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7日，美国白宫宣布，美国总统奥巴马组建了一个新的科技委员会，全称为“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PCAST），以为其提供科技相关的建议。
“总统身边的人”在此委员会中，谷歌首席执行官艾里克·施密特也位列其中。事实上，施密特一直是奥巴马竞选运动的强力支持者和重要捐助者。另外，微软首席研发与战略官克莱格·穆迪亚(Craig Mundie)也榜上有名。
上述委员会将由三人负责，他们分别是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联合学院主任艾里克·兰德(Eric Lander)、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纪念斯隆·凯德琳癌症研究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主任兼CEO的霍尔努德·瓦默斯(Harold Varmus)等。
该委员会的其他人员包括:
——罗西那·贝尔巴姆(Rosina Bierbaum)，密歇根大学气候问题专家；
——克里斯蒂·卡塞尔，美国内科医学委员会主席兼CEO；
——克里斯托弗·切巴(Christopher Chyba)，普林斯顿大学天体物理学科学教授；
——詹姆斯·盖茨(James Gates)，马里兰大学量子物理理论家；
——雪莱·安·杰克逊(Shirley Ann Jackson)， 伦斯勒理工学院院长；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经济学家；
——乍德·米金(Chad Mirkin)，西北大学的纳米技术专家；
——马里奥·莫里娜(Mario Molina)，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化学教授；
——艾尔尼斯特·莫尼兹(Ernest Moniz)，麻省理工学院能源和环境实验室主任；
——威廉·普雷斯(William Press)，德克萨斯大学计算机教授；
——马克斯恩·萨维兹(Maxine Savitz)， 美国国家能源研究院已退专家；
——巴巴拉·施哈尔(Barbara Schaal)，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教授；
——丹尼尔·施拉格(Daniel Schrag)，来自哈佛的地质学教授；
——大卫·休尔(David Shaw)，休尔研究所(D。 E。 Shaw Research)的首席科学家，也是休尔对冲基金创始人，另外他还是克林顿总统期间的科学委员会成员；
——阿迈德·扎威尔(Ahmed Zewail)，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化学物理学教授，也是199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向总统提供科技方面的建议和意见，如全国的科技战略，如何支持科技创新等。除了施密特，微软首席研发及战略官克雷格·穆迪(Craig Mundie)也是该委员成员之一。
在去年的总统大选期间，施密特曾公开支持奥巴马，二人交情甚好。此前有分析师预计，美国首席技术官的职位非施密特莫属，但施密特委婉拒绝。
施密特在接受采访时称，对谷歌CEO一职非常满意，而并无兴趣加盟奥巴马政府。4月18日，奥巴马任命安尼什·乔普拉(Aneesh Paul Chopra)为美国首席技术官。
奥巴马在一份声明中称，“这个委员会由科技方面的领军人物组成，他们将带来多元的经验和观点，我将负责委员会的运行，而它将协助我制定能够保护和发扬我国科技创新传统的各项策略。”
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回顾 编辑本段回目录
按：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全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对美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美国政府是如何依靠科学界变挑战为动力的?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读这篇写于1986年的文章,您也许能获得一些启示。
文章中那次讨论会的主持人威廉. T.戈尔登于2007年10月7日去世，享年97岁。2007年11月9日的Science杂志以社论形式对他表示了悼念。 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回顾(武夷山翻译,发表于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内刊<科技与发展>1987年第4期)
1984年3月30日,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召集了一次讨论会,评价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政绩。其中一次专题讨论会的题目是,"回顾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工作"。以下是经过整理的发言记录摘要。
威廉. T.戈尔登(美国哲学学会会员、国家公共管理科学院院士、专题讨论会主持人)尽管我们将要讨论的是有关过去的东西,但我们的回顾将强调建设性,要努力使对过去的回顾有助于现在,尤其是要有助于未来。科学顾问的历史已经很长了。既然我们是在大学里讨论,我想不妨作一些准备性的研究。这么一研究,就把我一直带回到了圣经的《创世纪》篇。在该篇的叙述中,亚当与夏娃先后出现了。蛇也早就等在那里了。蛇挑起了夏娃的好奇心,致使她抗拒权威。由于夏娃的榜样作用和劝说,亚当开始寻求知识与理解,而寻求知识与理解便是科学。于是,夏娃与亚当成了最早的两位科学家,而且还是合作研究者。这都得归因于蛇的作用,它显然是第一位科学顾问(笑)。你瞧,由原罪产生出了美德与进步,尽管这个原罪与你所理解的也许不是一回事,要不是亚当与夏娃偷尝了智慧树的果实,我们今天就不可能坐到这里来开讨论会了。我不打算将我找到的关于科学顾问的许多历史资料统统罗列一番,只想简单地回顾一下最近的历史。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总统科学顾问工作,开始于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那时,在国会领袖们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影响下,哈里•S•杜鲁门总统认识到,必须认真考虑应如何组织政府的科学活动来为战争服务。过去，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对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曾起过重要作用。因此,当时人们在讨论,是否要重新建立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或是采取其他措施,使科学界能在朝鲜战争活动中发挥有效的作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的1950年10月19日,我被召去替杜鲁门总统研究这个问题,后来的这段经历真令人心驰神往。那时,我找了政府内外的许多科学家与其他人士交谈,几个月后,我提交了一项建议,总统立刻就采纳了。那建议就是:任命一名向总统报告的总统科学顾问,成立一个与科学顾问协同工作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尽管该委员会的成员由总统任命,委员会也向总统报告,但它将是独立的。这一顾问结构从一开始就有效地发挥了作用。但朝鲜战争结束后,总统对它的使用逐渐减少,直到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情况才发生变化,人造卫星使美国公众大为震惊,也使国会惶惶不安。它同样剌激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他重新强调总统科学顾问的作用和这个职位。为此,他于1957年11月任命詹姆斯•基利安为专职的科学顾问,将原先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改组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原委员会的许多成员进入了新委员会,原顾问委员会主席、兼职的总统科学顾问I. I.拉比也成为新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他热烈拥护对詹姆斯•基利安的任命。将总统科学顾问和PSAC结合为一体的这个结构延续了很长时间,在历届总统手下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可是到1973年时,理查德 M•尼克松总统将它废除了。那是因为尼克松总统与PSAC几名成员的关系很不好。这几位成员没有认识到,只要他们是PSAC的成员,那他们主要就是向总统负责。无论如何,我认为,尼克松很想找个碴子撤销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他也果然如愿了。几年之后,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任命了他的总统科学顾问,卡特总统和里根总统也保留了科学顾问职位,但后来一直没有PSAC。这样,尽管现在科学顾问工作的结构与功能与过去类似，但如今科学顾问的力量没有过去强。里根总统的现任科学顾问乔治•基沃斯是白宫班子的成员,但并没有一个由总统任命的科学顾问委员会与之合作。伊曼纽尔 R•皮奥里(物理学家、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首席科学家):我主要谈谈科学在基利安和艾森豪威尔领导下的总统科学顾问工作中的作用,而不谈科学顾问工作的历史。因为,若讨论联邦政府的顾问制度和白宫而几乎不提科学的作用,那是荒唐的。就不用说,这些科学顾问制度曾对我国的科学发生过重大影响。我首先想起的是科学顾问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中的作用。应当使科学界懂得，科学顾问工作能对联邦政策发生多么重大的影响。艾森豪威尔总统懂得这一点,但要使其他几任总统明白这个道理却很困难, 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关于科学本身,关于科学在我国发展得到底如何,而是关于科学对政策的影响。l艾森豪威尔做了以下工作。首先,他经常征求基利安的意见。其次,他执政时通过的有关科学的法规没有一项不包含基利安的作用。第三,他任命科学顾问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事实上,基利安的活动最初影响到的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的一些问题。例如,美国就核武器控制问题与苏联的最初谈判,就是按照PSAC根据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指示所制订出的方案着手的。那是1958年春天，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在玻多黎各连续开了两天会,制定出了谈判计划。与苏联签订关于控制核武器问题的协议,是总统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PSAC在玻多黎各开会讨论两天后,产生了一项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建议。于是,总统派人与苏联人进行了磋商。这次磋商的结果是,双方决定成立一个苏美联合技术小组以确定禁试的技术问题，具体事宜由美国国务院安排。小组的美方成员是詹姆斯 B. 非斯克，他是PSAC副主席；美方的其他小组成员还有罗伯特 F•贝彻(也是PSAC副主席)和欧内斯特•L•劳伦斯,后者是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加利福尼亚大学辐射实验室主任。科学顾问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过问武器系统。那时,五角大楼无专人负责新的军事技术。艾森豪威尔再次发挥首创精神,支持关于国防部副部长应是国防部的首席技术专家的法案。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为此职位推荐的第一位人选是赫伯特 J•约克,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教授,地处加州利弗莫尔的劳伦斯辐射实验室主任。仅仅有了这些建议还不够,行政部门必须有人去实施它们。艾森豪威尔要求,每个密切依赖科学技术的部都应有一位负责科学技术工作的部长助理。这一想法很早就有人提出过,不过是艾森豪威尔把它实现的。艾森豪威尔并不期望其科学顾问为他的联任竞选在国会游说，或为他起草政策宣言。他完全懂得,科学顾问不应抛头露面。当然,那时候,总统的所有顾问都不抛头露面,就连外交事务顾问也不例外。当然，总是会出现难办的问题。于是,时不时地就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内阁成员和其他机构的代表。例如，关于建造需投资近1亿美元的斯坦福线性加速器的建议,就是由这样一个由PSAC的代表和原子能委员会的代表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产生出来并交到总统手里的。另一个例子是,设立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建议也是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提出的。回顾这些早年的活动，可以得出供今后参考的几条经验。第一,无论何人只要一接受总统科学顾问这个职务,就要放弃公开露面的权利。第二,科学顾问必须能识别出科学有助于其解决且总统感兴趣的问题。过去,有许多报告交上去后之所以被束之高阁,就是因为总统觉得它们不重要,或它们不是总统及其班子感兴趣的东西。第三,现在白宫要想不受束缚地按其意愿来安排科学顾问结构,就必须抛开业已存在的法规（例如关于成立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的法令）。当人们必须经过竞争才能争取到总统的注意时,就得突破“凡事必须立法"那种良好意图了。我们是否能改变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指导思想或结构,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些科学家弄不明白的问题。他们也许认为,抛开那条法律,他们就会失去很多的优惠待遇。最后,我想指出,迄今的历届政府多数都对科学、对科学是如何影响社会福利的这个问题没有多大兴趣,可是,现在人们正在辩论的许多重要问题――比如保持我们所呼吸的空气的清洁――都直接受到科学和技术的影响。我希望,在提问的时候,在座的能就如何才能获得一位富有创造精神又能博得总统欢心的科学顾问的问题提一些建议。科学顾问在众多优良品质中首先必须具备的品质是,愿意在报纸上不见其名的情况下做大量工作。罗伯特 F•贝彻(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名誉教授)在我的发言中,我想将总统科学顾问工作的历史追溯得更远一些。PSAC成立的头几年,它的活动很不积极。我担任PSAC成员的那个时期,它刚刚开始向积极活动的姿态转变,那是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之前。最初,顾问委员会隶属于国防动员办公室,并不是只向总统一人报告,尽管它有权这样做。不过,在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前的这段时间里,艾森豪威尔总统很注意经常同顾问委员会成员见见面。他对顾问委员会深感兴趣,很舍得在这里花时间。我们不论何时拜访总统,都受到热烈欢迎,交谈一段时间后,他最终会提出困扰着他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 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兴趣和他提出的问题,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做了几项研究。其中有些研究非常重要,有些非常困难,有些得不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这些研究多数与军事防御问题有关。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拜访艾森豪威尔总统,他总是给我们打气。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后,人们明显地感到,总统科学顾问的职位必须是专职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应当具有比过去更重要的地位,它的召之即来的方便程度也应当比过去更大。于是,艾森豪威尔总统邀请基利安接任科学顾问,又从我们这些原顾问委员会成员中挑了一些进入新委员会。基利安很快就使顾问委员会开始了活动,他是1957年11月被任命为专职总统科学顾问的,顾问委员会是12月1日成立的,而1958年1月间,已有几篇讨论实质性问题的报告送交总统。我们PSAC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最早讨论的问题之一是核动力飞机,这个项目开始于1946年。我参与关于这个项目的讨论已不是头一回了。在此之前曾有过大约十几份对该项目的评价报告,其中许多报告都是否定性的意见,但该项目维持了下来,到1958年时,已投入了约20亿美元。至此为止,项目并没取得什么成就,飞机推进用核反应器的成功之日同样遥遥无期。顾问委员会于1958年2月25日将研究结论呈交给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场的还有国防部部长助理唐纳德•夸尔斯(顾问委员会成员),刘易斯•L•斯特劳斯将军（当时是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将军（白宫）,莫里斯 H•斯坦斯(预算主任),詹姆斯•基利安,还有一两位其他人,再就是我。我们特别委员会建议停止研制核动力飞机。可是，在这项建议付诸实施之前,唐纳德.夸尔斯去世了。新任部长助理小托马斯.盖茨再次提出这个问题,顾问委员会又被召来。初步削减投资后,仍保留了核动力飞机项目的核反应器部分,直到后来,该项目才完全下马,项目下马之前投入的美元数目已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曼哈顿计划耗费的美元数目差不多。当然,后来的美元不如以前的购买力强,但比较一下这两个项目仍可说明,我国的投资效益有时很大,有时并不怎么样。对于核武器该怎么处理,这是经常挂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心上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实现全面停止核试验,以此作为遏止核武器发展势头的手段?汉斯•贝思（译为“贝特”――译者注）更好参加了1958年春进行的那项研究。由于天气关系,他今天未能到会,实在可惜,当时他得出的结论是:禁止核试验是可行的,双方遵守禁试条约与否是可监督的,但监督尚不能做到完全有效。我想,PSAC的任何成员都认为,无法监督其实施与否的协定是不值得缔结的,问题在于监督的有效程度。监督在当时是个关键问题,至今仍是一个关键问题。贝思,这位精明强干的理论物理学家,毫不耽搁地着手研究这个问题。他试图弄清,根据当时能够获得的情报,哪些是能够做到的,哪些是做不到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很不充分。检测地下核爆炸的早期工作达到的水平不高,不能明确分辨爆炸信号与地震波噪声。那时人们觉得,检测技术尚可改进,核爆炸的地震仪检测法的前景还是光明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PSAC在1958年春召开一次特别会议研究核武器试验的检测问题。很多人都乐观地认为，检测方法是有改进余地的。为了将以禁试为目标的检测工作向前推进,艾森豪威尔总统呼吁苏联领导人以及东、西方两个集团的其他首脑聚会一次。苏联的响应是积极的,邀请于四月底发出,会议定于1958年7月1日在日内瓦召开。大约有两个月的准备时间,会议的目的是,讨论一下建立一个对在大气层中或外层空间、地下和海洋中进行的核试验从事检测的国际监督系统是否可行,以及这样一个系统有哪些要求。 最终目标是禁止核试验,假如双方都认为能对违反禁试规定的行为明确核查的话。这种禁试将能遏止核武器的发展势头,将核武器处于比过去更严格的控制之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地下小规模核试验的检测以及核爆炸与地震的区分。后来的工作表明,这种区分并不如原先所想的那么可靠,而且分辨水平还是随地点而异的。这一新情报使问题大大地复杂化了。参加那次日内瓦会议的美国代表有三人:詹姆斯•B•菲斯克,他是PSAC副主席,赴会代表团团长;欧内斯特•0•劳伦斯,加利福尼亚大学辐射实验室主任;还有一位就是我,我也是PSAC副主席。我们西方集团这一边,还有两名英国代表--约翰•科克罗夫特爵士和威廉•彭尼爵士,这两位都是著名物理学家,在英国核开发计划中担任要职, 一名法国代表――伊伏 A•罗卡尔,一名加拿大代表――奥蒙德•索兰特。i整个五、六月间,我们这三名美国代表一直在华盛顿一起作准备,试图尽可能透彻地弄懂禁试问题,试图了解政府各部门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总统提供了极大帮助,为我们了解情况大开方便之门,但我们最后得到的情报还是比我们想得到的要少得多(不过,并不是因为情报被封锁住了)。我们西方集团各国代表团中的专家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班子，他们在日内瓦会议近两个月的讨论中给以我们很多支持。会议中出现的新问题几乎总是当天就得到研究。主要问题是要建立这样一个地震站网络,它既能检测到世界各地的地下核爆炸,又能足够可靠地将地震与爆炸区分开来。作为讨论结果而产生的报告呼吁建立一个由160至170个陆基检测站(其中约有十个为舰载的)组成的全球网络。这是一项份量很重的建议,其实现需要耗费巨资。它也要求在美国和苏联境内都建立一些检测站。事实证明,要保证这些检测站正常工作,要保证可疑事件都得到认真的调查,是非常困难,非常棘手的。尽管这个问题已讨论了多年,国际检测网络从未建立起来,甚至连有关协议也未签署过。过去二十五年间,地下小规模核试验的检测技术得到了极大改进。那次日内瓦会议的几年后,美国和苏联停止了在地面上进行核武器试验（因为它会造成放射性碎片的扩散）,这是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后来,其他一些国家也停止了地面核试验。两个核大国已将地下核试验的规模限制为不超过150,000吨梯恩梯当量,近年来也没发生重大变化。I.I.拉比(1944年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成立了好几个政府科学顾问委员会,第一个科学顾问委员会是我帮助组织起来的,它是为阿伯丁试炮场服务的。其成员包括诸如哈洛尔德•尤里和约翰•冯•诺伊曼这样的名科学家,该委员会对帮助阿伯丁试炮场改进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从那时起,政府开始向许多顾问委员会提供支持。例如在战时,在一些顾问委员会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些大型实验室,如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令人惊异的是,我们竟能在一些我们过去并无经验的一些事情上提供帮助。我们居然做到了这些,这要归功于美国科学的高质量和灵活性。正如刚才已有人说过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原来并不隶属于总统办公厅,而属于国防动员办公室,尽管它能够直接向总统报告。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一事向顾问制度提出了最严峻的挑战。我们根本没估计到苏联人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们自以为是遥遥领先的,可是突然之间,他们上来了。当时世界各地新闻界都给以此事极大的关注,它也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那时我是PSAC的主席,当我们被召去与总统讨论苏联人造卫星一事时,我们必须能提出一些对策。不能让苏联人领先那么多。当我们见到总统时,我以PSAC主席的身份提出一项建议,希望顾问委员会能更方便地接近总统,希望再次设立一位直接向他报告的专职科学顾问,一位他能与其融洽相处并乐意与其交谈的人物,一位能生动地谈话从而能引起他的兴趣的人物。总统关心哪些问题，必须让科学顾问知道。他必须使总统意识到哪些问题是与科学有关的,告诉总统哪门学科或哪些学术团体能提供帮助。|呃,看起来,我的建议是起了作用的。(我想总统是信任我的,因为早在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他就认识我了)。对科学顾问和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这两个位子而言,詹姆斯•基利安是个很棒的人选。因为顾问委员会是根据总统指示设立的,所以它并没有法定地位,不过,它有权在政府的许多部门活动。一切文献向它公开。当然，由于PSAC成员在各个科学工程领域的地位，由于他们很多人一直在替政府各机构（尤其是国防部)做咨询或与这些机有其他形式的联系,他们的信息是很灵的。我就不列举顾问委员会在艾森豪威尔任职期间的所有成绩了,只想指出,如果科学顾问制度是神经系统,它就是中枢。科学顾问和PSAC之所以能考虑一些问题,是因为他们能够从强有力的美国科学结构体中召集专家,把他们组织成小组委员会。联邦政府的每一部门在总统要求下不得不建立某种形式的科学顾问制度,在此过程中,顾问委员会对于将科学和科学思想引入这些部门也做出了贡献。另外(这一点或许并不是最无足轻重的),许多外国政府也建立了类似的机构,它们可与我们的机构相互商议,可与我们结合,也可与我们协同工作。
有一次，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当时的科学顾问乔治. 基斯塔科夫斯基说,若无这样一套内部的科学顾问机构,他真不知道该怎么走。以前,他若需要征询意见,当然也可以从执行机构获得,但执行机构并不是为他服务的,而是为各自的部服务的。有了这一新制度后,他能够得到的科学咨询就不仅是可靠的,而且是不受任一政府部门偏狭之见束缚的。这是由他的人民对他的科学咨询,这样一种取向不仅使人感到极大的宽慰,也是力量的源泉。每当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总统是有能力判断他们所说的是否是完全不带偏见的真实情形的。但假如他们所说的不是真实的,真实的到底是什么呢?现在若遇到这种情形,他就可以求助于自己的科学顾问,或求助于自己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和他们组织的小组委员会。没过多久,这种机构就成为政府的一个重要部分。(总统总是需要帮助,但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吗?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很清楚的,而艾森豪威尔之后的某些总统及其顾问却不清楚,)后来,当顾问委员会被撤销后,其他国家为与美国科学顾问组织进行合作而建立的类似机构就失去联系对象了。美国人有这样一种典型的行事方式：建立了一套东西,它也真正发挥了作用,工作得确实不错,然后倒好,把这一套给甩了。人们感到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突然之间,搞科学顾问的那些美国人不见了。由于这一点,我国吃了很大的亏。回首往事,发怀旧之幽情,确实充满了人情的温馨,但是我们总得要展望未来,考虑一下这段时期留下了什么经验教训。或许,正是由于科学顾问委员会不是采取立法方式建立起来的,因此,哪位总统要想取消它也很容易。它不是由国会产生的,这种组织形式很便利,因为科学顾问委员会和科学顾问都用不着回答国会的质询,这样,他们得以建立起与总统的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段经历给人的另一启示是,一定要选举睿智之士当总统,总统应当受过完好的基础教育,热衷于了解世界,能接受科学和科学家们的那种独立性。我们需要重新建立类似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科学顾问机构的东西。现有的顾问系统不够格。现在的科学顾问在结构中的位置太低,而且又没有PSAC与之合作。如果总统对科学顾问的意见是打算听从的,或是从政治上认真加以考虑,他就必须找到一些名人做顾问,找一些因成就卓著而受到尊敬的杰出人士。另外,公众必须懂得,科学顾问班子提的意见大约是我们这个国家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意见了,因为它不牵扯到政治利益,它就是帮助总统的。总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就不易失误。那时他采取的行动方案就是他所能得到的最佳方案了,因为提供咨询的人是可以信任的,是著名的,是在某些方面受过考验的,他们为公众所熟悉,也为政府官员所熟悉。众所周知,总统并不是位自由人。他是在某些束缚条件下采取行动,这些束缚既有政治上的,也有政府官僚系统本身造成的。不应当只存在着来自上方的力量,还应当具备通过各方面意见的相互作用最后达成的总的一致,我们通常就是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行事的。我认为,我国在某些高技术领域和主要工业方面出现问题的部分原因,正在于缺乏指导,而假如总统以在一个非政治性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中工作的能干的科学家们为依托,本是可以进行这种指导的。‘要向未来迈进,我们就应吸取过去的教训,考虑一下在将科学与政府结合起来以产生新的活力或恢复原来的活力(在我国,这种活力曾存可在过许多年）方面,我们能做些什么。威廉•T•戈尔登:我想从拉比博士的发言谈开去,提一个建议作为我们讨论的起点。正如诸位当中有些人已经知道的,现在,里根总统的科学顾问在组织系统图上的位置比1976年以后的其前任的位置要低。他以白宫班子成员的身份开展工作。考虑到他受到的许多制约（包括他的知识面不够宽和他在联邦政府工作的经验不丰富这两点),应当说他干得很不错了。但是(他的批评者会这样说),干得不错的程度也很有限,44岁的乔治•基沃斯是一位能干的粒子物理学家,在他进入白宫后的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已学到了关于"华盛顿雷场"的不少东西。不过据说,他一直是非常谨慎的,也就是说,他不向总统报告令人不快的问题和新颖的思想,除非他确信总统想听这些东西,无论如何。批评他的人是这么说的。.他没有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与之合作。不过,他有一个叫作"白宫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由他指定,它由一些很能干的人组成,其中有几位是非常杰出的。我听白宫科学委员会的几位成员说,基沃斯不大使用该委员会 ,他仅限于向委员会提出一些问题,听听委员们的发言。他只是通过它来听听外界对一些问题的反应如何。白宫科学委员会是个有用的机构,但总的说来这个组织没有个性特征,它既不是由总统任命的,因而地位不高,又没有向总统报告的责任与权力。当然,在某些方面,总统科学顾问与科技政策办公室是很有帮助的。不错,从争取预算上讲,他们为科学出了很大的力,甚至成功地为科学预算额争来了小小的增长。不过,钱并不是一切,正如我已说过的,批评者们责备说:现任科学顾问取得的成功是以顺从为代价的;他一直是被动地响应,而没有发挥领导作用;他满足于在重大政策的制订过程中提出一些份量不重而且很有局限的科学咨询意见。他的努力虽说是可喜的,但并没有许多人期望的那么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无论在联邦一级还是在地方一级,涉及科学技术的问题越来越与政策制订过程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改变。且不论政府干预进行得比较合理还是进行得有缺陷,反正情况就是如此。在杜鲁门总统确立科技顾问制度,艾森豪威尔总统恢复其活力的年代,科技问题主要与军事有关。如今,几乎每项重大的政府政策(包括国内与国际的政治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和社会领域的政策)都牵涉科学技术问题;因此科学顾问组织所关心的领域应当也是同样广泛的。除了关心纯科学及相关技术方面的问题外,它们还应关心各级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直接的科学教育),还有经济、军事、军备限制、外交、农业、交通运输、生态方面的问题,以及健康问题与在医疗保健服务的提供(和对这种服务的支付)上日益表现出来的令人头痛的"先治谁?"难题。另外,我们谁也不应忽视与全球人口增长伴生的势不可当的严重问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当然,这个问题的存在不限于发展中国家）。下面是我的建议:应恢复专职总统科学顾问这一职务的地位。它应由一位具有优秀的个性、杰出的品质、广博的知识、深沉的智慧的男人或妇女充任,比如基利安那种类型的人物。他或她应直接向总统报告,并有一独立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与之协同工作,组成该委员会的男女也应具有良好的性格与品质,有献身精神,有工作热情。由他们组成的团体能超越个人利益和学科分化带来的偏狭性。当然,也许还有更好的形式,或可以将这种形式改造得更好一些。我最急迫的建议是,由总统组织一些人对科学顾问工作的必要性与机会进行独立的评价。伊曼纽尔 R•皮奥里：我想指出,协同工作的团体是个政治动物。我向诸位举两个例子。第一个,里根总统公开宣布要搞研制武器的星球大战计划(我想,没有一个真正有资格的科学家会同意总统的做法,但他执意要搞这个计划）,于是,基沃斯博士说,"好吧,总统先生。"第二个,基沃斯曾建议国会给两个学术机构拨款,以建造价值贵重的设备。这就破坏了同行评议的传统,不过,他的建议最后未能实现。制订政府政策时,我们科学界需要反映意见。我们的科学是非常健康的。在科学发展中,这里或那里不时地需要稍稍增加一些经费,不过,本国最优秀的科学家们实际需要的经费基本上是得到满足的。可是，我国丧失了处理技术问题的能力,而技术问题是影响着国计民生的。白宫需要的正是这么一个东西。国家科学基金会知道如何关心教育,我们多种多样的拨款方式也能保证最优秀的科学家们得到资助。可是我们丧失了就重大难题进行适当的技术讨论的能力。举例说吧,关于酸雨问题,我所见到的最好的技术讨论是在最近一期《经济学家》这份英国期刊上,而不是在美国政府报告中。我们正是需要这种讨论来探寻真相,我们需要教育自己和我们的同胞。至于科学嘛,你若热爱科学,资助它之后就不要管它。安德鲁•J•古德帕斯特将军(国家公共管理科学院院士)：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后不久,吉姆•基利安(吉姆是詹姆斯的昵称――译注)和I.I.拉比来到华盛顿的那一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全国一片混乱,艾森豪威尔总统已把其注意力转到与苏联人造卫星有关的问题上来,因为这一事件确实使总统和科学界有些惊慌.总统坚信,我们的基础还是扎实的,一般而言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的36至48小时内,他意识到,面对全国对这一事件的反应,需要进行一次认真和全面的总结.该总结将包括许多方面,其一便是科学领域.当总统和我得知我们将有一个会见基利安和拉比的机会时,我们就紧抓不放了。首先由谢尔曼•亚当斯(当时他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得力助手--译注)和我在白宫的早餐桌上会见了他们。当我们告知总统我俩要去见基利安和拉比时,他的眼睛立刻一亮。每每只要我们一提拉比的名字,总统就兴奋起来。他非常珍惜在哥伦比亚大学与拉比共事的时光。亚当斯和我在早餐桌上与两位客人进行了交谈,谈了没几分钟,我们就意识到我们面对着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于是我们打电话问总统,能否带两位客人去见他。我们与总统谈了近一个小时,讨论的话题是,分别从短期和长期考虑,在美国科学和与科学有关的政策领域应采取哪些有效措施。对于重新安排一个专职科学顾问的建议,总统积极响应了。拉比感到自己根本不可能承担这项工作,但若让他担任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他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觉得为了加强总统科学顾问的工作,应由另一人任此职务。总统对他的意见完全赞同,就让亚当斯和我与两位客人到外面去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不一会儿,亚当斯退出了我们的谈话,回去见总统。他出来后说,不仅总统同意,而且"我们现在也知道如何实现这个建议了,吉姆•基利安,你来干吧"。这时,基利安的脸色变白了,他开始说明自己怎么怎么不合适。他越往下说,越明白自己拗不过去。这时我们明白我们总算抓住他了。他懂得我们国家需要什么,他肯定会对这些需要作出响应的。可以说,到那一天结束时,我们已十分清晰地看到了未来。做出决定后,我们又相当迅速地去将这个决定付诸实施。吉姆•基利安在麻省理工学院本来日子过得很安稳。当然,他的学校理解国家的需要和总统的需要。
在白宫，我们早已开始实行由总统任命一些特别助理的制度。这些助理每人应能负责一个具体的项目领域,他们的任职时间可以是不定期的,也可以是短期的。他们在处理涉及其责任范围内的事务时可以找总统，这就给了我们一种灵活性,一种组织内部的活力。我们就是基于这个制度设立总统科学顾问职位的。就这样,基利安和重新活跃起来的PSAC的成员开始处理照它们看来科学会对之发生影响的所有政策问题。另外,他们并不是对每个问题都自动或立刻达成一致意见的,这种局面有助于人们就一个问题充分发表看法。从艾森豪威尔总统那方面说,他由于拥有一些在美国几个最主要社会设置部门中的资历颇深的人物为他出谋划策而获得了信心,而我认为作为总统是应当充满信心的。举一个例子,有一次,赫伯特•约克和爱德.玻塞尔(爱德是爱德华的昵称--译注)埋头苦干赶写出一篇报告(PSAC的报告总是写得很快的)后,有一天他俩来给总统讲空间和卫星的物理学问题。艾森豪威尔总统不断提问,直到他觉得自己弄懂为止,因为他是个干什么事都专心致志的人。后来,他在谈话时告诉我,在那次讨论中有一个瞬间,他就是在这个瞬间恍然大悟的。那个瞬间是在两位专家作如如下解释时来临的：不应当认为卫星离地"上天"了,而应当认为它离地向外而去了。这是一个顿悟的瞬间。诸如此类的科学家们对总统的帮助还有很多很多。艾森豪威尔总统不仅努力弄懂科学，为了支持其他领域的活动,他还试图了解其他许多东西,但我认为,他将我刚才说的那一天看成是他在白宫工作的全部岁月中最美好的一天――几乎可说是无与伦比的一天。那一天，一个一直使他忧虑的问题似乎开始向它的解决逼近了。他对那个解决方案很满意，他尤其欣赏拉比和基利安为满足他与他俩讨论时谈到的国家需要所做出的响应。听众提问:艾森豪威尔总统由于其军人背景,很关切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恶性发展问题。他还说过,支持科学进步,支持与鼓励文科教育,对于人类是很重要的。无疑,这些观点都受到他在战后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那段经历的影响。各位专家是否能对这几个观点谈谈看法?伊西多 I•拉比: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担心是完全正确的。经过这么多年,这个综合体已壮大起来,如今,整个国家在经济上都投入了军事工业。很多很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被政府实验室所雇用,他们多从事与工业或军事有关的研究。艾森豪威尔总统知道这一点,可是他不清楚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于是他通过其科学顾问委员会来把握这个问题,因为委员会成员都是有识之士,他们向他进言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了哪一个机构的利益。我想这就是他如此热心地支持PSAC的原因之一。他发现了已逐渐学会向科学提供支持的那些军事基地和军事机构的迅速发展的危险。总统通过PSAC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要控制军事机构的发展速度,二是要以科学为准绳审察问题,而不掺杂进任何公司私利的考虑。罗伯特 F•贝彻:i我想就刚才所提的问题补充几句。这个例子是关于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在成立初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提问者刚才问道,科学顾问委员会有没有提过与军事问题无关的建议。PSAC讨论过的与军事无关的问题之一是埃德温•兰德和爱德华•玻塞尔指导与起草的一个报告。弗朗西斯•贝娄参加了组织这篇报告的工作。我还想补充说,在报告的准备阶段,PSAC就仔细地讨论过它。报告在委员会内通过后,是以整个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它强调了航天为科学探索服务这一用途。对于将空间看作战争威慑物、在月球上建立军事基地、用人造卫星作为炸弹的载体等主张,报告持否定的态度。我想,正是PSAC的这篇报告导致了我国政府后来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这些行动又导致了至今仍很重要的一些国际条约的缔结。伊西多 I•拉比:还有一个问题我尚未讨论,但我想那是个很重要的观点,它也出自艾森豪威尔的科学顾问委员会。这观点是,科学有两面。作为这一面,它提供了技术发展所依据的知识和原理,事实上,这些知识和原理也指导着人类生存与民族生存的每一个方面,但是,我们决不可忽视科学的另一面,否则这一面就会毁了我们。科学会不会断送文明?因为科学已经以最广泛、最可怕的方式将自我毁灭的力量直接交到了人类手中。可是科学,纯科学,又超越于个人野心与政党野心之上,它能培植滋养最崇高的人类品质与能力。我觉得,我们必须记住科学的令人鼓舞的这一面。科学的传统就是让人们把自己的心力和全部精神都从世俗的事物上解脱出来，投入人类成就、人类思想的领域。科学关心的问题是:人类的地位，人类的状况,人到底是什么，他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宇宙是什么。关于宇宙是什么,过去几百年中人们有了许多奇妙的发现，包括这样一种认识:人类是可以理解宇宙的，知识的前景是广阔无际的。我想,这应当是我国以至整个人类的伟大目标之一: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们是谁？我们是干什么的？――和对宇宙的认识加以深化。
我仅以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过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有一次，对外关系理事会在纽约开会,会后我们驱车回哥伦比亚大学,他对我说:“我最关心的不是保护财产,甚至也不是保护生命,而是保卫生活方式,换句话说就是保卫文明,文明的全部方面"。因此,当他谈到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威胁时,他很清楚自己在批评什么,因为军事-工业综合体有将他的所有那些理想一举颠覆之势。(基利安和贝思本来都打算参加讨论会的,但因故未能出席。在阅读了讨论会发言记录后,两人提供了以下的书面材料。）詹姆斯-R•基利安(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位科学顾问)的评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回忆录《争取和平》的第二卷中,热情洋溢地记叙了他在处理复杂的国防问题时从科学家那里获得的帮助。像邱吉尔一样,他称这些科学家为"我的专家",他进而写道,他的科学顾问机构工作得"非常之好"。他声称,在我们这个时代,若没有科学家和科学管理者们提供的这种帮助,任何一位总统在某种程度上都寸步难行。l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多么具有远见!!霍夫斯特拉大学在全面回顾艾森豪威尔的政绩时,明智地将唐纳德•霍尼格曾称为现代政府管理中的一次独特实验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他们召集了一些参加过顾问委员会工作,为这一实验的成功做出了贡献的杰出科学家参加专题讨论。他们的明智不仅表现在组织了这个专题讨论会,而且表现在让威廉•戈尔登来组织和主持专题讨论,因为,正是戈尔登提出了设立专职总统科学顾问以及与之协同工作的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概念与结构。而且,自从这种制度被白宫接受后,他一直热心地、坚持不懈地支持顾问委员会的工作。艾森豪威尔对PSAC和一名专职科学技术特别助理的任命并不是他重用科学家的首次尝试,早在1954年,他就任命过一支由40位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工作班子为他提供咨询,由于他们关于突然袭击的研究报告的作用,他加快了美国弹道导弹计划的实施,批准了北极星导弹（一种舰上发射的中程弹道导弹――译注)潜水艇并同意使用U-2飞机侦察苏联的导弹研制进展情况。例如,U-2飞机提供的情报使他确信,美国的导弹并不像某些政客所宣称的那样落后于苏联,U-2飞机还帮助了总统制订战略计划。专题讨论会的发言者强调了以下几点的重要性：科学顾问能随时见到总统并受到欢迎;科技特别助理与PSAC都能直接向总统报告;政府机构的每扇大门都应向他们敞开,使之在获取所需情报时不受阻碍。听到这些我很高兴。专题讨论会对艾森豪威尔的科学顾问制度的描述还说明,一位总统怎样才能避免成为"科技权贵"的俘虏,这些人提供的咨询意见是片面的。艾森豪威尔认识到他险些成为这样的俘虏之后,开始使PSAC和专职科技顾问充分发挥作用。今天,我们科学界的许多人深感忧虑的是(这种忧虑是很有理由的),星球大战计划的建议并未受到这样一种有代表性的科学顾问班子的评议。霍夫斯特拉大学的论讨涉及的问题,对于民族以至整个地球上的生命本身来说,在今天比在过去更具有决定意义。他们还雄辩地强调说,对总统的科学顾问应不带党派偏见,总统应满怀信心地使用科学顾问机制。通过巧妙的计划安排,霍夫斯特拉大学和威廉•戈尔登以深沉的历史感，组织并提交了一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报告，该报告说明，政府中的科学顾问工作是如何能很好地服务于一位虚心听取意见、热衷于学习、行事明智的总统。这件事可喜可贺。汉斯 A•贝思(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康奈尔大学物理学名誉教授)对PSAC的回忆:;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总统召见PSAC成员,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得知总统请我们去见他之后,我们花了一两天为这次会见作准备。在会见中,到那天为止一直任PSAC主席的I•I•拉比陈述了我们的想法。艾森豪威尔对我们的建议的理解速度之快委实惊人。每一条建议提出后,他也许再问一两点细节,然后他很快就表示同意,让其副官古德帕斯特准将记录在案并督促这些建议的实施。我过去出席过的会议中,从未有一个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决定如此多的问题。艾森豪威尔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这次提出的建议中有两项与国防部有关。一项是,安排一人专门负责整个部的武器研制工作,而不是让诸下属机构各搞各的研制。这是设立国防研究与工程主任一职的开端,该职位现在相当于副部长。第二项建议是设立国防高级研究项目局。该局成立之后,在资助大学和三军实验室的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第三项建议与军事无关,就是请总统给自己安排一位科学技术特别助理。几天后,麻省理工学院的詹姆斯•基利安被选中担任此职。大约两年之后,哈佛大学的乔治•基斯塔科夫斯基接替了他。在此之后不久, PSAC开了一次会,会上决定建立几个小组委员会,其中之一负责裁军问题,还有一个负责军事战略问题。我在后一个小组委员会内一直工作到1969年。我在裁军小组委员会内建议,我们可以从禁止核试验起步。这不会影响美国和苏联的现有军事实力,因此可能较易被接受。更为直接的其他裁军协议可留待今后考虑。那时,禁止核试验的问题已在公众中展开了热烈讨论,莱纳斯• 泡令及其他一些人是积极支持禁试的。利弗莫尔实验室在一份秘密文件中表示反对禁试,而我认为其反对的理由是很成问题的。艾森豪威尔的裁军谈判负责人哈洛尔德•斯塔森收到了这份文件的全文,他原则上是非常支持禁试的。最后,裁军小组委员会接受了我的建议。然后,基利安带着这份建议去见艾森豪威尔总统,总统非常支持更细致地探讨禁试的可能性。当时，苏联人及美国国内与欧洲的沸沸扬扬的民众情绪都敦促他与苏联人签订停止核试验的协议。由于艾森豪威尔的这一积极的响应态度,美国成立了一个机构问委员会,它要研究,(1)能否核查核试验是否停止了,用什么手段核查;(2)总的来说，禁止核试验是否对美国有利。我是该机构间委员会的主席。1958年的头三个月,机构间委员会经常召开会议。委员会内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代表总体上是支持禁试的,利弗莫尔实验室的代表则强烈反对,不过,他同意委员会得出的多数技术性结论。但是,他提到的利弗莫尔实验室刚刚开始的一项新发展项目――在地下继续进行核试验――引起了讨论。国务院的代表强烈支持禁试。原子能委员会的核武器部主任则提出了许多条反对意见,尤其是在讨论报告最后一稿的时候。国防部代表洛佩尔将军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最后又拒绝代表国防部在报告上签字。还有几名代表是来自空军技术应用中心（AFTAC),该组织负责收集外国核武器试验的放射性碎片和其他证据。大约两个月后,我们认为已能回答"能否及如何核查"和"禁试是否对美国有利"这两个问题了,而且答案都是肯定的。利用我们已经拥有的观测设备,监督核试验应当是可能的（除非是规模很小的实验）。我们还得出结论说，停止核试验总的来说对美国有利。后来，我们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讨论了第二个问题。机构间委员会最后完成的报告于1958年4月初呈交给了安全委员会。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问了几个问题,但总的来说对我们的观点没有什么争议。后来我听说,总统与杜勒斯两人对报告都很满意。几星期后,PSAC在玻多黎各开会。他们总的态度也是支持禁试,而且比机构间委员会更坚决。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总书记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了封短信,呼吁他停止核试验。也就是说,机构间委员会与PSAC最近的工作正当其时,于是艾森威威尔作出响应,邀请对方派人参加一个专家会议以探讨如何对禁试实行监督。罗伯特•贝彻已经描述了1958年7、8月间在日内瓦召开的专家会议。这个会议的结论与机构间委员会的结论非常类似,认为在大气层中或水下进行的核试验是很容易被观测到的(或许,在外层空间中的核试验也是如此),地下核爆炸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能观测到的。正如贝彻所说,在地下核爆炸的检测方面曾出现过令人不快的出乎意料的情况。对于美国1958年秋进行的"硬饼干(Hardtack)"系列核试验,人们检测到的信号比过去从类似规模的核试验检测到的信号要弱,可靠性也差。 尤其糟糕的是,我们原先期望地震仪能区分出核爆炸信号与地震波,可这时发现地震仪的第一次晃动并不可靠。因此,1963年最后缔结的禁试条约仅仅禁止在大气层中、水下或外层空间进行核试验,并未禁止地下核试验。由于地下爆炸的检测如此困难,PSAC成立了一个以劳埃德•伯克纳为首的特别小组委员会,我是一名委员。该小组委员会建议,对地震问题和地下爆炸的检测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个研究项目结出了硕果。现在,我们已能检测出规模小至1000吨梯恩梯当量的地下核爆炸,能将它们与释放能量与此相当的地震可靠地区分开来。就技术能力而言,现在缔结一个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协定并加以监督是不成问题的。另外，根据我们的建议,美国向大空发射了一些人造卫星以检测可能有的外层空间的核试验。自从禁止核试验的条约缔结后,尚未发现过外层空间的核试验。不过,这同一批卫星还提供了诸如地磁场和宇宙线爆丛之类的大量信息。在1960年春的某个时候，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考虑过，能否禁止相当于某一震等（4.75)以上的地下核试验以缓和紧张的局势。就我们的试验场的位置而言，这就意味着要禁止两万吨梯恩梯当量以上的核试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苏联人的核试验对地球的作用更剧烈，因此,假如当初那个禁试建议通过的话,苏联人的核试验规模就不得高于8000吨梯恩梯当量。不过,在1960年时,我们并不知道苏联核试验对地球的作用比我们强。不幸的是,在艾森豪威尔尚未与苏联人正式讨论他这一建议之前,U-2事件发生了(指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驾驶的U-2高空侦察机在苏联境内被苏联导弹击落,鲍尔斯被俘一事――译注〉。后来,该建议未被重新提起过。假如艾森豪威尔的建设当时被采纳的话,我们本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禁试界限。除了禁试外, PSAC还对弹道导弹的研制有浓厚的兴趣。研制各种弹道导弹用的固体燃料,是PSAC提出并得到艾森豪威尔极力支持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主张。,艾森豪威尔派乔治•基斯塔科夫斯基去了解参加弹道导弹研制的工业公司的情况,因为他得到艾森豪威尔的充分信任。他发现，自己可以在几处下手以改进和加速研制工作。基斯塔科夫斯基还特别强调,公司应多做一些研究,而不是将其全部力量都投入高速生产。PSAC坚决支持研制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早在1960年之前，PSAC和海军有关人士已明确认识到，陆基洲际导弹今后也许较易受到攻击。于是,弹道导弹潜艇诞生了,现在,它已是我们海陆空核攻击三元系统中最不易被攻击的一元。另一个PSAC讨论颇多的问题是研制反弹道导弹的可能性。当时,技术力量雄厚的贝尔电话实验室正在研制一种反导弹,它或许有可能拦截入侵的已接近目标的洲际弹道导弹。但许多研究者认为,敌方可以毫不费事地给其导弹配上许多假目标和其他突防用具,从而使对弹道导弹的防御极其困难。PSAC的军事战略小组委员会在这些研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霍夫斯特拉大学的讨论会中,有人问PSAC主要关心些什么。它并不是仅仅关心军事问题。罗伯特•贝彻已提到了关于空间问题的重要讨论。 PSAC非常感兴趣的另一个领域是改善中学的科学教育,例如,经PSAC的讨论之后,詹姆斯•基利安曾为艾森豪威尔总统起草过一份演讲词,它呼吁对美国中学的科学课程以更多的关心。这次演讲发生了有益的作用,至少在一定时间内发生了作用。人们经常请PSAC成员参加研究大规模粒子加速器事宜的小组委员会,而粒子加速器一般而言是原子能委员会的事。有些加速器就是根据这种小组委员会的建议兴建的,其中包括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该加速器中心的运行一直是非常成功的。回顾起来,PSAC是个非常有用的组织,它的存在极大地改善了政府与科学的关系。艾森豪威尔总统对科学问题的理解非常深刻,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非常遗憾的是,现在美国并不存在一个与PSAC相当的组织。PSAC还讨论过生物学与医学问题,但由于我不是这些领域的专家,故而很少能记得住这些方面的内容。(武夷山译自《Science，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Spring,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