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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承父业”当新官 中国“官二代”成媒体焦点编辑本段回目录
继“富二代”横行不法饱受舆论指责之后，中国“官二代”子承父业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广州日报》等媒体报道，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基本都是当地官员和房地产老板的子弟。
针对媒体质疑，中共固始县组织部部长周辉回应说：“12名乡长大都是现有官员之后”情况属实，但“他们都是符合程序，经过大范围的公选出来的，他们具备了当选的条件”。周辉反问：“难道官员之后就无权当选了吗？”
固始县这次官员选拔分成三步骤：第一步，在符合43周岁以下、任副科级两年以上等条件下自荐，最后自荐出来270多人；第二步，经县处级、正科级干部以上还有老干部代表300多人投票，推出来60多人；第三步，经过数天考察，由县委常委等官员50多人投票选出最后的乡长12人。
这一貌似公平的选拔程序其实很容易被权力操纵：例如在第二步，有权投票的300多人都是现任官员和曾经当官的人，没有民众代表，也没有民众监督；第三步更是权力的较量，有考察权和最终投票权的50多人全是该县的官场精英，民众的参与和监督无从谈起。
同时，大多数乡长候选人的父辈或亲属都是正科级（县局级）以上官员，都在考官之列。作为当地官场的重量级人物，这些候选人的父辈或亲属不仅自己手里有一票，还可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关系网造势拉票，让自家的“官二代”顺利当选。
事实上，早在固始县组织部公布选拔官员的名单前，有网民就根据当地官场关系网，准确预测到何人当选何种级别，并披露当地官员为此拼关系、搞暗战的内情。
北京有关人士对本报说，“官二代”子承父业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河南，在中国各地都相当普遍。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进入官场或事业单位“吃财政饭”是大多数人的首选。由于官场职位稀缺，竞争人数众多，往往只有当地权贵子弟才能被选拔到比较重要的岗位。固始县的官员选拔程序虽然有不少弊端，但好歹还算有程序、有投票。很多地方连这样的程序都没有，完全由“一把手”等少数官员拍板决定，公众要想监督也更难。
但固始县“官二代”全面接班和周辉的辩护遭到人民网、新华网、《新京报》等媒体的强烈抨击。人民网发表文章质问，官员子女当然有权当选，但“遍眼尽是官二代”，还能“当然”吗？
文章认为，若名副其实地按程序行事，那么官员子女不能有任何捷径，而应与其他人“公平竞争”，参加“择优录取”的公务员考试。依照常理，官员子女高比例通过公务员考核，机率已很微小；而在公平情境下，他们占据官位中“大半壁江山”，更不大可能。所以官员子女当选，必定有大量“权力玩手脚，暗箱运作”、程序失灵的成分。
阳奉阴违的权力把戏
文章指出，“官位继承”让正常的社会流动陷于瘫痪，而造成如此恶果的，是程序的“过场化”，是阳奉阴违的权力把戏。官员选拔要挽回它的公信力，人们的“公正焦虑感”要得以缓解，就必须让公正的程序落到实处，而不是“挂着‘程序化’羊头，卖‘潜规则化’狗肉”。
《法制日报》的文章说，官员子弟之所以获得进阶的资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在官场文化的影响下，他们从开始踏入仕途起，就受到各种形式的关照，有着寻常子弟无可比拟的升迁环境。在这个精心筹划的过程中，家族势力在官僚系统积累的资源发挥着极大的作用。从固始县的例子可见，官员选拔系统具有高度的密闭性和排斥性，权势家族之间也存有激烈竞争，对没有背景的官员就会产生阻止效应。由此，官员家庭合法地实现权力在家族内部的传递，公众成了看客。
官二代易滋生怀疑 社会互信和权力公信力丧失编辑本段回目录
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陈万志对记者说，自己的女儿行事低调，“在外面从来不说爸爸是做什么的”。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与“官二代”称号保持距离的自保之举。
“官二代”如同“富二代”，是一个掺杂着复杂情绪的称呼。2009年，人们认识了诸如“29岁市长”、“80后副厅”等年轻干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有什么后台？”
有人总结：不怕“富二代”飙车，就怕“官二代”飙官。
今年年初，一则网络传闻得到官方承认。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组织部、人事劳动局、监察局几年前联合发文招录公务员，红头文件的名字很坦率——《关于考录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子女的补充规定》。
这份文件明确提出，“高校在读的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子女可列为这次报考对象”。最终，55名“官二代”中有22人录用了。
虽然不太赞同见到年轻干部就去怀疑对方的背景，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丁伟岳说，人们之所以先入为主地产生怀疑，总是因为实际生活中遇到过类似事情。他感慨：你不能责怪群众的“合理联想”，何况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群众的联想是正确的。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大家的怀疑是正常的。滋生怀疑的主要原因，一是有的地方政府缺乏公信力，二是操作不透明。“如果你原原本本都是公开的，每个环节都接受监督，经得起考验，这就没有问题了。”
陈万志代表对记者说，社会互信的丧失和权力公信力的丧失，是“我们这几年发展的最大代价”，值得深刻反思。“两个丧失”，致使人们怀疑一切，当然也加重了对“官二代”的警惕。
举贤不避亲，避免任人唯亲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巫溪县委书记郑向东认为，“不能因为某个干部年轻，我们就怀疑他的能力、他的背景，29岁的人不一定干不好市长。”
2009年，在湖北省一个不起眼的县级市宜城市，市长周森锋成为全国性的新闻人物。对于这位年仅29岁的市长，人们好奇于他的“背景”，怀疑他官运亨通背后潜藏着腐败，为此发起了旷日持久的“人肉搜索”。但搜索结果令很多人意外：周森锋并非官宦子弟，而是贫寒农家出身。
曾任湖北省副省长的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不能见到一个年轻干部就拿“富二代”、 “官二代”的标签往上贴，对于个案来讲，一定要注重事实真相。
他说，就像“富二代”里有人飙车撞人，也有人素质很高，不可一概而论。
“我告诉你，我就没有背景，我就是农民的子弟”，辜胜阻说。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说，大家对“官二代”的身份如此敏感，既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也是由于干部选拔的透明度和群众的知情权不够。
但侯欣一委员并不主张人们围绕出身做文章，认为既要避免任人唯亲，也要举贤不避亲。“界定‘富二代’和‘官二代’，这是情绪性的东西。没有法律规定‘官二代’不能当官，实体方面，只要他具备条件和能力；程序方面，只要他是按照现有的合法程序走过来的。”
他认为，干部选拔应该尽量扩大基层直选。现在选拔干部差不多都征求民意，但民意征求结果和投票结果却不予公开，就留下了猜疑的空间。选拔过程的公开，不仅是对公众知情权的维护，也是对当事人负责的表现。
“草根”上升通道阻塞，将非常危险
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代表也注意到了“官二代”现象引发的猜测。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富二代’也好，‘官二代’也好，我们现在没有一种很公平的竞争环境。现在这样的竞争很难保证机会和起点的公平，(差距)已经拉开了。”
陈万志说，目前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人的发展都存在着“马太效应”，有些人强者恒强。“在选人、用人这个问题上，怎么真正保持公正、公平，这个事情需要认真解决。”
他指出，如果真的形成这种格局，“处在底层的人没有一个上升通道，或者上升通道被阻塞，对社会是非常危险的。”他认为，现在国家已在强调干部从基层遴选，从“草根”中间遴选，采取了包括“大学生村官”在内的一些措施，这种做法非常好。
今年年初，山东省新泰市提拔了6名“80后”副科级干部，其中，23岁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王然，只有3年工龄。与对待“29岁市长”一样，公众又开始猜测王副局长的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每次类似的事情发生之后，地方政府都三缄其口，跟舆论玩起“躲猫猫”，反而使公众的兴趣更加高涨。辜胜阻指出，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干部要很好地学会通过媒体来和公众打交道，向媒体澄清事实的真相。
专家解析官二代与仇官心态编辑本段回目录
“官二代”与“仇官”心态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7期)
评述由头：继“富二代”集体炫富、横行不法饱受舆论指责之后，中国“官二代”子承父业、扎堆做官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我国，“仇官”的社会心态自古有之，产生的原因除吏治的腐败外，还受传统君臣文化思想的影响。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仇官”的社会心态一度得到了有效校正，但是，产生“仇官”心态的文化及制度基础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理。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官二代”现象和社会上一定程度存在的“仇官”心态，我们约请知名专家进行了深入分析。
“官二代”的时代魔咒
现在处于优势地位的官员以及官员的子弟们，一定要清醒，千万不能以赢家自居，肆无忌惮地通吃。在正常市场竞争条件下，通过竞争达成的赢者，想要通吃都是危险的。更何况，人们并不认为现在官场上的赢者，是真正赢者，硬要通吃，最终最危险的，其实是这些人自己
■ 张 鸣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7期)
现在关于“二代”的说法很流行，有“富二代”，“贫二代”，还有“官二代”。其中，似乎“官二代”霉头最大，在网上几乎是骂声一片，跟弥漫的仇官氛围遥相呼应。
现在的社会，各个社会阶层大体开始固定化，官员的后代，做官员要比平民子弟更加容易。平民子弟即使可以进入仕途，但在升迁方面，往往会碰到玻璃天花板。也有人观察到，近年落马的高级官员，大多为平民出身。而不断有新闻曝出来，某些官员的后代，凭借父兄的余荫，仕途顺利，早早地就坐上了处级甚至厅局级的交椅。“官二代”之所以遭人恨，其实原因有二，一是现在官员资源多占，声誉不佳，二是“官二代”的仕途，受到特别的照顾，不公平。
历史上官僚贵族化世袭化是如何被遏制的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度，这是一个事实。官僚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也占据着社会最多的荣耀。通俗点说，就是做官就有一切，不做官就没有一切。但是同时，官僚也是政治的主导者，政务的操作者，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的优劣，也依赖官僚制的效率。按官僚制的自身逻辑，这个制度，必须不断地从平民中汲取新生的优秀人士，以保证官僚制的效率，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所以，历朝历代，官员的选拔，一直都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但是，中国又是一个以家族为核心价值的国度，官员和他的家族是利益攸关的共同体，做了官的人，有义务给自己的家族(当然包括后代)带来好处。
两汉实行以推荐为标志的察举征辟选官制度，原本实行状况良好。被推举的人，大多是优秀人才。但是，这个制度延续一段时间之后，就出了问题。一来做高官的人，周围的人对其子弟势必高看一眼。即使没有特别的托请，进入仕途的高官子弟，往往也会被人优待。高官的光环投射到自己的子弟头上，似乎非常自然。二来，由于在制度上，高官有推荐人才的权力，对于被推荐的人而言，荐主才是真正改变他命运的人，对他有知遇之恩。待到被推荐的人日后也做了比较大的官，也有能力推荐的时候，他们报恩的最佳方式，似乎就是把恩人的子弟推荐上去，如果已经进入仕途，则在晋升方面拉一把。于是，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越是高官，其子弟就越是做官的机会多，几代累积下来，就形成了东汉末年的门阀。袁绍和袁术两个人资质平平，但仅因为两人出身四世三公的袁家，弟子门生遍天下，所以，起兵的时候，居然一时形成为最大的两个军阀集团。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实行九品中正制，做官干脆成了官宦子弟的专利。吏部选拔，只需查阅各人的牒谱便是。众所周知，这个阶段国家分裂，政治黑暗，主因就是官僚制变成了变相的世袭贵族制。
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的是科举制度的实行。我们知道，所谓科举制，就是考试取官。无论什么人，平民还是皇族，只要通过相关考试，就可以做官。其实，在科举时代，对高官和皇族也有优待，不仅子弟可以上比较好的学校，而且有门荫制度，高官子弟，可以通过门荫，直接进入仕途。但是，由于比较严格的考试制度，使得这个时代形成了一种风气，凡是不从考试出身的官员，会被认为没有本事。花钱买官的捐班自不必说，被人看不起。而从门荫入仕的人，也往往被人视为纨绔子弟，同样为人轻视。风气所及，即使是皇帝，也不大看得起这样的人，所以，门荫出来的人，升迁也难。在这种情景下，即使高官子弟，只要有心走仕途，往往得走科举之途，真刀真枪考上。有人研究，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能够保证大约有半数的及第者，出身中小士绅和平民，另外一半，多是官宦子弟。官宦子弟以门荫为耻，使得那个时代的仕途后门开的不那么大，从而遏制了官僚贵族化世袭化的倾向。
抢官的“官二代”成为舆论诟病的权力世袭现象
现在中国的问题，首先是在于长期以来，国家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选官制度，高考制度一度成为变相的科举，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干部选拔依然有另外的途径，没有文化的工农干部甚至还有晋升方面的优势。即使是大学考试，高官子弟也曾有推荐入学的另途，使得高考的公平性大打折扣。在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之后，虽然实行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但到目前为止，不仅这种考试还不是国家统一考试，而且进入公务员队伍，仍然存在其他的途径。改革后对进入公务员队伍实行的学历限制，随着“五大”毕业生(电大、职大、函大、夜大、自考)的出现，很快就形同虚设。而对海外留学生的优待，由于一些在国内考不上大学的干部子弟可以通过花钱出去留学，混一个学位，就可以回来享受优惠。 现在新生的“官二代”，有相当多的人，喜欢直接进入仕途，趁父辈尚在任上的时候，尽可能快地晋升到一定高度。这些抢官的“官二代”，形成了今天大为舆论诟病的权力世袭现象。
其次，由于官本位的缘故，在任官员掌握了社会上最多的资源，而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依然强固。无论官员本身是否参与，一定级别的官员子弟，无论做什么，只要在这个官员的影响力之内，都不言而喻地会得到人们的照顾。如果这些官宦子弟经商，只要打出父辈的招牌，往往就会一路顺风，获得平民子弟望尘莫及的便利。在改革初期，很多高干子弟往往喜欢利用父辈的余荫去下海经商，获取经济利益。这些人有的是官商，有的是私商，但无论官商私商，他们经商的轨迹，往往有权力的阴影。即使少数人真的如他们所说，上升或者致富，是由于自己的才干，由于大环境如是，依然难以令人口服心服。
正如常识告诉我们的那样，“富二代”和“官二代”不见得都是坏人，“贫二代”也不见得都是好人。但是，这样两种明显的不公平，加上日益恶化的官民矛盾，必然使得“官二代”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一些“官二代”疯狂抢夺资源(包括人事资源)的行为，已经成为令人不敢恭维的官场风习的一部分，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上仇官的情绪添加了燃料。跟平民相比，官员的后代，原本就有竞争的优势，如果连竞争本身都被取消，变成赤裸裸的有权者通吃，那么，由此造成的社会危机，是不言而喻的。
政府不应强化“官本位”的传统
虽然说，一个现代的国家，应该改变官本位的状况，逐渐把官本位变为民本位。但是，在没有改变之前，政府绝对不应该强化这种来自帝制时代的传统。即使仅仅出于保证从平民中汲取人才的需要，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也必须下大力气保障社会上升渠道的畅通。不至于让平民的精英，因没有上升渠道，永沉下僚，因而心生怨恨。而保障平民精英上升渠道的唯一办法，就是以国家之力，确立一个官员选拔的制度，并严格执行。同时，用制度保障一定比例的平民子弟的晋升。
当下，存在一种相当危险的思想倾向，即在官员选拔中，引入所谓世袭的政治可靠的因素，人为地在官员选拔中，划分出莫须有的“自己人”界限。这种倾向，如果不是某些势力刻意为“官二代”进入仕途并快速上升造势的话，那么就是政治上的超级糊涂。这样做，事实上在“官二代”和平民之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除了激化“官二代”和民众的矛盾，让仇官情绪更加高涨，没有任何好处。
一般来说，即使在传统王朝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民众的仇官情绪依然存在。人们仇官，但同时也羡官。既仇恨权力，又羡慕权力。这是官本位社会必然的伴生产品。但是，如果从根本上根绝了平民上升的渠道，让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变成官，或者很难变成官员，那么，平民的仇官，就会达到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变成一种非常可怕的力量。这样的力量一旦产生，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天下就不太平了。所以，无论如何，现在处于优势地位的官员以及官员的子弟们，一定要清醒，千万不能以赢家自居，肆无忌惮地通吃。在正常市场竞争条件下，通过竞争达成的赢者，想要通吃都是危险的。更何况，人们并不认为现在官场上的赢者，是真正赢者，硬要通吃，最终最危险的，其实是这些人自己。“官二代”身上的魔咒，只能用自己的行为解开，如果不思开解，麻烦很大。(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官二代”现象背后
只有当“官二代”的成长，成为一种破坏社会公平和法治精神的官场体制或官场形态的时候，它才会触及社会最敏感的政治神经，并饱受舆论的指责
李春苗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7期)
改革开放后我国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社会上一定程度地断章取义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两个发展理念后，使扩大了的贫富差距和官员的特权以一种近乎合理的姿态保持在人们的生活中，并不断挑战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和现代社会平等的人际关系法则。
“官二代”之所以成为网络新词和媒体关注的焦点，除了折射出一种“仇官”的社会心态外，更反映出改革开放后，我国分配制度、就业制度和公务员制度安排中，存在着种种缺陷和没有执行、没有处理好的深层次问题。
二次分配不能逆向调节
过去，在我国分配制度中， “重生产、轻民生”的倾向长期存在。如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逐年降低，据原劳动保障部研究机构调研显示：从1995年到2005年，政府和企业收入所占比重分别上升6.6和3.2个百分点，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下降了9.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总额中的比重也出现下降。据中国社科院有关研究显示：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同期企业所得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在二次分配过程中政府长期将养老、医疗等重大社会保障项目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没有从全社会的角度通盘考虑建立本应覆盖社会各个阶层的社会保障体系，致使社会保障待遇在不同人群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二次分配加大了一次分配差距的逆向调节的情况。1978年到2003年预算内全国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我国的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只占25%，而美国公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却占75%。由于我国第三次分配格局还没有形成，致使通过第三次分配解决特定人群的经济困难问题暂时还难以实现。目前，我国有大大小小的100多家慈善机构，所掌握的资金总额还不到GDP的0.5%。由于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慈善事业的法律制度缺失、慈善组织缺乏独立性、经费来源严重不足，制约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而我国公务员的分配仍处于孤立于市场分配体系之外的封闭系统，还没有建立起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务员工资增长机制，因而公务员收入无法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分配实现均衡。公务员的工资增长机制僵硬，缺乏制度性保障，致使自认为工资水平偏低的官员，追求工资外的灰色收入，导致部门权力寻租和部分公务员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层出不穷，严重违反了公共利益分配的公平原则，激起了民怨和社会的仇官心理。
“国家保障”的稳定性强化了 “官本位”思想
就业环境上，我国过剩的劳动力总量目前还没有得到完全释放，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在劳动力总量供给过剩、资本供给短缺的情况下，劳动力在要素市场中自然要处于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中，非熟练、非技术劳动力的报酬更是被压低到极限，并且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来弥补，长期处于被资本剥夺的境地。而在当前的职业世界中，公务员有着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福利、地位、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公务员职业的吸引力。对部分掌握着公权力的官员来说，利用自己手中特权，可以名正言顺地安排自己的子女进入，并充分利用“隐性”的特权和潜规则，以多种方式帮助自己的子女发展。“官二代”子承父业的现象，仅仅是普遍中的典型案例，其利用特权安排子女进入公务员队伍并获得重用提拔，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完成。
平心而论，在一个正常的职业世界中，如果官员们没有特权，没有区别与其它社会群体更高的福利、地位和权力，像毛主席说得那样“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和“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那么，人人都能够平等享受社会职业所带来的生活乐趣，“官二代”子承父业也就不可能演变成一种“仇官”的社会心态。只有当“官二代”的成长，成为一种破坏社会公平和法治精神的官场体制或官场形态的时候，它才会触及社会最敏感的政治神经，并饱受舆论的指责。
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可谓是源远流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这些在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励志口头禅，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的真实写照。在封建时代的中国社会，人们都想当官，又都怕官，“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现代中国社会，当官仍然有特权，可以获得比别人多的利益，可以得到人们的尊重。“官本位”意味着当官就有尊严，有权就有一切。人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社会上一定程度上存在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的价值、成就、地位的现象。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的盛行。官职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
在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安排中，由于《公务员法》的实施时间较短，配套的公务员权力限制和激励保障的法规还没有建立或不够成熟，现行的与公务员权利保障相关的制度运行相对独立与封闭，使我国公务员目前享受的福利和保障实际上是一种“国家保障”。在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并不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普遍享受的情形下，“国家保障”的稳定性虽然也有利于吸引人才，但它也由此强化了人们的“官本位”思想，使公务员流动困难。特别是在公务员退出的外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难以有效疏导官员“独木桥”的拥挤现象，形成有利于各类公务员合理流动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应该说，公务员制度在规范公务员行为的同时，也由此不自觉地扩大和强化了公务员的某些特权，在公务员独立分享职业稳定的“红利”时，也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当然，公务员队伍需要稳定，公务员个体也需要获得职业发展的空间，但不能以阻断公众平等拥有的社会保障权利和践踏社会公平为代价。
改变公务员一考定终生的职业模式
抚平社会的裂痕，一要改变产生“官二代”的土壤和条件，建立和完善公务员的退出机制，改变公务员一考定终生的职业模式，探索领导干部“单方退出”机制和任期退出制度。二要建立起鼓励优秀青年投身产业的政策环境和文化氛围，从而帮助他们理性地建立起稳定的职业预期，选择好自己的职业，保证在起跑点平等的前提下来谈结果的差异。三要重视收入分配公平问题，重点解决不同社会群体公平享受社会保障的机会。在当前，消除社会“仇富、仇官”的心态，就是要割断公权力与市场的交易，还市场一片朗朗的晴空！
“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对此心安理得、麻木不仁和缺乏起码的反思和警惕。当然，一个聪明的民族应该在理性地思考每个阶层的责任上，在公平和民主制度的建设中去寻求解决之道。(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外如何斩断裙带关系
从世界各国来看，为了保证公民的机会平等，在法律中禁止政府机构中的裙带关系以及官员为亲属开后门、建立官员回避制度，早已成为一种普遍做法
林 喆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7期)
就现在普遍受到关注的“权贵二代”问题来看，其出现已不是个别现象。尤其是在我国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进入官场或事业单位“吃财政饭”更是早已成为大多数人的首选。由于官场职位稀缺，竞争人数众多，就造成往往只有当地权贵子弟才能被选拔到比较重要的岗位。这是对宪法中平等权的一种否定。
平等权是社会实现自由、正义和安全的基础
平等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平等是人权的属性，它不仅渗透于整个人权中，而且集中地表现在平等权这一基本人权中。比如，我国宪法第33条就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平等权表达的是一种原则和信念。它否定那种强调有差别的个人，且把社会等级的存在视为社会正义的基础。与公民的其他权利相比较，平等权的特殊性在于它所强调的一视同仁对待原则渗透在个体、群体彼此之间，或公民与他人相联系的各种法律权利的享有中。之所以将平等提升为一种法律权利，是因为可将有差别的个人提升为无差别的个人，以法律上的平等形式分配权利和义务，将平等视作社会实现自由、正义和安全的基础。
就西方国家而言，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第一次将“人人生而平等”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公布《人权宣言》。在这一渗透着“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且被视为法国革命最辉煌成果的纲领性文件中，首先所确定的人权就是平等权。此外，在1918年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以及之后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法律文件中都曾明确提出，承认全体人类的天赋尊严和平等权利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各国宪法都将平等权作为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因此，关注、尊重、平等对待和保护社会中一切成员的人格安全和财产安全，也已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和国际社会人权理论的重要内容。
国外如何预防权力腐败现象的派生品
从世界各国来看，为了保证公民的机会平等，在法律中禁止政府机构中的裙带关系以及官员为亲属开后门，建立官员回避制度，早已成为一种普遍做法。如美国联邦法律就禁止联邦官员雇用任命、推荐或提升自己的亲属到该官员所控制的任何机构或部门工作。它对“亲属”一词的解释涉及了公务员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叔舅婶姨、侄甥、岳父母、婿媳、姻兄弟姐妹等，涵盖面很大。
在亚洲，菲律宾关于总统、副总统和内阁成员亲戚和亲密个人关系行为守则的行政命令第317号，明确对法律中的“亲戚”、“亲密个人关系”等关键概念做出详细说明及规定：“‘亲戚’指与总统、副总统和内阁成员在第四等血亲或姻亲上相关的任何人，包括总统、副总统和内阁成员的任何后嗣、后嗣的父母及与后者在第四等血亲或姻亲上相关的人”；“‘亲密个人关系’指享有与总统、副总统、内阁成员密切交际或亲密关系的任何人，可轻易接近其本人，例如总统、副总统、内阁成员的政治捐助人、长期的个人朋友、以前的同学”。这一行政命令，规定了这些人员禁止的行为和事项。并要求他们过“简朴生活”。
在其他许多国家的法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波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规定：“国家机关职员本人与其配偶、直系亲属或旁系近亲如在职务上构成上下级隶属关系，则他们不能在同一机关任职。”前联邦德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应回避与他本人或其亲属有直接牵连的公职活动。”奥地利《国家官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在以下情况中与配偶、直系或三代以内的亲属、过继、连襟、连姻或承嗣等关系者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一方对另一方有直接下达指示的权利或监督权，或管理钱财或账目。等等。
不仅如此，在公务人员的聘用及其晋升和报考公务员上，许多国家也没有对官员子女特殊照顾或网开一面的做法。相反，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或考核，使一批优秀的人才进入政府部门，保证国家机关内部的纯洁，则几乎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如，日本《国家公务员法》规定：“一切职员的任用，都要依照本法律和人事院规则的规定，根据其人的考试成绩、工作成绩以及能力的其他实证来进行。”录用考试对于具备人事院规则规定的报考资格的所有国民，在平等条件下公开进行。”美国《文官制度法》规定：“公职人员必须通过公开的竞争性考试，择优任用。”英国在文官招考制度方面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和方法，其淘汰率之大，使得入选者有一种任职的荣誉感，十分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职位。回避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消除政府内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以及近亲繁殖、任人唯亲的不正之风。
相比之下，我国公务领域裙带关系现象还存在一些问题，其弊端正在一一显现。“官二代”这一封建残余现象，从法律意义来讲，是违反人权的现象和做法，它不仅与现代宪法精神背道而驰，而且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一种悖离。(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美国“官二代”的多元选择(延伸阅读)
美国政治家族虽存在，但政客的后代和亲属职业选择上是很多元的。例如肯尼迪总统的儿子小肯尼迪的志愿是做新闻；布什之女吉娜·哈格尔当起了NBC节目的记者；里根的两个儿子都在新闻界担任主持人；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从牛津的国际关系专业毕业后，先后在咨询公司和对冲基金公司做事。
这些政坛风云人物的后代，走到了政治的外围，其公共选择颇引人深思。总而言之，他们都在寻找不同的方式，发挥各自特长，去“改变世界”。当然，这些人物的后代若资质平平，那不如做个普普通通的人，过着平平凡凡的一生，未尝不是一大幸福。
在周围，常听到的一个词语叫“影响”。人在这社会上安身立命，对社会施加多大影响，是个关系到我们人生价值的重要问题。奥巴马政府上台初期，曾经提议让CNN的医疗记者古帕塔任美国卫生部长，孰料被古帕塔拒绝。如很多政治评论员所述的那样，古帕塔认为在卫生部长的职位上发挥的作用，未必会比做CNN医疗记者更大。
能否做到选择的多元，关键还要看社会的风向标和家庭的影响，尤其是可以直接施加影响的家庭。在任何一个家庭，父母的影响都是最大的，会潜移默化影响孩子走上类似的道路，而有时候这样的选择，倒是制造了职业选择上的盲点，抹杀了下一代禀赋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