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的演变编辑本段回目录
国家安全关系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研究国家安全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是密切相关的,且两者均直接受到所处的时代性质、特点影响。本文主要从历史演变中窥见信息时代国家安全的本质及其特征。
一、国家利益是研究“国家安全”的逻辑起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科索沃战争、“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研究、探讨国家安全问题的大讨论,许多国家纷纷加强对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如美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认为,“从我们的国家成立以来,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某些要求始终没有改变。我们不仅要在国内,而且要在国外保卫美国人的生命和个人安全。我们应该捍卫美国的主权、政治自由和独立。我们的宝贵财富、国家制度和领土应该不被侵犯。”俄罗斯在俄联邦安全法中对安全所下的定义是“安全是个人、社会和国家生死攸关的利益受到保护的状态”。在俄联邦总统给联邦会议的《关于国家安全》报告中,对国家安全作了更为细致的描述:“国家安全可以理解为国家利益免受内外部威胁的保护状态;这一状态能够确保个人、社会和国家向前发展。”[1]23
此外,其他国家以及研究国家安全问题的专家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国家安全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描述。尽管国内外研究国家安全问题专家学者和一些国家的法律文件都认为国家安全是个人、社会和国家生死攸关的利益受到保护的状态,也就是使关系国家生死攸关的利益不受威胁,不受侵害的状态。但是许多关于国家安全的理论在分析国家安全问题时,往往又缺乏对国家利益的系统分析。我们认为,研究国家安全理论,首先应紧紧抓住国家利益这个逻辑起点,全面系统地分析国家利益的内涵、外延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形态,才能对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给予准确系统的把握。
二、国家利益的实质及构成的演变
(一)国家利益的内涵
研究国家安全首先要研究国家利益,这是大多数研究国家安全的专家学者都一致同意的基本思路。然而,在回答和理解什么是“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却出现诸多分歧。如有人将“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化,把自己所推行的方针、政策随意夸大为“国家利益”,甚至把“国家利益”当作干涉别国事务的一个幌子;有人将“国家利益”泛化,试图把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基本利益、国内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利益以及与其他国家关系中的利益都详尽列举出来,湮没了国家的根本利益;还有人把“国家利益”的内涵当作凝固不变的教条,忽略了它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的不同特征。我们认为,“国家利益”应该是一个组合概念,可以给国家利益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即国家利益是关于国家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各种客观对象的总和。从本质上看,它属于社会经济基础范畴。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认识国家利益就会发现,国家利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其实质和内涵也发生相应的改变。
(二)国家利益的构成
对于国家利益的构成要素,国内外理论界有很多探讨。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奥古斯德认为,国家利益包括的要素有:国家的生存和自保,包括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基本政治保持;经济自给自足;国家威信;对外扩张。在美国陆军军事学院1983年版《军事战略》第15章中,将国家利益表述为“保持生存”、“领土完整”、“经济繁荣”和“世界秩序”四个方面。西方学者杜查希克则把国家利益归纳为五个要素:(1)国家有形本体的保存。这主要指国民的生存,因为只有国民存在,国家与民族才能存在;(2)信仰系统,如民主、自由、独立、和平,等等;(3)政治制度;(4)经济系统,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的繁荣;(5)领土完整[2]98。西方学术界有人还将“国家利益”区分为9种类型:(1)根本利益;(2)次要利益;(3)长远利益;(4)可变利益;(5)总体利益;(6)特殊利益;(7)认同利益;(8)协调利益;(9)冲突利益。前6种属国内利益,后3种属国际利益,一国的国家利益即是国内利益与国际利益的总和[3]31。
目前,我国有些学者将国家利益分为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两大类[4];也有的学者概括为国家安危、兴衰和荣辱,或者国家安全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政治利益3个方面;还有的学者将国家利益概括为7个方面,即政治制度的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科学技术进步、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教育制度和文化传统、资源和领土的完整、外交的独立自主。这些专家和学者的概括,基本抓住了国家利益的构成要素,但从理论上阐述这些要素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尚不够明晰;有些划分存在着相互交叉和重合的关系;它们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对不同历史时代的国家利益进行区分,比如农牧时代的国家利益、工业文明时代的国家利益、信息时代的国家利益,其内涵与结构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只有把不同历史时代的国家利益区别开来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国家利益的实质和内在结构。
(三)国家利益的历史演变
不同的社会文明阶段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不同发展进步水平,研究国家利益的发展演变规律要从社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去探索。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农牧文明时代的国家利益及其构成
农牧文明时代的国家主要是指处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国家。在这个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社会生产主要是“人种天收”的农业生产和以驯养野生动物为主的牧业生产。农牧文明时代社会生产力的状况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可耕种的土地数量;二是劳动力数量(也可以笼统称为人口数量)。该时代的国家利益可以分为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两部分:生存利益主要是保持领土主权,保持对国民的统治,国民能够与土地有效结合,生产出充足的农牧产品,主要体现为一定规模的领土、适度数量的人口、满足所有国民生活需求的农牧产品和具有保证国家安全的军事实力等;国家的发展利益主要指领土的拓展数量和国民的增加数量,包括政治、经济管理水平、经贸发展状况和军事扩张能力等,其中,领土和人口是国家根本利益,而军事实力是国家维护和拓展利益的主要工具。
2.工业文明时代的国家利益
在工业文明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特别是高效率的机器设备的生产,使
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人们不仅能够生产自然产品,而且可以进一步改造加工自
然产品,甚至可以创造自然界没有的产品。在这个时代,由于生产对能源(如石油、煤炭等)和重要矿产
资源(如铁、铜、铝、锰等金属矿石)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的发展主要是机器设备、能源和矿产资源开
发和拓展。这时国家生存利益主要包括领土面积、劳动力数量、机器设备数量、矿产资源数量、生活资料
数量等;国家的发展利益包括军事实力、科技发展水平、教育发展状况、国际经贸状况、政治、经济管理水
平,等等。在这个时代,国家的根本利益不仅体现在领土、国民数量的多寡上,而且更为重视对重要工业
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占有和拓展上。而军事实力依然是维护、发展国家利益的主要工具。
3.信息文明时代的国家利益
随着计算机、通信、交通运输和航天科技的飞速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联合、协作和交流变得十分经济、便捷、快速。另外,由于各种国际性、地区性协调组织的建立和作用的不断深化,使经济全球化,思想文化融合化,经贸关系自由化已成世界各国的共识,同时也是发展各国经济的必然选择。在这种条件下,过去作为国家主权象征的土地、能源、资源和劳动力逐渐失去了国家垄断性保护,在世界市场自由流动。为此,各种各样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自由流通的国际市场上,市场竞争的主流不再是商品的数量、品种、资源和价格的竞争,而是产品科技含量的竞争。国家的领土面积大小、资源丰盈程度、人口的多少已经失去作为衡量国家强弱的标准。而一个国家高科技人才的数量、高科技成果的占有率、转化率却成为衡量一国国力强弱的基本要素。随着土地、资源和人口在国家发展中地位的降低,军事实力在国家发展中主导作用也随之改变,即由过去发展经济的主导地位变为保障地位。由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影响国家发展的因素出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国家利益的结构体系也有日益复杂化的趋势。国家利益结构体系如果按各种影响因素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来划分,可以把国家利益分为核心利益、基本利益和一般利益三个层次;其中高科技人才的数量和结构的合理性应该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领土面积、能源资源的数量、人口的数量等应作为国家的基本利益,而环境质量、生物品种、卫生状况等应作为国家的一般利益。如果从国家生存和发展需要来分,国家的生存利益包括领土面积、能源资源数量、适当的劳动力数量、一定的生产资料数量和生活资料数量、军事实力;国家的发展利益主要包括高科技人才的数量结构、国家教育水平、经贸发展水平、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水平、社会信息化发展水平、思想文化发展状况和融合度等。
通过对国家利益的系统分析可见,国家利益的实质和表现形式不是凝固不变的,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维持和发展国家利益就是维持和发展国家的生产力。在农牧时代,发展生产力主要靠增加自然资源量(如土地、劳动力)的投入(即通过粗放式发展道路);而实现工业时代,发展社会生产力主要也是通过增加自然资源、能源的投入,但其中需要一定科学技术的投入来推动;在信息时代,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不要自然资源、能源,而是主要通过提高或增加其科技含量或水平而实现。
(四)保障国家利益途径的演变方向
由上可知,在农牧时代,保障、发展国家利益通过发展壮大军事实力是主要途径(发展社会生产力所需要的自然资源是可以通过军事掠夺获得的);在工业时代,保障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主要靠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投入,因此,拓展和掠夺殖民地,谋取发展工业所需的能源、资源成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或国家利益)的基本途径。在工业社会,由于发展工业生产力的基本条件仍然取决于自然资源的丰盈程度,因此,通过军事扩张和掠夺的方式仍然是保障和发展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在信息时代,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军事扩张和掠夺不能像掠夺自然资源那样去掠夺科技发明创造,军事实力仅具有保障国家利益的作用,而不再具有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在信息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维持、发展国家利益的主要途径是培养、吸引、凝聚高科技人才。
三、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及其特点
我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把研究对象紧紧锁定于国家利益这个核心范畴上,系统分析了不同历史时代“国家利益”的本质、内涵及影响因素的发展演变过程,从而进一步揭示了国家安全的实质、内涵、影响因素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回顾国家产生后的数千年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力量是军事实力的后盾。历史上,大国的兴起,起于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大国之衰,也衰于原有生产力的没落。国家安全的状况与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具有正相关的关系。通过对信息时代国家安全的系统分析可以将这一时代国家安全的主要特点概括如下:
(一)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具有一体化、系统化的特征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具有不断增加的趋势,故而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也具有不断复杂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通过对影响国家安全因素进行历史的系统分析,我们发现影响国家安全要素的内部结构具有系统化排列的特点。首先,在影响因素的逻辑结构上,呈现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因素———其他因素四级决定与被决定的排列结构。根据各种要素在国家安全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划分,其内部因素可以分为核心要素、基本要素和一般要素三个系统层级关系。在信息时代,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是高素质科技人才的扩展和安全;基本要素为:信息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地缘安全、思想文化安全、军事安全五个方面;而一般要素为:生态安全、医疗卫生安全、宗教安全、民族安全等方面。核心安全要素是国家安全的主导因素,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环节,或者说它是国之根本;而基本安全要素是由核心要素决定,是构成国家安全系统的主干;一般要素是受基本要素决定的因素。通过对信息时代影响国家安全因素的系统分析,使我们系统地把握了信息时代影响国家安全因素的发展演变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为我们探索信息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正确途径和方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具有弱军事化的特点
在农牧时代、工业时代,发展社会生产力主要靠增加自然要素,而获取这些要素可以通过军事掠夺这条捷径来实现。所以,发展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通过加强军事实力,就可以达到目标。在信息时代,发展社会生产主要不再是粗放式扩大再生产(或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而是集约式扩大再生产(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也就是通过增加生产的科技含量,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发展社会生产力。军事实力由过去作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变为社会生产力的保障因素。在这个时代,发展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的最根本途径不是提升军事实力,而是发展教育、提高高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并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制度。在信息时代,生产力不行,即使军事实力再强,有时也很难保证国家安全,比如前苏联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典型。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发展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提高科技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所以,信息时代,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非军事化的特点。
(三)信息时代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多元化
在信息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全球化,影响或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呈日益增加之势。当全球化进程行进到20世纪最后十年的时候,重大的国家安全事件证明,军事威胁已经常常不再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或核心因素。尽管传统的领土争端、民族纷争、宗教冲突以及势力范围的划分,仍是人们干戈相向的几大动因,但这些传统因素已越来越多地与争夺市场、争夺科学技术优势、争夺高科技人才、争夺有限的太空资源、争夺有限的生物DNA资源等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性因素交织在一起,并且不断让位于这些因素,形成了威胁某个或某些国家安全的新形态。这类形态从外观上看可能毫无军事色彩,因而被某些观察家们称为“亚战争”或“类战争”,但其在所攻击的领域里造成的损毁,却绝不亚于一场纯军事战争。对比传统意义上国家间的军事冲突,全球体系下的安全威胁概念越来越模糊。在信息时代,对国家安全威胁的因素越来越多,而造成威胁的主体却越来越模糊。
(四)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具有共生性、多样性特点
在农牧时代和工业时代发展社会生产力主要依靠增加社会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投入来实现,在世界不可再生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一国国家利益的增长,就意味着它国国家利益的相对减少。因此,这时的国家安全表现为“单一性”或“零和化”。所谓“单一性”、“零和化”,是指一国安全的增长就意味着它国安全的降低,世界各国对本国的安全都是“自助”的,因而就形成了世界安全的困境。在信息时代,发展社会生产力不再取决于不可再生资源的投入数量,而是取决于科技含量的投入多少,科技含量的多少取决于科技人才的数量、质量,科技人才的数量质量又取决于一国的教育规模和水平。在信息时代,各国发展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水平是互不相干的,它们之间不存在“零和化”的问题,所以,在信息时代,世界各国的国家利益不存在单一性、零和化,各国的国家安全也不存在单一性、零和化,而具有多样性、共生性的特点。在存在核威慑的条件下,一国安全不仅包括自身或其同盟国,甚至还要包括其对手和中立国。我们要么同所有国家享有共同的安全,要么什么都没有。国际安全必须建立在共享生存的基础上,而不是以彼此毁灭相威胁。各个安全主体在追求自身安全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其他安全主体的安全和国际社会整体的安全,否则就无安全可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得安全的共生性明显增强,各国的共同安全利益上升,相互依存加深,安全已不再是“零和”游戏。“所有国家,哪怕是最强大国家,最终也将依赖于别国的良知与克制。”这就在客观上要求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共同抵制和摒弃冷战思维。
(五)信息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日益复合化
在农牧时代和工业时代,由于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军事和政治方面,所以,实现安全的手段自然也主要是军事手段和政治手段。在信息时代,由于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即安全威胁的多元化,也带来了实现安全的手段、方式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国家安全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安全,而是对涉及整个国家利益安全的所有方面。把政治(国家意志、价值观和凝聚力)、军事因素与经济、文化、人才、外交、技术、环境、资源、民族等因素叠加在一起,把军事和非军事两大领域间所有维度、所有手段组合起来,形成系统安全手段。“过去,对一个大国的考验是其在战争中的实力,而今天,实力的界定已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实力。科技人才、关键技术、教育水平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竞争中正变得日益重要。”[5]235
(六)信息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范式———经济战争
在信息时代,由于国际竞争内涵和形式的改变,国际竞争主要体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是科技人才的竞争,科技人才的展示舞台集中于经济领域。经济发展能力成为一国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国家间的矛盾、冲突也集中体现于经济领域,因此,解决国家矛盾冲突的最高范式,或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形式也不再是军事战争,而是市场化的经济战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日贸易摩擦和汇率战、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21世纪初中美、中欧之间持续不断的反倾销、反贸易壁垒、维护独立货币体系与逼迫货币升值,遏制金融投机、阻击热钱偷袭等经济战的咄咄逼人之势,正呈现一浪高过一浪、一波急于一波的态势,其内容可谓复杂多变、异彩纷呈,其方法可见内堵外压、打进拉出、软硬兼施变化多端。经济战已经成为国际斗争最普遍、最经常、最基本的范式,经济战将由过去维护国家安全的辅助形式转变为主要、基本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