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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胸怀天下，却又不辞小善，以本身积累的公信力，在新的平台上赢得了振臂一高呼而应者无数的影响力。这些行走于微博江湖的侠客们，让我们看到了公益事业中新的可能性。
策划 | 本刊编辑部 摄影 | 林一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微博汇集了名人、能人、怪人、普通人。这使得如今微博的意义，已经远远不限于一种普通的社交工具，而是一个汇集了芸芸众生相的微观江湖。而能够把形形色色的各路人马汇集到一起的，依旧是爱和善的凝聚，即公益的力量。
微博上除了闲来无事的每日碎碎念，也从来不缺乏对社会民生的深度思考，以及各种求助、热心转发、奔走呼号。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大爱清尘……现实世界中遭遇瓶颈的公益事业，在微博江湖上反而风生水起。微博公益，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微博公益的成功与失败，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面对公共问题不党、不争、不崇尚英雄主义，以微博作为社会改良的武器，用影响力推进公民行动。
而这群“微博侠”，由于胸怀共同的理想与使命，已俨然成为一个小圈子。他们彼此相熟，进行的项目还多有交叉呼应。而微博的出现，则让他们多了一件强大的武器——尽管方式各有不同。
于建嵘、薛蛮子将平素敢言的风格沿袭到微博中来，以一己言论推动社会事件的进程；邓飞、梁树新及王克勤则在新的平台上继续发挥其“无冕之王”的作用，深入实地，亲身考察。对于微博，他们都感受到了其强大的影响力，在这里，更能实现他们在现实世界中行侠仗义的愿望：振臂一高呼，应者无数，甚至主流传统媒体反而成了他们的追随者。
虽然微博公益依然更多地依赖这些意见领袖的力量，然而多极传播的模式下民主和平等参与的特性已经显现得毋庸置疑。见证了国内最活跃的微博平台——新浪微博从无到有成长历程的新浪微博事业部高级经理刘新征认为，正是因为微博相较于传统媒体议程设置能力前所未有的下降，才得以能客观中立地反映社会最新最热的话题，从而凸显出它的与众不同。从铅笔换校舍到微博打拐再到免费午餐，无不有赖于普通民众的高参与度。“新浪在其中的作用只是找到好的公益项目并给予支持。”刘新征对《中国慈善家》说。
第一批微博公益项目的良好社会反响展示了网络公民社会建设完善，“围观改变中国”的巨大可能。然而，任何一个新事物的诞生与成长必然伴随着矛盾与冲突，微博公益也是如此。
随着热心网友的参与，声势浩大的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活动也引发了巨大争议。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分析道，让拐来的儿童上街乞讨，这样做的风险收益比是极差的，绝大多数乞讨儿童并不是被拐卖来的。张宝艳从事打拐五年来解救了将近200名流浪乞讨儿童，但这里面没有一个是被拐卖来的。
微博打拐的发起人于建嵘、薛蛮子以及张宝艳、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世渠等人与壹基金方面曾在宋庄召开一次会议，商讨建立壹基金打拐专项基金。之前的打拐经验证明，打拐与解救乞讨儿童是两回事，他们开始转向儿童保护方向，最终却未能成型。
而坚持做直观可见的具体项目的免费午餐项目却非常顺利，现已发展成为一个现实中运营完善的线下公益项目。梁树新与邓飞利用他们所积累的经验与资源，完成了一个管理成本几乎为零的团队建设与流程设置，让捐赠人捐出的每一笔钱都化为孩子们手中看得见的午餐，在微博上得到回馈与精神报偿。
微博发起的公益项目有夭折，也有延续，但它们都为社会爱心提供了一个出口，切实帮助了弱势群体。简单、具体、直观，是其成功的要素，反之，如果微博公益项目在发展中弱化了这几点，或者没有完成线下的团队建设，结果就会变得不可预期，难以持续。
无论如何，行走微博江湖的公益侠客们，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可能。(文
/ 本刊记者 熊静如)
他是官员们拥趸的对象，也是访民们的“主心骨”，而微博的出现，给了他向官员布道的“话筒”，也赋予了他一把解救访民的“屠龙剑”
游侠于建嵘
文 | 本刊记者 赵晨
于建嵘是个学者，但却不安于一室坐而论道。他的学问，来自田野、来自泥土，也来自这片土地上被他唤作“兄弟姐妹”的“底层人”——但颇有些隐喻意味的是，一个作为现代科技产物的新媒体平台，却将他与自己的这些“原始养分”间的距离史无前例地无限拉近了。
2011年春节刚过，于建嵘在微博上发起“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活动，一时间，众多网友互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上书，媒体纷纷跟进，他与《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发起的寻找被拐儿童彭文乐事件(详情参见本期封面故事《邓飞一声吼》)，一同掀起了一场微博打拐的“人民战争”。半年后，这场热潮消退，而于建嵘身边的志愿者依然坚守着“随手拍”公益微博。8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意见，将对流浪儿童严重地区的领导追责。回过头来，他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微博运动如此评价：“一条微博，改变了一个民族对孩子的看法，改变了一个国家对儿童的政策。”
除了将微博当作公益平台，发起“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随手送书下乡”等“随手”公益活动，于建嵘还拿起微博这只被赋予了巨大话语权的“话筒”对社会发言、为底层代言。他对《中国慈善家》说：“自从有了微博，再不愁没有报纸发表时评了，也再不愁没有朋友了。”
事实上，微博于他，不只是“话筒”，还是解救访民的一把“屠龙剑”。但于建嵘一再向本刊表示，他不喜欢“侠”的概念，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每个人的权利都能切实地被法律保障，也就无所谓“侠”了。“明确的公民权利、权威的司法制度、真正的代议制度、开放的媒体”，这是于建嵘的社会理想。为此，他一直在路上。
微博布道
9月16日下午，本刊记者在清华大学的某党政干部培训班上见到了于建嵘。在教室外面走廊尽头的拐角处，他一看到记者，便主动大步走上前来握手。那双翻阅过无数上访材料的大手，感觉很有力。
其实，这已经是记者第二次见到于建嵘了。第一次是2008年在武汉举行的某论坛上，论坛结束散场时，记者(当时还是在校研究生)在门口遇见他，便大胆问了一句：“哪里可以买到您的《安源工人实录》？”彼时，这本书只有港版，大陆鲜少见到。于建嵘随即问一名工作人员：“还有书吗？送她一本！”
所有接触过于建嵘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虽然他是个“大忙人”，但平易近人，哪怕和他只是萍水相逢的人，也大多有求必应。他不会轻易拒绝对方的要求，所以，寻求于建嵘帮助的上访者遍及全国。
两年前，身为社科院教授的于建嵘开始频繁向官员“布道”。他讲拆迁，讲信访，讲群体性事件，讲当前种种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两年多来，听过他讲课的官员已达上万名。
而当天的课堂上，他也分析了近年来工人的劳资问题以及农民的拆迁问题。他对台下100多名来自东北某省的处级官员说：“工人、农民的维权行为背后是这样的逻辑：你不找他的麻烦，他也不会找你的麻烦。他们仅仅是要求各级政府按照中央的政策办。”
他依次播放了几起有影响力的社会事件的PPT，紧接着，呈现出的是一位访民花273元在中关村购买“高科技产品”——针孔摄像机的图片。他说：“现代科技已经解构了中国政治生态，所以人家给你们送钱时，最好别要；如果实在想要，一定要弄清带录音笔了没有；万一带了，你最好不要讲话，就点头或者摇头。”台下的官员们哄堂大笑。
但于建嵘紧接着正色道：“信访制度不改革，将永无宁日。”他提到，广西的一位信访办主任，接待多年上访户，最后居然也因为拆迁问题，自己成了一名上访者，“一个不能保障个人法定权的社会，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这些在所在单位都是一二把手的官员们，听课时都坐得笔直，时不时还埋头在讲义上记下些什么。于建嵘这个满口大白话、不讲大道理的教授，在官员里的拥趸为数不少，课间休息时，不时有人上前请他签名、合影。
诸如此般讲课时的小插曲，也常会出现在于建嵘的微博上。比如去年11月，他到江西万载县讲课，号召官员不要拆老百姓的房子。中午席间，该县领导说，为了发展就得拆迁。于建嵘火了：“现代社会应该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基础，你们官员要做的是确保个人权利。”该领导也毫不示弱：“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拆，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于建嵘“一怒推椅，离席而去”。
当此事在其微博上爆出后，人们发现，于建嵘在网络上同他在现实中一样敢言。“我只说自己想说的话。”他说，多年来，知识分子从没得到强势的话语权，而微博改变了这种局面。如今，于建嵘粉丝已达106万，俨然一个受众庞大的媒体。
“万载事件”后，但凡有人请他讲课，他首先声明自己讲的是“另类政治”，主张民众有权反抗政府的“非法侵占”，要对方“先搞清楚”，免得“我讲你们后悔”。但即使如此，他的课依然很火爆，据说请他讲课，需提前两个月预约。
然而，于建嵘以一己之力推动官员观念革新，也常有无力之感。他在2010年11月26日晚曾发过一条微博：“我现在到了西客站。晚上十点要坐火车到山东聊城去讲课……我真的不想去了，不只是因为累，而是越来越感到这种演讲的效果太有限了……可不去讲，还有什么办法呢？除了不停呼吁外，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啊。”可每当他看到台下官员认真听课的样子，他也告诉自己，变化肯定会有的：“他们内心肯定有触动。”
下午5点45分，于建嵘上完了课，背着他那只大书包，快步走到清华东门旁的一家肯德基，几只鸡翅下肚，就是晚餐了。他拿餐巾纸抹抹嘴，匆匆离开。晚上还有山西干部班的课，他要在六点半前赶到教室。那天，他从早上8点半开始，连着讲了三场、整整9个小时。而前一天晚上，他刚从哈尔滨讲完课回到北京。
底层立场
于建嵘并非从书斋里走出的学者。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当了两年记者，后来成为律师，也曾是“海南淘金热”中的一员，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财务自由。不过，他从来没有想过一辈子都去赚钱。小时候，因为父亲下放农村，全家人在流浪中丢失了户口，他从此成为“黑人”。没有粮票，只能吃母亲从粮站扫来的“垃圾米”，上学被同学耻笑、甚至被赶出教室的经历让他刻骨铭心。1979年，他离开家乡上大学前，立下誓愿，此生的目标是“搞清楚什么人、为何要把一个黄皮肤的孩子变成‘黑人’；要想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后代再不被这样变成‘黑人’”。
1994年开始，于建嵘花了四年时间游历全国，拜访名师。1997年，他考上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的博士生，正式开启学术之路。但他的底层经历，注定使其学术之路与众不同。他沿着当年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走了一遍，发现了被主流政治所忽略的“底层政治”，写出成名作《岳村政治》。随后，他循同一路径，采访、调查了上千名矿工，完成《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农民、工人、上访者……这些在历史上很少有发言权的阶层，从此有了一位自己的“代言人”。
最近几年来，每逢周六、周日，都是于建嵘在家里集中接待访民的日子。9月17日下午3点左右，当于建嵘讲课归来，他家的大门口外，已经有四位女访民在此等候他四五个小时了。于拿出钥匙开门后，便站在客厅对着门口喊：“都进来吧！”仿佛老朋友般，访民们进入了被他称为“东书房”的客厅，在一长条沙发上挨个落座，隔着一张茶几，与摇椅上的于建嵘面对面。
“嘿，你怎么又来啦？”于建嵘眼尖，发现两个访民面熟。“呵呵，想见见你啊，于教授。”其中一个有点不好意思。
于建嵘打开旁边三脚架上的摄像机，访民们对着镜头依次讲述自己的遭遇，他则边听边翻看她们的上访材料。访民讲到悲惨处，涕泪交加，于建嵘皱紧眉头、抿紧嘴唇，不时长叹一声。
3点50分，最后一位访民在镜头前讲述完毕。“来，吃点东西，高兴高兴！”于建嵘把两盘梨子、葡萄推到她们面前，气氛开始变得轻松起来。“于教授啊，我就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吃完再说。”“别，吃完就说不了啦，堵嘴啦。”“哎呀，吃吧，吃吧，啊。”他掰开一块月饼，递给访民，自己也掰下一块，塞进嘴里。
于建嵘很忙，访民们并非每次来都能见到他，他常为此不安。去年12月12日，他发微博：“今天来了三批上访者，可由于我下午在清华给合肥市青年干部讲课，没有时间与他们相见。昨天也来了二十多个，当时我在成都也没有见成……他们在天寒地冻的北京，跑几个小时才到宋庄(于建嵘家所在地)，可最终失望而归，想到此，有些心疼。”
在访民们看来，曾通过微博救助底层访民的于建嵘是他们的“主心骨”，只要能见到他、说说话，心里就会舒服些。然而，并非所有访民的问题，于建嵘都能解决。面对访民的哭诉，他也会感到“心累”。有时，他甚至装作没看到等在门口的访民，可当他一离开，又马上后悔。他喜欢拿起画笔，一笔一笔把他眼中的访民和自己心中的郁结画出来。
“东书房”的一角，是于建嵘根据访民肖像创作的高达两米的大幅油画《母亲》。画中的母亲，满脸沟壑，头顶白布，上书一个大字“冤”，眼神充满苦涩与不屈。每位上门的访民，都会被于建嵘带到油画前拍照。同样的背景、格式，不同的人物，这样的照片他已拍了几千张，“这是社会历史档案。”于建嵘说。
谈到创作油画《母亲》时的心情，于建嵘说：“我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悲怆。我还来不及记下这位母亲的名字和地址，也不知她被那些截访人员带到了什么地方，以及她后来的命运。但她那平静的诉说，那忧郁、不服和无奈的眼神总显现在我的面前。”
除了访民，黑山黑水，则是于建嵘创作的另一主题，发布在网上，很有中国水墨山水画的味道。其实那是油画。他的油彩，总是黑色用得最多、最快。凝重的大山，油彩色块凝成一块块，天边是一轮将出未出的明月，抑或太阳。
“为什么总画山？”记者问。“这可能是一种心境吧，总感到天还是没完全亮。”送走了访民，一天只睡四个小时，早上五点就起床去上课的于建嵘此刻终于能够休息片刻。他靠在躺椅上，看着对面墙上黑山黑水间的一点白，缓缓地说：“再多问题，还是有希望，天终究会亮。”
对生活达观超脱的人生态度背后，薛蛮子依然怀揣着对于促进社会发展以及改善底层民众生存状况的热忱与激情，而他将这种热忱与激情，也利用微博充分地发泄了出来
逍遥薛蛮子
文 | 本刊记者 宋厚亮 熊静如
在得知自己荣登“新浪财经名人影响力榜”财经类首位的一刹那，天使投资人薛蛮子有点懵，发了条微博问道：“这是怎么个算法儿？”
对于年近花甲且刚刚经历了一场癌症生死考验的薛蛮子来说，他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最大程度地保障人生的幸福和自由。在家中，薛蛮子常赤脚趿着双大拖鞋，说话时嗓门洪亮，每到开心处便微微后仰，露出他标志性的“十八颗牙”大笑，而其话语间则总是夹杂着“有木有”、“浮云”等微博流行语。当被《中国慈善家》问及对自己的评价时，他又是一阵大笑：“怎么评价都行，臭老头一个！”而在他对生活极度达观超脱的人生态度背后，这个头发花白、笑容灿烂的顽皮老人，却依然怀揣着对于促进社会发展以及改善底层民众生存状况的热忱与激情。
檄文
薛蛮子的一位朋友曾在他接受完一家电视台专访后惊奇地说：“老顽童这次太不容易了，居然憋了半个小时没说脏话！”薛蛮子挂在嘴边的三字国骂，有调侃，但更多地是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事实上，这个对于功名利禄都已“混不吝”的豁达老头，却并非事事都能释怀，而时下最流行的社交平台——微博，则成了他“发泄”的主要渠道。薛蛮子在微博上也总是特立独行：既有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度感喟，也有对社会不公的破口大骂，而让他在微博上一举成名的，则源于一次声势浩大的公益行动——
我自登博以来每日都见父母亲友为拐卖儿童的求救信，近日更甚，经常每日数起。众博友反应强烈，转发如云，但成效甚微，求救之声，随时日延递而石沉大海。受害的父母，唯有终日以泪洗面，徒呼奈何。此类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日发生，在十三亿人民的眼皮底下愈演愈烈。实是我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
父老乡亲兄弟姐妹，设身处地，谁家丢了孩子不心痛，扪心自问，哪个孩子找不到妈妈不心焦？我们每一个人对这样的悲剧不关心、不救助，我们还是人吗！愿明年今日此刻，此种滔天罪行不复见于我们祖国大地，我们每一个父母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这是薛蛮子写就的一篇打拐“檄文”。
2011年2月2日，农历大年三十，万家皆为最喜庆的一天忙碌着。从事小额信贷项目的尹飞去见薛蛮子，谈话间，尹飞告诉薛，小区外面好多乞讨的孩子都是被拐卖而来的。两人聊完已是中午时分，随后，薛蛮子带着老婆孩子准备乘机到马尔代夫度假。在飞机上，再想起尹飞提到的乞讨儿童，薛蛮子思考了五分钟，决定写一份打击拐卖儿童的倡议书。此前，薛关注的重点还是时任埃及总统的穆巴拉克，在微博上他曾为这一独裁者的下台而欢呼。
“开始是我准备亲自写，但我老婆不同意，她说咱家的孩子被人盯上也被拐了怎么办？”于是，薛蛮子让跟他们一起旅游的小侄子写。但这个正在上大学的侄子的作品，却最终遭到了薛蛮子的彻底否定。“中国的大学生水平太低，他写得一塌糊涂，不能用。我只能自个儿写了这么个玩意儿。”
薛蛮子所说的“这个玩意儿”，是一篇760字左右的《关于彻底消灭全国大规模拐卖儿童强制乞讨犯罪集团的倡议书》。在一个多小时之内，他分六个篇次，逐条发在了微博上。
在倡议书中，薛蛮子呼吁人大代表、媒体人、慈善机构、大企业、各界明星和每一个公民，共同为打击并解救拐卖儿童出力。这是一篇颇有古代檄文风格的文章，文字凝练，情真意切，足见其浸淫中国历史文化数十年所沉淀的功底。
相对于平时，除夕之时上微博的人自然少了许多，但薛“没想到大家转发得挺厉害”。六条微博先后获得评论多达1000多条。更重要的是，微博红人姚晨、赵薇、潘石屹、冯小刚等名人均给予了支持，经他们之手，倡议书自然也传播并影响到了更多的人。
于是，从除夕夜开始，薛蛮子每天多了一项工作：在微博上回应每个人对他提出倡议的看法。他在回复同是天使投资人的徐小平时说，“你我都是爸爸，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还有比救孩子更要紧的事情吗？多投个把项目已无关紧要了。”身为资深的天使投资人，薛蛮子的身家已达到以亿美元量级计算的地步。早已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他，也希望能发掘出自己更多的价值。而自己这篇不经意间发出的文章，竟收到如此多人的积极回应，也促使他从口头倡议开始转向亲自积极参与行动。
结缘
其实，除夕这天，距薛蛮子第一次使用新浪微博还不到5个月。此前，薛蛮子除了转发别人的微博再加上三五字的短评之外，也会自己发点感触，或涉及投资，或讲述历史，或评判时事。但他的每条微博仅能得到三五人的评论，多则也就二十多人而已，而这已然让他很满足。用了两三个月后，他在转发别人微博时，会时常写上“微博的力量”、“微博的力量大”等类似的评语，其影响力，让他觉得微博这种东西“好玩了”。
不过，“打拐”这次偶然为之的公益倡议，才让薛蛮子亲身感受到微博的真正巨大力量，对于通过微博平台救助流浪儿童的效果，薛蛮子说：“人人都知道了，当官的也知道了，以前没人关注。温家宝在5月1日说支持这事儿，公安部也很支持。慢慢地在大街都见不到有孩子乞讨了。”
而对熟悉薛蛮子的人来说，这也堪称一次很突兀的转变。春节过后，薛蛮子曾碰见先锋艺术家艾未未，作为老朋友的艾未未提及此事时就揶揄道：“你一老奸巨猾的商人，能做这个事儿？”
薛蛮子是谁？2011年之前，除了投资界和企业界的人之外，恐怕没几个人知道这个“白头发老头”。低调的有钱人、喜欢历史和艺术，这是熟人给薛蛮子的标签，当然业界还送给他另外一些标签，比如聪明绝顶、狡猾的成功商人等等。
但原本行事低调的薛蛮子自打迷恋上微博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从静静地围观，到孤独地转发，再到麻辣地点评，最后亲自出马倡言消灭拐卖儿童行为，并参与行动，这不得不归功于微博的魅力。短短数月，薛蛮子声名大噪，吸引粉丝百万，成为微博上的红人，甚至在民间有了自己的“粉丝”。在四川的一次“粉丝”见面会上，笑言“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的薛蛮子就调侃地说：“父亲以前做过司令，但他哪儿有我厉害啊，我的粉丝100万。”
自此，视大多事情如“浮云”的中国天使投资“大哥”，正式跨出投资界的狭小圈子，转身为为公益和正义出钱出声的公众人物。而微博倡议之后，也让薛蛮子因此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比如于建嵘(详情参见本期封面故事《游侠于建嵘》)、徐小平等。春节过后，薛和这两人还共同出资发起壹基金儿童救助项目。他们以此为平台，正式推动流浪儿童救助和打拐行动。薛蛮子是该项目负责日常事务的管理委员会成员，“其实就是捐钱，等到该项目开会的时候，才去了解了解情况。”他对《中国慈善家》说，依然是那种满不在乎的语气。
但事实上，薛蛮子并不仅仅如他所说的，如闲云野鹤一般，只做幕后的事。他也会奔赴台前，例如他就曾和于建嵘、两位壹基金的工作人员一起到云南省红河州垤玛乡调查乞讨儿童的现状。
今年2月底，薛蛮子一行四人从昆明坐车到垤玛乡，车程长达8小时，不断地翻山越岭，让这位58岁的老头“屁股都坐酸了”。但这次痛苦的远行调研，也带给他许多震撼，让他真切地认识到这里为什么会成为恶名远扬的“乞讨乡”。
“发现老百姓苦得一塌糊涂，一亩地收入200块钱，一家人一年收入就1000块钱。有人还和猪睡在一起。”薛蛮子还在当地发现了一个延续下来的传统，当丈夫去世，妻子再嫁后，不能带着先前所生养的孩子一起过去，于是这些孩子就会沦落为流浪儿童。从风俗到产业，这里还完全停留在传统社会的状态。
极端的贫穷，让薛蛮子认识到，救助流浪儿童和打击拐卖儿童，还得从根上解决。于是，他利用自己的资源，联系到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和他商讨如何为大面积的贫困地区提供就业机会。在薛蛮子看来，要把救助的门槛降低，把穷人救出去，让犯罪的成本提高，这样才能有成果。
同时，薛蛮子认为还需要向公众进行宣传，让他们知道，不仅拐卖孩子是犯罪，买孩子也是犯罪。除了依托微博，他透露，他们也正在和中央电视台合作一个有关该内容的公益广告，片头和片花都拍好了，就缺一个代言人。“标准是能对打拐事件增光添彩的人，最好是篮球明星姚明或者网球明星李娜，因为他们都是赚外国人的钱，形象健康，出现负面丑闻的可能性极小。”
尽管在寻找代言人上面，薛蛮子希望找一个“干净”的英雄，但他表示中国最好不要有英雄主义情结，“还是一个平民社会更好”。
作为“革命二代”的薛蛮子，成长于文革年代，后出国留学，自小就混迹于各个阶层，能很快地与他们交朋友。历经世事幻化之后，他已不再相信这世上有以孤胆英雄形象出现的大侠，“他们都是弱者的幻想和意淫。”但他也会真心佩服敢于为争取个人和他人的权利而一马当先的人。薛蛮子特别提到了刘萍，这个曾是江西新余钢铁厂的职工去年宣布参选区人大代表，“你能想象这事儿吗？”他反问记者。
薛自认，他没有刘萍那种勇气，但当今年5月，他在第一时间将自己身患直肠癌的消息发布到微博上，并随后在这个平台上几乎以“实况”的方式“直播”了自己乐观战胜这一病症的全过程，且不遗余力地反复呼吁每个人要定期体检时，相信很多人都会认为他是一个勇敢的“英雄”——而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仇富”心态，与薛蛮子无任何牵扯。
作为第一个正式提出微公益概念，并将这一平台在公益领域运用到极致的人，梁树新展现了自己务实的行动派作风
“老男孩”梁树新
文 | 本刊记者 谢再红 鲁宁
不穿裤搭地铁、铅笔换校舍、午餐计划、微公益、微基金、竞选人大代表……能把这些看似不搭边的事情“跨界”链接起来的只有一个人——梁树新，而其链接的工具则是当下最热门的社交平台——微博。
这位出生于1976年的“老男孩”内心一直隐藏着一个儿时的梦想。“我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如果有一天，我具备了帮助别人的能力，我一定会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梁树新对《中国慈善家》说，“从一名传统媒体人，到现在的新媒体人，我一直在借助网络的力量，倡导和实践微公益理念。如今，总算是找到了一点感觉。”
虽然很多人都已开始利用微博开展一些公益活动，但梁树新却是第一个正式提出微公益概念，并将其系统化的人。与传统公益慈善不同，微公益倡导人人可参与，尽我所能帮助他人，并且要做快乐公益和创意公益。
从引发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的“不穿裤搭地铁”行为艺术秀，到吸引政府参与的午餐计划，再到参选人大代表的决定，梁树新每每都能以夺人眼球的新奇方式，将微博的平台效应发挥到极致，从而让人们能自觉关注到其所倡导的公益事件。当然，其种种出位举动也难免引来非议，“一个人如果只是偶尔做一两次公益，你可以质疑他是作秀。但要是常年累月坚持和专注公益，我相信会改变别人的看法，并影响到更多人参与进来。”梁树新说。
新职业
梁树新本是传统媒体人，毕业后曾先后在广州日报《赢周刊》、《品牌世界》、《新营销》等媒体工作。记者生涯使得他能够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但性格使然，他对彼时刚刚兴起的互联网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博客在中国火爆时，梁树新曾在博客网工作过，而在《新营销》担任副主编时，利用“职务之便”，他最喜欢研究的也是新媒体与Web2.0营销。
2006年初，梁树新彻底离开传统媒体，加盟了著名的草根网络社区——天涯社区，担任商务运营总监一职。来到开放包容、堪称“中国的缩影”的天涯，对于梁树新来说可谓如鱼得水。一方面，他可以吸纳天涯关注社会民生、扶助弱势群体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他也开始借助天涯平台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带头策划多起网络公益活动。诸如2008年春节的“融雪行动”、汶川大地震爱心直通车、玉树爱心直通车、西南干旱解渴行动等融合了线上线下行动的大型公益活动，使梁树新的策划能力和执行能力都得到了快速提升。
2009年9月，新浪微博刚刚进入内测阶段，喜欢新鲜的梁树新就抢先成为了第一批用户，没过多久，他惊奇地发现，微博这个“新玩意儿”无论在影响力和转播速度还是覆盖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其他媒介形式。为此，他不再为报纸杂志上的专栏写稿，并停止了博客的更新，把精力全部倾注到了微博上。
2010年1月12日，梁树新偶然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个关于护士郭丽娟铊中毒求助的消息，短短数小时之内，该消息被转发了数百次，第二天，郭就被安排进华西四院得到了很好的治疗。这场网络救援行动的成功，使梁树新深刻体会到了微博的巨大能量，“即使很小的事情，只要有其价值存在，通过微博就会迅速展开，很快转播，最终将影响力放到无限大。”
几天后，梁树新又带领18名从微博和天涯召集的网友，在广州地铁上演了一出颇为惊艳的“不穿裤搭地铁”活动，引来国内多家主流媒体纷纷报道，英国《卫报》还以《进步的裤子》为题对他进行了专访。有人戏称，梁树新是“一脱成名”。
随着关注自己微博的人越来越多，梁树新开始把微博的社会资源积聚起来，用于发展公益事业，其中最典型的案例便是“铅笔换校舍”，梁树新也因此被称为“微公益第一人”。
2010年3月，借鉴澳大利亚青年“一蛋一世界”的创意，梁树新在个人微博上发出了“铅笔换校舍”的第一条微博：要用自己的母校广西昭平县走马乡佛丁小学小朋友的一支铅笔和网友交换实物，通过不断交换，直到手上物品增值到12万元以上，再在微博上进行竞拍变现，全部资金用于佛丁小学的重修。这个富有创意的公益方式不仅吸引了很多草根网友的踊跃参与，而且还得到了众多明星名人的热情参加，最终筹集到将近20万元的爱心资金，到9月份开学时，原本破败不堪的佛丁小学已如魔术般变成了一座漂亮的彩色校舍。
“微公益”
与很多坐而论道者不同，梁树新推崇起而行之。他认为，很多人缺乏的并不是想法，而是行动，尤其是持之以恒的行动。“只要你去做了，哪怕只是做了一点点。也远比你空想半天要强。”而伴随着一次次公益行动的成功，梁树新也对“微公益”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归纳，并在国内第一个正式提出了这一概念。
2010年3月，“铅笔换校舍”活动启动后，梁树新一边积极展开项目实践，同时也对项目过程进行思考与总结。他提炼出了一些方法论，其后，又对微公益的内涵进行了不断的完善，最终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微公益”理论。
在梁树新看来，传统的公益模式往往以社会精英阶层为主体，却忽视了最广大的草根群体和普通老百姓，参与形式也只有单一的捐款捐物。而微公益却是一种零门槛的公益模式，它以网友和草根群体为主体，基于互联网展开各种公益活动，强调人人可参与，聚沙成塔。“微公益的发起主体更加广泛，几乎人人可以办到，注册一个微博，或在论坛里发一个帖子，就能发起一场公益活动。求助者可以颠覆自己的角色，主动发起求助，而在传统的公益活动中，受助人经常很被动。”
除了捐款捐物之外，微公益的参与形式也更加丰富灵活。比如在“铅笔换校舍”活动中，央视著名主持人王凯(详情参见本期《谁动了我的衣橱？》一文)捐献了一小时的配音时间，后来在淘宝网上拍出了5万元的高价，广州著名主持人马志海的三小时私人时间，也换来了5000元现金以及一床价值5000元的毛毯。而即使你只是“围观”，也可以利用转发、评论或提供有效信息等方式参与进来。
此外，梁树新十分强调微公益的分享精神，他因此也结识了很多好友，大家经常在一起沟通交流用微博进行公益的一些方式和理念，如果谁发现了好的创意和手段，都会相互学习借鉴。而可复制性也正是微公益的一大优点。
由此，梁树新总结出“微公益”的六个特点：快乐公益、人人公益、创意公益、跨界整合、基于社会化媒体的沟通平台和情景公益。在这其中，“快乐和创意是微公益的两大DNA”。“微博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信息传遍整个互联网，参与的人多了，自然形成裂变累加传播模式，最终达到‘四两博千金’的效果，让那些有需要的人获得真正实质性的帮助，而每个参与者也可以在公益过程中获得心灵世界的精神满足。”
通过一系列的微公益项目，梁树新在互联网上聚合起一大批志同道合的网友和志愿者，他们大多供职于互联网企业，对于如何使用互联网进行项目运作十分熟悉。基于这一优势，2010年12月，梁树新正式成立了“微计划”团队。“微计划原来的定位是依托网络平台开展偏远山区小学助学项目，后来转型为专注提升各种NGO的新媒体公益传播能力，包括网络公益项目设计、创意、平台和执行。”梁树新说。
打造微基金
今年3月9日，央视《今日说法》报道说，由于家庭贫困、离家较远等原因，红板小学三分之二的学生没午饭吃。深受震动的梁树新迅速联系天涯公益、麦田计划和多玩游戏网，当天下午就发起了“午餐计划”，网友可以在微计划团队开设的淘宝公益网店“蛋生万物义卖店”上，认购五元一份的爱心午餐。没想到，网友们参与热情高涨，当晚便卖出1000多份，很快就筹集到了可供红板小学学生吃上三年的免费午餐专项资金。
3月底，梁树新带领一队志愿者前往贵州执行午餐计划，随行的还有许多媒体，他希望通过他们的眼睛，把当地贫困学生的实际生活状况真实客观地记录下来。“大量的媒体关注无疑也会对当地相关部门形成很大压力，促使他们对午餐计划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
在路途中，由于贵州山高路陡，梁树新所乘坐的越野车曾不幸遭遇车祸，翻滚到路边高达10米的深沟里，幸好车上四人只有一人骨折。这次波折让作为领队的梁树新虽心有余悸，却也更坚定了此行的决心。紧急调整行动方案后，梁树新精简人员继续上山，4月1日，终于让红板小学250名学生吃上了第一顿午餐。
成功开饭以后，《南方都市报》率先刊发了长达几个版的报道，央视和广州电视台也紧随其后推出了特别专题，一时间，全社会反响如潮。贵州省青基会秘书长杨震得知情况以后，专门派人找到梁树新，主动提出要为其提供帮助。梁树新告诉对方，午餐计划最大的困难在于合法的募捐身份。
次日，刚回到广州的梁树新就接到了杨震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对方痛快地表示要帮助午餐计划解决身份问题，两人还共同敲定了微基金的名称，并约好青基会在不收取管理费的情况下全程监管善款使用，微基金则负责筹措午餐爱心捐款。“其实最开始我并没抱什么希望，更没料到后来只通过几轮电话就把合作的关键点给谈妥了。”
4月5日，在几个媒体的见证下，梁树新与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专项基金“微基金”正式宣告成立，“那天正好是清明节，我们选择这个特殊的日子，也是希望彼此未来的合作能够清清白白、正大光明。”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更是对微基金做出亲笔批示，要求贵州有关部门全力支持午餐计划，整合政府和社会的力量，系统解决贵州贫困山区的午餐和寄宿等民生问题。
此后，微基金在微博、论坛、社区、QQ群、移动互联网等“主战场”上搭建了一个便捷的公益平台，宣传微公益理念。为保证项目公正透明，它专门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由梁树新担任执行主席，将收到的捐款全部逐笔在官方网站爱心网上公示，其和青基会共同监督支出的每笔账目，确保善款落实。同时，微基金还在淘宝网上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所有过程，财务数据每周通过微博更新，款项的流向通过文字和图片形式上网，让捐赠人看到可信、有亲和力的公益情景。“过去捐款，基本只能接触到捐款账号或捐物地址，帮助了谁、中间的故事、得到的反馈都没法了解。网络监管则为‘情景公益’创造了条件。”梁树新说。
新路径
截至9月25日，微基金通过网络渠道已卖出了36万份五元爱心午餐，筹集到共约180万元的专项资金，已让三所贵州山区小学的800多名小学生吃上了免费午餐。“接下来，我们将加大筹款力度，以支持贵州开辟更多的午餐学校，让更多小学生受益。”
事实上，微基金及其品牌项目“午餐计划”也得到了社会和业界的广泛认可。9月22日，微基金从数十支强队中脱颖而出，荣获联想微公益创业大赛“微公益之星”荣誉称号，“这是微基金首次参加公益类比赛，为了锻炼团队，我刻意躲在幕后，放手让微基金团队去参赛。结果让我很满意。”梁树新对自己的团队颇感自豪。
微基金的成功实践也让梁树新发现了一条微公益的新路径，目前，他正努力打造一种“复合公益”。“在做午餐计划过程中，我们聚合起了很多NGO资源，比如我们已经和麦田计划、明星书院、贷帮小额贷款、‘乐淘小脚丫’计划等NGO达成了战略合作，形成有效联动，用互联网使公益扁平化。”下一步，梁树新还希望整合一些医疗卫生、改善妇女生存状况等方面的NGO，共享信息资料，以形成一种改良农村教育的新型模式。
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则是梁树新的另一个目标。目前，微基金已从前期志愿者中招募了两名专职工作人员，以保证午餐计划的顺利实施。梁树新认为，这才是未来NGO的普遍发展趋势。
5月27日，梁树新通过微博又进行了一项“标新立异”的行为：以自荐方式宣布参选区基层人大代表。9月8日，全市投票结束后，梁树新的参选行动以失败告终，但他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实现了：“我并没想到我的参选会造成这么大影响，在参选过程中，我的行动确实影响到了很多人，并使他们开始重视自己手中的权利。”
事实上，在微博江湖里，梁树新的公益之路不乏荆棘。然而，即使面对再多质疑与非议，这位“老男孩”也从没想过放弃：“我是行动派，信仰‘行胜于言’，相信行动的力量会感召更多的人参与并支持微公益。不管是坚持微公益，还是参选区人大代表，其本质都是为了改良社会。我相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通过一系列的微博公益事件，邓飞为无数素不相识的人奔走呼吁，而这也正是在延续着其颇为赞赏的那股侠客精神
邓飞一声吼
文 | 本刊记者 宋厚亮
“我们1970年代出生的人，读的不是毛泽东(的著作)，而是《三侠五义》、《说唐传》，还有金庸的武侠小说。”邓飞用手机发完一条微博，抬起头，对《中国慈善家》说。那张满是胡渣的脸，配上犀利的眼神，别说，还真有些隋唐时期侠客虬髯客的神韵。而在侠士文化浓厚的《水浒传》中，梁山泊好汉里也有一人叫邓飞，绰号“火眼狻猊”。“他急公好义，不停地救人，最后还因救人而死。我觉得我跟他的性格蛮像。”
1978年出生在湖南的农家子弟邓飞，从小学起就迷恋上了金庸的武侠小说。而今，虽已过了而立之年，他仍喜欢郭靖、张无忌和陈家洛等大侠。在他看来，“70后”成长的年代，毛泽东的政治色彩已经褪去，而法治和公民社会的一套制度又尚未跟进，于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衔接点上，他们自然地选择和接受了传统社会中最有正义感的侠士文化。
“侠是什么？有义气、有担当、有悲悯，愿意为素不相识的人奉献自己。我们得到的知识营养和价值观，就来自于传统社会的侠，这是‘70后’的思想根脉。”事实上，无论是在《凤凰周刊》做调查记者，还是发起“微博打拐”、“贫困山区小学生免费午餐”计划，以及将于十月份开展的“贫困山区小学生大病医保”，邓飞始终在为素不相识的人奔走呼吁着，或许在他心中，这正是在延续着自己颇为赞赏的那股侠客精神。
微博利器
2010年9月16日8点左右，尚在酣睡的邓飞被一个电话吵醒，它来自《新世纪》周刊记者刘长。电话中，对方焦急而气愤地对邓说：“大事不好，钟家的两个女儿被官员堵住了！”6天前，江西宜黄县政府组织强拆，导致当地一家姓钟的拆迁户三人自焚以示抗议。此后，钟家两姐妹应约到北京接受凤凰卫视采访，却在昌北机场被宜黄官员发现遭到围堵。刘长第一时间掌握该事，并发到微博，但应者廖廖。想到邓飞的微博粉丝多，他于是希望由后者把这条消息转发出去，吸引更多人关注。
在了解该事件的具体情况后，邓飞在9点之前发出了针对此事的第一条微博：“【昌北机场直播一】被县委书记带队的40多名官员围住，自焚家属们插翅难飞，航班耽搁，钟九妹心力交瘁刚才晕倒，幸而医生现场抢救，现在已无大碍。”
巧合的是，有一位正在机场的旅客恰好就是邓飞的微博关注者，她看见这条内容，立刻通过私信和邓取得了联系，并义务充当起了“现场播报员”，躲在一边，压低着嗓音用电话为邓描述现场，使他得以把钟家姐妹和宜黄官员“攻防战”的真实场景通过微博即时直播出来。彼时，或许包括宜黄县县委书记在内的宜黄官员都还不知道微博为何物，更不会想到它的影响力可以大得惊人。该事件最后惊动中央，当地主要官员均遭到彻查。
其实，即使作为《凤凰周刊》首席记者的邓飞，当时都不曾想到微博竟有如此大的威力，他仅仅是“路见不平一声吼”，却能马上得到无数响应和帮助，并最终直接改变了事态发展方向和当事双方的命运。而这距他第一次使用微博仅有一年的时间。无意间参与的微博直播，让他看到了在比传统媒体辐射力更快更广的微博上，自己可以更切实地推动中国的进步。
2008年3月，湖北籍彭高峰的3岁儿子彭文乐在广东被人拐走。邓飞在调查报道《南中国男童贩卖链条》时认识了彭高峰，此后一直与其联系，鼓励他不要放弃，但一直未有结果。而有了第一次的“预演”，邓飞对微博有了更多的期待。于是，他在微博上简单介绍了彭文乐的情况，附上孩子的照片，并满怀希望地写道：“互联网能再次创造奇迹吗？请帮助找到这个孩子。”当时的邓飞或许并未意识到，此刻，他发动起的将是一次随后在全国都开展得轰轰烈烈的“微博打拐”行动。
邓飞发出的寻找彭文乐的帖子，在新浪、腾讯等微博上被转发近万次。在数万网友的相互传递和共同努力下，被拐已近三年的彭文乐的下落终于在2011年新年到来时被发现。大年初六(2月8日)，邓飞在微博上直播了彭氏父子相见过程。这次成功的“打拐”，不仅引得无数网友在线“围观”，也引来《人民日报》等国家主流媒体的报道。几天之后，公安部正式接手介入。
解救钟家姐妹、彭氏父子相见，如果不是借助微博，而仅仅依靠调查报道，恐怕是很难这么快就实现的。而这两起事件也促使邓飞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事业发展。
1996年，邓飞考入湖南大学，就读新闻专业。“我们在大学得到的营养来自《南方周末》，理想是毕业后到这样的媒体工作。”邓飞说，《南方周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侠义文化，为弱势的人呼喊。但毕业后，邓飞并没有进入梦想的报社，而是在湖南省妇联下属的《今日女报》做调查记者。
三年后，邓飞转入香港的《凤凰周刊》做法制类和时政类调查报道，这一定程度上帮助他实现了当初的梦想。此后的七年，他以笔为剑，写下了一百多篇文章。《死刑犯取器调查》、《南中国男童贩卖链条》、《周庄肺病》……这些高质量的调查报道，刺破了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的种种晦暗。而邓飞本人也因此收获了一系列褒奖：《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50人”、腾讯网华语传媒盛典2010年度记者、《南方周末》年度传媒致敬……可以说，如果不出意外，这些专业的认可和荣誉，足够鼓励一名调查记者向更远处前行。
然而实际上，邓飞并不满足：“报道了这么多年，我发现其实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几年前的事情现在还要写。因为你就是把真相挖出来，也没有人去管。”他对自己的十年调查记者经历感到了一种无奈，但两次微博行动，让他看到了希望：“在微博上，我发现自己就可以改变一些事情。”
专职团队
2011年2月26日，邓飞以“天涯社区2010年度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天涯社区的年会(详情参见本期封面故事《“老男孩”梁树新》一文)。一个与他同桌、在贵州山村支教的女教师说，在她所在的小学，学生没有午餐，孩子一天只吃两顿饭，下午都饿着肚子上课。这让在座的邓飞等人惊愕不已，他们无法想象，今日中国还会出现如30年前极度贫乏时期的情景。
邓飞当即便决定帮助这些远在大山里的孩子。他让支教女教师回校后，发来他们学校和当地的材料。一个多月后，收到材料后，邓飞随即就开展行动，并发出微博：“25日将去贵州一悬崖下的乡村小学，当地学生无午餐，每天中午喝凉水充饥。我们尝试在该校建一个食堂，推动中国贫困山区的免费午餐计划。”
此时，经历了宜黄事件和“微博打拐”之后，邓飞的微博粉丝量急剧增加，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的粉丝分别高达数十万和数百万之众。当他发布“免费午餐”计划后，其也得到大量转发，一些媒体也纷纷跟进响应。通过微博，邓飞不仅认识了贵州黔西县花溪乡沙坝小学校长，更深入地了解了当地情况，在短短的时间内，他还以此为平台募集到一些捐款和志愿者。4月初，黔西县沙坝小学成为全国第一所享受免费午餐的学校，该校169名学生每人中午都能有一份米饭、一个煮鸡蛋、一勺酸菜炒肉、一勺烧土豆和一勺白菜汤了。
这样飞速的进展，也促使邓飞开始放慢作为记者的脚步，而专职于“免费午餐”计划。他为此组建了一个7人团队，除一人为基金会专职人员外，其他6人皆是志愿者，有律师，有企业家，有企业职员——没错，这些人都是通过微博相识的。
“免费午餐”项目现挂靠在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邓飞在微博上公布了捐款账号。24小时后，就收到了4.6万元善款，三天内，募款突破5万元。“我本来准备持续做，至少做十年。但没想到，才做了三个月，国家就来解决了。”
7月19日，国家决定从2011年秋季学期启动民族县、贫困县农村免费午餐试点工作，并将宁夏确定为首批试点省区。邓飞对这样的结果很满意，他用行动促使政府认识并接手这个庞大的民生工程。但他并不会立即撤出该项目，“在国家全部接手之前，我都会守在这里。国家全部接手之后，我们则会保持监督。”
而眼下，邓飞又开始筹备另一项公益项目——贫困山区小学生大病医保，它将和“免费午餐”项目一样，利用微博模式进行推进。因“免费午餐”计划，邓飞去过一个个贫困的乡村，亲眼目睹了学校和学生的艰难，他打算长期关注乡村孩子的问题，帮助他们顺利地成长，为此，他还准备专门筹办一家基金会。
集结号
截至9月中旬，“免费午餐”已募集善款1700多万元，为10个省的100所学校的1.5万名学生提供免费午餐。而对于大病医保项目，邓飞则计划今年年底辐射到3万多贫困学生，预计共需保费300多万元。
很难想象，如此快的项目推进和如此大的善款募集，竟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做到了。“调查记者做公益，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作为调查记者，我写的是失败史，所以我能知道怎么不失败。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做公益还能做出一点成绩的原因。”而邓飞的另一优势则是其因此所积攒起来的公信力。他坦言，最初在微博上呼应他捐款的人大多是其以前的读者。
“做免费午餐，实际上就是个人财物的整合过程。”有了这些基础，更兼之微博时代的到来，让邓飞如鱼得水，“捐款账号在微博上一公布，马上就有人捐款；需要什么样的志愿者，在微博上一公布，马上就有人响应。要什么有什么！”
这并非夸大之词。比如在微博上发出需求后，“免费午餐”项目就在一周之内召集到了《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等十多个媒体中最优秀的摄影记者，自愿来到当地，用镜头记录中国贫困山区儿童求学生活之困境，以及中国各阶层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情景。“照片是最容易打动人心的。”邓飞说，他还打算把这些摄影记者的照片做成一本图册，预计在2012年年初全球义卖，所得收入捐赠“免费午餐”。
随着“免费午餐”在多个省份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微博网友主动行动起来。一个叫刘嵘的广州企业家在微博上称，他愿意支持邓飞，谁转发他的那条微博，他就向“免费午餐”项目捐款9元。最后该条微博被转发10万多条，刘嵘也兑现承诺捐款90万元。另一些人则在微博上自发地发起拍卖，然后把筹到的钱捐到免费午餐账号。这也给了邓飞不少启发：如果能搭建一个公益拍卖的平台，就可以持续不断地带来善款。而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市场官王帅，通过微博知道他这个想法后，亲自给邓飞打电话，邀约其在淘宝网建立网店。在王帅的直接帮助下，7月13日，“免费午餐”淘宝商城公益店正式上线。
微博这一在过去一年里改变了人们信息传播方式、社交模式的平台，正让邓飞的人脉和资源迅速扩大。在本刊采访时，同来的还有一位咨询公司的管理者，他也是从微博上看到邓飞的“免费午餐”项目，并因此与其结识的，他想组织公司的企业资源来和邓飞一起做公益。
而采访还未结束，又有两位企业家前来与邓飞洽谈合作。其中一位是北京泰和财富管理公司董事长周成海，几个月前，他们在微博上结识，见面聊过几次后，彼此对公益有很多共识。于是，周成海在公司内部号召员工为“免费午餐”捐款。而此次见面，邓飞告诉周成海，贫困山区小学生大病医保项目即将启动了。
“你把这个项目的时间节点告诉我，我亲自联系我们江苏籍的企业家和创投界的朋友，来给你捐款。”同是“70后”的周成海很仗义，他不仅希望能捐一笔款，还想帮助联络到更多人，一步步参与到大病医保项目中。
在采访地点附近，导演孙周执导的一部新电影《我愿意》正在进行取景拍摄。电影中，开着宝马车的段奕宏和骑着自行车的孙红雷，都“愿意”追求李冰冰。而颇为异曲同工的是，眼前，通过微博这个平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也正向邓飞主动表达着“我愿意”的公益誓言。
他从来不只是旁观者、记录者，而一直都是深深介入现实的行动者。而微博的出现，则加深了其与被救助者之间的纽带
痛感中的王克勤
文 | 本刊记者 赵晨
天刚亮，王克勤就出门了。在乡间的路上，他拦了一辆装满了秸秆的农用三轮车。车主犹豫了一下，还是让他上了车。
这是电影系列短片《语路计划》中王克勤的镜头。“按照我们兰州的土话，我就是‘一根筋’，就是倔强，傻傻的，一个胡同走到底，碰到头破血流，也要坚持走到最后。”当他这句画外音响起时，镜头特意给了三轮车前的那头小毛驴一个特写。片子里，他不是风尘仆仆走在采访的路上，就是在被采访者家中，倾听弱势群体的倾诉。
王克勤是中国调查记者第一人，被业界称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记者，“扒粪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在二十多年的新闻生涯中，他写出了《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等重磅报道，彰显了调查性报道在中国所能到达的高度。
王克勤因此也成为很多新闻从业者甚至普通民众心中的“励志偶像”。2011年5月，他赴甘肃慰问一对抚养孤儿的八旬老人，一位当了他八年“粉丝”的男子特地赶去会面——在人生最低谷时，王克勤的调查报道让其很受激励，“世界上还是有有理想、能坚持的人的！”甚至有位上访十几年的重庆老太太，千里迢迢赶到他当时位于北京北六环白庙村的办公室，不为解决问题，只想见他一面。
2011年6月，王克勤还发起“大爱清尘”公益活动，为尘肺病患者募集款项、提供救助。这仅是多年来他在新闻之外所参与的公益事务中的一小部分。王克勤从来不只是旁观者、记录者，而一直都是深深介入现实的行动者。微博的出现，则让其加深了救助者与被救助者之间的纽带。“大爱清尘”通过微博寻找需要救助的患者，并吸引爱心人士进行捐赠，迄今已募集善款近97万元。
职业杀手：尘肺病
王克勤说自己心太软，看到老百姓的痛苦、悲情，心里就难受得不行。“一个记者没有痛感、没有激情，是不配称为记者的。”
2009年7月，为了证明自己患有尘肺病，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引发社会对尘肺病患者的维权难、治病难的关注。得知此事后，王克勤带领自己团队的记者，赴甘肃古浪、四川甘洛等地调查尘肺病患者的生存状态。
尘肺病是一种由于长期吸入大量细微粉尘而引起的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的全身性职业病。患者多是长期在矿山打工的贫苦农民工。由于缺乏劳动保护措施，以及自我保护意识，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吸入大量粉尘。而这种疾病，直到数年后，身体才开始出现胸闷、气短、咳嗽、全身无力等症状。尘肺病无法完全治愈，只能通过洗肺等治疗方式延缓寿命。更可怕的是，重症患者将丧失劳动能力，很多人因此导致家贫、子女辍学。而该病死亡率高达22%，为了能呼吸上一口气，病人多以跪着的姿势死去，其状非常凄惨。
官方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中国尘肺病患者共有67万。而根据王克勤团队掌握的情况，实际患者数量将是该数据的10倍。大量的尘肺病患者，隐匿在公众的视线之外，未得到关注。
在进行报道的同时，王克勤随即动员身边朋友，对尘肺病患者展开救援。“一万元能让尘肺病农民兄弟洗一次肺，一块钱能让他们多活4.38到17.52小时。”2011年6月15日，王克勤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等共同发起“大爱清尘”公益活动，通过向公众募款，救助那些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尘肺病患者。而他发现，微博对此是一个强大的平台。
“大爱清尘”管委会负责人田尧向本刊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大家约好在下班时一起讨论下一批的救助计划。见面后王克勤就说：“我打算今晚就去成都。”田尧惊诧道：“有这么急吗？”王说：“你有没有看到，今天下午的一条微博，喊救命啊！”原来，一位志愿者发来求助微博，说成都有两名尘肺病患者目前呼吸困难，急需制氧机。于是，王克勤一边向外界转发该微博，一边连夜赶往成都。经过努力，终于为两名患者送去了两台制氧机和一些善款。如果没有微博，如此迅即的反馈和救助是无法实现的。
而这一平台也拉近了救助者与被救助者之间的距离。2011年8月，辽宁朝阳尘肺病患者秦秘秋在“大爱清尘”的帮助下获得救治，他的儿子发微博感谢王克勤和他的团队：“希望有朝一日我有能力了，能逐一回报你们。”王克勤看到这条微博后，随即回复：“其实应该感恩的是我们！你及你的父亲接受了我们的帮助，实质让我们得到提升自己修业、净化自己内心的机会。不用回报某个人，只要你做个好人，适时帮助困难的人，就是最好的回报。”
一条小鱼的价值
在“大爱清尘”项目启动后的十天内，王克勤本人也捐赠了3000元钱。要知道，时任《中国经济时报》高级记者的王，每月工资也仅有3000元。朋友们劝他“没必要”，他说，“我是这个活动的发起人，自己都不捐，怎么说得过去？！”
事实上，王克勤的经济条件一直不是很宽裕，甚至可以说很清贫。2002年，他用六个月的时间采访大量出租车司机，写出了震惊中外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顶着烈日在采访路上差点晕倒，而当他累得躺在长安街边的木椅上休息时，旁边打扫卫生的清洁工甚至把他当成了农民工。
据了解，每位尘肺病患者洗肺或保守治疗需花费1万元，而中国则有600余万名的尘肺病患者。“想起这些，有时我就会莫名地沮丧，觉得自己的力量太有限。”田尧对《中国慈善家》说。而每到此时，王克勤总会用一则“小孩捉鱼”的故事激励他的团队。
“每次退潮，都有很多小鱼留在海滩上，回不去大海。这时，会有一个小孩将小鱼一条条扔回海中。大人问他，这么多鱼，你又不能改变它们的命运，为什么还要将它们丢进大海？小孩盯着手中的一条鱼说，这一条，我能改变它的命运。”
也许很多人会感到其中透着些许无奈，但王克勤看到的却是另一面：“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做一点是一点。努力了不一定会改变，但不努力将永远不会改变。”
事实上，通过微博的广泛影响力，王克勤已救了一条又一条的“小鱼”，他早已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截止到10月4日，“大爱清尘”共募集善款近97万元，虽然与总共所需的资金相比还是显得杯水车薪，但要知道，这只是该项目发起仅三个多月取得的成果。
常有人问他，为什么除了报道之外，还做这么多“非记者范畴”的事？王克勤回答：“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是公民，最后才是一个职业人；作为基本的人以及公民，我应该为更多的弱者争取权利。”
在去年《南方周末》的“中国梦践行者”颁奖礼上，嘉宾白岩松问王克勤：“多年来你用自己的笔守护着一个个个人的梦想、权利，在你的心中，是不是也有一个远远超越你个人的梦想？”王克勤想了想，否定道：“你的判断有点差异。严格地说，我是在为自己……当我看到很多被拆迁的、被圈地的、艾滋病感染者，以及出租车司机等等众多权利受到伤害的人，看到他们求助的眼神，我觉得自己难以入眠。为了给自己内心一点安慰，给自己一点快乐感，所以不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