对政治念念不忘了，用不着十句话有九句离不开政治、离不开“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所以，要增加人们的幸福感，最根本的是要在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让人们获得不用总谈论政治的幸福，生活不应该总那么沉重。—— 我不是呼吁中国人不要关心政治，在目前的状态下的确无法不关心国家大事，也应该关心。但是，我真心希望有那么一天，中国也能进入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境界：让本能对政治有兴趣的人去投入研究政治或从事政治，但更多人不必关心政治，不必为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而是专注享受生活，花更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到那种时候，中国人才算是真正幸福了。
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一点是肯定的，大多数学者选择投身于学术研究，无疑是出于对这一行的热爱，他们的道德情操普遍会很高。但学者也是人，有家人和小孩，要养家糊口，他们给企业或其它单位做咨询、做参谋时，当然应该得到收入，不应该是免费服务，他们也有权利这样做。不过，为了规避利益冲突，在学者公开针对涉及具体公共利益的问题发言时，应该披露是否跟相关利益集团有利益关系，有没有经济利益在其中。只要有这种披露，读者和听众可以自己做出判断，就可大大减轻潜在利益冲突。显然，如果因为有潜在利益冲突就完全不让他们发言，那对社会也是一种损失，因为他们往往是某些领域的专家。
但是，政府部门的官员以及政策研究部门的人，应该回避跟企业的经济关系，不能收费，包括出席会议发言时，他们不应该收红包之类的东西，他们已经拿着国家经费和工资，更掌握行政权和政策决定权，利益冲突会太大。像国务院下属的智囊机构，不应该一边拿着政府的钱一边又为企业做咨询，甚至帮助企业游说来影响政策，这是不可饶恕的。在美国，证监会的人被请吃饭或开会时，是一定要给自己的那一份付帐的，更不会收红包，就是怕出现利益冲突。
如何才能尽可能准确地界定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的形成和表达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声音如何得到表达和体现？
陈：在农业社会，人们之间的联系很少，湖南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对其他地方可能影响不大，所以公共利益的事情不会太多。但现在不同了，经济全球化让几乎所有的问题都牵涉到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影响如此之广，不要说官员、学者、业者，就连个人的吃住行都会影响到公共利益，就要求社会在公共利益的形成和表达过程中要充分保护弱势群体。这一目标的实现，当然不能靠强势者的善意，不能只指望道德发挥作用，而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刚性架构：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进行决策的民主化建设，允许广泛且不受限制的讨论，建立民主制度和法治，完善社会冲突的谈判和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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