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行，”罗斯说。
他们相互看着，拇指在他们的黑莓手机上蓄势待发。
“每次我们这样干，都要喊一声，”科恩说。他们这样做了，两人完全步调一致。“三、二、一、"发出。马上就有50多万人得知：发微博的人到了Twitter公司。
在Twitter方面, 28岁的科恩和38岁的罗斯，属于美国政府雇员中受关注的最多的人，排在在巴拉克·奥巴马和约翰·麦凯恩后面，列为第三第四名。这并非出自偶然。他们的微博帖子，已经成为国务院把外交引入数字时代的新的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务院准备通过应用普遍存在的技术来接触国民、公司和其他非政府单位。罗斯和科恩的行事风格---恐怕最确切的描述是“社交网络文化与对外政策禁区之间的交会点”---反映了这一做法的混合性质。科恩最近的两条微博按顺序是：“几内亚举行1958年以来首次自由选举。”和“好！（电视连续喜剧）《追随者》本季首演就在今晚，无比激动！”这种通俗文化与外交政策的信手拈来的混搭，不时地引起人们的惊讶和少数人的愤慨（他在机会难得地赴叙利亚出差的时候，写了关于美国冰冻牛奶咖啡的帖子；还有在二月跟阿什顿·库切尔去俄罗斯)。然而，罗斯和科恩一起，在国务院组成了一个看来不可能的、史无前例的团队。他们是一项事业的对外窗口，这项事业有一个重要而响亮的名称：“21世纪治国之道”。
听听罗斯和科恩怎么讲。甚至在去年，在这个点对点的联接大行其道的时代，国务院仍然禁锢在政府公报、外交电报和政府对政府的缓慢谈判的天地之中，罗斯喜欢把它称做“白衬衣红领带的白人跟另一个白衬衣红领带的白人谈判，背景上有国旗，确定两者的关系。”然后希拉莉·克林顿出面了。“国务卿让我们放手去干，”罗斯说，“她就是‘21世纪治国之道’的教母。”
外交的传统方式仍然占统治地位，但是“21世纪治国之道”并非只是公司改改名称---把广播换成微博。它代表着形式和战略上的变更---它是把传统外交工作发扬光大、开发以技术为基础的政策解决方案，提倡网络能动论的一种手段。现在，外交可能包含着诸如国务院去年秋天在巴基斯坦设立的短信服务和社交网项目这样的一些开放式的努力。“21世纪的很多能动性都没有发挥。你的政治表现是不是符合传统的自由-保守派的意识形态路线？”罗斯说，“今天，至少在我们所处的空间内，它还是。这是开放还是闭塞啊？”
今年早些时候，罗斯和科恩帮助打开了国务院的大门，他们把技术和社会媒体领域的10位大佬请到华盛顿，与希拉莉·克林顿及其高级官员们共进私人晚餐。贵客中间有谷歌总裁埃里克·史密斯、Twitter公司创办人兼董事长杰克·多西、Mobile Accord公司的詹姆斯·艾伯哈德、手机游戏开发商SGN公司的谢尔文·皮舍瓦、Howcast公司的杰森·利伯曼、Webby Awards公司的创办人狄芳尼·什林、还有“个人民主论坛”的安德鲁·拉希杰，这个论坛是一个有关政治和技术交集的年会。那个夜晚快结束时，希拉莉·克林顿请他们把她"当成一个应用程序”来用，这使得出席晚餐会的各位欢欣鼓舞。
几天之后，他们这样做了。1月12日，海地发生地震。两小时之内，艾伯哈德与国务院合作，设立了“短信海地90999”计划，以10美元为单位，为红十字会募集超过4千万美元。1月12日对于“21世纪治国之道”的支持者们之所以意义重大，还另有原因。这一天也是谷歌宣布中国黑客试图侵入不同政见者的Gmail账户。谷歌回应说，他们不再配合中国的新闻检查的法律，并在下面几个月，把中国用户转跳到谷歌在香港的搜索引擎上去。这一纠纷升级成了一场高度的外交冲突，然而，它也给国务卿希拉莉·克林顿在一周多以后所做的“互联网自由”的45分钟演讲提供了回响，希拉莉·克林顿在讲话中，把“自由联网”正大光明地纳入美国的人权和对外政策日程之中。
几周之后，罗斯和科恩已经在一次由国务院出资的、前往硅谷的外交使命的前夜，在旧金山享用晚餐。
“哥们，明天将是特棒的一天。”罗斯说。
第二天，在山景城的谷歌大楼，罗斯和科恩坐在谷歌总裁斯密特身旁的大班椅上，开始了谷歌的“炉边谈话”。屋子里坐着几十位谷歌的雇员，大多数人拿着开机的笔记本电脑，斯密特用略带调皮的口吻揶揄两人的新方法（“这是不是给大使们打电话，说请你们用Facebook,Twitter和谷歌呀？”），还赞赏地提到了“互联网自由”的演讲（“现在中国人对我不大高兴，”罗斯说，“可是他们对你们更加生气。”）。
在谷歌，以及后来在YouTube公司总部，罗斯和科恩强调了网络视频的政治威力，以及移动电话成为广泛使用的大众工具的前景，这一工具可以用在教育、银行和选举监督方面（这是从塞拉利昂和黑山共和国借来的概念，那里的志愿者用短信来报道选举中的不法行为）。公平地说，罗斯和科恩十分痴迷于移动电话，他们长篇大论地谈论远程医疗、远程教育和所谓的远程司法（其具体内容他们还没搞出来）。在一个清晨，他们与手机银行的专家们在帕洛·阿托举行的早餐会上，他们在探寻如何把一个成功的、通过手机给警察发薪水的试验程序，扩展到阿富汗，乃至另一个冲突地区刚果去应用。在这两个地方，卡车或飞机满载的、用以给警察发薪的现钞，在从首都到各省的半路上就会缩水，依法治理的机会也一样渺茫。手机银行在象肯尼亚这样的地方已经相当成熟，手机在全世界，甚至穷困地区也已经无处不在。这里就有用技术手段一举解决外交、发展和安全问题的方法：向警察的手机直接付款，并可以转发到他们在远处的家庭的手机上，这就可以成为维护安定的有力工具，即使在刚果这样的地方。至少这是希望之所在。
在“炉边谈话”之后，斯密特参加了谷歌内部的非营利单位Google.org的一个会议，在会上罗斯和科恩描述了美国驻外使馆在那些美国有意促进发展的国家里，监控有关的服务和资源时遇到的困难，比方说，在肯尼亚监控非政府机构。
“我们要是对一个使馆进行改造，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创造一个虚拟部分，一举解决那里所有的问题，那就太棒了。”科恩说。
“非政府机构一直在要求提供一种方法，可以在肯尼亚这样的国家知道谁在从事清洁水、谁在从事教育事业。”一位谷歌雇员说。
几位工程师叽叽喳喳地来回讨论着用户生成反馈的优点和多层位图技术的挑战等问题，直至斯密特打断他们。“我们在肯尼亚有很大的业务，”斯密特说，“我们有那个国家最聪明的家伙在为我们工作。为什么我们不能做这个？”
硅谷与国务院的这个新联姻，在其狂热地鼓吹技术方面，有时候看起来几乎令人晕眩。它在帮助非政府机构之间相互交流所起的作用毋庸争辩，但是也存在着一种危险：政府与技术领域的紧密合作将会被解读成相互偏袒或是利益交换。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安妮-玛丽·斯劳特也承认：“谷歌坐在那儿，还有微软、Twitter和Facebook ，但是除了这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之外，还有其他公司。能够确保你做到一碗水端平（政府必须要做到这点）的指导原则是什么? 我们这才刚开始。这些都是很重要、然而又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解决它们。”
罗斯和科恩在对手机银行和硅谷合作伙伴的好处大加赞美的同时，也承认并不是每个问题都可以由一个应用程序来很好解决。罗斯对我保证说，希拉莉·克林顿就“不相信只要把互联网撒出去，每个人就会茁壮成长，变得健康、富裕和智慧。”正如最近的维基解密丑闻所显示，新技术可能带来跟外交突破一样多的外交灾难。今年六月，一位前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宣称向维基解密（一个专事发表机密材料的网站）提供了26万份外交电报。我问科恩，象维基解密这样的网站是不是在从事他所极力鼓吹的那种外交？他承认它们提出了一个挑战：“所有这些工具都可以被个人用来达到任何目的---从维基解密到其他负面的目的。”---至少国务院是这样看的---“但是这些技术不会消失。因此，我们或者是担忧我们不能控制它而放弃这个领域，或者是承认我们不能控制它、但是我们可以影响它。”
去年的一系列事件，显现了联接技术已经与对外政策的诸多挑战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从而也帮助罗斯和科恩的工作赢得了吸引力。2009年4月，在摩尔多瓦出现了所谓Twitter革命。2009年7月，在乌鲁木齐发生暴乱之后，中国实行地区信息封锁，包括一次互联网完全停运（新疆在十个月之后才恢复互联网的“全面”使用）。还有，当然是伊朗，从2009年6月开始，手机和社交媒体的组织能力，以及它们获取和传播图像的能力---比如一个年轻伊朗妇女内达·阿哈-索尔坦死亡的图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在二月拜访YouTube公司时，科恩把有关内达的录像描绘成“我们有生之年最有意义的网络视频”，他还告诉网站的高管们，YouTube在某种意义上，“比任何我们可能搞到的情报还要强，因为它是由伊朗的用户生成的。”）
来自伊朗的大多数新闻都经由Youtube和Twitter传到西方。去年6月，伊朗大选后的抗议活动进入第三天，反对派候选人米尔·侯赛因·莫萨维发了一条Twitter微博警告科恩说，Twitter公司已安排将进行一次停业维修。科恩就给Twitter公司33岁的董事长多西发了一个电邮，而没有自下而上地通过发号施令的环节。多西开始行动了---他告诉我说，“我当时肯定提高了我的音调”，试图想一个办法来暂停这次维修。《纽约时报》爆料了科恩的电邮这件事。一连串的公众议论接踵而来，热议让Twitter公司这样做是不是违背了美国总统宣布的不干预伊朗大选的政策。同样的争辩也将发生在国务卿的高级班子里。
“所谓在大选之后，有意地在让一家社交媒体网站继续工作，这个没有先例，”罗斯后来对我说。“没有这种个案。没有针对这种事件的法律行动的先例。”国务卿希拉莉·克林顿决定不谴责科恩的行为，这是她愿意“赶上潮流”的一个例证，斯劳特告诉我说。“事情发生的很快，风险也很高。我们并没有去堵住宣传来影响那边的事态。我们只是让人们可以继续交流。”
“我们并没有事先设定我们在那种情况下如何行事，”斯劳特接着说。“现在我们需要了。”
国务院最近削减了对伊朗境外一些鼓吹民主的活跃团体的财务支持，并开始注重提供有助于伊朗的异见分子的交流的信息技术。美国制裁伊朗政策所设置的限制也开始放松，允许即时短信和反过滤软件的出口。但是不清楚的是，这些公司如何能做到让伊朗人在政府实施新闻检查的情况下，能够下载这些应用程序；即使他们能，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认同Twitter的革命威力如此名副其实。
叶夫根尼·莫洛佐夫是乔治城大学的一位学者，恐怕也是对这种所谓外交的最激烈的批评者。二月，他在《华尔街日报》社论对页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国务院一直在积极掩盖“Twitter外交”的危险性。"Facebook和Twitter对所有的团体有用，不光是我们喜欢的亲西方团体。”他写道。他指出，伊朗政府在网络上也很活跃：“不仅贯穿整个互联网上，而且伊朗政府（或者很多忠于政府的人）把大量的来历可疑的视频放在伊朗的网站上......意在挑衅和分裂反对派。”（伊朗政府后来还用Facebook在全世界追踪伊朗的异见分子。）
当我提起了这篇文章，科恩对莫洛佐夫的指责加以驳斥。“他的思想方法的问题在于，”他说，“他看不到这个技术的普及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在鼓吹一种危险的、谨慎的态度，说是这个很危险，我们不应该在那里玩这个。世界上的叶夫根尼·莫洛佐夫们都不明白：不管谁喜欢不喜欢，企业界都在不停地拼命创新。”
换句话说，想要回避每个人都在使用的社交媒体，美国将一无所获。“对于控制狂来说，21世纪是个可怕的时代。”科恩说，“我和阿历克经常引用这句话来说明问题。”
但是，控制（控制信息内容、何人发送、何人原创）这个词，仍然是对外政策的珍贵的信条。莫洛佐夫毫无疑问地说出了很多人的担忧，他写道：“外交，恐怕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不应屈从于所谓‘政务公开’这样的要求。每当外交起作用之时，就是通常因为它是闭门操作的缘故。但是在一个Twitter的官僚体制的时代，这将越来越难以做到了。”罗斯和科恩最近去叙利亚（一些议员们认为美国根本就不应与这个国家对话）的时候发出的一些看起来是鸡毛蒜皮的微博，围绕此事引起的一阵鼓噪，倒是好像可以佐证莫洛佐夫的话。
三月，当我和希拉莉·克林顿谈话时，她坚持认为，联接技术带来的好处远胜过风险。“这并不是说不会有问题，”她说，“而有很多人不愿意承担风险。”纽约大学教授克莱·舍尔基已经开展了与莫洛佐夫的持续论战，他也向国务院的成员们提供了类似的忠告。“你所担心所谓失去控制，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他对我说，“你实际上控制不了信息，如果你认为你能控制信息，这只能说明你已经不了解情况了。”
要我们的外交官员承认他们不能做控制狂，这是一回事; 要让全世界都相信他们不是控制狂，这是另一回事（或者说，要让全世界相信下面这一点：社交媒体对于用户如何与这些服务互动、以及用户之间如何交流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如果各国政府分不清一个用户的信息与信息服务之间的区别，那又会怎样呢？五月，巴基斯坦在一个用户设置了一个宣传“穆罕默德日大家来画画”的网页之后，关闭了互联网的接入途径。甚至美国的长期盟友韩国、意大利、沙特阿拉伯和澳大利亚，对于网上的集会权以及什么是宪法保护的言论，都持有很不同的看法。
还有这种可能性，比方说，Twitter被看作是美国政府在某些方面的延伸。我访谈过的国务院官员们对这一点倒是泰然自若。“这可能就是控制（或者企图控制）信息的政府，与不控制信息的政府之间的巨大差别了。”斯劳特说。“他们不太明白我们权力的限制。我们不能去关掉CNN！”另外，当公司同政府被混为一谈的时候有着真正的危险。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卡洛斯·帕斯夸尔在二月告诉我，“这个风险在于，具体到某一个国家，无论是中国、或是伊朗、古巴、北朝鲜，他们认为Twitter或是Facebook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工具，这样就对这个公司有危险，就对使用这个工具的人们有危险。实际情况究竟如何，都没有用。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最好还是允许这个工具存在。但是这里有一种界线，我们必须尊重这个界线。”
去年春天，罗斯和科恩开始率领技术代表团出访海外。他们的出访---现在他们叫“技术出访”---到了伊拉克等地（俄罗斯、刚果、海地），成了美国外交的重头戏。软件工程师、企业家和技术总监都被要求考虑用非常规的手段来支持民主、促进发展。虽然代表团的功能是一个移动的智库，但是罗斯和科恩都痴迷于产生“具体成果”：给技术领导者分派具体的工作，比如为伊拉克初出茅庐的IT公司在美国建立支持网络，或是探索用“人肉”的方式来阻止俄罗斯的人口贩卖活动。
2009年9月，罗斯和科恩一起，率一个技术出访团来到墨西哥城。此行目的是为打击毒品犯罪提供新方法。毒品犯罪是墨西哥的一大内政问题，但是对美国而言也是一项昂贵而政治上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今年美国在反毒品走私上将花费35亿美元以上，大部分在墨西哥。）2009年，仅休达德·华列斯一地，就发生了2600桩凶杀案；由于黑帮和警方之间经常的沆瀣一气，让罪案的目击者出于恐惧而畏缩不前，这样，就在美国边境的另一边造成了一个“毒品帝国”。“问题主要是对警方缺乏信任，”罗斯说。“匿名举报犯罪的概念荡然无存。”
技术出访团的亮点是他们会见了电讯巨子、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他还是《纽约时报》的大股东和债权人）。帕斯夸尔后来告诉我，在会上，Mobile Accord公司的詹姆斯·艾伯哈德提出，甚至在休达德·华列斯、蒙特雷和墨西哥城的最贫困社区，人们都有手机，而且一直在用短信。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免费使用的短信号码让任何人都可以举报犯罪？所有能够识别个人信息的数据在短信进入中央数据库之前都已经消除。信息将从数据库馈入联邦和地方的警方系统，然后可以由一个第三方的非政府机构来监督，并把数据转换到互联网上公布---其核心是给犯罪举报带来了匿名性和透明性。同样重要的是，地方警方采取的（或不采取）行动。也将受到公开的跟踪和监督。
“我想在斯利姆方面出现了个人的反应，”帕斯夸尔说，“他被这些跟他有着两代年龄差距、30来岁的企业家 们吸引住了。”据罗斯说，“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询问我们每个人的年龄。他开始频频点头，并说‘这太棒了。’他按下键钮，把他的儿子叫了进来。”
会见本来是安排了40分钟，但是开了两个小时。斯利姆当场承诺赞助全国性的免费短信号码。
这项计划将于今年秋季开始实施，但是它包含着某些显而易见的挑战。你怎样剔除虚假的报案？你怎样信任匿名的举报？最近，墨西哥试图对所有的手机用户实行登记，以便反击电话欺诈行为。但是，理应保密的个人数据很快地就在墨西哥城的跳蚤市场上能够买到。“如果你让大家用这些手机来报案，因为个人信息并没有真正消除，从而带来对某些人的报复，那么人们就绝对不会去用这些手机。”帕斯夸尔说，“我们必须跟我们的墨西哥同行们、非政府机构进行政府内外的合作，这样的东西才是他们能够采纳、希望得到和持久应用的。”
“21世纪治国之道”的哲学基础就是：网络世界“存在于国家之上、国家之下、国家之中”，这是在2009年，由斯劳特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当时她还没有当上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科恩一直在拜读这篇论文。罗斯把它发给所有的美国新任驻外大使。至关重要的是：科恩和罗斯怎样看自己：他们是旗鼓相当的巡回演说家、头脑风暴专家，开创并维系着人际关系的网中之网。罗斯和科恩分享他们的人脉，两人还一直保持联系，尽管他们两人常常是在地球截然相反的两端。（“我和杰拉德是分而治之，”罗斯说。）他们两人的关系之近，可能有点令人惊讶：科恩是前国务卿赖斯任命的，他仍然把她当成是恩师；罗斯则深深地卷入奥巴马的竞选。他们经由了非常不同的仕途进国务院。
科恩在他读大学本科的年代去了非洲几次（他的毕业论文是有关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当他只有22岁的时候，他设法跟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会晤了一次。科恩作为罗德奖学金学者，曾放弃去英国，以便能继续去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伊朗等地旅行。在那里，他每天都跟那些用社交媒体和无线技术紧密联接在一起的青年一代展开互动。“坦率地说，他对伊朗的见解，是我们在政府所不具有的。”当我在三月跟赖斯谈话时，她回忆说。“他对此事表达得如此透彻，我要他写一个备忘录，我要送给总统。”
等到赖斯当了国务卿时，她举荐当时24岁的科恩作为政策规划司成员，主要负责青年领域、反激进主义和反恐怖主义。2008年2月，反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哥伦比亚以及全球将近200个城市爆发，这些活动都是通过Facebook， Skype和即时短信来组织的。“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对一个恐怖组织的抗议活动，”科恩说。“我能肯定的是最开始的、通过一个社交网络进行的外交活动。我在网上发现了一个叫做‘百万声音反对 FARC ’的组织，我就给那个组织者发信息。我说，‘我是美国国务院的，你就是干这个的人吗？我要到哥伦比亚来看你。’人们觉得这有些不可思议---这几乎就好像心怀恐惧地回忆一次互联网约会。”
赖斯告诉我，“科恩首创了那些可以讨论如何与全世界恐怖主义斗争的人们的社交网络。他基本上是自己独力做成的。”
阿列克·罗斯几乎比科恩年长十岁，他在大学毕业后，在“为美国执教”这个机构里做人事工作，他进入政治生活稍晚些。2000年，他帮助建立了一个叫做“一统经济”的非营利机构，这个机构致力于填补数字鸿沟，帮助把阿拉伯文的内容推到网络上去。罗斯在争取技术界和商界的巨子们---从比尔·盖茨到前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威廉·肯纳德---支持他的事业方面卓有成效。联邦通信委员会现任主席朱利耶斯·杰纳乔斯基对罗斯印象深刻，就挑选他来负责奥巴马的技术、媒体和通讯政策的日常运行。2009年4月，罗斯加入了国务院。
科恩作为布什时代任命的官员，他一直在如履薄冰。“有那么一帮恨他的人，要把他置于死地，”罗斯这样说，“我看了他写的东西，我挺喜欢。这家伙实在是出类拔萃，他会成为我的搭档。”
“21世纪治国之道”的一个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就是从理论上讲，新技术给予那些无名之辈和曾经无权的人们以话语权（你只需要一个照相手机就可以发起一场运动），但是这些技术同时也把名不见经传的官僚们塑造成了公众人物。罗斯和科恩在他们的世界里有着某种名望---而在Twitter的时代，名望要求你充分的披露自己。我访谈过的一些国务院高级成员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想阅读关于访问Twitter公司的微博，或是关于国务院一位官员的孩子的篮球比赛的短信。但是国务卿希拉莉·克林顿似乎既没有感到困扰，也没有迷失方向。“我认为它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处不在了，”她在三月份对我说，“如果整个世界都在朝那个方向走，而国务院却没有这样，这就很奇怪了。”她提醒我说，人类的半数都是在30岁以下。“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对于美国价值观的了解，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多。要突破这一点的方法之一，就是让那些正在为我们政府工作的人，回归到做一个人，具有个性化，可以联网。”
正当此种努力方兴未艾之时，最近的一个早晨，罗斯和科恩在华盛顿会见了法拉·潘迪斯。潘迪思还有一个新任的头衔：美国国务院穆斯林社区事务特别代表。潘迪思出生在克什米尔，很小的时候就移居美国。四十出头的她在屋子里活力四射，她在9月刚刚履新，就已经到过25个国家，力图扩大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互动。她刚从印度、巴基斯坦、卡达尔和荷兰回来，她和她的副手凯伦·钱德勒在等着罗斯和科恩出招。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罗斯说，“一个部门用满天飞的方法，要顾及这个星球上的14亿人，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跟你合作，搞出一个联接技术的战略来。”
“不管你去哪里，”科恩说，“你身后都要留下你支持穆斯林的雪泥鸿爪。”
“这叫BOF战略，”罗斯说，他发出“噗--”的声音。
潘迪思和她的人都笑了。
下面的半个小时里，罗斯和科恩接着谈BOF计划：如何利用这个无可争议的资产---潘迪思，一位伶牙俐齿的迷人女士，代表着美国跟一个庞大而多元化的人口对话（他们继续怀疑美国的动机）；以及利用技术来提升她的存在，这样她的工作就会带来比那些无休止的跨洲飞行要多得多的东西。
“你在多哈跟国务卿所做的，”罗斯说，”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把它放到流媒体上去，还有跟法拉·潘迪斯的亲密会晤、国务卿和12位公民社会参与者，一直到比这大几千倍的事情。”
“我们需要一个真正好的#号标签。”科恩说。
过了一会，大家都认为“#支持穆斯林”这个标签太长了。
“我们不一定需要马上搞出来，”罗斯说，“你有一大堆好材料。我们要有人去看一遍，抓到重点。在这过程中，要搞懂，不管你说了些什么，都要能够压缩成140个字，或者更少。比方说有十件事情。我们就把它翻译成普什图语、达里语、乌尔都语、阿拉伯语、斯瓦西里语等等。下一步就是我们要在Twitter，Facebook和其他主要的社交媒体上找到‘有影响的’穆斯林人物。简单地说，我们用适当的外交手段，接触到他们并且说，嗨，我们要把下面这些消息发出去。这些消息我们相信是跟你们的价值观一致的。这是来自美国的声音，我们觉得你们爱听。这样，我们就得到了...”
“...青年领袖....”潘迪思说。
“我们有了这些人来负责发出微博，然后说，‘关注这个女人’，就把它放到他们使用的主流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去。”
为了完成翻译工作，罗斯和科恩建议“支持穆斯林办公室”从”虚拟学生外事服务”那里请10个双语学生过来，这是一个由科恩开创的学生实习项目，以便协助美国驻外使馆处理社交媒体问题。潘迪思的助理在会议过程中，多半时间沉默不语。这时她说话了，她表达的这个顾虑一定反映了外交的等级制度。大学里的孩子们翻译国务院的信息？那语言又是上司们看不懂的？
“你怎样保证他们发的帖子经过了审查？”她问道。
“在21世纪，控制的水平将越来越削弱，”罗斯说，他重申了早先科恩对我说过的话，“沙特阿拉伯的青年女子把一个东西翻译成阿拉伯文，她所翻译的是已经经过审查的语言。不过这不会送到国务院的一位翻译那里、然后再送到国务院公共事务司来审批。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