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患者集体挑战基因检测专利制度编辑本段回目录
本文介绍了美国关于基因制度的一个案例，对此控、辨双方各执一词。
2006年，吉妮·吉拉德（Genae Girard）被转诊断患有乳腺癌，她知道这会使她面临高额医疗费用的挑战，可由此而卷入专利问题，却是她始料不及的。
Genae Girard如果患上卵巢癌可能会使她切除卵巢，为此吉拉德女士进行了一次基因检查，以了解她的基因是否也有增加患卵巢癌的风险，检查结果显示阳性，因此她想再进行一次检查看看能否得到另外的结果。但是不会有其他结果，因为政府十年前做出决定，只允许米亚德遗传公司独家拥有检测两种基因的专利，这两种基因与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有紧密联系，通过检测它们，可以度量患以上两种癌症的风险程度。
今年39岁的吉拉德女士，居住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丁。星期二，她对米亚德公司和专利办公室提起诉讼，向授予基因检测专利给米亚德及其他公司的决定提出挑战。加入到她的诉讼行列的有其他四名癌症患者，有超过10万名成员的专业病理学者组织，还有几个私人病理学者和基因研究者。
这次诉讼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它由美国公民联合会（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组织实施，纽约的联邦法庭予以受理。它将专利法、医学、乳腺癌的激进主义和不寻常的公民自由等成分混合到了一起，使其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例。
象米亚德那样一些以盐湖城为基地的公司申辩说，现有的专利制度通过赋予他们暂时的垄断特权以对他们在研发方面的实质性投资予以奖励，这推动了创新。米亚德公司的法律顾问理查德·马什说，在没有充分审议该投诉之前，公司的官员不会对该诉讼发表任何意见。
而原告的联合组织辩称基因专利制度限制了医学实践和研究创新。该案原告之一，哥伦比亚大学临床遗传学导师温迪·k·庄说：“供应单一，必然平庸。”
Wendy K. Chung庄博士和其他涉入此案的人并不责备米亚德公司在掌握BRCA1 and BRCA2两种基因信息方面扮演的可怜角色，而是辨称，如果可以市场化运作，BRCA 检测就可能会进一步提高。
本案另外一名原告，纽约大学医学院人类遗传学项目主任哈利·奥斯塔尔称，许多实验室都可以进行比米亚德公司更快的BRCA测试，而费用却比该公司低3000美元。就拿他自己的实验室来说，它能够集中研究基因变异未能解决的神秘现象。但是，如果他现在试图提供这种测试服务，他就面临着侵权而受到米亚德公司起诉的风险。
美国公民联合会高级顾问克里斯多芬·A·汉森说，问题不是出在检测公司方面，而是出自专利办公室。他回忆说，当他第一次听说专利公司为基因设立专利时，他对自己说“这不会是真的”。
按照美国公民联合会对竞争限制方面的探究，类似于米吉德的那些公司使基因测试的选择权固化了，甚至那些对基因的分析习惯和序列对比都被固化了。这些限制已不仅仅是专利法的问题了，汉森先生说，这也是第一修正案能否保证言论自由的问题了。“他们真正获得专利的是知识”。同样，对会导致心律不齐和猝死的QT综合症的基因检测也被赋予一家公司进行，另外，还有对血色沉着基因的检测，这种基因与遗传性血色沉着病相关联，是血液中铁离子过于聚集而导致器官破坏的病症。医生和科学家们对上述两种专利制度都有抱怨。
而另一方面，拥有CFTR基因检测专利的公司授权几十个实验室来进行检测的做法却得到了医药界的赞扬。CFTR基因与遗传性胰腺病有直接联系。
允许基因检测专利的决定从一开始就存在争议，专利通常不会授予符合自然或自然法则的产品。那些被授权的公司申辩说他们在使基因超越自然工作方面作了很多事情：他们已经分离和净化了DNA, 这样他们就创造了具有专利的事情——即使这符合一种实际基因的序列。
这场争论可能已经使专利的听证者信服，但是对很多科学家来说，这还是让人心痛的一点，“你不能把我的DNA专利化，至多你可以专利化我的右臂，或我的左臂，”分子病理学协会主席，本案的原告之一，简·A·诺瓦克如是说。
可是到目前为止，关注该案的两个政府专家小组还没有发现基因检测专利制度对医学研究和医疗护理方面明显的障碍。全国研究理事会2006年的一份报告称，被赋予专利的生物医学研究并没有给生物医学研究者带来多少负担。那份报告和其他一些报告提醒说，“倒是对专利光环的考虑一直以来都是复杂和恼人的”。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份草案指出，将来，一次基因检测可能会牵涉到对很多种基因的分析，或者是对一个人的全套基因的分析。人类基因图中20%的基因已经被认领为专利，这涉及到成千上万的个人基因。该报告还提醒说“某一个开发者是很难同时拥有所有需要的授权证书的”。
丽斯伯兹·克拉妮是马萨诸塞州牛顿市一位单身母亲，也是本案反对米亚德公司的原告之一，对她来说，目前基因检测专利制度最大的障碍是费用问题。她患有乳腺癌并做了双乳切除手术，但是她还想做一次BRCA检验，以确定她患卵巢癌的可能性，以便决定是否切除卵巢。但是米亚德公司拒绝她采用保险付费的计划，而由她自己负担检查费用的话，就大大超出她能力所及。
她说，她不愿意进行那些可能没有必要的外科手术。但是，她同时又担心她8岁的女儿可能面对遗传的风险，这就是她想“发现是否有基因突变的可能，以便采取必要的措施继续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原因。“我想活到我女儿30岁，好弄明白她做基因筛选试验的情况”。（翻译：winstar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