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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
《信息乌托邦》作者:(美)桑斯坦 著,毕竞悦 译 译者:毕竟悦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年10月
页数:293 装帧:平装
开本: 版次:1
商品编号:2075239 ISBN:750368763 定价:28.5元
英文版信息
Infotopia: 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 (Paperback)
by Cass R. Sunstein (Author)
Paperback: 304 pages
Publish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July 7, 2008)
Language: English
ISBN-10: 0195340671
ISBN-13: 978-0195340679
内容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我们被无限的媒体网从四面包围,如何能够确保最准确的信息脱颖而出、并且引起注意?在本书中，凯斯·桑斯坦对于积蓄信息和运用知识改善我们生活的人类潜能,展示了深刻的乐观理解。
在一个信息超负荷的时代里,很容易退回到我们自己的偏见。人群很快就会变为暴徒。伊拉克战争的合法理由、安然破产、哥伦比亚号航天载人飞机的爆炸——所有这些都源自埋于“信息茧房”的领导和组织做出的决定,以他们的先入之见躲避意见不一的信息。领导者和普通人如何能够挑战思想偏狭的决策,接近人类知识的总量?
许多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令人震惊的分享和聚合信息的新方法有助于公司、学校、政府和个人不仅获得、而且创造不断增长的准确的知识。通过不断激动地自动修正数据,覆盖了从政治、商业计划到体育运动、科幻文化的维基,积聚并精炼着信息。开放资源软件使得许多人参与到科技发展之中。预测市场聚合信息,允许公司(从计算机制造商到好莱坞工作室)做出关于产品投放和职位空缺的更优决定。桑斯坦证实了,人们如何能够消化聚合的信息,而不必遭受信息爆炸之痛——何时以及为何新的聚合技术是如此惊人的准确。
在一个正见和八卦日益难分伯仲的世界里,许多头脑聚在一起上网的努力可能会提供最好的通向信息乌托邦之路。
推荐语编辑本段回目录
我没料到网络在汇聚草根力量方面如此有效,不管是筹款还是组织活动。我想,这大概就是此次竞迁的最大惊喜。
——巴拉克·奥巴马
网络正在改变人类的交往、思维方式,一个信息乌托邦正在诞生!
奥巴马竞选顾问、哈佛大学教授桑斯坦最新力作!
这是一本非凡的著作,综合了关于我们如何获知信息的最新成果以及网络的发展,比任何一本描述信息社会的前景和风险的书都更加引人注目。这本优美而清晰的书不仅面向专家,也面向我们所有人。
——劳伦斯·莱斯格、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知识共享计划的创始人
网络使国民的智慧都发展起来,让人民逐渐适应不同观点之间的冲突。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要治理好离不开我们每个人自由地发表观点,这样才能群策群力、众人拾柴。
——贺卫方,法学教授
凯斯·R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试图对数码网络中的沟通行为、互动关系以及秩序原理进行深入考察,并且还要探讨政治与法律的全球性范型转换问题。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季卫东,法学教授
互联网精神,也可以说是技术精神。新媒体的技术因素,是其带有革命性的根本原因。技术的日新月异,颠覆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理念,激进者甚至认为技术带来的媒体性质改变对社会的影响要超过媒介内容对社会的影响。
——杨斌,和讯网总编辑
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推进制度改革、催生公民社会的重要手段,躬逢此盛的人们,本书或许值得一读。
——萧瀚,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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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美梦和梦魇
英文版封面
第一章 多人的(偶然的)权力
第二章 协商群体惊人的失败
第三章 四个大问题
第四章 金钱、价格和预测市场
第五章 许多正在思考的头脑:维基、开放资源软件和博客
第六章 预示与改革
结论 实现承诺
附录 预测市场
索引
译后记
作者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更多内容见词条“凯斯·桑斯坦”
凯斯·R·桑斯坦凯斯·R·桑斯坦,现为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奥巴马竞选团队的法律事务顾问,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律师协会分权与政府组织委员会副主席,美国法学院联合会行政法分会主席。
桑斯坦还是《新共和》(New Republic)和《美国前景》(American Prospect)的社论撰稿人,也经常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类出版物的撰稿人。
他的许多著作已经被译为中文,包括:《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与斯蒂芬·霍尔姆斯合著,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网络共和国》 (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就事论事》(泮伟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行为法律经济学》(成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设计民主》(金朝武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等。
导论编辑本段回目录
美梦和梦魇
可能的未来
这是未来的某个时刻。商业、政府和个人生活都发生了根本3的改变,首要原因是获取信息的新方法的兴起。通常牵涉众多陌生人的合作项目在规模和质量上都日益提高,使成千上万人受益。其中的许多项目都向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开放。在几乎每件事上(图书、电影、旅馆、餐厅、度假地、博物馆、电视节目、音乐、可能的伴侣、医生、影星和无数的产品与服务).也很容易立刻找到与你相像的人。
一些最显著的改变涉厦公共机构。美国继续面临着时其安全的大量严重威胁,国防部继续在控制和抵制这些威胁中发挥核心作用。但关键的是,国防部的日常运作明显不同于21世纪初的做法。许多国防部的内部文件是“维基”——高度安全的网页,但是可以被使用者自由且即刻地编辑。国防部的人事手册就是一个雏基,新要求和新程序可以被立刻写入,并可被雇员立刻了解,对于关键法律问题,国防部的律关法律问题的海量材料,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文档也作为维基操作随着新信息的出现,这些文档每天被编辑数次,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定期参考关于朝鲜、伊拉克和伊朗的迅速更新的维基。
通向信息乌托邦的道路编辑本段回目录
——读《信息乌托邦》
李清池 | 法学博士，
当今，生产信息、知识、言论的方式生生不息，这激励了人们想象一个信息的乌托邦正在浮现：个人可以完美地聚合与利用无远弗届的分散信息，实现全民参与的民主决议。问题是，信息的充足和选择的丰富并不必然意味着有价值的知识，也会给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上带来超负荷的疲惫和失措。现实中，无论是个人、政府、公司、学校还是其他群体，在决策时皆难以逃脱聚合信息的困境。
凯斯·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一书讨论的话题就是，在信息化的时代，众人如何有效进行决策和生产知识，试图找到通往信息乌托邦的道路。决策在本质上是分散知识的利用问题，不存在天生的先知先觉。从某种角度来说，《信息乌托邦》是对群体决策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全面检讨。书中分析了三种典型的群体决策机制：调查/统计、协商与预测市场，还考察了维基、开放资源软件和博客等信息时代的合作生产模式聚合众人知识的成功之道。
调查/统计只有在大多数的参与者倾向于正确时，平均答案才会正确。在许多情况下，偏见与错误是系统性的，完全依赖于大量人的平均答案毫无意义。例如，孔多赛陪审团定理（Condorcet Jury Theorem）就充分说明了调查/统计的缺陷，可以使得整个群体更倾向于正确，也会放大群体的错误程度。
基于这一点，人们认为协商（Deliberation）要优于调查/统计。人们期望，协商可以使得观点和理由的自由交换，提高决策的质量和参与范围。例如，协商式民主可以改善代议式民主的弱点。然而，证据表明，协商也包含着严重的危险。由于信息影响和声誉（地位）的压力，参与者难以全盘表露自身的信息与知识，也不免发生信息忽视或湮没的结果，出现放大错误、知识死角、信息串联和群体极化的问题。
市场的优势就在于为披露和利用信息提供了经济的激励。市场不仅反映了知识，还反映了品位。当机构和群体想利用分散的信息时，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例如，新兴的预测市场（Prediction Markets）就是为了进行推测的目的而产生的一种市场，透过市场机制让参与者买卖关于未来事件的合约，参与者的报酬则由该事件的结果决定。预测市场的好处是，给了人们披露信息和追求正确答案提供了正确的激励。虽然预测市场可以聚合广泛分散的个人的信息，但当人们缺少需要聚合的信息时，预测市场也就“无用武之地”。市场的缺陷在于难以摆脱操纵、偏见和泡沫的问题，而且价格也可能反映错误、潮流与混乱。预测市场也不例外。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促成了聚合分散信息的新方法：维基、开放资源软件和博客。不过，在桑斯坦看来，这些新模式能够运作良好，还是因为解决了参与者的激励问题——不只是一般的经济激励，而是声誉或社会地位的激励。虽然这些新方式支持桑斯坦对信息乌托邦的形成选择了乐观的立场，如何复制和扩大利用互联网的成功模式并非不言而喻，必须警惕互联网空间的陷阱。例如，博客的世界就充斥着大量的错误、混乱、极端的言论与信息，Web2.0时代信息的自我过滤机制的出现，可能造成同一社会中的人们分享的公共知识的缩减。
信息与激励是良好决策的要素。在这两个方面，任何的一种决策方式有其力量，也有其缺陷。于此而言，桑斯坦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既非乌托邦人士，也不是勒德分子（Luddite）。面对信息时代的前景，他不仅抱有激情，也时刻保留着警惕之心。桑斯坦的对于决策机制的疑虑并不只是来自简单的逻辑推理，还经过现实中民主试验的证实。不过，其目的并非在于否定协商或其他的决策机制，而是要指出通向信息乌托邦的障碍，从而进行改革来有效聚合信息和优化决策。例如，通过再造激励和奖励群体的成功来促进信息的披露与分享，鼓励创造性的想法，来改善决策的过程与结果。
说到底，《信息乌托邦》关注的主题是人的社会行为。桑斯坦是行为法经济学的先驱，注重将心理学引入法律与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在他看来，理性人的假设无法准确地解释人们如何选择行动和应对法律的干预。在本书中，桑斯坦深入地检讨了群体中的个人在决策过程中的关系与互动，披露信息和参与决策的激励机制，及其受到的约束。
显然，当前横扫全球的金融危机，如果发生在桑斯坦写作本书之前，肯定也会被纳入作为一个论据。也许历史会像对待以前的危机一样，将其病根归结为人类的贪婪、无知与癫狂。问题是，在诸多的迹象显示危机迫在眉睫时，为什么没有人大声疾呼？因《非理性繁荣》一书而广为人知的罗伯特•席勒认为，之前并非没有人事先预料并警告，只是由于从众的压力，“唱反调”的声音很快淹没于非理性的景气之中。毕竟，扫大家兴头的人不受欢迎。只有在恐慌之后，人们才会“痛定思痛”。即便如此，痛苦的记忆也不会延续多长时间，人们很快就会奔向下一场危机。
《信息乌托邦》一书有着浓厚的桑斯坦风格，特别是跨学科知识的运用自如。这在法学界属少见的“异类”。作为一位宪法与公共政策学者，桑斯坦研究的一个主题是如何利用自发的力量，来促成社会的共识。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本书当中。虽然现有的决策机制不乏缺陷，但桑斯坦并不要求政府的介入，因为政府也难以摆脱决策的困境，本身就是需要改变的一个社会环节。
桑斯坦乐观地认为，人们具备潜在的力量来聚合信息和改善自身的生活。特别是，他通过对网络知识生产模式的考察说明了，人们可以有效地消化和聚合信息，无需屈服于群体的压力。在他看来，基于信息技术的分享和聚合信息的全新方式正在帮助公司、学校、政府和个人来获取和创造更加准确的知识。在一个偏见流言日益与事实真相混淆的世界中，人们自发的努力或许正在开辟一条通往信息乌托邦的道路。
应当提出的是，本书最好能放在桑斯坦的思想体系（至少是著述体系）中来品读。作为当世最高产的美国法学家，桑斯坦在过去10年间出版了25本书，发表了超过150篇学术论文，国内也多有译介。在《信息乌托邦》之后，桑斯坦修订了早先出版的《网络共和国》 （Republic.com 2.0），重申了对网络空间言论自由的疑虑，强调社会中个人应当承担公民责任和遵循道德规范。其后，桑斯坦又出版了《提醒》（Nudge）一书，认为政府可以在不剥夺个人选择自由的前提下，利用“提醒”的策略来帮助个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策。这些著述体现的是桑斯坦试图厘定个人、集体、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努力。
虽然受书名《信息乌托邦》的“忽悠”，许多读者可能会对本书中有关网络知识生产模式的章节有更大的兴趣，但如本书的副题“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所示，其要义在于对群体分享信息和共同决策的剖析。显然，作者期望的读者不只是网民，而是任何参与或评判集体决策的个人。
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信息乌托邦》不仅为理解信息社会的决策与知识生产机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指引，也反复提示我们，良好的社会需要多元的意见，不仅是因为思想的竞争所产生的优胜劣汰效果，也是因为正确的公共政策离不开听取各持的己见。
民主是个好东西，只是也要谨记民主决策过程的陷阱。传统的票选制有问题，协商式民主也有难以跳脱的困境，必须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新兴的预测市场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调动起了人们分享信息的激励。现实的挑战不只是如何有效配置资源，更是如何充分利用每一社会成员掌握的分散的信息和知识。
《信息乌托邦》 凯斯•R•桑斯坦著，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当乌托邦由信息组成编辑本段回目录
董皓
哈佛大学教授凯斯·R. 桑斯坦的著作《信息乌托邦》英文原版出版于2006年。我从图书馆借来后大致翻了翻，但由于懒，加之对其中许多内容所涉的背景知识也不是很熟悉，所以没有认真咀嚼。听说这本书已经翻译为中文（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这才找来认真读了一遍。
《网络共和国》书的内容这里不多说，只稍微引用一下季卫东教授在中文版序中的话：“阅读这本妙趣盎然的书，你可以发现，在电脑空间俨然存在一片全民参与的社会公共领域，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和退出，还可以在这里就决策问题收集或提供信息、发表意见和建议。借助博客、维基、开放资源软件、预测市场等技术手段，公民们可以充分实现信息聚合，对既有的提案不断进行编辑、论证、修改以及补充。”
的确，按照现在的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趋势，一个信息高度分享、众人高效发表意见和参与决策的世界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这个世界里，假如一位僧人想制止别人杀死一只小动物，他可以在数秒内通过网络（如果那东西还叫网络的话）获得大量信息，其中甚至可能包括从对方过去发表的言论和公开的行为中分析出的价值观，乃至其最近的心理状态。然后，僧人的手持设备（甚至体内芯片）中内置的程序可以迅速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和计算，进而选择劝谕对方放下屠刀的最佳方案……事情完了以后，僧人也可以方便地将自己成功或失败的经验纳入庞大的数据库中，为未来的僧人提供更精确的参考资料。
从技术上讲，这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现在Google每处理一项搜索请求，都是从世界各地的不同服务器中调取所需信息，并以云计算的方式在数百毫秒内为用户提供搜索的结果。并且随着其用户量的扩张，搜索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也越来越高。同样的，社区网站Facebook也正尝试对其巨大的用户群每秒所作出的数万个动作进行分析，以最精确地满足网站用户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现在的Web 2.0网站大都提供应用程序接口，让公众参与信息的分析和筛选，令数据处理的可能性无限扩大。从目前移动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来看，我相信不用多久，信息传播技术就能达到上述僧人手中的设备的水平。
不过，这只是“技术上”达到。除了技术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可能会使上述“信息乌托邦”仅仅停留在想像之中。它至少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信息获取机会”（Right of Access）的问题。如果没有充分竞争的市场和明确的制度保障，僧人们使用的数据库可能仅被全世界万分之一的人所把持，穷和尚们可能根本无法接入那个数据库，如果那样的话，掌控信息的人可以在自己的设备（甚至身体）里放进可读写的全功能芯片，在僧人、杀生者和其他普通人那里放置只读的芯片，从人们身上获取资源，却不分享这些数据分析的结果。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在我们周围隐约可见的现实。
二是既得利益的问题。任何时空都不可能与历史相隔绝，信息空间也不例外。建立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法律制度、社会治理框架以及人们的习惯法都会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互联网上。而且，当新的事物产生的时候，人们会自然而然地用借用的方式去描述这些新东西。例如，在版权法中，人们将下载行为称为“复制”，就是对纸张时代的版权制度的一种借用。实际上，纸张时代的“复制”总是会形成一种有形的载体（书、报纸、磁带等等），人们需要通过转移这些载体的占有来获取信息。而计算机时代的“复制”往往不需要这种物理上的占有转移，甚至只是在我们需要信息的时候，将互联网上的信息内容暂时存放在计算机的内存中。但是，无论它们之间的差距如何巨大，纸张时代既已形成的版权制度安排，必然也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秩序——我并非主张互联网上无版权，而只是说互联网新技术并非在真空社会中存在，它一定会面临既存制度的挑战。
三是“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的问题。所谓信息茧房，就是由于人们倾向于关心自己原本就喜欢的东西，也会倾向于和与自己志趣类似的人交流，所以人们仍很可能群聚于各自的小团体乃至个人的小世界中“作茧自缚”。甚至，由于信息技术提供了更自我的思想空间和任何领域的巨量知识，一些人还可能进一步逃避社会中的种种矛盾，成为与世隔绝的孤立者。这个时候，僧人可能只会与僧人交流，而厌恶僧人说教的人可能会对他们封闭信息，甚至通过某些强制力，用同样高度发达的数字技术阻断他们所不喜欢的信息的传播。在社群内的交流更加高效的同时，社群之间的沟通并不见得一定会比信息匮乏的时代来得顺畅和有效。
四是“群体盲思”（Groupthink）的问题。所谓群体盲思，是指在团体决策的过程中，群体成员往往不能“群策群力”、“各抒己见”，相反常常由于种种原因而随大流，压抑自己与主流不一致的看法。举例而言，如果劝戒杀生者的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僧人，那么在讨论最佳方案的时候，年资浅的师弟很可能会听从年长的师兄，哪怕是师兄的看法不见得是最优的选择。同样的，在互联网上，当某种声音成为主流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不再去深究其合理性，而是尽力让自己显得与主流的价值观相一致。甚至在搜集资讯的时候，都只会参考部分信息。而上述“信息茧房”现象，又会使人们所搜集的信息与其原来就存在的倾向相一致，进一步将人们推向“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从而令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群之间，更加难以获得沟通的条件。
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着重分析的正是“信息茧房”和“群体盲思”问题。当然，这些概念并非他首先提出的。他实际上是从这些知识出发，利用哈耶克的价格学说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等众多资源，对维基、博客、“预测市场”（即通过类似赌马的方式，通过投资人的市场理性预测未来发生某件事的概率）、开源软件等互联网上的新型信息交流和聚合方式进行分析。通过这些研究，桑斯坦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比如“协商并不能对改善群体性判断的质量作出重大改善”、再比如“聚合信息的努力可能把人们带向极端主义、安于现状和错误”等等。这些观点对于那些认为信息网络就意味着自由和分享的人来说，一定有警醒甚至振聋发聩的效果。
不过，桑斯坦在这本书几乎没有提到第一、二两方面的问题。我想这可能是基于其所论述的美国社会环境的原因，更可能是因为其在另一本书《网络共和国》 （中文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黄维明译）中已经分析了信息控制和信息私有化的危害，并且在2007年出版的《网络共和国2.0》中进一步描述了信息分享可能对民主社会带来的威胁——这三本书，本就是要一起读的。而且我认为，尽管中文互联网的技术基础与美国相同，但其所生长的社会环境却与西方有不少差异。除了阅读和汲取其中的营养之外，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地观察中文世界，分析中文互联网中信息交流的特点和其中所潜藏的危险，进而发现那些危及“网络共和国”的本地化因素——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全球的“信息乌托邦”尽自己的一份力。
顺便补充一下，《信息乌托邦》的翻译质量很高。不但语言上没有拗口的英式中文，而且译者还针对中国读者增加了大量的译者注，详细介绍了书中所提及的各种背景知识——其中许多地方在我看来甚至已经超过了译者的责任，而更像是书中所提到的维基精神的体现了。
互联网是否能够表达民意？编辑本段回目录
经济观察网 书评人 焦建 上周末，财政部某位官员与人大代表们就个税起征点的问题产生了纠纷。南方的一家报纸在进行报道的时候，给出了双方的意见之外，还给了网友意见很大的篇幅。一段时间以来，刊登网友意见，这已经是报纸很流行的一种做法了。
我们都知道让来自民间的声音得到自由有序的传达是多么的宝贵，但长久以来，因为媒介的缺乏，来自民间的声音一直得不到很好的表达。互联网的出现似乎弥补了这一点，通过网络，很多人的确表达了他们对某些政策的意见和建议，这是互联网使用好的一面。
国内对网络民意的负面效应也不是没有人提到，“网络暴民”的存在让原本得来不易的一种民意渠道的效果大大打了折扣。但除此以外，我们对网络民意的存在，所知仍然不多。而在一个更加抽象的层面上，互联网是否能够真正的表达民意问题上，更是乏人问津。
互联网是否能够真的表达民意？在凯斯桑斯坦教授的这本新书——《信息乌托邦》中，我们可以找到包括这个问题在内的许多被我们忽略掉的问题的答案。
桑斯坦教授写作本书的原意显然要比上述问题涵盖的范围要广泛的多。他试图阐述的道理是，我们究竟如何可以借用我们自己头脑中所不具备的他人头脑中的知识？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来讲，这种借用意味着，在聚合了多个人头脑中的知识之后，整个社会可以得出一个更加清晰的对于一件事物的认识（在网络民意中，这种认识意味着对于社会问题的真实反映）。这种聚合需要依靠不同的方式，它们各有利弊，以希望知道一个国家到底有多少人月收入超过五千为例，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措施：第一种，单纯对多数人的意见进行统计。可以随机提取一个大小随意的样本，问一下他们每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然后把每个人的答案汇总，求出一个平均数。根据“孔多塞陪审团定理”，假如样本中的每个人都具备一种“正确的倾向”的话，很可能会得出一个十分靠谱的答案（本书中给了很多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例子）。
第二种，通过协商之后再次进行意见统计。在让每个人给出答案之前，让他们之间进行探讨，然后再得出平均数。
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也各有其采用的必要条件。对于前者来说，它的优点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给出判断，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而缺点也因此是不利于知识的共享，每个人都是瞎猜的话，答案很可能怎么都不靠谱。因此采用这种方式的必要条件便是每个人都具备一定的知识，他们都倾向于不犯错（我们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中国人有十几亿，因此月收入超过五千的人肯定不可能超过这个数字去，因此即使是瞎猜也是有一定基础的，要我们去对美国人都多少人月收入超过五千美元，我们连美国人口到底有多少可能都不清楚，不是瞎猜是什么？）。对于后者来讲，它的优点是，一旦有人的确知道答案的话，群体的知识便会得到补充（本书对三种情况做出了解释），这是源自这样的一个道理：掌握真理让人有底气。我们的确不知道答案的人看到有人说得那么肯定，也许就会相信了他的意见（一个人不能没理还强硬到这个地步吧？）。而缺点也因此产生了，人们的从众心理会让错误的自信也得到广泛传遍，这个时候，即使是那些拥有真实知识的人，也可能会因为害怕变得不出声了。
一个令人难以搞清楚的概念是，互联网到底是一种独立的采集知识和意见的新手段，还是只不过是上述两种方式的一种采纳。虽然桑斯坦教授在本书中也就wiki，开源式软件以及博客的使用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但相较来说，这些意见并没有超出他上一本书（《网络共和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里提出的网络可能产生“信息茧室”危险的洞见。
我们可以在此拿豆瓣当做本土化的例子来解释网络是如何产生民意的：在豆瓣上，我们每个人都会独立的给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打分，聚合到一起，就是一种独立于我们所有人的对于这本书或者电影的客观评价（这意味着它已经变成了知识或者说民意）。互联网被运用的更广泛，参与打分的人越多，得出的结论相对来说就越正确也越值得关注。因为豆瓣的部分匿名投票可以避免被胁迫，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给出自己的意见。
正是在这种早先由哈耶克明确阐述过的“自生自发的秩序”理念基础之上，桑斯坦教授对市场这种表达民意的框架给出了自己的新的阐释角度。他认为，市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可以集纳多种多样人对于一个事物价值如何的判断——价格的最终形成便是依赖于这种判断。而正是这种判断的正确性，使得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人类因此获得了广泛的福利。
市场当然也存在着失灵的例子。这便是因为市场所集纳的信息中包含着错误的信息——很多人可能会过分的高估某一事物的价值，南海股票泡沫，荷兰郁金香热等等都是如此。但市场失灵的例子并不能抹杀它在形成真知灼见方面的好处——正是因为存在着金钱利益上的好处，所以每个人都会尽自己最大可能的真实的反映他对一个事物的看法，他会给出自己认为最合理的出价。正是市场中存在的价格激励，使得市场得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之所以能够提出互联网是否能够真实表达民意这个问题，便是基于这样的基础。把互联网类比成为市场，将网络民意比作是价格，将网民比作是买卖者，这组类比并不一定总是成立，因为网络上缺乏与人切身相关的金钱上的好处，所以并不一定能够让人真实的表达出他所有的看法。上面提到的可能会受别人影响的现象，也许还是会存在的。
当然，人们在网络上到底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远远要比上面所阐述的一些简单的认识要复杂的多，而这也并不是这本书中所要讨论的问题了。这是一本描述现实中“不为人知”逻辑的书，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我们却从未予以注意——即使我们想注意也未必看得到，这是一种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无知。而一旦这样的一种逻辑被指出，它们便会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我们可以借助本书的例子来来我们更好的利用网络民意寻找一些途径。比如说，建立良好的鼓励制度，让每个人都可以因为表达真实的想法获得某种也许是非无知层面上的好处；匿名表达意见也因此变得重要了，因为可能会造成的对自己的伤害会让实名的人选择不那么符合本意但却无比“主流”的意见，要么就根本不表达意见；另外还有，具备一定影响力的网络领袖们，应该避免在一开始就表达出明确的意见以便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自由表达，在有的时候，这些人还应该具备“唱唱反调”的意识。
凯斯桑斯坦教授总是会经常给我们提出这种有关网络的新观念（当然，他的主业仍然是法学教授），而有关他跟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之间的关系，的确可以问一个十分八卦的问题：究竟就因为奥巴马一直对网络的重要性有着清晰的认识，才让桑斯坦教授作为自己的竞选团队法律事物顾问呢？还是因为桑斯坦教授已经成为了他的法律事物顾问，奥巴马才会对网络如此重视？也许是前者，也许是后者，要不，让网络来一番人肉搜索？
人肉搜索会不会是桑斯坦教授下一本有关网络新书的主题？要知道，加上本书和《网络共和国》，桑斯坦已经可以像尼尔波兹曼一样，写作一部有关网络的“文化三部曲”了。当然，他可能也会像跟本书的立场一样，是以乐观的态度，来看待互联网的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