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社会学分析编辑本段回目录
内容摘要：手机强势存在，社会学却对其相对默然。本文尝试以手机作为发问社会的方式，通过对手机的“凝视”，以吉登斯现代性三大动力为基点，对手机、手机参与“实践着”的社会事实所“体现”的现代、甚或现代之“后”作一初步分析。本文不拟提出一个“应然”结论，只欲在反思前提下，做出更具“后”特征的社会学试分析，让众家自由选择、定夺。期盼以一孔之见抛砖引玉。
关键词： 手机 沟通 现代性 “后”
正如涂尔干所言，“中介性的事例本身就必须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结构来考察，并且，社会结构需要维持的机制。”手机作为现代社会的沟通中介，抛去其技术外衣，应该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而不是无语。
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说：“了解社会，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首先选择向社会发问的方式”，本文选择了手机作为发问的方式。不过本文只是试图遵循涂尔干倡导的“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对手机这一复杂多面的社会现象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进行初步的解析，更期待由一孔之见抛砖引玉。
一．“凝视” 手机
1. 数据
公用电话剥夺了隐秘的私人谈话空间,于是,腼腆的芬兰人使手机应运而生。1990年全球手机用户数目仅有1100万人，2000年即已增至7亿4100万人，而到2002年初更是达到10亿部。在这10年中，手机占所有电话用户的比重从1990年的2%增加到1998年的38%，每百人拥有的手机数量从0.2增加到12.2支。据预测，到2008年全球用户数目将达到目前的1.7倍，手机用户将突破20亿。
手机在中国的普及速度更加令人吃惊。据有关部门统计数据，截至2003年10月，我国手机用户已达到2.5亿，首次超过固定电话用户数。虽然我国整体的普及率尚低，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手机普及率已超过６０％，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据中国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估计，到2004年中国内地手机用户将达到3.2亿。诺基亚的广告似乎简洁的概括出了这一切，“你每眨一次眼，世界就售出4部诺基亚手机。”
2．影响
手机已经深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政治操作、经济产业、社会互动，个人生活安排，犯罪行为等等。不论是宏观的社会结构，还是微观的行为层面，手机都是无法忽视的科技装置，也引发了许多社会议题。
菲律宾总统艾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2001年被人民赶下台，手机扮演了重要角色。反对他的民众用短信传递口号，组织、协调示威活动，导引群众行动，避免与镇暴警察正面冲突，减少可能造成的伤亡（Katz and Akahus, 2002）；街头盯着手机看消息的“拇指族”，似乎正建构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网；由对手机过分依赖形成的现代心理疾症——“手机依赖症”已悄然现身，如果身边没有手机，就会出现精神不振甚至烦躁焦虑的心理与生理反应。据调查，目前这种现象在青少年中比较严重；手机短信已被有些人断称为传播的“第五媒体”，紧跟其后又将手机多媒体功能称为“第六媒体”，这不单是文字上五和六的区分，重要的是凸现了媒介的“第四种权力”；当父母用手机完成亲职责任——亲子关系媒介化，当青少年用手机参与同辈群体的交往、吸收同侪文化时，手机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否在消解着人类“最原初也是最常见的互动”(吉登斯,1979)？消解着家庭——人类原发地的结构? 通过手机，现代男女情感的红灯分外刺眼。手机只是工具，婚外恋才是内容，电影《手机》04年高票房的冲击，似乎不仅仅是冯氏、戈氏的平民幽默所能涵盖。 手机真的变手雷——藏掖在现代人的腰间，随时爆炸？
二、文献回顾与质疑
1. 文献回顾
与手机相关的学术研究不像因特网研究那样丰富多变，许多论者更慨叹相关研究的缺乏（Robbins and Turner, 2002; Katz and Aakhus, 2002）。的确，即使国外对手机的学术研究，尤其是社会学研究，数量也不多。专书（论文合辑）只有Brown, Green and Harper等人所编的《无线世界》（Wireless World: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the Mobile Age, 2002）、Katz and Aakhus所编的《长时连系》（Perpetual Contact: Mobile Communication, Private Talk, Public Performance, 2002）、Myerson的《海德格、哈贝马斯与手机》（Heidegger, Habermas and the Mobile Phone），以及Rheingold的《聪明暴民：下一次社会革命》（Smart Mobs: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已出版的论文则只有Katriel（1999）、Towsend（2000）、Leung and Wei(1999)、Katz and Aspden(1998)寥寥几篇。（王佳煌，2003）而中文译本在国内也只有台湾出版的《聪明行动族》。
相形之下，国内学者更是采取默然的姿态，在笔者所涉及的资料范围内，能见的只是传播学对手机作的若干传播技术的媒介分析的文章，且重点不约而同放在了仅是手机功能之一——短信的所谓“第五媒体”的相关研究。而专业的社会学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专业社会学家也只有张欢华《世界进入手机时代？》（社会，98：10），以及最近王宁教授在《南方日报》上的那篇更像社会学小品的“南方观点”《“随身带”的现代性》探讨了手机对现代性主体的建构作用。
2. 质疑
社会学研究的相对漠视与其显然的强势现象并存。长久以来，社会学界有一种价值倾向，认为社会学只应研究“严肃的”、“有用的”、“重大的”问题，诸如阶级阶层、贫困、犯罪或社会发展等等。像手机一类现象，则被认为太琐碎了、太肤浅了、太轻松了，不值得花费经历。可是，随着手机的暴涨、短信的铺天盖地，这种以琐碎、肤浅为理由的“无动于衷”是站不住脚的。澳大利亚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根据收发信息时参与感官的多少从概念格上区分了“冷媒体”、“热媒体”（麦克卢汉，2000），而在此，社会学者也似乎因感官上的参与选择而对研究对象有了冷和热的区分——网络的热和手机的冷。而现在的“技术跳出了工厂，不再仅仅充当生产力的角色，而是直接进入了千家万户，扮演着消费力的角色，因为它变成一种日常消费产品”（王宁，2004）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尤其是GPRS技术，手机已不仅仅跳出工厂武装了现代人的现代生活，它还武装了网络，把网络引到了个人数据传输终端的角色上，网可以“随身”了，众家所热衷的“虚拟社会”才可以真实的构成，通过把身体“捆绑”在手机上，由手机实现了身体的“无时不在”，参与到“身体不在场的互动中”（风笑天，2002），从而形构着“真实的虚拟”。如此，手机的社会学研究是这“第三域”研究的前提。是暗证了麦克卢汉所说的“显而易见，通常就意味着熟视无睹”？还是暗证常人方法学批判传统社会学自认为的“优越于日常生活”（杨善华、李猛，1999：65），从而在缺乏反思下对日常世界的“自命不凡”？不过清楚的是，这明显与２０世纪以降社会学界对日常生活的结构分析和实践理性的“凝视”背道而驰。
三、手机：一个过程的视角
“社会何以可能?”不仅仅是霍布斯式的关于秩序的思考，更是有着社会学旨趣的学者共同对社会生成与存在的发问。而在当代的普遍反思和实践的趋向中，更能容易见到沟通卖力建构社会的影子，甚至在哈贝马斯那里，达致“沟通理性”就是在尼采做出“上帝之死”的呐喊后，被福柯宣称“人的消解”进而波德里亚所谓的“社会消解”之后的人和社会的重生之路。
对于互动结构的变迁，科尔曼曾有过对主体变迁的论述，互动主体已不再是自然人，而是法人、传媒工具或是国家。互动结构的其他维度也在发生着变化，包括情景、道具、沟通本身的感官参与等等。以不断渗透进生活，成为人类沟通互动必不可少的工具——手机为例，以上的变化清晰的衍发着。
1. 传统沟通
对沟通的关注来自经典社会学的传统，尽管在二分的传统视野下，这一更为取得微观认同的社会行为依然在两大传统下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论是社会行为的讨论还是对社会结构的诉求。沟通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基本过程，也是一切社会赖以形成的基础，这一是基本共识。借用社会心理学对社会行为的定义——个体或群体对他人或社会所给予的社会刺激的反应，而这个反应反过来又能够成为他人的社会行为的刺激。在这里“刺激”是指来自人或环境的信息作用，而人的社会行为的发生发展本义就是一种广义的信息沟通过程。（周晓红，2000）因此，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辉十分肯定地说：“⋯⋯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或暗地涉及到沟通。”
“行为协调的必然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进行一定意义上的交往，而如果想把行为有效地协调起来，以便能够满足需求，则又必须进行交往”(S.Kanngiesser，1976)。英文的“沟通”一词（communication）从词源学角度，除可译为沟通之外，还有传播、交流、交际、交往之意，尽管有些差异，但在本原上都涉及信息和行为的交流或曰交换。（周晓红，2000）沟通与互动交往，在许多社会学家那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如果要作区分，可以说互动是沟通的广义。已达成共识的是——最本源就是指“人际沟通”或“人际交往”，吉登斯就曾经明确指出，“最原初也是最常见的互动状态是面对面的互动”（李康，1999：232）而随着腾尼斯所说的传统社区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沟通的现代性如何体现？再进而是西方学者提到的“消费社会”中的沟通又会何去何从？下文试从手机这一将现代性引向自我从而重构自我体验和身份的装置对现代性甚至现代之“后”的沟通进行初步剖析。正如王宁所描述的，“尽管血液还是那血液、身体还是那身体，但是被现代性所‘武装’的我们，却再也不是从前的我们了”。既然“现代性通过‘迷你’技术的方式‘武装’着我们”（王宁，2004），那武装后的我们又是如何沟通的呢？
2. 嵌入现代性的手机沟通
纵观西方社会学文献，一个核心的论题就是对兴起于西欧并逐渐向全球扩散的现代工业社会的认识和把握。孔德的“三阶段论”、斯宾塞的“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滕尼斯“社区”和“社会”、涂而干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帕雷托的精英循环论、韦伯的“合理化过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莫不是这些社会学缔造者对“现代性”的凝视。把手机现象放在现代性的背景来分析正是社会学独有视角之一。它为加深和拓宽对沟通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手机与现代性的联系，不只是技术作为现代性内容之一这么简单。手机的使用与普及绝不只是科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所致，也不只是少数好奇的科学家与技术人员在兴趣驱使下造成，而是有其结构的动力。而当今的结构大师吉登斯认为，“在20与21世纪之交，作为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现代性（其过去的发展和现时的制度形式）又重新出现了”，他的现代性界定言简意赅：“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吉登斯分析了与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机制密切相关的时空问题、脱域（disembedding）问题和信任问题。吉登斯断言，现代性的这三个方面将促使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整和延伸，并维持相距遥远的人之间复杂的互动。（转引自文军，2004）手机沟通与现代性的内在逻辑不妨借用这“三大动力”来寻找解读路径。
（1）手机沟通与时空重构
“时空的分离及其不断的重新组合，在这种方式下所产生的社会生活有着精确的时空‘分离’（zoning）”（李康，1999：242-241）。时空的分离在吉登斯那是第一大动力，而手机的沟通不受时空的限制，可以说是手机的原始特点。手机脱胎于固定电话，其发明的初衷就是满足移动通话的需要，这从手机的另一名称中可以窥见一斑：手机。这一特点使“我们的触觉更敏感了，感知距离更远了、眼光更具有渗透力了”。手机“消除了时空距离对我们的束缚，改变了我们和世界的关系，使我们变得更有力量了。”（王宁，2004）
手机的基本特性与功能就是随时随地（any-time-and-any-where）的可接触（contactability）与可获得（availability）。这种特性与功能固然便利了人的生活，却也造成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或生产与再生产时间的相互穿透与重迭，或者说是不同时间的界限模糊。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解释，手机是现代性背景下，雇主延长相对劳动时间的新手段，它有助于雇主以间接的、微调的方式，延长雇用者的工作时间，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王佳煌，2003）不论被雇者是被迫在下班时间被雇主找到，还是自愿开机保持随时可以联络的状态，被雇者都已经卷入进生产，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为雇佣者创造剩余价值的结构性的链条中，无从逃脱。除非关机，可是没有人想听到再开机时电话的另一端告诉，“你已被解雇了”。
手机沟通不但贯串了公私生活的界限，促成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的交迭，延长了工作时间，而且也影响了我们对时间与空间的认知。空间不再是单一的空间，而是分离的、片段的、多重交迭的。时间也不再只是时、分、秒的时间，而是更多支离破碎的时间片段与区块。使用者必须自己设法组合运用，因其职业性质与家庭状况而发展出个人生活策略，在一定的限制内操控零碎化的时间，设法克服空间的限制，从而用手机协调工作生活与个人生活的步调，并在时空的重组与重构同时，构筑其社会关系。正如Puro所言，工作时固然不易休息（偷懒），休息时更要不定时的接触、处理工作事务（转引自王佳煌，2003）。这种在工作与非工作时间的切换、调整，处理工作与私人事务的模式，不正像某些学者的比喻，或可以灵巧演奏爵士乐或可以操弄杂耍的行动（Sherry and Salvador, 2002）。 除对时间的感受不再只是固定的小时与分秒外，更有了在社会时间系统内的重新认识——在社会时间系统上建立的流动的时间单位。最明显的事例就是用手机随时进行的订餐订票，随时使自己的未来时纳入社会时间系统的流动管理中，可能正是如此才可以在无时不在的等待和拥挤的人群、车群中从容，这也正是现代人的时间策略。可问题似乎是这样，我们是否真的必要去等待和拥挤？
３Ｇ技术的应用会实现手机与因特网的随时链接，将最成功的时间技术与空间技术紧密结合，再经由波德里亚所谓的“科技把消费从稀缺资源扩张成 一种社会剩余物，消费便平民化、大众化”（波德里亚，2001）的过程，手机的“随身在线”就不再是梦想，更加强化了手机沟通的即时性和跨时空性。而且时空概念本身也浸透着吉登斯所言的现代性的显著特征，是“外延性和意向性的交互关联着”（洪晓楠 、吴迪 ，2004）。时空不只是日常实践全球化了的时空，还从外延和内涵上拓展到了新的域——“虚拟社会”中的时空。随时召集你的伙伴，无论他（她）是在天涯还是在海角，在现实还是在虚拟，召开各种紧急会议，讨论必须讨论的重大问题，这便可以在手机的ICQ上应用，而不用搬上还是显得沉重和昂贵的笔记本。
（２）“脱域”的手机沟通
动力之二：与时空的分离直接相关的是社会系统（从局部性中）逐渐脱离的过程（disembedding）（李康，1999：242-241）。在接受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回里斯多夫·皮尔森的访谈时（后收录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的附录中）吉登斯清楚地讲到“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远距离发生的事件和行为不断影响我们的生活，这种影响正日益加剧。这就是我所说的脱域（dis－embedding），即从生活形式内‘抽出’，通过时空重组，并重构其原来的情境。”
案例：电影《手机》的情节：
严守一在与情人私会之际，接到妻子的电话，说自己正在与同事费墨在一起，当妻子因为有急事给费墨通话时，严守一的谎言随即败露。电影后半段好友费墨的谎言，也是如出一辙地。
在火车上，严守一的旧情人武月突然打电话来，对方火气挺大，由于“新欢”沈雪在身边，严守一怕武月说下去不知轻重便装傻，便扯着喉咙喊：“啊⋯⋯说话呀，听不见！⋯⋯你大声点！⋯⋯我说话你能听见吗？⋯⋯信号不好⋯⋯我在火车上，回老家！⋯⋯喂⋯⋯”对方果然挂了电话。
从上述案例中可清晰看到“身体不在场”沟通情景抽离与断裂。与传统意义的人际沟通——整体性的交流行为，具有强烈的情景性——不同，手机沟通是发生在特定情景断裂下的整体性沟通的肢解。暂且不论其中关于两性情感的信任伦理的问题，其中的情景断裂性以及整体性沟通的肢解确实是主人公行为成为惯习的结构特征，是其一再如此的条件和中介，纵容了严守一“惯习性”（布迪厄，habitus）的说谎。电影中的阴差阳错其实就是特定情景断裂下的破碎沟通的戏剧化表现。借用默顿的一个分析方法，通过对“反攻能”现象和“正功能”现象的对比研究，可以揭示不易为人发觉的“正常”的社会事实的存在。手机谎言分析显然有助于发现情景抽离的实情。在面对面的人际交流中，说谎是需要很大的心理承受力和很高的技巧的，不仅要言辞从容，而且要声色镇定，稍有不慎，或许只是一个不自然的眼神，都有可能被对方识破。“单纯”的手机沟通（与手机多媒体技术实现的功能相区别）大大地简化了说谎的成本，说谎者不必掩饰自己的表情和动作，只需要声音的演技。因为对方只能听见声音，情景、身体是抽离、缺失的。
吉登斯指出，最原初也是最常见的互动状态是面对面的互动，而随着沟通手段的变化，互动中的共同在场的范围和具体表现形式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李康，1997:233）而这质的变化正是由“脱域”实现的。传统的人际沟通，话语沟通只是整体性的人际交流的一个方面，话语的沟通效果必须与表情、姿态、动作以及具体的情境协调起来，才能构成一个有效的、整体性的人际交流。手机的广泛使用，强化了人际之间的话语沟通方式，但同时肢解了人际交流的整体有效性，而且沟通双方是在不同的情景中，或者说，沟通双方的情景彼此是不透明的。吉登斯提出要考察“在场可得性”（presence-availability）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互动能够成功地进行，并不仅仅在于行动者在时空上的邻近，而是因为他们在一定的时空区域内定位在能够相互监控和安排各自行为的场景之中。（李康，1997：233）不妨借用戈夫曼的拟剧论，在“脱域”的情境中，作一番手机沟通的剧场分析，戈夫曼（Ervin Goffman）曾用戏剧理论（dramaturgy）来分析人们的日常行为，就像表演一样，人们的日常行为在舞台（前台）、演员、观众、道具和后台等等情境中发生。每个人在公共空间里的一举一动都是一种表演，是一种印象整饰（impression management）。手机是我们表演用的、将现代性装进口袋的新道具。这个道具让我们联系越密切，疏离感却越强。我们停止了面对面的交谈，到处都是冲着手机说话的人，他们对与他们擦肩而过的人视而不见。这场戏的一切都在不规则的发生着，消解着剧幕的本身。没有了在场的其他剧组人员，只有一个人的独角戏和不在场的旁白；没有了前后台的区隔，只有一个要求演员必须随时随地转换脚本和角色的戏场，他要不停的表演；没有了绝对的观众和纯粹的“局外人”，只有不断观看并随时加入的互动者；没有了角色冲突，只有始终不断矛盾着的主体和角色。
凤凰卫视的主持人窦文涛就不止一次地在节目中掏出自己的手机，给嘉宾和观众展示其中一些有意思的短信内容。如此一来，谁是观众？谁是演员？谁又是局外人呢？在戈夫曼那里，前后台是有严格区分的，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规则和惯习，若前台的观众贸然闯入后台，则会引起所谓的“崩塌”。可是，当演员主动邀请观众随时进后台，那会发生什么？还能继续表演吗？
再比如在公共场合，一般人说话一定有个听话的对象，这个对象可以是成人、婴儿，甚至猫狗等。但若一个人对着空气说话，那一般人都会认为这个人心理不正常。然而一个常见的镜头上演了，如果这个人的手机装上了耳机，再被头发或衣领遮住，或者手机太小，藏在手掌里面，旁人听见的、看到的就是类似独白的对话，类似“心理不正常”者的行为。可是在脱域的规则下，这是多么“正常”的演出。但“问题是如果所谓的疯子也戴上耳机，喃喃自语，那么我们要如何断定谁是正常人，谁是疯子”？（王佳煌，2003）手机铃声在脱域的现代场景中随意穿行，使着这个便携的随身道具以神奇的现代性作着理性表演的消解，于是有了《手机》影片中的精彩对白，“对⋯⋯啊⋯⋯行⋯⋯噢⋯⋯嗯⋯⋯咳⋯⋯（停顿）⋯⋯听见了。”“肯定是一女的打的。我能翻译。（严守一学着男女两种口气），开会呢？对。说话不方便吧？啊。那我说你听。行。我想你了。噢。你想我了吗？嗯。昨天你真坏。咳。你亲我一下。（停顿）那我亲你一下。听见了吗？”这时众人一同起哄：“听见了！”道具借着现代性的特征穿破了舞台规则，在情景断裂的剧场和整体性沟通肢解的表演中，有些喧宾夺主。
这样一种“抽离”的独特的社会后果，按照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说法，“我们正从扎根于时空的‘树居型’生物变为‘根居型’的游牧民，每日随意（随何人之意尚存疑问）漫游地球。”（转引自马克·波斯特，2001：25）虽然吉登斯认为这不过是“脱域”过程的一个方面，但他也承认“它确实部分地被新社会中觉察到的要求所驱动。人们期望组织起跨越时空的、更快捷、更有效的交往方式。”（吉登斯，2001）
（３）手机与信任
需要提到的，吉登斯的动力机制三是“反思的运用”，似乎与信任相差颇远，但不能忽视的是吉登斯接下来的论述，他把“反思”首先“运用”在了信任系统上。吉登斯那里的信任，更偏向于本体安全性的形而上的概念，与专业技能、专家知识和学者知识力直接相关。表面看，与这里所要讨论的较低层次的人际信任不相关，但都是在一种吉登斯所谓的“脱域式”及“重嵌式”社会安排及社会关系下形成的信任问题。已达成共识的是 ，信任成为一切合作的基础。面对陌生、没有权威、抽离的情境，怎样创建新的“名誉系统”显得特别的重要。否则因为不知道自己在新关系中的位置、在买与卖交易中的优劣势，自然不可能“合作”。知道谁可以信任、可以信任到什么程度，是越来越重要的事情。人的社会生活的关键成功因素就在‘名誉’——我们每个人过去跟人交往的历史，决定了别人对我们行为、人格的评价。
沟通的真诚在情景断裂、沟通整体性肢解的结构下，边际成本减少，现代的“经济理性人”在“有限理性”现实前倾向选择了谎言，实现其的“次优选择”，当谎言成为惯习，建构着人的生活实践，于是人们就在莱宾斯坦提出的“X（低）效率”上习惯的不断选择。如此，已经不只是道德伦理，更是本体意义关乎于“我在”的问题。在言语代替行动与思维的时代，无所指的能指肆意浮游，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亦是假，假亦是真，人们在这样的迷局中，逐渐失去辨别真实的信心和能力。更主要的，我是我的语言编织出来的那个我，我是假的，被自己的谎言湮灭的假人，是一个只会说谎话的人。这不是角色冲突的问题。
博弈论经常会谈到著名的“囚徒困境”。甲乙同案犯，隔离审讯。如果两个都不招，因为证据不充分，两人都只能判1年。如果一方招了，属立功表现，功罪相抵，无罪释放；而另一方则属抗拒从严，判10年。但如果两人都招了，则各判 5 年。结果两个人争先恐后地招了，结结实实地各判了5年。信任的价值在博弈间清晰的彰显，当信任在人与人之间缺失时，社会就会原子化为彼此漠然的孤危的个体。更耐人寻味的是，正是在我们已经无法孤单，也不习惯孤单，在与他人那么“近”中，我们成为孤危个体的。《手机》里，严守一说：“要想说真话，恐怕就得返回到肢体语言时代了。”
这样的境况在当前中国背景下，格外凸现。日常化了的信任焦虑，似乎是当下中国人一个普遍的隐痛。观众在《手机》中看到的是脱口而出的谎言和习以为常的欺骗，虽然戏剧化的表现自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但一个缺失了真诚的现代生活浮世绘仍可在人们心中引起共鸣。孙立平有一段借用“三个浪潮”的概念对中国当前这一“断裂社会”的形象描述，“北京的中关村以及全国许多大城市中的“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即使是严格按照托夫勒的标准，这里也可以称之为名副其实的“第三次浪潮”，“从中关村出去往西南走，十几公里就到了石景山，在那里有全国著名的“首钢”，还是典型的‘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而出了城市，到了广袤的农村，那里则是典型的“第一次文明”的情景”。（孙立平， 2003）在这样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在人际信任上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制度性紊乱。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有比较稳定的文化伦理纽带，人与人之间一般没有复杂的经济关系，所以社会的基本诚信是可以维持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强制性的指令使社会关系变得单一而机械，诚信基本上失去了存在的制度价值。传统伦理在这个时代发生了严重断裂，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诚信机制尚未建立起来。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稀薄冷漠，面对这种社会现状，在法治尚不健全的时候，社会伦理道德也显得苍白无力。于是无处不在的欺诈与瞒骗，成为我们今天每个中国人最痛心也是最无奈的日常话题。基于移动信息技术所引发的沟通信任危机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上的。在各种“迷你”技术产品中，手机最为普及和流行。中国将成为手机的第一大国，显示在这个高科技时代，中国并未落伍。但我们要问的是，手机正在改变中国，要改变到哪个方面？以及如何去面对改变？中国需要适应这种改变带来的冲击。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这已经是一个很迫切的现实问题了。
最后，不妨借用哈伯玛斯沟通行动理论的架构，来看这一现代性“吊诡”现象的信任痕迹，若用默顿的术语也就是“好恶交织”。哈贝马斯认为，真理由共识所构成，而共识是人们在没有内外压力和制约下的理想情境中进行交往沟通达成的。（阮新邦，尹德成，1999：174）暂时抛开沟通行动理论批判的视角，从正面看，沟通理性透过对人类语言行为的分析，肯定人际间真诚的沟通并非纯然是一种手段，其本身是人类存在的目的之一，或者说这是人性的其中一部分。哈贝马斯是强调以人际间的真诚沟通，代替目的理性所鼓励的以满足一己欲望为主导的行为，希望由此重新界定个人在宇宙间的位置。他没有从宗教或超经验的道德领域里寻找现代人的价值信仰，而是尝试透过真诚的人际关系，在现世的日常生活里建立终极关怀的道德信念。对他来说，基于信任的真诚沟通不单只是达至人类相互了解的方法，其本身已构成了一种“共享的美善生活”（the shared good life）（阮新邦，1999）。也就是说，在真诚的人际沟通里，人类分享了相互依赖和信任的存在意义和喜悦，这是一种在人类共同分享的过程里才可以获至的存在意义。
阮新邦曾就这一理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应用做过一番探讨，“传统价值信仰的失落和以满足纯感官消费的生活方式，使得人类本来具有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思维日渐干涸，人际间的关系随着这种生活方式的发展，以及政府的公共策略而出现严重的疏离状态。哈贝马斯所倡导的沟通理性正是要深入分析这些现代社会的问题，并进而展开批判。”（阮新邦，1999：167）基于手机沟通的“疏离”显然在其所述的“现代社会的问题”之列。当我们停止了面对面的交谈，到处是冲着手机说话的人，是以拇指说话的人“拇指一族”，我们随时与他人联系着，却对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人视而不见。这样的人际沟通模式，跟哈贝马斯提出的真诚沟通显然是有很大分别的，但也正好看到了理想和理论层次的讨论与现实世界发展的差距。
一方面，技术的发展确实扩展了沟通的范围，增大了沟通的可能性，并且，使得身体不再有效的限制主体的位置。或者说“通讯设备使整个地球上的神经系统延伸到这样的程度，使它能够将我们的这一星球笼罩在，借用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的术语便是，语言的意识域（noonsphere）内。”（马克·波斯特，2001）同时，人与人的社会互动亦有可能藉由手机，发展出抵抗的策略与诠释的论述，在物化的环境中，建构自身与周遭互动者的微观生活世界。（王佳煌，2003）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另一方面，在高度科技发展和复杂的社会结构里，在沟通理性和科技理性的碰撞中，实现哈氏的“真诚沟通”是否要现代社会付出必然的代价？哈贝马斯提出了有三个"有效宣称"制约着人们可以正确地运用语言跟别人交往。第一个是"真理宣称"。在认知层面上的交往过程里，我们是期望所使用的句子能够反映外在世界的事实，并且是通过这些认知句子把相关事实告诉别人。因此，这些句子的"有效性"是取决于其能否达到事实的真相。说话者在这里遵守的是真理宣称。第二个是"正当宣称"。正当宣称是语言使用者和别人交往时，要遵守支配着人与人交往的社会规范。人际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规范构成。第三个是"真诚宣称"。我们使用的句子是希望别人相信这是真诚表达我们内心的想法和感觉。（阮新邦，尹德成，1999：173）只是在现代的电信沟通方式中，这几个宣称会实现几个，引发的信任危机是不是更清晰的根据。笔者认为这是值得深入讨论的，并不是仅仅的一篇文章能解释清楚。也需要不但的沟通和对话，尝试实现研究上的“理想沟通”。
四、结语
1.手机的沟通之“后”
变迁依然进行着，就像结构在不断的生成一样。在理论家的现代还是后现代争论的“游戏”中，我们不妨在有些“狂欢、断裂、碎片”的现代之“后”的景观中驻足脚步，品味一下哈贝马斯的一段话，“现代性是一项宏伟的工程，尚未完成，它具有开放性，远未终结。”本文无意要在“现”和“后”的概念上作出清晰选择（这在整个学界也远未完成），只是清楚这是一个正在生成的过程，一个无限逼近的过程。因为我们已经可以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看到波德里亚用以建构消费社会理论的诸如“仿像”（simulacrum）、“内爆”(implosion)、“超真实”(hyperreality)、“消费”(consume)、“致命”(deadliness)等概念的现实景象片断，借用哈贝马斯的术语这是一种“殖民化”，是科技、商品、符号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并且我们产生了疑问：这些是否也在用它巨大无比的商品、物质、符号的力量消解着人类沟通，让沟通也“赤裸裸”的消费着——就像波德立亚所断言的“三阶段”的最后，“第一个阶段，包括古代和封建社会，被交换的仅仅是物质生产中的剩余；在第二个阶段即对马克思来说具有核心重要意义的资本主义阶段上，被交换的是全部工业产品的价值；而在第三个阶段上，甚至以往曾经被认为是不可出让的东西如‘德行、爱、知识、意识’也都可以交换”（转引自乔治 瑞泽尔，2003：118）英国伦敦大学社会学教授Scott Lash，也在恳切地告诉我们发生着什么，“人不再寻求沟通过程提供‘意义说理’，却极度要求‘瞬间快感的体验’——只有别出心裁、前所未有、好笑突槌的事件或剧情，才能掳获我们每天浮沉于信息汪洋中的茫然眼神。”这似乎也无独有偶的描述了我们如此熟悉并每日体验的手机短信沟通。
除了消费，还有我们被手机已然监视的身体，它该何去何从？手机的无与伦比的随身性完成了在福柯看来颇具技术难度的“全景式的监狱”的轻松建造。如果你不想关机，就永远在场，而且不只是声音。在多媒体技术的“进化”作用下，手机的全球定位功能、拍照功能等等已经可以让你的身体无时无刻“在场”。可是正如保罗· 利文森所说，“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进展和成功——向往它的完成就存在于铃声那一段的声音中”（保罗· 利文森，2002：64~65），在被“电话线彼端的那位潜在的好莱坞制片人”的魅惑下，在眩人耳目地“内爆”着的——成功——“能指”的“符号系统”中，我们快乐的期待着，焦急地等待在手机旁边，共谋着对我们自己的身体监视。
除了在“后”的场域中结构的变化，变迁的还有沟通的后果。“聪明暴民（Smart Mobs）”、“暴民（Mobs）”、“快闪暴走族”（flash mobs）、“快闪族”、“聪明行动帮”虽然称呼五花八门，但是在朦胧和混乱之中，他们来了，而且来势汹汹！这个人群在莱茵戈德那里被描述为一个全球数字化趋势下新兴浮现的一个全新群族——“一群会用网络、手机等，互相沟通、串联并参与特定族群活动并做出实际行动的人”。这些人出没在纽约、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奥斯陆、堪萨斯城、西雅图到亚洲的新加坡、香港、台北等全球各大都市，他们原本是躲藏在屏幕后面彼此互不相识的年轻男女，瞬间聚集在一起兴致勃勃地到麦当劳跳芭蕾舞、到家具店里坐沙发、在购物中心忽然鼓掌起哄、闯进同一家书店寻找同一本书、在酒店的大堂内装睡、在百货公司前大喊“新年快乐”⋯⋯然后又迅速散去。莱茵戈德认为，“利用好这种社会关系并且驾驭这种社会运动，很可能是下一代科技的杀手级应用，是一个全新的商机所在，即将引发全球新一波消费文化革命。”不过，使我们更兴奋的是，这对于社会学似乎更具颠覆性意义。
2.反思
《圣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耶稣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是的，反省自己，也反思我们的社会学。这是现代性的一个品性。也是不论在哪个语境下——现代性的“困境”、“异化”，或是现代“后”的“致命”——中的出路。比如，然于手机这一司空见惯的景象，我们反思：社会学应该花费笔墨仔细研磨，正是熟视无睹中包含着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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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电影《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