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
口述史
亦称口碑史学。即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学科分支。广义地说，它始现于远古时期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口头转述将历史流传下来，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即是，后由于文献的日益丰富和后代史学家重视文献而衰落。狭义地说，口述史出现于 20 世纪40 年代的美国，当时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协会，是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
从 20世纪60 年代到 80 年代，口述史有了极大发展，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英、法、德诸国出现了大量口述史研究机构，出现了大批口述史研究成果。由于非洲的特定历史状况，口述史也引起了非洲各国史学家的重视。这期间不仅召开过多次关于口述史的国际学术会议，第 15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还对其进行了专题讨论。总之，口述史的发展正方兴未艾。
从某个角度说，口述史是重视下层民众历史的产物，因为后者的活动和心理很少见诸文献，为了研究他们，必须借助口头资料或口碑；从方法上说，口述史是历史学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注重田野工作即实地调查的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因为口述史学家必须通过调查采访等直接手段，从特定主题的当事人或相关人那里了解和收集口述资料，以其为依据写作历史。由于口述史料的直接性，使这些主题的研究，特别是民族史、社会史，从时间上说是现当代史的研究更易接近真实，减少史学家的主观性。特别是口述史可以借助现代化的音像手段，大大简化了资料收集工作。所有这些，都吸引着史学家去从事这项工作。其中代表作如斯坦利·维斯塔尔描述印第安人领袖的《西亭·布尔》、西奥多·罗森加顿揭示黑人农民看待美国南部史的《上帝的全部危险》、脍炙人口的《根》，以及拉斐尔·萨缪尔的《伦敦东区的下层社会》等。口述史研究也碰到许多方法上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和区分口述材料里的真伪，如何整理口述材料，把它们变成著史的有用史料，甚至如何选择主题、制订调查计划、最后采用何种方法成书等等，都是口述史面对的一些特殊问题。但尽管如此，口述史的文字生动，以及音像效果的直观，都极其有利于历史学的普及，这在今天的中国，尤有引进发展的必要。
口述史指的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历史研究方法。
文革口述史
悬赏分：90 - 解决时间：2009-5-10 15:16
请帮我写 或者帮我编一篇
就是采访周围经历过文革时期 的口述史
大约600字就够了多一些也行 提问三四个问题就好，
提问者： 尐敦 - 助理 二级 最佳答案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大概是初二，具体有些想不清楚了。如果说文革后没怎么读书，但其实也没有什么遗憾，反正以前的学习也就是混毕业的，毕业以后总能够进单位的——学校里、劳动局的都会给我们安排工作，只有少部分的人去读技校什么的，大学生几乎没有听说过。
文革的开始是从北京那里传来的，据说北京有“第一张大字报”了，学校里总有人传的。于是我们的学校里也就有了红卫兵组织了，当时好像是两派，一个是“毛泽东思想”，0一个是“毛泽东主义”，我看这两帮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总之是上面的人斗来斗去，我们小老百姓也就是跟风，凑热闹。当年上海的工人的红卫兵组织有联司，和一个上海工人纠察队，斗来斗去的。我当年亲眼见到上海体育学院的上体司和运输公司的斗，一个关了门，一个就用水龙头冲水，还拿着棍子打人。打死人没看到，但是打伤的不少。我觉得文革其实就是上面的人在夺权，所以有这么多的帮派，打来打去。说真的，老百姓真的只是凑热闹，比如打架，上去打的不少，打伤的不少，可是真的打死的就没有了，谁要是真的被打死了，就真的是戆大了。
再说我们当时做红卫兵的时候，学校里不上课了，也不去学校，老师也不吱声，每天都会有组织里的同学来通知去抄家，抄哪家的家。那些抄家名单都贴在墙上，这些人家看到我们来，动也不敢动，有些还趁着半夜把家里的金银财宝的扔到马路上的倒粪池去，往往每天早上能看到好几个金戒指。我们抄了家以后就把抄来的交给“组织”了，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的。后来听说北京那里串联了，于是上海这里也开始串联了，不需要组织，带一点钱，一张学生证，一些全国粮票，就上车了。串联时，我先是到南京住了一个月，也就是玩了一个月，吃饭只要交粮票就行。然后是66年的十月来到北京，住在永定门那里的一个兽医站，离天安门不远。吃住是每天交三毛钱，吃大锅饭，吃馒头。还有人通知毛主席接见我们。接见那天，我们五点就起床了，十点的接见。天安门那里都有警卫安排我们排好队，站在那里，就看到远远的有摩托车先开过，再一辆一辆的敞篷车开过，上面有人挥着手，根本看不清是谁。我没有很激动，其实也不过是来看看热闹，很多人都是来“见识”一下的，激动的人也有，但也只能这样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这次接见好像是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完之后就不允许我们串联了，安排我们回去了。
回去之后就是上山下乡运动。其实在我们之前也已经有过了，支援新疆，这些人现在年龄大概都要在60以上了吧，还有上海的很多工厂也迁到外地去了。我这一届是67界，68、69一片红，全都要下去的。我们当时要是两个小孩，还可以工矿和农场选一个，不去的话学校天天喇叭来叫，再不去的话，家里大人的单位也不让上班，只有独生子女、残疾的可以不去，残疾的工作就去生产组。
后来我就去了江西插队，去的地方是自己挑的，想想江西是鱼米之乡，就去了。去了才知道那里是很穷的。当时坐火车去，到了之后还要坐车一天到，是晚上到的，当时村里的人全拿了火把，来看我们。他们很多都不知道城里人是什么样子的，有些人连火车也没有听说过。刚到的时候，真觉得这地方真的和野人的地方一样，他们说的话我们全听不懂，当地的男男女女都赤着上身，只有那些没有出嫁的姑娘前面围着一个肚兜。我们住的是地主的房子，两个或三个人一间，被子衣服都是自己带过去的。我们去的这个地方还算好的，一个全劳动力每天有两毛钱，我们知青，算七分劳动力，也有一毛五，那些女的就一毛都没有了。穷的地方全劳动力只有一毛多点，甚至几分。我们刚去的时候，干的活有插秧、割麦，冬天还造水库。后来发现干不干活都一样，就睡懒觉，队长叫也不去了。后来队里给我们知青就安排了看牛，这些本来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干的，我们看牛的新鲜劲过去以后，队里又给我们安排了看田，我们看到那些闯进田里的人家养的猪、鸡，就拿棍子打，他们老乡自己不敢打，我们知青敢打。再后来这些活都不干了，整天打打牌，反正每天有1000斤谷发给我们，自留地也有，但我们不种，去偷老乡的菜、偷他们的鸡、狗。每次要回上海了，就问队长借钱。这样我去了8年多，借了500多元，都不还的。
当时的文艺活动好像没什么，公社里来放电影大约一年才一次，露天电影，是打仗的片子，名字记不得了。样板戏之类的江西人不要看的，京剧的语言，不受欢迎，也没人放。还有的活动是火车上的时候认识的知青，知道住哪里，就跑到他们的村子去玩，住两天，他们也跑过来。江西的深山里风景真的很好，纯当游山玩水。还有就是每个人都会从上海带一个小的半导体去，半夜放在耳朵边上听，其实也就是听听音乐，听听新闻，“敌台”之类的也收到过，但没什么意思。老乡到我们这里来串门的，主要是队长，来骗我们的烟抽。
当年的日子其实过得还是很舒服的，就是没有钱，要是在上海工作的话，有工资。我是78年4月回去的，当时的政策是两个知青回去一个，我妹妹当时在安徽插队，后来嫁到启东去了，我就回来了，其实后来都回来了，只有和当地人结婚的没回来。和当地人结婚的都是女知青，在那里待那么多年了，一般也就嫁了。男知青千分之一才有跟当地人结婚的。一结婚，就算当地人了，要干活挣工分，还有养猪，多累。本来说是我们只去两三年的，体验农村，没想到去那么久。老毛本来的用意是好的，就像现在的学农一样，体验一下，但是后来他也老了，生病了，这个事情也搞不动了，所以后来的人才没下来，肯定又是上面的官在斗。要我们走的时候，有些人借钱太多的还不让走，说是钱还清了才能走。后来就有人作调解工作了，说知青什么也不会干，留着的话还要吃粮食，他们也不会干出钱来的，每年吃掉的也要几百块了，留着只有更加不合算，于是就让我们走了。说实在的，我们去那里，老乡们最倒霉，我们真的是不干活的，吃他们的粮食，还问他们借钱。但我们也浪费了时间，技术没有，到了现在，体力也没有，弄堂口那些下岗吃低保的人，也就是和我们一样的，说干活没有技术，累活也做不动，怕苦，还是吃吃两三百的低保等退休了。
有人说文革让中国倒退了十年，我对此很矛盾的。当时外地人来上海都要办临时户口，户籍警成天弄堂里盯着，卖个东西都是投机倒把，可是治安好，没人偷东西的；现在么电视机都普及了，东西也好了，可是上门抢劫的都有了。很矛盾呀。
问：先介绍一下文革前家里的情况吧。
答：我们家在上海。当时我阿哥在西安交大读书。我父亲肝炎，长病假。不过当时单位好，医药费全报，每月还有二十块补助。母亲在里弄生产组做工。我读小学，家里还有个比我小两岁的妹妹。我放了学就帮我妈做围巾，时间做长了，再加上光线不好，视力都做得下降了。
问：当时吃穿方面怎么样？
答：凭票买肉，各家差不多。有时候我买菜就5角钱当家。那时候胃口也不大，勉强吃饱，谈不上营养。生病才会买牛奶苹果，跟现在没法比。衣服嘛，叫“新阿大，旧阿尼”（按：上海话阿尼就是阿二），姐姐穿好过两年给阿妹穿。不太买新衣，过年时候请裁缝做。不讲究漂亮，那时候没这个观念。
问：你怎么知道文革爆发的？
答：我看到弄堂里比我大几届的人跟红卫兵串连以后知道的。
问：串连是什么？
答：就是爬火车全国各地跑，那时候不要车票，就像旅游一样。后来红卫兵开始抄家了。把那些开店的业主，家里条件比较好的，揪出来，站长凳，戴高帽，喊口号：“打倒牛鬼蛇神、不法资本家、地主婆”。那些人都是我们的邻居，平时大家也和和气气的，我还叫他们伯伯。当时已经公私合营了，他们和我们其余方面没啥差别，属于历史问题。厂里还有斗当官的。
问：批斗时有没有打他们？
答：有的。那些黑五类用皮带抽，拳打脚踢，不过伤得不重。女的还剪头发。
问：你怕吗？
答：不怕，我家里出生好嘛。我就看看热闹，后来我也参加红卫兵了，戴红袖章，，大家都参加了，还有红小兵。不过那时已经平静下来，不斗了。
问：根据你的观察红卫兵为什么要斗他们？
答：当时还是有贫富差距，那些人以前有家底，生活条件比较好，平时有点高傲，红卫兵斗他们也有种出口气的心理。
问：接下来请你谈谈上学的情况。
答：我六年级时文革开始，不大上课了，老师也不大看得到，我们稀里糊涂的。每天就在班级里聊聊天，不去上课也无所谓，最后小学毕业证书也没拿到。初一时每天一开始班长拿毛主席语录，带着大家喊：“全体起立，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有时也读两段语录。黑板上写：不读ABC，照样干革命。初二时开始上山下乡，不过我还没轮到。上课稍微恢复一点了，还上一点课。但是心散了，读不进去了。后来还学工学农。学工两个半月在灯厂，后来有三个名额去上海服装公司学裁缝，我也在里面。学农是在奉贤光明农场。
问：后来就上山下乡了吧。
答：是的。接到学校通知以后，因为我哥在外地，就在上海郊区崇明前进农场，一共呆了三年。
问：期间能回家吗？
答：隔几个月回家几天。先在大地班做。早上六点多起，出工时间要看闲时还是忙时，一般八点钟。劳动内容看季节。天没冷的时候插秧、割稻、种棉花、摘棉花。天冷农闲时开河。连队边上有几条小河，把水抽干后，男的挖河边河底的烂污泥，女的挑。开远的河还要住那边，铺草睡。天很冷，很苦。雨天泥湿脚拔不出，很苦。插秧腰很酸。插前施肥踩猪粪，很臭。当时农场里没有农民，只有比我们大的社会青年，就是那些考不取高中的，没读多少书的人。
问：农场里的食宿和其它生活怎么样？
答：10点半11点吃饭，食堂打饭回寝室。早上吃粥，有时也有饭，伴酱菜，农忙时有馒头。饭很好吃，乡下的新米雪白，没菜拌点汤汁也很好吃。蔬菜是青菜黄芽菜等，荤的有红烧肉丝、咸肉。休息天去镇上买零食。也会从家里带些咸蛋、炒米粉、香肠和炒酱。衣服回家过年时会添。农场工资24块，干部27块。我寄爸妈10～12块，剩下来的买饭吃。寝室8人一间，四张床，十几平米。没有桌子，一人一个箱子，另外自己带小矮凳。我自己还带了个收音机，晚上听电台学法文。下午两点接着做上午没做的事或者做别的事。做到四五点收工，泡水，吃饭。晚上大家说说话，结绒线，绣绣花，钩台布茶杯套。男的就吃老酒。
（之后我妈谈到新疆建设兵团，她说新疆建设兵团是文革前国家动员没考取高中的社会青年去的。有些人还赖掉了。我爸就没去。）
问：大家感情怎样？
答：也就一般性，没什么特别的。要有讲的来的，互相帮助的就成好朋友了。那时一个月休息两天，6号21号。我们休息天去镇上买点菜，大家一起吃，回上海后带来的东西也一起吃。我有时候还去结过婚的老职工家里聊聊天。
问：有什么集体生活吗？
答：一个月开一两次小队会，布置工作，谈谈近期情况。我那时候不喜欢集体生活，很想家，而且生活中互相有影响。我上铺晚上结绒线，灯开着我睡也睡不着。早上四点多就起来，我也被吵醒，苦不堪言。我跟她说过让她早点睡晚点起，开始稍许好点，后来又照旧。
问：有娱乐活动吗？
答：当时没什么娱乐活动。
问：有谈恋爱的吧。
答：很多的。男的帮女的做地里的活，女的帮男的洗衣服，可以互相帮助。生产班长很吃香，跟他好可以分配一些轻松的工作。我当时一心想上调，不想谈。
问：谈一下农场里的领导干部吧。
答：队长连长与我们一起劳动，有分配工作的权力，后来还可以选择上调。也有拍马屁巴结的人。开会很少，没什么政治活动。对那些开小差的偷懒的人班长现开销（当场骂）。班长由连部指定，让工作好的有经验的认真踏实的人做，班长要带头劳动。班长权很大，可以分配工作。分工作时也讲人情，人之常情嘛。但不会太偏，不公正的情况不大有。我后来因为表现好到食堂做，工作轻松一点。第三年底父亲去世，照顾我家情况上调到公交公司当售票员，一做就十几年。
问：文革结束是怎么知道的？那一刹那有什么感受？
答：文革结束时的事我实在想不起来了。我觉得文革全是白搞，窝西孔。最遗憾是没读书。后来也有考试，大多是工农兵大学生。里面多数是连队干部，一个连队两个名额。像我这样的没几个复习再去考的。现在没知识没学历，下岗的也是我们。不过农村也让我得到锻炼，吃得起苦，学到些技能。还让我体会到农民的辛苦，自己生在城市的优越。我现在还觉得去农村呆个几年也好，但不要一直在那边，太苦了。
2005年11月
三
正平
被访者基本情况：男，52岁，1972年高中毕业，文革结束后读大学，现为苏北县城某学校教师。
文革真正影响到农村是在1967年，那时我正读小学六年级。说是读六年级，但是没有课本。因为课本被当作“封、资、修”统统封杀。新教材又未编成，所以上课大多是学习《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后来是单行本。学得透用得活的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三篇”）和《反对自由主义》等。要求是熟读成诵。当时我们都能熟练地背诵出来。
随着毛主席在首都检阅全国各地红卫兵，学校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红卫兵组织太多太乱，有的甚至是一个人成立一个造反司令部，当“光杆司令”。红卫兵组织互相间拉派别、搞武斗，曾导致流血事件。我们沭阳以县中为首分两派：井冈山、东方红。他们夺过解放军“支左”的枪支，酿成血案。
直到1969年，学校才“回校闹革命”。教学以政治为统帅，教材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强调阶级斗争，淡化文化课的学习。到1973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学校才强调文化课的学习。即使是文化课，课本也不同，比如比较客观的《自然》，里面还是有许多毛主席语录。那时也没有什么课外书读，只能看毛选，文革结束后看到《第二次握手》，听说是文革中的手抄本。一看，真开眼界。
文革时期，我们这儿工农业生产不正常，出现过浮夸现象，“达纲要”“过长江”等口号喊得震天响，粮食产量就是上不去。农民处于饥饿状态，有的地方有人病饿而亡。一般人都穿打补丁的衣服，特别是肩膀、肘部、臀部等部位，都加固打了补丁。小青年相亲往往是借人家的新衣服，相亲后再还给人家。平时吃饭很难吃饱，更谈不上营养价值。灾害年头，吃糠咽菜，以树皮充饥，我亲身经历，一点也不夸张。1970年前后我读高中，在宣传队演戏，我扮演李玉和，要到全乡各个村演出。那时大家都喜欢下乡演出，因为可以吃顿饱饭，而且是白面饼，很难得。
至于住的方面，我们那时全部住土墙茅草房，经不起风吹雨打，常常会出现房屋倒塌的情况。不过茅草房夏天很凉快。后来都是瓦房了，夏天屋顶很快就晒热了。条件改善还是1980年之后。
那时的交通工具更是简陋，到四十里外的县城办事全部是步行，100户人家也不见得有一辆自行车，一般也借不到，更多的是不会骑车，因为没有机会学。东边庄上一个地主家有辆自行车，在挨斗的时候都是把自行车收藏在河底。
庄上和我差不多大的人不少，那时都十几岁，相处的不错。但大人之间有很多矛盾，和现在一样，人际关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当时的民风倒是真的淳朴，干部有贪污的，甚至包括生产队长，但没有现在这样疯狂。
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知道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许多人才明白过来，“九大”钦定的接班人原来也不是最可靠的。有人在文革前两三年就明白过来了，我当时在农村，许多信息不知道不敏感，知道林彪坠机身亡才感觉到文革不是那么回事。
当时最惨的要数刘少奇，一个国家主席活生生被折磨死，还有邓拓、吴晗这样的学者，贺龙、陈毅等老帅，不堪回首。这场运动慢慢会有公正的评价的。作为普通的教师，我只能说这场运动成了历史，要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我还是期望国家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发展。
口述史
2005-12-18 17:19:41 来自: 扯大旗
口述史
李泽厚、朱学勤、李零、周汝昌、秦晖、高增德、智效民、谢泳、丁东、陈子善等数十位当代学人的口述自传系列，梁启超、晏阳初、汤用彤、冯友兰、刘半农、杨振声、沈从文、钟敬文等十数位文化名家的后人对先人的回忆的“名人之后”口述实录系列，以及燕京学人口述史系列等众多庞大的知识分子研究工程竟均出自一位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的青年学者——陈远之手。不到30的年纪他已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但年龄有时也成为被他人拒绝的理由，近日记者对话陈远，回首几年来他的口述史之路，披露风光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段掐了别播
马晴川：美国著名口述史家唐诺·里齐说：如今世界上已找不到有那个地方的人不在进行口述历史的。目前国内包括电视、出版、平面媒体等，口述史都是热点。如原来央视十套的口述史节目《大家》栏目，目前已经登陆央视一套。口述史方面的图书出版更是不胜枚举。而做口述史确实面临很多难题，比如如何保证叙述者准确地表达，尤其是当代学人口述系列，难免要涉及到纠纷、是非。在做口述的过程中是否有过叙述者不愿公开发表，“这段掐了别播”的现象？
陈远：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据我的经验，口述史是一个相互妥协的过程。采访者要与叙述者建立相互信任关系，并且要尊重叙述者。初次见面的人，在短短几个小时里这种信任关系很难建立，相比之下之前有朋友之谊的人，就可以敞开了谈，但成文后仍要审定，许多叙述者认为“不太光彩”的细节会要求删除。但这些内容仍会保留下来，实际上以国外的经验来看，很多口述史料是在叙述者身后公开的。
马晴川：是否有发表后，叙述者不满意的情况？
陈远：有，比如采访冯友兰之女宗璞。最初联络宗璞时，是被她拒绝的。我就不断地与她保持联络，寄信、寄报纸、和她谈我对冯先生的了解程度，最后终于得到了她的配合。口述史刊出后，宗璞很满意，但她对该文的一个小链接不满。这个小链接提到了冯友兰先生在“文革”中屈服于强权，做了违心事。面对宗璞的指责，我解释说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冯先生的人格与学术成就的评价，相反人们会有同情与谅解。此后宗璞意识到我是完全没有恶意的，我们一直还保持很好在往来。
只想得到事情真相
马晴川：你目前供职于《新京报》，而且你的几个口述史系列大部分也在该报发表。做为一名记者，以目前已经完成的几个系列看，你是不是更偏向一些重大题材或名人，与史学界的口述史方法及对象有一些区别。
陈远：实际上现代口述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的发端，就是一个美国记者亚伦· 芮文斯( Allen Nevins)，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用以记录、保存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他推动的关于福特汽车公司的历史访问，上自老板，下至普通员工，访谈记录达26000多页，成为研究该公司最为丰富、生动的资料。
在媒体上发表就需要一些好的角度，下一步我准备做一些普通人，但会选取较新颖的角度。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史学界没有把口述史做好，媒体才有了做口述史的空间。
马晴川：说到口述史，就不能不提到唐德刚，唐德刚在讲述他与李宗仁合作口述的情形时说，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不过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
叙述者可能受一些因素的影响，谈到的内容常是杂乱无章的，甚至错记也是难免的，因此口述史必然是一个是采访人与叙述者的双向互动的过程。只有采访者有既定的方向，才能使取得的资料有价值。
陈远：是的，做口述史需要提供做好案头工作，目前一些媒体的口述实录做得很“糙”，缺乏准备工作。采访者自己要清楚想知道什么，按什么线索去讲，在不干涉叙述人的思路时，加以适当的引导。要注意，我想得到的不是观点，而是过去的事情。
叙述者会记错，这就需要在成文时核对史料，整理时要倍加小心，因为你很难保证所有的叙述都是真的。比如在采访学者吴兴华的夫人时，她就谈到了在“文革”中吴被红卫兵打的事情，与此前的材料有不同的叙述、有出入，但所有的这些史料都是有价值的。哪怕是假的，它也能从中折射出在那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扭曲记忆。
开始于一个饭局
马晴川：口述史并不是一个新方法，在中国，《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为了写历史也曾曾四处寻访，请年长者述其见闻。西方的《荷马史诗》等也是比较早的口述史作品。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做口述史的想法？
陈远：想法一直都有，但当时并不知道是口述史。最早受《文史资料选辑》的启发，他们的做法就是找一些老一代的人写回忆录或做口述，体现的就是“亲闻、亲历、亲见”。当时我觉得这种东西我也可以做出来，但毕业后在石家庄工作，没有这种条件，见不到那种人。相较之下北京的条件得天独厚，旧派人物很多。2002年11月我到了北京，在某家行业类报纸任职，这一平台还是不能满足做口述史的条件，但我就一直在留心、做一些积累工作。
2004年1月，《新京报》成立两个月，我到了那里。当时有一个契机，章怡和刚出了一本书很火，讲述一些大右派的历史。当时《新京报》也有人在做口述实录一类的内容，但做得不成系列，在与报社老总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说我可以帮他们做，做他们那个时代后人的口述史。老总说，也不用帮了，就由你来做好了。
马晴川：此后《新京报》就有了“名人之后”的口述史系列，当时社会反响很好，正如谢泳所说：“‘名人之后’列访谈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这不是一般的报纸采访工作，而有较高的学术含量。”也曾做过口述史的李辉曾评价这一系列“是对一张报纸的文化品位的提升，是对由大量八卦新闻或陈词滥调形成的媒体浮躁的一种有意识的修补。当然，这样的访谈不会也不应是一家报纸的主体，但它颇值得一做，并占一席之地。虽非热点，但能满足一部分读者的需求，足矣！”
陈远：当时对做口述史并没有经验，第一个采访的是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只是与王先生一直有联络，他也知道我想要什么内容，就由他一直在聊。此后的一年中做了30多位“名人之后”的口述史，也得益于一些朋友的帮助联络。
口述历史提供了一个视角，通过这种与当事人的特殊身份，叙述者会以一种特殊的视角来讲述，他们的记忆也是有筛选的。
今后将关注底层
马晴川：口述史更多的还是一种方法，此前学术界运用口述这一方式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底层，也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可能文化层度不高，保存他们的记忆只能采用口述的方式。而目前你做的这几个系列，都是文化人，可能将来会写自传或回忆录一类的材料，如果这样口述史还有什么价值？
陈远：我一直在将口述史做为一种史料来做，我很欣赏傅斯年的史学观点——“史学就是史料学。”此外陈寅恪认为应该“从史实出史识”，当代学者朱正认为“摆事实就是讲道理”。反观1949年以来的中国史学界更看重史论，历史学科已经被糟蹋得很厉害了。口述史是一门交叉学科，是借鉴社会学的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的叙述。这一方法运用到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后，对传统史学造成挑战。
人在写作时，会对记忆有一个刻意的筛选，而在口述时也就是聊天，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对提问产生反应，不加顾虑地表达出来。
目前我采用的是将上一个百年的学人划分为五代，这也是我的老师谢志浩先生的划分方法。以前侧重在前三代学人及其后代，目前着重于第四代、第五代学人，这样一个百年学术谱系就做全了。同时也展现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在不同经历的背后，隐藏着共时的时代背景，及对其学术历程的影响。
对于目前采访的这些知名学人，我也有一些反思，他们都是经过媒体宣扬的，有变异的，这种名人对过去的回忆是有所取舍的，我得到的是一种被修饰过的历史。
马晴川：将来是否会有新的选题，用以关注社会底层？
陈远：目前有这样的想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红色经典文学作品的创作都是有原型的，我有采访这些原型的打算。
马晴川：是否有想采访而一直没采访到的人？
陈远：有，很多叙述者是有顾虑的，比如不希望生活被打乱或出于其他考虑，谢绝采访。现在我最想采访到杨绛先生，与她仍保持一定的联络，但传闻她曾上过某媒体记者的当，现在她谢拒所有媒体的采访。
此外如哲学家张东荪之女张宗烨，我也与她保持着联络，但她坚持“作为朋友欢迎来聊，作为记者拒绝采访”。张东荪是二十世纪很重要的人物，他对政局形势及学术界影响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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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22 22:17:56 旭君(大连) 口述史的研究所以引起学人的重视，我以为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现代史有空白，好多历史真相被人为地掩盖了，需要挖掘；二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包括其亲属亲友，以前迫于某种环境的原因不想或不愿意说，现在有了某些可以说的语境了；三是史学的研究方法开始发生变化，过去是以论代史，现在注重历史事实特别是历史的一些细节的研究，还原历史原貌，而口述史者往往提供了大量的历史细节，这对史学的研究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不过，我认为，口述史的研究不要只关注大人物，要注意民间人物，就是有些学者提出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他们的史实对大人物的口述史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矫正器，可以解决口述史与真实历史的偏离问题。
> 删除
2005-12-24 10:51:10 dalianma >>>口述史的研究不要只关注大人物，要注意民间人物，就是有些学者提出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这就是媒体的困境，媒体需要名人、需要轰动，包括大连媒体在内，谁会关注草根？民间人物只能由学术机构来做了。
口述史的价值
作者： 熊月之
来源：都市文化研究网
“口述史是什么东西？”，“口述史不就是回忆录吗！”“让研究员、副研究员去做口述史，那不是大材小用吗！”
尽管口述史在国际上已成一门专门学问，尽管口述史在国内已有一批可观的成果，尽管上海口述史的项目已启动一年多，但是，我们还是时常会听到对口述史不明、不解的诘问，感受到对口述史不屑一顾的鄙夷。口述史到底有什么用？
一
按照国际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口述历史指的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1]
通过访谈、口述搜集历史资料，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均古已有之。三千多年前，周朝就设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内容的书记，所谓“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这些书记主要是记载君王的言行举止，而不是普通社会的历史，但到汉代，确实已运用访谈、口述的方法来搜集史料。司马迁在撰写《史记》之前，曾四出访问，请年长者述其见闻。在《刺客列传》中他便明言，有关荆轲刺秦王的资料，是他从公孙季功、董生那里听得来的，公孙季功、董生则是从秦始皇的私人医生夏无且那里听来的。《李斯列传》开头一段关于老鼠的议论和绘声绘色的描写，估计也是得自传闻。其后，通过访谈、口述搜集资料，代不乏人。顾炎武《日知录》中许多资料，皆得自访谈。西方的《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是众所周知的口述史书，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是口述作品，《李秀成自述》、斯诺的《西行漫记》、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也都是口述历史。所以，唐德刚曾对芮文斯说：你不是口述历史的老祖宗，而只是名词的发明人，口述历史是中国和外国都有的老传统[2]。
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OralHistory)，即把口述历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是从1940年代开始的。1948年，由新闻工作者转行的历史学者亚伦·芮文斯( AllenNevins)，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用以记保存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他推动的关于福特汽车公司的历史访问，上自老板，下至普通员工，访谈记录达26000多页，成为研究该公司最为丰富、生动的资料。 此后，口述历史在全世界蓬勃发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世界公认的口述历史重镇。该校两位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韦慕庭(C. Martin Wilbur)与何廉(Franklin L. Ho)，从1958年开始，有计划地对留寓美国的中国军政要人进行访谈，唐德刚、夏连廕(JulieHow)等学者后来也参加进去，访谈对象包括李宗仁、胡适、蒋廷黻、李汉魂、李璜、左舜生、顾维钧、孔祥熙、陈光甫、陈立夫、张发奎、吴国桢、黄郛夫人等。单从这一长串闪光的名字，我们就已能感觉到其成果的份量。1953年，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成立了类似的口述历史档案馆。1967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成立，会员遍布全美，并在各地设有专属机构。1980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提出一套评介口述历史的标准，除了制定工作原则和标准，厘清口述历史的专业伦理，说明从业者应有的操守外，规定了口述历史工作者对受访者以及社会公众应尽的义务，还对口述历史赞助机构和档案机构的义务作了规定。[3]在美国各州，收藏口述历史资料的博物馆、图书馆随处可见。在美国联邦政府里，口述史工作者收集的资料有：外交运作、军事战略、情报活动、太空飞行、历史遗迹、社会保险与福利计划等。
美国之外，欧美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专事口述史工作。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都有全国性的口述历史组织，出版了形形色色的口述历史杂志和书籍。[4]1973年，英国口述史学会成立；1974年，加拿大口述史协会成立。1987年，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在英国牛津成立，以后定期在欧洲各地集会。
在亚洲，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因其历史短，特别重视口述历史工作。1979年，新加坡政府设立口述历史组，有系统地收集近代新加坡的史料。1985年，口述历史组升格为档案与口述历史馆，组织专门人员从事口述历史工作。其访谈范围包括新加坡先驱人物、日本占领时期的新加坡、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新加坡华人社会、消逝中的行业、新加坡劳工运动等，另有一项特别计划，即有系统地收录知名人士和小市民的自传。开头10年中，该馆已访问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做了五千多小时的录音，有录音带一万多盒[5]。香港博物馆自1980年代开始从事口述历史工作，以“香港人及其生活”为主题，聘请香港大学等单位学者参加，比较集中的话题是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香港市民生活，包括家居生活、饮食习惯、工作娱乐、交通、居住习惯、社交圈子、团体生活、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及价值观念等方面。[6]日本学者在口述历史方面的情况，成就也相当可观，单是日本的上海史研究会，对于1945年以前日本在沪居留民历史的研究方面，便在上海和日本有关城市作了大量访谈工作，搜集了许多口述资料。
我国台湾史学界对口述历史起步甚早，成果相当丰硕。1955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备之初即已注意到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并于1959年10月由沈云龙等开始了访谈工作。1960年，近代史所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计划”合作。此后的14年间，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共成稿66份，达480万言。后来由于经费的限制，一度中断。1984年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口述历史小组，有条不紊地推进口述历史计划。迄今为止，近代史所已访谈了七百多人，成稿一千多万字，整理出版了《口述历史丛书》70余种，定期出版《口述历史》期刊，举办“口述历史研习营”，推广、培训口述历史工作者。台湾近史所早期的口述历史主要集中在军人、政治家和外省籍人士，包括凌鸿勋、白崇禧、郭廷以等；1984年以后，不再局限于重要的历史人物，出现了“由下而上”的趋势，耆宿、望族、妇女、原住民、民俗节庆、生活习惯等开始进入口述历史的视野。为了推动口述历史研究，1991年近史所主办了第一届口述历史工作会议。近史所之外，台湾民族学研究所、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台湾大学历史系、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国史馆、台湾省文献会等，也在不同程度上投入了口述历史的研究。近些年来，台湾史学界在口述历史方面已蔚成风气。
此外，在南美洲、非洲、大洋洲，口述历史都有组织和活动。保尔·汤普逊在他的名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具体而有分析地介绍了口述历史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情况。[7]
诚如有的学者所说：“半个世纪之前，口述历史从现代历史科学内部分离出来，初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涉猎范围之广，就连国际史学界圈内人士也始料未及”。[8]美国著名口述史家唐诺·里齐说：
如今世界上已找不到有那个地方的人不在进行口述历史的。自从世上第一套录音设备出现，由蜡盘滚筒逐渐发展到磁盘、有线录音机、卡式录音匣和卡式录音带，口述史家便开始使用这些设备进行各式各样的访谈，对象包括政治家、示威抗议者、原住民和移民、艺术家和工匠、士兵和平民、圣职人士和俗人。他们不仅录制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幸存者、二次大战受监禁的日裔美国人和苏联思想劳改营的受刑人等的回忆录；也掌握了包括城市、郊区卫星城镇和偏僻乡村内家庭与社区的日常生活经验。当历史学家体认到大部分的历史书籍遗漏了妇女和少数民族时，口述史家便为妇女和少数民族做录音，以便建构起更多元而精确的历史画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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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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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口述史的价值
二
我国大陆学术界早在1950年代，已采用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收集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的资料。50～60年代，全国各地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事件的“实地调查”，搜集口碑资料，使用的就是口述历史的方法。60年代兴起编写“新四史”活动，即家史、厂史、社史、村史，广泛搜集来自基层的口述资料。影响广泛的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两套丛书，近千万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口述资料。1959年，周恩来总理号召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记下自己的经历、见闻、掌故。从此，全国各地政协设立文史资料馆，多方搜集史料，整理出版各种各样的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文史资料选辑出版了一百多辑，二千多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口述资料。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实地调查”、“新四史”和文史资料过分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突出新旧对比，忽略了许多社会生活的内容；尽管当时还极少使用录音工具，但是，毕竟搜集、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生动的历史资料。兹举一例，笔者曾看到上海市卢湾区的一份《流氓称霸里弄》的口述资料，其中记述王兰英被流氓欺侮的事，具体而生动，对于了解1949年以前当地社会生活很有价值：
一口痰吐了出去，错碰到过路人的鞋子上，这是无意识的小事情，按理来说，打一个招呼就无啥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在旧社会里，而正好这口痰落到流氓脚上的鞋子上，这就会引起一场大祸。王兰英大姊吐了一可痰，落到过路人的脚上，当她抬头一看，不是别人，而正是落到流氓头子杜小毛的脚上，赶忙想要打招呼，去替杜小毛脚上的痰沫揩擦，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拍、拍两记耳光已经落到她的脸上。打了之后还不算，流氓杜小毛一把抓住王兰英大姊的胸口，大吼一声“曲死，限你今天买一双鞋赔我”。有什么办法呢？任凭家里没有一分钱，这双鞋子得一定要在当天赔给他，不然就难以过门。就这样去借了五块印子钱，买了一双鞋子送到杜小毛家里。
王兰英大姊是不是只有被杜小毛打了两记耳光呢？不是，说起来还有更惨的事情。她被大康里另一个流氓头子崔忠德打过两次，那时她刚怀孕四月，被崔忠德打了之后，身受重伤，四个月的婴孩死在肚子里。[10]
唐德刚曾写文章，说明大陆文史资料的价值。他说，民国时期有许多事情，如国民党政要之间的争斗，著名的“盗楚王墓”案件，自己本来懵里懵懂，不甚了然，经当事人一口述，文史资料一披露，“读之恍然大悟”，“这些文史资料真把我这个学历史的读得如醉如痴”[11]。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1956年创建之初，就已注意到口述资料的重要性。为了推动中共党史和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历史所与上海市工人运动资料委员会长期合作，组织科研人员分赴上海各大工厂和商店调查、访问，举行座谈会，并做详细的记录，积累了丰富的口述资料。这些调查、访问、座谈笔录，大多已经过系统的整理，并出版过大量的内部书籍，未出版的资料也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总字数在1000万字以上。国内外许多研究上海工人运动、工人生活历史的学者，都曾利用过这些资料。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口述历史日益引起大陆史学界和出版界的关注。北京大学出版社适时地推出了“口述自传丛书”，颇受书界好评。这套丛书选取了一些重要的文化人物，试图以他们的口述经历提供一个反映历史的视角。已经出版的有《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兵口述回忆录》等。据悉，北京大学出版社有意扩大口述者的范围，除文化名人外，还准备把普通老百姓纳入采访调查的范围。复旦大学历史系师生在1990年代曾作过“日伪时期的跑单帮”、“日伪时期的上海文化界”等访谈工作。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在1996年已开设“口述史学研究”课程[12]，吉林大学历史系的杨祥银在因特网上开设了口述史的网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前几年做过“上海移民史”的访谈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以“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为中心的访谈工作。
尽管口述历史在我国学术界已有一定成果，发展趋势也不错，但是，从总体上说，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体现在重点课题规划、科研经费拨发、杂志创办、学会组织等方面，口述历史都还没有自己恰当的地位。
三
口述历史近些年来在国际学术界受到广泛和高度的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口述历史在复原历史方面，有其他任何档案、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
人类对历史的记录，在语言出现以前，只能是物传，从遗物看历史。语言发明以后，增加了言传，从口耳相传中获得历史知识。文字发明以后，增加了文传，以文字记载历史。录音、录影器具发明以后，记载历史的工具又增加了音传、像传资料。由物传－言传－文传－音传－像传，人类记载历史的手段不断演进。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在录音器具发明以后，运用音传、进而运用像传手段记述历史的方法。就复原历史的功能而言，纵使千言万语的文字记录，有时也抵不上简单的一刻钟录音，短短的一小段录像。今人可以确切地了解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的音容笑貌，但是，对刘邦、朱元璋、洪秀全却不能，其关键因素，就在于有无录音、摄像资料。因此，从工具运用角度而言，口述历史的出现，由记文到录音、摄像，是历史学领域的一大飞跃。
从历史记录的广度而言，口述历史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人类活动无比繁富，即使再详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下其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人们生活中所历、所见、所闻、所传闻的种种活动、认知，不一定都能载之史册。以往的档案、文献，比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的活动，偏重于社会精英的活动，偏重于政治方面的活动，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对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妇女生活则记录较少，有之，亦多为枯燥的统计数据，缺少有血有肉的个案记录。口述历史可以在这方面弥补传统档案、文献的不足。在普通民众史、社会生活史、妇女史、少数民族史、城市史、社区史、灾难史等日益受重视的今天，口述历史可以驰骋的空间很大，它可以给那些原来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普通人留下记录，可以给那些在传统史学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拓空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史学主要是统治阶级、精英人物的领地，口述历史则向民众敞开了大门。前几年，我们在进行“上海移民史”访谈时，便以普通民众作为访谈对象，接触了四千多户人家。访谈内容的要素有：迁移上海的时间、路线、原因，交通工具，来沪以后的住处及其变化，住处的环境，寻找工作的途径，工资收入和经济来源，家庭人口变动情况，与同乡组织的联系，与其他籍贯移民的关系，风俗习惯的变化，闲暇生活，宗教生活，喜欢去的饭店、戏院，所看过印象最深的戏剧、电影的名称，与迁出地的关系。这四千多户人家，如果不是因为口述历史的访谈，他们是不会有个人回忆录、家族发达史问世的，传统的史书上不可能留下他们的声音。
相当丰富的来自平民家庭的访谈材料，大大地丰富了上海移民历史的内涵，深化了对许多历史问题的理解。比如，重视学习外语，特别是英语，是上海在1949年以前一百多年间的老传统。常识告诉我们，在这传统背后，一定有其深刻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我们在访谈中，注意询问这方面的问题。结果，获得了相当有价值的资料。在1949年以前的上海，懂不懂英文，收入大不一样。不会英文，做普通工人，在三十年代，月工资大概在12～15元，会英文，则在30～40元，甚至更高。会英文，晋升、出国的机会也多。正因为如此，上海那时的英文夜校、补习班长盛不衰。与学英文有关的是，洋行职员、买办的社会地位如何，普通民众如何看待他们？我们访问过一些年长的洋行职员，也访问过没进过洋行的老年市民，他们的说法是，洋行职员就是今天所谓的外资企业的员工，买办就是外资企业的代理，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均令人羡慕。那时，人们过年贺喜，也会说“祝愿您家二少爷明年当上买办！”这些受访人在1949年以后都没有读过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的近代史教科书。他们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49年以前普通市民的社会心理。
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访谈人与受访人的双向进展。受访人有丰富的经历，有许多值得挖掘的资料，但他不一定是历史学家。在其讲述的时候，可能受记忆因素、情绪因素、选择因素的影响，讲了一些，也漏了一些，甚至讲了枝节的，漏了关键的，讲了感兴趣的，避了不堪回首的；讲对了一些，也讲错了一些。张冠李戴、前后倒置，以及片面主观、情绪化等问题的存在是完全可能的。在此情况下，访问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学术素养，通过提问、讨论、串联、整理，使访谈按照既定的路向前进，使访谈资料得到补充和完善，使访谈质量得以提高。
几乎所有做过访谈工作的人，对此都会有所感受。唐德刚所作李宗仁口述历史，是典型的访问人与受访人双向进展。唐氏生动地记述李、唐合作的情形：
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找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的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而他是大司令官出身，他讲的话习惯上就是命令，有疑问反问他时，他都说“没错！没错！”我说：“大概有点错吧！”他立刻又说：“没错！没错！”我想我以前在他部下当兵也只是个少尉，而他是上将，以一个少尉来指挥上将是很难的，所以我只好慢慢地想法子说服他，把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反复问他，结果他说：“有书为证，没问题！没问题！”于是拿了一大堆书给我看，结果都是“稗官野史”一类的书，我说：“你们做司令官的，如果情报不正确的话，像台儿庄战役就没法打仗了；我们稿历史写文章的也一样，如果情报不正确也会闹出笑话来，您刚才说的这些情报虽然有书为证，却也有可能是假情报”。他说：“有点道理！有点道理。”费了不少工夫，才慢慢地进入状况。不过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所以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13]
试想，假如只是李说唐记，有闻必录，没有唐的加工，那结果必然是语不成文，颠三倒四，讹谬百出。有丰富口述历史工作经验的陈三井先生曾说：
最麻烦的是事后整理访问稿的工作。这并不是受访人一边讲，访问人一边听写记录就行了。通常讲话是凌乱没有系统的，往往前后不连贯，甚至互有出入的。访问人必须花费很大的力气加以重组、归纳和编排，以去芜存菁；遇有人名、地名、年代或事物方面的疑问，还必须翻阅各种工具书去查证补充，最后再做文字的整理和修饰工作，可见过程繁复，耗时费力，并不轻松！总之，从事口述历史的访问工作，根据笔者多年的经验，真是一项精神压力大、苦多于甘、不足为外人道哉的辛苦差事！[14] 所以，口述历史的成果，是受访人与访问人创造性劳动的结果，是访、谈双方智慧的结晶。
口述历史与回忆录之类的自传作品的主要区别也在这里。个人回忆录是自说自话[15]，口述历史是主客对话。回忆录的内容选择是单向的，口述史的内容选择则是双向的。写回忆录固然也不能天马行空，毫无限制，但那种限制主要来自文章的形式逻辑，比如不能自我矛盾、时间倒置，但写什么不写什么完全自出机杼。口述史则不一样。由于学术兴趣和素养的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受访人感兴趣的、记忆深刻的、自认为重要的东西，却未必是访问人感兴趣的、重要的东西。在访问人的作用下，受访人可以循着访问人的思路前行。我们在访问陆久之先生过程中，就感受颇深。
陆久之1902年出生于常州官宦之家，经历极富传奇性。他是蒋介石的女婿[16]，为共产党做过情报工作，在日本留过学，与日本一些政要稔熟，1940年代在上海开过舞厅，现在享受离休局级干部的待遇。这样复杂的经历，在1949年以后所走的曲折道路不问可知。他在此前也发表过一些回忆录之类的东西，那风格与我们通常所见的回忆录并无二致，主要描述自己的革命经历。我们选择他作为访谈对象，主要想请他谈1949年以前上海城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白领阶层的生活，舞女的生活，舞厅的管理，娱乐业与黑社会的关系，等等。谁知，他说着说着，就转移到自己如何掩护共产党干部、如何为革命作贡献方面，痛说革命历史。老人如此说，自有其心理上的原因。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以前的经历所吃的苦头太多太大，所受刺激太深，为了证明自己有功而不是有罪，对那些革命经历自然记忆犹新，如数家珍。他所说的革命历史当然重要，已经写过了，我们也知道了。在此情况下，我们便设法让他讲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内容。于是，我们便从他的健身之道说起，问您老为何在98岁高龄，仍然耳不聋，眼不花，脑不乱？青少年时吃些什么，穿的什么，住在何处，钱从何处来？与谁交往，怎么从常州来到上海的？作为蒋介石的女婿，您与国民党的一些要员有何交往，对他们有何印象？“驸马爷”这样的社会地位，对您在上海的活动有何作用？这样，引起他谈话的兴趣。于是，话匣子打开，汩汩滔滔，一些在他本来看成是日常琐事、无甚价值、对我们来说则极有价值的资料，奔泻而出。
口述史对于史学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带来重大的变革。以往大部分历史资料，均查之于图书馆、档案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实际上是无一字不是来自文献。文献资料之与口述资料，一个死，一个活。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作何理解都是读者的事。口述资料不同，不光受访对象有声音，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史学工作者可以从与世隔绝的深院，走向鲜活生动的民间。
自然，就像文献、档案也有其局限一样，口述历史也有其局限。问谁、谁问、问什么、怎么问、什么时候问，受访人的年龄、记忆力、理解力、兴趣、情绪，受访人与访问人的关系，访谈环境，都会影响访谈的质量。但是，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局限性的东西。
汤普逊说，历史学家正在逐渐发现“口述史”的价值，并且不止是一次发现，而且是一次复兴，“它赋予历史学一个不再与书面文献的文化意义相联系的未来。它也将历史学家自己技艺中最古老的技巧交回到他们手中”。[17]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述历史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工作者所认可、重视，口述历史之花必然会在中国史学园地里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