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内容：列宁想建立彻底消除官僚主义的新政治制度，结果在他的继任者斯大林时期，高度官僚主义的政治体制反而在苏联定型下来。苏联官员权力过重且不受监督（监察机关变成了官僚集团的一部分），官僚阶层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日益脱离人民群众。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新华出版社出版
苏联老大哥离开我们就要满20年了。有关苏联的历史，尤其是关于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很多。《苏联真相》（新华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一书集结了国内苏联问题专家，对苏联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全景式的阐述和分析。其中的大多数专家都是搞了一辈子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的权威。全书洋洋洒洒三大册，将近200万字，不仅是专家学者们一生研究成果的结晶，也是对苏联老大哥“生平”的一份厚重总结。
1961年，当苏联将宇航员加加林送上太空，迈出人类太空行走第一步的时候，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禁对苏联心怀畏惧。苏联人已经在综合国力象征的宇航领域将美国等对手抛在了后面。许多美国年轻人受此刺激，报考了理工科专业。他们不会想到一个在军备竞赛上走到美国前面的超级大国会在三十年后分崩离析。美国每生产1辆坦克苏联就能在同一时间里生产出来9辆，西方人就想不通：这样的国家怎么会瞬间解体呢？ 西方人不知道：一个能将国民送上太空的国家，却不能向国民提供足够的面包、袜子和牙刷。这只能说明，看似强大的苏联内部出现了严重问题。那么，在苏联辉煌的表象背后，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
苏联体制有问题！
《苏联真相》将苏联兴衰沉浮的原因归咎为体制问题，指出苏联灭亡是整个体制造成的。邓小平同志教导我们“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以及体现制度的体制，在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政权的兴衰健病。如果体制本身存在问题，那么个人因素和具体政策因素的作用再大，也扭转不了大局。在之前的苏联研究和争论中，研究者或者没有深入体制层面，而纠结于具体的方针政策，或者出于忌讳，不便否定苏联体制，现在《苏联真相》明确而反复地申明：苏联体制是不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
苏联体制在经济上体现为高度的计划性、严重依赖行政指令，在政治上体现为高度专制和党政不分。这个体制的问题表现得很明显。比如在经济上，普通苏联人生活困难，供应紧张。苏联普通工人的收入按照折算平均只有沙俄时期的1/2。俄罗斯大地有“欧洲粮仓”的美誉，但苏联中期后粮食产量低于沙俄时期的水平，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粮食满足人民需要。而进口粮食的价格只有集体农庄生产的1/2。比如在政治上，苏联人开会只做两件事：一是颂扬上级领导的英明伟大和决策的正确；二是汇报自己是如何贯彻上级的决策的。苏共中央收到了乌兹别克干部群众数以万计的信件，举报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的种种问题和乌共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的腐败行径。按照程序，这些举报信都被送给拉希多夫同志处理了。这等于是让被告来主持案件的审理。
这样的体制是怎样形成的，产生了什么危害？抓住了它，就抓住了揭开苏联真相的钥匙。
简要内容：列宁想建立彻底消除官僚主义的新政治制度，结果在他的继任者斯大林时期，高度官僚主义的政治体制反而在苏联定型下来。苏联官员权力过重且不受监督（监察机关变成了官僚集团的一部分），官僚阶层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日益脱离人民群众。
苏联体制发轫于列宁时期的物质极端匮乏和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之中。干部任命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对农民的剥夺，都是这个时期创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也同时草创。政权和党聚拢了巨大的资源和权力。好在列宁时期，苏共干部革命意志坚定，能与群众同甘共苦。比如1918年粮食危机时，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竟在一次会议上饿得昏倒了。在艰难困苦中，苏联上心一心，利用这种体制战胜了困难，巩固了苏维埃，并且将一个欧洲二流国家建设成为了世界一流大国。在30年代，欧美笼罩在经济危机的阴霾之中时，苏联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苏联体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列宁清醒地认识到，特殊环境下的苏联体制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常态留传下去。列宁尤其担心高度集权的体制会恶化为一个庞大而强有力的官僚体制，最终危害社会主义事业。为此，他对官僚体系设计了几大约束措施：官员定期选举，而且可以随时撤换；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让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遗憾的是，列宁在晚年并没有探索出理想的政治体制来便病逝了。
列宁想建立彻底消除官僚主义的新政治制度，结果在他的继任者斯大林时期，高度官僚主义的政治体制反而在苏联定型下来。斯大林放弃了将共产主义理想与俄罗斯实际相结合的探索努力，简单、粗暴地强化了特殊环境下的集权统治。这种统治符合管理者的利益，也乐于为一批领导官员所接受。当然，其中也有斯大林个人品行的因素。他出于个人权势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对体制内部乃至苏联社会进行了残酷的大清洗，这是他挥舞大棒的一面。另一方面，斯大林利用高度等级化、稳定而优厚的待遇来拉拢官员干部支持自己，正式形成了苏联的官僚集团。这是斯大林使用胡萝卜的一面。50年代，后来担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的李凤林到苏联留学，明显能够感觉到苏联办事程序繁琐复杂，效率低下。一个独立的官僚体系已经形成了。
苏联体制定型后，虽然每一届继任者都有过改动，但都是微调而已，并没有触及计划、集权和专制的实质。比如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很有平民主义色彩，上台后掀起了一股“非斯大林”的旋风。在官僚人事方面，他推行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但赫鲁晓夫不愿意放弃强大的集权利益，自然找不到正确的体制改革道路。加上他继承了斯大林简单粗暴的作风，改革并没有成功，反而激化了自己和领导层的矛盾，最终被迫下台。
接下去的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真相》着墨很多的内容，也是评价相当低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苏联表面上风平浪静，报刊上一片歌功颂德之声，实际上种种矛盾急剧积累，最终导致了崩溃。
我们知道，政治体制一旦成型，会按照自身的逻辑独立运转下来，逐渐摆脱人们的控制，并且脱离创立者的初衷。这就好像一个人造机器人，有了自己的逻辑，最终不听从人们的指令了一样。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是苏联体制的产物：各方面都很平庸，没有功劳也没有过错，是个一味贯彻上级领导的指示完成任务，对政治和发展没有独立想法的人。他本人并没有做好领导国家的准备，也不愿意承担这样的角色。但是政变集团一致推选他为新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仓促上台，结果一待就是18年，直到死在位置上为止。勃列日涅夫的执政思路是一切按照制度来办理。他盲目相信苏联体制是优越的，如果按照制度来办事即使出现了错误，也可以控制在体制范围内。所以，勃列日涅夫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强调“稳定”。他的主要支持力量是体制内的官僚集团。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就逆转了赫鲁晓夫开始的“非斯大林”风潮，撤销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度，干部委任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日趋完善。结果导致了老人政治，国家领导层的平均年龄达到了70岁，许多官员在同一个岗位上在任超过20年，直到逝世为止。苏联体制在高度稳定的同时不断膨胀。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的部级编制增加到200个，机构多文件多，相互推诿，相互扯皮。当时党政机关所做的决议能够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
一个能够表明这一时期苏联体制特征的例子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就有人提出了世界科举革命的问题，到1973年苏共中央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推动苏联科技进步的报告，上交书记处。据说由于报告中有内容涉及经济体制问题，交上去后石沉大海。勃列日涅夫死后（1982年11月），人们整理他的文档，才在他的保险箱里发现了这份报告。
从1971年开始，苏联官方不再使用“改革”一词，而强调所谓“完善”。整个社会形成了保持稳定、安于现状、脱离实际、空谈盛行、自我安慰和盲目乐观的“勃列日涅夫风气”。之后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是短暂的过渡人物，没能留下多少个人印迹。最终上场的是戈尔巴乔夫。他面临的局势是危机四伏，非改革不行，可又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结果没改几年，苏联这个“大厦”就坍塌了。
苏联官员权力过重且不受监督（监察机关变成了官僚集团的一部分），官僚阶层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日益脱离人民群众。为了管理干部，斯大林时期制定了严格的“职务名册”，将每级干部的情况、待遇和人事调动记录得又清楚又详细。一个人的名字有没有进入职务名册，在哪一级哪一行，就成了苏联人际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苏联出现了特权阶层。苏联的特权阶层是按照一定的职务名册直接任命、相应掌握着国家执政资源并且按职级合法享受不同特权的一部分人。这个阶层几乎是与苏联的官僚集团重叠的。因此，人们也将苏联特权阶层称为官僚集团，或者“党国精英集团”。
由于提倡“稳定”和保证干部的“尊严”，权力被一批人长期把持，国家滑向亲属化、帮派化、圈子化政治，表现为老人政治、变相世袭和党同伐异。比如拉希多夫在乌兹别克执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共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特权阶层既是体制的产物，又反过来强化了体制。他们完全丧失了革命意志，对理想信念麻木不仁。苏联解体后，原来党和国家的许多高层官员变成了富有的银行家或商人，或者成了新政权的官员。根据调查，当时多数的党和政府官僚已经不信仰共产主义了。
这些没有革命信仰的人却把持着革命的话语权，享受着社会主义的物质成果。苏联的生产资料名义上实行全民所有制，但人民群众事实上对公有财产无任何控制权，国家财富控制在特权阶层手中。后者肆意花销，损公利私。斯大林时期，从斯大林本人到集体农庄主席，按照级别享受以下特权：免费分配黄金地段的高级住房，风景名胜地区、海滨和避暑胜地的别墅——而普通百姓一家人挤在一间简陋的居室里；不用排队到特供商店购买紧缺的商品和进口奢侈品，以及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特殊供应——而普通百姓要获得各种票据，经过漫长而拥挤的等待才能买到日用品；官员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配备了服务人员、警卫人员，领导人及其家属都有专用汽车、专职司机，假日可以去休养所、参加阔气的狩猎，动不动就能领到大批补助和“医疗费”——普通百姓只能对此望洋兴叹。斯大林时代特权制度登峰造极的表现就是被称作“斯大林钱袋”的附加工资制度。各级官员每月秘密领取一袋卢布，根据职务从几百卢布到几万卢布之间。这笔钱相当于普通百姓月收入的几十倍。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享受规模化、系统化，而且半公开了。苏联官员的宅第权、特供权、免费服务都得到加强，各级党政机关均设有“内部”商店、餐厅、疗养所等等。另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特权开始朝着“世袭”方向发展。比如高级官员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专门培养”和“保送入学”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又比如官员分配的住房和别墅可以由子女继承等等。
干部特权标准不断提高，固定化和规范化，形成了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结果必然导致贪污腐败的盛行。在震惊全国的“驸马案”中，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就贪污受贿65万卢布。 在乌兹别克共和国，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共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为首形成了一个贪污腐败集团。上自共和国党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下至工厂厂长、商场经理，各级各部门几乎是无人不行贿受贿，无人不贪污盗窃。以至于在乌兹别克流传着一个公开的秘密：离开贿赂就一事无成。官职、党证、住房、奖章、文凭，乃至主席团席位，都可以变成买卖的商品。
有西方学者认为苏联解体是“来自上层的革命”。到80年代，特权阶层通过各种手段占据了庞大的既得利益，他们觉得社会主义已经不适应自己巩固和扩大既得利益了，纷纷倾向于变更社会制度。人们看到，除了极个别人为社会主义制度殉葬外，多数苏维埃政权的精英是和平投向资本主义的。
集权体制和特权阶层完全脱离了群众，失去了人心。它自我认定是“人民政权”，可人民不仅无法监督它，而且不能批评它，更不能撤换它。当“人民政权”不为人民、甚至压制人民之时，人民拿“人民政权”没有办法。总之，人民在体制面前没有表达意见的自由。相反，腐败和特权的泛滥让民众对这个体制产生了疏远和憎恨之情。这已经不是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了，而造成了社会的分裂。大多数苏共党员和苏联群众成了“冷漠的旁观者”。沙俄的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后，流亡海外的保皇党人和国内的支持者还对苏维埃政权反扑了多年；而当苏联解体的时候，号称有2000万之多的苏共党员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无声无息。
苏联解体前，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可见苏共失去人心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更为恶劣的是，这个体制驯化普通苏联公民，将人们塑造成思维简单、机械服从和虚伪做作的人群。俄罗斯民族曾经是在思想和文化上做出杰出贡献的民族，有着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涌现过一个个光辉灿烂的名字。但是在苏联中期以后，我们能拿出谁和之前的俄罗斯伟人相提并论的。就是普通苏联人，出于现实的考虑，将生命都耗费在了对体制的服从上，在体制中埋首奋斗。如果有学生说要认真阅读《资本论》，反而会遭到同学们的哄笑。
苏联体制问题这么多，危害这么大，为什么不改革呢？
这个体制产生后，按照独立逻辑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强大到了无法改革的地步。70年代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及其助手基里林试图在工业中进行改革。要打破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根本触动管理阶层的利益。结果在1979年苏共中央全会上，基里林被撤职。第二年，柯西金以“健康欠佳”为由辞职。在苏联，从赫鲁晓夫时期就不断有人指出体制的问题，要求改革。他们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苏联官方称“反社会分子”或者“人民公敌”），不是被关进劳改营，就是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或者干脆被驱逐出境。苏联内部也有人想改革体制，但都被体制打败了。
体制无法改革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苏联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苏联的最高领导人都不是通过正常程序选举出来的，而是靠残酷的党内斗争、政变或者元老们暗箱操作产生的。事实上，苏联一直没有固定的“接班制度”。作为掌权者，勃列日涅夫晚年深受疾病困扰，他“茫然坐在那儿，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会议室里都有谁，应该做些什么。经常出现这种局面，他坐在那儿，读着助手们用特制大号字母打字机打出的简短讲稿，有时候读错行，前言不搭后语。他自己大概也意识到这一点，用忧伤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人。”勃列日涅夫已经失去了工作甚至是生活能力。他想制定接班制度，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表示要找人接班。应该说这是一项有益的改革。不想，政治局委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总书记，我们离不开您，我们永远拥戴您领导我们！结果，勃列日涅夫死后，最高领导层内部又为争夺最高权力展开了厮杀。政治委员们为什么不改革接班制度呢？因为一来，他们担心这是勃列日涅夫的“试探”。万一你同意勃列日涅夫应该退位了，让他觉得你有“异心”，把你清洗掉，怎么办？二来，没有接班制度的模糊体制符合现有权力现状，可以掩盖许多内部矛盾。而一旦制定了明确的接班制度，那将引起多么激烈的内斗啊！
既然苏联体制产生种种问题，又无法自我改革，就只有灭亡了。
苏事不忘，中事之师。看看当年苏联老大哥走过的路、面临的问题，我们更加坚定了改革的信念，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苏联真相》一书要表达的宗旨。
苏联模式为什么失败编辑本段回目录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实习生厉倩芸
1991年的“8·19”事件后，苏联社会主义大厦倒塌时，在苏联范围内没有爆发大规模冲突，没有遇到苏联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强烈抵抗，也没有工人、党员自发集合保卫自己的党组织。
“苏共实际上被广大民众抛弃了。”前中国驻俄罗斯大使、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凤林，在新近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以下简称《苏联真相》)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对20世纪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是在苏联的标志下度过的。在十月革命发生之时，不仅俄国人，连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都对它寄予厚望，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却令人失望。”
他进而指出：“为什么苏联没能实现十月革命的理想，未能满足人们对和平、土地、面包、自由的要求？我们应该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吸取什么教训？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思考。”
在许多研究者看来，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兴衰对于同样是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具有镜鉴作用，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历经28年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此后，全中国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参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制度。
“这本书表达了研究者们探索真理的强烈愿望。”新华出版社的刘飞作为责任编辑在11月27日《苏联真相》一书首发式上如是评价。
本书五位主编之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宗良说，“这样一套‘大部头’，重量达两斤半。这一领域相当部分的专家都参加了这本书的写作。每篇文章都是作者的长期积累甚至是一生的成果，其实际价值是珍贵的。”
参加《苏联真相》撰写的作者有30余位，既有终身研究苏联问题的耄耋学者，也有后起之秀。本书的写作是把苏联各个历史阶段的焦点问题集中起来，以问答的方式加以论述，在101个问题之中，读者可以查找长期关注或迷惑不解的问题答案。
《苏联真相》第一主编、中国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南泉告诉本刊记者，苏联解体以来，围绕着苏联问题在中国国内出现了不同认识与争论，比如斯大林在俄罗斯是否得到了重新评价？赫鲁晓夫是一个修正主义者，还是苏联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是不是共产主义的叛徒，是他搞垮了苏联吗？
“近几年来苏联研究在中国出现了‘倒退’。很多发表意见的人，不是研究这一领域的专家，他们甚至不懂俄文。”陆南泉认为，组织出版解答人们现实困惑的《苏联真相》，是他和从事苏联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不可推卸的历史职责。
“书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完成了一个历史责任，如果这辈子没写，就有一个任务始终没有完成。”77岁的陆南泉在发布会现场说。
“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是怎么样的”
《瞭望》：请谈谈主编《苏联真相》的感受。
陆南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党和军队的建设都是学苏联的。新中国建立以后，全面学习苏联。苏联就像是参照系，是一面镜子，是坐标，弄清她的体制和特点，她的改革经验与失败教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人明了在什么时间该做什么样的事。
解放之后，中国走苏联的道路，照搬斯大林模式，这期间发现了很多问题，新中国领导人早在建国之初就说过，我们需要改革。由于历史的原因，后来爆发了“中苏大论战”，中国人把赫鲁晓夫的改革命名为修正主义并加以批判，
文革之后，中国去“苏联化”，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于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是怎么样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弊端是什么？研究这些问题具有很现实的政治意义。
《瞭望》：俄罗斯是否在重新评价斯大林？如何评价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
陆南泉：俄罗斯各个阶层各有对斯大林的不同评价。基于言论自由的原则，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在俄罗斯社会并不存在重新评价斯大林的共识。斯大林统治时期，国家损失那么大，死亡那么多人，其总体上的评价还是否定的。梅德韦杰夫明确地说过，俄罗斯每个人都有权利对斯大林作出自己的评价，但“这种评价不应影响到国家评价”。
斯大林时期为苏联工业打下了基础。但他的工业化政策是不能学的，这一时期苏联选择超高速发展重工业，强制农业集体化，让农民作出牺牲，最终80%的工业跟军工有关系。形成了苏联的“短缺经济”。现在，经济结构失衡仍然是困扰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痼疾。
当乌克兰发生饥荒，斯大林仍坚持粮食出口。我们认为，不能把斯大林时期造成的惊人的大量非正常死亡，说成与斯大林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和“瑕不掩瑜”的。
“这些是关心国家命运
的中国人一直思考的问题”
《瞭望》：你在首发式上说，出这套书是历史责任。这是什么样的历史责任？
陆南泉：我们要写这本书考虑了好几年。1979年改革开放，邓小平认为中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不能再沿用苏联模式。1991年苏联垮台，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出现了如腐败现象、垄断、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
由此带来新的争论：是否定改革方向还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业已出现的问题？中国处于振兴的关键时期，该走什么路：是按照既有的模式向前走，还是持续改革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这些是关心国家命运的中国人一直思考的问题。《苏联真相》这套书中有些文章以前已经发表过，很多问题也探讨过，但是现实中仍有很多人对苏联的历史存在误识。作为苏联史研究者，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了三卷本的《苏联真相》，以101个问题的形式第一次系统性、全面地对这些问题加以回答。
如前所述的斯大林的重新评价问题，在苏联国内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国内有一些人为的混淆。
再如赫鲁晓夫，他是苏联历史上的第一个改革者，虽然他是一个改革的失败者。赫鲁晓夫不是因所谓的“修正主义”而下台(从他的历史报告原文来看，他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其下台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把苏联的政治、经济搞好。赫鲁晓夫作为务实的政治家，他知晓苏联的病患所在，但他的改革没有触及计划经济与集权专制的实质。他在政治方面批判斯大林，但他不愿和“斯大林模式”分手。实际上他个人权力巩固之后走向了与斯大林同样的“个人崇拜”。
勃列日涅夫统治苏联的18年是一个稳定的时期，苏联的军事力量有些方面还超过美国，但这实际上是一个停滞的时期。一方面，苏联报刊上呈现一片歌功颂德之声，一方面苏联的改革停滞，种种社会矛盾急剧积累。在其统治后期，苏联经济停滞，政治倒退，腐败丛生。
戈尔巴乔夫对于苏联解体的历史责任如何评价？本书认为，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根本性改革的主张，但是历史积累的矛盾深刻而广泛。
有人认为这套书仅仅是提示苏联真相的开始
《瞭望》：俄罗斯的现状如何？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为何没有取得与中国一样的经济成就？
陆南泉：俄罗斯面临着解决国家现代化的问题(政治、经济、对外关系)。本次经济危机对俄影响较大，2009年，俄国的GDP下降了7.9%。单一靠资源、能源出口的资源型经济需要转为创新型经济。由于“休克疗法”遗留问题较多，同时西方不希望俄崛起，对俄加以遏制。俄罗斯经济现代化仍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苏联解体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到1996年告一段落。俄罗斯形成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俄经济存在三个问题：经济增长方式仍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仍是依赖资源与能源出口；经济结构需要调整，重工业比例较大。
俄罗斯也出现积极的信号。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向“卡廷惨案”中遇难的波兰官兵下跪，这种直面历史的态度有利于俄罗斯国家关系、国家形象的改善。在国内，政治上的“三权分立”框架基本形成，市场供应较为稳定，企业独立性增强。俄政府在尽力提高工资，改善人民生活。
《瞭望》：在发布会上，有人认为这套书仅仅是提示苏联真相的开始。
陆南泉：有人提议编译一部整体的苏联史，这样就不仅可以回答101个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看来这样一个大的工程面临的困难也大。我本人现在计划写一本关于勃列日涅夫的小册子，10万字，具体介绍苏联停滞时期矛盾累积而逐渐走向灭亡的过程。
《苏联真相》所涉及的101个问题都是易引发争论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这本书还没有引起批判的声音，但我想肯定会有不同意见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