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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费研究所所洋溢的自由想象和创新精神，乃是任何智库成功最重要的条件
智库影响全球■ 向松祚
尽管不太情愿，谈到智库，我还是不得不从美国谈起。
智库无处不在
如果我说，首位黑人能够问鼎白宫，智库发挥了举足轻重之作用，或者说，二战之后历次美国总统之当选，背后都少不了智库思想或智囊们的影子，你可能认为我夸大其词。然而，肯尼迪曾经公开承认：自己能够当选总统，主要归功于他的兰德公司顾问。
如果我说，就是这个名叫“兰德公司”的智库，曾经完全主导了美国的核战略、艾森豪威尔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治国方略、肯尼迪的外交政策、策划了越南战争、谋划了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制定了针对伊拉克的“鹰派”外交政策，你可能将信将疑。但是，公开资料显示，一些大名鼎鼎的美国“鹰派”人物，从肯尼迪的国防部长麦克拉马拉到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还有曾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保罗·沃尔福威茨、理查德·佩里、以及曾任美国驻阿富汗、伊拉克和驻联合国大使的札美·卡利乍得，都曾经是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主管和资深研究员。
1998年，正是沃尔·福威茨、佩里、兰德公司总裁亨利·罗文、拉姆斯菲尔德、卡利乍得以及后来担任布什政府副总统(被认为是美国“史上最具权力的副总统”)的切尼，联名给克林顿写信：“您需要一个全新的军事战略，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友在全球的利益。该战略最急切的任务就是要将萨达姆政权彻底消灭。”上述几位兰德公司的“元老”，后来完全主导了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军事战略，实现了消灭萨达姆政权的目的。
如果我说，今天风靡世界的互联网，其最重要的技术基础是由兰德公司研究员1950年代后期发明，很快投入军事运用，逐渐实现“军转民”，从而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你自然不会否认，因为那已经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
如果我说，兰德公司曾经创造了27个诺贝尔奖得主(包括大名鼎鼎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肯尼斯·阿罗、和平奖得主基辛格)，你可能非常吃惊，但你只要随便查查历来诺奖得主的简历就可以验证。
一个“智库”怎么可以有如此巨大的创造力和影响力，甚至可以塑造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命运？然而，“智库”对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之影响，确实可以说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兰德的“理性选择”
2008年，美国历史学者阿莱克斯·阿贝拉(Alex Abella)出版兰德公司传记，书名是《理性斗士：兰德公司和美国帝国之崛起》(Soldiers of Reason: The Rand Corpo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Empire)。在全书结尾之处，阿贝拉以极其尖锐之语言批判兰德公司之核心理念，却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兰德公司对美国和世界的深远影响力：
“兰德公司的核心理念，就是所谓的‘理性选择’。‘理性选择’学说完全否决人的行为和决策应该包含和尊重如下显而易见的基本原则——相互合作、自我牺牲、自我克制；人们确实真诚相爱，绝不永远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选举能够公平公正，能够做到让所有竞争者都对选举结果心服口服；当选的政治人物的确能够为公众利益尽心尽力。
“兰德公司的理性选择学说，塑造了一个可怕的世界：所有决策都是黑箱操作，完全离开公众视野，公众没有参与辩论的权利；所有决策都是基于错误的目标(如果你不喜欢所谓科学分析得出的结果，那就改变方程式的参数吧)和科学偏见。理性选择学说从根本上否认社会责任，就好像今天的公司打着‘一切为了股东利益’之旗号，却根本否认自己应该承担起对于雇员、政府和社区的责任。”
“兰德公司之罪，也就是我们美国人民之罪，兰德公司之命运，也就是我们美国人民之命运。因为，正是美国人民自己接受了兰德公司理性选择学说所传递的神秘福音，正是美国大众热衷于拼命消费却不愿意为自己的穷奢极侈支付代价，正是美国投票人自己蒙住了自己的眼睛，让政府政策完全脱离或背离了道德责任。”
“我们现在似乎还感觉良好，因为我们好像还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阿拉伯的石油、中国廉价的T恤衫、以及一切我们想要的外国市场和产品。不管你怎么说，美国帝国就是为我们美国人服务的。兰德公司不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吗？的确，如果我们仔细照照镜子反思一下，我们就知道：每个美国人都是兰德公司理念的化身！问题是：我们今后怎么办？理性选择学说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兰德公司或许是美国最富盛名、最具权势的智库，然而，影响美国思想和战略的智库又何止“兰德”一家！
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大大小小的智库多达1777个。好些智库是中国人所熟知的。譬如华盛顿的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它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具有深远影响，最近几年，美国政府强烈施压人民币升值，思想来源就是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亚太经合组织(APEC)之构想就是源自该所创始人伯格斯坦，此人曾经是福特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当然，诸如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于1916年，被认为是美国最早的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等等，都是驰名全球的庞大智库。
什么才是真正的智库
智库，顾名思义，就是“智慧之库”和“思想之库”，依照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Frank Collbohm)之定义，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同时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
伟大智库之成功，至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其一是高远的目标和理想。兰德公司真正的“教父”是美国空军五星上将亨利·阿诺德(Henry Arnold)，他最初对兰德公司的梦想是“发展出别人做梦也想象不到的武器和战术，以确保美国空军对地球的绝对霸主地位。”没有高远理想和伟大灵魂的“思想智库”或“智慧之库”，是不可思议的，是绝对不可能成长壮大的。
其二是独立自主、自由翱翔的思维空间和研究氛围。既然是要做“别人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事情”，就必须敢于蔑视一切权威和现成思想模式。美国智库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就是它们致力于改变和指导政府之决策，致力于引领科学、文化、思想前进之方向和潮流，而不是成为某个政府决策和官员意志的诠释和论证。
我曾经详细拜读米歇尔·沃尔德洛浦的有名著作《复杂：诞生于秩序和混沌边缘的科学》，它生动描写了美国另一著名智库“桑塔费研究所”激动人心的创造性研究活动。该研究所聚集了包括肯尼斯·阿罗、马瑞·盖尔曼、菲利普·安德森等诺奖得主和一大批怪异的天才，他们怀抱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要创立一个普照自然和人类的新科学——复杂理论。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桑塔费研究所所洋溢的自由想象和创新精神，乃是任何智库成功最重要的条件。
其三是资金支持。智库之所以在美国如此兴旺发达，得力于美国各界人士尤其是商业界人士对各种智库的慷慨捐助。
兰德公司的资金主要来自军事工业的大笔资助以及国防部的特别研究经费。桑塔费曾经发起一个庞大的金融危机研究课题，旨在运用复杂理论解释金融危机之起源和后果，当年的花旗银行老板约翰·里德也为此自掏腰包数百万美元。美国商业成功人士大笔捐助学术研究和智库机构，已经有一百多年传统。从19世纪后期洛克菲勒独资创立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美国几乎每一个成功商人都有自己的基金会，基金会本身就是一个智库或全力赞助某些智库。此乃美国智库生生不息之基本源泉。
没有庞大的资金支持，美国智库就不可能拥有如此强大和深远的影响力。以美国传统基金会为例，其每年的思想信息宣传费用就高达600万美元，布鲁金斯学会2007年仅花费在其研究成果推销上的支出就超过400万美元。
争夺决策制高点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全球智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施展拳脚的大好机会。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思想库项目之最新报告，全球共有5465家思想库，为争夺地区和全球话语权，智库之竞争可谓是风起云涌、激烈非凡。
金融危机伊始，美国各种智库就连篇累牍地推出各种分析报告和政策建议，力图先拔头筹，抢夺挽救金融危机之决策制高点。譬如布鲁金斯学会很快就推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之整套方案，送交奥巴马政府；外交关系委员会则率先提出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模式遭受质疑，中国模式开始崛起”之惊天言论，提醒美国政府高度重视金融危机对美国软实力之冲击；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则异想天开，构造出“中美国(Chiamerica)”和“G2”之概念(尽管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支持这两个概念，然而，全力鼓吹和阐释这两个概念的人，却以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为代表)。
结论已经非常清楚：为争夺全球话语权，争夺全球经济金融货币秩序改革之决策制高点，中国绝对需要尽快发展自己的一流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