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智库集体浮出水面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中国首届智库论坛上，长期为中国的党、政、军界提供政策和谘询，却一直披着神秘面纱的十大中国着名智库终于浮出水面，这也是中国智库首次公开集体亮相。
由中国太平洋学会、中国社科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七日在北京召开。十大智库排名是由国内知名的科研院校、学者专家和智业机构，根据这些智库为国家决策提供的政策和谘询的多寡，以及其提供的谘询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产生的影响而评出的。
智库定位清晰
这十大著名智库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
中国军事科学院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这些智库大多属于半官方机构，隶属政府不同部门，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均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智囊机构，从全国网罗了一批社科和经济方面的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在国家内政外交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则侧重于外交政策的研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近年来积极外交政策的推动，这些以研究对外关系为主的研究所显得日益重要，并直接为国家的外交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中国军事科学院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则属于军方决策智库，为中国的军事战略，以及中国军队未来的建设与发展走向提供决策。
政府应扶持智库发展
在西方国家，智库的各类专家有可能成为政策执行者，而政府高官也有可能在离开政坛后进入智库成为政策研究者。
如今中国的智库与执政当局也开始出现了这种互动。一些政府高官退休后，也隐入智库机构继续发挥余热，例如钱其琛副总理退休后，就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而着名法律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夏勇，二○○五年就被任命为国家保密局局长，进入中南海，成为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核心智囊之一。但中国智库对政府的影响，由于公开度透明度不足，外界知之甚少。
目前对政府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不少是智库承接的政府课题，因此，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不敢说，敢说的却没有影响力。
有专家指出，十大智库的集体亮相，必将推动中国各类研究机构的发展，中国智库与政府间的互动势必也将进一步加强和紧密。但目前中国智库的数量和研究领域仍然有限，而其财政来源及服务对象也较单一，无法适应科学执政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国家应大力扶持民间智库的发展，形成百家争鸣的格局，为国家宏观政策和战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证。（来源：大公报2006年11月9日）
首届中国智库论坛举行 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6年11月7日，由中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地区合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主办，多家国内著名智业机构联办的“首届中国智库论坛”在北京召开。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等相关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届论坛，围绕如何坚持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如何发挥中国智库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
为了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推动中国智库、职业机构的创新和发展，本届论坛还首次推出了“中国十大著名智库”和“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智业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国内著名智库机构，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著名智业机构榜上有名。
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8年10月20日，为期两天的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在中国广西南宁开幕，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等德国智库专家出席。来自中国、东盟国家以及德国的智库专家，围绕区域合作和中国—东盟政治经济发展及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在地区和世界中的作用主题进行对话。会议将为进一步扩大中国与东盟的开放合作，应对目前金融危机的挑战，寻找出一条可行之路，并对当今世界金融危机提出建议。该活动是将于10月22日开幕的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系列活动之一。
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
中新社南宁十月二十日电(记者 刘万强)中国与东盟以及德国的智库专家二十日在此间呼吁：当前金融危机的问题，不能单由美国或者欧盟来解决，世界应携手联合应对金融危机。
在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的背景下，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地广西南宁开幕，与会专家就中国和东南亚区域合作，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发展风云变化带来的挑战进行对话。
会议东道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陈武在致辞中建议：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应对目前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问题，不断扩大中国—东盟合作。
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席尤素夫·瓦南迪说，随着由美国和西方开始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早期对全球恐怖主义和伊拉克战争的斗争中，一个多极世界显然已经出现，单靠美国不可能解决所有这些新的挑战。当前金融危机的问题，不可能单由一个国家，或者美国、抑或欧盟来解决，我们必须携手应对，就像一九九七年的金融危机，我们一起努力做了很多工作。
中国社科院国际学部主任张蕴岭教授认为，现在真正面临的挑战与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不一样，当时是融资出现问题，但现在是实体经济出现问题。中国和东盟或者“十加三”今年应该采取真正的行动，来促进经济的真正增长，来促进与东盟的一些项目。他说，两天后，泛北部湾合作专家小组将讨论开启中国与东盟一些基础设施的项目。
德国阿登纳基金会驻北京代表沃夫冈·迈耶说，这次各地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因此中国—东盟之间要进行合作。他希望，德国智库与中国、东盟智库进行合作、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推动世界的发展。
十大著名智库均有官方背景 民众缺乏参政渠道编辑本段回目录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上，长期为中国决策层提供政策和咨询、却一直披着神秘面纱的十大中国著名“智库”浮出水面。不过，稍加观察即会发现，这十大智库全部是官方或半官方机构。而真正民间的智库，却一家也没有。这样的智库结构，显然无法令智库扮演其本应有的社会、政治功能。
智库是一种现代现象。以前的君王或军阀会雇用军师，但那大半只是策划一些谋略。在近代民主制度下，人民通过其代议者参与法律与政策之制定，借以维护自身利益。到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管理的事务之范围急剧扩大，政府就方方面面的问题制定法律、政策，涉及到各个社会群体的权利与利益之增减、调整。此时，公民就面临一项挑战：如何约束政府，使其法律、政策既合乎理性，又能反映民意。
智库应运而生。智库当然是研究机构，但它们不是只专注于理论探究的学院。相反，它们的活动以观念、理念为指导，以专业的学术研究为基础，针对现实提出自己认为合理可行的立法设想与政策方案，旨在对政府施加影响。至于施加影响的途径，则主要是向民众传播理念，通过公众影响代议士；通过公共媒体，影响民众和立法者、决策者；或者直接进行政治游说。
上世纪70年代之后，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确如雨后春笋。有人估计，全球目前共有3000多家智库，发展中国家的智库数量在80年代之后发展尤其迅速。尽管难以测量，但这些智库对于推进全球化、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增强民众和政府的环保意识、推进各国公民社会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数千家智库，几乎全部是民间性的，且绝大部分是非营利性的。最近集体亮相的中国十大智库与此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
由于现代治理事务高度复杂而专业化，因而，政府部门及专业监管机构通常都会在其机构内部建立专门的研究部门。以国内为例，国家发改委下设宏观经济研究院，各部委也都有研究所或研究局，至少在办公厅下也会设立一个研究室。这些机构雇用大量专业研究人员，对立法设想及政策方案进行研究。
但这些研究机构置身于行政科层结构中，面临一个无法克服的困境，即必然带有揣摩上意、投领导之所好的倾向。这些研究部门的作用通常是过滤、排除社会中多样化的意见和诉求，而强化行政体系内部的观念和政策设想。据此制定出来的法律或政策更多地反映行政部门自身的偏好，而缺乏足够的公共性。
在智库体系发育较为健全的社会，智库的作用恰恰在于突破信息在行政体系内部自我循环的回路，将更大范围的精英的见识和普通民众的意见导入立法与决策过程中。智库为了获得企业或民众的资助，必然致力于发现其所关心之社会群体的政治偏好和诉求，将其归纳为某种简明扼要的理念，并提出达成这种理念的立法与政策构想。这些理念和构想乃是该群体的共识。各家智库之间展开理念与构想的竞争，最后达成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民的共识。可以说，处于竞争性环境中的智库，起到了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立法或决策以此共识为基础，其正当性就有了较充分的保证。
假如智库本身就是官方的，它们必然更多地关注领导的偏好，而不会投入多少精力用来发现、凝聚社会各个群体的偏好，它们也就难以起到凝聚共识的作用。而没有社会共识作为基础，最终形成的立法和政策就可能偏离精英与民众偏好。
因此，十大智库固然阵容强大，但是，十大智库的阵容也清晰地暴露了国内智库体系的发育高度不健全。官方或半官方智库吸纳行政体系之外精英的见识和普通民众意见的能力，比行政部门内部的研究机构好不到哪里去。这恐怕正是很多立法与决策事后遭受广泛批评的缘由所在。
能够起到智库之应有作用的智库，应当是民间智库。国内也不乏这样的智库，但其生存与发展面临种种制度障碍，只能勉强维持，甚至难以为继。这使整个社会损失了一个凝聚共识、理性表达意见的有效渠道。真正意义上的智库能否获得发育空间，取决于政府是否愿意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政府是否意识到精英的见识和民众的意见对于立法与决策正当性的决定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