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钱殇 编辑本段回目录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自发先行者，以加工制造业起家的温州，在最近几年如此迅速地走上一条去实业化的泡沫经济之路，到底是谁之过？
十月温州，断贷围城。
无论是频发的老板跑路，抑或偶发的事主跳楼，都足以令世人对温州高利贷乱象痛心疾首，亦令高层震动，出手扶危。
目前已知的情况表明，在监管失控之下，银行资金、民间借贷合谋纠缠，酿出局部金融事端，人心一时惶然。
核心症结，正是利率管制下的资金价格扭曲和官民借贷双轨。官方实际负利率与实际资金需求推高的民间高利贷，二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关联？《财经》记者通过实地调查，渐次串联起扭曲的民间借贷资金链，亦初步还原催生此致命链条的复杂土壤。
比照高利贷崩盘的制度成因，我们不难发现，当前一系列对策尚属应急，针对问题症结，真正的解决之道仍在于为民间借贷寻求制度层面的更大出路。
因此，将温州当下金融乱象简单归结为资本逐利下的自食其果，不仅无法探求事实真相，也无助于寻求温州式金融危机的真正化解之道。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自发先行者，以加工制造业起家的温州，在最近几年如此迅速地走上一条去实业化的泡沫经济之路，到底是谁之过？
冷静观察可知，在当年种种利好政策下养成的对外向型经济的路径依赖，令温州民营企业升级乏力，转身艰难，进而在外部需求不振、国内结构调整的大格局下进退失据，转而投入房地产、民间借贷等局部暴利诱惑之中。
值此实业维艰之际，由天量信贷导致的资产价格飙升，遂成诸路民间资本逐利标的。一推一拉之间，去实业追泡沫之途得以铸就。而官民利率歧途，更助长各类资金违规运转的热情，此一致命链条的打通，更令温州金钱生意势成燃油。及至宏调由大松转至大紧，且锁定资产价格泡沫不放松，温州钱商覆没命运已然注定。
可以说，温州的成败，集中展示了中国并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的得失。温州钱殇，亦为神州之伤。解困之道，在于破解改革瓶颈，真正放开市场。具体而言，尤需切实打造有利于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环境，助其专注做强，真正落实“新老三十六条”，广开投资渠道，及早实施利率市场化，理顺资金价格。
伤城温州治愈之时，当为中国市场经济再上层楼、续写成功故事之新起点。
——编者
上篇：钱商覆没真相
在高息诱惑下，中小企业主、普通居民、政府公务员均成为放贷队伍一员。如今“断贷”风险大规模爆发，众多食利者亦各食苦果 钱商覆没真相
在跑路“跳楼”等坏消息频繁出现的浙江省温州市，55岁的阿慧之死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但却掀开了一起典型的涉嫌非法集资案一角。
阿慧本名张秀慧，9月23日凌晨4时许，她从温州市学路中路的人才大厦D单元26楼跳下。早上被人发现时，她身着红色衬衣和牛仔裤，倒在一片血泊中，其状甚惨。一些邻居认出了她，知道她住在人才大厦E单元27楼，是位“有点钱的人”，但没人知道她为何轻生。
亲属们随后发现一份内容简短的遗嘱，记录了她令人吃惊的借贷情况，也道出了她自杀的原因。
一位亲属介绍说，今年上半年，阿慧从亲戚朋友处借款，作为担保人，她又将这些资金借给一个叫陈繁蓉的人，再加上自己房子抵押借款，共计2000多万。阿慧和陈繁蓉既是邻居，也算亲戚，两人相识20多年，关系融洽，住在同一个小区。按照每月5厘的息差，如果这些资金能平稳运转一年，阿慧可获利上百万元。
然而，一夜突变。9月21日上午，陈繁蓉关机“消失”。其时关于温州市借贷人跑路的消息频频传出，两日联系不上，阿慧断定陈繁蓉已经跑路，这也意味着她筹集的2000余万元的借款再无着落，自己一贫如洗，负债沉重。
23日凌晨，阿慧再次来到陈繁蓉住处（D单元2610室）敲门多时，在确认无人答应后，撬门而入，但房内空无一人，绝望之际，她开窗跳楼。
阿慧并非企业老板，其所涉金额在温州当地并不算多，因此她自杀带来的冲击，仅在部分熟人邻居中流传，远不及其他跑路企业老板们那样引人关注。
但作为高息放贷的一个环节，阿慧之死却掀开了一起涉嫌非法集资案的一角。据《财经》记者调查，涉案金额约2亿元。在这个具有典型性的案件中，企业老板、担保公司（人）、银行、散户乃至政府官员争相在高息放贷中食利，最后又在泡沫破灭后各食苦果。
“断贷”围城
去年10月，今年2月、6月，均曾有温州金融高管向政府建言，注意防范民间借贷风险，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在温州，类似案件在2010年曾有20余起，但如今次大规模集中爆发，涉案金额之巨、范围之大，在温州金融史上屈指可数。
实际上，温州老板跑路从今年初即已零星开始。据知情人士透露，一位年初跑路的老板躲到北京，在一家医院附近租下房屋，专心等待怀孕的妻子生产。
进入4月，至少三家制造业老板失踪。6月，出逃者再添三人。
在当地人看来，本次危机的起端是今年4月，位于温州龙湾区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失踪”。据报道，黄鹤因参与赌博，导致资金链断裂，负债逾3亿元，只好跑路了事，留下一个占地4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和300多名无所依靠的员工。
这一事件牵涉面较广，成为温州借贷危机集中爆发的开始。其后陆续有企业老板突然关门跑路。
进入三季度，跑路老板开始出现民间金融机构老板的身影。7月初，名下拥有四家公司（一家投资公司、一家国际贸易公司、两家实业公司）的温州市土地局原临时工王晓东一度“失踪”。据悉，王晓东涉嫌通过投资公司非法集资10亿元以上。
王晓东推开的多米诺骨牌，一度被当地中止。9月初，《财经》记者在温州接触数位业内人士获悉，政府不希望媒体曝光，以避免民众对民间金融机构的挤兑风潮。温州市部分官员甚至以为，局面仍在掌控中，当地可以安渡难关。
两个看来“正面”案例是，去年一位违规从事民间金融业务的温州律师涉及民间信贷金额20多亿元；另一名温商涉嫌处理非法地下“空票据”融资，涉及金额300多亿元（票据融资中，需扣除实物部分，实际融资额为数十亿元）。当地均妥善处理，没有酿成更大事端。而一个“反面”案例是，7月份江西发生类似事件并引发挤兑风潮，引得北京有关监管部门震怒。
进入9月，跑路事件陆续涉及数十家规模较大企业。
9月21日，温州眼镜业龙头企业、信泰集团老板胡福林跑路，引爆了企业信用、民间借贷与银行信贷三重危机。
据称，胡福林欠下银行债务8亿元，月利息500万元；欠下民间借贷资金12亿元以上，月息超过2000万元。而其创立的信泰集团位于温州市瓯海区娄桥工业园区内，厂房占地120亩，员工超过3000人。
9月24日，千余名信泰集团员工上街讨薪，震动温州市委市政府。翌日下午，在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主持下，一个名为“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和民间借贷风险”的专题会议召开，29日宣布的措施尽出于此。
目前情况表明，此次温州面临的麻烦较大。多家企业主逃跑，直接促使了当地担保公司挤兑，从而波及其他借贷企业，工业企业积聚的温州龙湾区成为这场危机起点和重灾区。8月前后，危机蔓延到整个温州市，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在银行和高利贷双重挤压下资金链断裂，并最终引发了一场地区性金融危机。
温州市某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现在看来，政府出手有些迟了。据《财经》记者了解，去年10月，今年2月、6月，均曾有温州金融高管向政府建言，注意防范民间借贷风险，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连环“跑路”
在高利借贷的链条上，任一环节的停滞或中断都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盘
在这场尚未平息的危机中，温州市繁蕴印刷有限公司负责人陈繁蓉是其中一个参与者，她身兼企业老板和放贷人双重角色，在融资-放贷游戏中腾挪资金并获利。由于“下线”资金断裂和银行的抽资、不续贷，最终致使自己跑路、别人跳楼的悲剧发生。
温州市繁蕴印刷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鹿城区仰义街。据仰义街道办事处分管副主任李一平介绍，该企业主要从事鞋盒印刷、加工等业务，有员工100余人，年产值700多万元，纳税约100万元。阿慧跳楼当日，陈繁蓉经营多年的印刷厂被查封。
李一平曾和陈繁蓉打过几次交道。在他看来，这位50多岁的老板很勤劳，工作兢兢业业。在其打理下，这家印刷企业生意红火，效益可观。该企业一位负责生产的主管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告诉《财经》记者，企业生意很好，每天都有很多提货的车子在院内等候，工厂要经常加班才能完成订单。
陈繁蓉的企业被查封后，供货商和为企业代加工的户主前来讨债。据仰义街道办初步估计，该公司拖欠货款和加工费至少2000万元。当地政府机关在第一时间介入维稳，劳动社保部门代发了工人八九月份工资约60余万元。陆续离开的工人难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遭遇，也无法理解这老板是“老高”（当地人对高息放贷人的简称）的现实。
在温州企业圈，“老高”现象屡见不鲜。一些企业主因为资金周转不得不高息借贷，而另一些企业主因为传统制造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开始放弃实业，进行房地产投资或专门从事放贷，赚取息差。据估计，温州市高息放贷队伍中，中小企业主占相当比例。
在陈繁蓉的案例中，据其一位亲属透露，陈繁蓉欠债可能高达2亿元。通过多位债权人的描述，这些资金的来源逐渐清晰：亲朋好友的资金是一大来源，在熟人社会的温州，这种直接借款颇为常见，借款少则数十万元，多则上千万元，每月利息多在1分至2分之间，收入极为可观。
眼看着别人通过高息放贷挣钱，阿慧也颇为心动。她对老邻居陈繁蓉十分信任，于是参与筹集资金。她以每月2分的高利息，先后帮陈筹得2000余万元资金，自己从中赚取约5厘的息差，若运转一年平安无事，阿慧和陈繁蓉可获利近500万元。
在温州，贷款利息每月5分颇为常见，这意味着100万元的贷款在一年后将多还款六十万元，今年资金紧张时，月息高达五六分，这是任何行业的利润都无法企及的。
银行贷款是另一主要途径。陈繁蓉一直是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江滨支行矮凳桥分理处的客户，江滨支行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陈繁蓉在该行抵押贷款约700万元，加上在其他多家银行的贷款，共计贷款2000余万元。
企业老板放贷，大多会将自己的企业作为融资平台，进行抵押贷款，在取得低息的信贷资金后，改变用途，进行多元化投资。陈繁蓉通过抵押担保、联保等形式得到的信贷资金预计不少于5000万元，这远远超过了繁蕴印刷厂的资金需求。
陈繁蓉的资金究竟流向何方，尚无更权威说法。部分债权人认为一部分资金是由陈繁蓉经担保公司放贷出去，但是碰到了亏损；另一种说法是部分资金借给龙湾区沙城镇副镇长董宇驰，后者欠债跑路，直接导致陈繁蓉资金链断裂。后一说法，未获当事人的证实。
10月1日，《财经》记者从龙湾区沙城街道办事处了解到，董宇驰两年前从邻镇调入沙城镇，在今年镇改为街道办事处后，担任办事处副主任，分管城建。7月底，董宇驰未经请假，多日缺勤，办事处曾组织专人到其温州市区的住处寻找，但早已人去楼空，与其一同“消失”的还包括其妻儿父母。一周后，办事处向龙湾区委区政府汇报，按照有关干部管理规定，予以免职处理。
在同事眼里，这位副主任精明、能干，做事干脆利落。在跑路前，董宇驰大量借款，其中包括一笔来自沙城一位村主任200多万元的借款。知情人士介绍说，董宇驰欠债7000万元，但董本人拥有多处房产，资产过亿元。
据知情人士称，他的跑路另有隐情：年长3岁的姐姐董维雄在杭州市经营地产项目，由于生意伙伴缘故生意失利，所投资金一时难以收回。
在高利借贷的链条上，任一环节的停滞或中断都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盘。
做局“联贷”
究竟是谁谋划了从银行的联保贷款，贷款行和签字借款人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权威部门的调查取证进展艰难
9月21日上午，陈繁蓉关机“消失”，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在此之前一个月内，她有多笔大额资金入账，其中包括在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的联保贷款1500多万元。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也是陈繁蓉最为疯狂的一出集资秀。
在8月底，陈繁蓉开始联系亲朋好友、同事，以免交水电费或支付利息为由，先后带领50多人到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签字办理小额贷款，每人贷款30万元，共计贷款1500多万元。这些资金以各种形式流入陈繁蓉账上，其中一部分由贷款人取走后交给陈繁蓉，更多的人则称并未见到贷款，而是被陈繁蓉直接取走。
鹿城农村合作银行前身为温州市郊信用合作联合社，成立于1953年，于2005年6月改制为合作银行，主要为小企业和个人提供小额贷款。2010年该行推出“农户联保贷款”产品，即农户或社区居民在自愿基础上组成联保小组，由该行各网点对联保小组成员发放贷款，并由联保小组成员相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按照规定，这些贷款人需具备一定贷款条件，提交明确的贷款用途，联保的五个人必须相互认识，且需同时到场签署两份协议——“个人循环保证贷款合同”和“农户联保协议”。
在此案中，这些规定均未被严格执行：这些互不相识的贷款人既有普通工人，也有低保户、刚毕业的大学生甚至残疾人，大多没有不动产。
黄先生是温州繁蕴印刷厂主管。9月6日，老板陈繁蓉找他谈话，说印刷厂要办一项福利事业，本厂职工可以免费使用水电，现有两个名额，而办理这些需要身份证复印件、婚姻状况证明以及水电费缴款单等资料。
黄先生信以为真。他动员儿子、女儿准备相关手续，之后来到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墩桥分理处，按照陈繁蓉和银行工作人员指示的位置签了字，具体的协议内容当时他并未过问。9月28日，他见到了有类似经历的借贷人时才弄清事情原委。按照协议，他将承担60万元贷款的还款责任。
在陈繁蓉跑路后，愤怒的借款人来到矮凳桥分理处讨要说法，他们认为银行违规操作，和陈繁蓉串通骗取贷款。一些借款人说，陈繁蓉持有“鹿城农村合作银行营销员”名片，在矮墩桥分理处也有专门办公室，和该分理处主任李军关系密切。这些借款人据此认定，银行隐瞒事实真相，并将贷款划入陈繁蓉账户，致使其携款潜逃。
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江滨支行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该行从未聘用陈繁蓉为营销员，她仅仅是该行一位客户，循环担保贷款是个人名义发放的贷款，是否全部流向陈繁蓉尚难确定，目前鹿城区公安局正在调查此案。这位负责人同时透露，该行矮墩桥分理处主任李军已被停职，正配合警方调查。
据了解，一部分贷款确实发放到个人，而后又转借给陈繁蓉，每月获得1200元到1500元不等的利息。在银行看来，这意味着部分贷款人在获得贷款后，实施了高息借贷行为并从中获利。银行内部人士称，他们因此怀疑，是这些借款人与陈繁蓉联合起来骗取银行贷款。目前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权威部门的调查取证进展艰难。
据悉，9月15日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曾召开会议，针对民间借贷问题，要求各下属机构进行风险排查，排查中发现了矮墩桥分理处多批次的联保贷款上存在问题。在陈繁蓉跑路前，该行一一通知贷款人确认贷款情况，并要求在“贷款证实函”上签字确认。
这引起贷款人的警觉，他们拒绝在这份证实函上签字，可惜他们并未紧盯陈繁蓉。此后不到一周，陈繁蓉突然关机“消失”，有人称其已携款潜逃。两天后的9月23日凌晨，借款人之一的阿慧跳楼自杀，陈繁蓉涉嫌非法集资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梦断“续贷”
在银行贷款即将到期时，沈奎正转借民间高利贷搭桥，但在偿还银行贷款后，并未获得此前期望的续贷
跑路前，陈繁蓉收到的另一笔大额资金来自朋友阿光。9月19日，陈繁蓉打电话给阿光，要求短期借款196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并称9月21日银行续贷后即可偿还。对陈繁蓉颇为信任的阿光不知是陷阱，很快将钱借出，结果几天后陈即消失。
据当地有关人士介绍，实际上，在今年7月份后，各商业银行已开始抽资、不续贷或者提高利率，所谓“还后续贷”已无可能。可惜银行的这些行动，并非人人皆知。
在温州，“还后续贷”是一种常用的资金腾挪方式，即银行贷款到期，企业利用民间借贷搭桥，在偿还贷款后数日，企业可以获得银行续贷，新贷款用于偿还民间借贷。但是在今年7月份后，温州市一些商业银行已经开始严防中小企业倒闭潮和民间借贷风险，并进行了内部风险排查，贷款规模已开始缩减。
据温州市金融办统计，今年8月份，当地小企业贷款比7月份减少了373亿元，融资状况趋紧。业内人士认为商业银行在贷款管理上的“急刹车”，可能直接造成了中小企业资金紧张。这些企业转入民间借贷后，融资成本骤升，在银行抽资和高利贷挤兑下，部分中小企业难以支撑，最终停产关闭。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银行不续贷，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使部分中小企业主跑路、跳楼，温州正得利鞋业有限公司老板沈奎正即是其中一位。
9月27日下午，沈奎正从温州市顺锦商厦22楼家中跳下，落在3楼阳台上，当场身亡。沈奎正拥有正得利鞋业、青春秀鞋业、左右鞋业等多家企业、多个品牌，正值壮年的他，也是因为资金链断裂被逼入绝境。
初步估计，他欠债4.3亿元，其中银行贷款2亿元，民间借贷2.3亿元，无力偿还。
银行方面披露的情况显示，近年来，沈奎正通过企业厂房、个人房产抵押和其他企业的互保等方式，在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广发银行、瓯海农村合作银行等多家银行融资2亿多元。在银行贷款即将到期时，沈奎正转借民间高利贷搭桥，但在偿还银行贷款后，并未获得此前期望的续贷。
更麻烦的是，担保公司开始追债。据悉，在沈奎正跳楼前三天，他每天被人跟踪追债并遭遇恐吓，精神几近崩溃。
9月27日下午，沈奎正借故要回家洗澡，回到位于望江东路顺锦商厦A幢2203室。一位目击者称，他爬上窗台后，毫不犹豫地跳下，一了百了。
“温州危机”
在高息诱惑下，中小企业主、普通居民、政府公务员均成为放贷队伍一员，温州进入全民“炒钱”时代
温州有民间筹资经商传统，最早可追溯到各类“会”（如乐清抬会等）。温州市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温州资本的特色就是集体资本，即许多温州企业的创业资本来自民间筹集，这也是温州企业独特的成长土壤和基因。
但是到了2010年，这种正常的民间借贷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投资（咨询）公司等融资中介已使民间借贷走向机构化、高息化、规模化。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显示，一些融资性中介机构利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背景，通过组织个人贷款资金或储蓄存款从事高利垫资活动，借贷月利息高达三四分，导致部分地区非法融资有所抬头。
据统计，2010年全市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诈骗立案20起，涉及金额9.92亿元，平均涉案金额4955万元，比2009年翻了1倍。
在高息诱惑下，中小企业主、普通居民、政府公务员均成为放贷队伍一员，温州进入全民“炒钱”时代。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证实了这一判断，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本身已成为一种高回报的投资品种。
经营一家印刷厂的陈繁蓉在两年前涉足此道，一方面她通过亲朋好友直接借款，另一方面通过企业抵押贷款。据其一位亲属介绍，借来的资金主要用于放贷。这也成为一部分小企业主赚钱的一个重要途径。除抵押贷款外，一些企业还利用企业互保、联保以及票据业务等方式融资。
9月29日，温州市金融办官员在通报当前金融运行情况时坦承，银行的部分流向上存在监管缺失，使一部分信贷资金没有直接进入实体经济，而是通过中介机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从资金需求来看，巨额民间资金已经超过了温州本地经济增长需要，大量转出温州市，进入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领域。温州市一家股份合作制银行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温州市民间借贷主要投资房地产、矿产，还有一小部分类似游资，追求短期暴利。
早在十年前，温州民间资本开始大举进入上海、杭州两地房地产市场，仅2001年一年进入房地产领域的温州资本即高达2000亿元。数年后这些人获利丰厚，“温州炒房团”因此得名。逐利的天性，让早期创业的一批温州人离开利润日薄的传统制造业，开始追逐高利润、高回报的房地产、金融投资。
2010年国内房市火热，各家银行竞相争夺与房地产有关的贷款，这为温州民间资本继续投资房地产提供了资金保障。一份名为“2010-2011年温州金融形势分析与展望”研究报告曾指出温州的过度融资风险，“有的项目分别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银行授信，授信总额远远超出土地的出让价格和评估价值，甚至达到近3倍。”
但是今非昔比，曾经暴利的房地产投资如今成为“烫手山芋”。不断从紧的房地产政策，导致房价下跌，这让投资房地产的资金难以脱身。2011年后，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结束，贷款规模开始紧缩，此前的过度融资造成在续贷时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
货币政策紧缩预期下，民间借贷利率急速攀升。目前温州民间借贷月息可达四五分。在信贷紧缩和民间借贷利率上升双重背景下，在上海、杭州等地房地产投资的温州商人铩羽而归，高昂的借贷成本让部分投资者资金链绷紧，继而影响到企业生产。
4月份后，温州龙湾区一些企业因为房地产投资失败、赌博等原因无力支付高利贷款，继而选择跑路。而温州市各家银行的抽资、不续贷，加速了中小企业的倒闭。
8月份后，关停倒闭企业由龙湾区向温州市蔓延，跑路、跳楼由个别现象向群体蔓延，温州地区的金融危机由此引起各界高度关注，中央决策部门开始介入。
下篇：破解致命链条
银行资金、民间借贷再度纠结在一起，而核心症结所在，正是中国利率管制下的资金价格扭曲。当前一系列应对之举多为应急，真正的解决之道仍在于为民间借贷寻求制度层面上的解脱
10月4日午后，温州市鹿城区绣山路上的警察开始多起来。路过的出租车司机略感意外，有司机称：这架势，和两个多月前温总理来温州处理动车事故善后时一样。
司机恰好言中。彼时，因为愈演愈烈的高息借贷事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正在当地，听取温州市委市政府有关民间借贷问题的汇报。随行的还有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等财经部委高官，阵容强大，气氛凝重。
以民间借贷活跃而著称的温州，从未像当前这样引人瞩目。
就在温家宝一行抵达浙江前一个月内，超过60名温州企业老板因为资金链断裂而跑路，有的则因此跳楼，民间高利贷崩盘之说迅速蔓延。
更严重的是，已经浮现的危机，并不仅局限于民间借贷市场。历史再度重演，此次民间高利贷的疯狂，已涉及部分国有企业和正规金融机构。民间借贷资金链的断裂，恐再度将商业银行等金融“正规军”拖下水。
据温州市金融办、银监分局、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初步统计，此番老板跑路所牵扯到的银行信贷“窟窿”约200亿元。一位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随着调查的深入，信贷“窟窿”和民间借贷规模都会继续扩大。
根据官方统计，截至8月末，温州市各银行机构贷款余额6123亿元，而民间资本超过6000亿元，且以每年14％的速度继续增长。
如果“窟窿”全部转为坏账，当地银行不良贷款率将在8月底0.37％的基础上飙升10倍，形势逼人。
根据官方媒体公开的报道，温家宝在10月4日的会议上提出四点意见：一要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二要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三要加大财税政策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延长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期限；四要切实防范金融风险。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依法打击非法集资。
而在四天前，温州市政府在9月29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已宣布一系列应急措施，第一条就是对中小企业“加大信贷资金保障力度”。
在国庆节前迅速扩散的恐慌情绪，至此略有所缓和。而对民间借贷链条的调查与艰难破解，则刚刚开始。
谁在放贷
违规揽储的大旗之下，制造业企业（包括上市公司）、公务员、官太太、普通民众均被“招安”，有钱出钱，纷纷介入高息借贷
民间借贷各国皆存，学者们的研究表明，这在某种程度上可对正规金融拾漏补缺。然而如果其短时间内过于活跃，则往往预示着金融动荡为期不远。
今年以来，随着宏观政策的逐步收紧，中国各地民间借贷均呈迅猛发展之势。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今年银监会三季度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上估计，全国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已达3万亿元；中金公司9月底发布《中国民间借贷分析》报告称，2011年中期民间借贷余额 3.8万亿元，同比增长38％。
据统计，上半年，A股上市公司共发布107份关于“委托贷款”公告，涉及52家上市公司，累计贷款额度超过160亿元，同比增长约38％。人民银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其他”类融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贷款公司贷款、产业基金投资等），上半年为2033亿元，同比增长67.7％。
在银行信贷资金收紧的大势之下，这些逆势流动的资金来自何处？
温州市金融办估计，当地的民间资金中，来自本地企业的资金占30％，当地居民闲置资金占20％，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资金分别占20％，其中部分资金可能是通过银行个人贷款的渠道间接流入了民间借贷市场。
但《财经》记者接触的金融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如果没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资金池支持，民间高利贷市场未必能掀起巨浪。
多位民间金融机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民间借贷的资金池主要由“闲钱”组成，而国企和银行资金最为丰裕。尽管温州由于国企少而民企多，国企资金占比相对偏低，但其他地区的国企依旧可以通过种种渠道将资金注入温州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撰文认为，自1993年以来的民间高利贷风潮皆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作为资金的主要供应方。
他认为，经过改革后，商业银行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内部管理已经比上世纪90年代有较大的改进。但不可否认的是，商业银行和国有控股企业在这一轮的高利贷热潮中依然扮演重要角色：商业银行花样翻新的各种理财产品和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成为变相的高利贷产品，国有控股企业利用信贷优势普遍当起了资金掮客。
银监会的数据显示，最近一年多来，银行表外资产暴涨，仅理财产品一项，今年上半年规模即已达8.5万亿元。在收益率上，银行理财产品回报率动辄5％－8％，而信托年利率一年来已上涨了50％，突破20％。如此高息揽来的资金唯有进军民间借贷市场，方能覆盖其财务成本。
商业银行、国有企业在信贷和资金上的反常之举，已引起监管层的重视。
7月份，银监会召开第三季度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批评银行对于大型集团客户，特别是资金池吸引了大量贷款资金的央企客户缺少贷款流向调查，“部分银行遇难而退，甚至放弃了对去款走向和用途的调查，不提出受托支付的要求，使自己却背负了无限的责任”，“大量财务公司资金不是用在自己核心主业和主体集团的成员，（国企）财务公司变成半个银行了，成何体统”？
包括铁道部在内的部分大型央企，旗下普遍设立财务公司，对银行债务“统借统还”，银行对信贷资金流向的详尽监管因此形同虚设。在今年民间借贷利率飙升的背景下，部分国企资金以种种方式，或明或暗涌入民间借贷资金池。
温州某工业部门负责人观察到，最近一年间，国企大量注册二三级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业务，通过“融资铜”等实物贸易获得进口信用证（通常六个月）贷款，并利用信用证的期限差从民间借贷市场获利。
一位从事“融资铜”业务的温商表示，业务主要取道上海展开，操盘者主要是温商。
通过期限差套利的不仅仅是国企，各家商业银行也多有涉及。一位高端制造业企业主对《财经》记者表示，最近一年间，曾有银行高管找上门来，与他联手通过期限错配、将资金注入民间借贷资金池获利。
其操作方式为，企业主在月底替某家企业还清贷款，银行通过压贷25天的方式，将这笔资金注入民间借贷资金池。短短25天之内，企业主获得21％的回报，“如果银行不能在民间借贷市场获得50％以上的回报，怎么敢这么冒险？”这位企业主说。
最近两年，以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城市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兴起，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同时，也在特定阶段使中小企业融资水涨船高。
尽管分管金融的国务院领导曾公开提醒城市银行守住本地业务就好，但仍然难抵中小银行的扩张。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长周松山对《财经》记者表示，去年以来，仅在温州开业的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就超过十家。
而在差异化考核背景下，中小银行贷款利率远较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为高，前者当前贷款利率已达年利率18％，后者仅为12％。前者每每高息揽储，客观上又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逼上了高成本揽储之路。
今年二季度末揽储大战中，银行业理财产品一度出现短期8％的超高回报率，引来银监会重拳出击。至三季度末，建行温州分行一位负责人表示，短期理财产品收益率已降至6％。
由于中间业务已经市场化，担保公司将自有资金存入银行，即可获得《担保法》允许的10倍信用额度，上述银行和企业主合谋放贷一幕，在银行与担保公司之间反复上演。
9月30日，正值三季度末，银行日均存贷比大考关口。一家融资性担保公司老板在接受采访期间当场指示手下询问一家急需存款的银行，“6.5(即短期利率)要不要”。两分钟后，手下汇报称，银行嫌高，这位老板立即发出第二道指令：“问他6.2％要不要，反正我们是5.7％融来的嘛，还有利润可赚。”
据介绍，温州众多融资性担保公司、非融资类担保公司、小额信贷公司、典当行、寄售行及投资公司等，只有少数诱惑公司守法经营，其余均在巨大的利润面前违规揽储。一位担保公司老板明言，很多担保公司去年一年赚了超过100％的利润。
违规揽储的大旗之下，制造业企业（包括上市公司）、公务员、官太太、普通民众均被“招安”，有钱出钱，纷纷介入高息借贷。
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最合算投资方式”问卷调查显示，今年二季度，选择“民间借贷”的储户占到24.5％，首次超过“房地产投资”跃居首位，温州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
该行副行长周松山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数据存在一定误差，但60％的温州家庭牵涉其中是有的。
最近一年多来，不少温州公务员通过按揭等方式申请个人贷款，其中的部分贷款流入了民间资金池。
一位担保公司老板明言，“乌纱帽”是优质客户，我们必须争取，这会给公司运营以及风险控制带来潜在收益。这位担保公司老板曾在一分钟之内，与一位官员太太谈妥了资金价格：以22％的年利率吸储。
温州民间资金池的另一部分资金，则来自山西。2009年，山西煤矿改革“国进民退”，大量温州老板资金转战他乡，除了内蒙古继续炒矿、海南炒房，另有一部分资金则流回了温州民间借贷市场。一位与国企合作、从事“融资铜”业务的民间金融机构老板告诉《财经》记者，民间借贷资金池中，最后一部分资金来自个别慈善机构，具体的名单，他讳莫如深。
谁在接盘
在房地产开发贷收紧、民间利率飙升的背景下，除了试图与中央政府在房价上打擂台的房地产企业，似乎没有其他行业可以承受超高的民间利率
那些从银行及央企财务公司腾挪出的钱究竟流向哪里，依然是一个谜。迄今没有权威机构公开相关调查结果，而其灰色属性，亦增加了调查统计的难度。某金融集团高层研究人员向《财经》记者表示，有关方面应对此进行深度调研。
但有一点几成业界共识，当前民间资金大多已脱离实业。而当众人皆希望自己成为食利者时，企业实体发展一旦无法支撑过高的资金成本，崩盘是注定的结局。而当前中国中小企业恰处于国内外宏观环境不利的时局下，利润前景堪忧。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提供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民间借贷资金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占比仅35％；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的占比则达20％。
而即便上述35％的实业投资比例也不乏水分。中国农业银行温州市分行一位负责人表示，在日常贷款中，近来发现大量制造业企业的虚假需求。实际上，由于逾七成中小企业参与民间放贷，中小企业与房地产企业早已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换言之，房地产项目占比远不止20％。
多位国有和民间金融机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民间资金池闸门开启之后，地产项目是最主要的流向。在房地产开发贷收紧、民间利率飙升的背景下，除了试图与中央政府在房价上打擂台的房地产企业，似乎没有其他行业可以承受超高的民间利率。
某房地产企业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房地产企业并非都拿60％—72％的超高年利率，“这谁也承受不了，关键要靠资金组合”，这位负责人说，“例如理财产品的价格对于房地产企业就不算高。”
通常情况下，房企融资组合分为房地产开发贷、理财产品、房地产信托、民间高利贷四种。
前述房地产企业负责人表示：“房地产开发贷尽管已经收紧，但存量仍然很大。”同时，不少理财产品背后实际上就是房企在操盘，其部分资金定向流往房企；房地产信托利率更高，年息已经超过20％；而动辄月息三五分的民间借贷已经大量存在于房企的资金组合中，不少资金链紧张的房企甚至不得不承受月息6分的短期高利贷（折合年利率72％）。
“资金链相对丰裕的房企，前两种资金组合更多；反之则是后两者占比更大。”前述房企负责人说。
一位担保公司老板告诉《财经》记者，把钱放给房地产也很不放心，每个季度末，特别是春节前“钱紧”的时候，一定得亲自去看看那些项目。
9月底，标准普尔称，其对中国房地产公司进行的压力测试表明，多数地产商能承受2012年销售降低10％的冲击，部分房地产商则无法承受。标普点了沿海家园、绿城中国、合生创展、上海证大、盛高置地、上置集团等六家企业的名，认为如果市场继续疲软，这些企业的偿债风险将加大。
在民间高利贷市场刚刚出现崩盘先兆之时的7月，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就已作出预测：“从今年4月份出现负增长以后，大中型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的同比上涨，从正变成负，估计还有三个月到五个月（即今年四季度）的时间就顶不住了。”
全国范围内，往年“金九银十”的销售旺季在今年变得惨淡，而老板纷纷跑路之后，温州高端楼盘绿城广场售价在9月急挫30％，跌至9月底的5.1万元/平方米。
尽管如此，仍不乏房地产企业自信地认为，政府迟早要施以援手。某房地产企业负责人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不少呆账坏账，主要依靠未来地价来覆盖之前的财务成本，因此，地方政府不能让房企大量死亡。
而在当前紧缩的信贷政策下，制造业中小企业必然率先倒闭，然后就轮到了资金次丰裕的民间金融机构，而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最为丰厚，一定是最后一个死”。
他相信，房地产企业能扛到政府救助的那一刻。
政策转向
按照当前一年期贷款利率6.56％计算，最高上浮30％意味着中小企业从银行融资利率上限被锁定在8.52％
针对事实上存在的民间高利贷与商业银行间的灰色交易，温州金融监管当局曾一度出手，试图斩断其通道。
自7月初王晓东的资金传销崩盘之后，温州各家银行一方面收到金融监管机构的指令，一方面为己身的信贷安全，对王晓东的投资公司所在地——龙湾区永强镇展开排查。
无论是彼时还是今日，永强始终是高利贷最为猖獗之地。
排查之后，不少银行停掉了龙湾区、瑞安市的对公贷款，特别是对永强镇的贷款请求，全部予以驳回。
建行温州分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对公业务是此番资金链断裂的重灾区。由于贷款流向监管薄弱，银行考虑到高利贷风险，为避免对公贷款窟窿越来越大，不得已而拒贷。
截至8月，温州市银行业机构小企业贷款比7月份减少373亿元。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表示，这表明部分企业的融资状况不乐观，但同时，部分企业的关停倒闭已经影响部分商业银行的贷款安全，而且“潜伏的风险在增大”。
随着老板资金断裂而纷纷跑路，温州金融监管者的态度遂产生180度的转变。
在9月29日出台救急措施的同时，温州市政府要求“各银行业机构要积极向上级行争取贷款规模，确保实现年初确定的新增贷款1000亿元的目标”“确保小企业贷款增速高于贷款平均增速，对中小企业不抽贷、不压贷”“从现在起，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实行利率优惠政策，贷款利率上浮最高不得超过30％，同时，不得强制贷款企业购买理财产品，不得与企业贷款挂钩，不得变相收取企业手续费”。
按照当前一年期贷款利率6.56％计算，最高上浮30％意味着中小企业从银行融资利率上限被锁定在8.52％。而在温州市政府对银行业的“禁令”出台之前的一年内，有抵押物的中小企业被银行业的各种“苛捐杂税”所迫，付出实际利率在12％－18％之间。其中，贷款利率普遍上浮50％。
9月30日下午，邮储银行温州分行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落实温州市政府相关工作要求。行长陈光龙表示，将积极向上级行进行规模申请，已向省行提出在现有信贷规划的基础上，年底再增加5亿元的信贷规模。
换言之，9月下旬之后，温州银行业机构将一改过去21个月内“以价补量”的思路，转为“以量补量”。
而温州市政府已派出25个工作组进驻银行，实地督导银行运作。
制度解药
温州等地出现的高利贷乱局，是货币困局下的畸胎，市场扭曲下的金融乱象
尽管救急措施频出，但民间高利贷崩盘的根本解药仍在制度层面。
9月29日凌晨，张震宇在一份起草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利率双轨制的存在和商业银行本身对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上存在监管缺失，使一部分信贷资金没有直接进入经济实体，而是通过中介机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7月7日，央行年内第三次加息，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分别提升为3.5％和6.56％，同时，活期存款利率被确定为0.5％。7月当月的CPI涨幅则为6.5％，实际负利率利差仍高达3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民间市场利率一路飙升。温州市政府资料显示，当地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已从年初的23.01％猛增至9月25.44％的阶段性高位。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市场实际利率远不止此。在有抵押物的情况下，利率为月息1分至1分5厘（即年利率12％－18％），短期抵押（一周至三个月不等）贷款利率普遍已上涨至月息2分5厘至3分（即年利率30％－36％），无抵押贷款月息已高达月息5分至6分（即年利率60％－72％）。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认为，抬高整个社会的资金成本并不能真正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向，地下金融繁衍生殖的根源在于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只有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金融市场的分割程度，才可能改善利率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和资金配置低效的局面。
而此轮宏观政策调整，被外界视为加剧中国金融痼疾的催化剂。
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银行信贷规模在2009年同比增长三成，达9.7万亿元，次年再增两成，“合计五成的新增信贷资金也要寻找出口”。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王庆表示。
在那场信贷盛宴中，以“铁公基”为代表的国企获得天量贷款，以政企不分的铁道部为例，其所获2万亿元信贷利率普遍被下浮10％。
就在铁道部获得天量信贷的关口，有抵押的温州民间借贷年利率约为10％，无抵押年利率则在30％－40％，而国企信贷资金价格尚不足年利率5％，近乎百分百的回报率开始将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进一步放大。
紧接着央行启动新一轮总量紧缩的调控，1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创纪录的21.5％；同期，央行还5次加息，通过价格控制产能扩张。银行放贷规模明显缩减。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温州等地出现的高利贷乱局，是货币困局下的畸胎，市场扭曲下的金融乱象。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首席经济师陶冬撰文分析，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急剧调整，令银行的借贷业务萎缩，并向大企业倾斜，中小企业受害颇深。
另外，基准利率未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而做出适当的调整，导致资金的价格信号失效，民间利率与政策利率脱节。体系外融资活动剧增，说到底是银行中介功能弱化的结果。当然，房地产市场的炒作和不规范，带来了需求方的问题。而民间借贷的灰色性质，又导致了监管上的盲点。
张震宇表示，温州市政府初步决定设立市县二级“地方金融监管中心”，将寄售行、投资公司、股权投资公司纳入监管范围。此前，这些实际上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长期“独立”于“一行三会”之外。
除了监管扩容，温州还建议中央要“大力发展民间金融，开展民间金融组织试点”，以求将民间金融机构纳入监管轨道、降低市场利率和风险，其核心要义是开放目前仍属垄断的金融服务市场，措施包括扩大小额信贷公司试点、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试点、探索组建温州金融资产交易所等。
此前，温州市经信委主任余中平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金融创新——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发行工作正在进行中，“分管经信委的副主任已经跑了五六趟北京，但一直没批下来”。
而包括温州方兴担保公司董事长方培林在内的民间金融机构负责人的胃口并不仅仅局限于此。
他们认为，应放松金融管制，给予民间资金合理合法的出口，并逐步消除利率双轨。为此他们呼吁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允许符合条件的私人办理银行业务。
张茉楠认为，消弭二元分割的落脚点应该将其置于推动金融改革、优化全社会融资结构和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大视野中加以通盘考虑，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各种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才是促进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的根本之道。
去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向总行递交报告，要求批准在温州施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试点。然而，报告呈上之后，尚无回音。
温州人行副行长周松山表示，利率市场化改革难关重重，远非央行可自行决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企的超低利率、国有商业银行高达3个百分点的存贷利差是幕后阻力。
但当地人行坚持认为：温州国企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转相对良好，民间资本雄厚，正是拆除利率双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有利因素。
有人甚至建议，处于危机之中的温州，或许可以借试点利率并轨而逐步走出困境，进而为更大范围拆除利率双轨探路试水。
高利贷倒逼金融市场化民间借贷高利贷化是利率管制的结果，也是对管制利率远低于均衡利率的强行“校正”
从民间金融的热土浙江温州到苏北的贫困县泗洪，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到陕西的神木，在中国众多的城市和广袤的乡村，民间借贷的高回报，已成为近来各路资金趋之若鹜的热土。
今年春节过后，江苏泗洪石集乡几乎98％以上的村民都参与到了疯狂的高利贷游戏中。一批放贷者一夜暴富，石集乡成了“宝马乡”。在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高回报甚至让在京工作的白领不惜辞职回家做借贷生意。
传统形式的民间借贷还推陈出新，近年来，“人人贷”“哈哈贷”等网络民间借贷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民间借贷还突破“民间”向上市公司和国企发展，多家上市非金融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募集资金从事贷款业务，中国石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等央企早已或正酝酿成立金融子公司从事融资业务。民间借贷俨然成为一场“全民运动”。
民间借贷诱人之处无非是高利率。江苏南通民间借贷月息就达5％，折合成年息高达60％，超过银行借贷利率近10倍。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调查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在24％以上，实际年利率则超过40％，最高者甚至达到180％！
如此高的利率，没有哪个行业或企业能够承担。业内人士介绍，这些高利贷性质的资金中，有近一半在民间借贷市场来回“空转”，其余大多流入一些投机性行业，比如赌博业。
民间借贷已变异为“炒钱”的“庞氏游戏”，并出现崩塌前兆。今年5月底，石集乡的高利贷之链一夜之间断裂，迅速向其他乡镇蔓延，穷困群体上亿元的血汗钱瞬间全都打了水漂。各地频频爆出高利贷链条断裂案。
数量调控后遗症
从去年开始，央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主要的政策工具是信贷规模控制和存款准备金率。
当然，名义上央行早已不再直接控制信贷规模了，但存款准备金率将信贷规模按一定比例与存款挂钩，其实是变相的信贷规模控制方式。
不仅如此，存款准备金率还可为央行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改善央行的财务报表。现在来看，无论是限制信贷规模，还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均未能达到保持物价稳定的政策效果，反而加快了金融脱媒，越来越多的资金绕过了金融中介，进入无监管的灰色地带，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一方面，社会资金加快流出银行体系。今年以来，银行存款下滑趋势明显， 9月下旬，部分银行的存款余额负增长幅度达到创纪录的3％！
那么，银行存款“搬家”到哪儿去了？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信托理财产品！银行存款搬家加上存款准备金率的多次提高，银行为非金融部门提供中介服务的能力和效率不断下降。
另一方面，民间借贷全民化、信贷融资信托化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漫长的资金链在任何一点上断裂，就会引发中小企业倒闭潮，更会让卷入其中的普通民众血本无归，影响金融和社会稳定。
“校正”管制利率
民间借贷并非高利贷的代名词。民间借贷在中国由来已久，隋唐就有了“轮会”“摇会”“标会”（统称“合会”）等形式的民间融资形式，这些合会大致采取会员按期缴款、各期由一会员轮流使用，具有借贷和互助的双重性质。
民间借贷不独在中国盛行，在墨西哥、埃及、印度、孟加拉等金融欠发达国家也广泛存在。
斯里兰卡有一种被称做“邀会”的民间借贷形式，与我国的合会类似。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创建的乡村银行，其实也是一种民间借贷组织。但无论中国传统的民间合会，还是斯里兰卡的“邀会”，抑或尤努斯创建的乡村银行，借贷利率很低甚至不付利息。
民间借贷高利贷化是利率管制的结果。在信贷局部均衡模型中，假定信贷供给与信贷需求吻合时的利率为均衡利率，货币当局规定的利率为管制利率，当管制利率低于均衡利率时，在管制利率水平上的信贷需求必然大于信贷供给，银行只好按管制利率将信贷配给部分借款人（如大型企业）。
得不到贷款的借款人（如中小企业）只能通过民间借贷融资，民间借贷利率既高于管制利率，也高于均衡利率；并且管制利率越低于均衡利率，民间借贷利率就越高于均衡利率。
目前银行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分别为3.5％和6.56％，而年初以来CPI同比一路攀升并保持在6％以上，存贷款基准利率远低于均衡利率水平。某种意义上，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可看做是对管制利率远低于均衡利率的强行“校正”。
市场化改革紧迫
民间借贷的活跃乃至疯狂，主要源于为中小型和小微型企业提供服务的金融主体缺位、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过度使用以及利率未放开等多重因素，要抑制或引导民间借贷，也需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对内开放金融市场，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麦金龙早就指出，对内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先导，金融对外自由化前应先实行对内的自由化。
根据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双36条”原则，制定有关实施细则，并结合对已有民间金融机构的改造和引导，筹建为中小型和微小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
放松信贷规模和存款准备金率管理，加强对全口径的社会融资总量的监控。2008年-2010年，人民币新增贷款在整个融资规模中占比分别为72％、68％和56％，今年上半年已低于50％，信贷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急速下降。
不仅如此，根据今年8月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外汇资产在央行全部资产中占比超过80％，央行通过外汇占款被动投放的人民币早已成为人民币投放的主渠道。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实施信贷规模管理，除了降低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能力、加剧资金体外运行的金融风险外，并不能有效控制社会投资和消费水平。
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利率管制的结果是，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获得了较低成本的信贷资金，而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只能以较高的成本从民间借贷市场获得资金，资金配置是扭曲的。
资金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金的价格不能市场化，资金的配置不能市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只能是一句空话。
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松绑”。在目前通胀水平下，利率市场化的结果必然是提高基准利率水平，高利率又会吸引热钱流入，加大货币政策的难度。
蒙代尔早年所提出的开放经济体的“三元悖论”表明，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无法同时兼顾，只能三者取其二。
中国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体，独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至为重要；在资本管制日益困难且我国事实上已基本放开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欲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惟有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和放松汇率管制，除此别无他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