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是一位科学史家，在某种意义上讲，他可以说是近代科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也是一位名的新人文主义的倡导者。在萨顿之前，科学史自身虽然已有很长的发展历程，但却还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职业化的学科而为世人所普遍接受。而萨顿通过一生的努力，以其业绩奠定了科学史学科的基础：他创办了重要的科学史刊物；他确立了这个学术领域的独立性；他建立了以学科为基础的学会；他为科学史领域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一般性的综述、高级的专著以及教学手册，并建立起科学史的教学体系。总之，人们经常把萨顿看作是当代科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但是，作为一位科学史家，萨顿的人文色彩是相当浓厚的，早期的教育使萨顿对于文学、艺术和哲学都有很浓厚的兴趣，这种背景这不仅反映在他自己后来的科学史研究工作和活动中，甚至于也反映在他对女儿的影响中。
生平编辑本段回目录
乔治·萨顿的全名是George Alfred Leon Sarton，他生于1884年8月31日，乔治·萨顿出生在比利时佛兰德省的根特。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工程师，也是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的负责人。在萨顿出生后仅仅几个月，他的母亲就去世了。
George Sarton早期的教育使萨顿对于文学、艺术和哲学都有很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萨顿进入根特大学学习。最初，他学习的专业是哲学，但很快他就对哲学这门学科产生了厌恶。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和思考后，萨顿又回到根特大学，先后学习了化学、结晶学和数学，并曾获得根特大学等四所高等学校受予的化学金质奖章。1911年5月，他完成了题为“牛顿力学原理”的论文，并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一博士论文，也表明了他受到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孔德、迪昂和坦纳里等人的哲学影响。
1911年5月份，在获得了他的博士学位之后，萨顿与英国艺术家埃莉诺·梅布尔·埃尔维斯结了婚，转年的5月，他们便有了一个女儿，并将其名字取为“梅”（与5月May是同一个词）。萨顿的父亲早在1909年去世了，而此时，萨顿已经面临着要负担一家人开销的重任，这位“不肖”的后代将父亲的一个著名的酒窖拍卖，用拍卖所得在根特附近买了一所房子，而且开始具体着手筹划和实施科学史的研究工作。也是在1912年，即他的女儿梅·萨顿出生的那年，萨顿迈出了非常大胆的一步：他要创办一份科学史杂志，并用古代神话中专司生育与治病的女神“爱西斯”（Isis）的名字作为刊名。因此，后来萨顿不无骄傲地称梅·萨顿和《爱西斯》为他的“两个女儿”。
从个人的意义上来讲，这一刊物也为萨顿提供了第一个他所迫切需要的体制化的工具，或者说，是记录和传播其科学史研究和思想的阵地。自从1913年《爱西斯》正式出版。它现已成为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史刊物之一。1924年，美国历史协会为了鼓励和支持萨顿的努力，成立了科学史协会，两年后，《爱西斯》成了该学会的机关刊物。直到1951年为止，萨顿一直担任《爱西斯》的主编，长达40年之久，并时常以自己和夫人的经济收来补贴杂志的亏损。从1936年起，萨顿又主持出版了《爱西斯》的姊妹刊物－－专门刊登长篇研究论文的专刊《俄赛里斯》（Osiris，俄赛里斯也是传说中古埃及的主神之一，是爱西斯的丈夫，负责掌管已故之人，并使万物自阴间复生）。
1914年8月，德国的入侵比利时，这个事件对萨顿后来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德国人入侵后，1914年11月，德军征用了他家的房子，萨顿只好将他的图书抛弃，仅将笔记本埋在后花园中，就与家人一起匆匆离开了比利时，先是到了荷兰，然后又前往英国的伦敦。他先是在英国为陆军部工作了不长一段时间，但很快他就发现，在英国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能够实现他的理想的工作位置，于是，在1915年初，他暂时将家人留在英国，只身前去美国寻求发展，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这样一个他认为更具有对多样性的包容和更具有一种进步精神的地方。
在萨顿刚到美国时，美国不能说没有科学史，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很少数人的一种业余活动而已，还远无称不上是一门学术性的学科，也就更不用说是一种职业了。因此，在大学中要谋到一个科学史教授的位置，在那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幸好在当时的哈佛大学，有一位名叫亨德森的教员，他虽然专业是生物化学，但却是一位博学的人，从1911年开始就在哈佛大学定期地开设一门科学史的课程。与萨顿接触后，亨德森最早认识到萨顿的计划的意义，并成为其热心的支持者。而且，亨德森也是一位在哈佛大学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到1916年5月份，亨德森终于可以告诉萨顿一个好的消息：通过从各种渠道筹集的资助，哈佛大学将以2000美元的薪水聘任萨顿做一年的科学史讲师。他在哈佛作了“在科学家和艺术家列奥纳多·芬奇时代的科学与文明”的洛厄尔演讲。
不过，在职业性的工作位置方面却好景不长，一方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地是因为萨顿开设的课程并没有吸引多少学生，一年以后，哈佛大学没有继续延长萨顿的聘期。另外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是萨顿夫人在1917年生下一个儿子，但只活了半过月就夭折了。
George Sarton从1918年7月开始，萨顿被卡内基研究院任命为科学史副研究员，最初的期限是两年。但实际上，由此开始，萨顿整个后来的职业生涯都与卡内基研究院联系在一起。由于在哈佛任职的终止，萨顿有可能无法继续利用那里最适于他工作的怀德纳图书馆，再次还是由于伍德沃德的干预，才使得他可以继续在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的怀德纳图书馆里工作。后来，他向哈佛大学校长提出，他可以不领薪水地免费为哈佛大学讲一门科学史课，以此换得在图书馆中一间单独的工作室。这一建议被接受了。于是，萨顿就开始了在坎布里奇和华盛顿两地穿梭的工作，主要依靠来自卡内基研究院的薪水生活，同时又可以利用最好的图书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1919年，萨顿回到比利时取回了他原来埋在后花园中的笔记本。1920-1921学年，萨顿再次担任了哈佛大学的科学史讲师，与前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除了有两次相对长时间在国外工作，他一直担任此职务到1940年9月，那时，在来到哈佛大学20多年之后，他终于被任命为这所大学的科学史教授。
虽然《爱西斯》在恢复出版后，有的时候还可以从卡内基研究院获得一些资助，而且在科学史学会成立两年之后，科学史学会也把《爱雪斯》作为其机关刊物，并用一部分会费予以资助，但在总体上这些经费依然远不够用，因此，许多年来，萨顿每年都要从他自己的薪水中拿出大约800美元左右来支付办刊物的亏损。在当时这样一笔钱是不小的数目，多亏了萨顿的夫人，在战前，她曾是一个杰出的现代家具设计师，并在结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作为微型肖像画家的生涯，《爱西斯》出版的第一期，就是由她自己包装并邮寄的，正是依靠她自己教学的收入和从事服装设计的收用来补贴家用，才使得家里的日子和刊物都能够维持下去。
接下来，对于萨顿，则是相对稳定的研究、教学和写作。虽然萨顿曾向哈佛大学提出不想再一仆二主，希望只作为哈佛的教授而不再为卡内基研究院工作，但出于预算的考虑，哈佛大学还是宁愿由卡内基研究院来支付他薪水的主要部分，因上经，在某些场合，他以卡内基研究院研究者的身份出现，比如说，在其最辉煌的巨著《科学史导论》的扉页上，主只注明了他在卡内基研究院的任职，但在另外更多一些的场合，他则被认为是哈佛大学的正式成员。当然，作为教师，萨顿的听众虽然人数依然不多，但他对科学史的热情，人格的媚力和博学却充分地表现在他的教学中。到后来，在美国的许多大学进行演讲，也成为萨顿的重要活动，这些演讲的讲稿的一部分，也经修订后正式出版。
1950年，萨顿的夫人去世，这给萨顿以很大的打击，他觉得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也随之熄灭了。几年后，在1956年3月22日早上，萨顿准备乘飞机去蒙特利尔做一次演讲，他在乘出租车去波士顿机场的路上发病，被送回家里，就在起居室中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无法重燃的温情编辑本段回目录
冷漠背后
George Sarton，被后辈尊称为“现代科学之父”。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注意到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可能是医生人情味的丧失，医学在向前走的过程中，迷失并陶醉在纯技术的世界里——如果不及时纠正，有可能就付出了人文丧失的代价。“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大多数的科学家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的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从广泛的意义来说，相当多的科学家已经不再是科学家了，而成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成了行政官员、操作工，以及精明能干、善于赚钱的人。”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现代医学。George Sarton几乎靠一本巨著就够立足千年。他的一本《科学史导论》影响了后来许多人，“现代科学之父”的荣誉也非他莫属。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那是个什么概念的时间？其时，世界上第一台ENIAC电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明的青霉素，作为人类治疗细菌感染的第一个武器粉墨登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挽救了大量美英盟军伤员的生命。而卡介苗和链霉素在四十年代横空出世，人们畏惧多年的结核病终于得到了有力控制……科学挥舞着大臂，指点江山，改变山河，一派繁荣景象。
但Sarton怀着人文主义的最终关怀，并没有被眼前热闹的科学浪潮所淹没，他果敢甚至大胆地描述了科学发展可能带来的冷漠，人情味可能会因此面临枯萎和消亡：“技术专家如此深地沉浸在他的问题中，以至于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在他眼里已不复存在，而且他的人情味也可能枯萎消亡。于是在他心中可能滋生出一种新的激进主义：平静、冷漠，然而是可怕的激进主义。”
萨顿：文理兼修的“科学史之父”编辑本段回目录
萨顿创办的刊物《爱西斯》和《俄赛里斯》。
萨顿与他女儿梅在1919年的合影。
科学史学会的萨顿奖章
此时，死亡的余音只是人们对他的颂赞，
就像一位邻居所写所说的那样：“我不认识你的父亲，但是他的灯光曾在那里，我把那灯光怀念。”
这是美国女诗人梅·萨顿写给自己父亲的诗。而诗章的主人公，就是著名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这位被誉为当代科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终身在做的就是一件事——使科学史成为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昨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萨顿科学史丛书》中文版在京首发，让我们能更清晰地把握这位“科学史之父”的思想、观点和学术路径。
1 弃文从理，文理结合
萨顿（George Sarton）出生在一个富裕的比利时家庭里，周围浓厚的人文教育环境使他最初接受的教育围绕人文学科展开。因此少年时代的萨顿对文学、艺术和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以后，萨顿进入比利时根特大学学习哲学。
拐点也正是出现在此时。在大学修习了一段时间哲学后，很快萨顿就对这门学科产生了厌恶，并离开了大学。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和思考后，萨顿又回到根特大学，出人意料的是，他选择了理科。
这个弃文从理的大学生在理科上的天赋并不逊于他的人文修养。萨顿先后学了化学、结晶学和数学，并曾获得根特大学等四所高等学校授予的化学金质奖章。
即使如此，萨顿也没有放弃在人文领域中的学习与思考。文理兼修使其掌握了异常丰富的学识，以至有人认为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的时间里，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渊博的学者。也许是兼具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者的学识背景，此时的萨顿表现出对科学史的浓厚兴趣。1910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几乎可以肯定，我要将我一生大部分献身于‘自然哲学’的研究。在这个方向上，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而且，从这种观点来看，物理科学和数学科学活生生的历史、热情洋溢的历史正有待写出。”
“萨顿学了文科，又学理科，最重要的是他一直有人文兴趣，希望发掘出科学最强大的力量。”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员袁江洋指出，年轻时候的萨顿在对人文学科接触很久后，心中产生了疑惑：在诸人文学科中，哲学有历史，政治有历史，宗教有历史，然而科学却没有自己的历史。
正是心中的这种疑惑，年轻的萨顿决定从事科学史的工作。在萨顿看来“科学对人类的功能决不只是为人类带来物质上的利益———那只是它的副产品。科学最宝贵的价值不是这些而是科学的精神。”
2 建立一个新学科
在萨顿之前，科学史已经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发展过程，但还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职业化的学科而为世人所普遍接受。在怀抱着要做科学史家的理想后，萨顿一生都在寻求科学史的职业化。
1911年5月份，博士毕业的萨顿与英国艺术家埃莉诺·埃尔维斯结了婚。次年5月，他们生下一个女儿。肩负一家人开销的重任，又怀抱着做科学史的梦想，萨顿拍卖了父亲的一个酒窖，并用拍卖所得在根特买了一所房子。在这里，他开始具体着手筹划和实施科学史的研究工作。
1912年，萨顿迈出了他心目中“科学史”学科建设大胆的一步：创办一份科学史杂志。这就是此后闻名的《爱西斯》。爱西斯是古代神话中专司生育与治病的女神“爱西斯”（Isis）的名字。不过，在长达40年之久的主编生涯里，萨顿时常以自己和夫人的经济收入来补贴杂志的亏损。然而他依然坚持着《爱西斯》。1936年起，萨顿又主持出版了《爱西斯》的姊妹刊物——专门刊登长篇研究论文的专刊《俄赛里斯》（Osiris，俄赛里斯也是传说中古埃及的主神之一，是爱西斯的丈夫，负责掌管已故之人，并使万物自阴间复生）。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有自己的期刊是必不可少的。”袁江洋指出，在萨顿心中一直有个科学史学科建立的规划蓝图。刊物是其中的一步，此外还有建立学会，建立机构。
事实上，在对科学史学科的建立过程中，一步步都显示出了这样的方向。1924年，美国历史协会为了鼓励和支持萨顿的努力，成立了科学史学会。两年后，《爱西斯》成了该学会的机关刊物。
3 科学史进入哈佛
萨顿刚到美国时，美国很少数的人在做科学史的工作，并仅仅将此视为一种业余活动。此时，要在大学中谋到一个科学史教授的位置，是不可想象的。
在哈佛大学教员亨德森的帮助下，萨顿拥有一份教职：哈佛大学将以2000美元的薪水聘任萨顿做一年的科学史讲师。而从1918年7月开始，萨顿被卡内基研究院任命为科学史副研究员。这段在哈佛的日子，在袁江洋看来也是萨顿为科学史学科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在教授科学史课程的基础上，提出博士生培养计划，最终使科学史独立成系，这些都是确立科学史学科必不可少的元素。此外，萨顿还创建了国际科学史学会。
现在，萨顿被誉为“科学史之父”。袁江洋指出，萨顿令科学史职业化最成功之处，就是坚持科学家的联盟，借助科学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做科学史的，都在寻求与历史学家的联盟。
借助科学的力量在科学史职业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现在科学史的走向已经呈现出别样的生态：科学家的认同不认同都已无关，“因为科学史已经学科化了，科学史曾经借助科学的保护伞成长起来了，现在就可以有人文倾向的科学史。”
4 点燃新人文主义的理想
萨顿一生都致力扮演科学史学科宣传家的角色。在科学史方面他有着庞大的研究计划。由此在勤奋的工作中，萨顿除了每天1小时的古典音乐欣赏作为调节外，几乎没有给个人的生活留下任何时间。而他也以自己的行动为科学史这门学科提供了工具、技术、方法论及理论的方向。
萨顿曾说：一个人有个好的位置是件幸事，但当他被一个抱负不凡的目标所激励，例如当一种宏伟的设想捉住他并占领了他的整个身心时，那就是更大得多的幸福了。此时，就不再是一个人找到了一个工作，而是一种伟大的工作找到了一个可敬的人。事实上，萨顿就是一位被伟大工作找到了的可敬的人。在萨顿的科学史思想中，最著名的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
对此，萨顿自己也表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矛盾体现便是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彼此轻蔑乃至敌视的态度上。科学家认为，“艺术家和历史学家都是一些毫无用处的梦想家。那些傲慢的文人们，即所谓的人文主义者，喜欢宣称他们起的作用更高级更重要，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正是生命中永恒的要素，而科学家们所关心的则是演进的瞬息万变的事物。确实，大多数的文人，而且我也要遗憾地说还有不少的科学家，都只是通过科学的物质成就来理解科学，却不去思考科学的精神，既看不到它内在的美，也看不到它不断地从自然的内部提取出来的美。”
在萨顿看来，没有同人文学科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或知识的每一个分支一旦形成都既是自然的也同样是人的。“科学是它的核心，但仅仅是核心而已。新人文主义并不排斥科学，相反将最大程度地开发科学。它将减少把科学知识抛弃给科学自己的专业所带来的危险。”
5 “光明来自东方”
在萨顿所有的学术著作中，3卷本的巨著《科学史导论》最具代表性。它们在极为详细的文献基础上，以半个世纪作为时间段，对从上古到公元1400年的科学发展做了详尽的编年式的叙述，收入了几乎所有生活在所讨论的时间内的较重要的人物——无论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
“萨顿的理想是要做综合科学史，做世界科学史，从古代做到现代，不分种族，不分民族。”袁江洋指出萨顿以实证科学观作为纲领，认为科学是实证的，在哪发生的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由此就需要面对全世界了。为此，萨顿掌握了很多语言。
一些研究者认为，说萨顿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他掌握了广博的历史知识，以及包括汉语和阿拉伯语在内的14种语言。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萨顿本人可能也从来没计算过自己究竟懂得多少种语言。
而在研究世界科学史的进程中，萨顿有个重要的思想：光明来自东方。袁江洋解释，在对历史熟知后，萨顿在心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科学也好，文明的进程也好，都需要东西方交流，也可以说东西方碰撞。这种情况类似亚历山大大帝的形迹，只有东征埃及，才能建立庞大的帝国。由此，东方的重要性在萨顿的科学史研究中显得尤为突出。
可惜的是，萨顿一直没有来得及做中国的科学史部分。而这个工作只好由李约瑟等人来完成。
而萨顿与中国的再次“相遇”要到1948年。那时，中国科学史家开始注意到萨顿。1948年开始，老一代科学史家钱宝琮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的文章。此文是钱宝琮在读萨顿的名著《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之后的感想和议论。此后，萨顿这个科学史家，又进入了中国科学史家的视野。也许直到现在，他的新人文主义科学理想还在激励着科学史学家。
萨顿科学人性化的理想与现实编辑本段回目录
黄瑞雄
George Sarton摘要 萨顿科学人性化的理想与追求,实质是要使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协调,使自然科学与人文精神、人文价值相统一。这一理想的实现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又具有现实可能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种可能终将成为现实。
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是举世公认的著名科学史家,他为创立科学史学科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因而被人们称为科学史学之父。他具有非常广博的知识,并掌握包括阿拉伯语和汉语在内的十四种语言。有人称他为20世纪世界上学识最渊博的人之一。他将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学科知识和谐地集于一身,成为罕见的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相结合的典范。萨顿终生追求的理想仍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就其理想及现实困难和可能性进行一点粗浅的探讨,但愿能成为引玉之砖,得到同仁指教。
1 萨顿的理想与实践
萨顿一生的最高理想与目标是要使科学人性化,其实质是使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协调发展,使科学与人文精神、人文价值有机地统一起来。他指出:必须把科学和我们的文化的其他部分结合起来,而不能使之作为一种与我们的文化无关的工具来发展。〔1〕他又称这种理想为新人文主义,这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人文主义,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贬低科学,而是使科学“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2〕他认识到科学能给人类带来福祉,也能带来灾害。因此主张既要重视科学的物质价值,更应重视科学的精神价值。如果仅看到前者,即使科学比现在再发达一百倍,我们也不会生活得更好。他肯定科学在人类精神方面的巨大作用,认为科学的统一性显示了人类的统一性,强调科学与人文主义结合的必要性,并认定只有他倡导的新人文主义才能使历史的精神与科学的精神的融合、生命和知识的融合、美与真的融合。新人文主义,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是相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而言的,后者本质上是针对过去的,而前者则更多地面向未来,但二者都是对各种知识的综合运用,以增加人类之间的理解。〔3〕。萨顿还曾经总结出贯穿于其所有研究和著作中的四条指导思想,即统一的思想、科学的人性、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以及对宽容和仁爱的极度需要。〔4〕其中,强调科学人性化是其核心观点。
基于其广博的见识和强烈信念,萨顿进行了卓著的综合性理论研究和实践,取得了英雄般的成就。他从1910年起投身于科学史研究,1912年创办了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史刊物《爱雪斯》(Isis),并担任主编长达40年之久。1936年,他又主持出版了《爱雪斯》的姐妹刊物《俄赛里斯》(Osiris),专门刊登长篇研究论文,他是国际科学史学术团体的主要发起人,他在哈佛大学为创设科学史课程做出了巨大努力,使这门课的地位日益巩固提高,哈佛大学也已成为世界科学史研究中心,一流科学史专家辈出。在《爱雪斯》的最初几期,萨顿发表了一系列解释性和宣言性文章,他指出该刊物之所以独一无二,将不在于所选择的领域,而在于把方法论上的、社会学上的、哲学上的观点和纯粹历史上的观点系统而全面地结合起来,使历史的探究“达成其完整的意义。”〔5〕为此他采取切实行动,以公正的态度迅速地进行《爱01雪斯》编辑班子的组织工作。到1912年9月他就获得了彭加勒、阿仑尼乌斯等各学科领域的众多著名专家学者的支持,体现了其使科学史家广泛了解自然科学各分科史,并吸取自然科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学科专家意见的意图,也反映出其意识到过分专业化的危害性,故而强调对分科史予以综合的重要性。萨顿一生勤奋著述,成绩斐然:共写了15部著作,300篇以上的论文和评注,编了79份科学史评价性文献目录。
萨顿的理想有着深刻的产生背景,以下的“科学人性化面临的现实困难”部分也可视为对此的说明。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科学一直以指数级速度迅猛发展着。至今,原子弹爆炸已属常事,人类登月亦早已实现,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如克隆技术、智能电脑已经出现。人们往往来不及从人文价值及其可能的后果进行考虑,就对无以计数的科学成果加以利用,由此而产生了大量的道德伦理、生态环境等直接威胁人类生存的危机。人们对科技价值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当前尤甚。众多的人文学者指责科学负有“原罪”、“性本恶”,认为科学终将毁灭地球、毁灭人类,因此,主张限制甚至从根本上反对科学的发展。而另一部分人尤其是科学家则坚持认为科学一直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而且认为解决危机,拯救人类必须靠科学,因此,主张科学研究无禁区,科学不仅不应限制,而且应以更快的速度加以发展。当然,尚有不少人对科学的后果漠不关心,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疯狂地滥用科学成果。在萨顿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就是两种看法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冲突,一方是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这些所谓人文学者,另一方是科学家”。〔26〕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对立至今还在加剧,人类的前途与命运更加不可预测,更加难以掌握。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是必然的,为避免人类毁灭悲剧发生,必须使科学有控制地发展,使科学人性化,使之成为完全为人类服务的事业,这就是萨顿理想产生的根本原因。众多的有识之士包括萨顿本人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不凡成就,但这距离理想的实现还很遥远。因此,萨顿的理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萨顿的追求无疑是十分可贵的,他未竟的事业应该成为人类努力实现的目标。
George Sarton著作2 科学人性化面临的现实困难
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及其现实关系进行考察,萨顿科学人性化理想的实现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困难:
(1)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严重分裂甚至对立。科学作为最富有革命性的力量,是一切社会变革的根源,科学发现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变革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传统观念,变革了人类的精神状况。但是,科学发展、分化的结果,却使分别代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知识的科学家与艺术家、历史学家等各行其是,自命不凡、互不相容。正如萨顿指出:“确实,大多数的文人,而且我也要遗憾地说还有不少科学家,都只是通过科学的物质成就来理解科学,都不思考科学的精神,既看不到它的内在美,也看不到它不断地从自然的内部提取出来的美。”〔6〕萨顿认为,现实中存在着下述三种对待科学的错误态度。其一,一些古典学者和文人墨客思想僵化保守,自命为古代与近代文化的卫道士,对科学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美好的物质和精神世界视而不见,似乎自己不属于这个时代,这些人自甘落后于不断发展的时代,是不足取的。其二,一些科学家和发明家,只关注物质的东西,对非物质的东西则不屑一顾,因而难以领略人文知识真善美的魅力,甚至认为艺术家和历史学家都是一些毫无用场的梦想家。其三,不少文人即所谓的人文主义者则傲慢地宣称,他们比科学家更重要,作用更大,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生命中永恒的要素,而科学家们所关心的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瞬时即逝的事物。在萨顿看来,科学的精神价值是科学的生命,而“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理解科学的生命,就像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和宗教的生命一样。”〔6〕
除萨顿外,尚有许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也深刻地洞察到了两种文化的分裂对立。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就曾对科学日益脱离哲学和文学之类的文化活动深怀忧虑。与萨顿所不同的是,他将之归因于科学家将人文学科的主要思维方式即直觉和想象思维忽视了,使之沦落到了次要的地位。因此,“现代物理学家似乎已经失去了从他们的前辈那里继承过来的预见能力。”〔7〕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他看来,如果不是为了扩大和加深我们的世界观,即不是回到自然哲学,达到精神世界的最深处,则对物理学等科学的爱好就毫无意义,他之所以研究物理学,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可能性。汤川秀树十分强调科学目的与人生目的的结合、与人类目标的统一。
著名科学家和作家Ｃ.Ｐ斯诺也以其敏锐的眼光,观察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日益分化,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他指出,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他们趁着人们不注意把自己看作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青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都荒谬地歪曲了对方的形象。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感情方面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8〕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由于互抱偏见,前者认为后者持着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后者则认为前者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斯诺指出,这种只抓一点不及其余,互相曲解和攻讦是相当危险的。
George Sarton(2)机械论和还原主义的僭妄、自然科学日益抽象化、日益远离人性。机械论和还原主义方法由于对近代和现代科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几乎获得唯我独尊的地位。人们妄图以此取代其他一切学科的方法,由此也导致了科学与人性的分裂。自17世纪以来,物理学一直被视为其他科学效法的典范。正如弗•卡普拉所指出的,物理学家们皆以牛顿的数学、笛卡尔的哲学,以及培根的科学方法论为基础,在近300年以来一直持着机械论的世界观,并以此发展完善了经典物理学的概念框架。笛卡尔---牛顿观念于是便占领统治地位。这种观念的主要特征是还原主义、心物分离以及个人中心、重理性轻直觉、重物质轻精神等。还原主义把世界视为由一些基本零件构成的机器,故任何复杂的事物现象,皆可以分割的方法予以分析把握。〔9〕这样,物质世界乃至整个宇宙都被视为由许多相互独立的客体所构成,甚至人亦被视为由零件组装而成的机器。因此,不管是对自然还是对人的研究,即使再复杂,也总能通过将之还原为基本构件,并寻找构件之间的机制的方法加以理解。这种方法论常被等同于科学方法,于是便出现了英国科学史家亚•沃尔夫所指出的状况:“牛顿力学的非凡成功甚至给诸如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各个不同的领域里的工作者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致他们都试图在解决各种问题时以力学或准力学为楷模。”〔10〕还原主义和机械论的方法无疑会使科学非人性化,因为以此法进行科学研究,必然要求排除一切主观人为因素,即科学的认知主体与客体是绝然分离的,此时的人只是一个旁观者,只是观察仪器和思维机器,或者被分析的机器,于是科学实验与理论创造皆同人的主观因素与人性无关。
虽然牛顿及其力学机械论随着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崛起而受到考验和批判,但是,实际上受到批判的只是牛顿的力学而非机械论本身。国内科学思想史家林德宏曾明确指出,爱因斯坦进行了一场伟大的物理学革命,其巨大功勋不可磨灭。但是,由于他把自然界的复杂属性归结为其简单属性；他所要建立的统一场论是一种物理学还原论,认为生命机能可归结为物理过程；他的理论不具有有机的、系统的观点；他也未能正确看待科学认知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互渗互动关系,这都表明他所持的仍然是一种机械论观点,可将之称为“物理学机械论。”〔11〕另外,从爱因斯坦与玻尔之争,以及前者坚持认为“上帝不掷骰子”,否认非局限性联系和随之而来的或然性的根本作用等事实,弗•卡普拉断定爱因斯坦虽然发起了20世纪的科学革命,但却未能超越笛卡尔心物二分的哲学。〔12〕著名科学家普利高津则认为,机械论就是一种还原论。牛顿经典力学机械论主要特征有二,即机械决定论和可逆性。普氏认为,凡是对自然界作静态的、可逆的、严格决定论的、简单化的、把观察者与自然界作截然区分的描述,都属于机械论。因此,不仅牛顿,而且爱因斯坦也抱有机械论思想。〔13〕。虽然,“相对论改变了客观性的经典概念。但是,它留下了经典物理学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要得出对自然的一个'完备'描述的雄心。……在这个意义上,相对论仍然是经典物理学的一个继续。”〔14〕换言之,爱因斯坦的雄心也就是牛顿雄心的继续。
普里高津还进一步指出,即使是量子力学也仍然保留了若干经典物理学机械论的痕迹,最显著者是没有引进时间箭头,即认为时间是可逆的,它与相对论一样,仍因袭了牛顿物理学的静止的、只存在而没有演化的宇宙。量子力学因其机械性较弱可以视为从机械论向非机械论过渡的中间环节,普氏有甚至将其视为经典力学的一个分支。〔15〕
可见,笛卡尔---牛顿的观念继续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科学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后果是使人类知识进一步被肢解,人们对之难以从整体上把握,科学家观察自然的模式仍被认为是纯粹客观的,与人的心灵模式、观念、思想和价值毫无关涉。
致使科学远离人性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科学日益抽象化。这一事实早已为人们意识到。萨顿对此明确指出:“科学的结果总是抽象的,并且倾向于越来越抽象,从而似乎失去了它们的人性。”〔16〕著名科学家普朗克也曾指出物理学正趋向于日益远离人的感觉、远离人性。汤川秀树对此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当前的物理学理论涉及到了一些无法测量的量。而且从这种高度抽象的理论中得到的数学关系,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直接验证,这就导致了脱离直接经验的抽象倾向。本来,物理学从本质上要求与现实世界保持联系,但是物理学家们却只是醉心于抽象的理论和实验数据,只关心数字化的实验数据是否与从高度抽象化的公式中推算出的结果相符。汤川秀树指出这是一种可怕的现象,因为这种科学的目的与人生目的、与人类发现真理的学习动机相违背,因此亦致使建造巨大的粒子加速器等日益庞大的设备、使用效率更高的电子计算机变得毫无意义。他认为,物理学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将令人感到空虚和妄谬。〔17〕
(3)科学成果不当使用导致非人性化。科学发展给人类带来物质利益,但这也具有使科学家人性堕落的危险性。萨顿对此感受就十分强烈,他指出,大多数科学家越来越远地偏离其内心和天国,不再成其为科学家而成为专业狭窄的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政客甚至商人。这些技术专家一旦迷恋于自己的世界,人情味就可能丧失殆尽,表现出一种可怕的冷漠和麻木不仁,德国的某些专家在二战期间成为纳粹的帮凶与同谋就是例证。更为甚者,“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根据纳粹政策的诡诈估价的需要,许多不同的学术领域在不同时间被发动起来；物理人类学和生物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所有分支都是这样---直到工程师竟去建造毒气车和焚尸炉。”〔18〕这种为毁灭成百万人命提供方法和途径的科学家,其精神上排斥人性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曾一贯标榜“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家尚且如此,那些像希特勒一样的政治、军事寡头对科学成果的恶意滥用就更难想象了。同类的事例还有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的爆炸,使无数无辜的平民被伤害。至今核战争爆发的危险依然存在,全球生物完全毁灭的“核冬天”仍然有可能出现。此外,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高科技犯罪等社会问题也在不断加重,这些都使人类深为忧虚和悲观,科学似乎已经成为人性的敌人。
George Sarton著作3 科学人性化的现实可能性
萨顿坚信科学人性化是可以实现的,并认为科学史不仅是唯一可以反映人类进步的历史,而且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他声言:“科学的历史,如果从一种真正哲学的角度去理解,将会开拓我们的眼界,增加我们的同情心；将会提高我们的智力水平和道德水准；将会加深我们对于人类和自然的理解,即达到人文主义的目标。”〔3〕“使科学工作人性化的唯一方法是在科学工作中注入一些历史的精神,注入对过去的敬仰---对作为一切时代的善的见证的敬仰。”〔27〕直言之,科学史是科学人性化唯一可行的途径。萨顿所持的这种历史观和科学观无疑是有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把科学视为历史的中心,以为科学是根治社会弊病的万能药方,这无疑是失当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可以否定他倡导科学人性化,极力协调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的积极意义。事实上,至今这种努力与追求更加迫切需要,并且具有其现实可能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科学本身内含人性因素。作为一种人为的和为人的事业,正如萨顿所言,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是互相渗透的,科学、艺术和宗教都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反作用。自然的研究者是人,尽管这种研究被要求尽可能客观化,但是,它仍是以人类的经验和价值观来观察解释的,“我们的确成功地消除了许多我们的错觉和偏见,但是由于必须由人的头脑把这些结果联系起来并给予解释,这些结论必须带有人的特性。”〔27〕从这种意义上说,自然科学就是关于人的科学。“科学正如同艺术或宗教一样具有人性。它的人性是暗含的。”〔14〕“没有同人文学科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或知识的每一个分支一旦形成都既是自然的也同样是人的。”〔27〕科学中蕴含有不可言喻的美,科学理论为人所建立并系人类独有的成就,“由于它们的人性,它们以天然物体不可能有的方式触动我们的心。”〔14〕科学史最重要的任务正是要发掘科学的人性因素,而不能仅仅关注科学成就本身。“科学史家必须解释科学的发现和理论的进化的那些条件；他也必须把那些科学家作为有血有肉的人向读者介绍,并且尽可能真实地讲出他们一生中的坎坷沉浮。伟大的科学成就是罕见的,伟大的科学家更为罕见。”〔19〕伟大科学家的理想、高尚品德和奉献精神等是科学人性的有力体现。科学家在长期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精神,是人类精神的宝贵组成部分,其主要特征是求实、批判和创造,它本质上与人文精神一样,都是出于对人类前途与命运的关怀而产生,两者之间不仅不存在冲突,而且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科学精神是科学具有人性的又一重要体现方面。因此,科学不是缺乏人性,而是缺乏发掘,通过弘扬科学的人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人们的误解和偏见。
(2)科学认知过程内含人性因素。科学日益抽象化的结果,虽然有导致其越来越远离人的感觉、远离人性的一面,但是,“无论科学可能会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的本质却是人性的。每一个科学的结果都是人性的果实,都是对它的价值的一次证实。”〔27〕从另一方面看,科学越是抽象化就越要求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也就使科学难免人为因素,因而给科学人性化提供了机会和可能。科学理论是对自然界的反映,同一事物可以多种方式方法描述,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所作的描述不尽一样,人们可以选择那些符合人性要求的方式。例如,量子力学创立初期,存在两种等价的形式,一是海森伯、玻恩等人建立的矩阵力学,另一是薛定谔的波动力学,由于后者采用的方法是解微分方程,不仅为大多数物理学家熟悉,且波动方程表现出科学史上罕见的完美性,符合科学家奉行数学美的“教义”,故最终是符合审美要求、较有“人性”的薛氏理论为人们所肯定和选择。
量子论的创立,使人们对主客体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微观、宇观世界中,科学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的绝对界限消失了,两者的相互作用不可避免也不可忽略,正如玻尔所说的:“在现实存在这个伟大的舞台上,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还原主义和机械论在此失效了,科学中的人性因素及其影响、作用得以肯定。在这一点上,自然科学已经与人文学科相类似。科学史家丹皮尔以下一段话可视为这种情况的生动写照:“当我们从力学的抽象观点来考察的时候,宇宙可能完全是机械性的,但是,当我们从心灵的方面来看的时候,宇宙却仍然完全是精神性的。由具体而来的一条光线,物理学可以从它的遥远的发源地一直追寻到它对感光神经的效应,但是,当意识领悟到它的明亮、色彩和感受到它的美的时候,视觉的感觉及对美的认识肯定是存在着的,然而它们却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物理的。”“要想观照生命,看到生命的整体,我们不但需要科学,而且需要伦理学、艺术和哲学。”〔20〕科学负荷审美、伦理道德等价值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微观和宇观认识领域中主客体的关系,以及认识成果尤能证明这一点。
(3)科学领域中有机论正在取代机械论。早在1956年,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就确认科学发展至少有两种不同的途径,即机械论的和有机论的,并且他还洞察到机械论的科学观已经过时,科学的未来发展将采取有机论的途径。这一预见正日益得到印证。当前,不仅在微观、宇观且在宏观层次上皆发生了一场思想变革,这场变革可以普利高津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为标志,他的意图是对包括牛顿力学、相对论甚至量子力学在内的经典物理学及其科学思想的超越。如前所述,普氏对机械论的严重局限性有深刻的认识,故而认为有必要进行一场新的科学思想变革,这场变革的实质就是以有机论取代机械论。他指出:“自然的过程包含着随机性和不可逆性的基本要素。这就导致了一种新的物质观,在其中,物质不再是机械世界观所描述的那种被动的实体,而是与自发的活性相联的。”〔20〕如今,这场革命已为所有领域感受到,其主要表现是要从原来注重可逆、稳定、线性、存在、机械决定论、一元、封闭和简单性的世界,转变为注重不可逆、动态、非线性、演化、或然、多元、开放和复杂的世界,从传统的机械分析转变为新的有机综合,科学的认知主体人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主客体不能绝然分开,必须予以有机整合认识的世界中,人的因素,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亦即萨顿所说的人性成为被关注的重要因素,这也就为科学人性化带来了契机。
(4)现代反科学思想的兴起。这种思潮的实质是反对机械论的科学观,反对滥用科学,故而是对科学非人性化的批判。本世纪70年代起,人们由于觉察到“科学技术拜物教”正在把人类引向灾难的深渊,而对科学的恶性膨胀产生了逆反情绪,对科学本身进行反思,对滥用科学加以谴责和非难,使传统的功利主义科学观、唯科学主义、技术统治主义发生动摇,这就是所谓的反科学思潮。它主要从两方面对近代以来的科学进行诘难。〔22〕首先,它针对传统的科学哲学,要求从认识论方面重新评价知识的意义。如马尔库塞就批判当代科学哲学的观点:一切物理科学的东西都可以分解为数学的和逻辑的关系,并且可“根据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的目的分割开来,从而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学分割开来。”〔23〕而费耶阿本德则更加直截了当地提出“反对方法”,反对有普遍、永恒有效方法的观点,主张多元方法论。另一方面,反科学思潮反对狭隘、片面的功利主义观念,要求从社会伦理角度重新探讨科学的价值。这实质上就是要达到培根曾经企求并极力论证的,使科学实现“正德、利用、厚生”的为目的,使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与道德精神统一和相互协调,使科学的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这也就是萨顿所要达到的科学人性化的理想与目标。
George Sarton人们指责科学不再是文明的道德力量、人类尊严的最高表现,更不是人类获得解放与自由的力量,而是日益被当作一种技术,一种受人利用的工具而受到社会---尤其受到政治、军事力量等社会权威的控制,科学成了社会活动的一种形式,科学思想和精神被忽视,人们关心的只是其效用,这就难以保证其在社会意义上的任何控制。更有甚者,在马尔库塞等人看来,科学技术已具有一种内在的意识形态特征,成为人统治人的手段,他指出:“趋于更有效地统治自然的科学方法,开始通过对自然的统治来为人对人更有效统治提供纯概念和工具。”〔24〕发达工业社会正是凭借其组织的技术基础的方式,倾向于极权主义,技术为不断扩大的同化所有文化领域的政治权力提供了很大的合法性。技术统治的后果是使人成为丧失了合理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的“单向度的人”,整个文化变成了“单向度的文化”,社会成为了“单向度的社会”。的确,现代社会是远未完善甚至极不合理的社会,科学被政治、军事寡头等所滥用而蒙上了不白之冤,在社会控制的状态下,科学家也身不由已,不可能纯粹地“为科学而科学”了。对科学应予反思,对滥用科学必须反对。但是,反科学思潮在大多数时候矫枉过正或有失偏颇。一方面,像费耶阿本德主张的多元方法论,有着强烈的相对主义色彩,以致模糊了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另一方面,这一思潮的批判予头指向了科学和科学家,指责其远离人性甚至成为反人性的力量,这无疑是找错了批判对象。这样也就难于找到切实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譬如马尔库塞所主张的“大拒绝”手段就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不可能成为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方法。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唯利是图而滥用科学的那些所谓政治家、军事家等才是真正应该批判的对象,由于反科学思潮本身的局限性而未能充分达到这一认识。然而,它对科学进行反思的主张,揭示科学具有工具合理性,而不能保证价值合理性等事实却是有益的。可以认为,它是科学人性化必要的一步,因而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之,我们认为萨顿所追求的科学人性化理想,面临着巨大的现实困难。但是困难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故而它又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随着人性的觉醒和全人类对根本利益的强烈要求和实践,尤其是随着更为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出现,科学人性化的目标将可达到,正如马克思曾预见过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5〕主要关涉事实的自然科学和主要关涉价值的人文学科之间必将得以协调,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将实现完美的结合。
参考文献与注释
〔1〕〔6〕〔26〕〔27〕Ｇ.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1、10、49、29页。
〔2〕〔3〕Ｇ.萨顿:《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1、49页。
〔4〕转引自《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1981年1-2期,第45页。
〔5〕〔16〕〔19〕参见Ｇ.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9、1、2、109页。
〔7〕〔17〕参见汤川秀树:《创造力与直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1、40、108、32、109页。
〔8〕Ｃ.Ｐ斯诺:《两种文化》,三联书店,1994年,第3、4页。
〔9〕〔12〕参见弗•卡普拉《转折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3篇、59页。
〔10〕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79页。
〔11〕〔13〕〔15〕参见或转引自林德宏,张相轮:《东方的智慧》,江苏科技出版社,1993年,第346、375、377页。
〔14〕〔21〕普里高津,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67、42页。
〔18〕萨顿引Ｗｅｉｎｒｅｉｃｈ语,见《科学的历史研究》,第18页。
〔20〕Ｗ.Ｃ.丹皮尔《科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0-21页。
〔22〕参见李廷举文《科学史上的连续和间断》中“来自现代反科学思潮的启示”一节。载于赵光武主编《现代科学的哲学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2页。
〔23〕〔24〕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12,第124页、13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卷,第128页。
【作者简介】黄瑞雄,1963年生,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邮编:南京210093
本文出处：《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4）（责任编辑 马惠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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