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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慨与希望的网络》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愤慨与希望的网络》:曼纽尔·卡斯特是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目前主要从事传播学研究,探讨权力与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本书是卡斯特2012年新作,作者70高龄仍笔耕不辍,实在令人感动。相对于Communication Power偏重于理论建构,本书则在前者的基础之上用丰富详实的案例,为我们描绘出当今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运动的壮阔图景。值得从事政治学、传播学等专业研究的读者一读。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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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编辑本段回目录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精装]   
 ~ Manuel Castells (作者) 
  • 出版社: Polity Press (2012年10月12日)
  • 精装: 322页
  • 语种: 英语
  • ISBN: 0745662846
  • 条形码: 9780745662848
  • 商品尺寸: 21.6 x 14 x 1.9 cm
  • 商品重量: 517 g
  • ASIN: 0745662846

内容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本书是卡斯特2012年新作,作者70高龄仍笔耕不辍,实在令人感动。相对于Communication Power偏重于理论建构,本书则在前者的基础之上用丰富详实的案例,为我们描绘出当今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运动的壮阔图景。值得从事政治学、传播学等专业研究的读者一读。 

作者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Manuel Castells is University Professor and Wallis Annenberg Chair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as well as Professor Emeritus of Sociology and Plann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He has published 26 books including the trilog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translated in 22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Power". He is a 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the British Academy,  the Academia Europaea, and the Spanish Royal Academy of Economics. He was a founding board member of the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He was awarded the 2012 Holberg Prize from the Parliament of Norway. 

图书目录编辑本段回目录

Opening: Networking Minds, Creating Meaning,
Contesting Power
Prelude to Revolution: Where it All Started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Dignity, Violence, Geopolitics: The Arab Uprising
A Rhizomatic Revolution: Indignadas in Spain
Occupy Wall Street: Harvesting the Salt of the Earth
Changing the World in the Network Society
Beyond Outrage, Hope: The Life and Death of 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s
Appendices 
Networks
Hybrid space 2
Consensus_Flow


内容选载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个人层面上,社会运动是情绪的运动。抵抗运动并非开始于某个计划或政治策略──这些要等到来自运动外部或内部的领导力量出现,才会开始促进政治、思想和个人议题,这些议题与运动的起因和动机或许有关,也或许无关。但社会运动的爆发,总是从情绪转变为行动开始。

根据情感智能理论,与社会动员和政治行为最相关的情感为恐惧(属于负向情感)以及热情(属于正向情感)。正向与负向情感,分别连结到人类进化而成的两套基本动机系统:接近与回避。

接近系统连结到寻找目标的行为,引导个体去获取有益的经验。个体采取行动去达成自己重视的目标时,会怀有热情。因此,热情直接关联到另一个正向情感:希望。希望将行为投射到未来。由于人类心理的一个显著特征为想象未来的能力,因此希望是支持目标寻找行为的基本要素。

然而,为了怀有热情及燃起希望,个体必须克服由回避动机系统所带来的负向情感:焦虑。焦虑是对外部威胁作出的响应,代表遭受威胁的个体无力掌控环境。因此焦虑会导致恐惧,并且瘫痪行动。在社会政治行为上,克服焦虑经常起因于另一个负面情感:愤怒。愤怒会随着感受到不公义的行为,以及识别出该行为的肇事者而上升。神经学研究显示,愤怒与冒险行为相关。一旦个体成功克服恐惧,就由正面情感接手,此时将以热情激励行动、以希望预期冒险行动的回报。

不过,要形成社会运动,个体激发的情绪必须与其它个体相连结。这需要某种让单一个体经验与他人交流的过程。进行交流的过程,有两个必备条件:讯息传送方和接收方的认知一致,以及有效的通讯管道。交流过程的同理作用,建立在与那些激发原始情绪爆发者相似的个人经验上。

具体来说:当许多个体感到受辱、被剥削、被忽略或被扭曲,一旦他们克服了自身的恐惧,就已准备好化愤怒为行动。当他们认知到认同的某人遭遇到难以忍受的事件时,他们会将愤怒升级,以表达愤慨来克服恐惧。如果能透过交流过程建立某种共患难的形式来分享感受,会更容易达成此种认同。

因此,使个体连结经验、形成运动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足以传播事件及其依附情绪过程的通讯机制。交流过程愈快、互动性愈高,就愈有可能促使集体行动的机制形成。这个过程根基于愤慨,以热情推动,并由希望激发。

从历史上来看,社会运动依赖特定通讯机制的存在:谣言、布道、手册和宣言,从讲台、出版界出发,透过种种可行的交流方式,在人与人之间流传。在我们的时代,多重模态的横向交流与数字网络,是史上最快、自主性、互动性、可重编程性及自我扩张性最高的交流方式。

从事社会运动之个体间的通讯机制,决定了社会运动本身的组织特性:通讯方式愈互动、愈能自我建构,组织的层级就愈少,而运动的参与度愈高。因此,数字时代的网络化社会运动,足以成为社会运动的一种新的型态。

如果社会运动的起因,来自个体情绪及其基于认知同理的连结,那么传统上视为社会改变起因的想法、意识形态与计划提案,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们是将一时的情绪,导向深思熟虑与建设实作时,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运动实践时引入这些想法,也是一种交流的过程。它的建构方式,决定了这些思想因素在社会运动的意义、发展和影响上的作用。愈多的想法从参与者自身的运动经验中产生,运动就愈具代表性、愈热情且充满希望;反之亦然。

我们在这本书里分享的网络化社会运动经验,将持续对抗及辩论、进化,并且最终从当前所处的状态里消失,如同历史上所有的社会运动一样。即使它们侥幸转变为政治势力、政党或某种新的机构形式,它们也会因为这个事实而脱离当前的状态。

要评估一个社会运动的意义,只要问它的实行过程中,在社会和历史上造就了什么,以及它对于参与的个人、它尝试转变的社会,造成了哪些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要评价这些运动的最终结果还太早了,但我们可以说:政体已经改变、制度已被挑战,而志得意满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信仰,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已经动摇,或许是以不可逆的方式。

归根结柢,社会运动能留给后人的,就是透过行动所造成的文化改变。如果我们能换个角度思考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某些关键层面,制度终将在某个时间点屈服。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虽然历史上的改变并不遵循一条既定路径,因为历史往往毫无道理。从这个角度来看,方兴未艾的网络化社会运动,能留给后人什么呢?民主。崭新的民主形式。人类古老的、从未达成的抱负。

在任何社会运动中,需求和渴望都有多种表达方式。这些是人们抛开挫折、打开梦想许愿盒的解放时刻。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些运动的主题和行动里,发现各式各样愿景的投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残忍经济体制的严厉批判:这体制把每天受苦的人肉之躯作为能源,提供给投机性金融市场的自动机器。

然而,如果有一个首要主题、一个迫切的吶喊、一个革命性的梦想,那就是对于新政治商议、表现和决策形式的呼唤。这是由于有效且民主的政体,是达成需求和计划的先决条件。如果人民没有自治的方法和工具,设计最完善的政策、最复杂的策略、立意最良善的计划,都可能在实行时变得无效或被扭曲。是工具决定了功能。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让经济体系重视人的价值、让社会服务于人民对幸福的追求。全球的网络化社会运动,一次又一次召唤着新的民主形式,以及它在运动实践的过程里能适用的普遍原则,而非辨别特定的程序。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中,此运动及大众舆论,都一致谴责现行体制对民主理念的嘲讽。

这不只关乎政治人物的主体性(这些人在自己的心理框架里,通常都真挚且诚实),而是这个体制──这个没人亲眼见过,但无所不在地影响了每个人生活的隐晦实体──必定有哪里出错了。

因此从绝望的深处、从世界各地,发起了一个梦想和一个计划:改造民主,并依据人们在精神上共同分享,却在日常经验中总被忽略的原则,来寻找人类集体管理生活的方法。这些网络化社会运动是民主运动的新形式,是在环绕着本地与因特网的互动而建立的自治空间里,重建公共领域的运动。这是公民集体决策的实验场,也是将互信重建为人类互动基础的尝试。

这些运动里的人们,认知到启蒙运动的自由革命中开创的思想,并揭露现行体制对这些原则持续的背叛,例如对女性、少数民族及被殖民者完整公民资格的否定。他们强调基于公民的民主,和将城市出售给最高出价者之间的矛盾。他们声张原地重建的权利,要在目前的制度达到自我毁灭的门坎时,建设出新的开始。这些是运动参与者自己的想法,我只是引用他们的句子。网络化社会运动能够留给后代的,就是提出重新学习如何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在真正的民主里。

单靠压迫的体制难以维系,折磨肉体永远不如塑造思想有效。如果社会大多数人的思想,都与政府制度和法规所赋予的价值观和规范背道而驰,那么体制终究会改变,虽然改变后的体制不一定能履行社运者的理想。因此,权力斗争的根本,在于人们如何在自己心中创造意义。

人类主要透过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创造意义,将大脑神经网络、自然环境网络、社交网络连结起来。要创造网络连结,主要是靠沟通,也就是交流信息、共享意义的过程。

从整个社会的层次来说,意义创造的主要来源,是社会化交流的过程。社交沟通存在于超越人际沟通的公共领域里。通讯技术在数字时代的持续转型,已经把通讯媒体的覆盖范围以网络化的形式,扩展至社会生活中的各个层面。这种领域上的扩展同时及于全球和本地,既能普遍适用,也能为特定目的而不断重新订制。意义建构的过程可谓千变万化。

然而,所有象征符号的建构过程,都有个共通的特点:它们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多媒体通讯网络上所创建、格式化和扩散的讯息与框架。虽然每个人的心灵对沟通材料都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从而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意义,但这个精神系统上的处理过程,是由沟通环境条件所调控的。

因此,沟通环境的改变,除了会直接影响意义建构的形式,更会影响权力关系的产生。近年来,在沟通领域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是我称为大众自行传播的兴起——也就是利用因特网及无线网络,作为数字通讯的平台。

称之为大众传播,是因为它处理的是群众之间的讯息传递,可能牵涉到多组接收者,并连接到无止尽的网络,把数字信息传递到周边地区与世界各地。此外,它也可称为自行传播,因为讯息的产生是由发送者自己决定,接收者也是由发送者指定。要从通讯网路取得哪些讯息,则是由接收者自行选择。

大众自行传播是建基于互动沟通的横向网络,政府或公司很难完全控制。此外,数字通讯以多种模式同时并行,并且随时可引述全球超文本上的信息;交流者可以根据沟通的特定目的,把这些内容重新混搭使用。

大众自行传播提供了独立于社会体制的技术平台,为致力于社会沟通的个人与团体建立自主权。这就是政府害怕因特网的原因,也令企业对它又爱又恨:他们试图从中牟利,又同时想要缩限其释放自由的潜力(例如对档案共享的箝制,或对开源网络的限制等等)。

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我称之为网络社会。其中的权力是多维度的,在各个人类活动领域的网络里,根据当权者的利益和价值而分布。这些权力网络,影响人类心灵的主要(但不是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大众传播的多媒体网络,来行使自己拥有的权力。因此,沟通网络是产生权力的决定性来源。

各个人类活动领域中的权力网络彼此都有关联,例如全球金融网络和全球多媒体网络两者,便紧密相连在一起,成为拥有非凡权力的元网络。然而,它并未掌握所有的权力,因为金融与媒体的元网络本身,就要依赖其它主要网络,如政治网络、文化产业网络(其中包括各类文物,而不仅是通讯产物)、军事/保安网络、全球犯罪网络,以及由科学、技术、知识管理产业和应用组成的,彻底全球化的网络。

虽然这些网络不会合并,但它们会建立起战略性的伙伴与竞争关系,为实现具体项目而创建新的特设网络。它们之间有一项共同的利益:透过主要为他们利益和价值服务的政治制度,来掌控界定社会规则和常模的能力。

因此,国家与政治制度周边的权力网络,确实在整个权力网络建构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国家的协调和监管职能,首要之务是确保系统的稳定,以及各个网络中权力关系的再生产。例如在 2008 年金融市场崩溃时,各地政府都被要求提出救助。

除此之外,各个社会领域中的权力行使,也必须通过国家体制,才能在不得已的最后关头取得国家专有的暴力。因此,虽然权力所依附的意义建构要靠通讯网络来传播,但国家是确保所有其它网络可以正常运作的预设网络。

各个权力网络要如何互相联系,同时又能保留各自的影响范围呢?我认为这要靠网络社会中权力建构的基本机制:交换力。所谓的交换力,就是将两个以上的网络连接起来,来让它们于各自领域掌握更多权力的力量。

这样说来,在这个网络社会里,拥有权力的人,是人们生活中主要网络(政府、议会、军队和保安机构、金融、媒体、科学和技术机构)的编制者,以及那些操作不同网络之间连接的交换者(例如跨足政治的媒体大亨、从金融界取得资源的政治精英、受政治精英包庇的金融机构、跟金融机构关系千丝万缕的媒体企业,以及由大企业资助的学术机构等等)。

如果权力依靠网络的编制与切换来运作,那么反权力者,就要通过重新编制网络,让它们建基于别的利益和价值之上,并且拆解现行主导的交换模式、在抵抗者网络与各社运网络间建立新的交换连结,才能达成改变固有权力关系的目的。社会变革的参与者,可以利用相应于网络社会中权力运作的形式与过程,来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

通过生产大众媒体讯息,并发展横向沟通的自主独立网络,信息时代的公民可以运用他们的痛苦、恐惧、梦想和希望为材料,为自己的生活编制出全新的程序。他们通过分享自身的经验,来建立新的项目。他们占据媒体、建立讯息,颠覆了传统的沟通模式。他们把自己的愿望连结成为网络,从而克服了孤独绝望的无力感。他们指认出现行的权力网络,因此可以与权力正面对抗。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推行社会运动往往会产生全新的价值观和目标。社会制度为了彰显这些价值观而改变,继而为组织社会生活创造新的常模。社会运动行使反权力的首要之务,就在于建立不受体制权力影响的自主沟通。由于大众媒体大都由政府和媒体企业所掌控,在网络社会里,沟通交流的自主权,通常都建立在因特网和无线通讯的平台上。

在在线社交网络里,人们可以不受拘束的商议及协调各类行动。然而,这只是社会运动与大众沟通过程的一部分。他们还需要在城市空间里,创造自由小区、建立公共空间。由于宪政体制下的公共空间(也就是法定的审议空间)被占主导地位的精英和他们的网络占据,社会运动需要开拓出一个全新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不只限于因特网,而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能看见的平台。

关键在于,这个由在线空间与城市空间共同组成的、全新的公共空间,是为了自主交流而存在的。沟通的自主权是社会运动的精髓,因为有自主权的存在,运动才得以形成,社会运动也才能与社会大众连结起来,超越当权者对通讯权力的控制。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thecrankysociologists.com/2013/06/02/book-review-networks-of-outrage-and-hope/
http://pugs.blogs.com/audrey/2013/12/networks-of-outrage-and-hope-2.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E1MDE4Mzg4.html?f=1956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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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愤慨与希望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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