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
黄怒波:野性才能让我做企业家编辑本段回目录
黄怒波
黄怒波靠房地产起家，现公司主业为旅游地产，2009年《福布斯》富豪榜统计其财富为67亿元。自中坤转型做旅游地产以来，已在安徽黟县(黟县宏村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坤拥有三十年经营权)、安徽桐城、湖南岳阳、北京门头沟、延庆、新疆南部，以及美国田纳西州、日本北海道等地拥有产业。今年5月，中坤集团持有的位于北京北三环的大钟寺国际商业广场将开业，总建筑面积43万平米，资产在百亿以上；今年6月，他投资一亿元重建的唐代名刹黟县梓路寺，以及黟县奇墅湖五星级大酒店将一同开放。
1960年的某一天，银川附近劳改农场的坟场，惨白的太阳悬在半空，风呼呼地刮着，一张口沙子就灌进嘴里。一位中年女人佝偻着背，脸和手指沾满了尘土，一块一块地翻着青砖，却找不到丈夫的尸体。坟场一眼望去，密密麻麻地布着数百个小土堆，没有墓碑，都是用一块青砖压在坟头上，写着死者名字方便亲人寻尸。农场的人见可怜苦苦哀求的她，找来一块青砖：“人死了，找不着了，就这块砖吧。”女人带着这块刻着丈夫名字的青砖回了家。1975年她去世的时候，这块青砖与她合葬在一起，权当丈夫的尸骨。
这位女人是现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的母亲，自丈夫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后，他们一家沦落到悲惨的境地。黄怒波的二哥黄玉弟当时七岁，他跟着母亲去了坟场，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黄怒波的中坤大厦距北京西直门地铁站仅有一百米，这是一块寸土寸金的地方。他的办公室在大厦十六层，两层的复式空间约两百来平米，办公室外，安着一个细密格子的铁笼。笼子两米多高，占地约七平米，里面立着一棵树。光秃秃的枝干上两只十几厘米高的小猴子跳来跳去。黄怒波进办公室前先笑眯眯地轻轻挠挠猴子的下颌，猴子有时会将整个脑袋都埋进他的手里。
进入黄怒波办公室，赫然一匹狼立在门旁的角落，露着白森森的牙齿恶狠狠地盯着来客。虽然只是标本，却吓了我一跳。另一边的墙靠着多宝格，方正的格子里放着西藏佛像、和田玉、动物雕塑等各种稀奇古怪的收藏品。复式楼梯转角的墙上挂着西藏高僧亲绘的唐卡。后来我在黟县梓路寺的墙壁上，也见到了同样的图，只不过放大了几十倍。办公室二楼是息憩空间，三块木桩上立着三只鸟，它们有着长长的、弯曲的、锋利的喙。据说这些鸟很凶恶，除了黄怒波本人以外，没有人敢接近它们。这是一个风格相当混沌又鲜明的办公室，动物的凶猛野性与西藏密宗的神秘色彩混杂在一块，仿佛与外面车水马龙的世界隔绝。这是黄怒波的殿堂，他在这里统治着中坤。
我问这位身高一米九的大富豪为什么这么喜欢小动物？“小动物很可爱，你可以给它爱，它又不会伤害你。”他在这个象征着权势的殿堂里感叹道：“人就那么残忍，一旦环境变了，人比畜生还要坏。”
1956年，黄怒波出生于兰州，两岁左右的时候举家搬至银川。黄怒波是幺儿，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的父亲是军人，为人耿直，因为和书记发生口角，1960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同年自杀身亡。在父亲入狱后，他家道中落，靠着母亲在建筑工地挖土养家糊口。当时他家在银川的郊区有三间土坯房。椽子上搭着席子草，席子草上糊着泥，抹平就是土坯房了。
幼年失怙，黄怒波对他的父亲印象模糊。他仅剩的记忆就是父亲被五花大绑着带走，“这是梦还是真实的景象，我分不清了。”比黄怒波大三岁的黄玉弟，清晰地记得父亲被带走的那一天，一堆人呼啦啦地冲进屋子，扯头发抓胳膊，挣扎中父亲的一只布鞋掉了，母亲捡起鞋追出门，被人狠狠地一脚踹翻在地上，胸口印着清晰的鞋印。四岁的黄怒波被吓得差点哭背过气去。第二天，又来了十几个人在家里砸东西，连衣服都给撕碎了。黄母抱着两个儿子，在墙角蜷成一团瑟瑟发抖，最后发现两个金戒指、银手链都不见了。
黄怒波父亲被抓走后，他母亲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半年后，终于有人送来消息，通知她去认领尸体。在劳改农场，因受不了冤枉罪，她丈夫自杀了。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丈夫去世后，黄母每天拉着板车去城墙挖土，一车土卖几毛钱，靠着这个养活一家人。黄怒波记得，母亲整天没什么话，脾气急躁，一火起来就打他。他曾从炕上掉下来，因饿得没力气爬不上去，就哭起来了。母亲回家后见他哭鼻子，就把他拎起来打了两下。“我从小就缺少温暖。”黄怒波说。
缺少父爱母爱，日后黄怒波向他身边的人表达关爱时，有时候也是粗暴、专制的。他常严厉地呵斥自己青睐的下属，连他们穿什么衣服也要管，就像严父一样。这或许为他公司的管理埋下了隐患。
母爱在那个年代是奢侈品，不仅是大人，连幼年的黄怒波也需要拼命学会如何忍饥挨饿地生存下去。他印象里很深的是，邻居是厨师，每隔一两个礼拜他会带一口袋肉骨头回来。骨头上残余着一些肉，还有骨髓。好多孩子就在那里等着，等厨师一扔下骨头就一哄而上地抢。他们用石头砸开骨头，吃里面的骨髓，哪怕有蛆在上面也无所谓。他曾经和几个同学扒火车流亡，路上喝井水填肚子；回到家，急坏了的母亲打了他一顿，邻居塞给他一个馒头。他掰碎了，用热水泡开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几分钟后全吐了。饿空了的胃受不了。“电影上饿了就狼吞虎咽，那是假的。”黄怒波说，这是他最难忘的挨饿经历。再大一点时，他就偷公园的果子、偷田里的瓜、还捡子弹壳做废铜卖钱，他学会生存，并努力让自己好过一点。
很多人告诉我，黄怒波字典里没有“困难”两字。但对黄怒波来讲，比起饥饿、死亡来，人性的残忍更像梦魇一样缠绕少年时的他，令他终生不忘。
他的母亲有次挖土时，城墙塌了被砖土砸伤。当她出院一瘸一拐地走回家时，好多无知的小孩学着她走路。他家好不容易养过一只兔子，有大人把兔子逮住，浇上汽油活活烧死，那些人反而笑。他曾经与一男孩打架，对方打不过他，男孩的父亲就赶过来抱住他，让他挣不脱，男孩拿起砖砸在他头上，把他砸晕了。等他醒来，头上流着血，旁边有人经过，没有一点同情，反而觉得反革命家庭的人就该死。如今他的头上还留着当年的疤。他第一次去一个同学家玩，同学母亲说：“这是谁家的野孩子？”冰冷的眼光和不屑的语气，令他受到强烈刺激，“我一辈子都记得这句话”，黄怒波说。
“我们就是社会的底层，似乎谁都可以欺负我们。” 即使过了数十年，回忆起当年，黄怒波还是难掩怒气。
那是一个被扭曲的时代，他的家庭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遭遇，他的童年颠沛流离，尝尽世态炎凉。
今年3月28日，黄怒波重走戈壁，回到贺兰山。少年时代的他喜欢一个人穿过戈壁去贺兰山，“你不明白，那个扭曲的时代，人对人是最狠的，似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打我，因为你的出身是反革命家庭，只有狗不会咬你，只有毛驴不会踢你。我13岁就上贺兰山，晚上住在山里，反而觉得更安全。我上一辈子肯定是狼，回到山里心情轻松，没有什么能让我恐惧的东西。”
命似草芥、人性如兽的那个年代，黄怒波选择了拳头。初中的时候他打架已经很厉害了，如果打不过就召集一群人打群架，或者用砖头砸人家玻璃。一次学校冤枉了他，旁人鼓噪说，你敢把学校玻璃砸了吗？他直接拿起砖头就把学校玻璃给砸了。再后来没有人敢惹他了。因为他很凶很玩命，像野兽一样。他说：你不把我打死，我就一直缠着你。黄怒波的发小辛飞，当年属于干部子弟，他回忆起那个年代也说：“我受到很多欺凌之后，发现打架居然可以保护自己的尊严。”
黄怒波最不能容忍别人骂他的母亲。他同学回忆，一次进教室，大家推推搡搡地玩闹。黄怒波撞上了一同学，那人在写作业，结果把本子划破了。那人跳起来张口骂了一句“你妈的”。黄怒波立即急了，他个子高，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一把把人扯起来，抬手就是一个耳光。正好老师走进教室，气得一把把他俩拉上讲台，结结巴巴地说：“黄玉平(黄怒波当时的名字)！你、你、你有本事再给我打一下！”黄怒波真的抬手又扇了一耳光。同学和丽丽坐在位置上，心跳加速，紧张得不得了：这一次他又完了，肯定又要挨批了。
第二天，黄怒波带着两个伙伴在学校门口拦住在批斗大会上砸他的人。他用帆布皮带抽那人，一皮带抽上去血就流下来了。他也害怕，却咬着牙毫不手软地又抽了一下，“那个时候就那么野蛮，在一个野蛮的环境里，你只能野蛮地活着。你被打到极点的时候，命已经很贱了。”说这话时，黄怒波双手比划着，还哆嗦了一下。
这种特殊的性格到现在印象都很深。2008年10月，黄怒波成功登顶海拔8206米的西藏卓奥友峰。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大本营附近，有边防哨所的藏獒出没，并曾咬伤过登山队的队员。有天黄怒波训练后回来，突然蹿出四条藏獒，从四个方向朝他直扑过来。黄怒波冷静下来，敲打着“高科技含量横向抗力800公斤以上”的登山杖，“像敲响了战鼓”，他爆发一声怒吼，四条藏獒先是不约而同地紧急刹车。当时西藏登山队长旺加大喊：“不好！黄总被狗咬了！”狂奔过去，却见人安然无恙，藏獒仓皇而去。黄怒波说：“当年当知青时，我不知杀了多少狗，可能我身上有股杀气，我还怕狗？”
原来在知青时代，有段时间，附近村庄流行传染病，要灭狗，当地人都不敢杀狗，只好找身为民兵营副营长的黄怒波，“我拿起枪，对着狗，啪啪两声，狗就倒下了。所以，以后狗见我就跑。”边说黄怒波还用双手边做了个瞄枪的动作。
虽然生活苦难，但在同学眼里，黄怒波是个很爱干净的人。他总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黄军装，戴着黄帽子，背着黄书包，这些是他父亲在部队上留下的。但同桌和丽丽从不觉得他家困难，因为黄怒波很干净，打小都不是脏兮兮的孩子，不像有些男生，凑近点就有股难闻的气味。
小学到高中，黄怒波一直是如饥似渴地看书，后来还喜欢写诗。母亲不让他看，他就搭个梯子爬上房顶，再把梯子抽上来，坐在房顶上看。他给伙伴们讲述书中的故事。当知青时，他每晚点着煤油灯看书，鼻子熏得黑乎乎的。他少年时的伙伴魏兴还记得，当年黄怒波爱讲《鲁宾逊漂流记》，向往那种四海为家、无拘无束的生活。
十六岁的时候，黄怒波高中毕业，怀着命运何去何从的迷茫，骑了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来到黄河边。浑浊的黄河水一米一米地蚕食着堤岸，有些地方一点点地崩塌，土坷垃哗啦啦地掉。这让内心充满迷茫的少年深受触动。“我这一辈子，要像黄河的愤怒波涛一样，永不停息。” 这时候他还叫做黄玉平，他决意将名字改成黄怒波：“我要去插队当知青，我要和过去的生活诀别。我不是一个平静的人，我要愤怒。”
下放到宁夏银川通贵乡后，黄怒波曾打算扎根农村一辈子。“但另一方面，这也是无可选择的无奈。”当年与他同是知青的允女士说。黄怒波相当坚韧，他们这批知青一天要求挖四段沟渠，很多人挖个一两段就不行了，黄怒波能坚持到第三段，“虽然他力气不行，但有股不服输的劲。”宁夏冬天的早晨很冷，夸张一点说撒泡尿都会马上被冻成柱子，但黄怒波每天三更半夜爬起来套车，往田里运粪。后来他被任命为大队会计，老会计不肯教他打算盘。黄怒波也窝在被子里哭过，但很快就自己学会上手了，变成别人报账，他双手打算盘。
发小辛飞的父亲原是新华社宁夏分社社长。辛飞说：“黄怒波什么事情都觉得不能屈服。我们一般干部家庭的子弟，对贫民子弟有这种想法感到很惊讶，这很少见。当年什么都是安排的。你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我就给你安排什么样的工作，但他不觉得，他不觉得我一定要服从你的安排。”当年离开农村有三条路，招工、参军、上学。军区来人招篮球兵，黄怒波不肯去。“凭什么一个班长能管我？”黄怒波梗着脖子对我说，笑眯眯的小眼睛也睁大了。“如果我也去当体育兵，现在早就不行了，没有什么出路。”
1977年，宁夏下来唯一一个北大招生名额，当时宁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女儿已经到北大上了四个月，因为群众上告，被勒令退学。这个名额最后给了通贵乡。群众联名推荐了黄怒波，“黄怒波的条件最适合，有文化，会写诗，知青也干得不错，群众基础好”，通贵大队当年的老书记马银保说。黄怒波的高中老师秦老师也说，“那时文革刚结束，很讲民主，群众的意见很重要”。
自此，命运之门对他仿佛洞开，读北大，进中宣部，29岁正处级。黄怒波的人生看起来是康庄大道。而这个时候，他却被契科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惊出一身冷汗。“我想我这一辈子不能这么活，就做个官吏，我试试看离开中宣部还能不能活？”黄怒波说。他见多了官场上人在的时候众星拱月，人走的时候门庭冷落。他害怕自己有一天会变成契科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为权势而战战兢兢，唯唯诺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黄怒波在中国市长协会下面的城市出版社当负责人，出版社遭遇各种变故，建设部允许黄怒波成立一个咨询公司，养活出版社三十多号人，这就是中坤公司的由来。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铸女儿陶斯亮曾与黄怒波共事多年，她说：“小小的咨询公司，露水般的前途，原以为很快就干枯了，却被他做成现在这样。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他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他白天整天在协会处理大量问题，晚上又上中欧商学院，学了很长时间。我就不知道，他用什么时间做企业，怎么就越做越大。”
“可能少年时代养成的野性才能让我做企业家。要是没有这个，现在做民营企业家挺难的。”黄怒波这么解释。
黄怒波说在通贵大队的三年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在那里体验到做人的尊严，感受到人性的温暖；这三年他出人头地，成为自治区标兵，常在大会上面对千人做演讲，《宁夏日报》也报道他的事迹。这是他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通贵村当年的民兵营长杨怀忠回忆，全村1400多人，男女老少都认得黄怒波，他们亲切地叫他“大个子小黄”。他在通贵乡是吃百家饭，也不讲究，有啥吃啥，端起就吃。“他们把唯一的鸡蛋让给我吃，觉得我可怜。”黄怒波说：“尤其是母亲去世后，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感叹，可怜啊，没有父母。” 黄怒波曾一个人住在大队部，村民段忠礼去打油，发现他生病起不了床，赶紧用板车将他拉到自己家，段忠礼妻子照顾了他40天，他叫她“姨妈”，后来上北大的被褥都是段妻缝的。2008年7月，黄怒波回通贵，特意看望了段忠礼的妻子。段妻到今天说起黄怒波仍会激动地哭起来。
曾经的愤怒和野蛮部分发生了改变。黄怒波说，以前读初中时，坐在前排的女生看不起他，有次上课发生争吵，他拧开一瓶墨水，把女生领子一拉开，直接把墨水倒了进去。但在通贵，有次一农妇和别人大吵大闹，最后却抓着黄怒波的衣服领子，将他衣服撕烂了。黄怒波硬是忍住了没动手。他也学会了给予。自己生病时，听说村民杨怀忠也生病了，他从已经工作的哥哥接济他的钱里挤出两元钱给杨怀忠，当时五毛钱就可看一次病了。哥哥给他送来的燃煤和土豆，他让村民每人几铲每人几个地给全分了。
今年3月28日同学会的酒宴上，黄怒波与曾经扶助过他的涂老师重聚，他这么说：“当时我是社会最底层，如果没有老师的关怀，很可能走向社会的反面。”
在中坤集团旗下的系列项目中，安徽黟县宏村是黄怒波最为得意的项目。1997年，中坤介入宏村项目，和当地政府签了三十年的经营权，2000年11月，宏村与黟县西递村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由于紧靠富庶的长三角，每年有上百万人到宏村旅游消费。黄怒波在他的北京中坤大厦自豪地说：“宏村是我一手做的，世界文化遗产。全世界没有人有这种成就，对吧？没有我就没有世界文化遗产宏村。”
宏村旅游开发公司汪国平主任回忆，1997年他在景区上班，当时宏村路面的青石板大部分损坏，有些房子年久失修，村里到处堆着垃圾，散发着腐坏的臭味。汪国平见到黄怒波时，觉得这人个子高，眯着小眼，挺和气的，和当地的大老板不一样，感觉像个学者，文质彬彬的，但又有说不出的威严感。接触几次后，他觉得黄怒波做事很爽快，说到做到。对以前交待的事，记忆力超强，下次一定会过问。
最初黄怒波以为就是十几万元的事，结果进去后很多麻烦出来了，“老百姓打啊告啊的”，这让黄怒波的不服气劲上来了：“我从小就不服输，他们越折腾，我越要把它做大。”中坤进入宏村时，和当地政府签了一个协议，将17万元(宏村1997年的门票收入)全部给村民，另加5%的门票分成，村民以为“北京人是傻子，收入全给我们了”。但后来随着门票收入增长特别是2000年底申遗成功后，2001年收入翻番至几百万，村民打出“北京人滚出去”的横幅，有的在街上泼大粪，接待游客时倒垃圾。因此，黄怒波将协议调为给村民17万保底，另加10%分成。2002年，门票收入达到五六百万，县政府要求重谈合同。黄怒波再次更改合同，将门票总收入的33%返给地方。现在宏村一年的游客有一百万，门票收入五千万元。算上税收，五千万元有一半给了当地，“做生意不能太独了，”黄怒波说。
陶斯亮认为，黄怒波是从中宣部出来的，“他足够聪明，通过合法手法，或者不违法的方式赚钱。他把它玩得很好，游刃有余。真的是奉公守法，就别当企业家了，就像我这样坐办公室就行了。但是，你要是不遵守法规，你的企业很快就会完了。我觉得他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余，处理得非常好，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
中坤在长河湾项目赚得盆满钵满后，转型做旅游地产——这一度让高管们不理解。 2009年房价疯涨，有记者质疑中坤错过了时机，黄怒波表示，“市场上总有比你更鲁莽的、比你更有钱的、比你更不要命的，我为何要跟他们抢那些有限的资源呢？而随着国进民退的到来，土地将离民营企业越来越远。”他反问记者：“大钟寺国际广场现在可以卖5万元/平米，未来卖10万元/平米也正常，这个项目建筑面积是43万平米，是多少钱？”
3月21日上午，黄怒波与集团高管在黟县宏村的配套项目梓路寺检查工程进度，这是他投资1亿元重修的唐代名刹，预定今年6月迎接香客。在梓路寺主持的房间里，黄怒波右手搭在椅背上，跷着腿，左手指着汇报材料指指点点。中坤集团总裁焦青双腿并立，赶紧从兜里掏出笔记本速记。中坤高管们讨论寺庙的公共厕所建在哪里时，黄怒波不容置疑地说：“你们不要讨论了，听我的，建在这里。”焦青回答：“这样太麻烦，需要重新把水泥打掉，安装水管……”黄怒波右手往下一挥说：“别凑合，给我修好一点，别像个茅房似的。这个庙的一草一木都在我脑子里，我了如指掌，我说建在哪就哪。别叨叨了，过！”他如连珠炮似地重复“这个问题别叨叨了，过”，平均三四分钟处理一个问题。在梓路寺开会时，中坤在黟县的工程部负责人赵伟手机响了，他赶紧手忙脚乱地摁断铃声。私下里，赵伟告诉我：“当时我连扔掉手机的心情都有，幸亏那是在寺庙，黄总又忙于吩咐工作，要在平常，肯定要骂我了。”
随后，黄怒波眼睛一瞟，看到主持房间墙上有两颗钉子，立即板起脸问：“这是怎么回事？”主持解释说是当地县政协主席给他写的一幅字，原先挂在那里，后来撤下来了。黄怒波说：“佛门净地，可不能随便钉钉子。”主持连声说：“是、是、是……”来到定于今年6月开业的黟县奇墅湖五星级大酒店，黄怒波眼尖，发现湖边有垃圾，立即厉声问：“怎么回事？”中坤集团副总裁姚勇面色有点难看，支支吾吾地回答不出来。黄怒波说：“你这里的保安不是没事干吗？叫他们来捡垃圾！”姚勇赶紧回身，小跑着挥手大声吆喝保安过来。
黄怒波交待的事吩咐下来，焦青感觉“像屁股上挂了一串鞭炮一样，逼得你往前冲”。有时刚过五分钟，黄怒波就会打个电话询问这个事落实没有，一盯到底。“你没有退路，让你今天干完你就必须干完。”焦青说。
黄怒波的威权作风也影响了焦青。很温和地和我聊天的焦青，在工地上却是“凶神恶煞”，有些人对着他脑子就空白。焦青说：“我跟打仗一样玩命，就喜欢李云龙那个劲。”他抓大钟寺商业广场这个项目，选的人都是一个顶一个，“干不成我根本不会饶恕，也甭给我休息”。他手下有位女高管，带着孩子到工地上班，得到焦青的表扬。
黄怒波如君王驾临一般，威风凛凛地巡视着他的领地。他的下属在他面前战战兢兢。他笑眯眯地告诉我，有时候董事长办公室里的女孩眼巴巴地望着他，问：黄总，您的东西准备好了，您什么时候走啊？他在办公室的时候，她们安静得很，不敢大声说话。“我估计我一走，办公室该放鞭炮了。”
2002年，中坤经历了一场内乱， 黄怒波自己是这么定性和描述的：一次偶然机会，我发现了问题，这厮们早就私自联合注册了自己的公司，还把公司的一层办公楼的产权也转到了他们的公司名下，几千万元也被搞乱了账。那西北孤狼的野蛮和斗志充斥了心灵。一场酒后，我单身闯豺窝，踢奸贼，踹碎了门玻璃，把所有人统统赶出了公司大门，连夜从外地企业调人进京。清查三天后，原来，几年中，那几个厮已完成了清猴侧战略，财务、人事、重要部门，包括我的司机都已被洗脑策反。几年中，我一是基本不在北京；二是脾气大、骂人多、哄人少；三是定的财务报销制度严，那厮却串通了财务，拿破例报销、额外补贴迷住了不少员工；四是我采取的是强硬政策，那些厮运用了怀柔战术，往往是我在屋里训斥骂人，他们在门外等着安慰。老天有眼，就在足以导致我家破猴困、公司倒闭的当口，这些厮东窗事发。
时隔八年后，黄怒波口述当时的经过时依然十分愤怒，说到当初酒后一脚踹门时，右手握成一个拳头，猛地往前一击。
虽然黄怒波很细致地解释了内乱原因，但作为绝对控股和拥有绝对权威的民企老板，部下这种程度的反水依然少见。“民企没有一个不分裂的，人在经济利益面前心态容易失衡，他会认为凭什么挣这么多你是老板？他不想想资本是我挣的，项目是我拉来的。我过于信任人，但我的手段又过于强硬，他一下适应不了。”黄怒波感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人在金钱面前变得比野兽更残忍，强盗顶多拿刀枪抢个银行，他们是从根子上要让你家破人亡。”
但以王石为例，早年性格也非常暴躁，可万科一向被视为业内管理和发展楷模，黄怒波不以为然：“他(王石)是职业经理人，我是老板。”这又有疑问，按说自己是老板，更好掌控啊。
焦青说，那次内乱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董事长很严厉，有时不管三七二十一，骂得你狗血喷头：“但是黄总跟我说过一句话，‘焦青我骂你十句话，也可能就那么一句对，你就把那一句话记住，另外九句你忘了就完了’，对于批评或提醒，有些人不能正确看待。二是黄总很仗义、豪爽，他会给你说个美好前程，但现实中是不能全部实现的，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愿望总比没愿望好。但有些人吧，黄总跟那些人说了一百条，九十九条都实现了，那些人却不记住这些好，只有一条没做到反倒记住了。”
陶斯亮说：“黄怒波这个人我觉得有一点，他不是很善于保护自己，有的时候他锋芒毕露，个性比较强，爱憎分明，也不是八面玲珑的人，有时容易招来一些攻击，无妄之灾，一些告状什么。他属于只管前进、不注意后面掩护自己的那种人，披荆斩棘向前走都是他自己。”
可能这次教训过于深刻，黄怒波后来用人主要看忠诚度。中坤一员工说，黄怒波能够容忍你犯错误，但要忠诚。你如果犯了错误，他会继续让你干，这样你不可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这些年，黄怒波不知处理了多少人，他发现不忠诚的人就让他们走人了。我问黄怒波，2002年那次内乱在他心里已过去了吗？他叹了口气说：“我至今想不透，人为何那样贪婪、残忍？”
虽然从受尽白眼的穷小子，变成衣锦还乡的亿万富豪，但他遭遇的人性之黑暗和丑陋，似乎是黄怒波的人生中飘荡不散的幽灵。有了解他的人给出了比较绕的分析：父辈遗传的野性、独裁和煅于丛林的精明，是他成功的原因。但另外一方面，天性的善良和对温暖美好的渴求、诗人的随意、生活在别处的思维，却让他后院容易起火。结果产生一种外人看来很戏剧化的分裂，一面像柳传志王石般君临天下，一面却像多愁善感的糊涂诗人。而后院起火的背叛，更加深他对人性的暗面印刻认识，于是必得更采取独裁和寻求忠诚。黄怒波在以前的采访中也曾谈到自己是个独裁者，他认为民营企业本身没有民主，他不太认可现代公司制度。
当然，诗人的敏感与煅于丛林的野性，又让他能及时发现并果断处理问题。黄怒波对佛教情有独钟，一次他买了很多黄金，准备打几个小金佛。他委托一个相熟的画家，给画家买办公室，提供住房，高工资，后来他发现那人做的小金佛是镀金的。“没人向他举报，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感觉出来了，可能是他觉得不知道哪根筋动了，觉得不太对劲，让人一检验，就发现是镀金的。”陶斯亮说。有次陶斯亮问黄怒波：你怎么第六感那么强呢？黄回答：我就是感觉得到，我这人就是命好，几次要发生大事都被我感觉出来，及时制止了。陶斯亮觉得，可能跟黄怒波注意细节有关，“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他都能发现不对劲，可能也是诗人的敏感吧”。
3月28日上午，黄怒波到贺兰山给他父母扫墓，从墓地回来，经过戈壁滩。我和他有如下对话：我：你为何喜欢狼？黄：我喜欢狼孤独、自由自在的感觉。我：但狼是有攻击性的动物。黄：人不是比狼更残忍、更富攻击性吗？
陶斯亮说，黄怒波眼里只有黑与白，没有灰色的中间地带。好的人，他对他极好；坏的人，他一点都不搭理人。与陶斯亮共事的时候，黄怒波常常这么对她说：大姐，这个人不行，绝对不能用。那个人很好，你一定要重用。
1998年陶斯亮母亲去世，她有一段时间快崩溃了，老是做恶梦，不能睡觉。黄怒波看在眼里，特别着急，他说：大姐，我带您到西藏去，你到那儿可能会平复下来。他就带大姐去了一趟西藏，他是很信佛的人，很虔诚，在西藏，他带她到各个庙里转了转，在广阔的高原待了八九天，她回来就平复了。所以大姐特别感激他。如果不是他陪她到西藏，大姐觉得到任何地方她的心都不会平复下来。
前两年中坤做大钟寺国际广场、中坤大厦等项目，有十几年前合作过的建筑公司找上门来。当年这个公司不走正道，焦青他们都忘记了，但黄怒波记得很清楚。他说：不可能和他们合作。我不会忘记的，做坏事的人就该受到惩罚。而与中坤长期合作的另一建筑公司，黄怒波则很慷慨。一次谈价格，黄怒波爽快答应了老板的报价，这比焦青准备的最低价高了近两千万。焦青当时大吃一惊：“一两千万啊，我当时的眼睛都差点瞪出来了。”但黄怒波认为这家公司的工程从来没有出过问题，该奖励。焦青他们开玩笑说，好几个建筑商老总都被黄怒波带成了亿万富翁，买了奔驰600.那些建筑商都说：“即使我顶不住我也死扛，否则没法见大哥。”他们把黄怒波喊做大哥。
黄怒波对财富带来的自由很享受：“我现在不觉得累了，因为我现在可以任性，不高兴我就不做了。”他觉得做一百亿与做一个亿没有多大差别，现在他想登山就登山，想出诗集就出诗集，这种生活才好。他说他不喜欢为商，但也说如果没有钱，他的诗也不会为人知道。他在柳传志、俞敏洪等人面前朗诵刚在飞机上写的诗；《中国企业家》杂志社长刘东华每次见到他都说：“黄总，你的诗让我激动，太深刻了。”当然，也有人认为黄的诗歌从诗艺上说过于直白。
2008年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黄怒波捐了一亿元，名列“北京大学十一名人”榜。有人说，这个名人是捐出来的。黄怒波不否认，他觉得：“我能挣来钱，又不是偷来抢来的。北大不只是培养政治家、文学家，也培养企业家，这是当今社会进步的标志。我很坦然，证明我有本事。”与此同时，公开数据显示，黄亦在多种慈善榜上名列前茅。
3月18日下午，黄怒波接受我采访，这天上午他刚刚拒绝了一笔生意。有家山东企业来中坤大厦谈租金的事。对方说我们有好多家楼在谈，黄怒波就回答，我还不想给你呢。他跷着二郎腿，右手拍了拍桌子：“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赚那么多钱干什么？”他的桌子上堆满了商业计划书，他虚指着它们，又重复了一遍：“我要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黄怒波多年前曾去参加某市一商业活动开幕式上，原定有他的演讲。头一天晚上，该市市委书记在会议上说了好多黄怒波的坏话，一怒之下黄怒波扭头就走。该市市长赶到机场拦截也没拦住。黄怒波说：“对不起，我不伺候。”他说那个市委书记在当地口碑很差，后来下台了。“商机那么多，我为什么要和乱七八糟的人打交道？”黄怒波承认做生意时总会遇到官场上的麻烦，比如索要好处。“我大不了不做，不赚这个钱。”
他说：“我觉得中国人活得这么难，好不容易活过来，凭什么再委曲求全。你惹急了我，这个项目不要了。我不要这个钱也行，但是我人格得要。”
2009年上半年，中坤曾和银行谈贷款的事，到最后需要黄怒波签字。可黄怒波登珠峰的日子也到了。焦青让他再等两天，黄怒波却说：“宁可不要这笔钱，也不能阻挡我去登珠峰。”焦青赶到首都机场拦黄怒波，飞机已经起飞了。最后是银行一方的负责人与中坤财务总监共同赶到珠峰大本营，找到黄怒波签字。
2008年春，黄怒波与著名诗人欧阳江河在美国田纳西州进行一段公路之旅。他们在猫王故乡孟菲斯停留，与一位退休飞行员谈生意。那位老人驾驶了一辈子的飞机，买了这块地，想修一个小飞机场、一栋房子，在此终老。可是金融危机让他的退休计划破产。欧阳江河说，黄怒波根本没和老人砍价，对方报价多少就是多少。黄怒波觉得那样一个人孤老了一辈子，有这么一个梦想，却破产了，没了养老费。他没有讲价，买下了那块地。
3月21日上午，黄怒波恭敬地点上梓路寺的第一炷香。他向我描述了去年在珠峰8700米处看到的景象：早晨快七点时，群峰都亮起来，八千米的山头都在底下，阳光从云层下打到上面，一时间飘飘忽忽有往下跳的冲动。黄怒波吓得赶紧下意识地检查保险绳。少年时代，他曾从断裂的树枝上摔下，摔断了肝脏血管，跌得人事不省；他曾被倒下的报栏砸倒，昏迷过去，身旁的男孩被活活砸死。他感慨：“这样的经历太多了，好多次要死掉了，但是都没有死。就是觉得老天也不让我死。我死都死过几回了，还怕什么困难吗？” 而珠峰走神瞬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会死的。他的员工们告诉我， 老板每登一次山，都变得更平和更宽容些。
黄怒波曾经憎恨那些曾给他带来屈辱与苦难的人。现在他说，衣锦还乡也算是复仇，那个年代整个社会就是这么过来的，他们也是受害者。
3月28日上午，黄怒波从银川市出发，拜祭他的父母。汽车在平坦的公路上奔驰，穿过茫茫戈壁，乱石上偶尔可见野兽的白骨反射着白光，远处雄浑的西夏王陵见证岁月如刀。灰蓝色的天空下，贺兰山拔地而起。大大小小的墓散落于贺兰山脚下。刻着黄怒波父亲名字的青砖与黄怒波母亲的尸骨也合葬于此地。
在方圆数平方公里的墓地中，黄怒波父母的墓最为气派，坟头用砖石围了起来，浅灰色的墓碑有两米高，还有刻着“祖上多善事，孝子福满门”的石碑。黄怒波先将花篮放在墓碑前，再从地上捧了几捧黄土撒在坟上，又恭恭敬敬地跪在坟前，伏着身子磕了三个头。
挨着黄怒波父母合葬墓的，是一方低矮的坟，坟头是一堆苍灰色的乱石。墓碑上用朱红的油漆新描着“下乡知识青年金虹之墓”。金虹是黄的同班同学，1975年因煤气中毒去世，黄怒波直到几年前扫墓时才发现金虹竟然葬在自己父母坟旁，坟前杂草丛生。“他是独子，如果他父母活到现在，也是八十多岁的人了，我估计他父母早就去世了。”自那以后，黄怒波每次给父母扫墓，都会打理一下金虹的墓。
黄怒波放了一篮鲜花在金虹墓前，捡起几块石头放在金虹坟头，神情黯然。他抹了把眼睛：“我的同班同学已经埋在地下三十多年了。我们这代人，都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好多年轻鲜活的生命，都被那个时代给耽误了。我能活到现在，已经知足了。”
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微微扭过头，把目光投向远处亘古不变的贺兰山。
来自：经理人杂志
黄怒波：这一代企业家有责任赎罪编辑本段回目录
“说我多么干净也绝不可能，我的企业也是带着原罪走过来的。我想这一代企业家有责任赎罪，为过去对社会某些道德的破坏，还有对环境的破坏，拆迁等行为。”
黄怒波：这一代企业家有责任赎罪
我一个民营企业家，哪有那么大国家责任。
说我多么“干净”也绝不可能，我的企业也是带着原罪走过来的。
我想这一代企业家有责任赎罪，为过去对社会某些道德的破坏，还有对环境的破坏，拆迁等行为。
我原来也想过(买私人飞机)，但是现在放弃了。赎罪也好，歉疚也好，或者说登完这么多山了之后感悟也好，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
本刊记者/王全宝 文/祝小霖
日前，一则中国企业家冰岛买地的消息将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推上了风口浪尖。
9月初，有媒体爆料称，中国亿万富豪黄怒波已与冰岛当地土地拥有人达成初步协议，购买当地300平方公里土地，这相当于该国国土总面积的0.3%，约三分之一的香港面积。
如此大的面积，加上黄怒波曾经任职中央某部门官员的经历，有外媒舆论称，中国谋求欧洲支点，中国可能利用这个项目来做掩护，以实现自己在大西洋岛国和北约成员国的地理战略利益。
26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微博)专访时，黄怒波介绍了其买地的事实，但对于其代表政府圈地的猜测，黄怒波感觉很可笑：“我一个民营企业家，哪有那么大国家责任？”
黄怒波介绍，他是福布斯排行榜的成员，这足以说明他不是一名官员。因为按福布斯排行榜的规则，只有商人和资本家才能被列入，而他名列今年福布斯富豪榜的第129名。
在黄怒波看来，他的买地动机，一来是集团发展旅游业的一个国际战略，二来是因为冰岛是一块能令人诗兴大发的土地——地广人稀，美丽与凄凉并存。作为诗人，他格外喜欢冰岛的自然环境。
在中国，像黄怒波这一代企业家，很多人的经历是从改革开放初下海经商开始的，他们中大部分都是从体制内出来，这成为中国的一个特色。在他们身上，既能看得到原罪的贪婪、也有赎罪的情结，更有对社会阶层的清醒认识。
冰岛是个重契约的国家
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底，冰岛政府陷入债务危机，一度传出濒临破产，据你了解，冰岛经济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黄怒波：目前，冰岛的经济已经稳住了，并开始慢慢回升，现在应该说它急需投资。
冰岛经济曾经是一个小渔村发展出的金融奇迹，主要方法是依靠高息揽储，利息甚至比有些国家的贷款利率还高，由此吸引大量的资金流，然后通过金融服务业来促进经济。
冰岛政府陷入债务危机后，冰岛人民又把渔业捡起来了。但冰岛渔业对外并不开放，不允许外国人来投资渔业，这是他们的一个国策。接着又把地热能源用起来。第三就是冰岛更加注重旅游产业。
冰岛自然资源丰富，但是外来投资很少，冰岛总统格里姆松曾对此指责他的北约盟友：“欧洲的态度并不友好，美国则不见踪影”，美国自5年前关闭其在冰岛首都附近的空军基地后，对冰岛表现出“零兴趣”。所以对冰岛来说，目前对其帮助最大的是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经济危机爆发后，冰岛民众有何反应？你购买的土地是永久性的吗？有没有担心对方政策会变化？
黄怒波：我买的这块地是永久性的，冰岛这个国家很稳定，政策不会变来变去。
以前，冰岛的国民社会生活指数总是排在世界前列，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开始示威。去年10月，我去冰岛参加诗歌会活动看到有3000多人在广场上昼夜游行示威，民众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拿出来在那里集体敲，抗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不力。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冰岛软环境有没有考察？比如说冰岛的法制环境如何？
黄怒波：冰岛法制环境非常好。第一，冰岛是一个法治社会，它民主的程度很高，冰岛社会很稳定，民族是单一的，最关键的是它跟周边国家几乎没有冲突。
第二，冰岛教育程度极高，连海盗都写诗(笑)，是个诗歌大国，每个人都恨不得出书。整个社会注重契约精神，企业和个人一旦签了约，双方就会守约。另外，冰岛对中国很友好，这么多年的关系一直很好，这也很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买地的事被媒体曝光后，中国政府有何反应？
黄怒波：前段时间，中央相关部门曾来了解这个情况。公司回复内容是：第一，我们不需要帮助，不需要钱；第二，媒体与我们沟通得很好。我们写了两三页的材料，汇报了整个买地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对策。
前不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刚去冰岛考察，会见冰岛总统时，还介绍过中坤集团的情况，并且声明中国欢迎一切外国投资者来中国，同时也鼓励中国的企业到全世界去。所以从国家层面看，对中坤(的行为)还是肯定的。
我的企业也有原罪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企业原罪问题？
黄怒波：一个社会要是不干净的话，每一个人都深陷其中。当初，我开始搞企业的时候灰色空间比较大，法律也不健全，一些旧法已经不适用，比如投机倒把罪，但新法还没出。大家法律观念淡薄，整个社会就是这样。
从这个角度讲，说我多么“干净”也绝不可能。说实话，我大行贿也不敢做，毕竟我是中央机关出来的干部。但如果说送点礼买个卡，这些肯定得有，但太大了也担风险。再就是做项目时请领导一起出国去考察，请这些政府官员出国你得买单啊，这个肯定有。
有的企业老板可能会说他没有行过贿，但他不行贿不代表他的企业不行贿。比如说一到过年过节，税务就来了，工商来了，干吗来了，来要过节费来了，你能那么强硬我一分钱不给？不给就等着吧，那你企业就做不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为什么要好好做企业？有个赎罪的情结，毕竟多少也是从原罪过来的。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有责任赎罪，比如说我们对社会某些道德的破坏，还有对环境的破坏，拆迁等行为，所以现在回头想起来，确实是从“血淋淋”的时代发展过来的。
金钱是一出生就带着罪恶的。我想这一代人忽视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就是冯仑讲的野蛮生长。因此，我认为现代企业应该多承担社会责任，把钱还给社会，做慈善、环保。另外，企业已经强大的，就不要再继续更深地有原罪。
我想，再过十年，我就动员这些企业家写一个忏悔录，介绍我们是怎么过来的，这个不是一个赎罪的过程，也不是一个告诫，而是留给后人，看我们这一代财富是怎么“野蛮” 地积累的。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看待中国富人移民海外？是在国内生活没有安全感吗？
黄怒波：从表面看，中国人对国外的确很好奇，国外的好处就是社会比较稳定，子女的教育也好。
从深层看，中国的仇富心理增长的太快，从邓小平“先富起来”到现在的“共同富裕”，这方面社会的对立情绪很强烈。
像我上面说的，企业的原罪行为导致了仇富，或者好多人因为流动性固化，也开始对财富仇恨了，这个时候富人当然没有安全感。
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必须解决(这一问题)，让整个社会首先放心。为什么到美国、冰岛投资呢？它不会有这个问题，它会给人有安全感。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有文章说，中国正进入全民焦虑时代，焦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作为企业家你有焦虑吗？
黄怒波：对我来说，个人方面没有焦虑，因为中国民企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所以承担一些骂名也没什么坏处。
从做企业角度来说，我对这个国家还是看好的，要相信中国政府的学习能力，而且执政党早看到这个问题了，你看腐败反的越来越强，抓的高官越来越多，这个很了不起。
现在民众虽然焦虑，但我认为那是另外一种焦虑，是对以后的一种担心、忧虑。是在财富大了以后，分蛋糕分得不匀、抢食、不公带来的焦虑。而不是为穷的没有前途的出路焦虑。这就像我以前插队的时候，整夜睡不着觉，头疼，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是挖煤矿工还是当兵，都不知道。
中国新闻周刊：焦虑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中国人要怎么面对这个现实？
黄怒波：我认为这源于现代性，欧美国家都经历过这种焦虑的时刻。现在这个问题来到了中国，我认为这个阶段绕不过去，现代人的分裂，是财富和精神的分裂，这是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中国也在走美国、法国走过的这条路，所以垮掉的一代都是焦虑的。但中国还没有到那么严重，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历史地看。
在中国，焦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社会越来越固化，开放体制下，社会流动性很强，像我这样的底层人能向上流动，而现在却不行。现在想做企业也很难，没有当初的混沌阶段。
另外，官二代、富二代、特殊利益集团基本把社会资源都占据了，这是社会最大的问题。农村的孩子考北大越来越难，外地没指标就等于把流动性减掉了。现在的中产阶层，如果没有偶然的机遇，也没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因为权力、财富都被固化了。
我觉得国家在下一次战略转型期间，经济发展应该放慢一点。企业家暴富的太快，在暴富的同时一定有一个利益受损的阶层。比如说拆迁，比如说你用的廉价农民工，他们中有很多孩子上不了学。
把财富还给社会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受“郭美美”等事件影响，社会捐款减少了近一半，你如何看待企业家做慈善这个问题？
黄怒波：郭美美事件对民企做慈善影响很大，但民营企业现在也见怪不怪了，因为还有更腐败的在后面。但不管怎么样，对公众的打击更大。
当前慈善体制行政化太严重，政府对社会组织都不放心，都要管起来，所以慈善很难有所发展。要相信社会，政府做未必就比社会做得好。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很多企业家在考虑买私人飞机，你有没有考虑？
黄怒波：我原来想过，但是现在放弃了。赎罪也好，歉疚也好，或者说登完这么多山了之后感悟也好，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
前几天我想去医院验血，我问有没有私立医院，公司的人说有，但抽个血要1500元左右。我说怎么那么贵？他们说全是贵宾服务。
像我这样的老板应该15万也不在乎，但是我还是去协和医院排队，80块钱。全是老百姓，我也挤在那儿等着，抽两次，餐前血，餐后血，先后要等几个小时。
在登完山之后，我就认识到我的财富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整个生活方式就平淡下来，人生也不过如此。我最后的财富，一半要还给北大，一半还给我的员工，也就是把财富最后都还给社会。
中国新闻周刊：随着企业的壮大，你现在有没有政治头衔？
黄怒波：我现在是北京市大兴区的人大代表。今年换届我想把指标让给别人，因为我工作忙，参加不了会议。我是从中央机关出来的人，没必要再弄个官员身份。做诗人、做企业家就挺好了，政治让别人去做，如果大家说我诗歌写得很专业，企业做得好，我就很开心，这就是最好的评价(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