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史家与《书史》编辑本段回目录
■书籍史研究的奠基者吕细安·菲弗安（Lucien Febvre，1878—1956）
书史（book history或the history of the book）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这一研究可以追溯到1958年法国历史学家吕细安·费弗安（Lucien Febvre，1878—1956）和亨利·马丁（Henri Jean Martin，1924—2007）合作发表的《印刷书的诞生》，如果把这一年当做书史研究诞生的年代，这一学科正好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不过，这一研究领域获得广泛认可则是以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的《作为变迁手段的印刷机》（1980）、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1939— ）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986）为代表的。后来亨利·马丁和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1945— ）编辑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法国书籍史》（4卷，1983—1986，第2版1989—1991）则使书史彻底成为一个无可争议的现代学科。
除法国、美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不断努力外，英国学者的贡献也是不能忽视的。英国历史上形成的严格书目传统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被诸如麦克开罗（R. B. McKerrow）、菲利普·加斯克尔（Philip Gaskell，1926— ）这样的专家加以发扬光大。麦克开罗的《书目导论》（1927）传播了研究书目文献的技术与方法。书籍史家（book historians）还分享了英国唯物主义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和美国新历史主义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43— ）的研究成果，但书籍史家最紧密的同盟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修正主义书目学家和文本批评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杰罗姆·麦克甘（Jerome McGann，1937— ）和麦肯兹（D. F. McKenzie）。实际上，剑桥大学书目与文本批评教授麦肯兹于他1985年的一篇演讲中提出“文本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text）概念，他在这里要表达的是英美书目研究的急剧转变，这一概念时常被当做是书史研究的同义词。
这些背景各异的跨学科潮流逐渐形成了书史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引进了诸如作者（author）、读者（reader）、文本（text）之类的基本概念，并重新阐发其重大意义。比如书籍史家坚持作者和读者的历史重要性，但同时也认识到文化中介（如印刷者、装订者、出版商、销售者、评论者等）在整个文本产生、传播、意义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书籍史家而言，书籍不同版本不断流传的历史，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一切都是文化变迁的重要证据。从这一假设出发，书籍像任何碑铭一样都是一个复杂的象征体系——包含着出版商的铭刻、印刷设计与布置、纸张、装订、插图以及文本本身等等——书籍史家在开始重新思考、重新撰写与此相关的社会史、政治史、军事史和文化史。
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经常被视为书的研究，但该领域研究的客观对象是文字信息的历史，这包括书的生产、发行、分布、管理、收集、保存、阅读以及各种媒体手稿与印刷，包括手稿、小册子、期刊、报纸、书甚至因特网。建立在诸如对作者与出版商之间关系的探询，对版权法律和审查制度的研究，对书目和书籍设计的研究，对读者反应的社会学研究，这一切都使书史在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开辟了一个更加广泛的新的知识领域，提出新问题、发展新方法、鉴定新史料。对历史学家而言，书史不仅导致了对文献作为证据来源所蕴涵意义的重新评估，而且也是历史变化的一个表征。在文学研究领域，书史坚持文本解释是极其重要的考虑。
可见，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跨越学科、不分民族界限的，自文字产生以来的所有文字载体都是它们研究的对象，泥版、蜡版、纸草甚至因特网都包含在其中，涉及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经济学家、艺术史家、图书馆研究者、书目学家以及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家等各个领域的专家。
《书史》（Book History）是书籍研究方面一份最为著名的专业杂志，创办于1998年，年刊。这份学术性期刊致力于介绍有关书籍不同层面的历史，涉及书籍创作、分发、销售的过程和书稿的使用、印刷及其他状态。同时，该期刊会发表一些关于社会和经济类的调查研究，也关注著述业、编辑业、印刷业、出版业的文化历史，甚至还涉及媒体、周刊、报纸、图书馆、短期刊物、著作权、审查机构、书籍艺术、书籍贸易、文艺评论、读写能力、文学教育、读书习性和读者反响等多方面内容。
1999年12月，学术期刊编辑委员会评选《书史》为当年的“最佳新周刊”，获得了编辑委员会奖，该会对它“令人印象深刻的涵盖面”和“与学科持续不懈地交锋”之精神称赞不已，并称《书史》将是“学术理论前沿上持久的真正力量”。随后几年，该期刊不仅兑现了之前的诺言，并成为该领域公认的有非凡影响力的一份领军杂志。
《书史》由以斯拉·格林斯潘（Ezra Greenspan）和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共同创办。格林斯潘是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教授，著有《乔治·帕默·普特南：美国发行人的代表》。乔纳森·罗斯是美国德鲁大学教授，著有《大屠杀和书籍：破坏与保存》、《英国工人阶级的精神生活》，另与西蒙·艾略特（Simon Eliot）合著《书史指南》。
最新一期《书史》于2008年出版。该期内容涉及手稿、目录、销售、读者回应、著述业、印刷业等内容。
乔安妮·菲利彭恩·欧雯迪（Joanne Filippone Overty）的《从事抄写行业的成本：1300年至1483年英格兰手稿书籍的价格》一文以理查德·伯瑞（Richard de Bury）“除非是不想上推销者的当，或者是想等更好的购买机会，否则，一个人只要有钱买书，他是绝不会因为书价贵而不买的”论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世纪手稿学者是如何日益关注手稿生产与使用问题的。
玛格丽特·肖特（Margaret Schotte）的《“用于学问与学习的图书”：威廉·伦敦的最畅销图书目录》主要向读者们介绍了英国泰恩河上的纽卡斯尔书商威廉·伦敦发行了一本从1657年到1660年间最畅销图书的目录，这使他成为著书目录文本的先驱。伦敦在修订版序言中说道，他提供给读者的是一种可以在印刷品的洪流中发光发热的新方式，或是一份珍贵的地图，能够确保书籍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无声地掩埋、消失。诚如作者所说：“如果书籍是一副可以让我们洞穿所有知识的眼镜，那就让我们戴上它吧；舒枝展叶，博闻多识。”
尼克·霍华德（Nicole Howard）的《营销经度：时钟、国王、朝臣和克里斯蒂安·惠更斯》讲述荷兰著名数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于1665年在阿姆斯特丹码头上主持的一个发布会，关于他的最新发明——钟摆时钟。文章讲述了惠更斯如何向那些水手、海上领航员介绍设计的过程，并对相关的顾客、市场还有车间等方面都进行了详尽地分析说明。
马克·陶斯（Mark R. M. Towsey）的《“背信的赞助人”：约1750年至1820年间苏格兰读者对于大卫·休谟的回应》叙述的是1762年2月5日亚瑟公爵夫人写给她的儿子提及她是多么期盼着阅读大卫·休谟（David Hume）《英国史》的最新章节（1754—1762）。此外，文中还涉及很多公爵夫人对大卫·休谟《英国史》的评论。这些内容都向读者展示了休谟当时对于苏格兰读者的影响。
罗斯·阿洛威（Ross Alloway）的《卡德尔和破产》讲述1826年1月21日罗伯特·卡德尔（Robert Cadell）起草了一份没收阿奇博尔德·康斯特布尔公司的书面命令。作为19世纪早期最具创新的知名出版社之一，这对于他们无疑是一个灾难性的结局。无论是图书贸易界还是平凡大众，无一不为之震惊，因为将要面临破产的不仅是有名望的阿奇博尔德·康斯特布尔和颇有才能的出版商詹姆斯·百伦泰，同时还有读者群最广泛的诗人和小说家——沃尔特·斯考特爵士。所以阿洛威在文中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破产。
贾尼斯·卡维尔（Janice Cavell）的《写于页白：军团史与一战老兵叙述》一文以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名言“根据定义，阅读就是反叛和漂泊。读者用无数的花招去获取禁书，去体会言外之意，去推翻那些他们曾经深信不疑的事实”作为引子，认为阅读或许是一种“被动和顺从的”行为，但事实上，它却是“以自身的方式，富有发明和创造性”。这种创造性的方式是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夏蒂埃写到“在强迫接受和据为己有之间，在约束犯罪和抑制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无论在何时何地对于何人都是不尽相同的。承认它不同的形态和多重的变化正是阅读历史的第一目标”。夏蒂埃的调查报告得到许多出版业文化历史学家的赞同，卡维尔也据此展开了一系列精彩的论述。
此外，该期刊物还收录了大卫·法弗里克（David Faflik）的《著述业、所有权和查尔斯·安德森·切斯特的案件》、利兹·克里尔（Lize Kriel）的《从私人期刊到定期出版：性别作品和晚期维多利亚时代卫斯理工会教派的“非洲荒野”》、崔士·崔维斯（Trysh Travis）的《妇女在印刷业运动：历史和暗示》等文章。《书史》里刊登的诸多文章，向读者展示了书史发展的新材料，丰富了书史研究的课题，同时也在逐步补充书史研究中的空白领域。这些可以使我们吸取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有助于我们重新评估中国的书史研究，从而使我国的书史研究更加丰满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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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ss.net.cn/file/2009073023897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