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公共事件——商业化背景下媒体如何为公共利益服务编辑本段回目录
本文为胡正荣教授做客南方传媒集团岭南大讲坛的演讲实录，主题为《媒体与公共事件—商业化背景下媒体如何为公共利益服务》。
近年来，媒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信息化、全球化已经将公共事件日益推向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平台予以发布和呈现。
席卷全球的媒体商业化浪潮使得媒体的商业利益诉求日益高涨，与此同时，媒体公共利益的缺失却明显凸现。公共事件报道与公共性不能划等号。
媒体变革的关键是什么？新闻传媒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呢？
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应该是公众的论坛，在理性的前提下大家辩论，达成妥协。辩论就是手段、妥协是结果，但我们没有这样的传统，我们不是辩论，而是打架、语言攻击，甚至是人身攻击。
就我国而言，深化媒体改革，需要增强媒体公共性和公共使命。媒体公共性要真的实现，最根本的是媒体体制、机制和政策的调整。
公共事件的媒体化呈现
我们先来讲三个概念，公共事件、媒体、媒体公共事件。
从政府的角度，国家对公共事件的界定，特别是突发公共事件的界定是非常清晰的，分为四大类：自然灾难、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最近的“躲猫猫”事件可以归纳到社会安全事件里。
媒体的本质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通过保护公众的利益，提供公共服务，让大家在媒体上形成公共的论坛，公开发表意见。
在当今这样媒体化的社会，信息只有先公开才能找到解决办法，如果长期把信息捂着盖着，政府的公信力就没有了。政府的公信力没有了，如果真的重要问题出现了，老百姓可能就不会站在你这一边了。媒体本身是社会的论坛，同时也是社会的减压阀，如果社会情绪不经常通过媒体去减压，突然一天爆发起来就会很大。决策者对这个问题认清之后，实际上对公共事件在媒体上的呈现就有相对比较好的通道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颁布之后，情况相对就比过去进步了很多。
《突发事件应对法》是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但是各级地方政府对待公共事件，瞒报、谎报还是挺多的。作为国务院应急办专家委员会委员，我有次去开会时，就听说，某地区曾经发生过突发公共事件，中央政府相关部门打电话过去，第一天有人接，第二天就没有人接了，就当没有这一回事。但今天这个时代有手机、有互联网、有各种各样的渠道，没有不透风的墙，没有纸包得住的火。尤其是互联网，如果“躲猫猫”事件不是互联网造成这么大的声势，可能最后就是真相也“躲猫猫”了，绝对不会说是狱霸的问题。
任何社会都是由无数的个体组成，都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人组成的，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地理空间、政治认同和文化传播，形成一个国家。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二者，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利益体去协调，这个“共同利益体”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老百姓自己组织的非政府组织。但是，中国社会最缺乏公共传统，很少有公共空间的意识，很少有公共利益的概念。我不是说绝对没有，而是很少有。
为什么在网上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呢？因为在互联网上是最没有危险感和顾忌感的，可以随便发言，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枪打出头鸟、过肥的猪先被宰。
我们今天实际上生活在媒体化的社会里，报刊、广播、电视，以及网络等等，今天社会里绝大多数人的经验都是二手经验和间接经验。你对外界的了解都是通过媒体咀嚼之后给你的，绝对不是一手了解的。不管是重庆钉子户、“躲猫猫”，还是三鹿奶粉，实际上我们都是从媒体上看到，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亲身经历。公共事件经过媒体化呈现，就是“媒体公共事件”。
媒体呈现出来的事实不等于真实现实本身，只是一种虚拟现实。记者到现场采访，采访回来的事实是要选取素材，经过加工的，今天听了20件事不能都写在新闻稿里，就挑了两件写出来，那为什么挑了这两件而不是其他18件呢？这就是记者自己的判断。每一个信息流通的环节里都有大量的把关人，每一个人都会选取跟自己价值观相符的东西记录、接纳、传输，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媒体呈现出来的东西跟现实是不一样的。
比如哈尔滨警察打人事件。刚开始时，因为信息不通畅，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录像也不公布，最后网上就炒成了“6名警察围殴致死一大学生”，尽管大学生现在也不是天之骄子了，但是6名警察打死一个大学生，这也太恶毒了。但是随着信息公布越来越多，知道了是大学生先动手的，并且传言他有一个舅舅是在北京当部长，就改成了“六提辖拳打林衙内”，天涯网友还送了一面锦旗：上写“赠哈尔滨六名警察，正义先锋、为民除害”。到最后网络上就将此事传成了“狗咬狗”，网友也折腾累了。所以媒体呈现时，把关人在其中的影响力大家可以看到了。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里，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已经和愈加成为中国老百姓进行社会动员的一个重要力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个现象，互联网上的情绪是很暴躁的，互联网上的暴民很多，互联网上的暴力也很多。尽管海外也有人肉搜索，但是我们这里的人肉搜索很吓人的。现在网络新媒体越来越不是理性和说服的媒介，而越来越成为感性和情绪宣泄的一个渠道，这不是一个社会正常的表现。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应该是公众的论坛，在理性的前提下大家辩论，现代民主政治最核心的运作方式之一就是要通过辩论去说服别人，解释自己，达成妥协。辩论就是手段、妥协是结果，但我们没有这样的传统，我们不是辩论，而是打架、语言攻击，甚至是人身攻击。
一个公共事件需要媒体呈现，但是媒体呈现公共事件时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事件自身，而是有差异的。我说这个道理，是希望大家理性地判断和分析媒体提供给你的有关公共事件的信息。
媒体的商业化和公共性
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大家意识到，社会的进步、政治的改革越来越提上议事日程，媒体的责任就提得越来越多。特别是2003年，中央提出媒体必须要有公益性，发挥公共服务的功能。但是媒体必须要依靠广告生存，媒体自己在商业化的进程中又要满足公共服务，有时自己也很矛盾。
中国的媒体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总的来说还是成就很大，而且在干预社会生活和老百姓参与媒体方面也是前所未有的进步了，但是也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公众不要把所有的板子都打在媒体身上，很多公共事件的背后，本身就有很多很复杂的原因。比如大家都知道1972年的水门事件，通过西方媒体的报道，导致尼克松下台。但是水门事件背后的报料人“深喉”，一直到前两年才真正公布出来。整个事件有非常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在里面。
世界上的媒体分为三种体制，不同体制的媒体，任务不同、使命不同、服务的对象不同，责任也会不同。一类是商业媒体，一类是公共媒体，还有一类是国有媒体。
美国95%的都是商业媒体，商业媒体就是私营的。商业媒体首先是要扩大社会影响，扩大社会影响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当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媒体说什么也受到严格的控制。2003年，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迈克尔·杰克逊的妹妹珍妮·杰克逊在演唱会上跳得太激动，结果把身体不该露出来的地方露出来了，其实比我们的《满城尽带黄金甲》露得少多了，但是美国老百姓不干了，认为有伤风化，美国政府根据法律条款对该电视台进行了罚款处理。
还有一类媒体是公共媒体。英国广播公司（BBC）是公共媒体，既不是国有的，也不是私人老板的，靠的就是收视费生存。在英国，你买一台电视机，不管看不看，一年都得交120英镑。既然公共媒体拿着老百姓的钱，那就得为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为老百姓的公共利益服务。做的节目都很干净，是教育性的，而且真的是让人们的智力、心理和品德都能够提升的节目。当然还有一个前提条件，要关注老百姓关注的话题，所以BBC连英国政府、布莱尔也敢骂，就是因为BBC没有拿政府的钱，也没有拿私人老板的钱。
还有一类是国有媒体。越南、古巴、朝鲜等都是国有媒体。国有媒体有一个特点，服务对象是国家，国家利益至上成为首要标准。每一个国家都有国家利益，但是有时候容易出现借国家利益之名，来压制个体的权利的情况。“文革”时，我们的媒体就是这样的。“文革”期间，媒体上永远说的都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也就是说不需要跟你讨论，没有讨论的余地。
这三类媒体很难说哪一种绝对好、哪一种绝对不好，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但是三类不同的媒体走三种不同的道路，也带来三种不同的社会服务方式。但是我要说一点，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席卷全球的媒介商业化浪潮，媒体迅速商业化。我们国家的媒体从1978年开始出现商业化，1978年“文革”后中国第一条广告出现在媒体上，原来我们的媒体上是不许有广告的。而现在，广告成为了所有媒体经营的最主要收入渠道，跟政府拨款之间的关系是90：10.
面临商业化浪潮侵袭时，我们可以发现，报刊、电台、电视关注的焦点不一样了。因为媒体9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广告，所以现在媒体关注着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这制约着广告。媒体越来越喜欢报道低俗化、边缘化的新闻，即使报道一些公共事件，也是从炒作的角度。这说明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受到了很大的侵袭，但是中国的媒体也真的非常难。这就是典型的体制的两难———中国的媒体是国有体制，但是要靠商业体制赚钱来生存。这是典型的一元体制、二元运作。商业化浪潮席卷的结果，可以看到媒体娱乐化，满世界都是娱乐，“超女”满天飞，然后出现“超男”，以后说不定出现“超老头”、“超老太太”，现在拿小孩开涮的节目也很多，极其无聊。这是我们体制的症结所在。
本来，一个社会应该有多元的声音，可以满足不同社会阶层的需求。社会本身是分层的，媒体也应该分层化。但是现在做不到，大家都想去抢收视率高的阶层。媒体的原创性几乎看不到，所有好看的电视节目都是抄袭国外的，中国电视节目只有一档没有抄袭国外的，那是真的原创，就是“春节联欢晚会”。但是越来越没有办法看了，日益背离春节时刻联欢的意义。
为了追求收视率，公共事件的报道出现商业化取向和趋势，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也值得我们警醒。炒作、渲染、暴力，这些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的商业化浪潮下，媒体都是如此。本来新闻报道追求客观性，但是美国开始出现新闻报道越来越观点化的趋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目标是客观、公正，当然CNN是否做到就另当别论了，反正CNN的目标是这样的。但是9·11之后，美国福克斯新闻网（FOX）跟CNN完全不一样，他就偏要观点化，以比较极端的、耸人听闻的话题和方式来处理新闻。
媒体变革的关键
就我国而言，深化媒体改革，需要增强媒体公共性和公共使命才是当前和未来相当重要的一个任务。2003年开始，中央也意识到媒体公共性的重要。
为什么有的媒体有信誉、有的没有信誉呢？媒体的公信力就是公众的信任力，来自于媒体面向公众服务的品质，简单说就是来自于媒体的公共性。公共性要真的实现，最根本的是体制、机制和政策的调整。但是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中国媒体改革的关键是媒介体制、机制和政策改革，但是怎么改、往什么方向改，这是最大的分歧。
媒体体制现阶段需要整合和实现宏观管制，而不是微观运营。中国的文化、新闻、传播行业的婆婆可多了，可能大家不知道网吧归谁管，网吧是文化部管的，互联网归国务院新闻办管，手机的移动互联网是归工业与信息化部管。但是婆婆越多越没有办法做事，而且把事情搞得非常复杂，因为背后的婆婆都有自己的利益，于是做媳妇的就特别累。中央现在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在一些地方试点文化体制改革，将一些地市的广电局、新闻出版局、文化局、体育局合并，叫“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体育局”，有的地方也简称为“文化委员会”。
我们的媒体政策，常常是在“翻烧饼”。烧饼要两面烙，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明天那样后天这样。现在的政策趋向，应该开放给媒体自主权、增强公共性。要相信中国的媒体，它是有实力而且是有能力的。媒体的使命是发现社会问题，帮助社会问题得到解决，让这个社会更加良性与和谐。媒体就是啄木鸟，让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有虫子，大家赶快去解决，让这棵大树茁壮成长。
现在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比较多，解决这些问题非常复杂。比如地震报道，可以看出我们的媒体和西方国家的媒体还是有差距的。地震报道里，中国媒体的视角，永远是领导人站在最前沿，而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不是这样的。《时代》周刊的封面是一个大人抓着一只小手的照片，普通人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且普通人里，儿童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儿童是弱者。《时代》使用的标题也非常好“HeartbreakinChina”（中国心都碎了）。
媒体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媒介改革最根本的就是核心价值体系。美国学者甘斯（HerbertJ.Gans）经过长期研究美国的新闻报道，发现和提炼出了美国新闻媒介的价值原则，这个价值体系不是白纸黑字成文的，而是美国媒体从业者在从儿童到成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逐步内化进去的价值体系，他们以此来衡量社会的新闻事件。这些可以供我们参考。
首先就是民族优越感，宣传自己的民族优于其他民族，在国际新闻中最明显。第二就是利他的民主，就是要以公共利益为主，而不是当官赚钱。第三就是负责任的资本主义，不能污染环境，不能剥削工人。美国的新闻媒体总是在揭露黑幕，比如说这次金融危机中就揭露出破产企业高管的高薪黑幕。第四是小镇田园主义。第五是个人主义，这是支撑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国家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而存在的。这是西方的原则，没有个人的原则和个人的自由，国家从哪儿来呢？当然这是东方和西方的差异。第六是温和主义，反对超越限制或极端主义，美国大众是不走极端的。第七是秩序，即尊重秩序，而且是尊重权威和相应的恒久价值观，一个社会没有恒久价值观就是一盘散沙。一百多年前孙中山讲过，中国就是一盘散沙。其实就是没有恒久价值观为纽带，一百多年之后到今天，我们的恒久价值观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认为就是钱，这样的物质主义太吓人了。别说只是中国大陆这样，我在海外走了十几个国家，主要国家都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在海外的华人也是一样，都是赚钱，车换得很快、房子换得很豪华，但是对于公共事物从来不关心，华人聚集的地方最脏、最乱、最差。这就需要反思，我们有没有骨子里缺失些什么东西？不要什么都推到制度上。第八就是领导精神，有道德或者有能力的领导，公正直率有远见，精力充沛，勇气十足。
和谐社会如果能达到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那当然最好，这要取决于政府的执政理念、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真正媒体的公共化是取决于这个社会需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最后一切都归因于这样的两个问题，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哪儿呢？中国媒体变革的价值基础是什么？刚才我说了美国新闻从业人员脑子里装的社会价值体系，以此来衡量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总统等等，谁不符合这个体系我就批评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我们中国媒介变革的价值基础就没有了。从晚清的张之洞以来，中国人锲而不舍做的一件事，就是还在寻找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我们现在找到了吗？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3月8日“评论周刊”）
近年来，媒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信息化、全球化已经将公共事件日益推向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平台予以发布和呈现。
席卷全球的媒体商业化浪潮使得媒体的商业利益诉求日益高涨，与此同时，媒体公共利益的缺失却明显凸现。公共事件报道与公共性不能划等号。
媒体变革的关键是什么？新闻传媒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呢？
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应该是公众的论坛，在理性的前提下大家辩论，达成妥协。辩论就是手段、妥协是结果，但我们没有这样的传统，我们不是辩论，而是打架、语言攻击，甚至是人身攻击。
就我国而言，深化媒体改革，需要增强媒体公共性和公共使命。媒体公共性要真的实现，最根本的是媒体体制、机制和政策的调整。
我们先来讲三个概念，公共事件、媒体、媒体公共事件。
从政府的角度，国家对公共事件的界定，特别是突发公共事件的界定是非常清晰的，分为四大类：自然灾难、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最近的“躲猫猫”事件可以归纳到社会安全事件里。
媒体的本质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通过保护公众的利益，提供公共服务，让大家在媒体上形成公共的论坛，公开发表意见。
在当今这样媒体化的社会，信息只有先公开才能找到解决办法，如果长期把信息捂着盖着，政府的公信力就没有了。政府的公信力没有了，如果真的重要问题出现了，老百姓可能就不会站在你这一边了。媒体本身是社会的论坛，同时也是社会的减压阀，如果社会情绪不经常通过媒体去减压，突然一天爆发起来就会很大。决策者对这个问题认清之后，实际上对公共事件在媒体上的呈现就有相对比较好的通道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颁布之后，情况相对就比过去进步了很多。
《突发事件应对法》是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但是各级地方政府对待公共事件，瞒报、谎报还是挺多的。作为国务院应急办专家委员会委员，我有次去开会时，就听说，某地区曾经发生过突发公共事件，中央政府相关部门打电话过去，第一天有人接，第二天就没有人接了，就当没有这一回事。但今天这个时代有手机、有互联网、有各种各样的渠道，没有不透风的墙，没有纸包得住的火。尤其是互联网，如果“躲猫猫”事件不是互联网造成这么大的声势，可能最后就是真相也“躲猫猫”了，绝对不会说是狱霸的问题。
任何社会都是由无数的个体组成，都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人组成的，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地理空间、政治认同和文化传播，形成一个国家。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二者，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利益体去协调，这个“共同利益体”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老百姓自己组织的非政府组织。但是，中国社会最缺乏公共传统，很少有公共空间的意识，很少有公共利益的概念。我不是说绝对没有，而是很少有。
为什么在网上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呢？因为在互联网上是最没有危险感和顾忌感的，可以随便发言，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枪打出头鸟、过肥的猪先被宰。
我们今天实际上生活在媒体化的社会里，报刊、广播、电视，以及网络等等，今天社会里绝大多数人的经验都是二手经验和间接经验。你对外界的了解都是通过媒体咀嚼之后给你的，绝对不是一手了解的。不管是重庆钉子户、“躲猫猫”，还是三鹿奶粉，实际上我们都是从媒体上看到，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亲身经历。公共事件经过媒体化呈现，就是“媒体公共事件”。
媒体呈现出来的事实不等于真实现实本身，只是一种虚拟现实。记者到现场采访，采访回来的事实是要选取素材，经过加工的，今天听了20件事不能都写在新闻稿里，就挑了两件写出来，那为什么挑了这两件而不是其他18件呢？这就是记者自己的判断。每一个信息流通的环节里都有大量的把关人，每一个人都会选取跟自己价值观相符的东西记录、接纳、传输，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媒体呈现出来的东西跟现实是不一样的。
比如哈尔滨警察打人事件。刚开始时，因为信息不通畅，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录像也不公布，最后网上就炒成了“6名警察围殴致死一大学生”，尽管大学生现在也不是天之骄子了，但是6名警察打死一个大学生，这也太恶毒了。但是随着信息公布越来越多，知道了是大学生先动手的，并且传言他有一个舅舅是在北京当部长，就改成了“六提辖拳打林衙内”，天涯网友还送了一面锦旗：上写“赠哈尔滨六名警察，正义先锋、为民除害”。到最后网络上就将此事传成了“狗咬狗”，网友也折腾累了。所以媒体呈现时，把关人在其中的影响力大家可以看到了。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里，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已经和愈加成为中国老百姓进行社会动员的一个重要力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个现象，互联网上的情绪是很暴躁的，互联网上的暴民很多，互联网上的暴力也很多。尽管海外也有人肉搜索，但是我们这里的人肉搜索很吓人的。现在网络新媒体越来越不是理性和说服的媒介，而越来越成为感性和情绪宣泄的一个渠道，这不是一个社会正常的表现。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应该是公众的论坛，在理性的前提下大家辩论，现代民主政治最核心的运作方式之一就是要通过辩论去说服别人，解释自己，达成妥协。辩论就是手段、妥协是结果，但我们没有这样的传统，我们不是辩论，而是打架、语言攻击，甚至是人身攻击。
一个公共事件需要媒体呈现，但是媒体呈现公共事件时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事件自身，而是有差异的。我说这个道理，是希望大家理性地判断和分析媒体提供给你的有关公共事件的信息。
媒体的商业化和公共性
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大家意识到，社会的进步、政治的改革越来越提上议事日程，媒体的责任就提得越来越多。特别是2003年，中央提出媒体必须要有公益性，发挥公共服务的功能。但是媒体必须要依靠广告生存，媒体自己在商业化的进程中又要满足公共服务，有时自己也很矛盾。
中国的媒体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总的来说还是成就很大，而且在干预社会生活和老百姓参与媒体方面也是前所未有的进步了，但是也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公众不要把所有的板子都打在媒体身上，很多公共事件的背后，本身就有很多很复杂的原因。比如大家都知道1972年的水门事件，通过西方媒体的报道，导致尼克松下台。但是水门事件背后的报料人“深喉”，一直到前两年才真正公布出来。整个事件有非常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在里面。
世界上的媒体分为三种体制，不同体制的媒体，任务不同、使命不同、服务的对象不同，责任也会不同。一类是商业媒体，一类是公共媒体，还有一类是国有媒体。
美国95%的都是商业媒体，商业媒体就是私营的。商业媒体首先是要扩大社会影响，扩大社会影响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当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媒体说什么也受到严格的控制。2003年，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迈克尔·杰克逊的妹妹珍妮·杰克逊在演唱会上跳得太激动，结果把身体不该露出来的地方露出来了，其实比我们的《满城尽带黄金甲》露得少多了，但是美国老百姓不干了，认为有伤风化，美国政府根据法律条款对该电视台进行了罚款处理。
还有一类媒体是公共媒体。英国广播公司（BBC）是公共媒体，既不是国有的，也不是私人老板的，靠的就是收视费生存。在英国，你买一台电视机，不管看不看，一年都得交120英镑。既然公共媒体拿着老百姓的钱，那就得为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为老百姓的公共利益服务。做的节目都很干净，是教育性的，而且真的是让人们的智力、心理和品德都能够提升的节目。当然还有一个前提条件，要关注老百姓关注的话题，所以BBC连英国政府、布莱尔也敢骂，就是因为BBC没有拿政府的钱，也没有拿私人老板的钱。
还有一类是国有媒体。越南、古巴、朝鲜等都是国有媒体。国有媒体有一个特点，服务对象是国家，国家利益至上成为首要标准。每一个国家都有国家利益，但是有时候容易出现借国家利益之名，来压制个体的权利的情况。“文革”时，我们的媒体就是这样的。“文革”期间，媒体上永远说的都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也就是说不需要跟你讨论，没有讨论的余地。
这三类媒体很难说哪一种绝对好、哪一种绝对不好，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但是三类不同的媒体走三种不同的道路，也带来三种不同的社会服务方式。但是我要说一点，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席卷全球的媒介商业化浪潮，媒体迅速商业化。我们国家的媒体从1978年开始出现商业化，1978年“文革”后中国第一条广告出现在媒体上，原来我们的媒体上是不许有广告的。而现在，广告成为了所有媒体经营的最主要收入渠道，跟政府拨款之间的关系是90：10.
面临商业化浪潮侵袭时，我们可以发现，报刊、电台、电视关注的焦点不一样了。因为媒体9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广告，所以现在媒体关注着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这制约着广告。媒体越来越喜欢报道低俗化、边缘化的新闻，即使报道一些公共事件，也是从炒作的角度。这说明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受到了很大的侵袭，但是中国的媒体也真的非常难。这就是典型的体制的两难———中国的媒体是国有体制，但是要靠商业体制赚钱来生存。这是典型的一元体制、二元运作。商业化浪潮席卷的结果，可以看到媒体娱乐化，满世界都是娱乐，“超女”满天飞，然后出现“超男”，以后说不定出现“超老头”、“超老太太”，现在拿小孩开涮的节目也很多，极其无聊。这是我们体制的症结所在。
本来，一个社会应该有多元的声音，可以满足不同社会阶层的需求。社会本身是分层的，媒体也应该分层化。但是现在做不到，大家都想去抢收视率高的阶层。媒体的原创性几乎看不到，所有好看的电视节目都是抄袭国外的，中国电视节目只有一档没有抄袭国外的，那是真的原创，就是“春节联欢晚会”。但是越来越没有办法看了，日益背离春节时刻联欢的意义。
为了追求收视率，公共事件的报道出现商业化取向和趋势，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也值得我们警醒。炒作、渲染、暴力，这些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的商业化浪潮下，媒体都是如此。本来新闻报道追求客观性，但是美国开始出现新闻报道越来越观点化的趋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目标是客观、公正，当然CNN是否做到就另当别论了，反正CNN的目标是这样的。但是9·11之后，美国福克斯新闻网（FOX）跟CNN完全不一样，他就偏要观点化，以比较极端的、耸人听闻的话题和方式来处理新闻。
媒体变革的关键
就我国而言，深化媒体改革，需要增强媒体公共性和公共使命才是当前和未来相当重要的一个任务。2003年开始，中央也意识到媒体公共性的重要。
为什么有的媒体有信誉、有的没有信誉呢？媒体的公信力就是公众的信任力，来自于媒体面向公众服务的品质，简单说就是来自于媒体的公共性。公共性要真的实现，最根本的是体制、机制和政策的调整。但是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中国媒体改革的关键是媒介体制、机制和政策改革，但是怎么改、往什么方向改，这是最大的分歧。
媒体体制现阶段需要整合和实现宏观管制，而不是微观运营。中国的文化、新闻、传播行业的婆婆可多了，可能大家不知道网吧归谁管，网吧是文化部管的，互联网归国务院新闻办管，手机的移动互联网是归工业与信息化部管。但是婆婆越多越没有办法做事，而且把事情搞得非常复杂，因为背后的婆婆都有自己的利益，于是做媳妇的就特别累。中央现在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在一些地方试点文化体制改革，将一些地市的广电局、新闻出版局、文化局、体育局合并，叫“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体育局”，有的地方也简称为“文化委员会”。
我们的媒体政策，常常是在“翻烧饼”。烧饼要两面烙，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明天那样后天这样。现在的政策趋向，应该开放给媒体自主权、增强公共性。要相信中国的媒体，它是有实力而且是有能力的。媒体的使命是发现社会问题，帮助社会问题得到解决，让这个社会更加良性与和谐。媒体就是啄木鸟，让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有虫子，大家赶快去解决，让这棵大树茁壮成长。
现在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比较多，解决这些问题非常复杂。比如地震报道，可以看出我们的媒体和西方国家的媒体还是有差距的。地震报道里，中国媒体的视角，永远是领导人站在最前沿，而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不是这样的。《时代》周刊的封面是一个大人抓着一只小手的照片，普通人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且普通人里，儿童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儿童是弱者。《时代》使用的标题也非常好“HeartbreakinChina”（中国心都碎了）。
媒体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媒介改革最根本的就是核心价值体系。美国学者甘斯（HerbertJ.Gans）经过长期研究美国的新闻报道，发现和提炼出了美国新闻媒介的价值原则，这个价值体系不是白纸黑字成文的，而是美国媒体从业者在从儿童到成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逐步内化进去的价值体系，他们以此来衡量社会的新闻事件。这些可以供我们参考。
首先就是民族优越感，宣传自己的民族优于其他民族，在国际新闻中最明显。第二就是利他的民主，就是要以公共利益为主，而不是当官赚钱。第三就是负责任的资本主义，不能污染环境，不能剥削工人。美国的新闻媒体总是在揭露黑幕，比如说这次金融危机中就揭露出破产企业高管的高薪黑幕。第四是小镇田园主义。第五是个人主义，这是支撑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国家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而存在的。这是西方的原则，没有个人的原则和个人的自由，国家从哪儿来呢？当然这是东方和西方的差异。第六是温和主义，反对超越限制或极端主义，美国大众是不走极端的。第七是秩序，即尊重秩序，而且是尊重权威和相应的恒久价值观，一个社会没有恒久价值观就是一盘散沙。一百多年前孙中山讲过，中国就是一盘散沙。其实就是没有恒久价值观为纽带，一百多年之后到今天，我们的恒久价值观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认为就是钱，这样的物质主义太吓人了。别说只是中国大陆这样，我在海外走了十几个国家，主要国家都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在海外的华人也是一样，都是赚钱，车换得很快、房子换得很豪华，但是对于公共事物从来不关心，华人聚集的地方最脏、最乱、最差。这就需要反思，我们有没有骨子里缺失些什么东西？不要什么都推到制度上。第八就是领导精神，有道德或者有能力的领导，公正直率有远见，精力充沛，勇气十足。
和谐社会如果能达到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那当然最好，这要取决于政府的执政理念、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真正媒体的公共化是取决于这个社会需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最后一切都归因于这样的两个问题，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哪儿呢？中国媒体变革的价值基础是什么？刚才我说了美国新闻从业人员脑子里装的社会价值体系，以此来衡量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总统等等，谁不符合这个体系我就批评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我们中国媒介变革的价值基础就没有了。从晚清的张之洞以来，中国人锲而不舍做的一件事，就是还在寻找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我们现在找到了吗？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3月8日“评论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