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指挥机构网络化研究编辑本段回目录
信息系统首先是网络，信息系统对作战指挥机构的影响，首先是网络对作战指挥机构的影响。通过分析作战指挥机构这一组织与信息系统这一网络的相互关系，可以理清信息系统对作战指挥机构的影响，进而归结作战指挥机构向网络的转化过程。这个过程有助于增强对作战指挥机构网络化的规律性认识。
一、信息系统与作战指挥机构的关系
（一）指控终端是信息系统和指挥机构的“纽带”
信息化条件下，信息系统的信源和信宿从传统军事通信系统变成了指挥机构中指控终端和各类传感和作战终端。基于此，通过对信息系统设备结构、装备结构、协议结构和网系结构的顶层设计，可以在基础层解决互联互通问题，在应用层解决互操作问题，实现战场感知空间的扩展和指挥链条周期的节略，为信息系统指控功能的有效发挥创造条件。信息系统中指挥业务系统和辅助决策系统等担负大量传统指挥机构中参谋人员的工作和职能，将逐渐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力量参与一般性指挥业务工作，并同传统参谋人员一起成为行使指挥机关职能的“主体”。指控终端进行一般性指挥业务，能够及时准确地保障指挥员进行指挥决策，提高指挥效率。
（二）信息流是信息系统和指挥机构的“粘合剂”
作战指挥活动是一个指挥信息流形成、传递和使用的循环往复过程。信息流包括信息源、信息中介、信息用户和信息环境等四个要素，是整个作战指挥过程的“神经”和“血液”。信息系统是指挥信息的中介，指挥机构是指挥信息的用户，信息系统为指挥机构提供信息，保障其进行作战指挥活动。同时，信息系统与指挥机构互为信息交互的主体和客体，而指控系统是连接主体和客体的纽带，信息流的有序集散是信息系统同指挥机构联合的“粘合剂”。 在作战指挥活动中信息流的变化包含了其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而造成信息流地位和作用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信息系统的发展变化。随着信息系统存在格局从纵向向横向延伸、其存在方式由单一性向成体系性发展，信息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网络特征。各种信息流通过信息系统进行传递，在指控系统中同指挥机构进行交互，成为指挥机构发挥指挥效能的“倍增器”。
（三）认知流是信息系统和指挥机构的“分水岭”
信息系统作为信息传输和处理的互联网络，指挥机构是信息处理和创新的军事组织。信息系统同指挥机构在信息处理上具有交集，所不同的是指挥机构具有信息系统没有的信息认知能力。指挥机构对信息的认知涉及到指挥机构本身的沟通与协同以及认知任务的解析与重构。认知流是信息流实现创新的产物，实现反馈的信息流是认知流的载体。认知流的源起不可能是信息系统中的通信系统，也不可能是指控系统，只可能是担负作战指挥任务的指挥机构中的“人”。指挥“人”独一无二的信息创新能力指明了信息系统与担负指挥任务的“人”的关系。指挥主体之间通过判断和感知，如何进行丰富而复杂的相互作用，实现指挥个体动机与指挥机构目标的统一，对信息流进行准确的认知，进而有效的创新，并付之于行动，这些都是指挥主体中“人”所担负的责任。从这一点说，指挥人员所担负的指挥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更加专业化，更具有创新性了。
二、面向信息系统的作战指挥机构网络化
（一）信息系统与指挥机构的网络化分析
信息系统是一种物理网络，由各类网络节点经各种网络协议链接而成，理想状态下属于优先依附的无尺度网络。它的鲁棒性强，能够根据战场变化和作战需求时时变化自身的拓扑结构；特征路径长度短，信息节点之间流程短，信息传输速度快；聚合度低，信息传输过程的损耗小；无尺度，信息的利用效能较高。指挥机构是一种组织网络，由各级各类指挥结点经各种指挥关系组织而成。传统指挥机构是一种规则网络，移动性较差，尺度明确，具有明显的脆弱性，编组和席位确定下来就不能随机改动；特征路径长，指挥信息流程不科学；聚合度强，并且很机械，不具有自组织能力。
信息系统与传统指挥机构网络化程度的比较如图1所示：
（二）信息系统对指挥机构网络化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系统与指挥机构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融合。信息系统中指控系统的信息处理、态势显示、辅助决策、作战试验和智能评估等功能越来越趋向智能，使其同指挥机构功能之间的融合度也就越来越高，如图2所示。信息系统自然的网络化结构，赋予了以信息系统为中介的信息流更多的网络特质，并通过指控系统传递给作为信息用户的指挥机构，如图3所示。指挥机构响应这些要求，在结构上也必然会呈现出网络化的倾向。信息系统内部实现了信息纵向直达和横向连接的功能，各级指挥者同指挥对象之间也必须具备“横向有效控制，纵向直达末端”的能力，以实现有效的实时指挥；信息系统利用互联协议实现了不同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互操作，并通过通用平台与专用模块组合，实现了指控系统的一体化，为一体化联合作战提供了技术支撑。指挥机构编成要素也必须能够在信息共享条件下自主完成作战指挥任务，并具备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与控制的能力。
信息系统各节点都具有路由功能，可根据战场变化及时分散和汇集，进行分布式自组织，确保“同一兵种内多个功能纵向贯通”与“同一功能内多个兵种横向融合”，以适应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满足一体化联合作战的需求。基于信息系统的指挥机构编组也必须打破军兵种的界限，实现融合式编组。指挥机构之间以及指挥机构内部各编组和席位需要具有较强的运动或机动能力。根据战场情况，指挥结点在空间上采取疏散配置，结点间可视情进行权力置换，涌现虚拟指挥结点，灵活遂行“并行”指挥。
（三）基于信息系统的指挥机构网络化
组织网络的概念和模式久而有之，是一种自发的无意识的组织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思想的发展，组织网络逐渐过渡成为主动意识下的网络组织。指挥机构网络的概念和模式也久而有之。随着信息系统日益网络化，指挥机构网络经历了从“统帅”到“统帅与谋士相结合”，进而到“指挥员与司令部相结合”，再到一体化的“人机交互式”指挥机构、基于信息系统网络化指挥机构以及“人机融合式”指挥机构网络的网络化发展历程。
从自发的组织网络，到提供指挥效率的组织内部网络以及提升联合优势的组织间网络化，到更具环境适应能力的网络化组织，指挥机构通过指挥机构内部的网络化和各类指挥机构的结网，形成了网络化指挥机构，实现了从基于传统人工信息处理的指挥机构网络到基于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的网络化指挥机构的转变，实现了指挥机构从被动网络化到主动网络化的转变，体现了从自发配置到层级组织，再到网络组织的指挥资源配置方式的发展过程。
指挥机构是“网络”的，它由网络构成，又由“网络”组织和运行。通过信息系统对网络化的指挥机构进行组织，使得“组织”这一静态的结构转变为一种动态运行方式，如图4所示。网络是信息共享的途径，也是信息共享的结果，信息共享需要网络，信息共享也使得指挥机构网络化成为必须和可能。以网络为基础，指挥机构可以建立起自身的网络。以信息共享为基础，指挥机构可以在信息流基础上，建立知识流网络、思想流网络、认知流网络。
三、网络化的作战指挥机构
指挥机构需要从功能和结构上进行改造，建构作战指挥体系的网络化结构和网络化的指挥机构。作战指挥体系集中统一，实行网络化布局，纵横一体，“形散而神聚”。各级指挥机构按“中心式”编成部署，战略层高度集中，战役层相对稳定，战术层分散机动
（一）网络化指挥机构的编成与编组
作战指挥体系实行网络化布局和中心式编成部署，体系内指挥机构编成“若干小型指挥单元→一个机动指挥群”，通过实时重组，形成各种虚拟编成样式。体系内指挥机构编组为指控中心、信息中心和保障中心。编组内各席位对应一台计算机或其它信息设备，编组人员根据身份选择信息系统内相应席位，采取“人机交互”的方式开展指挥业务。信息系统车载平台通过通话器连接各个乘员，通过数字总线连接车内信息设备，实现组内席位间的互联互通。指挥机构各编组通过计算机与无线电台连接，接入组外信息系统，实现编组与外部指挥网络的互联互通。编成内机动指挥群根据任务需要，可组建若干小型精干的指挥单元。群内指挥单元采取疏散部署，根据指挥职能及部署位置进行动态重组，单元部署位置以及内部编组部署位置也可随时调整、相机机动。
（二）网络化指挥机构内部的机动和涌现
机动指挥群各编组依托信息系统进行部署，利用机动平台实施机动，确保互联互通、持续指挥，确保分散配置、灵活机动。根据作战环境和指挥任务需要，指挥员可以动态、即时和无缝隙的机动或运动，在任意指挥结点重塑指挥机构，行使指挥权限。各种编组可在群中自由移动，既可作信息发送和接收节点，也可作路由节点；既可作指挥中心结点，又可作信息中心结点或保障中心结点；并能随时接入和退出。当指挥任务或指挥环境变化时，各编组能做出快速、协调一体的响应。针对特定指挥任务，部分编组通过信息系统实现网络 “集聚”， 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生成虚拟指挥单元，进行相关作战指挥活动。当指挥任务完成后，虚拟指挥单元可通过编组的退出自行解体。新任务产生或环境变化后，又会涌现新的虚拟指挥单元，遂行应急指挥任务。指挥权限和指挥原则时刻约束指挥结点“去中心化”和虚拟指挥的“涌现”，适时对指令式指挥和涌现式指挥进行切换或调整，避免指挥活动陷入混乱。
（三）网络化作战指挥机构的自组织
编组的移动以及加入退出会导致编组之间的链路增加或消失，编组自身任务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变化会使指挥网络的拓扑结构复杂多变，并且变化的方式和速度不可预测。网络化指挥机构生成的指挥网络能够针网络拓扑变化，实时做出反应，重构指挥网络。另外，在个别编组瘫痪时，指挥网络亦能自我组织，恢复正常工作。指挥网络针对编组变动的自组织能力源于指控中心对编组结构进行的自适应重组。无论指挥网络的拓扑结构如何变化，各编组都可通过信息系统获取明确的指挥意图和融合的战场态势，对作战目的、目标、力量、资源、行动形成正确的理解和统一的判读，并通过指挥信息交互，自主协调友邻，并行组织行动，自上而下的遂行作战指挥活动。
（四）网络化作战指挥机构的柔性
传统指挥机构具有刚性的结构，在作战过程中不能根据环境的变化作大的调整，缺乏必要的柔性，不具备围绕环境变化进行缓冲、适应和创新的能力。机动指挥群各编组实现了自同步说明网络化指挥机构不仅具备了应对战场环境变化的缓冲能力，还具备了对战场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机动指挥群中虚拟作战指挥单元的产生则充分体现了网络化指挥机构对作战指挥环境变化和作战指挥任务调整的创新能力。网络化作战指挥机构通过编成和编组以及战时的自组织具备了柔性结构，适应了作战指挥任务的调整和不断变化的战场环境。
一、信息系统与作战指挥机构的关系
（一）指控终端是信息系统和指挥机构的“纽带”
信息化条件下，信息系统的信源和信宿从传统军事通信系统变成了指挥机构中指控终端和各类传感和作战终端。基于此，通过对信息系统设备结构、装备结构、协议结构和网系结构的顶层设计，可以在基础层解决互联互通问题，在应用层解决互操作问题，实现战场感知空间的扩展和指挥链条周期的节略，为信息系统指控功能的有效发挥创造条件。信息系统中指挥业务系统和辅助决策系统等担负大量传统指挥机构中参谋人员的工作和职能，将逐渐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力量参与一般性指挥业务工作，并同传统参谋人员一起成为行使指挥机关职能的“主体”。指控终端进行一般性指挥业务，能够及时准确地保障指挥员进行指挥决策，提高指挥效率。
（二）信息流是信息系统和指挥机构的“粘合剂”
作战指挥活动是一个指挥信息流形成、传递和使用的循环往复过程。信息流包括信息源、信息中介、信息用户和信息环境等四个要素，是整个作战指挥过程的“神经”和“血液”。信息系统是指挥信息的中介，指挥机构是指挥信息的用户，信息系统为指挥机构提供信息，保障其进行作战指挥活动。同时，信息系统与指挥机构互为信息交互的主体和客体，而指控系统是连接主体和客体的纽带，信息流的有序集散是信息系统同指挥机构联合的“粘合剂”。 在作战指挥活动中信息流的变化包含了其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而造成信息流地位和作用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信息系统的发展变化。随着信息系统存在格局从纵向向横向延伸、其存在方式由单一性向成体系性发展，信息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网络特征。各种信息流通过信息系统进行传递，在指控系统中同指挥机构进行交互，成为指挥机构发挥指挥效能的“倍增器”。
（三）认知流是信息系统和指挥机构的“分水岭”
信息系统作为信息传输和处理的互联网络，指挥机构是信息处理和创新的军事组织。信息系统同指挥机构在信息处理上具有交集，所不同的是指挥机构具有信息系统没有的信息认知能力。指挥机构对信息的认知涉及到指挥机构本身的沟通与协同以及认知任务的解析与重构。认知流是信息流实现创新的产物，实现反馈的信息流是认知流的载体。认知流的源起不可能是信息系统中的通信系统，也不可能是指控系统，只可能是担负作战指挥任务的指挥机构中的“人”。指挥“人”独一无二的信息创新能力指明了信息系统与担负指挥任务的“人”的关系。指挥主体之间通过判断和感知，如何进行丰富而复杂的相互作用，实现指挥个体动机与指挥机构目标的统一，对信息流进行准确的认知，进而有效的创新，并付之于行动，这些都是指挥主体中“人”所担负的责任。从这一点说，指挥人员所担负的指挥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更加专业化，更具有创新性了。
二、面向信息系统的作战指挥机构网络化
（一）信息系统与指挥机构的网络化分析
信息系统是一种物理网络，由各类网络节点经各种网络协议链接而成，理想状态下属于优先依附的无尺度网络。它的鲁棒性强，能够根据战场变化和作战需求时时变化自身的拓扑结构；特征路径长度短，信息节点之间流程短，信息传输速度快；聚合度低，信息传输过程的损耗小；无尺度，信息的利用效能较高。指挥机构是一种组织网络，由各级各类指挥结点经各种指挥关系组织而成。传统指挥机构是一种规则网络，移动性较差，尺度明确，具有明显的脆弱性，编组和席位确定下来就不能随机改动；特征路径长，指挥信息流程不科学；聚合度强，并且很机械，不具有自组织能力。
信息系统与传统指挥机构网络化程度的比较如图1所示：
（二）信息系统对指挥机构网络化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系统与指挥机构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融合。信息系统中指控系统的信息处理、态势显示、辅助决策、作战试验和智能评估等功能越来越趋向智能，使其同指挥机构功能之间的融合度也就越来越高，如图2所示。信息系统自然的网络化结构，赋予了以信息系统为中介的信息流更多的网络特质，并通过指控系统传递给作为信息用户的指挥机构，如图3所示。指挥机构响应这些要求，在结构上也必然会呈现出网络化的倾向。信息系统内部实现了信息纵向直达和横向连接的功能，各级指挥者同指挥对象之间也必须具备“横向有效控制，纵向直达末端”的能力，以实现有效的实时指挥；信息系统利用互联协议实现了不同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互操作，并通过通用平台与专用模块组合，实现了指控系统的一体化，为一体化联合作战提供了技术支撑。指挥机构编成要素也必须能够在信息共享条件下自主完成作战指挥任务，并具备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与控制的能力。
信息系统各节点都具有路由功能，可根据战场变化及时分散和汇集，进行分布式自组织，确保“同一兵种内多个功能纵向贯通”与“同一功能内多个兵种横向融合”，以适应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满足一体化联合作战的需求。基于信息系统的指挥机构编组也必须打破军兵种的界限，实现融合式编组。指挥机构之间以及指挥机构内部各编组和席位需要具有较强的运动或机动能力。根据战场情况，指挥结点在空间上采取疏散配置，结点间可视情进行权力置换，涌现虚拟指挥结点，灵活遂行“并行”指挥。
（三）基于信息系统的指挥机构网络化
组织网络的概念和模式久而有之，是一种自发的无意识的组织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思想的发展，组织网络逐渐过渡成为主动意识下的网络组织。指挥机构网络的概念和模式也久而有之。随着信息系统日益网络化，指挥机构网络经历了从“统帅”到“统帅与谋士相结合”，进而到“指挥员与司令部相结合”，再到一体化的“人机交互式”指挥机构、基于信息系统网络化指挥机构以及“人机融合式”指挥机构网络的网络化发展历程。
从自发的组织网络，到提供指挥效率的组织内部网络以及提升联合优势的组织间网络化，到更具环境适应能力的网络化组织，指挥机构通过指挥机构内部的网络化和各类指挥机构的结网，形成了网络化指挥机构，实现了从基于传统人工信息处理的指挥机构网络到基于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的网络化指挥机构的转变，实现了指挥机构从被动网络化到主动网络化的转变，体现了从自发配置到层级组织，再到网络组织的指挥资源配置方式的发展过程。
指挥机构是“网络”的，它由网络构成，又由“网络”组织和运行。通过信息系统对网络化的指挥机构进行组织，使得“组织”这一静态的结构转变为一种动态运行方式，如图4所示。网络是信息共享的途径，也是信息共享的结果，信息共享需要网络，信息共享也使得指挥机构网络化成为必须和可能。以网络为基础，指挥机构可以建立起自身的网络。以信息共享为基础，指挥机构可以在信息流基础上，建立知识流网络、思想流网络、认知流网络。
三、网络化的作战指挥机构
指挥机构需要从功能和结构上进行改造，建构作战指挥体系的网络化结构和网络化的指挥机构。作战指挥体系集中统一，实行网络化布局，纵横一体，“形散而神聚”。各级指挥机构按“中心式”编成部署，战略层高度集中，战役层相对稳定，战术层分散机动
（一）网络化指挥机构的编成与编组
作战指挥体系实行网络化布局和中心式编成部署，体系内指挥机构编成“若干小型指挥单元→一个机动指挥群”，通过实时重组，形成各种虚拟编成样式。体系内指挥机构编组为指控中心、信息中心和保障中心。编组内各席位对应一台计算机或其它信息设备，编组人员根据身份选择信息系统内相应席位，采取“人机交互”的方式开展指挥业务。信息系统车载平台通过通话器连接各个乘员，通过数字总线连接车内信息设备，实现组内席位间的互联互通。指挥机构各编组通过计算机与无线电台连接，接入组外信息系统，实现编组与外部指挥网络的互联互通。编成内机动指挥群根据任务需要，可组建若干小型精干的指挥单元。群内指挥单元采取疏散部署，根据指挥职能及部署位置进行动态重组，单元部署位置以及内部编组部署位置也可随时调整、相机机动。
（二）网络化指挥机构内部的机动和涌现
机动指挥群各编组依托信息系统进行部署，利用机动平台实施机动，确保互联互通、持续指挥，确保分散配置、灵活机动。根据作战环境和指挥任务需要，指挥员可以动态、即时和无缝隙的机动或运动，在任意指挥结点重塑指挥机构，行使指挥权限。各种编组可在群中自由移动，既可作信息发送和接收节点，也可作路由节点；既可作指挥中心结点，又可作信息中心结点或保障中心结点；并能随时接入和退出。当指挥任务或指挥环境变化时，各编组能做出快速、协调一体的响应。针对特定指挥任务，部分编组通过信息系统实现网络 “集聚”， 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生成虚拟指挥单元，进行相关作战指挥活动。当指挥任务完成后，虚拟指挥单元可通过编组的退出自行解体。新任务产生或环境变化后，又会涌现新的虚拟指挥单元，遂行应急指挥任务。指挥权限和指挥原则时刻约束指挥结点“去中心化”和虚拟指挥的“涌现”，适时对指令式指挥和涌现式指挥进行切换或调整，避免指挥活动陷入混乱。
（三）网络化作战指挥机构的自组织
编组的移动以及加入退出会导致编组之间的链路增加或消失，编组自身任务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变化会使指挥网络的拓扑结构复杂多变，并且变化的方式和速度不可预测。网络化指挥机构生成的指挥网络能够针网络拓扑变化，实时做出反应，重构指挥网络。另外，在个别编组瘫痪时，指挥网络亦能自我组织，恢复正常工作。指挥网络针对编组变动的自组织能力源于指控中心对编组结构进行的自适应重组。无论指挥网络的拓扑结构如何变化，各编组都可通过信息系统获取明确的指挥意图和融合的战场态势，对作战目的、目标、力量、资源、行动形成正确的理解和统一的判读，并通过指挥信息交互，自主协调友邻，并行组织行动，自上而下的遂行作战指挥活动。
（四）网络化作战指挥机构的柔性
传统指挥机构具有刚性的结构，在作战过程中不能根据环境的变化作大的调整，缺乏必要的柔性，不具备围绕环境变化进行缓冲、适应和创新的能力。机动指挥群各编组实现了自同步说明网络化指挥机构不仅具备了应对战场环境变化的缓冲能力，还具备了对战场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机动指挥群中虚拟作战指挥单元的产生则充分体现了网络化指挥机构对作战指挥环境变化和作战指挥任务调整的创新能力。网络化作战指挥机构通过编成和编组以及战时的自组织具备了柔性结构，适应了作战指挥任务的调整和不断变化的战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