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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92派

“92派”是指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发明者。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企业家。《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评论“92派”说,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

目录

1992 南巡催生新一代企业家编辑本段回目录

“上世纪80年代企业家面临的主要是体制风险,市场风险较小。90年代成长的企业家面对体制和市场双重风险。因为双重风险,当时很多成功的企业,现在已经死掉;很多当时叱咤风云的企业家,现在默默无闻。新一代企业家则主要面临着市场风险。”

1992年,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转折年。这一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这一年,国家体改委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一年,党的十四大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当时,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如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等,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将之称为“92派”。他们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在企业运作上有现代观念,他们也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这一代企业家也被称为中国第二代企业家,之前的企业家是国企初步改革的厂长、经理们,或者是乡镇企业、“红帽子”企业的最高管理者们,他们所受束缚太多,有人认为,他们甚至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但是后来者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成为新一代企业家。

步鑫生、马胜利那一代

张维迎认为,国企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但后来者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成为新一代企业家。

有两则真实的故事可以说明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

第一则故事是,1985年,《中国企业家》杂志创刊,杂志社内就刊名问题产生了争论,“中国企业家”的刊名遭到有些人的反对,理由是当时只有厂长、经理,没有“企业家”,杂志应取名《中国厂长经理》。如今,《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辑牛文文感慨说,那时,中国还是“一个士农工商身份等级非常森严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企业家,只有官员,知识分子也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是配角”。

第二则故事是,2007年,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第一次将中国内地企业家纳入安永全球企业家奖的评选,与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家一起角逐“安永全球年度企业家”。2月2日晚,安永企业家奖中国2006在北京揭晓,结果入围的企业中并没有国企的老总。安永中国区运营主席胡展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各机构推荐名单中,都没有人推荐国有企业的老总。在此之前,我们为此和全球总部进行了多次沟通,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国企,如果国企不参与,将很难真正代表中国企业家的力量。最后总部同意,接受国企的参加,但是要表明该国企的企业高管个人在推动企业的改革、变革上,具有创新性,具有足够的影响力。但最终还是没有人推荐国有企业。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管理者中一些人很有优秀企业家的潜质,但是国有企业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如果按照以上的标准,早期的企业家不能称为真正的企业家,但是后来者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成为新一代企业家。他们同样是改革开放的推动者。他们中的明星是步鑫生、马胜利等等这些国企早期改革者。

步鑫生被称为“国企改革第一人”。1981年,作为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学习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车间实行了“联产计酬制”,工人做多少衬衫,就拿多少工钱,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当时,步鑫生的这套做法,立即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说,步鑫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破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企业数据证明步鑫生的做法是可行的。

1982年,海盐衬衫总厂固定资产从步鑫生接手的那年3万元,增加到1982年的113万元,1980年至1982年间,实现税利164万元。工人收入提高了,勤奋而手巧的工人收入是原先的2-3倍,职工在工作日还可破天荒地享受免费午餐。经过媒体报道,步鑫生的名字迅速传遍全国,并成为国企改制的榜样,后来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冯根生、鲁冠球,当时也曾到海盐衬衫总厂参观、考察。

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对一篇报道步鑫生的内参文章作了批示。批示内容:“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

但是,成为明星的步鑫生其后的命运已经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中,1984年,浙江省一位主管全省工厂的厅长要求步鑫生创办年产30万套西装的西装厂,是年,6000平方米的西装大楼开建,这对固定资产只有50万人民币的衬衫厂,根本无力承受。随后,国家财政出现了赤字,银行贷款开始紧缩,西装大楼几度停工。1985年等西装流水线建好,全国的西装热已经过去,生产的西装根本卖不出去。之前,他因为忙于抓西装大楼的基建,衬衫厂的效益开始一路走下坡路。1987年1月5日,步鑫生被浙江省政府免去职务。

就在1984年,河北一名叫做马胜利的人正在他所在的企业推行承包制,不久以后成为替代步鑫生的经济明星。是年,马胜利出任石家庄造纸厂厂长,便推行承包制,他的工厂连续几年盈利增长,1985年实现利润280万元,1986年为320万元。马胜利迅速闻名全国,并被胡耀邦称为“马承包”。马胜利和他的承包制成为国营企业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一时间,“学习马胜利”成为全国性的热潮。

1987年,马胜利为壮大企业,吸收了横跨全国10多个省市的100多家企业,组建成立“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马一人担任了100多个分厂的法定代表人。由于集团企业太分散,集团的发展出现了诸多困难,且累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大本营。1995年,马胜利被上级主管部门免职。

但中国国企改革开始走向承包制的尝试。1986年12月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中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随着改革的深入,国企实行承包制的局限日渐显露,之后又创造了“政企脱钩”、“股份制”、“上市”、“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改革”、“国资委”、“管理层收购(MBO)”、“外资并购”等等改革模式。

经过几代人艰辛求索,党的十七大报告最终指明,我国的国企改革要“深化国有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以现代产权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后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谈到步鑫生们从辉煌走向黯淡时认为,国有企业选择的改革路径是他们最终失败的根本。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光芒之所以难以持久,根本原因在于国企改革的核心命题一直难以破解。市场化企业的成长,必须建立在产权清晰的前提下,否则,即便是一个天才型的企业家仍然难有作为,“步鑫生现象”无非是无数例证中的一个。  

“92派”企业家的诞生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掀起下海热潮,不少主流精英下海创业,开创了现代企业发展和经济变革的新篇章。

在国企艰难改革的同时,乡镇企业、“红帽子”企业,以及价格“双轨制”的推行,孕育出一批乡镇企业家和“倒爷”。

1985年,中国政府正式把“双轨制”作为价格改革的思路,到80年代后期,整个中国经济成了双轨制经济。“双轨制”滋生了官场腐败。那些管计划指标的官员、企业的领导人和搞销售的人员,因为“双轨制”获利,并成为转轨(价格放开)的反对者。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市场经济的主角是企业家。没有企业家,就没有市场经济。双轨制在保持经济系统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孕育了几代中国企业家,他们是过去、也是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似乎一切都在为1992年打基础。是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由此结束了“姓资姓社”争论,中国式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国企收购者黄鸿年应时而生,这位“港商”掀起了国企并购浪潮,短短14个月中,黄鸿年组建了庞大的企业帝国,并完成海外上市,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

1992年5月,国家体改委颁发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是中国企业发生真正变革的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大背景下的一个动人细节是,1992年,黑龙江省绥芬河市长赵明非,做了一件轰动全城的事情。当年5月,赵明非带着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和他母亲带上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上街摆地摊去了,头一天晚上就通知了电视台。赵明非以“摆摊秀”的形式呼唤人们经商、办厂,发展经济。为了方便公务员业余时间经商,赵明非还推出了7小时工作制,并推行机构精简。

这是中国下海潮的一个缩影,《变化》的作者凌志军在书中列出了一个当年下海名人的单子:薄熙成、李宁[8.95 1.47%]、黄婉秋、张海迪、韦唯、那英、刘晓庆、陆文夫、王朔……他写道:“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谋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

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1992年,陈东升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同时还担任了一本管理类杂志《管理世界》常务副总编。邓小平南巡之后,他按捺不住了,辞职下海创办中国嘉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又于1996年创办泰康人寿股份有限公司。多年后,陈东升称,他至今对《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两个文件记忆深刻,因为这两个文件,才诞生了中国嘉德拍卖和泰康人寿两个新型的股份有限公司。陈东升的同学毛振华,当时在中南海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工作,他也于1992年下海,开始筹备创立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正是“92派”,将商业价值推上了社会主流价值观,不少主流精英们下海创业,开创了现代企业发展和经济变革的新篇章。上世纪90年代的媒体真实地记录了那个充满激情的时代,如今,你走在中国最偏僻的乡村也能看到的墙体广告正是那时的发明,那时,产生了很多耀眼的明星企业和企业家。他们注重营销,他们甚至用毛泽东思想治理公司。著名的有爱多、秦池、太阳神、巨人等等,但很多又快速倒下。

2000年,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大败局》序言里写到,在摆脱旧体制铁链束缚的改革之初,激情———一代百无禁忌的弄潮儿的激情曾经拯救了整个中国企业界的脸面,然而很快,激情所散发出来的负面效应,令中国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冲动之中。

吴认为,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中国企业界和企业家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市场运营模式和思维,涌动在激情之中的那股不可遏制的投资和扩张冲动,上演了一出令世界瞩目的中国企业崛起大戏。可也正是这场激情又把中国市场推向新的无序和盲动,使中国市场呈现出非线性的迷乱态势。他们对民众智商极度藐视,在营销和推广上无不夸大其词,随心所欲,对市场规则十分漠视。中国企业家要真正地成为这个社会和时代的主流力量,那么首先必须完成一项工作———那就是塑造中国企业家的职业精神和重建中国企业的道德秩序。

但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和知名跨国品牌的进入,随着市场的日趋规范和竞争台阶的提高,随着网络年代的到来及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中国企业界终于迎来了激情年代的终结。这也是很多知名企业倒闭的原因。

“产权”背后的悲喜故事

1992年出台的《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两个文件的重大意义在于“产权明晰”

中国企业家们还有另外一种悲剧故事。最著名的是褚时健。

这个人曾经领导云南红塔集团17年,创造利税近千亿元,并打造了一个无形资产价值400多亿的红塔山品牌。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我们中国企业家和外国企业家有很大区别,我们要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后边,他们则首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头。”那时,他月收入有480多元,加上一些奖项,总共可达1000元。

后来,据媒体披露,褚时健从此开始,利用职权为他人批烟,其亲属从中收取了大量钱物,折合人民币总计5000多万。1995年2月,一封匿名举报信寄至中纪委,后来,褚时健及数名亲属被一一收审,女儿在狱中自杀。

褚时健之所以被很多人同情,是因为他的国企老总的身份,使得他这个对企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经济回报。

与他同一时期的风云人物柳传志无疑是最大的幸运者。早在1993年,柳传志就在思考联想的产权改革问题了。1984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投资20万元,创立了国有民营的联想集团[7.05 1.59%]有限公司,并从最初的11人的公司发展到1999年,已成为拥有员工7000余人,年销售收入突破170亿元、多元化发展的大型企业,并于1994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

但1993年,在国外公司及其产品的强烈挤压下,联想集团第一次没有完成年度销售计划。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开始深入思考一个问题:联想要发展,不改革不行了。

柳传志认为,国内的高科技企业的产权问题是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从根本上决定着企业的领导者的积极性。

创业者们为联想的发展做出了特别的贡献,但长期以来,由于改革滞后,他们的贡献没有得到必要的经济补偿,一直拿着很低的工资待遇。如果他们退下来时,仍然只给很低的退休金,于情于理都是不公平的。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将企业未来的发展与退休员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结合起来。

1994年,中科院领导非常明智地从资产股份中拿出35%给联想集团,作为分红权进行试点。分红权有了,但还没有量化到个人,职工的贡献率还是无法计算。人们希望联想改革的步子再大一些。于是,联想人正式开始了股权改革的实践,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改革进行新的尝试。

这35%的股份是如下分配的:这一部分整体比例依照35%、20%和45%的份额进行分配。35%分配给公司创业时期有特殊贡献的员工,共15人;20%以时间为限,分配给1984年以后一段时间内较早进入公司的员工,大约160人;45%并没有固化到具体人身上,而是根据作出贡献的大小分配给以后有特殊贡献的员工。柳传志个人所占份额仅为总股份的1.2%.当时有人测算称,分到柳传志名下的股份的价值达到1亿元。

联想的产权改革成为当时国企改革的标本。现在看来,《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两个文件的重大意义在于“产权明晰”,这一方面是民营在当时蓬勃发展的动力所在,另一方面也逐渐成为国企改革的方向。

1990年,张维迎远渡重洋,赴牛津大学求学,在牛津的四年,他把学习的目标集中在求解“资本雇佣劳动”之谜。1994年,他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通过了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张的结论是,“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保证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会脱颖而出的机制,即当一个社会中不存在个人财产所有制的时候,就失去了判别企业家才能的重要标准。

企业家面临的体制风险

中国市场最大的特色是:政府是市场的主导力量,控制着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和企业家需要利用的市场资源。

民营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进退”调整,使得企业家有了成长的土壤。

张维迎认为,中国市场最大的特色是:政府是市场的主导力量,控制着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和企业家需要利用的市场资源。中国任何一个企业都要得到政府大大小小、上上下下好多个部门的批准。另外,“政府也是我们最大的供应商,你要上市,要获得银行的贷款,都需要政府的批准、政府的支持,否则不可能;政府也是企业最大的客户,还有好多的采购行动,政府甚至可以通过地方保护,限制一个产品的市场进入”。

这导致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策风险,而不是市场风险,所以预测政府的变化比预测市场的变化更为重要,但预测政府政策比预测市场更难。所以,企业家不得不把大量时间、精力、资源花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

2003年10月,在云南弥勒举行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主持人问在座的数百位企业家:“谁敢说你们没行过贿?没有行贿的请举手。”据当时在场的万科董事长王石记录:“在座的老总开始时你看我,我看你,过了一会儿才有人举手,举手的姿势很缓慢,像做贼心虚似的,最后有五六位举手。”

《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辑牛文文称,企业经营生产所必需的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却不能通过公平公正透明的方式来获得。企业家不得不通过行贿等灰色手段来取得,但稍有不慎,势必有人落水,付出代价。“其实这些权利和资格,政府应该无偿提供给国民”。

牛文文指出,黑幕交易和官商勾结成为很多企业家的绊脚石。在这种大背景下,正直有序的企业家同样面临尴尬。中国商业的起点居然写满了罪恶,不管是在政府还是社会其他阶层眼里,他们是利用了制度和法律的空当来发财的“罪人”。他们的巨额财富充满了民众的血泪,所以毫不奇怪,汶川大地震之后众多网友逼捐,其中明星和企业家首当其冲。

牛文文认为,公众不应该恨企业家,而应该问为什么政府不把这些便利直接提供给大家。直到今天,很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还面临着跟外资企业不一样的国民待遇。

 新一代财富英雄的崛起

第三代企业家在产权关系和公司治理方面一开始就比较正规,他们主要面临着市场风险,而非体制风险

与柳传志、倪润峰、张瑞敏等一代的企业家相比,如今有更多的企业家正以更快的速度、更年轻的姿态在崛起。分众上市时,江南春才33岁;李彦宏31岁回国创立了百度,5年后,百度上市,被风险基金认可为当今全球五大搜索引擎技术专家之一;而邓中翰只用了6年时间,就占据了超过60%的电脑摄像系统多媒体芯片市场,同样在纳斯达克上市。具有同样“特质”的还包括网游大亨陈天桥、QQ之父马化腾等。

在中国,演绎这种创业故事的年轻企业家已然形成了一个群体。他们与柳传志、张瑞敏等教父级企业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的企业家的价值和精神得以用制度来保证,资本开始积累,有了“创始人”这个重要概念。张朝阳、丁磊成为清白的财富英雄,他们没有所谓的原罪。他们的另一贡献是“期权”概念,这解决了企业家的价值问题,也解决了如何承认企业家对企业的贡献问题,这让所有职业经理人都具备了未来价值。

他们和以前的企业家的共同点就是创业时要冒很大风险。但不同年代,风险的性质不同。上世纪80年代企业家面临的主要是体制风险,市场风险较小。上世纪90年代成长的企业家面对体制和市场双重风险。因为双重风险,当时很多成功的企业,现在已经死掉;很多当时叱咤风云的企业家,现在默默无闻。新一代企业家则主要面临着市场风险。

而三代企业家最重要的不同是面临的产权制度不一样。第一代企业家基本是“红帽子”企业;第二代比第一代的产权状况要好,国企开始改制;而第三代企业家在产权关系和公司治理方面一开始就比较正规。社会上对第三代企业家的非议很少,原因是他们的产权关系一开始就比较清楚。

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所有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最基本的保证就是产权。

92派

“92派”是指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发明者。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企业家。《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评论“92派”说,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

向92派致敬编辑本段回目录

 向“92派”致敬

  “士兵离开了他们的营房,仆人离开了他们的主人,涌向金矿发现地,农民们典押田宅,拓荒者放弃开垦地,工人扔下工具,公务员离开写字台,甚至连传教士也抛弃了他们的布道所,纷纷前往加利福尼亚。”

  “从圣弗朗西斯科到洛杉矶,从沿海到内华达山麓,整个地区都响彻喊声:黄金(1690.80,5.20,0.31%)!黄金!”

  —1848年1月24日,美国圣弗朗西斯科发现

  金矿消息传出,引发淘金热,当时的报纸如此描述道

  谁还关心“92派”?

  至少,他们自己在关心自己,也期待更多人体会到在他们身上曾经发生的思想解放的惊人力量。2012年春节刚过,在大地冰封的亚布力,部分92派企业家聚首于此,再振余勇,激浊扬清,一场名为“市场的力量——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年”的论坛,触动大江南北。

  毫不奇怪。92派这个群体,是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少见的抱团群体之一。相似的人生经历(由仕而商),相同的话语体系(相信市场),以及同为拓荒者的身份,启蒙者的作用,让他们惺惺相惜,志趣相投。

  从出身看,92派诞生于一个火热的年代,恰如美国西部淘金热的盛况。在“南巡”当年,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纷纷下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满怀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一头扎进变幻莫测的商海洪流中,也有不少人因此而呛了水。

  从眼界看,92派普遍具备一定知识水准,少数人甚至可能还是“理论家”。他们对于社会趋势、经济走势的认知天然具备优势(也可能他下海前就是从事类似研究及工作)。所以,相比之前出身于草莽的企业家,他们的眼界宽广,也具备普及、布道的能力及素养。

  从诉求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期望“产业报国”,也有不少人渴望“趟出一条路”、“发大财”,或是这二者的结合。一切正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

  从资源看,他们颇像130年前的“洋务派”,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下海割断了脐带,割不断的是资源、人脉。所以,相比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草根派”,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政策垂青、资源支撑。

  从结局看,他们得风气之先,在一度沉闷徘徊的商业环境中独领风骚。因为他们的摸索、冲杀、开拓、壮大,让创业在中国成为风尚、成为流行,“企业家”这一称谓逐渐被人尊重,而不像头10年的“个体户”、“暴发户”,在被人羡慕财富时难免投去不屑、不齿的眼角余光。现代企业制度也开始发端、确立,“红帽子”等的字眼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这一切,当然首先要归功于“南巡讲话”。简言之,南巡是因,92派是果。所以,即便20年后,当吴英案让他们心有戚戚时,他们首先想到了“呼唤邓小平”。

  他们不是时代变局的旁观者,更是闻道而鸣的弄潮儿。他们拒绝按部就班,渴求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但他们也需知道,商业兴替,潮涨潮落,再平常不过。

  1992年的下海潮,成为精英阶层主动选择改变、生产力再爆发的新起点,无形中再次挑战了“轻商主义”的传统观念。个体意愿与大环境合拍的结果就是,商业逻辑逐渐成了日常生活的重点,并不断为新的潮流提供空间。十多年前的互联网热潮,近几年的电子商务潮流,滚滚向前。

  每次大潮,总能大浪淘沙,沙砾洗去,总能留下几颗灿烂的珍珠。如今仍活跃于中国商业舞台的92派,无疑就是这些“珍珠”。他可能是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也可能是郭广昌、朱新礼

  但,92派注定将是“夹心层”群体。按照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的表述:上,有上世纪80年代即引领风潮的草根派,他们属于“制造英雄”、“工业英雄”;下,有本世纪之初独领风骚的海归派,他们算作“互联网英雄”、“新经济英雄”。92派呢?多以开拓服务业为主(比如金融、贸易),夹杂着地产、医药等的多元化,以及迷恋基于资本市场的财富游戏,尽管独树一帜,但却两头不靠。当然,他们最初的梦想仍然远大,基本都以成为“中国的XXX(某家国际巨头企业)”为目标。

  他们的名字,在过去20年间的某一时刻会如流星般闪过,但未必是最亮眼的那一颗。20年过去,尽管他们可能会是“中国富豪榜”上的常客,但你还不用奢望在世界500强中见到他们的名字——在2011年,《财富》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已占据61席(国企居多)。

  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中国商业舞台的出场、串场乃至退场。这一次,他们的集体发声,既是主动之选——亚布力论坛上不约而同地热议,也有被动成分——关注南巡、关注92派已在社会上成为一股潮流。唯一不能确定的是,这次的潮流能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卸下多少枷锁?

  人类总是健忘的,但历史将记录这一切。

92派纪事

1990年,俞敏洪离开北大英语系,创办“新东方”。

1991年,冯仑和合作者分头借钱,抽钱3万块,成立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

1992年,郭凡生被下海,创办“慧聪”。

1992年,田源下海,创办“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1992年,原深圳蛇口工业区常务副区长武克刚被下海,创办“通恒”。

1992年,副县长热门人选朱新礼下海,创办“汇源”。

1992年,胡葆森离开河南省外经贸委,创办“建业”。

1992年,苗鸿冰离开石油部办公厅,创办“白领”。

1995年,黄怒波去职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创办“中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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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润,财经作家,财经评论员

时势造英雄,92派企业家的沧桑变化,昭示着市场化改革才是这个国家的方向,它像滚烫的血液一样成为企业家生命的一部分。

春天的故事

1992年的春天属于整个中国。

这年1月18日至2月23日,87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他勉励人们“思想要更解放一些,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著名论断,“南巡讲话”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春天”。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英雄,商业史的苍穹总是群星璀璨。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结束一周之后,激情澎湃的山东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朱新礼终于辞官下海,他创立的山东淄博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日后将成为中国最著名的饮料企业之一同一年,国家体改委的冯仑,跑到海南创办“万通”;陈东升辞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副总编的岗位,创办泰康人寿;黄怒波离开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的岗位,创办“中坤”。不仅是官员,大学老师也跃跃欲试,北大英语系的个性老师俞敏洪走下讲台,创办“新东方”;复旦大学的郭广昌开发出测试甲肝的医疗产品,迈上创业道路。鼎鼎大名的奥运冠军李宁也下海了,他一口气在北京、广东成立三家公司,从事运动服装、休闲服装和运动鞋的生产经营。这一年,“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除了深圳,海南恐怕是中国最炙手可热的一块创业热土。1988年,海南由广东省辖地级市升为省级行政区,“海外孤岛”一跃而成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淘金热”令房地产市场热火朝天,冯仑、潘石屹等一大批投机者每日上演“野蛮生长”的故事。但到1993年下半年,国家开始宏观调控,资金顿时吃紧,开发商销声匿迹,烂尾楼应运而生,泡沫渐次破灭。所幸,冯仑兄弟六人提前抽身事外,并在北京站稳脚跟,因为在体制内耳濡目染多年,毕竟对政策法规、流程非常熟悉,而且同事、朋友仍在政府部门工作,资讯灵通,一旦政策转向,便能未雨绸缪,躲过危机。

1997年,有两首流行歌曲悄然在神州大地流行开来。刘德华的《中国人》以荡气回肠的旋律和催人奋进的歌词唤起了国人空前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到这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这天,万家灯火,彻夜欢腾。几乎同时,刘欢的《从头再来》也在“下岗再就业”的时代背景中家喻户晓,“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励志唱词为无数失业者点亮创业的明灯,燃起新的希望。这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成立,西部大开发的号角,鼓舞着创业者奔赴新的战场。

中国世纪

在中国人的财富观念中,“不炫富,不露财”的低调谨慎风格一直备受推崇,即便创富浪潮此起彼伏,但“谁是中国最有钱的人”仍旧是个秘密。直到1999年,一个名叫胡润的英国年轻人赤手空拳来到中国打拼天下,他只是发布了一张富豪排行榜单,便在整个中国掀起波澜,不少人的财富观和人生观由此扭转,“首富”成为新偶像开始为万千人追捧。此后两年间,“红色资本家”荣毅仁连续两次蝉联榜首,各路英雄豪杰紧随其后,并轮流封王。2003年4月,美国《福布斯》进入中国,这家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财经杂志也以“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引人关注,成为与胡润百富榜难分伯仲的中国最有影响力财富发布机构。但是充满不幸和吊诡的是,几乎每年都有首富落马,据胡润研究院表示,1999年至2008年间共有49位登上胡润百富榜的富豪出事,内地各类富豪榜逐渐被称为“杀猪榜”,首富或阶下囚,荣耀或耻辱,有时竟在一夜之间,难免令人唏嘘感叹。

2000年,当新千年的第一缕曙光刚刚升起,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人们总会在兴奋中去膨胀即将到来的大场面,几年前还令人不安的“21世纪属于中国”的预言在2001年开始被人们欣然接受。这年7月13日,当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热情地喊出“BEIJING”这个单词时,千里之外的中国彻底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北京申奥成功”的好消息,灿烂的烟花像一张张笑脸彻夜绽放;10月7日,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上空,“我们赢了”、“冲出去了”等短促有力的呐喊声久久回荡,中国男足以1:0战胜阿曼,历史性地冲进世界杯决赛圈,“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不仅仅是中国足球人的梦想,“中国崛起”的说法由此传开;11月10日,在多哈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决定》最后获得通过,这意味着长达15年的中国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终于画上圆满的句号。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世贸组织总干事穆尔激动地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国入世,是我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

后奥运时代

七年并不漫长,奥运会不再遥远,中国人很快就迎来那个令人万分激动秋天。2008年8月8日晚上,北京国家体育场内,歌舞欢腾,色彩缤纷,来自五湖四海的宾客对这场气势恢宏的视听盛宴赞叹不已,点火仪式尤其精彩绝伦,兼具奥运冠军与企业家身份于一身的李宁环绕鸟巢上方,手举“祥云”,在奔跑中展开一幅绚丽的画卷,当圣火在火盆中熊熊燃起,那一刻,无数人心潮起伏。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以51枚金牌、100枚奖牌首次登上金牌榜榜首。在这个收获的季节,中国硕果累累。9月25日,神舟七号飞船发射升空,翟志刚迈出了有史以来中国人行走太空的第一步;在此期间,全国各地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此起彼伏,鲜活生动的画面彰显着一个国家的变迁和磨难,一个时代的伟岸和壮观。

不过,这一年也并非总是欢心鼓舞的场面。9月15日这天,业界被誉为“拥有19条命的猫”的雷曼兄弟破产,在历经美国内战、1929年金融危机、两次世界大战等毁灭性打击而持续158年不衰的老牌金融大鳄寿终正寝。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令中国企业如履薄冰,10月至12月间,“倒闭潮”、“民工返乡潮”、“过冬”、“救市”、“外企老板人间蒸发”等系列新型流行语带着恐慌气氛四处蔓延。将近20年前,打工男女扒车窗挤火车的“民工潮”还历历在目,关于南下发财的“钱多,人傻,速来”的段子尚未过时,世事却已变迁。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令朱新礼英雄气短,整年都忙着将汇源卖给可口可乐,理由是“把企业当儿子养当猪卖”,可2009年3月18日商务部否决了并购方案,他还得继续把“猪”养下去。

不过,经济危机并未动摇中国人对资本市场的信心,2009年10月30日,创业板市场正式开市交易,在此后一年里,共有135家企业成功登陆这片舞台,90%以上是民营企业,融资992.4亿元,造就513位亿万富翁,创业板已成为民营经济的“输血库”和“催生剂”。值得叙述的是,2010年正好是中国股市诞生20周年。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创立,次月正式营业;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次年7月运营。当年人们疯狂抢购股票的故事,至今谈及仍令人热血沸腾,股市风雷激荡,资本点石成金,92派在股市搏击弄潮的精彩篇章,同样波澜壮阔。

回望20年来的时代故事与92派的沧桑变化,我们会惊喜发现,改革开放一直是这个国家的主流,它像滚烫的血液一样成为每个人生命的一部分,成为国家进步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已经习惯在变化中回味历史,期待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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