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人类获得解放的技术编辑本段回目录
概要：互联网、移动电话以及其他形式的“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liberation technology”)使公民能够表达意见、发动抗议活动，并拓展了自由的范围。最终来讲，民主与专制之间的较量将不仅取决于技术，而是在于政治组织以及所采取的策略。
2003年3月，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警方扣留了27岁的孙志刚，要求查看他的暂住证和身份证。他因为没有带这些证件，被送往了收容站。 3天后，他死在了收容人员救治站。当时记录下的死因是心脏病突发，但孙志刚父母授权下的尸检却表明：他曾遭到残酷殴打。
孙志刚的父母把他的故事告诉了 “南方都市报” ，后者展开的调查证实了孙志刚在押期间是被殴打致死。这篇报导在4月25日一见报， “全中国的报纸和网站就纷纷转载，网络聊天室和留言板都被愤怒的情绪所充斥。 “1 报导很快就传遍了全国。中央政府展开了调查，6月27日的调查结果证实：孙志刚事件中，12人有罪。
孙志刚案是中国罕见的官方违法行为被揭露并遭惩罚的例子。但它带来了一个更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就是引发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全国大讨论。这一制度允许警方以没有居留权或暂住证为由拘留来自农村的农民工(通常是那些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 。在孙志刚之死引发的愤怒声浪中，许多中国公民在网上贴出了自己与“收容遣送”制度相关的经历;在大学里，该立法的合宪性也成为了人们热烈争论的话题。一封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重新审查收容遣送制度的网上请愿书很快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2003年6月，政府宣布将关闭所有八百多家收容遣送站。2
乐观主义者在这些事件里发觉到了互联网以及其他类型的“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令人吃惊的能力，这些工具能给个人赋权，促进独立的交流以及动员并加强一个新兴的公民社会。
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促使公民能去报道新闻，揭露违法行为，动员抗议，监督选举和细查政府行为，深化参与以及扩大自由的范围。然而，归根结底，不仅仅是技术，还要有政治组织，所采用的策略和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以及社会和经济力量发挥作用才将决定谁会在竞赛中获胜。
只要任何一种形式的信息通信技术(ICT)能够扩大政治、社会和经济自由，那么它就可以被称为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在当代，它意味着与信息通信技术互相关联的形式——电脑，互联网，手机以及无数围绕它们的创新应用，包括了诸如脸书(Facebook)以及推特这种“新的社会媒体。“信息通信技术与之前的技术相比有着一些令人兴奋的优势。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性以及快速到达庞大人群的能力(手机网络也有此功能)，非常适合民间开展组织工作。与电视台、电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是双向，甚至多向形式的沟通。使用象推特(一种社会网络以及微博服务，允许用户发送和阅读最高为140个字的信息)类似的工具，用户可以不断把消息发送给成百上千的“追随者”(“followers”)。用户因此不只是被动的接收者，也是记者，评论者，视频录像制作者，娱乐人士以及组织者。尽管这些应用大多数并不和政治相关，但是技术可以赋权给那些希望可以将其应用到政治领域并去挑战威权统治的人。
人们很容易认为互联网具有前所未有的实现政治进步的潜力。然而，历史却告诫我们要反对这种傲慢自大的看法。 15世纪，印刷机的出现革命化了信息积累和传播的方式，使得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出现。在这些基础上，现代民主才涌现出来。但是，印刷机也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崛起，促进了文字审查的运动。3 一个半世纪以前，电报被誉为促进和平与谅解的工具。突然之间，世界缩小了;曾经要用数周时间才能在世界各地进行传播的新闻，现在却可以立即传遍世界。然而随之而来的却不是和平与自由，而是在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世纪。解放技术今天的爱好者可能犯了他们维多利亚时代祖先的分析式原罪， “技术乌托邦“(“technological utopianism”)和“时代中心主义“(“ chronocentricity “)，也就是“认为自己这一代就是位于历史顶端之上的自负心态”。4
说到底，技术只是一种工具，既能用它来实现高贵的目的，它也可以被用来完成邪恶的阴谋。正如电台和电视台可以是信息多元主义和理性辩论的工具，它们也可以被进行狂热的动员和实施国家控制的极权政权所霸占。威权国家可以霸占信息通信技术去实现类似的效果。然而，创新型公民也可以改善以及更好的利用这些工具，只要到达一定程度，他们就可以击败威权主义——正如在他们已经在数个案例里做到的那样。
信息通信技术“使人获得解放”的应用有很多种，进行动员以反对威权统治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早在为民主高潮进行动员之前，这些技术可以被用来拓宽公共领域，创造一个更加多元以及自治的新闻、评论以及信息的场域。新的信息通信技术也是加大透明度和问责性、记录以及遏制侵犯人权和民主程序的强力工具。尽管我无法一一详述，但是信息通信技术也使人民从贫困和疾病状态中获得了解放：及时传递了关于农作物的价格信息，促进了针对小型企业主的小额贷款服务，定位了传染病的暴发，并使更多的一般卫生保健提供更为有效的方式与农村区域进行联系。 5
马来西亚：不断拓宽的公共领域
威权统治的一个关键支柱就是控制信息。通过博客(目前全球有超过一亿以上的博客)、，博客网站、在线聊天室和正式的网络媒体，互联网为多元化的信息流动提供了极为显著的新的可能性，拓宽了评论、辩论以及异议的范围。
对于后者，最成功的实例之一是《当今大马》(Malaysiakini)，它是一份网络报纸，目前已成为马来西亚的新闻和评论的主要来源。6 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记录，马来西亚缺乏新闻自由。现政权(既指国家又指执政党国民阵线联盟)通过直接拥有或垄断等措施控制了出版和广播媒体。因此，他们可以控制马来西亚人所能阅读和观看到的内容，也可以通过解雇来惩治记者。这种压制性的法律严格限制了新闻报道、出版和广播的自由。但是，作为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拥有较高的识字率，这个国家经历了互联网接入的爆炸性增长(以及最近的宽带接入的增长),从2000年15%的人口增至2009年的66% (和台湾相等、稍逊于香港)。7 政府对传统媒体严格控制、快速增长的互联网接入、以及在互联网上的相对自由促生了马来西亚网络新闻的开放：两个独立的新闻工作者，Gan和Chandran共同创办了这份网络报纸。两人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成为威权统治的反对者，在1998年烈火莫熄运动(reformasi，译注：烈火莫熄是1998年马来西亚前副总理安华·依布拉欣被革职后不久，其支持者发动的一次社会运动。)期间，两人就认为有必要进行媒体改革、实现独立的新闻媒体。他们用了约9,000美元，全是自有资金(这是经营报纸所需的很小一部分)在1999年11月推出了《当今大马》。从执政党政客那里获取到了一组照片，《当今大马》网站通过揭露一家当权派媒体是如何利用数字信息打压在押的反对派领导人安华·依布拉欣，他们很快就获得了声誉。
从一开始， 《当今大马》就为马来西亚的政治和治理事务提供可靠的、独立的报道，这为它赢得了不断增长的忠实读者群。由于它的读者飙升，主流报纸销量下跌，马来西亚人很快都能够读到那些长期视为禁忌的主题：腐败、践踏人权、民族歧视以及警察的暴行。现在，除了评论、读者来信和意见以及日常漫画讽刺，《当今大马》每天还有15则英语新闻故事报道，以及资料翻译和以中文、马来语、泰米尔语写成的一些原始材料。《当今大马》报道的丑闻，是当权派报纸不会触及的。例如，在该国的主要港口管理机关发生的与利益冲突相关的巨额成本超支，以及受政府支持的马来西亚回教银行中正在发生的金融不当行为。随着现政权对安华·依布拉欣的更多的法律攻击，《当今大马》是马来西亚人可以看到对反对派领导人进行法律迫害独立报道的唯一地方。 2008年7月，有250万人访问了该站，《当今大马》成了马来西亚月访问量最高的新闻网站。然而，就像世界上其它网上出版物一样，它在为财务情况努力挣扎。
和《当今大马》10年前面世之时相比，今天的马来西亚仍然还是威权政体。但和过去40年相比，目前的政体变得更具有竞争性了，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民主突破(democratic breakthrough)。如果政体发生转型，将主要是由于政治因素：有效能的反对派的联合和傲慢的现政权犯下大错。此外，经济和社会变迁产生了更多受过良好教育以及多样化的人口群体，这些人更难容忍政府的家长作风和控制。民意调查及其他数据显示，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尤其支持(更民主的)反对党。但是，很难将这些政治和社会因素从《当今大马》开创的、不断拓宽的公共领域努力中区分出来。 2008年3月，国民阵线在投票中出现了50年来的最差表现，第一次丧失了自独立以来的三分之二的议会多数。很大的原因是网络新闻促成的。通过爆光基层警察虐待示威者，特别是印度后裔，削弱了国民阵线在对媒体控制上所拥有的巨大优势，“震惊了全国”。
《当今大马》和其它一些类似媒体履行了大量的民主职能。没有他们，马来西亚人不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和图片。他们为评论和辩论提供了一个未经审查的论坛，使批判性的公共空间不断拓宽。他们给那些在收入、种族或年龄位于社会边缘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空间和发言权，他们给了被当权派媒体封杀的政治反对派一个表达立场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政治上教育了马来西亚人，促进了更为民主的规范的形成。在一些如尼日利亚这样的半威权国家以及新兴民主国家和非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illiberal democracies)，许多网上出版物和互联网博客网站履行了类似的功能。但类似的这些功能，能否在像中国这种威权国家生根呢?
在中国开启一个公共领域
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网民超过3亿8000万人(相当于人口的29% ，较2000年增加了16倍)。但在本质上，中国最后产生的实际上是“一个全国局域网”。
这种准奥威尔式的网络空间控制，只是中国互联网现状的一部分。但是，网上的通信和交流(和通过移动电话的)实在太多，国家也监督和审查不过来。此外，中国的网民 ，特别是沉浸在这种技术中长大的青少年，他们对于官方普遍采取的作为所采取的是创造性的、有决心的、以及犬儒式的回应方式。许多人不断地寻找更好的方法来规避网络审查，并很快互相分享他们的收获。如果说大部分中国的年轻互联网用户都对政治冷感，并很谨慎，那么他们也疏远政治权威，热切地拥护温和方式的挑战，经常为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就是玩文字游戏。
最近，年轻的中国博客作者已经发明了受到广泛赞誉的卡通动物“草泥马“(一种骂人的双关语)，作为一种抗议手段。这个神话般的马，是一种勇敢和聪明的动物，其栖息地被 “河蟹”威胁侵占。在中国，“河蟹”，是一种淡水甲壳类动物的名称，在发音上很象胡锦涛的执政哲学“和谐”——批评者认为“和谐”这个标签只不过是审查和对批评进行打压的委婉说法。《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的编辑萧强认为，草泥马是对抗审查的标志。这种表达和漫画视频可以视为青少年对不合理规定所做出的反应。但是，庞大的网民，从严肃的学者到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城市白领，都加入了这个合唱的群体，这显示了对这个表达的强烈共鸣。9
为了传播这种对抗方式，中国人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数字化工具。 Twitter已经成为形成政治和社交网络，以及新闻、观点、讽刺迅速传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当谷歌在2010年3月下旬宣布，其在线搜索服务将退出中国大陆(因为未能解决其与政府在审查和网络攻击方面的冲突)，中国推特圈的一下子“亮”了起来。许多中国人对于谷歌的离去不满，因为他们将要使用审查更为严格的中文搜索引擎替代品，如百度 ，他们担心防火墙会阻止诸如谷歌的其它服务，如学术搜索和谷歌地图。有些人则怀疑谷歌的作为出自美国政府的授意。和早先发生在1月时谷歌首次宣布它在考虑撤出时一样，该公司的决定激起了一波的同情和哀悼： “公民记者不断更新贴子……，推特记录着无数的鲜花、贺卡、诗歌、蜡烛甚至中国网民在谷歌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办事处谷歌LOGO前躬身致意 。10
中国公共领域当然比“推特”更为丰富。推特常常链接到那些更长的博客，讨论组和新闻报道。完整的博客文章(不受到推特的长度限制)更可能批评政府(尽管巧妙委婉) 。中国互联网研究专家Rebecca MacKinnon认为，中国的博客圈(blogosphere)是一个“比主流媒体更加随意的空间”， 她考察了全国15个不同的博客服务提供商，发现审查的机制有松有紧，相差很大。因此，“政治敏感的材料大量存在于中国的博客空间，而且，这些资料存在的机会大小和知识以及采取的策略相关”。11
监督治理、曝光滥权
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也是“问责性技术”(“accountability technology”)， 因为它为增加政府透明度以及监督政府提供了高效、有力的工具。YouTube和数码相机相结合，为挑战和揭露滥用权力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手机相机拍摄下来的警察暴行被张贴到YouTube和其他类似网站，完成之后博客作者则通过呼吁来引发更多公众的注意。在YouTube的搜索框输入“侵犯人权”，将获得大约一万个相关视频，从乌兹别克斯坦棉花种植者的工作条件、菲律宾的采矿实况、中国人体器官的摘取，到伊朗对Bahá’ís 的迫害，无所不包。一名年轻的马来西亚女子被警方强迫裸体做下蹲的动作，这段YouTube的视频迫使该国总理呼吁展开独立调查。2007年5月，当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强迫加拉加斯广播电视台(Radio Caracas Television，RCTV)停播之后，它却继续通过YouTube进行广播。一些威权国家，如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完全禁止访问此类视频发布网站，因此并不为怪。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非洲，对问责制的追求，使最简单的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大行其道：通过移动电话发短信(已经证明，移动电话网络在基础设施匮乏的非洲特别有用，因为它们只需要很少的一些设施，如发射塔，就可以覆盖很广大的地区 )。在世界各地，移动电话的覆盖范围和能力正在迅速扩大，一些开源软件，如FrontlineSMS ，使大规模的、双向的短信交流仅仅通过手机就能完成。近年来，从监督尼日利亚和加纳的全国大选、到快速提交埃及侵犯人权的报告、到将塞内加尔的反腐败和人权问题昭告天下、再到监控和报告巴基斯坦发生的内乱，这些软件在移动电话网络上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肯尼亚的一家名为“证据”的组织(Ushahidi，斯瓦希里语) ，采用了一个“危机地图定位”(“crisis-mapping” )的软件。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移动电话、电子邮件、网上联络表格提交文字短信的危机信息，这个软件可以聚集相关的信息和项目，在地图上实时显示。它最初是由记者在2008年初开发的，用于定位和报道肯尼亚选后发生的暴力事件，随后吸引了45000名肯尼亚用户。它还被用于报道在南非发生的排外暴力事件，跟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发生的暴力侵犯人权事件，以及监督阿富汗、印度、黎巴嫩和墨西哥的选举。
这两个软件Ushahidi和FrontlineSMS的最大出资者是欧米迪亚网络(Omidyar Network)，这是一家由eBay创始人Pierre Omidyar和他的妻子Pam在6年前成立的慈善投资公司。它将易趣的理念延伸到了政治和社会创新的领域，给每个人获得信息的平等机会，充分利用了个人和市场的潜力。这种尝试性创新背后的投资和基金，既包括赢利公司的风险投资，又包括非营利机构的创业基金。两者加起来一共超过325万美元，该组织主要致力于两大领域： “获取资本” (小额贷款、创业精神和产权) ，以及“媒体、市场和透明度”(通过提供技术支持，提高媒体、市场和政府的透明度、问责制和信任) 。欧米迪亚网络在尼日利亚、加纳、肯尼亚支持它的合作伙伴利用信息技术来改善政府治理的水平和言论自由。各种措施当中，包括一个叫Infonet的门户网站，该网站为公民、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预算信息，还有一个叫Mzalendo的综合性网站，这个网站使肯尼亚人可以追踪国会议员的动态和行踪。
欧米迪亚网络这种提高透明度的创新也延伸到了其他国家和美国的组织。其中包括Global Integrity(全球廉洁度), 它利用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来源对90多个国家的腐败情况进行详细的评估。还有美国的阳光基金会(Sunlight Foundation)，它利用互联网相关技术，帮助美国选民更加方便快捷地了解联邦政府的开支、立法信息和决策过程。
数字化动员
对于威权政权来讲，数字革命最为直接、有力的警示效应是其对大众进行快速、大规模动员方面所具有的便利性。具有文本短信功能的手机已经使得被技术大师Howard Rheingold称为的“智慧型无秩序的民众”(“smart mobs”)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快速联络的庞大个人网络，为一个特定地点集结(或“成群”)而进行抗议，它只带有很少的等级制与核心指挥。2001年1月，菲律宾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因“智慧型无秩序的民众”而失去权力的国家元首。起初是数以万计的菲律宾人走上街头，在接下来的4天内，100多万以数字化方式动员而来的菲律宾人聚集在了马尼拉具有历史意义的抗议场所。14 自那以后，在人民为争取民主或政治改革而发动的全国总动员的事例中，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几乎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在2004年11月和12月期间通过大众抗议推翻了乌克兰的选举式威权政权(electoral authoritarian regime)的橙色革命中，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发挥了极为显著的作用。互联网报纸Ukrainskaya Pravda提供了有关乌克兰威权政权试图窃取总统大选结果以及反对派尝试去阻止这类举动方面至关紧要的新闻和信息的来源。到革命结束的时候，这份网上报纸已经成了“乌克兰受到最多人阅读的新闻来源”。15 网上论坛给予活动人士一个记录选举舞弊以及分享成功行动的空间。16 短信有助于动员以及协调大型公开抗议——在冰冷天气里把数十万的人带到了基辅的独立广场——并最终迫使一轮新的政权轮替产生，使得民主反对派获得了胜利。
这些数字化工具也早在2005年黎巴嫩的雪松革命(Cedar Revolution)中发挥了作用，这场革命吸引了超过一百万示威者走上街头，要求叙利亚军队撤出黎巴嫩;2005年，科威特爆发了争取妇女投票权力的抗议;2007年，委内瑞拉学生就反对关闭加拉加斯广播电视台举行抗议;2008年4月，埃及的总罢工，成千上万年轻示威者通过脸书进行动员。17 2007年9月，“互联网、带有摄像头的手机以及其他网络化的数字技术”在缅甸的袈裟革命(如此说是因为数以千计的佛教僧侣卷入到了这个事件中)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尽管数数字技术对抗议活动直接作用的确有限，但它生动地告知了外界抗议者所身处的世界是怎样，并揭露了政府作为回应所发起的血腥的镇压：“缅甸公民拍摄了相片以及视频，许多记录都是通过他们的手机完成的，并且秘密把这些记录从网吧上传到了网络上或是把这些数码文件送出境然后再上传到网上。”这种对国际社会的信息公开使军队无法像1988年那样大范围、残暴地使用武力，从而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18
近期最典型的数字化动员实例是伊朗绿色革命——一系列选举舞弊行为似乎剥夺了反对派总统候选人侯赛因·穆萨维(Mir Hosein Musavi)2009年7月12日的胜利果实。在之前的一年，伊朗的网路空间有了极大的扩展。例如，伊朗有超过6000名的活跃博客写作者，他们就广泛的社会、文化、宗教和政治问题展开讨论;22 脸书用户的爆炸性增长预计吸引了60万波斯语用户;23 并带动了新组织、公民团体、政党和候选人使用互联网。
随着当选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edinejad)在7月13日宣告获胜(号称获得了62%的选票)，围绕选举舞弊的愤怒通过聊天室、博客和社交网络爆发了出来。在推特、短信、脸书、Balatarin和Donbleh等波斯语网络社区，伊朗人迅速传播消息、观点，并策划示威活动。6月17日，穆萨维的支持者通过推特动员起成千上万的人在德黑兰市中心聚集。在一个月内，网民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了抗议活动，包括德黑兰更大规模的抗议，其中一些活动有两三百万人参与。侵犯人权和政府暴行的图片和视频通过YouTube传播开来。YouTube上一段有关7月20日德黑兰抗议期间Neda Agha-Soltan遭受暴力的37秒视频迅速在网上传播，随之传播的还有警察和当局对和平抗议者进行打压的照片。Neda的死以及当局肆意暴行的照片大大降低了伊斯兰共和国在国内外的合法性。
今天看来，绿色运动既彰显了使人获得解放的技术的潜力，也凸显了其不足。对能实现强制目的的工具进行控制，并且展现出以谋杀式解决的方式来利用它们的意愿，伊斯兰反动当权派一直通过这些手段来维系统治权。数字技术无法阻挡2009年的子弹和棍棒，它也无法制止强暴、暴行和对抗议者的判决。但它在在很大程度上记录了这些暴行，进而分解了包括叶什派教士在内的势力对现政权的支持。尽管伊朗当权者折磨异议人士以获得他们的电子邮件密码并且以此围捕更多反对人士的时候，然而互联网已经促进了伊朗的公民和政治多元主义。互联网把该国内部的反对派人士与伊朗侨民以及其他国际团体联系在了一起，并催生出最终将推翻伊朗独裁统治的自觉性、知识以及动员能力。至于伊朗独裁政权被推翻何时能被推翻，影响到这种前景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伊朗人能更自由、更安全地在网上交流。
打破封锁墙
即使在最自由的环境中，新的数字化信息和通讯手段也有不可忽视的限制和成本。在多元主义与刺耳的声音、支持与不包容、公共领域扩展及其让人绝望的碎片化之间是有细微差别的。随着新传媒手段的不断涌现，更多发出声音的人得到了赋权，但它们几乎都不是理性和文明的。增长中的网络媒体并没有一致地提高公众审慎思考的质量，反而鼓励了有意识形态头脑的人之间进行“回音盒”式的交流。开放接入的方便性带来了很多问题：传播仇恨、色情文化、恐怖主义、数字犯罪、网络间谍和网络战。这些都是现实的挑战，为了决定民主国家怎样平衡这类技术扩大人类自由、知识的可能性和为个体和集体安全产生的威胁，在进行管制和立法之前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分析。
数字世界遭遇最大挑战仍体现在获取信息的自由。非民主政权对互联网使用的规律和监视不仅越来越普遍，而且越发成熟。以使用商业过滤软件为代表的不太成熟的手段能够不加区别地屏蔽同一类网站。当前，将近40个国家对互联网进行过滤，或禁止其公民使用网络。24 有胆量的网民可以通过突破技术上网，但这需要安装软件，而且在公用计算机或网吧是无法使用的。出于政治敏感的原因，许多网络功能同样遭到过滤，而突破这些阻碍则需要网民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25 不是所有的突破技术都能保护网民的隐私和姓名，当使用国有公司提供的网络是，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伊朗流行的免费软件Tor承诺通过“在全球多层中继中重新引导加密浏览”保护网民姓名，而政府则难以阻拦这样的传输。26 但是如果政府高效地垄断了互联网服务，孤注一掷的政府(如2007年的缅甸)往往切断互联网，或者在当权者在选举数据库中搜索抗议活动有关的内容时将网速减至瘫痪般的速度(如伊朗)。27
即使在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liberal democracies)，获取信息的渠道问题也在增加。近来全球网民——以及美国政府——都在为澳大利亚过多的法律草案担心，这些草案可能强迫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在一定法律和道德条件下(包括保护儿童)屏蔽众多网站。中国强制互联网服务供应商评估其网络内容的手段也在影响欧洲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和管制。28
目前，在寻求规避互联网审查的各国民主人士与想要扩展和完善这一审查的独裁政权之间，一场技术竞赛正在进行。最近，诸如伊朗这类的独裁政权在镇压中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一方面，这是因为一些西方公司愿意向他们出售先进的监视与过滤技术，比如诺基亚-西门子公司;另一方面，这也是独裁政权彼此之间急切地交流分享恶行的结果。富裕的自由民主国家需要为支持这类技术的发展付出更多努力，促进这些技术在网络管制国家里廉价、安全地普及(并给予补贴)。可以采取更多手段改进加密技术，使威权政体下的人民可以更安全地在网上进行交流沟通与策划活动。随着卫星接入技术的扩展，如果卫星天线的成本以及每月的使用费用可以大幅降低，那么这种可以绕过各个国家的审查体系的技术也可能带来突破。西方国家政府可以禁止向压制自由的国家出口先进的过滤和监视技术;当压制自由的政府向西方技术公司施压，要求它们“交出互联网用户的个人资料”29 时，政府应该作为这些公司的后盾，拒绝这样的要求。最后，对于那些因为在网络上和平地共享信息、组织活动、报导真相而遭逮捕的博客作者、人权活动家和记者们，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应该为了他们的人权而站出来施以援手。
1月21日，国务卿希拉里在一次历史性的演讲中指出：“我们只认同全人类能平等地获得知识和理念的互联网。”对美国来说，做出这样的公开表态固然重要，但是，争取联网权利的斗争实际上只是争取自由的永恒斗争的新方式。而决定最终谁占上风的将不是科技，而是人民、社会组织以及各国政府。
注释：
1. Sophie Beach, “The Rise of Rights?” China Digital Times,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05/05/rise-of-rights .
2. Yongnian Zhe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7–51.
3. Ithiel de Sola Pool, Technologies of Freedom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83), 251.
4. Tom Standage, The Victorian Internet (New York: Berkley, 1998), 210, 213.
5. For various accounts, see http://fsi.stanford.edu/research/program_on_liberation_technology .
6. This account draws heavily from a student research paper conducted under my supervision: Astasia Myers, “Malaysiakini: Internet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Stanford University, 4 June 2009.
7. Figures on the growth of Web use in Malaysia and China are available at 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3.htm .
8. Freedom House, “Freedom on the Net: A Global Assessment of Internet and Digital Media,” 1 April 2009, 34; available at www.freedomhouse.org .
9. Private email message from Xiao Qiang, May 2009. Quoted with permission.
10. S.L. Shen, “Chinese Forbidden from Presenting Flowers to Google,” UPI Asia Online, 15 January 2010; available at www.upiasia.com/Politics/2010/01/15/chinese_forbidden_from_presenting_flowers_to_google/4148 .
11. Rebecca MacKinnon, “China’s Censorship 2.0: How Companies Censor Bloggers,” First Monday, 2 February 2009; available at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2378/2089 . See also Ashley Esarey and Xiao Qiang, “Below the Radar: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the Chinese Blogosphere,” Asian Survey 48 (September–October 2008): 752–72.
12. Ariana Eunjung Cha, “In China, a Grass-Roots Rebellion,” Washington Post, 29 January 2009.
13. “Charter 08 Still Alive in the Chinese Blogosphere,” China Digital Times, 9 February 2009.
14. Howard Rheingold, Smart Mobs: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158.
15. Michael McFaul, “Transitions from Postcommu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6 (July 2005): 12.
16. Robert Faris and Bruce Etling, “Madison and the Smart Mob: The Promise and Limitations of the Internet for Democracy,”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32 (Summer 2008): 65.
17. Cathy Hong, “New Political Tool: Text Messaging,”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30 June 2005; Jóse de Córdoba, “A Bid to Ease Chávez’s Power Grip; Students Continue Protests in Venezuela; President Threatens Violence,” Wall Street Journal, 8 June 2007.
18. Mridul Chowdhury, “The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Burma’s Saffron Revolution,”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 September 2008, 14 and 4; available at http://cyber.law.harvard.edu/sites/cyber.law.harvard.edu/files/Chowdhury_Role_of_the_Internet_in_Burmas_Saffron_Revolution.pdf_0.pdf .
19. Edward Cody, “Text Messages Giving Voice to Chinese,” Washington Post, 28 June 2007.
20. Choe Sang-Hun, “North Koreans Use Cell Phones to Bare Secrets,” New York Times, 28 March 2010. Available at www.nytimes.com/2010/03/29/world/asia/29news.html .
21. Steve Coll, “In the Gulf, Dissidence Goes Digital; Text Messaging is the New Tool of Political Underground,” Washington Post, 29 March 2005.
22. John Kelly and Bruce Etling, “Mapping Iran’s Online Public: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e Persian Blogosphere,”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 April 2008; available at http://cyber.law.harvard.edu/sites/cyber.law.harvard.edu/files/Kelly&Etling_Mapping_Irans_Online_Public_2008.pdf .
23. Omid Habibinia, “Who’s Afraid of Facebook?” 3 Septem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riseoftheiranianpeople.com/2009/09/03/who-is-afraid-of-facebook .
24. In addition to Freedom House, Freedom on the Net, see Ronald Deibert, John Palfrey, Rafal Rohozinski, and Jonathan Zitrain, Access Denied: The Practice and Policy of Global Internet Filtering (Cambridge: MIT Press, 2008). For the ongoing excellent work of the OpenNet Initiative, see http://opennet.net .
25. University of Toronto Citizen Lab, “Everyone’s Guide to By-Passing Internet Censorship,” September 2007; available at www.civisec.org/guides/everyones-guides .
26.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edia Assistanc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The Role of New Media in the 2009 Iranian Elections,” July 2009, 2; available at http://cima.ned.org/wp-content/uploads/2009/07/cima-role_of_new_media_in_iranian_electionsworkshop_report.pdf .
27. Rory Cellan-Jones, “Hi-Tech Helps Iranian Monitoring,” BBC News, 22 June 2009. Available at news.bbc.co.uk/2/hi/technology/8112550.stm .
28. Rebecca MacKinnon, “Are China’s Demands for Internet ‘Self-Discipline’ Spreading to the West?” McClatchy News Service, 18 January 2010; available at www.mcclatchydc.com/2010/01/18/82469/commentary-are-chinas-demands.html .
29. Daniel Calingaert, “Making the Web Safe for Democracy,” ForeignPolicy.com, 19 January 2010; available at 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1/19/making_the_web_safe_for_democrac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