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
这是一个24小时在线的时代（Connected 24 hours Era），简称C时代。
C时代与“高熵效应”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熵”，也是就运动的复杂程度和无序程度，正在大幅度增加，增加的速度也越来越大。商业活动使自然中的低熵物质变成了具有商业价值的高熵物质。
熵增的火箭加速度时代 云计算：高熵系统的支撑与控制中心
C时代的商业重构
C时代影响与变革的将不仅是整个TMT产业(IT制造业、通信业、互联网业、软件服务业等)，也会把其他产业如金融、物流、平台运营、应用开发全部囊括进来进行重构。
切入C生活
看得见用得到的C时代 手机收银机
移动支付来袭。革新性的支付手段，正在减少携带现金或支票的麻烦。
渣打：切入C生活的潮银行
渣打第一次涉足生活服务方面的创新，借助于智能手机，将LBS、AR、商铺优惠、移动社交等技术和功能集成于智能手机APP之中，来服务客户。
看得见的物流
在外面行走着的快递员，成为了移动的“柜台”；货物的仓储和运输，变得可感知并且可控制。
那些性感的谈资：待哺中的LBS
“地理位置+移动信息服务+社交”这三大含金量最高的移动互联网要素放在一起，看上去着实诱人。
技术提供可能
终端平台开发 从终端到云端
过去几十年的IT发展史，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云、管、端三个环节不断爆发、螺旋上升的过程。不只云服务提供商、还有云服务用户，都要学会应对C时代中的新风险。
C时代的十大关键技术挑战
终端设备的性能、芯片集成系统的工艺、网络间的无缝过渡、平台生态系统与云端数据中心的功效设计，一切技术挑战都在等待着准备进入C时代商圈的人们。
那些性感的谈资：平台化的手机浏览器
作为手机上网的必然入口，手机浏览器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手机浏览器之争已经逐渐进入到生态链之争、平台化之争阶段，考验企业的整合能力。
C时代商圈
产业的重新思考 被重新定义的电信业
一部小小的iPhone 改写了电信行业的运行轨迹，将互联网的开放思路移植到原本封闭的电信网络上，移动网络上的数据业务流量呈爆炸式增长，数据海啸正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袭来。
传统企业需要平台思维
C时代的到来对传统企业来说是一个新的超越机会，谁能解决电子商务融合与流程对接的问题，谁就跑得快。
C时代的商业模式
磨练简单法则，可以在无序中抓取到市场机会。面对C时代，不能有着先手优势却空手而归。
平台与生态圈
开放是一种潮流，每个开放平台都在通过不断完善规则，扩大自己的生态圈，同时排斥其他平台和生态圈。
C时代人类
C时代的社会问题与意义 Hello C一代！
他们仍然依然参加同学聚会，却更加推崇网络化的个人主义：Connected、Cloud living以及Computerized——这就是C一代，永远在线、在“云”中生活并且越来越人机合一。
C时代管理新课题
可以预见，在不断快速演进的信息环境作用下，C时代的工作场所将会与20世纪传统的办公室场景迥然有别。由此而来的多任务工作模式、新媒体传播环境将挑战每个管理者的潜能。
C时代与“高熵效应”编辑本段回目录
2011年5月20日，我们这颗悬浮于宇宙之中孤独的蔚蓝色星球上有三个人，分别是亚马逊丛林里过着原始社会生活的阿玛；尼泊尔山区里过着农业社会生活的桑普；北京过着都市生活的莫问。我们去看看这三人在这一天的生活。
阿玛是个20多岁的精壮汉子。早晨醒来，阿玛伸了伸懒腰后吃了点妻子摘的野果，便拿起了自己的长矛准备去狩猎。阿玛在丛林里矫健地穿梭，一天的辛苦下来，阿玛猎获了两只乌龟和五条鱼，足够一家人吃一周了。阿玛回到村落里受到了同族人的祝贺和家人的欢迎。在享受过鱼肉晚餐后，阿玛和族人一起围着篝火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桑普起床的时候，妻子已经做好了丰盛的早餐，孩子们已经围在桌旁，全家人有说有笑地开始了一天的新生活。早餐后，桑普一手牵牛，一手拿工具，背上背着种子朝自己的土地走去。最后一粒种子撒到土里的时候夕阳即将西下，桑普赶着牛回到家，妻子已经做好了晚饭，孩子们从学校回到家，滔滔不绝地讲学校里发生的事。妻子下午去了趟集市，用自家的粮食换回了衣服和其他日用品。当然也有桑普的新衣服，妻子张罗着让他试穿。桑普吃完晚饭后，穿着妻子买的新衣幸福地睡着了。
莫问起床后第一事就是边上卫生间边用手机看微博，呵呵，又增加了几百名粉丝。早餐是昨天通过网购由快递人员送过来的，莫问边吃早饭边用Pad上网看新闻。开车去上班之前打开GPS 看了看交通状况，选择了一条不怎么堵的线路。到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邮箱，处理夜里从不同地方不同人那里发来的上百封邮件。然后是和部门的同事开会，期间不停地有客户的电话和邮件。中午简单地吃顿快餐后去拜访客户，然后再回到公司根据客户的要求写方案。期间在网上搜索需要的资料并在社区里求助。写完已经是晚上8 点。
从阿玛、桑普、莫问三个人一天的生活，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每天与自己生活环境的信息交互和碰撞量与复杂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玛的量最少，也最简单；桑普的量有所增加，与社会有物品和知识信息的交流，复杂度大为提高；莫问一睁开眼睛就开始与社会进行海量和复杂的实时信息交互。如果阿玛每天的信息交互是一颗水珠，桑普则是一股涓涓细流，莫问的则是一片汪洋大海。
如果把这三个典型人物一天的生活场景放在历史长河中来看，恰恰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和现代文明社会。当然也不难得出结论，那就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整个社会的信息交互量和复杂程度逐步提高，尤其是进入到现代文明之后，更成爆发性加速增长。
这一现象的科学基础是：如果把地球看作一个孤立体系，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熵不断增加的过程。在科学领域，用熵(entropy)表示体系混乱程度，体系越混乱，越无序，熵值越大。熵最早由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于1865 年正式提出，也就是著名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在孤立系统中实际发生的过程，总是使整个系统的熵数值增大，它是不可逆的。”从微观上理解，熵值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两个指标，一是封闭体系中微观个体的多少，微观个体越多，熵值的基数越大；一是微观个体运动的无序程度，运动越无序，个体的碰撞和交互越频繁、越杂乱，熵值越大。运动越简单、越有序，熵值越小。
人类文明发展熵的增加是一个不断加速的过程，越往后发展，熵增的加速度越大。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口基数逐年增加，同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人所造物之间的交互量和碰撞频率大幅度增加，也是就运动的复杂程度和无序程度大幅度增加，熵值越来越大，加速度也越来越大。人类的商业活动是熵增的主要助推器，通过把自然中的低熵物质通过商业过程变成高熵物质，从而增加整个社会的熵值，企业制造高熵的能力越强，商业价值越大。
C时代的商业重构编辑本段回目录
莫问两年时间从网民变成C时代“磨纹族”，背后动因是C时代的商业生态剧烈变化和“高熵效用”推动的结果。如果说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IT技术的发展，诞生了一个庞大的TMT产业(IT制造业、通信业、互联网业、软件服务业等)，并实现了人类社会的局部数字化进程的话，那么C时代会完成整个人类商业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数字化，或者说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化的基因会完全数字化，人类社会几乎所有的商业与社会生活全部24小时在线进行，这是C时代的终极目标。也许到了那一天，我们真的会成为《黑客帝国》数字虚拟世界里的一段程序。C时代对整个商业生态的影响与变革不仅仅在整个TMT产业领域剧烈展开，也会把所有其他产业全部囊括进来进行重构。
1.C时代的三大基础服务商：电信、金融、物流
基于24小时不受时空限制实时在线，实时进行信息交互、实时进行交易与支付、实时物流配送这些C时代的基本特征与需求，电信运营商、银行等金融服务商、物流服务商会成为C时代的三大基础服务商，成为C时代的三大基石。三大基础服务商的信息时时互联互通成为C时代通畅运行的前提。当然，电信运营商如何做好信息海啸时代的智能管道这一基础角色，如何在应用服务之间找到平衡与突破是摆在眼下的难题。当移动支付的量越来越大，当现金交易越来越少，当金钱成为流动的数据，银行业如何适应C时代这一基础服务商新角色，并能出色胜任，是每一个金融家在C时代的新使命。我们将很快接受物流配送人员成为这个世界实体商品交互的主要界面的事实。全副数字化武装的物流配送人员将无处不在并成为热门职业，而我们很快会发现或者已经发现，离开他们我们将很难生存，C时代的物流将成为我们的生命线。
2.C时代的基础产品与服务提供商：IT制造与软件服务业——“云与端”中重构
C时代把人们对一切计算设备的性能、功耗表现形态都推向了极致。未来的计算设备将按照“云的计算设备”与“端的计算设备”两条不同的线路进行发展。苹果开启的“端的计算设备”变革已经对整个PC和手机制造业带来剧烈冲击。而“云的计算设备”的变革才刚刚开始，IBM、HP、Dell、爱立信、华为等巨头都在忙着新的布局，新势力也正在孕育。作为计算动力核心的芯片产业，Intel、AMD、ARM、高通等公司正在“云与端”的计算市场里互相渗透，二者通吃成为大家共同目标，但谁能成为赢家通吃都还言之过早。软件服务业也忙着在“云与端”中重构，原来以“端”为核心的软件产业逐渐向“云”里吹响了集结号，但如何下雨并把雨以最佳量飘落到需要的地方，却是向“云”里集结后的软件服务产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3.C时代的商业掌控者：平台运营商
C时代的平台运营商很难用简单清晰的一段话来描绘清楚。或者形象一点来说，你通过智能终端与之进行的各种有关工作和生活的信息交互、交易交互、服务交互的提供商都可以称之为平台运营商，离开他们你将在C时代里一无所获、寸步难行。C时代的商业核心和商业规则的制定掌握在平台运营商手中，因而极具商业价值，也引得各路英豪与草莽纷纷杀入这个市场谋求自己的地盘。
C时代的平台运营商目前的典型代表是苹果应用商店、Facebook、twitter、亚马逊。在中国是腾讯、淘宝、京东商城、纷纷杀入微博市场的门户网站、是360与人人网。C时代平台运营商的主体地位，使得原来相对稳定的传统互联网产业格局急剧变化，如何在C时代不被出局并重新谋得主体地位，使已经功成名就的互联网传统大鳄们如坐针毡。新的搅局者也试图在社交、电子商务、内容服务、细分人群服务、行业服务、本地化服务等多个层面找到平台化运营的突破口。
4.C时代的寄生商业：应用开发者
借力于Facebook，成立于2007年的Zynga公司成为游戏业炙手可热的超级明星，目前全国拥有1800名员工，3.2亿注册用户，2011收入将达18亿美元，市值高达100亿美元。而在这之前，一家游戏公司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里要取得同样成就几乎不可能。越来越多像Zynga这样有一技之长的应用开发者寄生于Facebook、苹果、Andriod这样的平台里发展。这是一种新的商业生态，平台运营商通过基本的应用吸引大量的用户，然后再吸引第三方应用开发者进来，形成一种共生共赢关系。仅2010年8月到2011年2月期间，苹果应用商店吸引了近2.4万名应用开发者。4月底刚刚结束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国际大会上，你可以看到应用开发者人头攒动的盛况。
5.C时代的传统企业：从供应链到生态圈
如果说在互联网时代还存在着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之分的话，C时代这种区分的界限将逐渐模糊，或者不远的将来，所有的传统行业企业都会成为24小时在线的企业。当越来越多像莫问这样的消费者24小时连接在不同的平台里，当他们越来越远离现实世界里的消费渠道，传统企业能做的就只有重构自己的生态圈，与那些大大小小的平台进行全方位的对接。如果说传统企业在原来的世界里是供应链的竞争的话，那么C时代是企业生态圈的竞争，通过与苹果、Facebook、微博、淘宝、京东商城等等这些平台进行对接，与那些数量庞大的“磨纹族”建立直接碰撞和交互关系，将从产品研发、品牌推广、市场营销、服务等层面改变传统企业的商业模式。管理供应链到管理24小时在线并直接面对消费者的生态圈，将是传统企业在C时代面临的巨大管理挑战。当然新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也将随之产生，这将改写MBA的管理学教程。
C时代管理新课题编辑本段回目录
“多任务工作”的迷思
一边开会一边瞄几眼社交网站上更新的信息，一边办公一边随时查看电子邮件、RSS阅读器等多个屏幕窗口的新内容，不时地发起或者回应一下与好友的互动……这种“多任务工作”状态(Multitasking)已经成为很多知识员工的常态。而这不过是正在孵化而出的C时代工作场所的一个雏形。可以预见，在不断快速演进的信息环境作用下，C时代的工作场所将会与20世纪传统的办公室场景迥然有别。
从个体工作层面看，多任务工作状态的出现来自于媒体的多样分化和时时处处的互联，特别是社交类网站和应用的发展，使得人们不由自主地进入伦敦商学院教授琳达·斯通(Linda Stone)提出的“保持部分关注”(Continuous Partial Attention)的状态：为了防止错过重大的信息和机会，尽可能多地扩展自己的信息和交往触角，面对由此带来的信息过载，只能在尽量聚焦关注高优先级事项的同时，扫描周边的消息。
个体工作者的多任务工作状态备受关注，也引起很多争议。乐观者强调其开阔视野、让思维更敏捷的一面，充满危机意识的人则担心由于注意力分散，它终将会影响到人们完成任务的效率和效果，甚至影响到生活的幸福水平(显然，在面对面的交流过程中，如果对方不时地去查看手
机上的信息，人们很自然地会感觉他是心不在焉)。尼古拉斯·卡尔在畅销书《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中指出，多任务工作会损害深入思考和创新思考的能力。他的这本书就是专门躲到一个无法联网的地方闭关写出的。
一系列的实验结果似乎支持第二种观点。一些研究发现，多任务工作的效率和效果比分别处理工作要来的差，其中“计划”是一个瓶颈因素，大脑似乎每次只能处理一项计划。
——有趣的是，“多任务工作”是源自计算机领域的一个概念，指微处理器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对于单核微处理器来说，所谓“多任务工作”只是一个时间分配问题，每次处理的还是一项任务，不过通过在不同任务间的迅速切换，让人感觉这些工作是同时运行的。只有到多核微处理器时代，才真正实现了多任务工作，即每个核心同时分别处理一项任务。那么，人类的大脑能否进化到“多核时代”呢？一些科学家表示乐观。他们认为，大脑前额叶处理信息的速度是可以通过训练得到改进，而且越是从幼年开始训练效果越明显。而大脑还有很多区域目前尚未研究清楚，断言其天然地不适合多任务工作本身就为时过早。
开发组织潜能
纽约大学学者克莱·舍基(Clay Shirky)把企业中大量未获得充分利用的人力潜能称为“认知剩余”(cognitive surplus)，并认为可以使用互联网技术提供的参与式工具来开发利用此类潜能。
实际上，开发组织潜能是管理的基本目标之一。过去100多年间，众多管理思想家在这个课题上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探索，开发出了很多理论和方法，让我们对组织的本质及其运作规律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C时代的到来，随着技术、商业环境和个体行为方式的巨大变革，在开发组织潜能的课题上需要一个新的观点框架。
根据加里·哈默(Gary Hamel)《管理大未来》一书的观点，管理的本质在于放大和聚合人的能力和创造力：一方面通过向工作者提供适当的工具、激励和工作环境让他们发挥出自己的最大潜能，另一方面通过一些方法把这些被释放的能力聚合起来从而实现一己之力难以达成的目标。移动互联网时代广泛而实时的联接，各种在线交流和协作工具的出现，无论在放大还是在聚合人的创造力方面正在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
而要充分发挥这种互联网带来的革命性力量，企业需要通过管理上的创新，为自己注入互联网的理念和基因，例如：1.每个人都拥有话语权；2.创造工具广泛分布在各个角落；3.开展实验变得轻而易举；4.能力比职位和头衔更重要；5.承诺是自愿的；6.权力来自基层的授予；7.权威处于流动状态，并且只会附着在创造价值的地方；8.唯一存在的层级是“自然的”层级；9.人们自由形成社群，个人可接触和掌握信息；10.几乎任何事情都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11.各种创意之间展开公平竞争；12.买卖双方可以轻松地找到彼此；13.资源可以自由追随机会；14.基于平等磋商的决策；……
当然，这种管理上的创新由于涉及组织如何设定目标、如何激励与协调、如何分配资源等等做事方式以及背后的价值观上的根本改变，其挑战性不言而喻。哈默为我们提供了戈尔、全食超市、谷歌等管理创新实践的榜样作为例证，这些公司基本上都是私有公司或者创始人拥有控制权的公司，这大概说明一种合适的产权结构是管理者能够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管理创新的一个必要前提。而那些以股东短期利益最大化为己任的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哪里会有足够的动力和权力来尝试管理创新呢？从这个角度看，管理创新似乎还是一个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经济课题，而其更加现实可行的路径也似乎必须在多个领域的思想者共同交流碰撞中才可以产生。
新传播环境的挑战
2010年12月10日，全球最大药厂美国辉瑞集团(Pfizer)被揭发在尼日利亚利用儿童进行药物试验造成多人死亡及残障，并在此后聘请私家侦探搜罗尼日利亚司法部长的腐败证据，以此要挟他放弃对辉瑞的司法诉讼。
值得注意的是，揭发此内幕的并非传统的新闻记者或“扒粪者”，而是辉瑞企业内部的知情人士通过维基解密网站(WikiLeaks)而为。作为一家非营利组织，维基解密成立于2006年12月，这家以公布匿名来源的保密文件为使命的网站自2007年正式上线运行以来陆续公布的各种密件让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和企业高管坐立不安。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称：“维基解密创立了一种全新的新闻理念：科学的新闻理念。我们与其他媒体合作，既向大众传播了新闻，同时也帮助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实际上，这一事件背后是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信息传播环境的根本改变，维基解密只是这一趋势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上的代表性事件。在这一趋势下，舆论产生和传播的规则已经悄然改变。过去是少数媒体充当“舆论喉舌”的信息权威时代，现在以微博、社交网站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把大家带入了舆论民主的时代，大众已经不仅仅是媒体的消费者，他们同时也是信息和意见的创造者和发行人。今天，每个消费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察和体验，通过互联网对企业的产品和商业实践随时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且可以迅速在互联网上传播和放大。很多企业员工也在网络上发表观点信息，对他人的观点进行回应。这些声音甚至对传统媒体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许多专业编辑、记者已经把博客、微博作为重要的新闻线索和信息来源。
因此，企业已经越来越被置入一种更加透明化的经营环境中，正如思科公司副总裁罗恩·里奇(Ron Ricci)指出的，“技术曝光了行为”。这对企业管理者形成很大的挑战，很多人会担心信息失控，一些经典的领导和管理理论也因此需要重新检讨。例如，沃伦·本尼斯曾指出，要想成为一名领导，你必须展示出令人信任的素质。社会媒体和企业管理专家、《开放式领导》一书的作者李夏琳(Charlene Li)认为，企业领导人需要在此基础上，因应信息传播环境的新变化，发展自己“开放式领导”的能力。“仅仅在现实工作场合中的真诚、透明是不够的。新的媒体环境要求拓展新的开放式关系，你必须将真诚和透明加以放大。”
从一个更广的企业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看，在新的媒体环境下，舆论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介入到公司治理过程当中，此前，公司治理课题上，舆论监督只是在经理薪酬、董事会、股东大会、投资者这四道主要防线之外起一种补充作用。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开始思考与利益相关方(任何可以影响企业实现目标或者受企业目标影响的组织或个人)的互动关系，构思和尝试与利益相关方积极协商、沟通、合作的“协作治理”模式(collaborative governance)。毕竟，在“四周都是镜子”的情况下，企业的合规经营，与外界诚信沟通以及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成为一种真正必须的行为方式，否则，临到劣迹昭彰之时，所要付出的“名誉税”代价会非常惨重。可以预见，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好企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坏企业则越来越难混。
移动互联网中成长的C一代编辑本段回目录
Hello C一代！
C一代驾到！他们不仅出现在地面上，还生活在“云”中；他们密布于城市，也将“下沉”到农村；线下的沉默寡言，并不妨碍他们在网上积累声望；他们习惯触控与交互，任何屏幕都可能带他们“穿越时空”。
上海。Tony已经一周没有更新他的微博了，再次登录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被朋友们@了一圈：“喂，还活着吗？”他们问到。对Tony们而言，当你在互联网上消失的时候，人们可能怀疑你已经不复存在。
北京。林凌发现一个中年妇女正试图看清楚路口一个“灯箱”上的文章。他走过去，下意识地伸出手在屏幕上一点，上面字体和照片被迅速放大了数倍。“然后你可以点右上角这个图标把它关掉，再继续看其他的文章。”他对那个呆掉了女人说道。即使是第一次见到这个玩艺，他也不需要任何讲解——“任何屏幕应该都已和我们对话。”
西安。齐小姐每个月都要和快递员见好几次。她常去逛的一家网店有专人负责给她所在的小区送货。她不认识几个邻居，“但是我能很快认出那个快递员。”快递员比邻居更了解她。知道她家几口人、爱吃的零食、阅读喜好、手机型号甚至她的内衣尺码……
圣迭戈。Debbie在现实生活中有四种关系：圣迭戈朋友、洛杉矶朋友、家人和跟她学习游泳的小孩们。Debbie在洛杉矶最要好的朋友中有一些在男同性恋酒吧工作，他们拍了一些照片上传到Facebook……这些照片，你懂的。Debbie在这些照片下留言，于是悲剧发生了——她教游泳的孩子们也看到了这些照片。Google UX团队成员之一保罗•亚当斯试图借此说明：现实中Debbie在各个群体的生活可以互不相干，而现在的社交网络将他们都连在了一起。
香港。谢达每过一阵就要打开他的Evernote。事实上，对于那些可以在电脑、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上使用的个人管理软件他都愿意试试。他的记忆力依然很好，不过他已经习惯将部分大脑的功能“外包”给电脑，他还有相当一部分个人数据被存储在“云”中。C一代驾到！他们不仅出现在地面上，还生活在“云”中；他们密布于城市，也将“下沉”到农村；线下的沉默寡言，并不妨碍Connected、Cloudliving以及Computerized——这就是C一代。永远在线、在“云”中生活并且越来越人机合一。
网络化的个人主义
C一代们随时准备连通世界。网络化的个人主义(network edindividualism)加速兴起，人们作为个体将被予以更多的重视。
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与城市，手机将优先向你推荐你曾经搜索过的某类菜系的餐馆信息，数据挖掘使之变得轻而易举；你在某个网络社区结识的朋友就在右转第三个街区；想租车或者拼车的话，也有软件帮你的忙。
这些都是属于你的个性化信息。它们迅速识别你身处的时空，提供基于“客户定制”的商品与服务。“build to order”将是大势所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认为。
知道你的过去与现在已不再具有挑战性，科学家们试图预测人们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近两年来，麻省理工(MIT)的AlexPentland通过智能手机跟踪了校园内60个家庭的运动轨迹、人际关系、情绪变化、健康状态和消费习惯，试图找出人们工作和娱乐的行为模式。
传统的时空概念进一步瓦解了。随时在线的生活方式进一步超越了在物理空间共存感之上的“小盒子结构”
美国社会学者威尔曼把社会网络分为三个时期：Little Boxes(小盒子结构)、Glocalization全球地方化的社会结构(即location to location)和“Networked individualism”网络化的个人主义，后者建立在person to person基础之上。
小盒子时期，人们被束缚在传统家庭、单位或社区等物理空间之中。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关于人的定义常常表现为“某某家的”、“某某单位的”，或者“某某街道的”。大部分人生活在体制之内，社会资源基本上由单位或社区配置。档案调动、住房分配、结婚生子甚至家庭纠纷的调解都在家庭、单位或社区的掌控之下。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与信息向互联网迁移，以家庭或组织为初始单元的传播模式正在被颠覆。“人们使自己成为社会网络的中心节点”，数字媒体与创意产业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教师何威认为。
C一代正剥离家庭和组织所赋予的各种标签。“某某家的”、“某某单位的”可能不如他们在某个论坛的著名ID或者某个独立博客更有辨识度和影响力。基于血缘、地缘、学缘建立起来的关系，正在被建立在业缘和共同兴趣基础上的关系所替代。互联网将更多基于人而不是信息来组建线上网络。
利己与利他
C一代们依然参加同学聚会，但对参加某个兴趣小组可能更有兴趣。在社交媒体比如微博上的好友分组将泄露人们的注意力是如何分配的。那些弱联系——通常是你感兴趣的名人、明星或业界同好——是否更加吸引你的注意？有多少对熟人的关注仅仅是礼节性的？你是否在扩张个人社会网络中投入了更多精力？
“人们的社会交往将更加纯粹地利益化。”何威认为。在集结了海量数据的共享内容的网络上，人们“既利己又利他。”
一些在线社区正试图打通人们生活中的不同圈子，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想法，和多年前的朋友联系上也很神奇。然而这个庞大的社交体系却缺乏一个核心内容：基于共同语言的认同感。
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互联网上无偿贡献自己的才智。某个生活中看起来冷淡疏离的人可能正在维基百科上贡献词条；越来越多的人渴望通过互联网收获个人声望，他们热心公益、参加协作或提供援助。当你向社区向一个著名驴友请教某地旅游攻略的时候，有人正从点评社区上发现你推荐的一个不错的咖啡馆。
正如威尔曼所说，“人们通过各自的社会网络获取信息、协作、秩序、支持、社交和归属感。”
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在此并无简单的善恶之分。利己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过滤了无用的信息。当信息超载而不是匮乏时，或者说有效信息比信息本身更重要时，甄别与选择信息就比获得信息更重要了。高质量的个人与信息，永远是稀缺的。
利他行为则创设了更多信息，虽然信息质量因人而异，但越来越多的信息开始在互联网上出现时，人们既是海量数据的消费者又是制造者，维基百科精神正加速渗透，人人都参与组织社会，投入到“众包”之中。
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的预言已经实现：“网络而非公司才是运作单位。”合作与网络化，是分担成本、风险以及掌握随时更新的信息的唯一出路。
无限与有限
C一代的群体正无限壮大。他们将包括并重新定义“数字原生代”和“数字移民”。北卡罗来纳大学的Marc Prensky把伴随网络成长的一代人称作“数字原生代”(Digital Natives)，在技术爆炸之前成长起来的则被称作“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
最近有调查将我国8至19岁青少年视为数字原生代，占全国人口的17%。他们的手机和网络都保持了随时接通的状态。调查显示，8~11岁的小学生17%拥有移动电话，他们联网之后主要是玩在线游戏。15~19岁的高中生拥有移动电话的比例达到94%，他们经常下载、聊天和听音乐。
然而ipad为代表的平板电脑将促使数字原生代低龄化。一些读幼儿园的孩子希望“像糖果公主一样漂亮。”iPad上一款给美少女们换装的游戏开启了她们的审美意识。她们懂得裙子要和鞋子包包搭配才好看。
群体的激增将使得被储存在云中的数据无限扩大。对数字原生代而言，他们也是真正的“云”中的原住民——出生前，他们的父母记录一切，出生后，他们将拥有越来越完整的网络个人史。尤其是当他们以实名出现在网络上的时候，因为“匿名的人是难以拥有历史的。”何威说。
“Facebook的终极产品形态应该是一个包括时间信息(历史信息)、空间信息在内的全球最大的个人数据库。”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周逵告诉记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所有的产品都是过渡状态。”
社交媒体将使C一代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所谓小世界理论，其实是指小圈子不是那么封闭的，他们之间存在弱连接。”罗家德认为。“而重点是能被沟通。”然而C一代依然要面对社会交往的有限性。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人们认识更多的人，但未必能认识更多种人——异质性资本的扩张远比同质性资本扩张要困难一些。
在豆瓣/QQ群或者其他论坛组群中，你可能属于多个小组。通过“晚睡强迫症”、“复古服装爱好者”、和“快闪一族”，你结识了更多的组员，但可能很难和“插花”、“茶道”等小组里的人偶遇。
一些人试图穿过各个圈子的固有樊篱让大家被沟通。然而风险是不小心“可能从桥上掉下去。”资深互联网专家胡泳认为。那些率先出来频繁与公众微博互动却被网友逼退的政府官员便是例证。
即使是同质性资本，彼此联结的广度与深度也是有限的。人们的圈子能扩张到多大？有研究发现，“在一个工作场合，即使是最适合大量工作的人也只在1000人左右。”罗家德说，“而且到达这个程度之后就基本上停止扩张了。”另一个有限性则是，C一代们的社会资本是“动态生成的”。何威认为，“容易得到也容易失去。”
那些热衷于扩张联结外界的C一代及其家庭成员还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在维护社会资本这件事情上，个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与沟通有关的新技术似乎总在重新定义家庭环境。曾有人担忧电视瓦解家庭时间，发起了“关掉电视一小时”的建议，试图重新恢复家庭会议。而C一代们将更加减少与家庭及周边朋友的物理接触——更多的时间他们奉献给了触摸屏。你会介意对方在你说话的时候不停在手机上点击吗？如果你不会，也许你自己正在这么干。
Big business 与 Big brother
互联网比本土社区甚至家庭更了解你，这一趋势加剧了隐私的消逝。一些热衷于在网上“签到”的单身女性曾遭遇打劫，打劫者承认是追踪她们在Foursquare上发布的地理位置信息之后实施的“精准作业”。有人正在经历家庭危机，社交网络根据MSN地址向他的妻子推荐了其前女友并建议关注。德国政治家Malte Spitz把德国电信告上了法庭，因为在过去6个月里，运营商记录了3.5万次位置信息。
社会网络正被重新构建，人们彼此更加透明。人们的社会交往场域不断扩张，其代价是，不断让渡个人空间。随之而来的是隐私之死。
当有报道称苹果、微软和谷歌都在搜集用户位置的相关信息时，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的回应是：“苹果不会追踪用户的iPhone手机。”他宣称苹果目前正在收集匿名的流量数据来建立来自于大众的流量数据库，目标是在未来两年时间里向iPhone用户提供改善后的流量服务。
即使人们相信他的说法，也依然要面对一个悖论。数据越海量，你能获得的服务可能更优质，被出卖的风险也越大，比如个人信息被滥用。对于那些商品和服务的提供方而言，“知道你越多，服务得越好，但也同时越来越没有隐私。”胡泳认为，“隐私作为一个道德概念会完全死亡。”
归因于技术的想法值得怀疑——你可以选择不参与这个游戏。然而，那些隐匿于技术之后的力量不允许你这么做。因为这是个“Big business(大生意)”，那些企业家们告诉你。他们没有告诉你的是，他们也将成为“Big brother(老大哥)”。
“就像《Enemy of the State》一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打了一个比方。这部影片中，由威尔史密斯饰演的迪恩家中被装了监视器。他身上的一切：手机、手表、皮鞋和衣服都被装上了跟踪和窃 听装置，而他毫不知情。如果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他也永远不会知道。
利诱与驯服
C一代为什么对连接世界乐此不疲？
不久前，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宣称，Facebook是“人类发明的最惊人的间谍机器”。“在这里，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全面的有关人及其姓名、住址、彼此通信、亲属乃至人际关系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全都可被美国情报机关获得。”他认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向其Facebook资料中添加信息，都是“在为美国情报机关免费打工”。
“免费打工”的原因是复杂的，当前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消费者经历了被利诱的过程。”何威认为。利诱与被利诱的主体和客体有时候会发生变化。人们在被利诱的同时也可能参与了对他人的利诱活动。全球分布协同生产的趋势之下，公司边界趋于模糊，雇佣关系更有弹性，个人常常身兼数职。
对于某家汽车厂商，你是消费者；对于某个视频网站或维基百科类网站，你是一个贡献或整理知识的内容制作者；一家公司的新品研发做了关键调整，这源于你“被提供”的消费偏好等数据；某个品牌的大规模口碑传播中，你可能承担了一部分销售人员的工作。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在一个静态的节点上，探讨彼此的关系：为什么人们会被利诱？
无论人们以何种角色对接网络，他们都在进行某种交易。他们是海量数据库的贡献者，参与了“云”的创造、同时又是“云”的消费者。当交易将使他们获得更多物质优惠、更高的社会声望与口碑或者更多便利的时候，连接网络的行为将获得鼓励。
即使没有收获物质与声望的欲望，当社交网络集结了太多社会资源的时候，人们就有可能出让隐私：他们渴望收获信任。于是他们开始主动实名，或者类实名。在线社交网络提供了多个选项，让人们针对不同的用户设置不同的个人信息开放程度。那些更加透明的人将有可能获得更多的信任。当然这只是纬度之一。
然而，利诱者之所以取得这些阶段性成果，是因为他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个巨人就是Facebook，C时代隐私之战的驯服者。
Facebook的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与用户争夺价值观控制权的过程。2006年9月，Facebook推出了“新闻递送”(newsfeed)功能。这一功能可以主动把用户主页上的变动向所有好友进行广播。当时人们还无法接受让好友了解自己的一举一动，这一功能引发了不少争议。对此扎克伯格不为所动。
时至今日，newsfeed已经成为社交网站的标配功能。去年2月，Facebook获得了NewsFeed技术专利。newsfeed之战，Facebook赢了——新技术瓦解了旧观念。需要指出的是，新与旧在此并不天然地代表对与错。
相比之下，Beacon广告平台没那么好运。Beacon是Facebook在2007年推出的另一项引发巨大争议的社交广告服务，该服务将用户在其他网站的行为也公之于众。由于遭到用户的集体诉讼，Beacon于2009年9月被迫关闭。
下一轮争夺的关键在于，像扎克伯格这样“掌握了一大票人的命运的年轻人是如何看世界的。”胡泳说。Facebook的核心商业哲学是：“如果每个人都被暴露，那么谁也无法反对谁。”胡泳认为，“这样谁也不会站在道德高地上。”
但是，只要现实社会的不平等没有消除，网络社会的信息沟就依然存在。简单说来，一个数字化程度更高的人和“只是在技术上实现了连接”的人获得的信息总量与质量就很难一致。“最怕网友充当道德审判(官)。”罗家德表示。一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生活中存在道德死角，而“道德规范只有在小圈子里才能落实。”
因此，扎克伯格的强硬驯化了一些用户，也让一些人心生恐惧。曾有大批大学生从Facebook上消失，他们担心未来的雇主会在社交网站上发现自己曾经有过酗酒或频繁翘课的经历。
C一代与Big brother之间的战争本质上是新技术发起的世界观之战。“学会新技术的人成为精英，没有学会新技术的人赋予这些精英权威和威望。”这是埃及法老塔姆斯早就发出的警告。
互联网上留下了大量的个人历史，但它们并不全然属于你自己。据说最近有位模特与某富二代交往，网友们把她之前因为成名心切而在某网站发的一些大尺度照片给扒了出来。这位模特请求删贴但被驳回，理由是“帖子发布之后就属于社区公共资源。”
2009年，法国有两名议员向议会提出了一个新的法律概念：“数字遗忘权”。这个概念认为人们应该拥有被网络和数字媒介遗忘的权利，即个人可以依法要求从网络上删除有关本人的某些行为和言论记录。
这一概念的实行目前仍面临诸多难点。尽管人们不甘接受被驯服的命运，他们仍有可能被强行数字化。
那些随时在线的下一代们将壮大C一代原住民的队伍；C一代与父母的关系将更多呈现出反哺教育的关系：比特是他们母语，他们教父母如何数字化；相对于C一代，农村人口或打工者与世界连通的中介相对有限，当地面资源加大向“云”中迁移时，他们除了数字化别无他途。“他们有可能被强行数字化。”胡泳认为。
目前看来，Big brother们——那些掌握了人们的互联网历史和数据的供应商与平台正在成为世界的主宰。然而，C一代们的战斗力不可小觑。他们的分享与协同作业将进一步降低创新成本，缩短创新周期。Big brother的下一个有力的竞争者，将在C一代中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