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裂变
原文出处：《计算机世界》
本期特别报道目录
联想集团该不该领导计算所………A18版
中关村大事值得思考………………… A18版
李国杰院士能不能改变现有的氛围…A19版
“青春之歌”的悲哀……………………A19版
缠绕的痛苦与委屈A20版
重返“象牙塔”…………………………A21—A23版
科学家终将绝迹？……………………A24版
本期特别报道由刘九如策划
所有文章由本报记者蒋胜蓝采写
引言
世纪末风云突变，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6号大院再起波澜。
在当时中科院的改革方案当中，计算所被并入联想集团，成为联想的中央研究院，高文兼任联想中央研究院院长。有媒体称，联想“鲸吞”了计算所。当时的舆论几乎不加思索，均对中科院此举报以热烈的掌声。本报亦拿出10个整版对此事进行了深入报道。然而，仅仅相隔半年，联想忽然宣布成立了自己的中央研究院，传言其“抛弃”了计算所，后者不得不重新回到中科院的怀抱。刚上任半年的高文所长提交了辞呈……
同日，计算所的唐志敏研究员告诉记者，早在1994年，中科院便委托联想对计算所实施了企业化管理，柳传志兼任计算所所长。两年以后，中科院特别委托一家社会中立调查机构，对此事进行调查。计算所大部分员工认为，联想对计算所的企业化管理不仅无助于所里的科研，反而造成了负面影响。或许，联想与计算所短暂“婚姻”破灭的祸根其实早已埋下。不同的是，宣布“结婚”之日，“新人”曾兴冲冲地向传媒界大声地宣告了这一喜讯，但今天“离婚”之时，中科院计算所关起门来，声称拒绝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早在半年以前，有关联想与计算所的各种传言其实早已在业界漫天飞扬。人们对中国的顶级企业——联想，为什么如此迅速地“抛弃”中国的顶级研究所深感诧异。难道中科院有关计算所的改革被证明已然失败？那么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中科院原先有关计算所发展的一些构思是否全盘抛弃？现有计算所准备如何运作？联想中央研究院有什么新的想法？对此变化，中科院怎么说？联想集团怎么说？高文怎么说？李国杰怎么说？
这一选题涉及到科研体制改革，涉及到企业的技术创新，也涉及到技术与市场的关系。透过如此深邃而严峻的选题，我们隐隐地洞悉到了国内外IT产业发展的脉络。从报社的高层领导到普通记者，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中关村为什么“无高科技”？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高科技？到底是科学家还是企业家更多地推动着这个产业的发展？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才真正有利于推动我们的事业？……早在1999年10月中旬，本报便特别派出了记者跟踪这个选题，然而，从联想、李国杰到
在此，竭诚地奉献我们通过艰辛的劳动所得到的思索的果实。这些报道的发布，有可能引发热烈的争论，这正是我们期望的。因为我们相信，只有更加自由、广阔而健康的思考与争论，才能够撞击产生更加富于价值的智慧。愿智慧的灵光照耀我们共同的事业的前程……
联想集团该不该领导计算所（A18）
据悉，根据中科院的最新精神，李国杰担任计算所所长之后，联想集团在计算所管理理事会当中的成员仍为3名，仍占据重要的发言权，所长必须听命于理事会，联想仍为计算所的“行政领导成员之一”。
从奴隶到将军
从1984到1991年，联想集团一直是计算所的全资子公司，属国有民营性质，计算所系联想全部资产的所有者，计算所的所长一直担任联想的董事长，这一段时期，计算所是联想毋庸质疑的领导。1991年以后，联想划为院管公司，计算所45％的股份划归中科院，中科院持有联想65％的股份，另外35％的股份为联想职工持有，联想集团员工个人在这35％中具体的持股方案，至今未获批准。有些计算所员工质疑中科院收回计算所45％股权的做法是否合法。对此，中科院严义埙副院长在1998年岁末的一次公开讲话中声明，国有研究所的资产及其投资的企业的产权属于国家,国家授权中国科学院管理其所属研究所及其机构的资产。科学院也委托计算所管理其特定的资产。联想集团是国有民营企业,不是计算所的集体企业。中科院收回其股权,是为了保证联想集团在更高层次上发展。这实质上意味着计算所和联想集团之间在产权上已经毫无瓜葛。联想属于院管股份制公司，而计算所属于中科院下属的国有研究机构。虽然1995年至1998年岁末，中科院委托联想对计算所实施企业化管理，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担任计算所的所长，但是计算所几乎全部的科研经费仍然来源于国家拨款。
去年年初计算所改革以后，实施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事会领导制度，由于联想在理事会中占据了40％的席位，联想由此从计算所的下属公司晋升为计算所的行政领导。
迅速破灭的“婚姻“泡沫
1999年高文领导的计算所科研经费当中，有20％纯属由国家投资的研究项目，因此联想与计算所的研究人员之间很难发生冲突；但哪些是属于应由联想投资的项目，哪些是属于应由国家投资的项目，则很难有不发生歧义的领域。一方面，计算所一些被访问的研究人员抱怨联想总是说话不算数，该投的钱最终却没投，一些项目联想本不应拥有发言权，但联想却硬要发言；而联想也深感无奈，认为自己的投资并未完全围绕自己的市场指挥棒转，效益不高。联想当然有权利为自己的投资争取一个更加合理的投入产出比例。于是，联想在完成与计算所轰动一时的“金玉良缘”仅仅半年以后，便迅速地蜷身而退，宣布成立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中央研究院，计算所所长高文博士亦提交辞呈。轰轰烈烈的改革行动一波三折，未能如愿，令曾经为之喝彩的传媒界和许多的IT人士甚感遗憾。
目前计算所共有3位院士，刚刚被联想彻底“解聘”的倪光南院士正在从事有关核心技术的研究。李国杰院士是计算所国家智能机中心、曙光并行机项目的课题负责人，刚刚就任计算所所长；曙光机系国家863计划重点支持的项目，其研究经费全部来源于国家科技部的拨款，近两年来，研究费用已达到每年近3000万人民币的规模，为IT领域中最大的863项目；夏培肃院士从事高性能机理论领域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夏院士的研究经费大约为每年600万元，全部来源于由科技部原攀登计划演变成的973计划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拨款。夏培肃院士认为，计算所过去、现在和将来一直是属于中科院的国立研究机构。“我们和联想毫无关系！”70余岁、德高望重的夏培肃院士坚定地说道。在日前为本报撰写的新年专稿当中，夏院士再次强调，高性能机研究应属国家行为，而绝非市场行为。
曾经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管和晶体管大型计算机的中科院计算所，其声望与研究水平在我国IT业界一直首屈一指，联想作为一家主营低端产品PC的公司，曾再三表示自己尚未具备对国家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IT研究项目进行长期投资的能力。事实上，联想也从未对计算所的该类项目进行过投资。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在技术上、还是经济上，联想从未有能力“鲸吞”计算所。联想今天提出建立完全属于自己的中央研究院，迅速地“抛弃”了计算所，应为当初匆忙结合导致的必然结果。或许，这对于联想自身和计算所而言，不啻为一件幸事。
既然分手，又何必再管我
分析者认为，这场婚姻的波折是由于新计算所领导体制混淆不清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在去年年初的一片喝彩声中，许多人寄望计算所在联想的领导下，能够变成中国的贝尔实验室或者IBM的沃森研究中心，既能够为联想提供短期的市场“炮弹“，又能够为国家实施长期的基础研究。然而，批评者认为，首先，计算所作为隶属于中科院的国立研究机构，产权不归联想所有，联想完全不应该在计算所的领导机构──理事会中，占据任何席位。除非中科院将计算所的产权完全交付联想，否则，计算所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的贝尔实验室或者沃森研究中心。联想的角色定位应当是作为计算所的市场顾问或者主顾，而绝非行政领导。联想可以投资委托计算所为自己研发产品，也可以转而委托别的研究所或者干脆自己开发产品，这完全取决于双方的自主选择。这应是一种市场行为而非行政关系，按照商业社会“客户就是上帝”的理论，联想完全可以充当“上帝”，享有绝对的领导权利，但其权限应当被严格限定在它在计算所所投资的项目领域，联想并不能据此而进入理事会，这就好像你可以作为“上帝”选择购买或者不购买IBM的产品或者技术服务，但无论你购买了多大数额的商品，均不意味着你可以成为IBM的董事，除非你有条件购买足量的股权。然而，计算所作为国立研究机构，属事业单位，并无股权可言。一些业界人士则呼吁国家应当切实保护计算所作为独立的国立研究机构的身份，大幅提升其在长期的、基础性、高风险性、战略性IT研究项目的拨款。国立研究机构的主要研究职能应同隶属于企业的联想研究院等机构的职能相互区别。此外，联想作为一家企业，并没有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研究项目提供资金的义务，除非联想认为这些项目具有可观的市场前景，而联想的经济条件又可以承担，或者联想自愿为这些项目提供赞助。
事实上，联想前不久已在计算所下属的曙光集团公司占据了2000万的股权；计算所每年的研究经费中将部分源于联想上缴给中科院的利润；计算所同时也需要联想的市场活力。对此，反对者指出，在曙光公司中持有2000万股权的除了联想，还有深圳发展公司，正像深发展并不能据此而担任计算所理事会领导职务一样，联想亦不能；联想将利润上缴中科院，系联想与中科院的关系问题，中科院向计算所划拨的研究经费，源于知识创新工程、还是联想上缴的利润、或者别的财政预算，完全取决于计算所与中科院之间的协调，与联想完全没有关系，正像假如中科院将联想上缴的利润部分返回计算所、部分划归数学所、部分划拨其他的职能部门，但联想并不能因此而向数学所或其他部门行使领导权利一样，对计算所也不能；联想如果需要委托计算所进行项目研究，其角色定位应为市场主顾或称该项目的“上帝”，但并非行政领导。计算所研究项目的产业化应当通过有效的体制和畅通的市场途径来解决，而并非仅仅依赖一两家公司的眼色，譬如：大量的国内外风险投资基金的引入；前不久国务院刚刚批复的有关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政策中，鼓励技术人员自行创业，并承认技术股的股权；鼓励高技术企业相互拆借资金；以及扩大高交会等促进研究机构、企业和风险投资基金相互沟通的会议频度和规模等等。计算所作为中国最早的、实力最强的国立研究机构，应当为整个国内IT产业的发展提供思想库、技术库和人才库，而不应当仅仅充当某一家企业的孵化器，部分研究人员认为，计算所应当和联想保持适当的距离，在相互保持充分独立性的前提下，加强合作。
中关村大事值得思考（A18-2）
刘九如(《计算机世界》报总编辑)：
科研的长远跟踪和短期研究的问题，技术与市场相结合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但是今天讨论仍然具有新的意义，因为1999年中关村发生了一些大事，全都跟这些问题有关系，倪光南院士被解聘，王选教授被“逼宫”，尤其是中科院计算所的改革，这一切给我们留下很多新的思考。计算所的改革，中科院本来构思得不错，希望通过与联想的合作，把联想在短期市场研究的需求与计算所的长远研究结合起来，并作出了近期、中期和长期的规划，还公布了一个三者的比例，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的媒体进行了充分的报道，但不知道为什么不了了之。这里面可能有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问题，技术人员、科学家与企业家、商人的合作问题。但是我想这里需要提醒的是不仅要要求科学家改变观念，走出象牙塔，企业，像联想这样在IT领域有代表性的企业，自身能不能思考，在技术创新方面是否具备创新的环境?在容纳科学家的方面有没有形成良好的氛围，我觉得这个问题要特别问一下，因为国家的政策已经明确，我们国家的技术创新要以企业为中心，如果企业这个中心的技术创新氛围没有形成，或者企业家在与科学家、技术专家进行合作方面没有形成有效的机制与良好的氛围，技术创新就存在一些问题。
孙茂松(清
计算所的改革是一种探索，但是目前看来这种探索不成功，为什么不成功?刘总编刚才提了一个非常好的议题，我还奇怪像《计算机世界》报这样权威的报纸为什么不开展讨论呢?(刘九如插话：中科院、计算所不接受采访，也希望我们不要报道)。这些问题如果理不清楚，科研与市场的结合就难解决，体制问题也难以解决，我们就难以前行。
白硕(
计算所的事情可能大家也知道了，其实不光是计算所，还有国家一些机关的信息中心，还有很多这类国有的研究机构。我认为“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也就是说这样下去，长久不了。总有一天会变，如果不变，人就会走掉，机构就会死掉，这也是变。目前计算所的现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大家看到的已经不全是工资高低的问题了，这是整个体制的问题。一切必须发生非常根本的变化。做这个行当的人，只要有本事，你就拿股份，很简单。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面，事业单位肯定留不下人。我说得比较极端，但肯定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旧的体制严重地束缚了新兴的生产力。科学院这种从事IT的研究所应该取消，研究部分应该归大学。这种孵化器应该采用公司的体制，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有竞争力，要不然肯定要散掉。计算所如果按现在这样的游戏规则搞下去，我一点都不看好，很可能不久就会完蛋。计算所里面很多人现在急于创业，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矛盾，而联想目前已进入成长阶段，如果联想不能以创业人员来对待这些人，那么这个事谈不拢的。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人集体出去创业。至于国家机关的信息部门，譬如信息中心，将来也要走产业化的道路，很可能会出现一种新型的服务行业，就是社会化的服务行业，由它来对国家机关的信息、基础设施做统一的维护，而并不是说一个机构、一个部门自己养一帮这样的人，这是绝对养不了的，也很难留住高水平的人。
孙育宁(计算所所长助理)：
刚才刘九如总编提到了计算所的问题，提到了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问题以及技术创新问题。1999年中关村发生了很多事情，确确实实也引发业界人士深深地思考这些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是一个机制的问题，比方说我们讲1999年年初计算所和联想集团整合的这件事情，其实这本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从联想的业绩和在业界的地位，以及计算所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来看，应该是蛮匹配的，并且两家早有渊源，最后这件事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呢？实际上还是体制的问题，怎么讲呢？我们发现在做事情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部二部”(计算所改革后，设立了计算所二部，新的小计算所被称为一部。——编辑注)的问题，你不知道你的真正老板是谁。扯远点，鲁迅先生最早致力于医学救国，后来他发现靠医学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中国现在实际上没有真正从社会深处解决这些问题。联想集团的产品线研究，以及计算所的基础研究，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说，合作是完全走得通的。但实际上行不通。我们试图通过建立一种全新的体制，摆脱市场和科研这两张皮的问题，但最后又走进了另外一个怪圈。比方说给计算所定位的问题，定成了既为国家服务，既是一个国家的研究所，同时又是企业的一个研究院，所以本身它的发展目标就是不一致的，你既要做国家的研究，国家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但企业又是一个盈利团体，咱们企业现在首先考虑的是生存和发展问题，企业是为了挣钱，它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与国家的长远利益重合，这个时候就产生矛盾。产生矛盾的时候，结果就是“开打”，谁“打”过谁谁就胜了，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说到底，还是市场行为不规范，说白了，如果说这是一个纯正的商业行为，大家谁都没问题。如果既有行政参与又结合着市场参与，搅在一起，那就谁也说不清，最后出了问题没有人负责，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这是一个国家大环境的问题，为什么硅谷在美国能搞得红红火火，世界上130多个硅谷，为什么这么多硅谷都学不来美国硅谷的真谛呢？实际就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美国硅谷从风险资金，直到企业的运作、大学科研，存在一个比较规范的市场运作机制，而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这套体制，我们总是割裂事物的某一个局部，忽而把它想像得天花乱坠。我们在走访了美国硅谷的十几家公司之后，发现其实有些技术，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具备了这种水平，但我们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做得这么好，因为他们有一整套的体制。
杜建华(联想电脑副总经理)：
九如对企业的提醒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对联想和众多企业的氛围还必须从另一方面来思考。也就是回答科学家能不能在联想呆着的问题，或联想能不能容纳科学家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回答什么叫科学家？我很担心，大家认为老实的就是科学家。其实不是，我觉得今天在座的汪成为教授就不是这样的。只会埋头苦干，只会做研究，不会交流就叫科学家，一旦会交际可能就不成为科学家了。联想刚刚研制了天禧电脑，我不能说它的技术含量如何如何高，可是这个天禧电脑的研究团队，平均年龄绝对不会超过27岁，最大的也就是30来岁吧。那么他们算不算科学家？我认为他们一样是科学家。可能传统上他们不是科学家。
我认为体制有宏观体制和微观体制，宏观体制我想大家都讨论了，我也同意了，没什么说的，可实际上，人可以通过改变微观体制来改变一些事情。企业可以通过合理的激励政策改变外部环境，否则事情就会做不下去。3年前联想电脑公司已经开始实行自己内部的模拟股票方式，这种激励政策很有效。很多事情关键是自己做，通过改变自己的小环境来促进大环境的变化。
汪成为(工程院士)：
科学院的问题、计算所和联想的合并问题，要想把这个题议论好的话，首先要了解中国，这比了解世界还重要。我只是提醒大家一点，有关计算所的改革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说上层在要求变。现在各级领导都在关注IT，国家领导人参加IT方面的活动越来越多，这就是机遇，至少不是上层不愿变。
自然科学基金委刚刚改组完，还有国家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基础研究、863计划，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在听取汇报。还有若干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重中之重的国家重点项目，各个方面都在关注科研体制改革，各个方面都在关注IT的机遇，这个蓝图是否描述得好，是不是能够构架得好，需要咱们共同来关心，替国家操心。
王选(中科院院士)：
如何才能够保证企业长胜不衰，产权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最好一上来就把产权明确，国外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为什么会出现技术专家和企业家的矛盾，我觉得这跟产权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也许我应当反思，当初技术专家起家的时候就应该比较好地明确这个产权了，然后你就该有权，有了权才能干事。现在反思，我的错误是当初我太不喜欢权了。到今天我又没办法，大家还得要我掌权，我现在权比任何时候都大，现在我不得不用好这个权。我的经验和体会是，你是一个技术专家，你希望你的技术能变成成果或产品，你就选定一个人做你的老板。关于技术和市场的配合方面，关键是一上来就建立一个好的机制，机制问题特别重要。
(以上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李国杰院士能不能改变现有氛围（A19）
关于财富的梦想不仅诱惑着美国“象牙塔”中的学者，也同样扰乱了中国人的视线。在中国，IT的产业化问题、产业与研究“脱节”的所谓“两张皮”的问题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企业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而科学家则似乎被四处“放逐”。越来越多的教授，甚至于院士，放下了手中的研究课题，转而从事市场推广工作。在中关村兴起初期，没有比“下海”更时髦的话题了，教授“下海”、研究所“下海”、学生“下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上演被一些传媒称作联想“鲸吞”又“吐出”了计算所这样的肥皂剧。过分地强调走出“象牙塔”，将学术与产业的“两张皮”过分地捏合，是否意味着一种短视？……
前些年，一贯擅长于制造新闻，引导舆论的联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几乎变成了民族IT产业的一面旗帜。柳传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几乎被塑造成了一位民族英雄，然而最近一年以来，无论联想还是柳传志本人，舆论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别样的声音。在今年3月的“维纳斯”事件中，柳传志、张瑞敏等国内企业巨子，首次被舆论指明道姓，公开斥责为“比尔·盖茨的雇佣军”。联想首次开始被挖苦为“搬运工”、“装配工”兼商人，民族英雄的形象首次被打了折扣。应当说，此后，联想在这方面的表现仍旧是无可挑剔的，从联想最近一年发布的新闻来看，联想实际上已经有意识地开始提高了自身在产品研发方面的投入，联想重新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并企图与中国实力最强的计算机研究所携手共行。联想似乎也意识到了，在
但是，自1999年9月以来，一贯新闻不断的联想集团爆出的几件新闻，却令舆论深感疑惑。联想首先公开“驱逐”了早已被罢免了职务的倪光南院士，然后又公开“抛弃”了一年以前曾经出双入对的“亲密伙伴”——中科院计算所。在我国IT业界颇有名望的青年科学
虽然曙光机的关键技术仍然采用IBM PowerPC的芯片，但目前曙光2000大型机在性能上已不逊色于IBM目前在国内销售的机器。许多人盼望曙光能够像联想PC那样在国内市场击败IBM。据悉，李国杰就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职务之后，将卸去曙光集团总裁一职，但仍将继续担任曙光集团董事长的职务。目前计算所、联想和深圳投资公司分别持有曙光集团2000万的股份，鉴于联想集团的市场能力，一些人盼望，假如联想的郭为副总裁出任曙光的总裁，可能将有利于开拓曙光大型机的国内市场，但反对者针对不久前的倪光南事件、高文事件就不能不担心——果真如此，不久之后，方正针对王选院士的逼宫事件，是否会在曙光重新上演呢？
目前计算所共有三位院士，刚刚被联想彻底"解聘"的倪光南院士正在从事有关核心技术的研究。李国杰院士为计算所国家智能机中心、曙光大型机项目的课题负责人，刚刚就任计算所所长，曙光机系国家863计划重点支持的项目，其研究经费全部来源于科技部的 拨款，近两年来，研究费用已达到每年近3000万人民币的规模，为IT领域中最大的863项目；夏培肃院士从事高性能机理论领域的研究，公认其研究成果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夏院士的研究经费大约为每年600万元，全部来源于由科技部原攀登计划演变成的973计划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拨款。夏培肃院士认为，计算所过去、现在和将来一直系属于中科院的国立研究机构，"我们和联想毫无关系！"70余岁、德高望重的夏培肃院士坚定地说道。在今日写给本报的年终专稿当中，夏院士再次强调，高性能机研究应属国家行为，而绝非市场行为。
曾经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管和晶体管大型计算机的中科院计算所，其声望与研究水平在我国IT业界一直首屈一指，联想作为一家主营低端产品PC的公司，曾再三表示自己尚未具备对国家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IT研究项目进行长期投资的能力。事实上，联想也从未对计算所的该类项目进行过投资。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在技术上、还是经济上，联想从未有能力"鲸吞"计算所。 联想今日提出建立完全属于自己的中央研究院，迅速地"抛弃"了计算所，应为当初匆忙结合的必然结果。或许，这对于联想自身和计算所而言，不啻为一件幸事。
青春之歌的悲哀（A19-2）
前日闲逛于书店，不期然，偶遇张中行老先生洋洋数十万言将近百年岁月的回想录，阅罢感慨万千。记得前些年，该书首发之日，曾被媒体狠狠地炒作了一把，张老先生当年还曾亲临书店为读者签名售书。虽然，张老先生在书中再三强调，自己从不愿牵名人的衣角，尤其不愿牵女名人的衣角。然而，传媒仍旧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炒作的焦点聚集于张老先生与著名女作家杨沫的那一段往事。张老先生虽则不愿，但最终还是因为这一位当时业已过世的女名人的缘故，而变成了一位新名人。张老先生承认，在自己将近百年的生活岁月里，与杨沫在一起的那些年轻的日子，堪称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当年林道静在中国的红火，远远超过于今日的还珠格格，凡年过30的中国人，少有人不知道林道静、不知道杨沫，少有人年少时代未曾因《青春之歌》而激动万分，就仿佛今日的年轻人痴迷于金庸和琼瑶一般的情形。然而《青春之歌》对于张老先生而言，却似乎联系着一段长长的耻辱的记忆。认识杨沫的人，未必将其与林道静对照在一起，但是，认识张老先生的人，却几乎无一不将其看作《青春之歌》当中那个被描绘得狭隘、自私、可鄙、可笑的余永泽的原形。虽然，他和杨沫私下里达成了口头上的谅解，杨沫称，文学创作允许虚构，不必遵照生活的原型。但旁人却没有人理会于此。张老先生似乎仍旧为那个可耻但却著名的余永泽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黑锅。张老先生在书中称，如果有人硬要将我的面皮揭下来，制成香粉，涂抹到自己脸上，然后招摇过市引以为美，那我也绝对不会为此多说一句话的。张老先生事实上，却是食言了，他究竟还是将他自己的愤懑公诸于世，并且是在杨沫业已过世，永远没有可能为她自己争辩的情形下，公诸于世了。最终，张老先生还坚称，自己坚决放弃了到八宝山与杨沫永诀的机会……一对曾经相亲相恋的夫妻，结局不过如是而已。不能不让那些曾经真实地被《青春之歌》感染过的读者感到悲哀。人生的辛酸，莫过于此。
柳传志与倪光南自然并非夫妻，但是，仍有许多人将二人从1984至1994年十年间骈手抵足、共同创业的经历比作工作上的婚姻关系，这十年的“蜜月”，为联想此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不知道倪光南院士在今年9月得悉被那个自己曾竭尽心力为之效劳的企业公开“驱逐”之时的内心感受。一般人是会引以为耻的。不知道，年逾60、身形纤瘦的倪院士是否也如张中行老人当年的感受那样，觉得自己的面皮仿佛被人揭了下来……然后也如张老先生那样，待到对方的强势逐渐瓦解，或许再也无力辩驳之时，再一一历述其中的隐衷……人生的辛酸，概莫至此。但是，倪院士所失掉的并不仅仅只是面皮，还包括作为创始人可能应得的股份。
但愿杨沫与张中行老先生的辛酸故事不会在倪光南、高文和李国杰的身上一再搬演。如果大家果真能够尽释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相信这对于联想、对于中国IT业未来的发展而言，均不啻为一件莫大的幸事。法国人雨果的话曾经过多地受到引用，尽管如此，在此，笔者仍愿意重新引用一遍：“比海洋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那么，联想的胸怀呢？
“路不平，有人铲。”这是中国的古训，即使将来倪院士自己不愿铲出心中的不平，也难保不会有旁人代劳，即使今日没有，明天也终究会有，这是一定的。
前些日子，倪院士已经首先向柳传志伸出了橄榄枝，或许联想与倪院士之间终究会铲除心中的不平。至少笔者这么期望。
缠绕的痛苦与委屈（A20）
在倪光南痛苦不堪的同时，柳传志也委屈万分，鹬蚌相争之时，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谁是导演这场悲剧的祸首?
倪光南虽然由于受到“驱逐”而重新变成了新闻人物，但是，有关“驱逐”的核心内容，在已经被公开的报道当中，却被有意无意、不约而同地忽略了，一切似乎显得半遮半掩……更令人费解的是,虽然联想的职工持股方案一再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但是直到年前的
无意苦争权
据《计算机世界》
倪光南的疑虑与柳传志的委屈
当时倪认为柳犯下的不可原谅的大错是因为，柳传志在没有通过北京联想董事会的情形下，私自将北京联想从中国银行借来的钱转借了552万美元给一个香港的私人公司，即香港导远公司的吕潭平等4人。倪当时认为，这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并为此和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然后，开始了不停的上诉，这使倪自己于
倪在向有关法律专家咨询后，曾在上诉中反复指出，柳的这种贷款行为可能已构成违法。因为国家明文规定，非金融机构不准借贷资金，贷款给私人负债持股也是违法的。1998年中科院在调查结论中确认，柳传志向港商提供巨额贷款确有其事，但未对此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合理做出评价，并指出柳个人确实并未从中获取好处。记者注意到，在1999年6月国务院刚刚批复的“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建设”提案中，国家特许高科技企业可以相互拆借资金。此外，该文件还规定，高技术人才可以带技术作为技术股加入公司股份。但柳的拆借发生在该批复之前的1993年。并且，倪所做的贡献也发生在1984～1994年的10年间。
倪光南公开道歉之后，
鹬蚌相争 渔人得利
倪被免职后，联想的经营方针从“技?工?贸”转为“贸?工?技”。联想微机从包含较高自主知识产权、利润率较高的产品，完全沦落成了组装机，几乎全部采用了美国和台湾等相关公司提供的配件，在其营业额大量增长的同时，利税率却从90年代初约30％降到了1998年3％。在中国的顶级企业家与科学家的争端当中，受益者是美国的Intel以及台湾新竹高科技园区的那些公司。而香港导远的那4位先生，不但未替联想的发展做出多少贡献，反而使香港联想连亏两年。但与此同时，其个人却因联想股票价格的攀升而合法地变成了亿万富翁。这场争端最大的受益者，首推这4位先生。而柳与倪，在这一场激烈而深刻的性格冲突当中，二人的声誉和事业均遭受了难以言喻的重创。
虽然联想一再制造舆论，希望有关部门尽快解决其股份制的问题。但是
1995年，当时与WPS齐名的某软件发明人，因其在一家国营公司的这一项发明，而从该公司销售额中提取了500余万元人民币的技术提成，成为当时轰动北京城的一件事。但当时流行的技术提成风，却从未波及倪光南，倪在联想的10年间从未索要过一分钱的技术提成，还把中科院奖励的50万元，全部捐给了公益机构。对联想“交待”给倪的500万，倪院士特别声明：“我不会要这笔钱，这笔钱不明不白。”他认为，只有按照分配原则得到的合法收入，才能够属于个人。
60岁的倪光南院士仍旧精力充沛、敏捷过人，谈到未来的打算时，倪总是习惯性地列举其各种委员的头衔，以表示他的忙碌。然而，不经意间，倪的眼神所流露出的却是一片迷茫。他并不因为联想的“负心”而后悔自己当初巨量的奉献；也不因为自己正当盛年便失去了事业发展的最好舞台，而后悔自已“秋菊”式敢说真话的倔强；甚至连前些日子那一封令其支持者大跌眼镜的道歉信，他也了无悔意。难以想像这一位身形纤瘦、心地孱弱的老人，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心力，才能够承受这一切艰难的现实。
重返象牙塔（A21-24）
在中国的科学家争相涌出“象牙塔”的同时，美国的科学家也纷纷耐不住寂寞，背弃了基础性的研究室。近日，美国IT业界的权威人士终于警醒：政府必须设法尽快让科学家重返“象牙塔”，否则新世纪到来之际，美国将因此而失去其领导者的地位……欧洲曾领先美国100年
IT技术起源于欧洲。国际计算机界公认、当之无愧的计算机之父，系19世纪英国剑桥大学的巴贝奇教授。然而，由于缺乏政府和企业的资助，巴贝奇直到逝世，亦未能完成他所设计的差分机和分析机。英国人很快便遗忘了巴贝奇的理论。但是，100年后，美国哈佛大学的艾肯教授却在IBM的资助下，将巴贝奇的梦想变成了现实，1944年，艾肯根据巴贝奇理论研制的MARKI成为IBM大型机的鼻祖，它奠定了IBM在国际IT市场大型机领域的领导者地位。
英国人图灵被尊为计算机科学之父。二战期间，图灵一次又一次地帮助英国政府破译了德国人的密电，使盟军舰队一次又一次地避免了德军潜艇的袭击为他的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英国人却似乎并不像美国人那样在意图灵在计算机理论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966年，在图灵去世的第12年，美国计算机协会ACM(而并非英国计算机协会BCS)专门设立了图灵奖。该奖被看做是国际IT界的诺贝尔奖，它极大地鼓励了美国IT领域的科学家，置身于相对寂寞的研究室，潜心从事那些基础、前瞻和长期性IT项目的研究。
50年漫长的助跑
1946年，在政府资助的美国宾洲大学国立实验室，冯·诺依曼教授等4位科学家在经过了7年艰苦的研究工作之后，终于推出了全球第一台电子管数字计算机。1948年，在AT＆T贝尔实验室从事长期基础性研究的物理学家发明了晶体管，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紧接着，1954年，全球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在贝尔实验室投入运行。1955年，晶体管的发明人之一，肖克利先生创立了肖克利实验室和他自己的公司。两年后，包括诺宜斯和摩尔在内的8位年轻的科学家离开了肖克利实验室，创立了仙童公司。在贝尔实验室晶体管技术的基础之上，诺宜斯发明了晶体管的集成电路技术，而摩尔则于1965年发表了摩尔定律，1968年，诺宜斯、摩尔和格罗夫离开仙童，创立了Intel，诺宜斯的晶体管集成电路技术和摩尔的理论，为Intel后来的腾飞提供了领先于全球的技术基础。同年，仙童还孵化出了AMD。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今天的Intel和AMD，甚至包括摩托罗拉等公司的芯片技术，实际上受益于半个世纪以前贝尔实验室3位物理学家所做的基础研究。
在软件的核心技术方面，政府投资的MIT国立实验室发明了Muldics分时操作系统，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则发明了XDS?940分时操作系统，这两项发明为此后贝尔实验室编写第一个Unix版本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源于政府投资的发明还有BASIC和PL/I语言等。另外，IBM的科学家发明了FORTRAN语言。贝尔实验室发明了C语言，并正式发布了Unix操作系统。施乐公司的Xerox PARC开发了著名的以太网、激光打印技术，特别是其发明的可应用于PC上的图形界面、鼠标设置和“所见即所得”编程语言，为12年后苹果推出Macintosh、微软推出Windows操作系统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欧洲人发明了Pascal以及后来的Linux。
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基尔代尔教授使用其自创的PL/M语言编写了世界上第一个微机操作系统CP/M，但PL/M语言被普遍看做是PL/1的翻版。微软公司1981年为IBM PC所开发的DOS，则被认为汲取了PL/M、BASIC等众多基础研究成果的营养，而后来的Windows更被看做是建立在前些年基础研究成果之上的实用型产品。DOS本身并无惊人之处，在技术方面比尔·盖茨除了熟稔于BASIC以外，别无所长。与其说他是一位技术天才，不如说更多地是一位幸运的市场天才。
半个世纪以来，如果说美国人在高性能机和软硬件核心技术方面取得了成就，那么其中企业的投资与政府的投资发挥了同样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因特网产业在美国得以迅速膨胀，则几乎完全得益于政府的投资以及相关的政策。1968年，美国政府高级研究计划局投资兴建了阿帕网即ARPAnet，阿帕网的初衷拟在高校、国立研究所和政府机构之间互通信息。
19世纪，英国的IT研究水平比美国整整领先了100年，却由于缺乏研究经费而中途夭折。直到20世纪中叶，在图灵的时代，英国在IT理论领域的研究水平仍旧遥遥领先于美国人，但由于美国政府和以IBM、 AT＆T为代表的企业对IT技术的基础性、长期性研究项目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和慷慨的投入，才使美国在IT领域前瞻性、基础性、高风险性研究项目方面逐渐超越了英国和整个欧洲。但是，从二战以后一直到80年代，长达30多年的时间内，美国人在IT基础研究领域辛勤的耕耘显然并未立刻转化为生产力，也并未立刻替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明显的回报。50～60年代，美国人藉兴建高速公路，而在汽车等传统工业中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70～8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了漫长的低迷期，领先于全球的IT领域基础研究方面的成果，仍处于酝酿和积蓄能量的阶段。直到90年代以来，经过了将近50年的助跑，IT技术终于为美国的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日本人“凝固”的微笑
数年前，日本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曾经志得意满地批评美国IT业界，虽有杰出的基础研究水准，却缺乏将发明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所以在美日产品和贸易的竞争中屡遭失败。盛田昭夫认为，贝尔实验室虽然发明了半导体，但却将它束之高阁。盛田十分满意自己的索尼公司将技术买去后迅速制成了小巧玲珑的半导体收音机，索尼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收益。然而，不久后，人们便发现美国人虽未将半导体技术用于收音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但也从未将其束之高阁，事实上，贝尔实验室的发明很快演变成了IT领域的大中型机、PC机以及信息电器等硬件的核心技术。
由于日本人过分强调产业化、过分追求短期的市场收益，日本的政府和企业从无耐心在IT领域的基础性、高风险性、长期研究项目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投入与辛勤的耕种，致使日本在IT的技术水准与产业发展方面，其整体水平始终落后于美国。美国人掌握着IT领域的核心技术，日本的IT产业迄今为止基本上始终处于一种“跟风”的状态。即使索尼的半导体收音机、佳能的打印机等低端产品取得了局部的市场成功，亦远远未能从总体上改变这一态势。被誉为“光通信之父”的日本物理学家西泽润一先生不久前对传媒诚恳地指出：“最为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科学技术，不能纯粹模仿别人，日本在这方面就失败了！”最近两年，日本经济繁荣的泡沫被挤碎之后，陷入了亚洲经济危机的萎顿，一时间难以自拔。在如今日本的顶级科学家西泽润一先生的脸上，再也找不到昨日精明的企业家盛田昭夫式的窃喜，西泽先生表情沉重。然而，几乎与此同时，IT技术带给美国新经济的奇迹，却令全世界瞠目结舌！
前人栽树 后人纳凉
最近10年以来，美国似乎迎来了有史以来最漫长的经济繁荣期，增长提升、生产力提升，一些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一直预计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似乎全都消失了。据英国《经济学家》载，1998年，IT业在美国GDP中比例已升至8.2％,超过了汽车等传统产业，首次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1995～1998年，全美经济增长额平均有35％源于IT业，其余没有任何一个产业的贡献可与之相提并论。IT产业孵化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并使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远远高出普通美国人的平均收入。美国生产力权威——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教授指出：同样在1995～1998年，美国制造业的生产力表现如坠无底深渊，非耐久制造业生产力增长趋缓、除电脑以外的耐久制造业生产力亦趋缓！美国商务部的最新报告《新兴数字经济Ⅱ》预计，到2006年，将近一半的美国劳动力将投入IT业。老成持重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终于在今年年初小心翼翼地发表了讲话，认为IT业系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而因特网经济则被普遍看作21世纪美国经济增长新的市场兴奋剂和未来经济的核心。
很多人将美国9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奇迹归功于克林顿政府，该届政府为因特网经济一路拧亮了绿灯，首次倡导了“信息高速公路”、“数字地球”等概念，并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投入。新经济奇迹被看作了克林顿的政绩，正是倚靠于斯，克氏的民意支持率居高不下，始终未被斯塔尔、共和党等赶下台去。
1997年，克林顿总统亲自倡导建立了“总统信息技术咨询委员会”即PITAC，该委员会汇聚了美国IT领域学术界和企业界近百名顶级人物。去年年初，在该委员会每年一度最新提交的报告当中，却对克林顿在IT领域显赫的政绩只字未提。该委员会认为，今日美国新经济的奇迹，得益于历届美国政府在IT领域高风险性长期研究项目当中长达50年的积累性投入，这种投资早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总统执政时期便开始打下了基础。言下之意，克林顿只不过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享福之辈。不仅如此，总统咨询委员会还对克林顿执政期间，在政府投资的IT研究领域所出现的轻“基础”重“应用”，趋“短”弃“长”的严重偏差，展开了尖锐的批评。该委员会指出，政府投资在IT研究领域出现了汹涌的应用化大潮，这股潮流将把未来的美国置身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顿对此说法深以为然。年初以来，克林顿除了继续到处宣讲“电子商务”、“数字政府”之外，政府投资的应用化潮流已经开始得到了扭转。
事实上，从二战期间直到80年代，长达40年的漫长岁月里，以IBM、AT＆T为代表的美国IT企业，在IT领域基础性、前瞻性长期研究项目方面，无论从资金投入还是从所做出的贡献来看，丝毫不逊色于历届美国政府曾经付出的努力。IBM公司在这方面的投入为其自身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它保证了IBM数十年以来，始终在国际IT市场的大型机领域占据领导者的地位。然而对于AT＆T和美国施乐等公司而言，它们在IT领域基础性、前瞻性长期研究项目方面的慷慨投入，却更多地演变成了国际IT业界的公共财富。80～90年代，当Intel、AMD、微软以及苹果等公司迅速崛起之际，贝尔实验室和施乐Xerox PARC中心在50～70年代所做出的有关晶体管、有关“所见即所得”等基础性、前瞻性的IT研究成果，事实上分别演变成了这些后来居上的年轻公司们迅速发迹的垫脚石。
21世纪，美国的领导者地位岌岌可危？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厚积薄发的IT技术为美国经济插上了梦幻般飞翔的翅膀。另一方面，克林顿总统的“信息技术咨询委员会”PITAC在最新的调查中，也惊异地发现，最近10年，美国的IT公司们纷纷大幅削减了其在长期基础研究领域方面的投资，转向短平快的能够迅速带来商业利益、所谓任务导向型市场项目的开发，这些短期项目的平均周期最长的不超过两年，最短的大约仅为3个月。
PITAC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IT产品、通信设备以及服务市场所出现的平民化浪潮。PC、信息电器等产品的大量涌现，加剧了IT公司之间的市场竞争，这种竞争已经从80年代技术竞争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转向了包括价格、服务、包装、营销方式和技术在内的全面竞争，多数IT公司的低端产品利润率下滑。全球前5大PC厂商中，竟有包括IBM在内的3家公司在PC营销中出现了亏损。而赢利的Dell，以及苹果等最近的成功完全依仗的是其独特的营销手段，甚至于特殊的外观形象，技术在PC市场的竞争当中似乎已经不复重要。PC、信息电器等IT产品沦落为制造业，已经不再被称作高科技。在有关价格和利润率强大的竞争压力之下，IT公司不得不调整其研究方向、取消其在长期前瞻性基础研究领域方面的投入，缩短研究周期，以降低成本，紧紧跟随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从而在竞争中保持优势。90年代，全美的IT公司用于满足市场需求短期产品的研发经费高达每年300亿美元，占据全部IT研究经费超过90％的比例，比80年代多出了两倍。现在，即使在美国，也已经很少有IT公司愿意为10年以后才会获得的收成而投资了。
AT＆T的贝尔实验室曾经专注于基础研究,先后产生了3项获诺贝尔奖的成果、8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贝尔实验室为国际IT业界所做出的贡献，曾经为AT＆T赢来了极高的声誉，但其因此而获得的经济收益却微乎其微。AT＆T和施乐等公司实际上长期承担了本该由美国政府承担的投资和义务。这对于美国的社会而言，不啻为一件幸事，但对公司本身而言，却被一些人看作得不偿失、愚蠢的商业行为。近年来，在贝尔实验室被划归朗讯公司以后，精明的朗讯人大幅缩减了其在长期基础研究领域方面的投入，转向短期项目，其研究成果的平均转化周期从原来的10～13年,迅速缩短为2.5年。即使IT业的头牌明星IBM，最近5年以来，迫于竞争的压力，也相对增加了对短期应用型项目的研发投入。而PC工业的灵魂——Intel和微软等公司更甚，其研究成果更新换代以及投入市场的周期最快的已经缩短到了半年甚至3个月。
不仅如此，PITAC还发现，即使由政府投资的IT研究项目，一方面总体投入严重不足，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1998年收到了1100封信和850个IT申请项目，但最终只能给75个项目投放资金。2级中心ASCI等的情形类似。为了取得入围资格，研究者们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写信提出建议上，这对他们的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PITAC认为，联邦政府投放在IT技术研究方面的资金太少了。对此，最大的受害者并非这些研究人员，而是政府本身。它直接危及了美国在未来IT产业方面的创新能力和在21世纪信息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这导致了当前对于IT技术库存资源方面的掠夺性开发。另一方面，政府投资的IT研究项目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急功近利、转向应用的趋势。大量的政府投资没有被运用到保持IT经济的增长、战略的制定、和美国社会重要的领域。50～80年代，美国政府在IT研究领域方面的投资绝大多数被用于基础性、长期性、前瞻性、高风险性的IT项目，最著名的例如Internet的前身——阿帕网ARPAnet，以及高性能并行处理机、HPCC的研究计划等。但是最近10年，应用型、短期的IT研究项目大量涌入。1995年，超过2/3的政府投资项目转向了短期的应用项目，最近两年，政府在短期应用项目方面的投资持续上升，甚至已经占据了高达95％的额度。
即便如此，PITAC仍旧认为，美国政府不应因此而苛求私营化的IT公司，强行承担IT领域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长期研究工作，除非这些公司出于自身市场需求，自愿地进行投资。但是，PITAC大声疾呼，当前，政府所投资的太多的钱被用于短期应用型、任务导向型的IT研究计划，而长期基础性的研究项目比率太低，其比率不足5％。这是以失去明日领导权作为代价所换来的短期的超速发展。这是对于明日的IT资源所进行的掠夺性开发。美国政府必须尽快扭转出现在政府投资IT研究项目当中，汹涌的应用大潮。否则，美国将不得不在未来的10年内面对经济增长的严重萎缩，新经济增长的梦幻将因此而破灭。美国将在2010年以后失去其在国际IT领域领导者的地位。由此而使美国经济所遭受的损失将远远大于政府理应支付的长期性IT项目的研究经费。
投资于未来
PITAC洞察到，一个单独的IT公司越来越无力为那些不可能被它自己所收获的长期项目进行投资。长期的基础性研究项目，往往演变成了IT领域的公共资源。它们为IT产业创造了更多新的思想库、知识库和方法库，并准备了充足的人才资源，它有助于催生新的公司，也为现有公司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智力资源的库存，同时，它还为美国社会创造了更多新的工作机会和更多的税收，进一步提升了美国经济的生产力、公民的生活质量，以及美国经济在21世纪的竞争力。PITAC认为美国政府责无旁贷，应当全面地承担在IT领域基础性、前瞻性、具有高风险性长期研究项目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的义务。PITAC认为，政府播种在IT长期研究领域的投资，其收成并不一定能在下一个10年当中获得，但却一定会在下一个40年当中获得。
PITAC建议大幅追加美国政府在IT研究领域方面的总体投资。这些资金将被追加到软件、高速因特网、高性能并行计算机和IT作用于美国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影响等长期的研究课题。PITAC建议将25个国立研究机构中大约1000名科学家的研究经费从每年15万提升到50万美元。将另外50个机构中2000名科学家的研究经费从每年10万提升到25万美元。PITAC认为，应当以丰厚的研究经费吸引更多的、刚刚毕业的IT博士投身于学术环境,致力于长期基础性领域的IT研究项目，从而避免所需要的技术人才被私营的IT公司夺走。PITAC预计在未来5年内吸引2500名博士，其中1000位博士将获得每年25万美元的经费，另外1500名博士将获得每年10万美元的经费。PITAC认为，只有大幅提升政府投资在长期高风险性IT研究项目方面的人均研究费用，才能够重新夺回高校、国立实验室和优秀的IT研究人才的注意力，促使他们重新投身于寂寞的“象牙塔”，致力于长期IT项目的研究。避免IT公司以高投入和高薪夺去宝贵的智力资源。
PITAC指出，1990年以来，在有关高性能并行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的研究计划即HPCC计划当中，许多研究项目为了快速投放于应用而囿于研制日期的限制，迫使研究人员不得不放弃了大量有价值的探索。70和80年代，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们被鼓励去想像和现实富于戏剧性差异的未来，并且去探索未来。研究所给出了足够的资源和时间使他们专注于这些难题。其结果是戏剧性地提高了我们的认知程度、机器人学、晶片设计、高性能计算机、机器视觉人工智能和虚拟实体的研究。委员会希望看到这种精神重新焕发在今天的IT研究项目当中。
PITAC认为，政府应当估计到个别的研究项目有可能得出无用的研究结果，但政府仍旧应当鼓励科学家的探险精神，并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经费和宽松的环境，惟其如此，那些革命性、意想不到的发明才有可能从中产生；才有可能给这个产业带来未曾预期的未来；给美国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奇迹、更多的工作机会、社会与经济的巨大利益；美国经济的增长才有可能从中获得持续不断的燃料。它将保证美国在下一个千年获得持续的繁荣与兴旺。但PITAC亦强调，每一个研究项目都需要接受权威机构的测试，以确定其在未来若干年后能够获得现实的应用。
中国人的远见
在中科院计算所，专事高性能机理论研究的唐志敏先生告诉记者，其科研经费大约为人均10万元人民币/年，已经比前些年提高了数倍，但仍远远低于从事短期市场产品开发的研究人员经费，由联想所投资一些项目的研发费用最高的已经超出了100万元人民币/年。然而唐志敏仍旧更愿意固守于“象牙塔”中，享受那份寂寞和自由。计算所的夏培肃院士指出，如果从事基础理论研究人员的人均经费能够提升到50万元/年，便将极大地增强国家在IT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竞争力。
其实，最近若干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有计划地逐步提升国家在基础科学方面的投入。1999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兴建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并在高科技公司的融资、上市和人才等方面给予了前所未有的优惠政策。8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再次强调，我国应珍惜高科技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江泽民总书记明确指出，国家对于中科院的定位是致力于前瞻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研究工作。1998年，中国政府在遭遇洪灾、亚洲经济危机等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仍旧对中科院增加投入了10亿元人民币。1999年，国家特别批准“知识创新工程”在中科院进行试点，为此进一步加大了对中科院基础研究工作进行投资的力度。中科院高技术管理局的桂文庄局长指出，目前，中科院每年的事业费比往年提高了约一倍，达每年48亿元人民币。与联想“分家”之后的计算所将和软件所等一同被并入中科院下属的北京信息技术发展基地。届时计算所“象牙塔”中的基础研究项目将有望从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等计划中得到更多的投入。
【转载文章】 原文作者：蒋胜蓝 原文出处：《计算机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