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成素质“试验品” ,不为应试“牺牲品” !
金新
近日,《都市快报》转发的《武汉七个家庭放弃城市教育山中自己办学校自己教孩子》的长篇事件通讯,竟然让我这个从教35载有余的教育工作者震惊不已。
说“竟然”,盖因如斯“对现行学校教育模式的无声反抗”实非绝无仅有,大抵本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记忆中:“(北京)在离回龙观不远的昌平区小沙河村,有一所名不见经传的类似私塾的日日新学堂。这里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回龙观地区,父母多是高校老师、白领、公务员等。这是一所体制外的学校,所有的教学和课程安排都是自主设定。”
印象里:“童话大王郑渊洁不让自己的儿子去体制内学校受教育,他亲自编写了50万字的教材,自己给孩子上课。“
……
讲“震惊不已“,盖因这些家长们“竟然”均有一个违忤现代教育科学理念的共同主张——
“在家上学”!
平心而论,上纲上线以“违忤”,无意于替“超前”之义务教育法“伸张正义”。
教育是个系统工程,按照孩子的不同生理年龄与心理年龄,教育应该有明确的不同的循序渐进的台阶式目标。从私塾而学堂是教育由模糊的约定俗成而科学精确的必然“进程”,眼下的小班化教学根本不是什么过去的私塾的“翻版”。更何况有中考与高考那一道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坎”,即便应试教育误尽苍生、罪该万死,不与之“接轨”能行吗?
“10个孩子能在这里呆到何时?如何上初中、高中?能不能考上大学?成人后如何找工作、靠什么生活?”
面对这些现实的问题,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般的消极心态,是十分危险或非常不负责任的!
站在教育普世价值的高度看,由“在校上学”而“在家上学”是教育的一种倒退!
然而,俟意识到这些家长不认同现行的学校教育体制“竟然”到了“宁成素质‘试验品’ ,不为应试‘牺牲品’”的地步,“竟然”被他们“壮士断臂”的勇气而深深折服了。
“壮士断臂”一语演化于《三国志·魏志·陈泰传》:“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壮士解腕。”
这些“壮士”家长见孩子“手腕”遭应试“蝮蛇”咬伤,危在旦夕,就立即截断,以免“毒性”扩散全身。任何一个痛恨应试教育的教育圈内人士见此当机立断,还能忍心夸夸其谈吗?
笔者曾针对素质教育的“莺歌燕舞”假象撰写过《美丽的谎言》一文,指出:“在春寒夏暑秋凉冬冷之际,看一看每天甚至是双休日迎着黎明上学与黑夜放学的莘莘学子,就可知他们是这个时代最超负荷运转的人。尤其是毕业班的学生,简直就像现代包身工,忍受着非同寻常的题海的折磨、升学的压力。据说,有的学校加上晚自修,周课时量计58节,日作业量达3小时以上,导致部分学生每天平均睡眠时间仅6小时左右。然而,我们却在天堂与地狱的边缘娴熟自如地抽打着‘擦边球’,异口同声地高唱着‘减负’的凯歌。”
“生时何必多睡,死后自然长眠。”这是堂而皇之挂在某校高三年级教室黑板上方国旗下的所谓励志标语。
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不幸的是,我们所热衷的应试教育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新华社一条有关应试教育素质不佳后果的小小的消息,可作一个有力度的佐证:“我国组队参加一个世界性的数学竞赛,在参赛的21个国家中,解题正确率名列第一,遥遥领先于美国,而建模能力位居倒数第五,不及一些教育落后的非洲国家,被国外有关专家戏谑作‘计算机’。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计算机’恰恰是被具备创新能力的美国人所发明创造的。”
缺乏创新甚或没有创新的教育,是令人窒息的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刘坚副教授痛心疾首地说:“一度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获奖的不少人不愿继续从事数学研究,个别人甚至表示一辈子不愿意接触任何数学符号。”赛前残酷无情的强化训练,依赖的仅仅是机械烦琐的题海战术。这不仅泯灭了孩子们探究科学的欲望,还深深伤害了他们幼小的心灵,致使产生了强烈的厌学心理。在学校中,孩子处于极端被动的地位,一旦由自发而自觉,势必顽强地反抗教育专制,走向成人愿望的反面。是以,一个应试教育的怪胎便降临在一片急功近利的土地上:参加国际数学“奥赛”,我国的金牌总数常常高居榜首,在我们为之欢呼雀跃的时候,国家正在为屡现数学人才断层而苦恼。
举的是理科的例子,且属“阅读”之间接感知;再另举一个文科的,并为目见之直接认识。
日前,去某省报开龙年末杂文创作座谈会,无意间在负责招工的编辑朋友处听到一组“戏剧”性对话——
一211、985高校新闻系女毕业生:“我知道自己没有背景,人也长得不漂亮,你们是一定不会要我的。”
编辑朋友:“这个‘拼爹’与‘包二奶’的社会环境令人憎恶,你确实没有关系与姿色,值得同情,但你有新闻与文学作品吗?”
看着那位女大学生尴尬的样子,心中酸甜苦辣五味俱全:“这样低素质的学生‘竟然’考进了名牌大学新闻系,还‘手不堪笔’地顺利毕业了!”
难怪我的好朋友、著名教育家与杂文家吴非先生会说:“跳蚤体长仅两三毫米,可是一次能跳20厘米高,30厘米远,堪称是动物世界的冠军。然而跳蚤毕竟是跳蚤,如果被误作龙种,那就得对盲从的人说一声‘活该’。”
“从武汉某名牌高校毕业的家长周泉说,她从两岁多进入幼儿园,前二十年人生不是上课就是考试,带孩子到村里自己教育,就是不想让两个孩子重复自己,从幼儿园开始就接受知识填鸭,让分数成为唯一目标。”
通俗而形象地说,教育是一种大脑的“装修”。
房子“装修”坏了可以进行“二次设计”(甚至不计其数!),具备记忆功能的大脑决不可能“二次‘装修’”。
就此而言:成为教育的“牺牲品”,是一种教育舍弃或损害被教育者利益的犯罪。
那么,成为教育的“试验品”呢?
窃以为,同样是一种教育的犯罪!
“试验”与“实验”不一样,是在以前没有得到结论的,或是结论没有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通过具有风险性的尝试对某个结论作进一步研究。
尽管“同样”系“犯罪”,性质则迥然有异——
应试教育就像教育的“贩毒”行径,“武汉七个家庭放弃城市教育山中自己办学校自己教孩子”的“试验”纵然失败了,亦是“戒毒”过程中措施不当的过失的“犯罪”行为。
“远离城市的喧嚣繁华,逃离升学和考试的压力……在乡下找了一所废弃的小学,自己教孩子诵经读典、练习书法。”美丽而善良得近乎使人“心碎”的教育弱势的教育“逆反”。
1901年,清政府颁布了倡导兴学的《学堂章程》,于是乎,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及四书五经的私塾和书院在“废科举、办学堂”的新政中,终于结束了延绵已久的命运,新式学堂的兴办,开启着民智、昌明着教育。
遗憾的是,一个多世纪后“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今天,华夏教育“竟然”出现了人类“返祖”现象。
救救教育!
救救孩子!
中国教育亟需“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