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VCD之父”重出江湖，欲再引领数字家庭第二次革命 编辑本段回目录
一家名为C2 Microsystems的多媒体编解码芯片初创公司为何口出狂言，声称要推动第二次家庭数字技术革命，并与TI达芬奇平台一争高下？原来它背后的竟然是包括“中国VCD之父”在内的豪华创业团队。
2004年5月，一家名为C2 Microsystems的多媒体编解码芯片初创公司在硅谷悄然成立。两年后，C2挖来了原卓然(Zoran)公司高级副总裁兼DVD事业部总经理刘锦湘博士担任总裁兼CEO，并将总部从美国搬到了中国。在不久前的2007年CES上，C2则大谈第二次数字技术革命，称其芯片可以与TI达芬奇平台一争高下，并已经打入多家顶级消费电子制造商的设计中。在大腕云集的多媒体芯片市场，一个初创公司凭什么这么“张狂”？原来C2的团队曾经是在家庭消费电子第一次数字革命(VCD/DVD)中的弄潮儿，其中C2创办人孙燕生(Edmund Sun)更是被称为全球数字多媒体技术先锋、“MPEG之父”和“中国VCD之父”。
“众所周知，十几年前家电发生了从模拟到数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所有电器从模拟转到数字。到今天，第一次技术革命已经基本完成，DVD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它已经进入生命的后端”。C2公司总裁兼CEO刘锦湘对《国际电子商情》记者表示，“那次转变有几大特怔，一是压缩标准比较统一，为MPGE-2；二是解析度方面都是采用标清；三是所有产品延续了模拟时代的特怔，都是独立运作，没有互相连接和网络功能。”
C2公司总裁兼CEO刘锦湘也曾是DVD市场的风云人物
C-Cube公司和刘锦湘当时所在的Zoran公司都是第一次数字技术革命的先锋，也是被中国业界熟知的两家公司。孙燕生就是C-Cube的创办者，在1993年的CES上，展出一个VCD原型的孙燕生和安徽现代电视技术研究所所长姜万勐偶遇，双方一拍即合，很快成立了“万燕公司”(各取两人名字中的一个字)，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台VCD。随后中国VCD产业好象野火一样燃烧，带动了整个中国家电产业的蓬勃发展，改写了日本厂商在模拟时代一统天下的格局，并培育了步步高、新科、夏新、万利达和奇声等一批中国家电企业。虽然后来万燕和C-Cube(2001年高科技低谷时仍以8.51亿美元被LSI Logic收购)的命运都有些悲壮，但姜万勐和孙燕生却为中国VCD和数字家电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被誉为“中国VCD之父”。
从C-Cube到C2，再搏数字家庭第二次浪潮
不过，从1981年起先后创办了Weitek、C-Cube和DVS等多家硅谷非常知名的多媒体技术公司、被DVD Forum授予唯一终身成就奖和被称为“MPEG之父”的孙燕生并没有止步，又在2004年5月和原C-Cube第一任CTO创办了C2公司——C-Cube中的cube(立方)意指PC、通信和消费融合，去掉日益商品化的PC技术后，C-Cube也就减化为C2，着眼于消费和网络技术快速融合带来的商机。
曾领导Zoran的DVD芯片业务上演东山再起、亲身经历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刘锦湘表示，第一波从模拟到数字的技术革命很大地提升了用户的娱乐体验和便利性，但随着技术进步，很多新需求无法满足，目前业界进入了第二次数字技术革命，也就是网络娱乐(network entertainment)方面，主要技术特怔有：一是从标清走向高清，今年CES上所展出的产品基本上都是高清；二是网络进入消费电子领域，今天MP3、HDTV、HD DVD、手机和iPod等设备都有网络的功能，所有设备都能连接起来，网络作为存储和传输工具，提供很大的便利性，如Yortube网站上存储了很多娱乐内容，今天也有很多电视网站，iPod也有iTune，IPTV运营商也建立了在线多媒体库；三是压缩标准极大丰富，不再只是MPEG-2+AC3，而是有MP3、MPEG-4、H.26?、VC-1、Flash和RealMedia等等。
刘锦湘向《国际电子商情》记者强调说：“因为今天的应用已经非常丰富，从最初只集中在DVD扩展到无穷多，导致许多新一代压缩标准出现，每一个应用可以采用最适合自己的压缩标准，如纯音乐(如iPod)可以用MP3和AAC，PMP可以用MPEG-4，手机可以用H.26?或者VC-1，网络上的视频传播用Flash Video，P2P视频下载可以用RealMedia。但对于用户来说，他需要的是同一内容能够在HDTV、DVD、iPod、PMP和手机等不同平台上播放。”由于电视、PMP和智能手机对视频文件的制式(PAL/NTSC)、格式(H.26?/MPEG4/VC1/Flash)和分辨率(HD/SD/CIF)需求都是不一样的，这样就使它们之间不能分享同一个视频源，因此除了编码和解码外，这就产生了对转码(transcoding)的需求。这也是TI、LSI Logic和NXP等领先多媒体芯片公司近来一直强调的。
他总结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平台上观看任何内容(Anywhere，Anytime，Any terminal，Any content)，即所谓的4A，是第二波数字技术革命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对技术的要求。要达到4A目标，要求芯片和核心技术能够处理很多标准和格式，包括多格式编码、解码和转码(transcoding)。这也是C2公司创立的原因，C2的芯片和技术就是为了第二波技术革命准备的，去推动第二波浪潮。”
力推DSP SoC，要与TI达芬奇平台一争高低
具体来说，C2面向的主要是家庭消费电子第二次数字技术革命中出现的新型产品——媒体中心/媒体服务器(Media center)、Multi-room PVR、Audio HUB、DMA、IPTV机顶盒和各种PMP盒子——在线娱乐内容非常丰富，无线连接技术发展、显示、处理和存储成本大幅下降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这一市场已经开始起飞。为了达到4A需求，这些产品通常要求具有多格式播放、海量存储和连接三大功能，只是根据应用不同侧重点不一样。
针对这种需求，C2力推一种可编程多处理器结合硬件加速引擎的SoC体系架构设计——这与TI达芬奇平台类似。刘锦湘特别向《国际电子商情》记者指出：“我们是一颗芯片满足所有音视频应用需求，客户可以基于我们的可编程平台针对不同应用进行差异化。”C2目前提供工程样片的CC1100数字媒体处理器，主CPU是主频350MHz的超标量RISC处理器，运行Linux OS。它可以每个指令周期执行4条指令(普通ARM/MIPS每个指令周期执行1条指令)，并支持硬件双线程技术。视频编解码工作由3个可编程但不同架构的子处理器(256位的向量处理器，Motion Estimator引擎和Entropy引擎)分阶段协同完成。视频显示的后处理以及模拟输出工作由硬件单元完成，它可以支持4个的OSD层图像显示叠加，缩放和2D加速。它支持MPEG-2、H.26?、MPEG-4.2、VC-1、RM、Flash和MJEPG等多种视频格式的编解码以及转码。支持多倍速视频转码，画质可达标清。它还在片上集成有PCI-E、SATA-II、USB2.0 OTG和SDIO等外设接口。
刘锦湘表示：“这样的设计是为了将复杂的运动图像的处理流程按照其功能和运算复杂度特性分解成多个相对独立的过程，然后用不同架构的处理器去适应和处理运动图像在编解码过程中算法复杂度的变化，最大程度平衡性能，灵活性和功耗的矛盾。这种创新的架构使CC1100以较低的主频就能获取足够的性能来处理各种格式的视频CODEC。”
除了这种TI、NXP、ADI和C2这样的可编程平台外，目前面向数字多媒体应用的平台还有以Broadcom、Zoran、ST、Sigma design和科胜讯代表的ASIC方式，以及英特尔和AMD代表的x86架构。但刘锦湘表示，x86架构的效率太低而且价格昂贵，而ASIC方式灵活性差难以满足第二波技术革命对大量音视频格式和制式的需求，未来的主流是可编程平台，因此C2也将TI达芬奇平台视为最大竞争对手。刘锦湘向《国际电子商情》记者透露说：“虽然ASIC是第一波数字技术革命中的主角，但未来市场空间将越来越小，这也是我离开Zoran的原因之一。”
虽然C2和TI一样都是力推这种基于DSP的SoC，而且刘锦湘也对TI的DSP技术赞不绝口，但他也宣称：“TI达芬奇是基于通用的高性能DSP，其DSP架构很多年前就确定了；而C2的DSP架构2004年才开始设计，专门针对了音视频进行优化，集成了过去十几年来技术发展的成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DSP的架构和算法更先进，效率更高。”他举例说，比如在做MPEG-4 ASP encoding时候，TI需要250MHz左右的时钟频率，而C2只需要120MHz，是TI的一半，效率高得多。
C2公司市场经理刘明璋补充说，目前市面上很多芯片宣称可以支持H.26?和MPEG-4，但很多时候只是支持MPEG-4 SP、H.26? BP，实际上，它们比要支持MPEG-4 ASP和H.26? MP简单很多，因此OEM厂商一定要看清楚他们产品的规格。C2可以实现H.26? main profile encoding和D1 MPGE-4 ASP time shift等高级功能，很少有厂商可以做到，而目前市场对这种需求十分强。
结合中、美优势，C2能否重演历史？
尽管C2有卓越的团队和优秀的技术，但能否从众多厂商脱颖而出，重复其创业者当年在VCD/DVD领域的辉煌，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在过去几年中，有大量初创公司投身于H.26?等先进编解码技术开发，但除了几家被大公司收购外，目前还没有很成功的案例。刘锦湘也向《国际电子商情》记者坦承：“全球半导体产业进入了成熟阶段，发现新大陆和遍地黄金的时代已经结束，需要深挖洞，随着技术越来越复杂，今天的初创公司成功越来越难。”
但他强调，C2有足够的实力独立发展上市(IPO)。他解释说，C2能够和大公司一争高下的原因是，C2面前并没有初创公司常常面临的三个障碍：一、技术门槛问题，C2的技术保持领先；二是市场准入门槛问题，多媒体芯片领域并不存Intel inside式的垄断；三是资金门槛问题，Fabless模式使资金门槛不存在。
相反，C2正在力图结合美国初创公司(Startup))和中国初创公司两者的优势：美国初创公司通常瞄准新兴行业，技术领先，但离市场太远；中国初创公司常常定位于为现有市场提供替代产品，接近客户，但技术上落后。为了结合这两者的优势，C2将总部从美国搬到了北京，将研发中心留在了硅谷——以实现技术的全球性领先和市场的本地化。对于C2是美国公司还是中国公司的问题，刘锦湘对《国际电子商情》记者笑道：“我们是一家总部设在中国的全球性公司，我们对本地化的理解就是业务在哪里，团队就在哪里，以实现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最优化。”他表示，虽然目前这样做的公司不多，但未来一定会是一种趋势。
事实上，这种全球化和本地化的结合，也是刘锦湘在Zoran取得成功的关键。在联发科(MTK)和凌阳的冲击下，几家著名的美国DVD芯片供应商纷纷倒下，而在刘锦湘的领导下，Zoran保持不倒，也是唯一一家在技术上和法庭上打败了MTK的美国公司，Zoran在DVD芯片市场的份额也由2002年的20%上升到了目前的33%左右，和联发科的份额相差不大。这得益于Zoran在芯片研发和本地化上都做得非常出色，刘锦湘也因此在2005年晋升为Zoran公司高级副总裁。
刘锦湘介绍说，CC1100在07年CES上大出风头，已有多家顶级消费电子制造商采用它进行设计，目前以IPTV、媒体中心和机顶盒等固定消费产品为主，在功耗方面优化后，未来将向手持产品扩展。这一群由第一次数字技术革命中弄潮儿们组成的C2，能否在第二次数字技术革命再次取得成功呢，让我们试目以待。
附：C2公司可编程平台架构图示 
世界第一台VCD机诞生记 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中国提起VCD，不能不提起曾经辉煌一时的安徽万燕公司，更不能不提起他的创始人姜万勐。在安徽现代电视技术研究所里，记者见到了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同时也见到了那台至今仍牵动着世人目光的VCD机，它静静地坐在凝聚着主人无数心血的科技成果展览室里，一张用打印纸制成的小纸板上赫然写着它的名字——世界上第一台VCD机。
1992年，在美国举办的国际广播电视技术展览会上，美国C－CUBE公司展出的一项不起眼的MPEG（图像解压缩）技术引起了时为安徽现代集团总经理姜万勐的兴趣，他凭直觉立刻想到，用这一技术可以把图像和声音同时存储在一张小光盘上。此后，姜万勐先后出资57万美元，于1993年9月，将MPEG技术成功地应用到音像视听产品上，研制出一种物美价廉的视听产品——VCD。同年12月，他又与美籍华人孙燕生共同投资1700万美元成立了万燕公司，各取了姜万勐、孙燕生名字中的一个字作为公司名称。
面对记者的采访，姜万勐显得异常平静，对于过去的事情，他仿佛不愿意再提。 在1993年安徽现代电视技术研究所的VCD可行性报告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这是本世纪末消费类电子领域里，中国可能领先的惟一机会。为此，姜万勐进行了一系列的市场调查，得到了一系列的数字：1993年中国市场上组合音响的销售量是142万台，录像机的销售量是170余万台，LD影碟机100万台，CD激光唱机是160余万台。当时的LD光盘是四五百元一张，而VCD机的光盘价格却只有它的10％左右，因此可以预测，VCD机每年的销售量将会达到200万台左右。
中国的老百姓到了1994年底才逐渐认识VCD。在这一年，万燕生产了几万台VCD机。不仅如此，姜万勐还要开发碟片，总不能让老百姓买了枪而没子弹。为此，他又向11家音像出版社购买了版权，推出了97种卡拉OK碟片。在最初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万燕”倾其所有，开创了一个市场，确立了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并形成了一整套成型的技术，独霸于VCD天下。
可以说，万燕的初创是成功的，也是辉煌的。但是，万燕也给自己酿下一杯苦酒。令姜万勐感到伤心的是，万燕推出的第一批1000台VCD机，几乎都被国内外各家电公司买去做了样机，成为解剖的对象。 有人认为，姜万勐所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不懂专利保护，在记者向他问及此事的时候，他的回答相当坦率：“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己认为申请不申请专利似乎意义不大，关键是要让产品尽快占领市场。”
也许正是这一念之差，使姜万勐失去了一次极好的统领市场的机会，同时也使中国在这一产业的发展中失去了本应占有主动权的半壁江山。当事隔多年后的今天，记者问他是否对此感到后悔时，他只是淡淡地一笑，这笑中带着几分无奈，也带着几分愧疚，更带着他永久的遗憾。
姜万勐创办万燕树起了中国VCD机的旗帜，他也应该为此得到国人的赞许。但从万燕最终的结局上看，万燕的兴衰多少又有些悲怆。如果说，当姜万勐开发出第一台VCD机时就立刻申请了专利；如果说，当时国家投资2．4亿元，将安徽作为中国VCD机的生产开发基地的计划成为现实；如果说……中国，乃至世界的VCD机发展史，也许应该是另外一种写法——一部由中国人唱响主旋律的史诗！?
由此，有人把姜万勐比作中国数字光盘技术开发道路上的“革命先烈”。
C2携多媒体处理器杀入国际市场 TI遭遇劲敌编辑本段回目录
——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我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我有所不可攻也。（孙子兵法.九变篇）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说旧人。高科技领域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一家成立仅仅2年多的多媒体编解码芯片公司宣称：“我们的多媒体处理芯片比TI的达芬奇更有效，我们有信心和他们竞争。”
这家芯片公司背景为何？技术新颖在何处？
这家公司就是C2 Microsystems。也许很多人还不太熟悉这家公司，也许很多音视频产品设计公司还在为自己的通讯、娱乐产品设计选择DSP芯片费尽心思。可是在2007年1月的CES上，多家知名的消费电子产品公司已经对展出的CC1100多媒体处理器产品密切关注，很多传统DSP设计工程师看到CC1100的演示后，非常吃惊CC1100在音视频处理上低主频高效率的优异表现——这些显示，这家芯片公司在技术和创新上有着独特之处——对拥有先进新技术的公司，对数字多媒体处理器的发展趋势，一探其究竟是同业者共同的想法。
C2家世
根据C2现任总裁兼CEO刘锦湘博士——原Zoran公司高级副总裁兼DVD事业部总经理的介绍，说C2大名鼎鼎，似乎并不过分。2004年5月，C2由孙燕生博士在硅谷创立。孙燕生是数字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1981年，他成立了Weitek公司，是采用矩阵处理数字信号的先锋之一。1988年，孙燕生又成立C-Cube，含义是Computer(计算机)、Communication(网络)和Consumer(消费娱乐)，希望开发出的产品能够覆盖计算应用、消费娱乐应用及通信应用的所有领域。虽然2001年C-Cube被LSI Logic收购，但直到今天，在数字电视编解码领域，当年被收购的C-Cube技术仍然是LSI Logic数字家电领域的支柱。而在硅谷，在编、解码领域两个最成功的公司，就是C-Cube和Zoran。
孙燕生极大促进了中国数字多媒体的发展。1993年，正在CES上展出他的第一台VCD原型的孙燕生与安徽现代电视技术研究所所长姜万勐邂逅，二人一拍即合，在中国国内设立一个公司推广VCD，这个公司结合了两人的姓名，取名万燕电子，生产出中国第一台VCD。20世纪九十年代初80年代末，在中国的家电行业基本被日本企业一扫而空的市场上，VCD在中国的一枝独秀成就了今天中国数字家电的蓬勃局面。如今，全球70%的DVD在中国生产，VCD功不可没。也正是从那时起，VCD造就了中国家用电器的一大批厂商，从万利达、步步高、新科到夏新，无不是从VCD起家而来。基于对中国数字家电市场的巨大影响和推动，孙燕生和姜万勐被誉为中国的VCD之父。同时，孙燕生博士由于对MPEG技术的特殊贡献，还曾经获得全球DVD Forum的终身成就奖，他也是唯一一个获得此奖的人。
“如今，由于计算机领域已经非常成熟，而消费领域和通讯领域（数字多媒体和网络结合）正处于技术发展中一个非常核心的发展阶段——第二次数字技术革命的阶段，这个市场充满机会。现在新公司则就是将产品定位于Consumer（消费娱乐）和Communication（网络），就是C2，专注在Network和Entertainment的整合上。”刘锦湘告诉记者。
就此看来，C2不乏大名鼎鼎的理由。但是，今天数字多媒体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却一点不亚于当年的VCD、DVD市场。一个从年龄上还属稚嫩的初创公司，又如何能够在DSP领域强手如林的市场上独放光彩呢？这却与C2对两次数字革命的理解有关。
技术革命造就商机
刘锦湘认为，十几年前发生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是从模拟信号转向数字信号的革命，当时C-Cube和Zoran都扮演了先锋的角色。他强调这次革命有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所有的压缩标准比较统一，大家采用的压缩标准都是MPEG-2，从分辨率的角度上讲，大家采用的都是D1（标清）；其二是所有的数字娱乐设备延续了模拟设备的特征，即每个设备都是独立的，没有互相之间的连接，没有网络功能。第一次的革命到今天已经基本完成，典型的代表是VCD和DVD。
现在开始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是网络和多媒体的融合，特点之一是清晰度提升，从标清走向高清。刚从美国消费电子展（CES）参展回来的刘锦湘说，“在刚刚过去的CES-2007上你看不到谁在谈论标清，所有展出的都是高清的。这是未来视频消费电子产品的方向”。特点之二是网络技术进入到消费类电子领域，提供随时随地的娱乐和存储工具，MP3、HDTV、HD DVD、手机等设备都有网络的功能，所有设备都能连接起来。特点之三是应用于娱乐设备的压缩标准开始极大丰富。应用于PMP的有MPEG-4、AC3，应用于网络视频有Flash Video等。各种数字应用从一开始集中在DVD上的应用已经扩展到多种多样的设备上。这种丰富的结果导致了今天各种新的压缩标准的出现，使得每种不同的应用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压缩标准，比如纯音乐的可以用MP3，或者AAC；PMP可以用MPEG-4，手机可以用H.264或者VC-1，网络视频播客可以是Flash Video，P2P的Video下载可以用RealMedia。这种多标准化对技术提出了很强的要求，最终的用户需要任何内容（Any Content）能够随时（Anytime）、随地(Anywhere)、在任何终端(Any Terminal)上实现播放。
“这4个A是第二波的技术革命的目标，发展的潜力非常大。”刘锦湘强调说。
这也是Zoran带给他的深刻体会，并使他为了这个领域的技术和市场实现而不断努力。
“我在Zoran工作了9年，在那里，我亲身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的转变过程。第一波数字革命给用户带来了很大的娱乐享受的提高，有限地满足了用户的感受。随着客户要求的逐渐提高，很多技术上的要求是第一波革命所远远没有实现的。4A对技术的要求和将对数字家庭产生的深远影响的前景促生了C2新技术的诞生。这是一种全新高性能、低成本全编程数字多媒体处理器。它能处理很多的数字格式。传统ASIC最大的弱点是无法提供终端用户极大的灵活性，只能针对一种应用提供低成本应用，而没有办法同时支持多种压缩、解压缩的格式。我们充分理解这种市场的需求，这也是我们当初成立C2的一个初衷——解决这些问题，推动多格式的压缩和解压缩应用。”他说，现在可以看到，TI、LSI、飞利浦都在强调一点——转码技术，它可以同时处理多格式的压缩和解压缩标准。
按照刘锦湘的说法，对提供多媒体处理器的公司，从技术角度讲只有两类，一类是TI、飞利浦、ADI和C2等公司，提供完全软件可编程的媒体处理器产品；另外一类是Broadcom、Zoran等提供ASIC方案的公司。
刘锦湘认为TI在通用DSP领域确实做的不错。TI的DSP是专门用于处理各种数据的通用信号处理器。在音、视频领域，更多的是需要提供一个专门设计的SoC，就是不仅要提供一个CPU，还要提供很多的周边设备——一个很强烈的趋势就是要发展DSP SoC，把DSP和它所需要的必要周边设备及接口集成在一起。“在这方面，我们和TI的达芬奇技术是一样的。”
相比之下，TI的DSP发展较早，通用性较强，它可以处理音频、视频、医疗信息、科学运算等数据。“C2的多媒体芯片则是专门针对音、视频和图像应用进行过优化的DSP。特点是针对性强，效率高。”
“C2 DSP的架构从2004年开始设计，总结、集成了DSP和音视频领域发展的经验和成果。C2的CC1100看上去只有一颗芯片，但它支持MPEG-2、H.264、MPEG4.2、VC-1、RM、Flash和MJEPG等多种视频格式的编解码以及转码，可以覆盖所有的数字音视频的应用，如IPTV、数字多媒体电视、安防等，由于架构的灵活性，它可以同时应用在多个市场中，支持多倍速视频转码，画质可达标清，还在片上集成有PCI-E、SATA-II、USB2.0 OTG和SDIO等外设接口。根据TI自己公开的性能数据对比来看，TI DaVinci在运行MPEG-4 SP (Simple Profile)D1的视频编码时，需要250MHz左右的CPU带宽。而C2的CC1100运行更复杂的MPEG-4 ASP（Advanced Simple Profile）D1视频编码时，只需要占用120MHz的CPU带宽。效率超过DaVinci一倍以上。我们的DSP在架构和音视频算法上能比TI的达芬奇更有效、更加先进。”
与TI只提供芯片，主要依靠第三方提供软件相比，刘锦湘认为这是C2在商业模式上另一个比TI优越的地方。“第三方可以带来好处，但完全依靠第三方提供软件也会带来弊端。好处是，第三方可以为DSP提供商开发很多的应用和编、解码器，但是对最终用户来说，他使用芯开发产品时，要同时与芯片厂商、第三方发生联系，对于多种解码应用来说，比如MPEG-4 和H.264两种视频Codec，第三方可能提供MPEG-4，也许还会有第四方提供H.264，那你就需要向多个第三方联系，更加繁琐。尤其麻烦的是，在系统集成和调试阶段一旦遇到系统级错误，定位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流程会复杂很多，周期也很长，因为芯片和软件不是一个公司提供的，协调多方工程师资源来解决问题也很麻烦。”
“我们的策略是，C2会提供生产质量级的算法、底层软件、开发工具，定制的开发系统和Turn-key方案。用户基本不需要2次开发，产品推向市场的周期可以缩短到3个月以内。我们实际上给客户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统一技术平台。C2则直接支持和维护这个平台。由于C2直接提供方案和支持，客户反馈技术问题解决周期会非常短。我们的ODM客户也可以从C2直接拿到参考板，中间件、编码及译码器源码，通过他们的创新和定制开发，为行业客户提供多样化产品形态的解决方案。”
来自太平洋两岸的商业模式
刘锦湘把C2定义成一个总部在中国的全球公司，因为C2的总部在北京，芯片技术核心研发团队在硅谷，而市场在全球。他说，C2同时区别于美国的初创公司和中国的初创公司。
相对于中国的初创公司来说，美国的初创公司会看准一个新兴的技术或者一个新兴的市场，然后靠技术领先和创新赢得市场。而对大多数中国的初创公司来说，他们喜欢在已经存在的成熟市场中，用现有的技术开发出成本更低的产品，主要竞争的是价格。中国的初创公司具有成本低、技术相对滞后的特点，而他们的优势在于距离客户比较近，与客户处于同一个市场，客户沟通方便。相比之下，美国初创公司的弱势也在这里，他们的主要客户在亚太区，但他们距离亚太区市场比较远，与主要客户的沟通和渠道比较少。
刘锦湘认为，对很多公司来讲，采取何种商业模式取决于三个方面。首先是人才，是不是有足够的专家级的人才；第二是技术达到什么样的层次；其三是全球市场的销售模式。“对C2来说，无论是技术还是商务模式，C2都网罗到了全球最顶尖的人才。”
“我们的CTO Steve Purcell是原来C-Cube的CTO。我们的工程师也是这个行业里具有专家级经验的人。这些决定了我们的技术出发点比较高。和典型的美国、中国初创公司相比，C2的商业模式可以说是扬长避短。”C2的技术团队在硅谷，利用了硅谷的高科技，团队中每个人的经验大概都在20几年。总部在北京，技术支持团队在中国，它把太平洋两岸的优势结合了起来。
在Zoran的工作经历让刘锦湘深知技术上领先的本地化公司才是成功的关键。“本地化其实就是全球资源的优化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客户在大陆，你的客户支持团队就该在大陆；如果美国硅谷那边的技术最好，那么你的技术团队就应该在那里。”
C2路线图
在大多数人看来，小公司与大公司是无法抗衡的。因为大公司一般会选择进入技术门槛高、准入门槛高或资金门槛高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小公司难以同时具备这些资源。而与TI相比，作为初创公司的C2却自信满满。“对C2与TI DaVinci在音视频技术方面的竞争来说，C2的核心编解码技术比DaVinci先进，技术门槛不存在；对准入门槛，还没有谁认为只有标记有TI品牌的产品才能买，才值得信任，客户更看重谁的产品性能好、易用，因此准入门槛也不存在。资金上，由于我们采用无厂生产模式，资金门槛也不存在。因此，在多媒体处理器市场领域中，C2有实力和TI竞争。”
他提醒说，全球的半导体市场已经进入成熟发展的阶段。早期发现新大陆、遍地拾宝那样的阶段已经过了，今天是一个深挖洞才能找到黄金，付出更多努力才能成功的阶段。这样的时期，并购也是很自然的事物。但他强调，C2有足够的实力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上市公司，无论是从技术、市场渠道还是管理方面来看。现在的市场也给C2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从目前来讲，发展成独立的上市公司对我们来说是第一位的。”
不断推出新的产品、推动新一轮的创新才是公司青春常驻的秘诀，这亦是刘锦湘在Zoran深有体会的。在C2，当然也不会缺失这个理念。目前，C2 CC1100的下一代媒体处理器——CC1200的设计已经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预计2007年年底推出。按照刘锦湘的预期，与CC1100相比，CC1200性能会更高，功耗则会更低，应用更广，并覆盖CC1100所有的应用，并向手持设备市场拓展。
可以预见，那时，C2在音视频多媒体领域将会覆盖更广泛的战场，也将加速C2与TI达芬奇的交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