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是有政治性的吗？编辑本段回目录
政治的设计
2001年，当人们发现有可能是佛罗里达州的设计糟糕的蝶式投票系统导致了Al Gore在总统选举中的失败后，设计和政治的话题成了重大新闻。它可能是被最广泛引用的有关设计对政治的影响的例子。然而，如果将该问题摆在设计工业界面前，即“设计是有政治性的吗？”，你将得到一个十分坚定的回答：“否”。
我猜测这是因为政治通常被认为是那些行政机构的活动，而大部分的设计师（如果不是大部分人）认为他们和这些机构是不相关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没有为人察觉的问题：即从根本上来说，政治是关于价值的。而设计，如果它不是体现价值的一种方式，那它就什么也不是了。
我的一些从事政策工作的同事说，他们从政是因为他们想要挑战社会现状，让普通人的生活更好些。而这的确也是我从事设计的原因。因此，设计可能比你想像的更具有政治性。
如果你在“让贫穷成为历史”的活动中购买了 白色腕带的话，你就等于认同“设计能够成为一种政治活动”的观点。设计的最公开的应用就是在一些象征性的符号中，比如正式的政治活动，政治组织，当然还有国 家的标志――例如纳粹党的标志、英国的红色电话亭、艾滋病的红丝带以及白色的橡皮腕带等等――他们的作用就是要把人们号召到同一个政治旗帜下。（在南斯拉夫解体后， 斯洛文尼亚认真地设计了它的钞票和军装，用于表示和前政权划清界限，同时也表明它的作为西方盟友的姿态。[1]）这是一个将政治两个字大写的政治化的品牌包装。政治机构老练的使用它试图与全体世界匹敌。
而同时，像Adbuster 这样的集团也利用设计来暗中破坏以上这些旗帜。带有煽动性的、批判性的设计，以及设计激进主义，这些都利用了设计的力量来进行游说活动和发表对社会的看法。让我更感兴趣的不是设计作为宣传攻势的力量，而是我们作为设计师所拥有的那种可以影响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力量。
设计是有政治性的，这是因为它是有影响力的，而且有时是很强大的影响力。设计师的力量就是可以设计出具有不同影响力的事物。当然，蝶式投票站不是有意被设计成它所具有的那种效果的，但它的确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设计师是否需要为他们的设计所带来的后果负责。
体现意识形态
服务于政治上（ 以及社团的！）的意识形态的纪念碑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是，表现在各种建筑、商品和服务的设计中。一些年前，Do Tank 的 一个由建筑师、决策者和教育学家构成的团队开始考虑重新设计监狱。监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充分表明了设计是如何体现并加强政治意志的。十九世纪， 在如何对待惩罚罪犯的问题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管制、控制，以及通过对他们的精神进行惩罚来使得他们对国家产生敬畏。根据这种思想，建筑师设计了监狱来 压制和去除罪犯的任何自治或个性的想法。这种设计的最极端的体现就是圆形监狱（panopticon）。这种监狱的中心有一个了望塔，它使得观察者能够观察到所有囚犯的情况，而这 些囚犯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被观察：一个建筑上的“Big Brother”（编者注：英国最流行的偷窥普通人生活的电视节目）。这些设计的确起到了惩罚的作用，但对帮助其设计对象（即犯人）重新做人却没有一点作用。事实上，那些仍然存在的圆形监狱已经被发现会给囚犯造成精神上的创伤。
尽管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可今天的监狱还是按照和以前一样的模型来建造的。现代监狱的作用应当是提高罪犯的知识和社会技能，以便能使他们重新做人，并降低再犯罪率。但是这种意识形态在老式的监狱里却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这些地方的证据表明，保证一个罪犯安全所需的花费和在著名的私立学校――伊顿公学 里教育一个学生的花费是相同的。百分之八十的资金用在了安全问题上，而只有百分之二十用于罪犯的教育上。Do Tank 认 为，新的意识形态需要新的设计，因此他们创造出了一种监狱的设计，它将那两项花费的比例颠倒了过来，并加强了帮助罪犯重新回到社会的工作。新监狱的设计将建筑分成由一组组罪犯构成的“房间”，这些“房间”中还有单间，他们被设计成可以支持通过联网的键盘和显示屏来进行学习，同时还提供一些特定的选择，例如可以选择和一个相邻的单间结成伙伴。作为制度化的解毒剂， 这些“房间”从安全性上说更加高效（这意味着百分之八十的花费可以用于教育），而同时，他们对于帮助罪犯重返社会来说也是很有效的，这是因为罪犯将会学习一些所需的技能来运行和管理他们的“房间”。[2]
Fenix知识中心 ©A Brunberg/B Ericsson/J Pattison/Fenix Kunskapcentrum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学校的设计。在英国，中学的设置是从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那时候的意识形态是提倡平等，同时以一种福特式的、整齐划一的方式来进行教学活动。学生一排排地坐在老式的面前，老师则在黑板上授课。五十年过去了，尽管现在的工作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对于信息技术和团队工作的强调，然而上述情景依然没有变化。现在，政府已经有了一个建立在学习风格的多样性和创新性的基础之上的想法和新的课程设置，并已经开始大规模地进行课程设计和建造新的学校 。这些新的学校就像孩子们经常逃学去玩耍的大型购物中心一样，空间设计很灵活，集体工作和独自工作的地方都有，既有需在课桌上完成的作业，也有角色扮演活动，同时学生们也可以独立地学习。英国设计协会已经和全国的学校一起工作，重新设计学习环境，创造新的教学设施和灵活的学习空间，以便支持创新性的学习方式。
除了设计新的学校，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让公众和老师看到像有关学习的哲学这样抽象的事物中所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呢？新的意识形态需要新的设计。
传统政治中已经有了一种变化：即意识到自顶向下的策略不再有效，尤其是公共服务的设计一定要围绕用户来进行。传统的决策者通常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设计师却具备。
给予更多权利. . . 给谁呢？
我们通常认为，政治是被政府的高层人物所操控的权力，不过在这里仍要注意法国哲学家Michel Foucault的观点，他认为权力是无处不在地融入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我们生存的空间，我们使用的工具，我们与之进行交互的系统，所有这些都是由设计作为中介的，因此设计就拥有了一部分的权力。不论我们是否喜欢，设计都正在被用来塑造我们的社会――但是，它是在被谁使用呢？
让我们来看看设计和健康的关系。举例来说，II型糖尿病属于那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良饮食和缺乏锻炼引起的慢性疾病。Morgan Spurlock的电影《Supersize Me 》讲述的是我们周围的世界就是一个“有毒的环境”，它被设计成使我们变得缺乏健康。很明显，设计是有利于FMCG 公司、汽车制造商和那些给人们提供方便产品的工业的。
不健康的食物更方便，并且它们被“设计”成更加吸引人。开车而不是步行已经成为一种自动的选择。如果大街上充满了卖方便食品的自助食品商店；如果我们附近的人行道已经到处裂缝，灯光昏暗，从而已经不再是为步行而设计的；如果新鲜水果和蔬菜需要排两倍长的队伍才能买到，如果食物标签让人看不懂，自行车道不再存在。。。 那么，想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比如进行更多的锻炼和选择健康的饮食，谈何容易呢？
设计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它有助于提高某种选择的可能性并塑造出某些特定类型的行为。大多数设计师一想到设计是某种形式的社会性工程就裹足不前，但是英国设计协会的RED的主任Hilary Cattam却坚持认为，如果你不关心设计能够支配什么，你就将被它支配。她继续说到：“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来发现设计具有哪些影响，并确保我们是在使用这些影响来达到社会公平的目的。”因此，在有关饮食的例子中，我们完全可以假设，如果我们利用设计的力量来使得我们更健康，一切将会有多么大的不同。
正如Charles Leadbeater所指出的：“在过去，设计是被一些专家来使用并为用户服务的。从现在开始，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将由用户来为自己进行设计”。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师变成了协调人和推动者，而不是决定人们想要做什么的独裁者。”
重要的事情先来（First things first）
政治权力可以分为三部分：做出决定、设置议程和决定优先选择权。 2000年重新发布 的《重要的事情先来》的宣言要求我们对于我们在优先选择中的作用有更清醒的认识。
“那些将他们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广告、市场和品牌开发活动中的设计师其实就是在支持和暗中助长了一种充满了商业味道的环境，它影响着普通市民和消费者的言谈、思想、感觉、反应以及和外界交互的方方面面。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都在帮助草拟公众言论的简化的，不可测量的有害法规。”[3]
我认为，这种谈论是否有害取决于你的价值观，但是这就是政治。一些设计师会说，我们是按照目标市场的偏好来设计的。但提出了偏好塑造理论（Preference-shaping）的英国学院派人物Steven Lukes 却会说，领导者不应当仅仅是迎合选民的偏好，他还应去塑造他们的偏好 [4] （例如，工业设计师可能会发现他们在利用设计来使得那些提供动力和能量的工具看起来更具有阳刚之气）。就像设计教育者Katherin McCoy所说，“设计不是一个中性的，无价值的过程。”她坚持认为，即使是最无害的集体活动也从不缺少政治立场。[5]
最关键的是，好的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师要从用户的观点来看问题，而不是从系统、组织或机构的角度。你也可以说，“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观点。设计师通过在用户环境中进行观察，来理解他们复杂的经验、需要和希望，然后才能通过设计的过程来体现和支持这些需要。
后果和责任
最近，作为重新设计公共交通的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拍摄了一个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一天的生活。她穿行于令人迷惑的信号灯中，乘坐几乎无法把婴儿车带上去的公共汽车，走过没完没了的台阶，以及使用过于技术化的售票机。这些都给了她一个明确的信息：你在这里不受欢迎。从政治上来说，在社会中，设计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将各种各样的人排除出去或包容近来。
设计是有政治性的，这是因为它是有影响力的，有时是很强大的影响力。设计师的力量就是可以设计出具有不同影响力的事物。当然，蝶式投票站不是有意被设计成它所具有的那种效果的，但它的确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设计师是否需要为他们的设计所带来的后果负责
大部分的关于可忍受的设计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的。当被问起的时候，很多设计师都会说他们的工作就是做客户想要的。但是正如Rick Poynor所指出的，这是不负责任的。“作为一个设计师，投入精力到合作项目，或者广告，或任何类型的设计活动，这种决定就是带有政治性的选择”[6] 。如果你完成了设计大纲，你就选择了同意。
因此，设计是有政治性的。它是关于价值、权力和偏好的，是关于意识形态和影响力的。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正在变得有政治性（小写的p）。他们不是要进行某种政治活动，而是要解决问题；他们不是要成为高高在上的设计师，而是采取更加贴近民众的方法。他们正在运用他们作为设计师的技巧来展示、创造和证明一些可以改造社会的机会。但是他们出现的原因是设计的政治性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一些既有最终用户又有专业设计人员的讨论会上，那些比较善于表达的人的观点往往能够更具有影响力。设计师使用了一些视觉方面的技术来避免这个问题，从而提供了一个能够被广泛使用的平台以便大家都能作出贡献。如果组织得好的话，参与式设计将能实现根本性的民主，使得普通人能够有机会发表意见，并对最终的结果产生影响。
设计的政治性
很长时间以来，设计被认为是那种大写D的设计：宜家广告把设计师塑造成了品位创造者这样的模式，它的角色就是做决定，并将自己的想象强加于其他人。现在一场革命正在到来。诸如废旧自行车（clunker bikes） ，eBay 以及 FabLabs 的成功都显示出以前的那种设计师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的瓦解。正如Charles Leadbeater所指出的：“在过去，设计是被一些专家来使用并为用户服务的。从现在开始，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将由用户来为自己进行设计”。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师变成了协调人和推动者，而不是决定人们想要做什么的独裁者。”
传统政治中已经有了一种变化：即意识到自顶向下的策略不再有效，尤其是公共服务的设计一定要围绕用户来进行。传统的决策者通常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设计师却具备。
RED项目里与医生、护士、经济学家和政策决定者一起设计。
最关键的是，好的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师要从用户的观点来看问题，而不是从系统、组织或机构的角度。你也可以说，“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观点。设计师通过在用户环境中进行观察，来理解他们复杂的经验、需要和希望，然后才能通过设计的过程来体现和支持这些需要。这表明最终用户自己的知识变得和专家的一样有效。在一些既有最终用户又有专业设计人员的讨论会上，那些比较善于表达的人的观点往往能够更具有影响力。设计师使用了一些视觉方面的技术来避免这个问题，从而提供了一个能够被广泛使用的平台以便大家都能作出贡献。如果组织得好的话，参与式设计将能实现根本性的民主，使得普通人能够有机会发表意见，并对最终的结果产生影响。
设计人员必须找到新的工作方式，以使得他们可以在最被需要的时候运用他们的技能―――处理诸如长期的卫生保健，气候变化以及人口老化问题。
越来越多的决策者正在同设计人员合作来开发一些新的公共服务和创新性的公共政策。像 Live|work 这样的服务设计公司正在同区域发展部门一起工作，以便创造一种新型的农村交通系统，Engine 也已经同智囊团 Demos 合作来帮助学校创造个性化的学习环境。Manzini and Jegou’s Sustainable Everyday 项目表现了视觉化情景设计在计划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方面的力量。其他一些设计人员则为一些社会变化创造工具，比如Stefan Magdalinski 设计的 WriteToThem.com 还有 TheyWorkForYou.com 以及 英国广播公司的Action Network 小组。像 皇家艺术协会的Design Directions 和 Metropolis的Next Generation 这样的竞赛都表明年轻的设计人员正在越来越关心社会和政治事物。IIT的 “可视化政治” 正在研究重新设计投票过程的用户体验。然而，设计学院仍然很少教育学生有关政治的事情，大多数地方都根本无法得到这种教育。设计人员必须找到新的工作方式，以使得他们可以在最被需要的时候运用他们的技能—处理诸如长期的卫生保健，气候变化以及人口老化问题。
在 RED ，我们认为一种我们称之为 ‘“变换设计”（Transformation design） 的方法能够做到这一点。“变换设计”将能促进设计人员、决策者、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普通人之间的合作，以便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通过和用户以及一线工人在一起，并且在开发的过程中充分考虑用户，这些团体设计出了既实用又令人满意的新型的系统和服务。在运用它组织和机构中，“变换设计”显示出了支持这些创新设计的能力。RED已经把这个方法运用到了公民身份管理、卫生保健和能源消耗领域中。我们是一个正在增长着的以这种方式工作的设计团体的一部分，并且对这种方式的需求也正在增长。
决策者正迫切需要设计人员的技能来创造出应对非常棘手的社会性问题的既实用又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换句话说，政治需要“你”。
脚注
1. From an article by Deyan Sudjic in Touching the State, Design Council/ippr 2004. More in The Edifice Complex: How the Rich and Powerful Shape the World
2. Learning Works: The 21st Century Prison, Hilary Cottam etc. Do Tank 2002 ISBN 0-9543055-0-7
3. First Things First Revisited
4. Steven Lukes, Power: a Radical View, Macmillan, (1974)
5. As quoted in an article by Rick Poynor, First Things First Revisited, Emigre magazine
6. Rick Poynor, First Things First Revisited, Emigre magazine
7. Charles Leadbeater, Observer, Sunday June 19 2005
Jennie Winhall是 RED 的高级设计策略师。RED 是英国设计协会内通过设计来开发社会和经济的创新思维和实践的一个“储备站”（do tank）。
来源：http://www.uigarden.net/chinese/she-ji-shi-you-zheng-zhi-xing-de-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