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之一，关于社会选择、福利分配和贫困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者；人类发展与可行能力视角的理论奠基人；也是一位始终关注
并肯定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学术领袖。1933年11月出生于印度的桑蒂尼喀坦（Santiniketan）。1953年和1955年分别在加尔各答Presidency学院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59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此后，曾分别在印度德里大学、德里经济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任教。1987至1998年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哲学教授。1998至2003年出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2003至今重返哈佛大学任经济学和哲学教授。
主要论著编辑本段回目录
Amartya Sen阿玛蒂亚·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桑蒂尼喀坦的一个教育世家。幼年时期，森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文化熏陶，并接受了注重启发性教育的初等教育。随后，森进入了印度加尔各答的Presidency学院接受系统的经济学本科教育。1953年，森游学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继续在经济学领域进行深造，并于1959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森曾先后担任印度德里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牛津大学Drummond政治经济学教授和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的研究员。在1987到1998年期间，森接受了哈佛大学的聘请，担任其经济学和哲学教授。1998年，森应邀返回母校剑桥大学，出任三一学院院长。2003年，他重返哈佛大学并执教至今。
森的研究跨越经济学和道德哲学两大重要学术领域。研究重点涉及社会选择、道德伦理、自由与理性、社会公正、福利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重要课题，包括饥荒、贫困、社会保障、健康、性别、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工业化、集体农业、技术选择、社会成本-效益分析等等。他的大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目前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流行于世界各地，成为多个领域的标志性成就，并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由于森在福利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其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殊荣。根据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布的公告，“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
早年经历：对身份与暴力的最初认识 编辑本段回目录
Amartya Sen森的教育观念正式成型于泰戈尔的维斯瓦巴拉蒂大学。这所学校注重激发和培养学生的求知欲，而不是对考试成绩的强调。这为森在日后建立自发的研究兴趣和研究热忱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该学校开设的课程既保留了印度自身文化、分析与科学方面的优秀遗产，同时也包容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包括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例如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韩国，以及西亚和非洲国家）的文化。这种对世界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对森在成年后的学术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森的青少年时期，也即整个20世纪40年代，印度遭受了一场由宗教政治家煽动的大屠杀。人们的身份突然之间从印度人、亚洲人和不同种族转变为印度教徒、穆斯林教徒和印度锡克教徒，并伴随着大范围的屠杀和非理性行为。这种由种族分裂造成的不安记忆使森对身份的理解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而一位闯入森家中求救的穆斯林男子给年幼的森留下的记忆不仅是惊慌，更有关于身份与暴力的最初的理性思考。
这名穆斯林男子虽然一再受到其妻的告诫，在公众骚乱期间不要去动乱的地方，但是，由于家人已经没有任何可吃的，他不得不到印度教徒居住的地区寻找工作以赚取收入，但不幸遇刺并最终身亡。这一深刻的亲身经历使森意识到狭隘定义的身份所具有的危害。极端贫困下的经济不自由可以使一个人成为其他形式不自由的无助的牺牲者：如果那名穆斯林男子的家计能够维持的话，他就不必为了寻求收入而在那骚乱的日子去动乱地区。这一幼年时的经历很快成为一种警觉，并进而成为激发森为之思考与探索的生活积淀。
求学历程：在经济学与哲学领域的自由穿行编辑本段回目录
Amartya Sen当瑞典皇家科学院将1998年诺贝尔奖项颁于森时，森曾回忆起他一生中最专注的学术工作领域已经在他于加尔各答的本科学习阶段就开始考虑了，这些领域一方面包括福利经济、经济不平等以及贫困（包括饥荒这一极端贫困形式）；另一方面还包括理性、容忍和民主的社会选择的范围与可能性（包括选举过程及对民主与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
1953年，在加尔各答Presidency学院获得学士学位（主修经济学，辅修数学）后，森前往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继续深造，并在两年之内迅速攻取了另一个学士学位（理论经济学）。对于森而言，当时的剑桥如同战场。凯恩斯的追随者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捍卫与对凯恩斯经济学持怀疑态度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之间的激烈争论是剑桥学术争鸣的一个重要音符。而森则幸运地与两边的经济学家都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同时，森所在的三一学院因为拥有民主与容忍的社会选择惯例而成为一片远离不和的绿洲。不过，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人们对社会选择理论的认识局限，森没有能够在博士学习期间就在这片绿洲上开始对社会选择的研究，而是不得不选择了一个当时看来更具有吸引力的题目“技术选择”。
在博士的第二年，森获得了回印度的两年假期，并幸运地得到了当时在印度贝拿勒斯执教的著名经济学方法论学者达斯噶普塔（A.K.Dasgupta）的指导，并深受启发。由于森的博士论文获得了三一学院的优秀奖学金，他因此得到了四年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在此期间从事他所喜欢的事情。正是在这个时期，森做出了一个为他后期研究带来重大帮助的决定：选择学习哲学。
森这样阐述学习哲学对他的意义：“在哲学方面的深入研究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经济学中使我感兴趣的主要领域都与哲学联系密切（比如，社会选择理论大量利用数据逻辑，也利用了伦理哲学，对不公平以及剥夺的研究也是如此），另外，我发现哲学研究本身也是很有益的，因此，在哲学方面的深入研究对我来说很重要。”
森从经济学领域穿行到哲学领域，并连续发表了很多关于哲学，尤其是方法论、道德和政治哲学方面的论文。并且，他对经济学与哲学两个领域的兴趣远远胜于对两者交叉点的兴趣。这为许多年之后他与一些重要的哲学家合作与共事奠定了基础。
学术首选：对社会选择理论的开拓性研究 编辑本段回目录
Amartya Sen当意见一致时，社会选择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当意见不一致时，将每个人的决策集合到一起就出现了问题。社会选择理论正是关于个人价值与集体选择之间的联系的探讨。其根本问题在于，社会作为整体的偏好是否能够与其成员的偏好相一致，如果能够，那么如何可以实现。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不同社会的排序或评估至关重要，并因此对建立有意义的社会福利指标至关重要。
1970年，得益于在德里的研究，以及在哈佛大学与KennethArrow和JohnRawls共同开设的“社会公正”联合课程，森关于社会选择领域的重要著作《公共选择与社会福利》出版发行，并即刻产生巨大影响，引起了研究者们对基本福利问题的重新认识，并为关于规范性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在该书中，森讨论了多数规则、个人权利，以及个人福利的信息可获得性等问题。关于个人权利，集体决策规则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先决条件是它必须是“非独裁性的”，也就是它不能反映任何单个人的价值取向。保护个人权利的最低要求是集体决策法则必须起码尊重一部分人在某些方面的个人偏好。对此，森指出了一个根本的困境，即没有集体决策能够既实现对个人权利的这一最低要求，同时也满足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中所列的条件。这一发现开启了关于集体决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个人权利相一致的广泛的讨论。
1971年森回到英国，先后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在这个时期，他引导了一批对社会选择理论有浓厚兴趣的优秀学生，包括Siddiq Osmani、Ben Fine、Ravi Kanbur、Carl Hamilton、John Wriglesworth、David Kelsey、Yasumi Matsumoto和Jonathan Riley等。这些学生的博士论文大多是关于经济和社会选择问题的。并且，后期许多社会选择理论和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权威理论，最初都是在这些博士论文中出现的。
同一时期，森还与一批研究社会选择问题的学者一起共事、合作，并与大量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充分交流。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的观点，打破了“不可能定理”占据的垄断地位。因而，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也许可以被称为社会选择理论研究的黄金时期。这正是使森大为欣喜的地方。
根本兴趣：社会分配与贫困的研究基线 编辑本段回目录
Amartya Sen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Antony Atkinson与Partha Dasgupta等人的启发与激励，以及在妻子的支持下，森关于社会选择理论的思考进一步向更为“实际”的问题迈进，即用宽泛的社会选择框架来解决一些应用型问题，包括对各种经济和社会的评价，例如衡量经济不平等、判断贫困、评价项目、分析失业、评价性别不平等，以及研究自由和权利的意义及含义，等等。
为了比较不同国家的福利分配，以及国家内部的分配的变化，需要建立合适的指数来度量福利或收入方面的差异。这样的指数就是社会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应用。森与Serge Kolm、Anthony Atkinson一起最先得出了这一领域的重要结论。森后来所定义的贫困指数和其他福利指标为该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81年，森的著作《贫困与饥荒》问世。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该书无疑是对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传统观点中，对饥荒的最重要的解释是粮食匮乏，但是，《贫困与饥荒》对此提出了挑战。基于对印度、孟加拉和撒哈拉非洲的研究，森发现饥荒曾经发生在粮食供应并不很低的时期，并且，遭受饥荒的地区有时甚至还在出口粮食。因此，森认为，对饥荒的理解需要建立在深入研究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社会中不同群体并决定他们的实际机会的基础上。作为对该研究的延续，森与比利时经济学家Dreze在1989年的合作研究《饥饿与公共行为》进一步探讨了防止饥荒，以及如何缩小饥荒影响的问题。
基础贡献：以可行能力衡量人类福祉 编辑本段回目录
Amartya Sen狭隘的发展观认为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个人收入的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观点；而可行能力视角则雄辩地提出并深入阐述了发展的目的在于人本身，是使人更有可行能力去追求他们自己认为是有价值的生活。故发展的评估焦点在于考察能够允许每个人去追求他们自己所认为的有价值的生活的可行能力是否得到扩展，其中，最基本的可行能力包括健康与长寿、教育水平，以及体面的生活。
这种从可行能力的视角对发展进行评价的方法重申了经济学学科的本来动机，并再次将人置于经济学分析和评价的中心位置。对于那种流行的以物质财富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森一再强调，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具有工具性价值，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祉服务的。1999年，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发表。该书所传递的以可行能力/实质自由扩展为首要目的的发展观引起了发展理念的一次意义深远的革命。
在可行能力视角被系统化提出后，这一分析视角迅速引起了学术界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1990年，在已故巴基斯坦经济学家哈克的带领下，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发表了第一个《人类发展报告》，以可行能力视角为指导评价世界各国的发展。此后，沿袭这一重要理论思想的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成为最受重视的全球性报告之一，并对世界各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范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情系中国：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编辑本段回目录
Amartya Sen 森的学术生涯还充分展现了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浓厚学术兴趣。森的最初成名作之一就是关于以中国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为代表的集体农业的研究。此外，森还围绕中国的农业、农村改革进行过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并发表过专门的学术文章《粮食与自由》，论述他对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就以及出现的问题的看法。除此之外，他还在其他的一系列学术研究中一再提到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各种经验与教训，并对中国政府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所做的有益尝试给予充分的肯定。
正是出于这种对中国的友好感情，森曾于上个世纪80年代访问过中国，并得到当时中国总理的接见。2002年，在森的划时代巨著《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中译本在中国首度发行时，森再度访问中国，并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了严复讲座，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目前，《以自由看待发展》已经成为很多高校关于发展理论的一本重要教科书。
最近，森对即将在中国召开的“健康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以及“北京论坛”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与支持。当得到盛情邀请后，森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与早有预约的多个组织进行协调，得到允许推迟了相关预约，最终应允参加两个会议。在他答复“健康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发起单位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的信函中，森提到，他将“非常高兴地参加这个意义重大的会议，并从中受益”。森如此谦逊的人生态度让人肃然起敬，也使人们为即将有机会与大师进行交流而感到激动与兴奋！
注：本文关于森的家庭背景及经历介绍的参考来源为：Les Prix Nobel.The Nobel Prizes 1998, Editor Tore Frangsmyr,[Nobel Foundation],Stockholm, 1999。
文明的冲突和对立需要全球化视野编辑本段回目录
诺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文明的冲突和对立需要全球化视野“每一个文明的成就和贡献都会使全世界文明受益，而不是只让某一个国家的人民受益”。 ——印度诗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迪亚·森在北京论坛开幕式的主旨发言中引用了印度诗人的诗句指出，“将世界各个文明在一个整体的或者一元的层面考虑，是我们面对全球化的视角。”
Amartya Sen阿玛蒂亚·森（Amartya Kumar Sen）是一位兼具世界级经济学大师和哲学家风范的印度学者，凭借其对福利经济学的卓越贡献，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森教授在报告开始提出，有两种方法对全球化进行思考：一种是考虑到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发展情况，这是一种一元或整体的方法；另外一种是用分割的方法，在问题出现之后才考虑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再去寻找这些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别。前一种方法是人类文明和谐的历史创造者，考虑到各个地区不同的区别，这种方法在历史中被称为多种文明的历史。
森强调，我们一定要使用整体性的方法，而不是使用分割的方法。森教授在报告过程中，多次以中国为例阐述文明的进程。他讲道：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使中国一度在世界科技史上处于领先地位，此后不断传入西方世界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森以此说明各个民族的传统和成就是不可忘记的；现代文明的的特质是很多文明交流与融合的结果：从某一个国家产生，并且通过相互联系在全世界得到使用。“在‘9•11’事件之后，关于文明的多元化与冲突问题，我们的讨论越来越多。”森认为，现在主流的文明思考方式利用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把全世界的人很简单的分成几种。这种情况假设不同种类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的看成文明之间的关系。
“目前这种危险的关于多元文化与文明冲突的理论，可以被很多人利用来进行恐怖主义活动。它不仅仅是非常肤浅的，而且是非常错误的。”“现在我们开始反思文明的方式，许多西方世界的冲突和对立使我们意识到要有全球的视野。”森最后表示，借北京论坛（2006）的这个平台，进一步促进全球文明的对话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阿玛蒂亚·森的经济学革命编辑本段回目录
如果不以GDP为政绩评判标准，而是更多地考虑到人的生活质量或者人的自由度，那么，出身于印度的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思想学说就值得我们重视，更需要我们吸取。近年来，国内出版 了多种这位经济学大师著作的译本，但国内的主流学界似乎反应不够热烈，一般读者更是不了解其人其书。我们特约本报书评人宫敬才教授就阿玛蒂亚·森的思想学说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及其与中国问题的相关性撰写评论，供读者参考。“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是本报“书评周刊”的宗旨之一，甚望得到著译界的鼎力相助。
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湾，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三一学院任院长。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
阿玛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48.00元
让·德雷兹阿玛蒂亚·森：《饥饿与公共行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35.00元
阿玛蒂亚·森：《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35.00元
阿玛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5月第一版，10.00元
阿玛蒂亚·森：《理性与自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58.00元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39.00元
一个印度人怎么在欧美发动了经济学革命？
英国经济思想史家哈奇森在《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一书中说，经济学的“革命”大体是一个相对基本、综合或相对迅速的变化过程，它或者影响到了这个学科的一部分，或者影响到了整个学科。然后，他吸取别人的研究成果，以引证的形式说明经济学革命成功的5个特征：批判正统理论的中心命题；在吸取正统理论有益成分的前提下提供新内容；新理论表现出足够的难度；有新的方法出现；新理论中的经验证据可用计量学的方法检验。用如上标准衡量，阿玛蒂亚·森经济学理论的出现是一场经济学革命吗？只要不抱偏见就应该承认，这场革命确实发生了。
阿玛蒂亚·森的经济学革命以成功告终。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他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影响。证明这一点的根据之一是他的学说成为联合国每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的理论基础之一；根据之二是他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根据之三是主流经济学的发祥地和重镇——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纷纷请他合作研究和长期讲学，直到现在，他还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的任上工作。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说他是经济学的“良心”。或许我们还应加上一句：他是当代经济学家中的“圣人”。“圣人”之“圣”当然包括经济学的“良心”，但除此之外，还包括经济学的智慧和这种智慧对人心的启发与教诲。
Amartya Sen阿玛蒂亚·森是印度人，且在印度接受经济学的基础教育，他凭什么在英美人占主导地位的主流经济学领域发动了一场成功的经济学革命？细读其著作便可发现，他的思想的构成要素既独特又丰富：第一，深厚的经济学素养，他对印度和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古老传统有着如数家珍般的了解；第二，既专业又高超的哲学功底，在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领域每每贡献出极富智慧的洞见，这印证了哈耶克不被认可的观点，要成为出色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成为像样的哲学家；第三，经济学宗旨的返朴归真，他明确提出经济学要“以人为本”，这源自亚里士多德和亚当·斯密因而是真正的经济学精神；第四，烙印深刻的童年记忆（经济不自由可致人于死命），这种记忆对经济学革命的影响胜过无数学院化的经济学理论；第五，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现实的关注、研究和对普通劳动者的同情以及由同情激发出的道义责任心，这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身上最缺乏的东西。
阿玛蒂亚·森思想构成要素的丰富多彩，铸成其经济学特色：内容宏阔深远，理论张力极强，在每一个维度上都新见迭出，耐人深思，这是他优于主流经济学家的地方。具体说，他在传承主流经济学实证性分析的同时，又增加了四个维度的分析：历史性分析、政策层面上的可行性分析，规范性分析和哲学性分析。不要小看分析维度的增加，主流经济学的实证性分析已演化为智力较劲的游戏，“博弈”概念的流行可从侧面印证这一点，但这种分析与经济生活，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弱势群体的经济生活，已无实质性关系。阿玛蒂亚·森经济学分析的每个维度既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性校正，也是经济学回归社会经济生活大胆、成功和有益的尝试。
经济学要关注现实的人且要以人为本
经济学革命的前提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阿玛蒂亚·森的“革命”也首先由此入手。第一，主流经济学把发展视为GDP的增长或人均收入的提高，这不仅片面，而且会掩盖一系列畸形发展必然带来的恶果，如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人的自由被剥夺等。阿玛蒂亚·森认为，应“以自由看待发展”，其他均为谬说。第二，发展是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关注现实的人”，具体说是现实人的自由发展。这种经济学逻辑前提的设定非同小可，它明显地比照出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前提——理性经济人的缺陷和不足，所以阿玛蒂亚·森说理性经济人像“跛脚的驴”。第三，主流经济学为什么会出现如上缺陷和不足？根本原因在于它的信息基础过于狭窄，进入研究者视野的只是交换主体的逐利动机和行为，至于与此密不可分的其他因素则被这种狭窄的视野虚无化。第四，主流经济学为什么把自己的信息基础框定在如此狭窄的范围之内？问题出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主流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学说的曲解，其二是生吞活剥地套用达尔文的生物学进化论。第五，主流经济学推崇和独尊经济学的工程学根源，厌恶和舍弃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结果导致主流经济学有极其严重的“人学”贫乏症。
Amartya Sen阿玛蒂亚·森批判既有经济学传统的目的是确立正确的经济学传统。他认为，经济学确像马歇尔所说的那样是“人学”，但这里的“人”不是本末倒置地仅为效率的工具（“人力资本”概念可典型地表明这一点），恰恰相反，经济学应关注人的生活质量，效用、财富、效率等都不能与生活质量处在同一逻辑层面上。关注生活质量的经济学传统肇始于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集大成于亚当·斯密，马克思则为这一传统注入新内容，因而做出了独特贡献。为了说明这一点，阿玛蒂亚·森每每梳理人们对亚当·斯密的曲解和其学说的本真含义，几乎在每一部著作中都提到、引证和界说马克思，根本目的在于说明，以人为本的经济学传统（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马克思——阿玛蒂亚·森）更正统、更经世致用因而更符合社会和人的需求。
经济学要关注现实的人且要以人为本，那么应该关注人的什么？与主流经济学相比，这是阿玛蒂亚·森经济学最独特也是最可贵的地方。他认为，经济学最应关注人的自由，首先是人的实质性自由，此为人的本质，意为过可意生活，免受贫困、疾病、饥饿的能力、权利、过程和机会。为使人的实质性自由变为现实，工具性自由同样必不可少，它由五个方面的内容组成：“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如此理解自由的必然结果是衍生出一系列使自由至上主义者目瞪口呆的结论：“必须把自由视为一种社会承诺”，“不自由是一种剥夺”，“不自由源于社会安排”，“个人自由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社会产品”。
阿玛蒂亚·森的自由理论有两点内容特别突出。其一，不自由是一种剥夺。这里的问题是：谁在剥夺？谁被剥夺？阿玛蒂亚·森的一系列专著尤其是《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告诉我们，被剥夺者是陷于失业、贫困、疾病和饥饿等困境中的人，而剥夺的主体则多种多样：国家的特定法律、制度和政策，特定的阶级、种族或种姓，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性别、年龄、长相，等等。恰恰是它们使得一部分人不自由。其二，个人自由是一种社会承诺，不自由源于社会安排。这里的“社会”应理解为国家。如此理解之后的问题简单明了：赋予和兑现个人自由是国家的责任，个人不自由是国家的过失。这样的理解使个人和国家面对自由问题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相对于个人自由而言，国家既不是“守夜人”，也不是“看门狗”，它是责任人。
阿玛蒂亚·森对人的自由极富智慧又符合实际的说明基于他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解。主流经济学仅把市场经济体制理解为追逐和实现效率的工具，至于这一体制中的其他内容，则是被种种说词虚无化了。按照阿玛蒂亚·森的思路看问题，主流经济学的荒谬之处不仅在于对效率的崇拜，更在于这种理论的视野中只有效率没有其他，这在信息基础问题上就犯了致命性错误。
Amartya Sen阿玛蒂亚·森认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内容异常丰富，绝非仅仅效率一个方面能够概括和表达。第一，市场经济体制的灵魂和核心是自由。这里的自由包括经济、政治、思想等诸多方面，与此相对应，效率只不过是自由的一个结果，它为自由服务而非自由服从于效率，认为自由低于和服从于效率天然合理的理论是美国南部奴隶主和曼彻斯特资本家的心意表达。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绝非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生自发”秩序，而是一种需要智慧、勇气和良知的社会安排，它由三个核心因素构成：经济运行体制、政治法律制度的规定和保障以及由经世致用的价值观体系来加以维系。第三，市场与国家并非只有相互冲突的一面，此外更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冲突或相辅相成的原因在于国家的性质。第四，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国家不是必要的恶，而是它须臾不可分离的前提条件。
中国需要阿玛蒂亚·森这样的经济学家
阿玛蒂亚·森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社会选择理论等的思想异常丰富，篇幅有限的文字只能顾及到其中一少部分内容。尽管如此，做出如下结论并不为过：相对于我国学界、政界和民众而言，他的思想需要我们重视，更需要我们吸取。此说根据何在？这涉及到阿玛蒂亚·森的思想与我国现实的相容性问题。这里的相容性表现于三个层面：理论分析框架、政策操作思路和客观的经验基础。与自由至上主义理论相比，阿玛蒂亚·森的理论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和历史为依据，他所涉及和分析的问题往往正是我们自己的疑惑和困境，所以他的理论与我国的社会现实更相容，对我们理解自己的现实更具有启发与指导意义。
既然阿玛蒂亚·森的理论与我国的现实需要更相容，为什么学界、政界的反应远不如对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理论更热心？或许如下三个原因能够说明这一点。第一，人们误以为阿玛蒂亚·森仅仅是经济学家，而我国学者关注其思想时发现，自己的学识与阿玛蒂亚·森的思想二者之间在学术图景上重合点不多，所以不习惯和不适应；他热心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风格自己不感兴趣。第二，过去的政绩评判标准是GDP而不是人的生活质量或说人的自由度。第三，受一种有害的思维方式影响，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是“李光耀命题”或叫“亚洲价值观”。阿玛蒂亚·森认为，“亚洲价值观”是有害的伪命题，以“自由看待发展”的适用范围没有“禁区”，也没有“特区”。这恰好表明，阿玛蒂亚·森的经济学革命具有彻底性。
关注社会底层的经济学家编辑本段回目录
阿玛蒂亚·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邦。1959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四年之年，他回到印度德里经济学院任教，1971年再次赴英，在牛津大学任教十七年。1988年，森应聘到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与哲学教授，1998年，回到剑桥任三一学院院长。以下是这次学术讨论会的综合观点。
Amartya Sen森的研究以对社会公正及道德的关怀为主线，从社会选择的纯理论出发，在一系列重大的经济问题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下面分五个方面对他的主要贡献进行介绍。
第一是森对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与拓展。社会选择理论始于阿罗1951年发表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它是研究如何把个人偏好集合成为社会偏好，个人选择集合成为社会选择的过程。社会选择有几个要素，一是组成社会的个人，二是可供选择的社会结果，比如，选举中的候选人就是可供选择的结果。三是社会进行选择或排序所用的方法。选择是从可供选择的结果中选择一个社会认为最好的；排序则是将所有可能结果按社会偏好进行好坏的排列。
阿罗开创了社会选择的领域，同时也几乎关上了这个领域的大门。阿罗不可能定理证明，在满足四个公理的条件下，社会选择不可能满足理性原则。所谓理性的社会排序，指的是排序能满足完整性和传递性，完整性意味着社会必须对任意两个社会结果进行排序，传递性意味着如果社会认为A比B好，B比C好，则应该认为A比C好。传递性对个人来说似乎是毫无问题的，但在社会选择中，传递性不满足，那集体行动不可能达到个体行动所具有的理性。
阿罗定理的四个公理是，第一，完备性，即社会选择必须接受任何可能的个人偏好；第二，独立于无关选择公理，即社会对两个选择的排序只与个人对这两个选择的排序有关，而与他们对其它选择的排序无关。比如，布什、克林顿、佩罗三个人竞选，布什和克林顿之间的排序不应受到布什跟佩罗之间的排序的影响；第三是弱帕累托原则，即，如果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认为X比Y好，则社会排序也应该认为X比Y好，则社会排序也应该认为X比Y好；第四个公理是说社会中不应该存在一个独裁着，即不存在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说话算数的人。这四个公理中，后两个问题不大，前两个则受到很多挑战。无论社会选择还是社会排序，要接纳所有偏好是一个相当苛刻的要求，因为人生活在伦理和习俗环境里，而伦理和习俗是一套戒律，排除社会所不认同的思想，起到了限制个人偏好的作用。独立无关的选择。把一个人排到两个人中间，原来的两个人的排序当然会改变，这也是容易受到攻击的。
Amartya Sen森的贡献在于两方面，一是多数原则问题，二是对效用不可比的批评。森认识到，对于多数原则来说，重要的不是对所有可能的社会结果进行完备的排序，而是找到一个多数人认为最好的结果，在这个基础上，森找到了使多数原则运作的充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个人效用不可比是西方个人主义思潮下天经地义的事，也是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基础。森批语道，基于评判的社会选择可以不考虑个人间的效用比较，但基于利益的社会选择不可能避免个人间效用比较。如果允许个人间效用比较，阿罗不可能定理就不再成立；如果不允许个人间效用比较，阿罗不可能定理就毫无意义。
森举了一个分饼的例子来说明效用比较问题。假设A、B、C三个人分别拥有一张饼的一部分。在第一种情况下，假设A有饼的2/3，B和C各有1/6。在第二种情况下，A有1/7，B和C各有3/7。现在，在两种情况下，都把A所拥有部分的一半平均分给B和C。两种情况下的再分配一样吗？在阿罗的效用不可比框架下，只能说两种情况下都是A效用下降了，B和C上升了。哪个分配更好无法说明。显然，第一种情况下的再分配是将饼从富人那里分给穷人，第二种则是将穷人所拥有的分给富人。而要区分穷人和富人，就必须进行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只有允许这种比较，我们才能进行社会判断。森对效用比较的再发现开辟了福利经济学的新天地。
第二方面是个人自由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问题。帕累托最优是经济学家衡量社会效率最常用的方法。但这一原则对个人自由保持沉默，事实上，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说，个人和企业基于个人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选择结果一定是帕累托最优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则说，当社会初始资源进行再分配时，任何一个帕累托最优状态都可以由市场中个人的最大化行为达到。因此，帕累托最优与个人自由是完全相容的。森试图证明的是，在给个人对偏好不受任何限制，个人自由与帕累托最优是不相容的，帕累托原则剥夺了存在私人空间的可能性。森定义的自由原则是，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如果他认为X比Y好，社会也应该认为X比Y好，反之亦然。比如，张三想趴着而不是躺着睡觉，社会应该认可他的选择。森证明，在个人偏好不受任何限制的条件下，这种个人自由与帕累托最优使得社会选择无法得出最优的结果，只能得到一个循环。森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挑战最多，他的自由原则不是我们所公认的自由原则。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人自由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个人有选择自己的思想或行动而不受社会阻挠的自由，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一定要赞同个人的思想或行动。如果采用这一定义，则个人自由与帕累托最优不再冲突。
第三个方面是森对贫困指数、福利指数及福利比较的研究。道德是贫困指数的研究。一般，人们用处于贫困指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徇一国的贫困程度。但是，这个简单的贫困指数忽略了很多问题，比如，贫困人口的收入距贫困线的距离，由穷人向富人的收入转移，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中的分配等等。森设计了一个唯一能反映上述情况的简单的贫困指数，将贫困人口的数量、收入及收入分布结合在一起，全面反映一国的贫困程度。用公式表示为：
Amartya SenP=H[I+（1-I）G]
P——贫困指数H——贫困人口的百分比
I——贫困人口收入差距的总和（即贫困人口的收入距贫困线的差距的总和除以贫困线），即贫困距，0
G——贫困人口的基尼系数
森对一个国家的福利也给出了相似的指数。他参加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编制，这已经成为指导国际机构的一个重要文献。
与福利度量相关的是平等问题。森分析了三种平等原则，认为它们各有缺陷，并提出了自己的平等原则。首先是功利主义原则，这个原则把个人效用加总起来，使总和最大化，此时，每个人的边际效用，即从最后一单位上收入所获得的效用相等。如果举一个瘸子和花花公子来比较，瘸子从每一单位额外收入中所获得的效用要比花花公子所获得的低得多，因为前者即使有了钱也不可能尽情享受。根据功利主义原则，花花公子应该得到比瘸子多得多的收入，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第二个原则，基于个人效用值，按词典式原则进行的比较也有其缺陷，由于忽视了效用高低的程度，它对最差成员的效用改善不敏感，同时忽视了其它人的福利。第三个原则，饶尔斯提出的基于基本权利和物品的差异原则，考察社会最差成员的基本权利和物品的拥有量。这个原则摆脱了效用这个无法衡量的东西，是一个进步，但在将不同权利和物品加总、取权重时，就遇到了实际操作的巨大困难。森对平等的衡量是基于基本能力的，即一个人赖以进行基本活动的能力。但这种原则也具有难以加权汇总的弱点。它的意义在于，基于基本能力的平等原则比基于效用和物品的平等原则更接近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它对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在公平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有帮助的。改革以来，中国的收入差距是拉大了。但改革给人民带来了基本能力上的巨大进步。以前，农民只能种地，不能走四方；工人只能干活，不能开饭馆，开出租；学生也只能服从分配，不能自主择业。现在，改革将过去被少数人垄断的机会提供给了千千万万普通百姓，这是改革带来的空前的公平。
第四个方面是饥荒问题。森考察了近代以来几次大的饥荒，提出饥荒可能不完全是由于食品短缺造成的，而更可能是由于权利分配不均造成的。这些权利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以自己所拥有的物品交换食物的交换权，第二是以自己或雇佣的资源进行生产换取食物的生产权，第三是以自身劳动换取工资以获得食物的劳动权，第四是继承权，或获取他人，包括政府的赠予。前三个是基于市场的权利，可统称为交换性权利。森强调交换性权利突然减少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打击。以他的家乡，孟加拉邦，1943-1944年的大饥荒为例，1943年粮食总产比1941年实际上高11%，即使扣除人口增长，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增加了9%。饥荒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底层人民，特别是无地农民和手工业者所拥有的换取粮食的权利由于粮价上涨而突然下降。
Amartya Sen这个分析对于理解中国六十年代初的饥荒很有意义。中国的饥荒基本上也是农村现象，人口死亡最多的是安徽、四川这样的农业大省。城市所受波及较小，是因为政府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低价的补贴粮食，这里，对食物权利的不平等分配来自政府分配机制中对农村的歧视和对城市的保护。但中国发生饥荒的机制与孟加拉邦不同，中国计划经济之下没有价格效应。信息不畅是导致中国发生饥荒的重要原因。由于地方政府虚报产量，中国政府在饥荒高峰时对粮食存量的估计比实际数多1亿吨，从而导致了重大的饥荒。
森的权利假说还有一个发达国家不愿提及的现实意义，当非洲国家发生慢性饥荒时，发达国家却在休耕限产，以保持粮价，而过高的粮价降低了不发达国家的相对购买力，用森的话来说，使这些国家换取食物的权利相对缩小了，这是导致不发达国家存在慢性饥荒的原因之一。
第五方面是伦理问题，也许是由于森出生在印度这样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度和他幼年时经历的大饥荒，森对于道德、伦理的关怀始终贯穿他的学术生涯，森指出，伦理与经济学并不矛盾，道德在每个人的行为里都起了很大作用，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的约束来进行自己的选择。森以囚徒困境为例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两个囚徒在互不信任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合作的策略，其结果比合作要差得多。囚徒困境被用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过度放牧问题，但它解释不了为什么社会中会出现合作。经济学家通过无限次重复博弈找到了囚徒博弈中产生合作的条件。森却指出了一个更直接的条件，即博弈双方互相信任，从而得到一个合作的结果。达到这种信任的一个机制就是伦理教化，伦理常常意味着个人做出一定的牺牲，以保全社会整体的利益。实证研究发现，在许多公用牧场的使用中，都有道德的约束，使公用地运作得很好，并没有产生过度放牧的问题。可见，道德是在很多情况下发挥作用的。
最后讨论一下森获得诺贝尔奖对中国学术界的启示。首先，森得奖是印度几代经济学家积累的结果，印度以英语为官方语言，这为印度学者顺利进入主流经济学的圈子奠定了基础，其次，在英语环境中成长、学习，使印度学者较易理解主流经济学问题。这些是中国学术界所不具备的条件。但是应该看到，印度学者从事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对本国问题的研究，森对社会选择理论的重要贡献大多是在印度任教时作出的。
中国的经济学要得到国外承认，也必须靠长期的积累，必须研究主流经济问题，不能局限于就中国而研究中国。这就要求中国的学者耐得住清寒寂寞，静下心来做学问。然而，这仍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因此，中国本土要出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还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
阿玛蒂亚·森：用学术参与现实编辑本段回目录
文：许亚林（发自新德里）
Amartya Sen他卓绝与辛勤的思考，对现实的关注，不仅让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且被英国著名传记学家马克·布劳格列为20世纪百名经济学巨匠之一。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博物馆里，陈列着一辆来自加尔各答的已经服役50余年之久的自行车。这辆已是摇摇晃晃的老车是其主人的主要代步工具，参与了无数次社会调查工作。1975年至1977年间，车主就曾踩着这辆父亲送的自行车，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去进行关于食物短缺课题的调查。
这辆自行车的主人，便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自印度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跟他的车一样，他相貌平凡也并不为人所熟知，尽管他在学术上做出了不菲的贡献。
第一，又是第一
森在英美学术教育界曾创造许多“第一”：1996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第一位非美国公民的会长，1998年就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自1350年建校以来第一位非英国人的院长。而诺贝尔委员会也是首次把奖项授予研究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并且第一次授予一位亚洲人。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如此评价森：“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阿玛蒂亚·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造成革命性的变化。联合国在自己的发展工作中极大地获益于森教授观点的明智和健全。”
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为联合国做了许多有开拓意义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关注贫困与不公平，因此深得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赞赏。
Amartya Sen来自“另一个世界”
阿玛蒂亚·森的名字来自于印度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阿玛蒂亚·森出生时，他的外祖父时任著名诗人泰戈尔的秘书，外祖请求泰翁为其外孙起名字，泰戈尔深思后为其取名为Amartya，意思是“另一个世界的”，并说“我可以看出这孩子将成为一个杰出的人”。而实际上，泰戈尔的确对森影响至深，是森一生的偶像与楷模。
森的老家在孟加拉首府达卡。可以说，森的学术家世渊源颇深。其父亲就在达卡大学里教授化学。外祖父曾经在学校里教授古印度和中世纪印度文化，以及梵语。他随着教书的父亲四处漂泊，长大后自己也选择了教学与学术研究的道路，按他的说法是：“我的一生都是在大学校园里度过。”
森早年的学习之路比较曲折，在3至17岁之间，他先后对梵语、数学和物理产生兴趣，而定下心来专攻经济学，是在他对以上这些学科意兴阑珊之后的事情了。不过，尽管兴趣常变，但他一心要在某个领域当个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心愿始终没改。他曾经坚持认为，“学术”这个词，意味着“高深”，而不是那些旧词典里常常注解成的所谓“不实用的”、“空洞的”的意思。
森3岁到6岁的时候，父亲在缅甸的大学里当访问教授，不过他的大部分的童年时光实际上是在达卡度过的，在那里的圣乔治中学，他开始得到最早的启蒙。在搬家去圣地亚哥后，森才算正儿八经地接受了正规教育。他所在的泰戈尔中学理念颇前卫，在那时候已经实行男女同校接受教育，在这个学校里，着重的是培育学生的好奇心，而不是为读书而死读书，读死书。考试分数和学分评定在这里并不受重视。
森非常记得当时有一个老师当着他的面这样评价一个女同学：“她学习成绩那么好，难得的是她并不是一个书呆子。”此后，森一直把那个女孩子当成了对头，时刻提醒自己要超越对方。
这个学校虽然观念很开明，但学校的课程并不排斥印度的文化传统，并且紧跟世界潮流，与时并进。西方和东亚的中国、日本和朝鲜，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西亚和非洲的各种思潮，在该校里都得到了严肃的对待。
森当时曾经为泰戈尔抱负的文化多元化理念深深叹服。他曾引用泰戈尔给朋友的一封信里的话：“任何人类产品都可以为我们所用，即使它们自有其出处……对所有人类取得的成就能成为我们的东西，我从心底里感到愉悦。”
1941年，由于宗派狂热煽动而起的大屠杀，使印度各阶级之间的矛盾激化，时年森才10多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刻。印度一直以来对于自己民族的归属问题，一时之间都让步于宗派之争：印度教、穆斯林教，还是锡克教徒？
虽然森年纪尚幼，但他却已在一旁观察，思考，因为他“无法对这些无理智的暴力视而不见”。他认为：“一个穆斯林人，为了养家糊口，跑到敌对的印度教人聚居的地方打工，不幸成了暴力的牺牲品，而这种令人痛心疾首的惨事，起因正是经济的不自由。”
这些经历影响了森的一生，他忽然间明白，狭隘的种族划分，是要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的。极端的穷困，可以让一个处于弱势群体中的个体成为既得势力口中无助的猎物。这对森以后的学术思想影响至深。
Amartya Sen精神历程：从大学到大学
离开圣地亚哥后，森先后在位于加尔各答的院长学院以及剑桥的三一学院深造。
当他进入加尔各答的院长学院进修时，他对文化认同的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院长学院里优秀的教授激发起森对经济学的兴趣。而且那里的同学也同样出类拔萃，从此，森眼界大开，人生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
院长学院的学生对政治也相当热衷，尽管他自己对政治的兴趣有限，从没参加任何一个政治社团，但像别的同学一样，他接到了一个“左倾”的社团的热烈召唤。
1951年至1953年间，森一直呆在这所学院里，1943年发生的导致两三百万人死亡的孟加拉饥荒，令他记忆犹新。在这场饥荒中，虽然他认识的人中没人受害，但他看到遭罪的全是身处最底层的穷苦百姓，比如失去了土地的农村劳力。森一直选择贫困与饥饿的学术话题，与其所见所闻不无关系。
1953年，森从加尔各答搬到剑桥，进入三一学院学习，尽管他早就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主修经济，辅修数学），剑桥录用他，给他再获得一个学士学位的机会，而这次是纯粹的经济学，学制仅为两年。当时，有关凯恩斯经济学的作用与地位的论战正在大学校园里如火如如荼地展开，此外，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也自立山头。而森却很幸运地与各派人物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更难得的是，在森所在的三一学院里，一切都风平浪静，多少像个世外桃源。为了避免卷入派系之争，他在获得了学位后选择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研究题目：“技术的选择”。
回到加尔各答后，森被任命为一个新成立的贾达普大学的经济系主任，担当起该系的组建工作。那时候，森还不满23岁。于是此任命闹得满城风雨，甚至有人画了一幅婴儿被拽出摇篮穿戴整齐当“教授”的漫画。但他对此任命充满期待，信心十足地接受了挑战。
不久之后，森获得一个奖学金，凭这个奖学金，他可以在4年里凭自己的爱好研究任何问题，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这笔奖学金用来研究哲学。他对逻辑学和认识论一直很有兴趣，但很快他又涉足道德和政治哲学。而那时候，哲学和经济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学科。
1960至1961年的时候，森离开三一学院，访问麻省理工学院，在这里，他远离了剑桥那些空洞的论战，时常和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这样的名家交谈，对他启发很大。1963年的时候，森离开剑桥，回到德里经济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而在德里经济学院执教期间，是他学术生涯中最出成果的时期。一直到1971年，森离开德里到伦敦经济学院就职，他和同事已经把德里经济学院打造成印度颇负盛名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高等学府。
挖不完的学术宝藏
除了学术性的职位，他并没有别的工作经历。相对他风起云涌的学术观点，森的人生经历比较单调，基本上在学校与科研机构里度过。但他卓绝与辛勤的思考，对现实的关注，不仅让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被英国著名传记学家马克·布劳格列为20世纪百名经济学巨匠之一。
他一直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在他看来，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
Amartya Sen森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自由。”
森的学术贡献主要在福利经济学领域。一是在社会选择的一般理论上对阿罗的不可能定理的突破性研究；二是创建了全新的福利、平等及贫困的指标，这些指标得到了国际经济界的认可和应用；三是对贫困和饥饿的研究和对人类苦难的深情关注。他帮助设计了联合国自199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以及用于其中的“人类发展指数”，涵盖了期望寿命、教育程度、生活标准以及其他指标，以全面反映人们的生活福利状况。
作为世界为数不多的女性经济学大师琼·罗宾逊夫人的学生，森深深感受到了其老师的影响，但也由于倡导规范分析而遭受到不公正的学术待遇。他为了进入主流学派，使自己的学术观点能够得到承认，其许多著作中也运用了大量高深的数学公式，但他还是秉承了罗宾逊夫人的规范分析传统，并且其许多理论采用了经济学与哲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当今世界尚未解决的许多实际经济问题关切至深。
森在研究方法上的这一重大创新受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高度评价，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中这样写道：“阿玛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
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是森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森获得巨大社会声望的主要源泉。诺贝尔经济学奖1972年得主索罗不无公允地称森为“经济学的良心”。有人甚至将森称为“当代的亚当·斯密”，因为他以其杰出的才能和超常的激情，使人们不由想起亚当·斯密这位同是伦理学家的古典经济学大师。森以“接着讲”的方式在斯密的基础上“重建”（而非“开拓”）了经济学的伦理层面。
Amartya Sen而作为出生于亚洲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对于他的祖国和中国这两个亚洲大国始终予以特别的关注。对于印度IT业和软件业举世瞩目的发展，森却认为，印度的IT业并非如美国IT业那样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是与中国的制造业一样同属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印度得到的就业机会不仅发生在IT领域内，而且和IT相关的产业都有效利用了IT领域的发展。
森一直都关注中国的发展，并且给予中国很高的赞誉。他认为中国十分重视基础教育，这点值得印度学习，尽管印度的IT产业是因为印度政府重视高等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而取得的。他觉得中国的教育发展得更健康，更有利于消除贫困，并使得贫富差距降到了最低。
森还指出，虽然在基础教育等领域中国具有优势，但是在基本医疗保障的渗透性和占有率方面印度要高过中国，他建议中国应该仔细考虑城市环境的保护和城市规划问题，更多地考虑怎样在农村为农村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多的教育医疗方面的社会保障。
森的观点与中国国内的热点不谋而合，而森关怀弱势群体的研究视角，以及他关注的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近两年来在中国也成了非常有争议性的焦点问题。这更显示其惊人的学术洞见力。
除了经济学上的卓越成就，森多才多艺，他曾在《纽约书评》上发表评论泰戈尔诗歌绘画的精彩文章，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定的研究。他的学术思想继承了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等古典思想家的遗产，并对全世界遭受苦难的人们满怀同情与关爱，也正因为此，他才赢得了“经济学的良心”的美誉。
阿玛蒂亚·森谈全球化的10大主题 编辑本段回目录
最近，剑桥三一学院院长、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撰文总结了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之间的辩论当中应当特别予以重视的10大主题。
Amartya Sen 森认为观察当今世界经济秩序，必须注意到当前世界贫困与前所未有的繁荣的双重存在，世界在前所未有的富裕的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贫困与不平等。要想解释普遍存在的对全球秩序的怀疑，甚至大众对所谓的“反全球化”抗议活动的耐心，就必须平衡注意到当前世界中以上这种基本的对比。在当前关于全球化的辩论中，有一些根本的问题受到了忽视，森认为以下的10大问题应予以特别注意。
（1）反全球化的抗议并非针对全球化：所谓的“反全球化”抗议者简直不是反全球化的，因为这些抗议活动本身即是最全球化的事件之一。西雅图、热那亚等地的抗议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蜂拥而来，表达他们全球性的抗诉。
（2）全球化不是新生事物，也不是西方化：几千年以来，全球化就通过交通、贸易、移民、文化影响的扩散和知识与理解的传播得以推进。这些影响的方向是不同的。例如，上个千年，主要是西方对其他地方的输出，但前一个千年，欧洲则大量吸收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的科技。世界遗产是相互影响造就的，当前的趋势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结果。
（3）全球化本身并无过错：全球化使世界在科技和文化上取得大发展，改善了人民的经济条件，消除了几个世纪以前还存在的世界性的贫困，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和经济的相互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当前的贫困不能通过限制技术进步、国际贸易以及开放社会的方式来消除，而只能通过公平分配全球化成果的方式来消除。
（4）直接或间接的中心问题是不平等问题：主要的挑战都与不平等紧密相连，这既包括国内不平等也包括国家间的不平等。不平等既包括贫富悬殊，也包括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力的不平衡。其中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富国与穷国、国内的不同集团如何分配全球化的成果。
（5）基本的关注重点应是不平等的程度，而不是不平等的边际变化：全球化的批评者经常宣称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其实，他们是选错了论题。即使许多穷国在世界经济中表现很差（原因众多），也难以给出一个明确的趋势，因为，所选用以考核不平等和贫困的指标和变量不同，结果就大不相同。但是这一争论并不妨碍对不平等问题的关注，因为，基本的问题是不平等与贫困的整体水平，而不是它们的边际增长。即使如当前经济秩序的支持者所言穷国整体上改善了境况（事实上，决不是毫无例外），对严重不平等和贫困要求特别关注的紧迫性也不会消失。
Amartya Sen （6）问题并非是所有各方都有收益，而是收益的分配是否公平：当收益是由合作产生时，对如何分配收益会有许多方案，尽管每个方案都会使各方有收益，但问题的核心仍是有必要考察分配是否公平或为各方所接受。 （7）市场经济可以在许多不同的制度条件下运做，同时产生不同的结果：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是否要市场经济，没有深入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有繁荣。但是市场经济根据不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游戏规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而且在所有这些领域，在国内和国际上，国家和社会都会发挥它们的作用。市场只是众多制度之一，除此之外，国内有收入再分配的一系列政策，国际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分配的机制安排。
（8）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前世界的经济、金融和政治制度大都是20世纪4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容。但那时，亚非大部还处于帝国主义控制之下，人权观念还很淡薄，非政府组织还未兴起，环境意识差，民主观念还不普遍。
（9）需要政策和制度变革：当前的国际制度已经试图对变化了的形势作出反应，但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变革。在变革的过程中，要检讨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均势体系，以适应日益推进的全球化。
（10）通过全球性的建设来解决全球性的怀疑：反全球化抗议本身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我们毫无理由，也不可能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之外。但是在支持全球化的同时，我们需要重视一些非常重要的制度和政策问题。
获得荣誉与奖项Honours and awards编辑本段回目录
He received the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s for his work in welfare economics in 1998.
He received the Bharat Ratna, the highest civilian award in India in 1999.
In 1999 he received honorary citizenship of Bangladesh from Prime Minister Sheikh Hasina in recognition of his achievements in winning the Nobel Prize, and given that his family origins were in what has become the modern state of Bangladesh
He received the 2000 Leontief Prize for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theory from the Glob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Institute.
In 2002 he received the International Humanist Awar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umanist and Ethical Union.
Eisenhower Medal, for Leadership and Service USA, 2000;
Companion of Honour, UK, 2000.
In 2003, he was conferred the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by the Indian Chamber of Commerce.
Life Time Achievement award by Bangkok-based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UNESCAP)
出版作品一览表 Publications编辑本段回目录
The Idea of Justice London: Allen Lane, July 2009.
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 (Issues of Our Time), New York, W. W. Norton, 2006.
The Argumentative Indian, 2005.
Rationality and Freedom,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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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ger and Public Action, jointly edited with Jean Drèze,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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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èze, Jean and Sen, Amartya, Hunger and Public Ac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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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Publications on Google Schol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