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反恐战争 进入社交媒体阶段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1年“911”事件开启反恐十年。当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击中纽约世贸大厦时，马克·扎克伯格还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上高中最后一年。2004年，他在哈佛校园创造了Facebook。接着2005年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2006年微博客Twitter也分别问世。
反恐十年后面一半，遇上了社会媒体的崛起。越来越多的网民、公司、机构和政府在社会媒体建立了自己的虚拟世界身份、参与了虚拟世界的活动。虽然昔日“第二人生”这个电子游戏因为想象力不够而失败，但社会媒体其实构建了和真实世界同样丰富的空间。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因为有了这第二世界，产生了本质的变化。
十年反恐战争 进入社交媒体阶段
从坏的方面说，某些社会媒体系统的高保密性，让恐怖分子和暴力分子方面联络。孟买恐怖爆炸中，巴基斯坦极端恐怖分子用的就是黑莓保密信息来传送消息，因服务器在加拿大，要寻求跨国司法合作也来不及，所以警方两天内眼睁睁看着恐怖分子在宾馆各处通过黑莓有效互通信息。印度政府经过和黑莓公司长时间谈判，终于获得了可以取得黑莓通讯数据的法律权利。今年伦敦骚乱，年轻人也是通过黑莓消息系统传送集会信息，让警方无法提前知道骚乱地点，导致遍地烽火。英国首相也召见了黑莓、推特和Facebook公司的在英负责人，商谈在紧急情况下控制的可能性，当然遭到了公众的一致批评。
但从好的方面说，大部分社会媒体，从根本上以开放性为优先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改写了公众对隐私的定义。人们几乎把任何事情、任何照片，都公开分享给他们的网友。即便你不是他们账户的订阅者，也可以通过搜索功能得到关于特定人的几乎一切消息。
两起暴力事件，可以看出网络开放性的影响。发生在江西抚州的政府爆炸案，爆炸者长期使用新浪微博，在出事之前发出了暗示性话语，只要有人订阅和关注，就肯定能猜出危险来临。而挪威爆炸枪杀案凶嫌，更是在事发当天在社会媒体上散发了一份千页宣言，完全坦白了动机和准备过程。如果反恐部门把社会媒体纳入反恐领域，很容易就会发现端倪并且及时制止。
社会媒体拉平了社会结构，是个人的狂欢，也是组织的噩梦。其开放性让任何利用社会媒体招募成员的组织，陷入了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你的组织从一开始就对公众和政府透明。所以很难想象，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恐怖行动，可以通过社会媒体策划和进行。
更重要的是，社会媒体让人人成为监控电视，随时拍就能无意中记录下恐怖行为的蛛丝马迹。反恐其实可以通过“众包”的方式进行，媒体和当局通过社会媒体，可以搜集潜在的恐怖主义的踪迹。如果通过程序进行数据挖掘，通过语义分析，甚至可以预测可能的恐怖犯罪。
社会媒体的普及让社会透明程度大增，所以必然导致恐怖主义这种需要绝密策划的事情，因为各种原因难度大增。当然社会媒体能导致街头抗议、社区暴乱这种突发性“公开群体事件”增加，阿拉伯革命就是明显的例子。有趣的是，这种由社会媒体引发的中东革命，却有效地消灭了恐怖主义基地组织赖以生存的土壤——对中东政权的绝望。
美国网路反恐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社会媒体上进行情报分析，情报部门和计算机专家合作，已经发展出很成熟的措施。在社会媒体反恐方面，美国占据独特的优势：全球最大的主要社会媒体Facebook、推特和Youtube，服务器都在美国，司法寻证据极为方便。
当反恐十年到来的时候，拉登已经被击毙、基地组织已经开始消亡，网络上的反恐却有扩大化的趋势，各国政府开始利用公众默认的网络反恐措施，来控制反政府的活动，侵犯民权。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白俄罗斯，虽然该国互联网没有审查，但警方竟然利用Facebook，仔细搜集和分析反对派的活动，甚至钓鱼陷害。这种自由开放网络下的新压制，也的确是反恐十年负面遗产之一——政府业已扩大的权力，的确很难自动收回。
这个十年的恐怖主义威胁编辑本段回目录
来自于网络和社交媒体这类虚拟世界的威胁在与日俱增。监控其他国家的社交媒体可能比试图窃取政治领导人的外交联络信息更有效。既然意识到了社交媒体的力量，接下来便会马上提出疑问：如何运用这种来源搜集情报呢？ >>
The National Interest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9月13日文章】
This Decade's Terrorist Threat
这个十年的恐怖主义威胁
Charles A. Duelfer | September 13, 2011 http://goo.gl/E8hpf
(作者前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委员会执行副主席查尔斯·迪尔费尔)
美国国家安全预算削减即将开始，不过华盛顿必须保证不削减情报开支。美国更易受到新时代危险的伤害，而非来自我们所进行的各种“反恐战争”的目标的威胁。战场改变了，国防政策也必须随之改变。
来自于网络和社交媒体这类虚拟世界的威胁在与日俱增。如今，中东由政府无力掌控的社会改变所主宰，而这对其他地区也具有潜在影响。这些动态的情报更多的是来自喜欢刨根问底的媒体而非政府方面。重要的、即便是很新的资料也能在谷歌上搜索到。想想谷歌的威力吧。它在虚拟世界拥有的资料比美国情报界的都更多。不过尽管谷歌是美国公司，它也没有义务与美国政府分享信息，哪怕是关键信息。
监控其他国家的社交媒体可能比试图窃取政治领导人的外交联络信息更有效。政府现在更关注大众在特定情况下是如何想的。对政治家来说，知道大家认为什么是真的比知道什么是真的更重要。这是我国政策的重大转变。
既然意识到了社交媒体的力量，接下来便会马上提出疑问：如何运用这种来源搜集情报呢？搜集情报的方法多寡仅受到想象力(和国家法律)的限制。在有意或无意的社会团体中收集情报可能是探究某些领域之究竟的便利方法。而同时，对外国在美国搜集情报涉及的反间谍问题也应予以关注。不难想象，在传统间谍行动中发展出来的行业技巧可轻松转化到虚拟世界中来。这些全新领域在未来将非常重要。
此外，对不断增长的可用信息流的处理从根本上改变了情报界。如今，信息如此之多，任何专家都不可能一上来就做分析，因此需要开发出运算法则，以筛选数据流，并识别出其中有一定意义的趋势或异常情况。专家正进一步脱离现实世界，转而开始分析现实世界的衍生物。
随着我们重新考虑威胁类型，情报领域出现的其他方向性改变似乎也合情合理。当今世界发生了改变，已经到了质疑情报搜集和分析之根本前提的地步，在重要性方面可以和苏联解体相比。上次全球威胁大环境改变时，我们的国防开支及用于国家情报的资源没有进行适当调整。当时我们忙着收获“和平红利”，没有意识到新的威胁需要新的情报方法。
过去十年来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让我们处于危险之中。不过上个十年对下个十年来说没有任何指导性意义。的确，我们有许多工作人员在中东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我们有一批如今可称作中东专家的分析人士。我们建立了一支语言能力过硬的队伍。不过这仍无法阻挡未来十年的潜在威胁。
鉴于这是个改变的时刻，国家安全预算将得到特别关注，重新考虑资源和根本任务之间的关系岂不是比单纯在边边角角做调整更有效？时机已经成熟，美国政府或国会应该对情报界的走向及其需要的资源进行全新审视。当军事经费减少时，情报经费必须增加至少得适当增加。这种行为本身就能显示出美国在为未来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