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科院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李安渝
“华人美国梦”的模板李安渝编辑本段回目录
每天早上起床,李安渝总是要想一会儿,才能弄清楚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是在朋友家还是在自己家,在宾馆还是在公司宿舍。
名片上的李安渝惟一身份是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电子商务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照此,他应当算是北京人,但他真正在北京的时间只有1/3,其余则在美国或中国的上海、南京、成都等地转悠。
和很多“海归”一样,李安渝既习惯于说“回”中国,也会非常自然地说“回”美国。“在哪里都像出差,又都像回家。”在北京家中,李安渝对我说。
成功
李安渝是用“华人美国梦”最典型的模板生产出来的人:
14岁开始在在上海交通大学读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分别获得工学学士和工学硕士学位;1985年,22岁,赴美国亚历山大大学电机系留学,获取硕士学位;1993年完成美国斯坦福大学电机工程博士学位学习。在校期间,创办了两家网络公司;1996年,创立网像公司?Internet Image ,该公司1999年上市过程中,被美国当时最成功的电子商务软件公司Intraware公司收购,公司市值曾迅速增长达1亿美元。
与杨致远、段晓雷、李广益、陈丕宏等人一样,李安渝同样是硅谷华人科学家与企业家典范,是华人中的“新贵”。
目前,李安渝还是清华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客座教授。
2000年4月,李安渝正式回国工作,被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任命为电子商务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从事电子商务的基础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标准化工作,以及电子商务的推广应用。
李安渝此前经历,在别人眼里无疑是一部华人成功的奋斗史,取得的成就也想必令那些渴望有所作为的年轻人钦慕不已。
但在李安渝眼里,这一切只是“顺命”的结果:
“14岁那年,父母说我应该上交大,我就上了交大;毕业后,因为家里有很多人在美国,就‘迷迷瞪瞪’地去了美国;见到有些人去斯坦福读博士,也就去读了个博士;后来,看到一些平时在一起嘻嘻哈哈的朋友办公司、上市,心里发痒,便也办了个公司并上市了。”
李安渝说,“那时的想法单纯得让你未必会相信”。可能正因为单纯,李安渝得以在自己每一个锁定的目标上一帆风顺。“在美国的15年中,每年甚至每个月都是新的,无论是自己的财富,还是阅历、经验都‘嗖嗖’地往上窜,挡都挡不住!”
回国
与大多数“海归”不同的是,李安渝选择回国的落脚点不是做企业,而是到中科院。
决定回国之前,李安渝的自信达到了顶峰:“上名校、读好专业、拿博士学位、创业、公司上市厖,我觉得没有什么想做而做不成的事情了!”
当然,与大多数“海归”一样,李安渝在美国也认清了那个“玻璃天窗”,从而选择回国。“你可以往上看,觉得你在美国可以做总统或著名的企业家。但实际上当你走到一定程度后,你会发现要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特别是主流人物,你要有很多的文化特别是当地各方面因素和人际关系。”
回国前,李安渝曾踌躇满志地说,“中国科技发展方向,特别是在软件业,在企业信息化这个软件方向发展可能不见得会走美国那条路,而会走另外一条路,这也是中国特定环境给我的机会。如果能站在像中国科学院这么高的高度来推动一个工业界标准的话,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比从一个企业角度来推动要大一些。”
事实上,李安渝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并没有将自己真正定位成一个研究人员或者政策层面的信息化推动者。而是同样踌躇满志地选择了“下海”……
“如果你声称有一个好点子或一项网络新技术,许多投资人就会一窝蜂地找上门。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技术是不是硅谷来的?是否有美国公司的成功先例?如果你的‘故事’讲得好,马上就能弄到钱。”
禁不住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时任领导的劝说,李安渝回国不久,就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2001年9月?李安渝引入4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与中科院软件所共同创立中科国际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不幸的是,李安渝同时也陷入了另一个故事,一个他至今以来最惨痛的故事。
现在,如果在网上搜索“李安渝”的信息,几乎所有结果中,他的头衔中都有“中科国际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但事实上,他已于2002年7月黯然离开这一仅呆了10个月的职位。
“原本以为,我在美国这样一个法制非常健全,机制相当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尚能做得游刃有余,也积累了大量的公司运作经验,也一定会在新兴的市场经济的中国一展身手。”至今,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李安渝仍郁郁不爽,还有些迷惑。
失败
“在科学院工作,有一个对市场逐步了解的过程,同时也走入了国内的相关行业,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在美国呆的时间久了以后,对国内的工程技术管理,可能刚刚开始会不太适应,因此在科学院工作的过程,使我逐步适应了国内的环境。
“我们在北京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怎样把人才留下来,因为北京企业的竞争,除了在市场上的竞争,还要在人力资源上跟国外的企业进行竞争,是比较辛苦的。”
这是李安渝筹办中科软件之际的一个说法。
但10个月的经历证明,李安渝可能适应了国内的市场环境,却没有适应企业内部管理环境;更糟糕的是,他没能留住企业其他人才,甚至作为创业者,他连自己在企业的位置也没能保住。
李安渝的“故事”开始自然是顺利的:来自英特尔和上海实业的各200万美元的投资到位,并且在中科软件中只占20%左右股份,李安渝为代表的管理团队持有10%股份,其余70%由公司董事长和他领导的研究中心的技术骨干及其出任董事长的公司所掌控。此后,李安渝开始招兵买马,聘请一位哥伦比亚大学MBA负责公司财务,一位曾留学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MBA负责市场,组成强势的“海归”管理团队。
“我们是以研究所的技术为基础,然后在一些领域里,找到切入的机会。我们在科学院软件所承接了比较多的国家项目,包括国家软件专项研究,电子商务?、政务标准研究,还有软件应用互联互通平台,在美国叫应用集成,等大型的研究项目。因此确定几个有前景的行业方向后?利用技术与品牌优势实现重点突破.我也希望硅谷那边对研究方面比较有兴趣的,或者是希望通过一个研究机构,逐步的进入国内市场的朋友能够跟我联系。从而以低成本组建一个高素质的团队。”
这是以中科软件CEO身份的李安渝一次讲演中对公司的基本介绍,从中可以看出李安渝做公司的思路:以技术找应用市场。重在市场开拓。
李安渝说,这一思路是公司“海归派”的共识。
但“海归派”的共识并不是“本土派”的共识:中科国际的“本土派”认为,公司应当发挥自己研发优势,多出成果。重在研究成果的转化。
“也许这一分歧只是他们要‘制造’一个与‘海归’不同的思路,事实上,我们离开公司后,他们更热衷于找市场。我在公司时做的领域还相对集中一些,主要做电信、石化行业的大项目,现在的中科国际四处联系项目,水利、公安、政府、石化、金融领域的项目无不涉足。”李安渝说。
李安渝觉得,海归派落败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低估了群众的力量,管理层没有能与以软件所为主体的工程人员充分地融合。
“当他们(本土派)表示对财务负责人不满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越来越多的员工向我诉说那个人不是的时候,我真以为是他本人有问题;同样的命运落在市场负责人头上时,我才慢慢回过味来。”
回过味来,为时已晚。市场负责人被“倒”3个月后,李安渝又成了“群众”攻击的对象。
“你很难想像当时的情况,当着两家投资方的面,工程师们一个个激动地‘控诉’我,有的声泪俱下,苦大仇深;有的拿着准备好的文字材料,言之凿凿。”李安渝说,“我本人和投资方都从没见过这种阵势。
控诉的结果是李安渝被迫辞职,构成公司工程师主体的原软件所中心的主任出任公司总经理。3个月后投资方撤走剩余的大约100万美元的资金。李安渝说,他离职时,公司财务已经开始趋于合理,按计划一个季度后,就有可能实现收支平衡。
转型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怎么样在生活上、在环境上要有一个转变,要跟大家尽量一致。比如说晚上我想去喝酒或喝茶,习惯上,我会找一起回国的人,可现在我慢慢开始找公司的同事,努力地去大家在一起,觉得一下子就有了好多朋友,社会到处都是我的家。过去我去的地方至少是三星级以上的酒店,现在只要有招待所,我就可以去。”
这是李安渝在2002年4月11日作客央视《对话》栏目时,就如何适应国内环境时说的话。
稍有国内生活常识的人会发现,李安渝关于适应环境的理解显得太过简单了。对于这个14岁读大学,22岁起在美国生活了15年,回国仅3年的知识分子而言,李安渝的简单不难理解。
“比如说领导。在美国,领导就是给你提供资源和帮助的人,其他什么也不是。领导可以动我的工位,因为那是与工作有关的,但他无权动我的车位,不经我允许,更不能去我家,干涉我的私生活;而在中国,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领导都有什么权利。总之是无处不在,工作上可以管你,分房子也由领导说了算,政治上还得按领导要求去做。更重要的是,我始终弄不清领导对我的具体要求是什么,我的目标、职责是什么,也不知道怎样做才符合领导要求。”
弄不清的事还有很多:李安渝在国内投资了七八家企业,作为个人投资者,他弄不清自己究竟在这些公司有多少股份;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电子商务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他弄不清自己的编制是什么性质,弄不清单位分给自己的房子是不是属于自己的,弄不清自己的医药费可不可以报销,弄不清单位的保障、福利都有哪些。
说起“回”美国,李安渝说,总觉得回中国时有点匆忙,有什么东西拉在美国了,所以时不时要去看看或找找。
看来,他更需要找的是,在美国找不到的、在中国国内生活的常识,还有一种主人感。
离开中科软件后,李安渝给自己一个新定位:老老实实在研究所做一名研究人员,以技术的实际运营为主攻方向。他对目前的软件研究所工作环境比较适应,也还满意,“我们所长也有留学背景,沟通起来容易,整个科学院的环境也相对宽松,自由发挥的空间大。”
看来,李安渝是一个善于由低谷中走出来的人。“当初我从中国到美国的时候口袋里只有大概50块钱,现在我数数以后要生活的钱,发现还不止50块。所以我想肯定问题不大!”
李安渝:走不出海归的迷惑?编辑本段回目录
当时,李安渝正在讲着自己的故事。在某软件研究所时任领导的劝说下,2001年9月,李安渝引入4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与软件所共同创立了一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李安渝自任CEO。
现在,如果在网上搜索“李安渝”的信息,几乎所有结果中,他的头衔还几乎都是这家公司的CEO。
“其实,我去年7月就不干了!”他的故事只讲了10个月。
“这是我至今遇到的最惨痛的失败。原本以为,我在美国这样一个法制非常健全、机制相当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尚能做到游刃有余,也积累了大量的公司运作经验,也一定会在新兴的市场经济的中国一展身手。”李安渝输得很不爽,也很迷惑。
黑色幽默,自己成主角
“我们在北京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怎样把人才留下来,因为北京企业除了在市场上的竞争,还要在人力资源上跟国外的企业进行竞争,是比较辛苦的。”
这是李安渝筹办这家公司时的一个说法。
李安渝的话成了黑色幽默:他确实没能留住企业人才。作为创业者,他连自己在企业的位置也没保住。
创业之初,李安渝一帆风顺,凭他个人的关系和努力,英特尔和上海实业的各200万美元投资到位,在公司中只占20%左右股份,李安渝为代表的管理团队持有10%股份,其余70%由公司董事长和他领导的研究中心的技术骨干及其出任董事长的公司掌控。
此后,李安渝招兵买马,聘了一位哥伦比亚大学MBA负责公司财务,一位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MBA负责市场,组成强势“海归”管理团队,而公司其他管理者及技术骨干、员工都是“董事长的人”。
“以研究所的技术为基础,然后在一些领域里,找到切入的机会。因此,我们确定几个有前景的行业方向后,利用技术与品牌优势实现重点突破。”李安渝在一次讲演中对公司如是介绍。这是他及其他两名海归的思路:以技术找应用市场,重在市场开拓。
但公司“本土派”则认为,公司应当发挥自己的研发优势,多出成果,重在研究成果的转化。
表面上,是思路分歧导致了海归派的全军覆没。但李安渝认为,“这一分歧是本土派制造出来的,其根本目的是要赶走海归,控制公司。事实上,我们离开公司后,他们更热衷于找市场。我在公司时做的领域还相对集中一些,主要做电信、石化行业的大项目,现在的中科国际四处联系项目,水利、公安、政府、石化、金融领域的项目无不涉足。”
“当他们(本土派)表示对财务负责人不满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越来越多的员工向我诉说那个人的不是的时候,我真以为是他本人有问题;同样的命运落在市场负责人头上时,我才慢慢回过味来。”
回过味来,为时已晚。市场负责人被“倒”3个月后,李安渝又成了攻击的对象。
“你很难想像当时的情况,当着两家投资方的面,工程师们一个个激动地‘控诉’我,有的声泪俱下,苦大仇深;有的拿着准备好的文字材料,言之凿凿。”李安渝说,“我本人和投资方都从没见过这种阵势。”
控诉的结果是李安渝被迫辞职。3个月后投资方撤走剩余的大约100万美元的资金。李安渝说,他离职时,公司财务已经开始趋于合理,按计划一个季度后,就有可能实现收支平衡。
想不明白,就不想
李安渝迷惑的事情还多着呢。
作为研究所电子商务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他弄不清自己的编制是什么性质,弄不清单位分给自己的房子是不是属于自己的,弄不清自己的医药费可不可以报销,弄不清单位的保障、福利都有哪些;作为个人投资者,李安渝在国内投资了七八家企业,他弄不清自己究竟在这些公司有多少股份;每天早上起床,李安渝常常弄不清自己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是在朋友家还是在自己家,在宾馆还是在公司宿舍。
他也不愿意去想这些事,比如待遇,“房子让我住我就住,不让住就自己买;看病我从来都是自己掏钱,找单位太麻烦。”
想得简单也是因为以前太顺。“父母说我应该上交大,我就上了交大;家里有很多人在美国,我就迷迷瞪瞪地去了美国;见到有些人去斯坦福读博士,也就读了个博士;看到一些平时在一起嘻嘻哈哈的朋友办公司、上市,心里发痒,便也办了个公司并上市了。”
李安渝说,“在美国的15年中,每年甚至每个月都是新的,无论是自己的财富,还是阅历、经验都‘嗖嗖’地往上窜,挡都挡不住!”
难怪李安渝迷惑:14岁进入上海交大读本科和研究生,22岁去美国留学,后来创业,这一去就是15年。他根本不知道中国社会、人际关系是怎么回事。
不做企业,搞研究
李安渝想改,想弄清自己生活的环境。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怎么样在生活上、在环境上要有一个转变,要跟大家尽量一致。比如说晚上我想去喝酒或喝茶,习惯上,我会找一起回国的人,可现在我慢慢开始找公司的同事,努力地与大家在一起,觉得一下子就有了好多朋友,到处都是我的家。过去我去的地方至少是三星级以上的酒店,现在只要有招待所,我就可以去。”
但短短3年归国生活,改起来毕竟不易。他对一些国内人习以为常的事还是想不通:
“比如说领导。在美国,领导就是给你提供资源和帮助的人,其他什么也不是。领导可以动我的岗位,因为那是与工作有关的,但他无权动我的车位,不经我允许,更不能去我家,干涉我的私生活;而在中国,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领导都有什么权利。总之是无处不在,工作上可以管你,分房子也由领导说了算,政治上还得按领导要求去做。更重要的是,我始终弄不清领导对我的具体要求是什么,我的目标、职责是什么,也不知道怎样做才符合领导要求。”
所以,李安渝总要时不时去美国一下,说是要找找感觉,其实他更应该找的是在国内生活的感觉。
现在,李安渝打算老老实实地做一名研究人员,以技术的实际运营为主攻方向。他对目前的软件研究所工作环境比较适应,也还满意,“我们所长也有留学背景,沟通起来容易,整个科学院的环境也相对宽松,自由发挥的空间大。”
“当初我从中国到美国的时候口袋里只有大概50块钱,现在我数数以后要生活的钱,发现还不止50块。所以我想肯定问题不大!”李安渝想从迷惑中尽快走出来,他还有这自信。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finance.sina.com.cn/crz/20030611/111035117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