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石蒂：犹太摄影师的上海传奇编辑本段回目录
1921年，身无分文的俄国犹太人沈石蒂（Sanzetti）跳上了一艘从海参崴开往上海的英国船。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沈石蒂完成了从一名擦鞋匠到拥有4家照相馆、41名雇员的摄影大师的华丽转身。在上海的30多年里，他拍摄了2万多张照片，包括墨索里尼时期意大利驻上海的公使、教皇在当地的代表、印度的王公、宋子文的母亲…… 沈石蒂和他的这些油画般唯美的照片，共同成为了20世纪初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的传奇。
1954年，曹莉贞24岁，陈立善25岁。他们分别从财经大学和纺织大学毕业，一个在学校教数学，一个在纺织厂当技术员。由于家住得近，谈恋爱时，他们喜欢在迈尔希爱路（Route Cardinal Mercier，今茂名路）附近散步，当时开在老茂名路上的“沈石蒂照相馆”便成了他们最熟悉的风景之一。
“当时看到橱窗里挂着一些照片，像油画一样，very classical（很经典）。我们当即决定，拍订婚照就选这家。”陈立善就是上海人所说的“老克勒”，初中和高中分别在育才中学、上海中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年82岁的他仍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因为在上海中学时，学校里除了中文、历史和地理，其他都是用英文教授的。”陈立善大学毕业时，国家还没开始统一分配工作，他凭优秀的技术和能力进入纺织厂，成为解放后第一届走上工作岗位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他们自许是有点知识和文化的人，“欣赏水平不一样。我们觉得订婚照就要挑好一点的地方拍，留作纪念。”
在他们的订婚照上，曹莉贞身着自家的绿色印花旗袍，端庄娴淑。陈立善西装笔挺，两手背在身后，站在未婚妻身旁。“本来我们只是打算拍一张订婚照，但沈石蒂让我们单独也拍几张。”陈立善回忆道，“一般在照相馆拍照只花20分钟，但他很仔细，花了很长时间。他让我拿着手帕，就像导演一样。”几天后，曹莉贞发现自己的照片被放进了照相馆的橱窗。“一开始我去要，沈石蒂还不肯给，一定要在橱窗里多放几天才给我们。”
那些照片他们俩一直保存到现在。当10月24日以色列领馆发起“老照片寻人”活动后，他们第一时间与领馆取得了联系。“他们很重视，时隔多年，再把这些照片拿出来看，并和大家一起欣赏，我们感到很高兴。”陈立善说。而回忆起这家照相馆和沈石蒂其人，唯一令他们遗憾的是，当曹莉贞和陈立善结婚后，沈石蒂照相馆已人去楼空。最后，他们的正式结婚照是在当时也十分有名的“万象”照相馆拍的，但是“和沈石蒂拍的相比，那就显得非常平庸了。”
从擦鞋匠到摄影师
“他们不停地敲着他的门，要求他用黑白或彩色胶片留下他们永恒的影像。他们来的时候穿着优雅，配以首饰和荣誉徽章，志得意满而又如参加典礼一般庄重。这些人里有富裕的中国人、政界要员、达官显贵、各国使节、地主、磨粉厂厂主，有尊贵的夫人，娇弱的少女，母亲和孩子，忠贞的妻子，也还有……情妇和小妾。而他，沈石蒂先生，用他的相机和镜头将所有人变为永恒。”诺瑞特.哈里夫在1970年以色列报纸《七天》的一篇报道里如此写道。此时的沈石蒂已经离开上海并移民以色列14年，在当地小有名气，哈里夫到这位当时已是古稀之年的犹太摄影师家中对他进行了采访。
沈石蒂的一生就像一个传奇，而他与上海结下的不解之缘为这段人生经历又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1902年，他出生在俄国克里米亚半岛，原名希约马.里夫希兹（Sioma Lifshitz）。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旧俄贵族、资本家、文武官员和知识分子开始仓皇逃离俄国。13岁的沈石蒂也随全家迁至中国哈尔滨——当时的满洲国首都。沈石蒂的父亲向周围的村民出售服装和布匹，使妻子和6个孩子过上虽称不上体面，但仍保有尊严的生活。
在哈尔滨，年轻的沈石蒂就读于技术学校。15岁时他就显露出了对共产主义的兴趣。就像每个年轻人一样，他热衷于远大的梦想，为了劳动者的地位而奋斗。他的父母并没有多少热情倾听他的想法，于是他决定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离家出走到另一座城市，最后来到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今海参崴）。那时，他已经成为一名肩负使命的党员了。
“当时我是一个满腔热情的共产主义者。理想对我来说是重中之重……直到一天夜里，那是在1921年。大街上出现了士兵——他们向平民开枪，向无辜的人开枪。将他们打死后把尸体扔在大街上。我感到震惊。这些不是我的理想。第二天我就逃到了港口。那时候我17岁，什么也没有带。我上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英国船。如果那艘船开往檀香山——那么我去的就是檀香山……”
那是1923年，沈石蒂对哈里夫回忆道，“我赤手空拳，身无分文，一贫如洗，就这样来到中国。”初到上海的他买不起房子，只能住在宾馆里。《卢湾史话》中记载，沈石蒂最初只能靠在南京路上一家美国人开设的照相馆门前摆摊擦皮鞋为生。但他仍然用不多的积蓄买了一架廉价的小照相机用来拍摄异国他乡的风景，他确信自己将从中得到乐趣。一天，一位名叫“温德伯格先生”的美国摄影师扫了一眼他的作品，立刻介绍他到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工作。
就这样，沈石蒂走上了职业摄影师的道路，并依靠他的聪明才智和个性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短短几年之内，他就在上海中心地段——南京东路73号拥有一家有11个房间的大型工作室，并雇佣了31名工作人员。这是当时全中国最大的摄影工作室。之后，他又在陈立善夫妇拍摄过照片的茂名路73号及另外两处开设了分店。虽然目前这两处地址尚未得到证实，但在汪之成所著《近代上海俄国侨民生活》一书中，当时较著名的俄商“照相馆”一栏中也出现了沈石蒂的名字：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421号，业主先后为Z.J.格拉诺夫（Ghdanff, Z.J.）、D.S.格达诺夫（Ghdanoff, D.S.）和沈石蒂（Sanzetti, S.M.L.），或许就是沈石蒂其他两处分店之一。
在沈石蒂照相馆初具规模后，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Sanzetti"。他还把其翻译成中文“沈石蒂”，方便中国人认识和记住。他的继子摩西告诉《外滩画报》，当时沈石蒂身处上海这个汇集各国冒险家的乐园，难免受到欧美文化影响，“Sanzetti”这个艺名很可能就是他在看某本意大利杂志时突发奇想得来的。
据哈里夫回忆，当时一个美国军官曾和沈石蒂同住一套公寓，一个日本合伙人管理工作室的对外业务。在他的工作室制作的照片里可以看到很多肖像，有墨索里尼时期意大利驻上海的公使、教皇在当地的代表、印度的王公、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的母亲……
“我的人会去所有地方，到所有场合。我们拍过船只和水手、士兵、工业、贵族、剧院的演出和演员、夜总会的歌舞表演和宫殿。我有一个报纸摄影部门，一个商业摄影部门和一个工作室摄影部门。一切都管理组织得井井有条，可我还是有大把的时间去娱乐，我享受着人生的乐趣。我到处撒钱，存不下一点点积蓄。那时候有三辆汽车供我使用，每辆都配有司机，还有两套公寓——还有很多的女朋友。我有过很多的爱。美妙的爱！我曾是那种上海的花花公子。”
回到以色列后，沈石蒂仍然兴致勃勃地对哈里夫讲述着那些喧闹的上海之夜——那些晚会和庆典。“那些场合里有中国人、美国人、印度人和他们之间的混血。在这样一座城市里，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摩西告诉记者，沈石蒂作为俄国犹太人，常会去参加俄国犹太人社区的活动，“但他不仅仅和俄国犹太人交朋友，他会说俄语、英语、一点点中文，到了以色列后学会了希伯来语，他能和所有人都相处得很好。”
“我曾是个优雅而快乐的年轻人。这就是我总是被人簇拥的原因。你看这张照片，我那时候很漂亮，不是吗？而且又很有才干。我一生都在寻觅我内心的幸福。钱财——有也罢，没有也罢——我毫无兴趣。我所寻求的是内心的满足，还有爱。”沈石蒂对记者哈里夫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有俄国公民都被允许回到苏联。沈石蒂的名字也出现在名单上，然而他来到俄国领事面前宣布，他放弃这项权利。
“他是个性情中人”
新中国成立后，沈石蒂仍像那些真正的艺术家一样要求保持独立。直到1955年公私合营，沈石蒂的工作室也被进行了国有化改造。之后两年，他在上海的一家英国学校里教摄影课。直到1957年，犹太代办处帮助他移民以色列。那一年，他带上他的照相机和留给他的一点洗印设备，离开了这个曾挥洒过很多青春，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城市。
在特拉维夫，他四处转悠寻找着工作，工作还未找到，他所有的相机、设备，这世上他所有的财产都被偷走了。他身无分文，在以色列无人知晓。他尝试着帮助做些绘图工作，但日子仍不好过。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结识了罗莎丽亚——他后来的妻子，谁都不知道这位曾经在上海风光一时的摄影师晚景会多么凄凉。罗莎莉亚，沈石蒂喜欢亲昵地称她为“舒沙”，也是苏联移民，他们情投意合，很快便成为了彼此的依靠。“她帮助了我，她让我振奋起来。我戒了酒，重新开始严肃地工作。我发现，生活依然是美好的。”
摩西告诉《外滩画报》，在沈石蒂晚年，他仍然想念着上海，并说自己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上海度过的。晚年，沈石蒂在以色列又开始重操旧业——但这次拍的不是人物肖像，而是珠宝目录。业余时，他还从事纺织品设计工作，并为当时以色列国防部长的夫人鲁斯.德洋（Ruth Dayan）设计服装。
“希约马活得根本不像一个70岁的人，”罗莎丽亚说，“他的表现就像是25岁。钱财引不起他的兴趣。他是个性情中人，情感丰富，对各类事务都留有深刻印象。他会突然想要摄影，突然要写诗，突然又想跳舞——于是他就真的跳起舞来。就算是洗碗他也洗得滋滋有味。他爱着我，就好像我是个婴儿一般地爱着我……”
1986年，沈石蒂因严重的哮喘在以色列去世。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罗莎丽亚和摩西一直陪在他身边。“我对沈石蒂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因为他，我现在也成了以色列数一数二的珠宝摄影家。”摩西说，“他一直那么乐观快乐，就像一个孩子，与我们共度了许多美好的时光。现在，能看到他拍的照片在中国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我很欣慰。这也正是他的梦想。”
成为中国摄影大师的犹太人
在古今中外城市史上，没有一个城市像近代上海那么内蕴丰富、情况复杂。沈石蒂的一生虽然传奇，但在当时的大时代背景下，他的个人经历其实与许多其他俄罗斯犹太人相似。
1840年鸦片战争后，来到上海的犹太人形成一股持续不断的潮流，期间出现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40年代后数十年里从巴格达、孟买、新加坡、香港等地来沪经商办实业的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主要经营洋行和房地产，代表人物有沙逊和哈同；第二次是19世纪末为逃避反犹恶浪、革命和内战来沪谋生的俄国犹太人，亦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1900年中东铁路开始筑修后，他们先到东北城市如哈尔滨、沈阳、长春等铁路沿线城市，其中的一批又南下上海。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的俄国犹太人已经达到4000人，远远超过了塞法迪犹太人的数量，成为上海最大的犹太社团；而最后一次是1933年至1941年间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逃到上海避难的犹太难民。
沈石蒂作为俄国犹太人中的一员，他的个人经历恰好反应了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生活状态。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告诉《外滩画报》，近代上海的多元文化大致可分为三种：以外滩南京路为代表的英美文化（塞法迪犹太人）、以霞飞路（今淮海路）为主轴的法国俄罗斯文化（俄罗斯犹太人），以及虹口的日韩文化和德语犹太文化（犹太难民）。“相较于做大生意赚大钱的塞法迪犹太人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犹太难民，俄国犹太人处在中间位置，大多是中产阶级，做些小本生意，如餐馆、玩具店、书店、皮货店和以沈石蒂为代表的照相馆等。”
例如，成立于1925年、坐落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135-1137号）的上海市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到现在依然生意兴隆；现在家喻户晓的“红房子西餐馆”、“老大昌”面包房，也都是由当时的犹太人最初开办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俄侨带来的俄罗斯文化，尤其是歌舞和音乐艺术方面，几乎撑起了老上海国际艺坛的半壁江山，其中较著名的有傅聪的钢琴老师俄国钢琴家.H.马可林斯基和阿达.勃朗斯坦夫人、为《义勇军进行曲》进行配器的阿甫夏洛莫夫等等。
尽管他们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但当时俄国犹太人身上仍然保有一大共性：在社会动荡和大转型时期，他们都特别能抓住机遇。不管抵沪初期有多么艰难，他们克勤克俭，凭着诚实和创造性的劳动，仍然能很快赢得上海中外各界人士的注意。著名摄影师、对老上海犹太人颇有研究的尔冬强向记者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俄国人对孩子的教育理念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会培养孩子同时具备两方面的才能——在太平盛世，他们能够从事像钢琴家、工程师、艺术家这种社会地位较高的事业；而万一碰到民不聊生的乱世，他们也能拥有基本的生存能力，去当面包师、木匠和鞋匠。可以说，上海的发展和繁荣奇迹的出现和早期俄国人的到来是密不可分的。”
这也就不难理解，沈石蒂能从一个擦皮鞋的小工变为当时沪上最有名的摄影师之一，并取得令人尊敬的地位。在他生前保存的柯达公司广告中，他被描述为“成为中国摄影大师的犹太人”。
唤醒缺失的集体记忆
研究中国摄影史的陈申认为，沈石蒂拍摄的照片非常专业，唯美，且用光很讲究——有点像古典主义学院派的用光方法。“当时的上海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国际都市。他带着西方人的审美，来迎合当时中国人崇洋的审美情调。”陈申对《外滩画报》说，“以前中国人经常到照相馆拍全家福，个人肖像照也大都正襟危坐，这是中国人的审美情调。而西方人则喜欢突出个体，以个体为核心。而他镜头下的中国人也都摆出悠闲、浪漫的姿势，与其他照相馆拍的有很大的不同。”
一位被拍摄者回忆说，“他的工作室很简单，没有复杂的布景，但是背景灯用得好，因此人物的身后都有一片晕染感觉的光亮。”
“他每次拍照都试图从人物的神情中挖掘他最真挚的一面，他能和拍摄对象做很好的交流，进入他所希望看到的状态。”摩西说。
就照相馆的规模来说，沈石蒂在工作室雇佣了31名员工，这在陈申看来也是相当了得的。“在老上海，一般有7、8个人从事照相业务的照相馆已经算具有比较大的规模了。而沈石蒂照相馆雇佣了31名员工，可能还从事其他业务，比如承担婚庆公司的功能，运营整套结婚典礼。他们可以向别人租马车、汽车，甚至还有自备汽车供新婚夫妇使用。在我小时候，50年代的时候还看到过那样的场景。”
另一处可圈可点的地方是他照片的色彩。这些照片公布后，很多人形容它们“像油画一样”。陈申告诉记者，这种直接在相纸上“手工上色”的技术在当时已十分普遍。它要经过两道工艺，首先是用硫化钠将黑白照片调成棕色，然后才是用专业的颜料上色。“在照相业，专门有负责上色的技师。以他的规模来看，上色的程序应该不是出自他之手。”
悉数照相馆在上海的发展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法国人李阁朗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照相馆，彼时在上海仅此一家。1900至1920年是照相馆的成型阶段。根据宿志刚、林黎、刘宁、周静共同编写的《中国摄影史略》，那时的照相馆已深入农村腹地。1911年，杜就田编译的《新摄影技术》序言中提到，自从干版流行以后，摄影工艺上简便，使用者越来越多，从事经营照相业的人越来越多，照相业的流动性增强，“荒村僻野，时有其人，能者不奇，见者不怪。”
而照相业真正的的繁荣期是1920-1940年代。当时国门大开，中国物质经济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照片恰好成为风尚标，摄影风格也跟随当时人们的欣赏口味而变。在技术日渐完备的同时，审美情趣也开始悄然改变着照相馆肖像照片的风格。
沈石蒂正是赶上了老上海照相业最蓬勃发展的时代。当时沪上最有名的照相馆被称为“四大天王”：分别为王开、万象、顶张和耀华。而开在大街小巷的照相馆的总数，据尔冬强估算，可能有几千家。
“上海的电影业也是3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沈石蒂的造型、手法也跟电影业很相似。中国好一点的照相馆，尤其受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好莱坞电影的黄金年代，就是中国照相馆的黄金年代。”陈申说。
除了沈石蒂，上海犹太人B.M.约瑟夫-谢克在南京路61号克劳福德大楼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937号开设的巧善富照相馆也非常有名，特别是艺术肖像和商业、婚纱摄影领域。一些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李鸿章和张作霖都曾是该店顾客。
在那个年代，沈石蒂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他以高超的技艺、艺术鉴赏力、创造力和经营能力，在当时仍然征服了许多国人和侨民的心。而这一次，沈石蒂老照片在沪上、甚至全国引起如此大的轰动，也是以色列领馆、潘光和摩西都没有想到的。
“这批老照片在过去是很普遍，甚至不怎么稀奇的。但它在今天突然跳出来，却一下子唤起了人们对那个年代缺失的集体记忆。”尔冬强说，“这也是为什么视觉文献变得如此重要。现在的档案馆、图书馆、文化机构都应该逐步建立视觉文献的资料库，免费供人检索、使用。现在人们常说要搞创意产业，要注入新的思想。但不全面了解历史，哪来的新发明？我们至少要知道前人的基因和血脉是什么。做到这些，我们或许才能踏在前人的肩膀上，迈个半步。”
（感谢以色列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为本文采访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