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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衰落史，比硅谷的成功史更有价值
■ 《环球财经》记者 刘洋
天才少年马克·扎克伯格的离开，毫无疑问是波士顿和128公路地区的巨大损失。
2004年，当扎克伯格为扩大Facebook的规模而踌躇满志地寻求融资时，他却首先在自己的家门口碰壁了——波士顿的风险投资家们拒绝向其提供资助。扎克伯格被迫将Facebook从哈佛的宿舍搬到了加州的帕罗奥尔托，同样从波士顿来到加州的风险投资公司Greylock Partners主导了对Facebook的融资。现在，扎克伯格又计划将公司迁往硅谷，为此，他买下了SUN的总部。他认为只有在硅谷，公司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在这个以IT产业为主角的时代里，128公路已经习惯了错失和挫败，而硅谷则习惯了成长和成功。
作为现代风险投资思想的发源地，波士顿在全美风险投资市场上所占比例已经从2003年的15%降至现在的11%，而同期硅谷的份额则从34%增至39%。今年上半年，全美由风险投资支持的IPO总额达到68.3亿美元，而其中仅有2.09亿美元流向了马萨诸塞州，所占比例仅为3%，远低于过去10年11%的平均值。
很多人认为互联网公司的高估值令波士顿的风险投资家望而却步。现在，Facebook的估值相当于福特汽车(NYSE:F)的59%，相当于黑石(NYSE:BX)的两倍多。但前者是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后者则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至于Facebook，尽管它已经多次向世人证明其具有影响世界的神秘力量，却没办法确保收入以及利润的稳定增长。
但更多的人认为，波士顿的天使投资人从未真正拥有与互联网世界对话的能力，这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里与硅谷的此消彼长。波士顿天使投资人的平均年龄高达55岁，而硅谷仅为32岁，“这已经成了一个代沟问题。19至24岁的人才能理解Facebook这样的东西，但如果你已经56岁了，恐怕就很难做到。”
重振128公路，已经成为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美国东北部六州的总称，包括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罗德岛、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和缅因州)求解20余年却仍不得要领的复杂方程组。而调整天使投资人的年龄结构，只不过是这组复杂方程中一个待解的未知数。这里的人们必须重新向外界释放出这样一个信号，“这里依然是最理想的创业乐园”。
128公路曾几乎赢得全部世界，如今却正从传奇变成传说，“知名高校+科技企业+风险投资=成功园区”的“三位一体”理论也因此不攻自破。但正因如此，回顾这条公路才远比感叹其与硅谷的起落更加重要。
衰败推手：不是日本，是硅谷
IT产业沿着128公路发展起来，几乎是历史的必然。
这里更靠近发明晶体管的贝尔实验室，更靠近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纽约，还拥有领先全球的智力资源和工业底蕴。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由这里的企业家和科学家来主导工业革命的进程。事实上，肖克利也是因为被这里的一家公司拒绝，才无奈地回到家乡硅谷。而当肖克利实验室在硅谷开始运行时，128公路地区已经拥有多家颇具声望的半导体公司。
这里也并非与IT产业全然绝缘，微型计算机的蓬勃发展也曾为这里带来巨大的辉煌。
1977年，奥尔森在数字设备公司20岁生日之际将这家公司送上世界之巅，其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竟高达41%。3年后，脱胎于数字设备公司的通用数据公司也成功跻身世界前三。当时，在这两家公司间艰难求存的，正是今天的世界第一——惠普(NYSE:HPQ)。
除他们外，那时的128公路地区还拥有当时全球最大的信息产品生产商——王安公司。到80年代中期，王安——这位来自哈佛大学实验室的华人，已将其公司开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公司员工总数超过3万人，总营业额达235亿美元，其个人财富一度超过20亿美元。
然而，早期的IT产业并未走出工业时代的影子，微型计算机产业的兴起正是源于其从定制化向标准化的转移，这一切的幕后推手又是五角大楼。但与政府的长期合作，已经使这里的大企业无暇去思考其中隐藏的工业逻辑。而悠久的工业传统又使对大企业的迷信根深蒂固，这里的人们相信工业的本质就是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最稳定的源泉永远都是政府订单。
50年代，128公路地区从五角大楼获得了总计60亿美元的订单，这几乎是同期硅谷所获支持的10倍，联邦政府采购了这里超过一半的产品。60年代，128公路地区的地位只升不降：这里的企业每年获得的国防部订单高达10亿美元。
循环往复之间，整个128公路地区的经济都已被这些大企业所绑架，人们惊叹于这些企业创造工作岗位的速度和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却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慢慢来临：低风险、高收益的军事合同已经使企业锐气消磨殆尽。这里的企业既没有准确评估IT产业的未来前景，也没有动力去支持初创企业的发展，他们甚至盲目地忽视了身在远东的竞争对手。
标准化的生产模式不但激活了128公路地区，也激活了远东的日本和台湾。相比于美国前辈，这些亚洲后生们更具成本优势、学习能力和奉献精神。结果，128公路地区的微型计算机奇迹迅速演变为一次严重而漫长的衰退。仅仅5年时间，128公路用15年时间积累起来的产业优势就荡然无存：到80年代末，128公路已有超过5万名技术工人失业。
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是日本击败了波士顿。但人们却没有注意到，同样被日本打得体无完肤的硅谷却迅速收复了失地。到1988年，硅谷技术人员的就业数量就已经超过了衰退前的巅峰。联想到随后互联网经济的崛起，人们不难得出一个更加真实的结论：击败128公路的绝非日本，而是硅谷。
产业史上最重要的谜题也在此时出现：为什么IT产业无法在自己的家乡取得成功？面对来自亚洲的竞争者和复杂多变、一日千里的产业格局，为什么硅谷能够涅槃重生，而128公路却只能持续衰落？
企业优势和地区劣势
IT产业是世界工业史上十足的异类。在此之前，从没有一个产业的技术普及如同IT产业这般广泛，也从没有一个产业的演进如同IT产业这般迅速，更从没有一个产业如同IT产业这般强调创意、开放和分享。
在这个另类的产业中，企业的个体竞争优势再也无法代表地区的整体竞争优势。所以，与其说128公路在技术的竞争中输给了硅谷，不如说新英格兰地区悠久的商业传统不适合新兴的商业文明。
新英格兰社会以源于17世纪的保守主义传统为特征，清晰而严格的等级观念和对权威与独裁的崇拜，在其形成几个世纪以来持续对这一地区施加着明显的影响。绝大多数新英格兰人在稳定社区中都已经居住超过3代，部分家庭在社区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0代以上。
这些与家庭、邻居和社区的长期联系，确保了128公路地区的工程师对工作和社会生活的严格区分。这与硅谷完全不同，由于在当地缺乏基本的家庭联系，硅谷的企业家都是在发展新技术的过程中培养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很少能对工作和社会生活进行清晰的界定。
“在波士顿，早餐桌上的会谈涉及政治、宗教、性和各种事情，但其中没有技术。而在硅谷，所有人都在讨论半导体、操作系统、网络类型、接口标准以及高科技企业的新生和衰落。这种情况随处可见：在商场、在教堂、在电视节目中，甚至在银行长长的队伍里，都是如此，绝无例外。”一位曾供职于苹果公司(NASDAQ:AAPL)的员工这样描述两地的不同。
这种深层次的差别进一步表现为两地员工对待职业的不同态度：在硅谷，人们只忠于自己所选择的行业，对于企业的“忠诚”几乎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在128公路，人们更多选择忠于自己最初选择的公司。对新英格兰地区的人而言，他们的身份已经被家庭和种族的联系定了位，他们的经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形成硅谷那种强烈的基于区域工业的忠诚感。
在128公路地区，优秀的人才与硅谷一样泛滥成灾，但他们却轻易不会选择离职和创业。在这里，奥尔森与王安已是十足的另类，尽管这在硅谷稀松平常，尽管两人在离职创业前都已经为各自的公司效力几十年之久。
一位曾在霍尼韦尔工作多年的员工的经历可以作为佐证，“我在霍尼韦尔公司工作了20多年。我曾有许多机会可以离开，但我从未认真考虑，因为我投入太多，有太多业务上的束缚。所以，当我最后离开时，那就好像发生了一次8.5级的地震，几乎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128公路地区从不缺少巨型企业。在其巅峰时期，数码设备公司甚至需要使用直升飞机才能有效连接分散在128公路沿线各地的分支机构。但企业的个体优势根本无法抵消地区的整体劣势，因为问题的关键根本就不是规模，而是灵活。
这种建立于独立公司基础之上的工业体系，极易展现出其独具的规模优势和稳定性，但它对于激变的市场和技术反应却较为迟钝，而后者恰是新科技所需和硅谷所长。于是，尽管128公路为人类奉献了很多里程碑式的发明，但其工业成就最终却被硅谷追上了。
而相比于与初创企业关系密切的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哈佛大学同样要为128公路地区的失败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MIT的傲慢与偏见
与邻居哈佛大学总是与工业保持距离不同，MIT提倡与企业建立密切关系。在一篇写于1910年的文章中，该校电子工程系主任杰克逊曾明确提到，MIT“乐于在大制造商和其他商业公司的赞助下，承担一些更有特色的商业研究”。
1918年，MIT在全美率先制定了科技计划，鼓励大公司为其提供财政资助。20世纪20年代，MIT又创建了工业合作与研究部以促进校企合作。今天该校著名的赞助项目办公室，即源于这一机构。
与企业界的密切关系使MIT在美国工业发展的各个时期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它曾帮助通用电气公司(NYSE:GE)、标准石油公司(NYSE:XOM)和杜邦公司(NYSE:DD)等巨头改进技术，并促成了许多著名公司的建立，它发展了工业试验室，使美国工业逐渐获得了科学、精确、优质的竞争优势。
一家128公路地区的计算机公司负责人曾这样描述MIT之于128公路的意义，“128公路犹如一个食物链。没有大公司在这里，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而假若MIT不在这里，大公司也不会在这里了。”
1946年，在时任校长康普顿的推动下，MIT联合一批新英格兰地区的金融家和学者组建了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由公众持股的风险投资公司。在该公司的支持下，一大批由MIT师生开办的公司得以成长，其中就包括奥尔森创立的数字设备公司。
尽管成效显著，但1955年MIT却意外缩减了对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的支持，原因是投资初创公司太过冒险，不符合“谨慎、有判断力的智慧之士的处事原则”。MIT与初创企业刻意保持的距离，预示了这所学校和128公路关系的走向：尽管大学致力于商业化的研究，但却总是与产业前线的公司若即若离。
当特曼依靠“委培”密切与企业界的关系时，MIT却对此视而不见；当斯坦福大学的荣誉学位计划将高等学位授予越来越多的当地技术人员时，MIT仍拒绝改变它的住读传统；同样，当斯坦福大学在1969年即设立执照颁领处，鼓励将大学里开发出的科技成果商业化时，MIT依然不为所动：直到80年代，它才设立了类似的机构。
1940年，MIT产业联合方案体获得通过。方案规定，公司只有在支付了5万美元后才能了解大学的研究成果和使用教育资源，这使很多中小企业与该校擦肩而过。与此相对，只要每年支付1万美元，任何公司都就可以同斯坦福大学的任何实验室建立定向联系，公司员工可以参加学校的研究讨论，走访院系教师和研究生，看学校的研究报告和学生简历。
MIT在这一时期展现出的矜持和傲慢情有可原。当时的MIT不但得到几乎全国所有大企业的眷顾，而且掌握着美国国家科研资金的实际支配权，筹措研究所需的资金在这里几乎从未成为问题。马萨诸塞州整体优异的经济环境也使它无需求助于资金与技术都无任何优势的中小企业，这与斯坦福大学和加州早年的境况几乎截然不同。
失败的煎熬意味着反省的必然，但改革却总显得步履维艰。也许，相对于悠久的地区传统而言，一所学校、一个企业以及一群人所显示出的力量，都太过渺小了。
失败的学生
2001年4月，MIT宣布将把2000余门课程陆续上传至互联网，供全球网民免费观看。这项开放课程计划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一些大学还希望能够依靠远程教育牟取暴利的时候，MIT却以“开放源代码式的高等教育”将其知识体系中的精华展露无遗。
时任校长韦斯特是该计划最重要的推手，他从科技产业的发展中领悟到了知识传播的真谛，“计算机产业从封闭性软件系统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这种以独占知识为基础的系统并不适合它们自己创造的世界。开放式软件和系统构成的有机世界才是真正的未来趋势。”
这并非MIT首次求变。多年以前，该校计算机界的先锋们曾试图建立一种崇尚开放和自由交换技术的“黑客”风格，以改变该地区与创新格格不入却又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然而，就像黑客没能成为计算机界的主流一样，这种开放也未能真正影响波士顿。
与MIT一样，128公路也曾试图改变以适应时代潮流。
奥尔森最早开始思考等级制度的弊端。他有意识地忽视社会地位和等级制度，甚至刻意避免社会地位的象征物——比如固定车位和私人办公室在其治下出现。奥尔森成功了，数字设备公司在强手如林的计算机领域后来居上，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计算机制造商。
但奥尔森的经营哲学旨在加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而非提升128公路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力，强烈的归属感因此幻化为一道阻碍人员流动的沉重枷锁。尽管每一个被该公司录用的人都欢喜得如同进入婚姻的殿堂，但每一个离开该公司的人却都被视为背叛者而沦为科技行业里的“贱民”。这种怀着消灭等级制度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公司文化，最终却成为强化等级制度最重要的推手。因为要在一个大公司中取得成功，努力攀爬职业阶梯几乎是惟一的选择。
128公路对团队合作的尝试并未因此终止，但也并未从此走向成功。1977年，雷•斯塔塔在参观过硅谷后，对硅谷公司协同解决问题的方式印象深刻，于是成立了马萨诸塞州历史上第一家商业协会。但这家协会几乎从成立之日其起就将其目的确定为争取减税，而非交流学习。这使它与州政府的关系势同水火，其所发挥的作用与硅谷的行业协会几乎完全相反。
在128公路颓势渐显的日子里，保守的商业精神却依旧在这里四处蔓延，人们对规避风险的无限渴望甚至感染了崇尚“富贵险中求”的风险投资。
1981年，仅有17家来自波士顿的企业获得了风险投资的支持。这一数字甚至不及硅谷的一半：那一年，有37家硅谷公司获得了风险投资。“马萨诸塞州没有真正的风险资本。这里的风险资本界是一群非常保守的银行家，他们同硅谷的风险资本之间有根本的不同，硅谷的风险资本家都曾经营过公司，他们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
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128公路就已经失去了与未来对话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