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把China和America合并出Chimerica这个英语新词的是经济史学家、哈佛大学的尼尔•弗格森教授。他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中美国”这个新词主要是为了表示中美已走入经济共生时代，最大消费国(美国)和最大储蓄国(中国)应该构成利益共同体，而且这样一个利益共同体会对全世界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弗格森在文章中提醒准总统奥巴马，不要等到明年4月的G20峰会才行动，就职后第二天就应该立即召开“中美国”的“G2峰会”！中美国这个新的词语一经创造便在中美两国互联网上引起热烈的讨论。许多网友认为，中美国一词的产生体现了中国影响力的提高，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增长离不开中国。但同时，许多网友也呼吁中国当前最应该关注的是国内问题，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就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日本新华侨报》发表文章称，谨防“Chimerica”一词的忽悠效应。文章说，作为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会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的地位、权利、荣耀以及责任一起与中国共享。何况目前中国实际上也还没有多少资本和实力可以和美国共享这一切，弄得不好，地位、权利和荣耀没拿到手，责任倒要承担一大堆。至少现在和很长一段时间的将来，“中国”就是中国，“美国”就是美国。不会像英语那样轻飘飘地立即就可以拼凑成一个Chimerica的。中国要谨防那种不切合实际的“捧杀”。
美国学者提“G2构想”编辑本段回目录
来源：青年参考 “G2构想”有利中美两国发展 文 谭文天 （资深评论员）
前不久有一则消息说，美国有权威学者提出“G2构想”（Group of two；指中美两国建立经济联盟），提倡中美两个大国共享全球经济领导地位。
笔者读后大有知己之感。2006年12月笔者曾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拙文《中美终极目标：共富》，主要意思是：“中美两国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经过中美战略对话，形成G2也是合情合理。中美两国可以说自然而然结成经济生命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这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最主要的一个支撑点。”
所指美国权威学者，乃是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登，他在中美战略经济第四轮对话闭幕后，召开媒体电话会议，宣传G2构想：如果美国要鼓励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承担更多责任，就应该和中国分享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这是与笔者不谋而合的共同观点。
笔者在文中提及，“中美确立G2机制，或虽无G2之名却有G2之实，那是完全有可能的事”。笔者在文中还提出，G8应邀请中国加入，变成G9。进一步，按GDP数值的水平，西班牙、巴西、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墨西哥等6国也有加入“G”系列的可能，如其发展一切顺利，G8将逐步演变成G15。
中美两国结成或可能结成G2，由双方首脑开创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可以说是其中的灵魂因素。
任何两个国家的关系，不仅仅只是经济，还有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方面，均需磨合和互相调整，以达致友好、和谐、合作、互助。在中美之间，况且还有一个台湾问题，而台海近期的形势缓和及良性互动，不但有利两岸，也有利美国。布什总统出席北京奥运盛会时，在与胡锦涛主席的“胡布会”中表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这也是中美构建G2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再以军事为例，两国防长于2007年11月在北京会晤时同意，两国国防部之间建立直通电话，即建立军事热线，借以加深两国军方之间的了解和战略信任，防止误判或擦枪走火。这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也有重大意义。中美两国关系的涵盖面非常广泛，构建G2的侧重点虽然在经济，但无可避免必会触及其他方面。G2比之于G8或建议中的G9、G15，明显有其特殊性。
8月1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中南海瀛台会见前来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及相关活动的美国总统布什。胡锦涛指出，中美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面临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机遇，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认识和对待中美关系。
浅见以为，中国的这种态度，足以成为构建G2的基础条件之一。（香港《大公报》8月26日）
从G20到G2编辑本段回目录
【《财经网》北京专稿/记者 黄山】如果说去年的华盛顿20国集团（G20）峰会表明了未来的全球治理架构将由20国集团主导，那么即将于4月2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二届20国集团峰会，无疑将这一机制以一种系列峰会的形式予以固定。
正像3月26日出版的《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周刊封面文章所指出的，伦敦峰会的召开承认了全球经济的重心正从发达世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简言之，过去那种由发达的工业民主国家（G7或G8）主导世界经济和金融议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世界正从G7向G20过渡。
但就在G20治理全球经济的模式被伦敦峰会予以确定之前，另一种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也被时常诉诸笔端，即所谓的G2——由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美国这个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组成。
按照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在2008年7月《外交》期刊上所指出的，未来世界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掌握在这两个国家手中。而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和该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也在3月6日的《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G2，G20将会失望。
实际上，不管是G20还是G2，抑或是去年10月6日同样由佐利克提出的G14（除西方七个工业国外，还包括“金砖四国”和墨西哥、沙特、南非），其核心依据无非是这些主要经济体占世界GDP总量巨大、人口甚众，是主要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主要的碳排放国和主要的发展援助国，这些国家是全球资本、商品和汇率市场的主要成员。
但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框架模式两极的G20和G2，虽然符合上述的核心依据，但却有着根本性不同——前者代表性广泛，是目前条件下能设计出的兼具可行性和合法性的最好模式；后者则比G8范围更小，但代表了发展问题这一硬币的两面，同时更具灵活性。
换言之，G20虽然可行而且代表广泛，但在行动力方面过于缓慢，在领导全球经济复苏方面象征意味大于实质内容。而G2小而灵活，分别是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的代表，两者的发展模式正是目前全球经济失衡的两面，同时作为世界上前两位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实现节能减排这一世纪命题方面责无旁贷，但这种经济领域下的“两极化”，无疑与今天多元化的世界走势不相符合。
为了厘清未来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走向，需要有一个参照系，而没有什么参照系比过去的G7更好了，毕竟无论是G20还是G2，它们所要取代的都是G7。
相对G7而言，G20的最大特点是成员国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的差异大。G7由上世纪70年代的世界经济和货币危机催生，由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达民主国家组成，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差异较小，彼此身份认同。而G20则发端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新机制，其成立目的是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
也就是说，尽管两个机制都是危机催生下的产物，但G7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兼具战略集团的色彩。相较之下，G20则更像是一个问题应对型的松散组织，集团的凝聚力更多来源于对问题的关注，而不是彼此的身份认同。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G20所要应对问题的严峻性和长期性，因此即使集团内部彼此身份认知不一，也能“共度时艰”。只要现在的问题依然存在，G20在协调一致应对危机方面确实起到效果，即使G20存在行动力缓慢、内部成员国身份差异大的问题，依然会是世界找到更好的治理框架前的选择。
G2则面临更大的问题。首先是其中之一的中国对此并不热衷，因为这么做的直接结果就是经济领域的“中美共治”，这个无论是以中国目前的实力和中国的发展模式而言，都难以“堪此大任”。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最大问题依然还是国内的发展稳定，即使中国的经济外交日益高调，但并不代表中国已经具备了类似的实力。此外，则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尚不足以“终结历史”，并非一个“四海皆准”的制度。
其次，共治除了要求合作，同样需要身份的认同。中美关系30年，前期是因为有了共同的对手——苏联，此后则是有了共同的利益诉求，从双边在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到经济分工产生的互惠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再到如今对全球福祉所肩负的责任。一言以蔽之，就是中美关系体现的是求同存异的精神。“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双方合作的基础。
但两国出于历史发展、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很难期望中美关系发展到盟友的地步，遑论类似美英“特殊关系”那样的程度。因此，中美可以合作，但难谈共治。
因此，G2体现更多的是对现状的认识，是对中国发展趋势的认同，并非一个可行性的方案。在中美共治的G2提法之前，前文所述的伯格斯滕也提出另一个G2概念。在2003年10月6日的英国《金融时报》言论版中，他主张成立一个非正式的由欧盟和美国组成的G2，以期处理跨大西洋的经济关系为世界经济提供领导。
最后需要指出的，无论是G20还是G2，强调的都是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仅限于经济事务。而在政治和安全事务方面，我们迄今还未看到取代现有治理架构的可行性模式。奥巴马新政府的上台，虽然强调了美国对多边主义的回归，但依然是一个强调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外交体系
专家谈Chimerica概念：中国不求与美国建立G2编辑本段回目录
《解放军报》
主持人：本报记者吕德胜 嘉宾：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开栏的话
新年伊始，《时事纵横》专版和读者见面了。这个专版将和读者共同关注国内外的焦点事件和热点话题，解读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
这一期《时事纵横》，我们关注的是中美建交30周年这一话题。中美两国，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关系可称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也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30年来，中美关系走过了风风雨雨，在当前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挑战的大背景下，两国关系又将走向何方？本报邀请了三位中美关系问题专家为读者进行解读。
角色地位趋于平衡
●中国定义中美关系的能力已今非昔比
●不要给G2简单地冠以“捧杀”的帽子
●中国不能忘记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
主持人：最近，关心中美关系的人当中，流行着一个新词，就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将中美两国的英文China与America重新组合创造的Chimerica，有人将之译为“中美国”。弗格森还建议奥巴马就职后首先访问中国，与中国召开两国峰会(G2)。各位如何看待这个概念？回顾30年的历史，似乎中国一直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地位？
袁鹏：的确是这样。在中美关系30年中，凡是涉及到大的方向的时候，美国总是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对美外交更多地体现出一个反应性的特征。这一方面是因为两国实力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一直潜心埋头搞建设，不会主动破坏中美关系的发展。
但中美关系正在逐渐趋于平衡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已经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8年的6%，中国在2005年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2006年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际性重大活动交给中国来承办，各国领导人越来越频繁地来到中国，各种国际组织中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身影。以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为标志，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民族凝聚力得到了全面而充分的展示。总的来看，中美两国的实力差距是在缩小而不是拉大。
金灿荣：由10多年前的“中国崩溃论”到后来的“中国威胁论”再到近来的“中国机遇论”和“中国责任论”，外界对于中国的议论本身就反映出中国的重要性，而议论用词的变化则反映了中国实力的增强。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也是这样，从“友好的非盟国”，到“战略竞争者”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些定性的词汇都是美国方面提出来的，但变化的背后，也反映了中国实力与影响力的提升。
事实也是这样，中美刚建交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2159亿美元，美国为22959亿美元，中美对比约为1∶10；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元人民币，美国是13.8万亿美元，按汇率折算，中美对比大约为1∶4。与此相适应，中国定义中美关系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最近两轮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我们也开始提出美国的问题，要求美国稳定金融市场、改变消费观念等等。从长期来看，中美关系趋于平衡的这种态势是不可逆转的。
倪峰：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从存量、静态的角度来看，仍然是美国强、中国弱，美国的综合国力迄今为止远超过中国，中国对美国的需求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但是从增量、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速度比美国快，美国对中国需求增长快。这样，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和相互需求正在走向一种相对平衡。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范式也发生了变化，在许多美国人眼中，“中国问题”已经变为“中国崛起问题”。Chimerica也好，G2设想也好，都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
金灿荣：“中美国”的概念，其实首先是从金融领域提出来的，即中国是储蓄国，美国是消费国。在美国面临各种困难的情况下，这一概念的提出既有战略上的思考，也有策略上的考虑，既是学者个人的观点，也有时势的因素。但这个概念一提出，其影响就迅速超越了经济领域，并引发了“中美战略结盟”等思想。
倪峰：中美关系的这种变化也有国际形势变化的大背景。伴随着反恐、气候、能源、环保等全球性议题的凸显，全球也在呼吁大国合作。在这些方面的合作上，中美的地位是平等的，而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美国甚至还有求于中国。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同美国平起平坐了。温家宝总理有一个著名的“13亿乘除法”——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大问题；一个很大的问题，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很小的数目。我们的经济实力虽然有所增强，但按人口平均起来并不多。我这里还有一些数据：目前中国有残疾人8400万，每年要解决2400万人的就业，绝对贫困人口还有1000多万，四川大地震又直接造成1000多万群众受灾。所以，我们既要对自己的发展成就感到骄傲，又时刻不能忘记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
袁鹏：对于这些概念和设想，其实需要辩证地看。简单地说，一是积极乐观，二是清醒冷静。
先说积极乐观。一些人一直抱怨美国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其实我们自己有时也在戴着有色眼镜看美国，不管对方抛出什么思想来，都近乎本能地将之视为一种污蔑或“陷阱”。Chimerica也好，G2设想也好，都是属于拉抬中美关系的声音，较之“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要有积极意义，冠以“阴谋论”或“捧杀”的帽子有点过于简单化了。
再说清醒冷静。中国的实力地位和美国相比仍然差距很大，我们没有资本同美国平起平坐。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一直都反对少数国家统治世界，主宰国际事务。我们不求跟美国建立G2，而是希望美国真正以平等的精神和态度对待中国，把中国当作一个真正平等的伙伴。
中美关系“三十而立”
●中美关系的成就远远超出预期
●中美关系到了享受成果的时候
●经贸关系成为中美关系“压载舱”
主持人：对美外交一贯被视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既经历过一段“蜜月期”，也曾因一些事件的冲击而陷入低谷。究竟该如何看待中美关系这30年的历史？
金灿荣：中美关系30年，从积极的角度讲，用两句话可以概括。一是发展成就远超预期；二是危机管控相当不易。当初，美国发展同中国关系时的考虑，一是在制约苏联的问题上拉帮手，二是要开拓中国市场，三是要将中国纳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来。而中国同美国建交，既有安全上的考虑，也有在改革开放之中吸引外来资金和技术的考虑，同时也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并借此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今天回过头看，形势的发展使两国关系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任何人的预期。中美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两国关系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双边范畴，而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双方在许多地区热点问题以及几乎所有的全球性问题上都开展着合作。两国的战略共识越来越多，共同利益越来越大，中美不仅成为利益攸关方，更成为建设性合作者。这在30年前是难以想像的。同时，中美关系在所有大国关系中，可以说是最为复杂的。在这30年中，中美关系经历了多次波折，其中有6次比较严重的危机，即：1989年美国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3年美国政府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1995年李登辉访美、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的“炸馆”事件、2001年的撞机事件。但我们庆幸地看到，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危机朝着和缓的方向发展，数次将两国关系从破裂边缘拉了回来。目前，双方已经初步建立起了比较稳定和成熟的沟通框架，不仅保持了中美商贸联委会等原有对话机制的畅通，还开辟了许多新的对话机制，如两国元首经常性的见面和电话联系、中美战略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能源对话、中美反恐磋商机制、中美军事热线等等。这种机制化的沟通有助于更好地处理和管控两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袁鹏：在中美关系30年的历史上，起伏不定曾经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每隔几年总会出现一些大的波动。但自从2001年以来，中美关系第一次实现了长达7年半的和平稳定的发展。这不应当仅仅视为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成绩或者中美近年合作的成果，更应该看作中美经历30年发展累积出来的效益。我觉得，用“三十而立”来形容中美关系还是比较贴切的。在一定意义上，经过30年的发展，中美关系已经“立”起来了，也到了享受成果的时候了。之所以这么讲，一方面是因为两国在政治层面建立起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关系，两国领导人从几年一次会晤发展到如今的一年多次会晤，各个层级的对话合作机制达到60多个；另一方面，两国的年贸易额从建交之初的20多亿美元发展到今天超大规模的3500亿美元，在经济领域建立起了深度的相互依赖。同时，两国在极为敏感的军事领域也开展了有限度但富有成效的合作，尤其是今年，两国国防部历史性地开通了直通电话，并举行了核战略政策研讨交流。可以这么概括，中美关系30年，是以政治关系的突破为先导，以突飞猛进的经济关系为基础，以军事关系的发展为增长点和未来的努力方向。
倪峰：我把中美关系这30年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9年到1989年，这个阶段可以被称为战略合作阶段；第二阶段是从1989年到2001年，这个阶段可以被称为在曲折中发展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从2001年到目前，这个阶段可以被称为相对稳定发展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比较顺利，主要是彼此都在战略安全利益上需要对方的支持。这期间，两国关系经历了一段“蜜月期”，经贸、教育、文化、人员方面的交流逐步发展起来，在国防领域也开展了一些实质性的合作。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充分展现了出来，双边关系开始呈现出起伏不定的局面，金老师讲的几次大的波折都出现在这个时期。也正是经过这几次波折的考验，双方也都认识到彼此的重要性，中美关系才逐步走上正轨。“9·11事件”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一方面，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为两国在众多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另一方面，正如两位所说，中美关系日益机制化，两国政府之间建立了比较顺畅的工作关系。同时，这期间中美在两国关系最重要也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形成了虽然有限但十分重要的共识——维持台海地区局势的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美关系的几个关键的节点，经贸关系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堪称两国关系的“压载舱”。1978年，中国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进行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受到了美国的欢迎。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中国最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美国也开始解除对华封锁。2001年，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一举解决了两国贸易关系正常化问题，使两国关系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中美关系也进入了长达7年多的稳定发展的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仅用“巧合”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
抓住机遇扬帆远航
●美大选未炒作对华政策并非偶然
●两国关系面临历史性的合作机遇
●中美需要走出以利益为导向阶段
主持人：奥巴马政府将于1月20日宣誓就职，各位如何看待奥巴马上台后中美关系的走向？再放远一些，大家对下一个30年的中美关系有何看法？
倪峰：我们不妨先看一下美国总统大选的情况。中美关系连续7年的稳定发展，给中美双方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日趋缩小，两位候选人的对华态度总体上也较为积极。像奥巴马就表示，他了解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对于推动持久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性。而麦凯恩则认为，美国与中国有着共同利益，中国和美国并非注定是对手，希望看到两国关系朝着对双边、进而对亚太地区和全世界都有利的方向发展。也正基于这样的认识，这次总统大选中，对华政策罕见地没有成为中心议题，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也有了显著降低。
至于这是一个拐点还是一种偶发的现象，还要进一步观察，但这个现象本身并非偶然，它不仅显示出两国在许多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责任，也显示出中国对于美国方面的意义在不断增加。就像奥巴马的一位高级外交政策顾问指出的，由于中国对美国来说太重要了，中美关系不能完全交由事务官员来处理，需要由高级别的政治官员发挥政治领导力。
金灿荣：大家评价中美关系，都认为有一个“周期律”，就是每四年一次的美国大选之后，两国关系总会出现波动。但目前，美国内政为金融危机所困，外交为伊拉克、伊朗、阿富汗、朝鲜、俄罗斯等国家所牵扯，加之中国在中美关系中的权重增加，经济仍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这一切决定了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与布什时期相比，不会有严重的偏离。可以预期，中美之间的各种正常交往将继续延续，两国间的各种机制性安排将继续保持。
袁鹏：在美国政府的议程上，应对金融危机、缓和美俄关系、稳定阿富汗和伊拉克局势等都是紧迫性很强的问题，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不大可能在中美关系上制造太大的麻烦。中美关系的问题可能会主要集中在双边经贸领域，因为在当前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情况下，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有所抬头，有可能影响对华经贸决策的环境。同时，中美关系中还存在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环保、人权等问题。由于民主党同时控制着国会，受到的限制相对较小，所以一旦出现问题，对中美关系的破坏性就大。但总体上看，“战略上稳定、战术上摩擦”将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主要特点。
金灿荣：30年来，中美之间的沟通交流达到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现在两国每天有5000多人往来于太平洋上空。双方对于大变动中的世界的认识、对对方及双边关系的认识都大大深化了，中美关系也由此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正如胡锦涛主席在访美时指出的那样，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两国的合作领域不是变窄了而是拓宽了。
目前，中美关系面临着历史性的合作机遇。从世界范围看，建立面向全球的中美关系新框架是两国共同的需要。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和全球性的经济困难对中美关系而言，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合作机遇，如果将中美金融合作放在未来中美战略合作的大背景下进行，双方关系有可能取得新的突破。而那些敏感性低、利益共通性强、双方合作的意愿比较强的全球性议题，如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防治禽流感、联合国改革、环境保护、开发清洁能源、打击跨国犯罪、防止人道主义灾难等，又为中美两国提供了新的广阔的合作领域。此外，共同塑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也成为两国共同的追求。因此，在维护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局势的稳定方面，两国也可以找到契合点，从而在看似矛盾的问题上寻找合作的机遇，变危机为转机。
倪峰：当前中美关系也面临着一些不确定因素。中美关系的航船要沿着建设性合作的方向破浪前进，就必须警惕这些“暗礁”。从美国内部看，由于奥巴马缺少外交经验，而民主党内缺乏像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佐利克这样一些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政策操控能力的“中国通”，因此，两国关系可能会经历一段相对较长的磨合期。同时，由于民主党方面更加重视人权、环保问题，主张所谓“公平贸易”，加之美国面临金融危机，上述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权重将有所增加。而在国际范围内，中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战略合作的框架尚不成熟，在反恐等全球性事务的合作上，只能说是局部的、策略的、零星的、阶段性的，往往会因为第三方的原因影响中美两国关系的稳定。尤其是，由于台湾问题的存在，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在事实上还有摇摆性，虽然建立起了国防部热线，但中美之间引发军事冲突的导火线并没有完全清除。像最近，美国政府对台军售的决定就严重影响了两国之间的防务交流和政治互信。
袁鹏：中美关系走到了需要重新审视对方的时候。究竟要继续开展深层次的战略合作，进而把目前的战略关系拉长，真正进入战略稳定，还是迈入新一轮的不稳定期或者磨合期，成为摆在两国政治家面前的一道现实课题，也关系到两国关系将以怎样的姿态进入下一个30年。
从长远看，当前中美关系最严重的问题依然是战略互信的缺失。美国在思考对华政策的时候，总有一部分人想当然地倾向于认为中国战略不确定、军事不透明、外交不负责、经济不自由、政治不民主、对台不灵活，这种近乎天生的不信任感，使得中美之间纵然有多层次的交流机制，也难以达到真正的战略互信。
同时，中美关系主要是基于阶段性的共同利益，而非共同的价值观。以利益为引导的关系，不太可能实现长久的稳定。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不仅没有淡化，相反还被有些人上升到了两种模式的较量，即所谓“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对立。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如果彼此能够尊重和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理解和尊重对方对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选择，将双方以利益为导向的关系引入一个虽不具有共同价值观但可以理解和包容对方的价值取向的阶段，还是有可能的，也应该成为两国努力的方向。
中美关系大事记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正式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就美售台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美方承诺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售台武器。
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985年7月22日至31日，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美。
1993年11月19日至20日，应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国家主席江泽民赴美国西雅图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5枚导弹从不同角度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这一野蛮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和严厉谴责，并提出最强烈抗议。2001年4月1日，一架美国EP-3军用电子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进行侦察活动时，撞毁对其跟踪监视的中方歼八飞机一架，致使飞行员王伟罹难。后又擅自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在中国海南岛陵水军用机场。2001年12月27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命令，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2005年11月19日至21日，美国总统布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2006年4月18日至2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008年8月1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南海瀛台会见了前来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及相关活动的美国总统布什。(吕德胜辑)
福布斯评论：G20实质上是G2中国和美国 编辑本段回目录
导语:《福布斯》2009年4月1日发表评论文章称，G20会议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是中国和美国，中国在全球经济上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
作为本周伦敦G20峰会的预备，主办者乔治-布朗谈到要拟定一项“全球新政”来对抗经济危机。但是当G20周四碰头的时候，实际上将是美国和中国的G2会议。
美国和中国是会议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全世界都在指望美国来终结这场全球衰退，这不仅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且因为正是华尔街的内爆引发了这场危机。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在努力传达它的声音。
中国的共产党一直试图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向美国谈谈资本主义的问题。
首先，中国总理温家宝3月份表示对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感到担忧”。他敦促美国“确保中国资产的安全”。
中国完全有担心的理由。首先，北京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一半多都被认为买了美国国债。如果美联储继续印钱来为美国昂贵的救援计划提供资金，将会引发通胀并导致那些债券价值缩水。
第二，中国已经开始与其他国家进行货币互换，这样中国就可以直接利用两种货币进行贸易，而不必借助美元来结算进出口订单。周二中国宣布与阿根廷达成102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
上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签署了146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另外还与香港、韩国、马来西亚和白俄罗斯签署了类似协议，总价值接近1000亿美元。这些协议使得其他国家更容易获得贸易融资，应该可以加大中国的出口。
第三，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3月底撰文大胆倡议结束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他建议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来作为替代。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他的倡议只是一个试探，短期内是不现实的。
然而中国能够引发这样的争论的确说明了美国经济霸权的下降和中国这颗经济新星的相对上升。北京对美国所犯的错误威胁到自己将13亿人带出贫困的能力明确感到不满。中国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一直在朝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迈进。
中国之所以在全球经济中享有可信度，部分是由于北京已经在帮助世界走出衰退方面尽了自己的力。去年11月份它宣布了一项高达5850亿美元的提振计划。中国还可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贡献更多资金，但同时也要求在组织内获得投票权，结束长期被美国把持的局面。因此北京试图重组当前的经济体系也是要获取更大权力。
中国的声音会变得越来越大。本周的G20可能真正象征着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诞生，中美两国在拉动全球经济的同时将不断争夺更有利的位置。
布热津斯基：“中美国将改造世界”G2时代可能到来 编辑本段回目录
Mk800：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当选之际的外交顾问布热津斯基，日前再次美国媒体放言说：“美国和中国应该组成新世界格局的‘两国集团’（G2）”。同时他说：“美国与中国应该就诸多问题举行不定期的会务。磋商合作与之间的矛盾摩擦问题，这是目前解决全世界经济与政治危机的最佳办法”。
布热津斯基：“军事战略安全角度上，中国早已提出‘和平崛起’，这一点是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的。这也恰恰复合美国军事战略利益。而经济角度来说，中国是目前仅次于美国的世界排行前列的经济体。同时中国军事科技也在飞速发展与提升中，这里完全具备美中两国瓜分世界的可能，无论对于经济还是军事战略”。
对于美国保守派持有的“中国威胁论”特别是国防部长对此表示的疑虑，他说：“中国威胁论只是一个借口性的说辞，他并不能代表中国的确要威胁美国。”
Mk800：目前美国国内就“冷战中国”还是“同盟中国”这样的争论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美国军方与议会一些保守派认为，中国依据现在的经济与军事地位，足可以在美国安全策略上，替代早期的前苏联地位。而美国另一派认为，美国与中国应该可以携手走上新的世界舞台，G2是他们首要支持的一个理论。
美国新派们认为，目前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产品制造与输出国家。而美国则是中国最大的产品销路国家。截止2008年美中贸易逆差已高达5210E美元。而中国对欧盟出口贸易顺差总数才只有约3000E美元（1600E欧元）。因此他们认为“对于中国来说，维护美国远比搞垮美国更加复合中国利益”。经济危机可以看出，美国受到了严重经济危机，而中国也因为于此遭受了改革30年来前所未有的“出口暴跌”的局面。这也就是布热津斯基所说的“经济利益是的美国与中国将在今后应该更加紧密而不是疏远”。
对于战略来说，美国军方开明派希望进一步引导中国军事力量走向适合于美中发展的局面。而保守派则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具有了对美国国家安全实施威胁性打击的能力，无论是“网络，电子，反卫星”等诸多领域。这一点今天美国国防部长递交国会新报告，也是对此加强了说明，因此他认为“美国军方目前有能力应对中国可能对美国发动的各类军事打击威胁，但是这种保持性优势是持续的和不断发展的。作为美国军方也绝不能停止发展脚步”。这一点足以说明，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实际是美国军方保守派与美国军火巨头们搞得一个“商务理念”。虽然布什政府采取的“中间道路”反恐战争说法，但是这个理念还是无法从美国军界彻底消除。
众所周知美国发展军备科技是需要经过国会审批的。而国会主导者是很多的“高额纳税者”他们需要军方有一个更好的“安全说辞”与理念中的假想敌才能够说服他们。早期这个理由自然是前苏联。而苏联垮台后，美国必然把焦点放在一个新的国家。前期由于“中国攘外必先安内”，因此美国只能把当时已经很微弱的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依旧看作是“头号假想敌”但是这个很难充分说服美国议会。因此不少“大规模军备计划”被搁置。
美伊战争后，美国似乎找到了一个新的角色就是“国际恐怖”但是，布什政府并不能找到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罪证。难以在继续掩盖。随后911事件，才给了美国军方以“新的活力”。
但是当反恐战争也受到了，美国议会质疑时候，“反恐战争究竟需要多大武器规模”？后，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崛起，中国对美出口贸易与贸易顺差不断加大。这使得美国社会保守派对中国感到十分不满，借此美国借助美国媒体编造的“中国威胁论”终于向国会找到了一个“大规模开发新军事科技的说法—中国威胁论”！
08年美国国防部上书美国国会，要求国会准许美国海军打开“主动声纳”搜索系统。这是一个被国际绿色法禁止的“动作”但是美国军方理由就是“因为中国等国家装备了更新的‘低水声特效’常规潜艇”。最终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个议案。
Mk800：因此可以看出来中国对于美国来说军事上中国目前依旧是采取主动地防守态势，而经济上中国则是采取尽可能合作态度。以换取更多更稳定的对外出口。而诸多问题也显示了如果特别是在一些特定地区，失去中国合作，美国与西方社会都感到很大的无奈。例如“缅甸”事件。军政府对于要求“民主与民生”的和尚和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本应该遭到制裁。但是按照西方说法正是由于缺乏中国“支持”与配合。制裁只能说微乎其微。这里可以说中国做法是处于中国利益考虑！因为至今，美国与西方同盟国都无法使得中国完全忘怀对于自己的“安全危害”的疑惑。这一点责任是双方的。所以中国自然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处理本地区陆地事物。
至于海军方面，中国要在今后若干年内，开始走海洋道路，这一点已经是既定实际了，你无论喜欢还是反对都难以阻挡的。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与其耗资巨大的防御，不如主动引导中国海军走出”。至于说道台海问题，这也是美国至今不能废止的“对华限制与防御战略”的一个体现。
不过反过来说，如果美国真的打算在今后建立“G2”模式，那么美国还要首先解决几个问题，第一就是美国在亚洲的总体对华遏制发展措施，这里将会极大触及到美国亚洲的几个“干儿子”的今后地位，例如已经是八国成员的日本，以及誓死追随美国的韩国。死心塌地“东南亚协约组织”的菲律宾。和那个“不当儿子，当孙子”的台独（地区）。这些都会受到美中“G2”建立的极大冲击。第二就是美国吹捧的新大国“印度”。这是中国难以磨灭的一个亚洲问题。
再有一个例子，美国军方递交安全委员会一份报告说，目前塔利班真实基地大致位置在距离中国与阿富汗边界大约450-500公里之间范围内。但是其主要布置点还是紧靠中国边境。那么如果美国对这个地带实施军事打击与布防，势必会引起中国的不安。这也说明中美合作和去除误解的必要性。
Mk800：不过俄罗斯对于美国这种新时代的“G2”说法，感到很大不安。俄罗斯《红星报》评论说，这样会使得俄罗斯失去与中国合作。且造成新的“世界组合霸主”。这对于俄罗斯安全与国际地位都是巨大的威胁。。。。。。，但是美国新的国务卿希拉里对媒体公开说，她将在除去经济问题外的诸多问题与中国进行商谈，言外之意，美国保守派目前要处于较为弱势地位。而奥巴马新财长不久前说“中国是货币操纵者”虽然中国给予了不满的还击，但是在新的胡奥电话会谈中，两国元首都没有体现这个说法。
不过在前面诸多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美国打算实现“G2”这个计划，关键是美国如何能够消除中国自己存在的对美矛盾心理？，也就是说美国如何才能叫中国明白“我不再把持意识形态？我会彻底接受你的变质的共产主义”不能解除这个，中国现行政府的对美疑虑就无法解除，美国这个“G2”计划只能是痴人说梦。
尽管重新活跃在美国政坛的布热津斯基先生，早在10多年前就用一篇《大棋局》为美国霸权谋划出了一幅“永享霸权”的宏伟蓝图，且在今天终于有机会开始付诸实践，好像还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东方评论员不得不“遗憾”地指出：10多年前就写出《大棋局》、今天终于开始付诸实践的布热津斯基先生，“显然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重大细节，那就是“美国模式”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胜而不利”的情况下，被次贷危机“提前击碎”了。
从这位老先生拼命推销“G2模式”的情况来看，他的理论似乎并没有大的发展。在美国、欧盟、日本相继陷入金融危机的现实压力下，他那套“离间”中、欧、俄、日、印、旨在继续维持美国霸权的策略，在失去了强大的经济支撑后，“在理论上”已经显得很勉强，“在实践上”不仅很难玩下去，反而很可能为其对手（比如中国、俄罗斯）、或者其盟友（欧盟、日本）所利用。
前面说了，在目前这个局势“高度敏感”的阶段，对“伊核六方”的每一个成员而言，或者对“中欧俄美”之间每一方而言，在处理事关“其它方”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必须遵循“可以彼此战略测试，但行为方式不得鲁莽，否则，一旦局面脱离测试范围、被它方所利用，继而造成失控，相关方就必然付出沉重的战略代价”之准则。
因此，以此次钓鱼岛风波为例，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候，华盛顿搞这种测试不令人意外，但一旦它日后迫于各种压力（金融危机下的美国与欧盟、都必须获得以中国为首的东亚产品的支持、才能维持其经济的正常运行）、从目前的立场上回撤，那么，它就极可能演化成东亚局势的重大转折点。
美国G2构想，意在捧杀中国编辑本段回目录
美国是全球高唱“中国威胁论”的领头羊，这不仅因为美国最强大，还因为他想遏阻中国崛起，以便维持唯一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可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触发的经济衰退给他带来了巨大麻烦，他非常担心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会突然发难，更担心自己突然沉沦而中国趁机崛起。无论在人类的哪个角落，一把手都是唯一的，大家都会为这把交椅打破了头，当然就更不会随便把这把交椅让人。美国坐在这个位子上很久了，谁有能力或谁有野心夺取这把交椅，山姆大叔可是心知肚明，并且对一切潜在的竞争者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
但是，美国现在深处于危机当中，虽然这个危机不是致命的，但他很担心会有人落井下石，尤其是过去被美国经常整治的国家。怎么办？变脸，拿出友好的面孔，将大棒藏到腰后面。这不，美国不再带头高唱中国威胁论了，不仅公开把中国当朋友，还把中国尊称为全球灾难的救世主。为啥呢？中国有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这是目前欧美金融危机最需要的，他们鼓励中国把钱交给他们，好让他们迅速摆脱经济危机。可是，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救世论的转变也太快了，中国人不大敢相信，于是美国的智囊团又抛出了G2论。什么是G2？就是美国将中国一下子提升到超级大国的位置，并和中国一块分享全球领导权。谁提出来的？是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登说的，他在中美战略经济第四轮对话会议闭幕后开始宣传G2构想：如果美国要鼓励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承担更多责任，就应该和中国分享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已被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所接受，他建议美国的下届政府同中国建立G2模式。
不出百草止水所料，中国的某些精英和政客异常兴奋，俨然中国已经坐着火箭进入超级大国行列，中华民族的崛起突然间从美国智囊的嘴里实现了。不仅如此，他们对美国的好感开始急剧增加，全然忘了不久前的美国还在对中国苦苦相逼。他们怀着感激的心情在等待，等待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向中国正式发出成立G2联盟的请柬。中国和美国共治和共享世界，这是一个何其美妙的愿景啊！可怜的是，这些头脑发热并且晕晕乎乎的政客和精英忘了自己是什么，中国是超级大国吗？中国具备和美国抗衡的实力吗？
是的，中国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是第四大经济体，但是这些数据并不足以凑出中国是G2成员的资格啊？如果真要成了什么G2成员的话，那也应该是美国和欧盟，或者是美国和日本。因为，无论欧盟还是日本，经济水平都要比中国强大。更何况，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人均收入是美国的几十分之一，我们拿什么来和美国比肩共治？仅靠外汇储备吗？可那点外汇储备一旦不小心打了水漂，中国就什么都没有了。军事上呢？我们的核武器连俄罗斯的零头都不到，军事技术水平更是无法望俄罗斯之项背，从这方面来说G2成员的另一方应该是俄罗斯才对，怎么反而成了中国？更何况，中国的核武器还没有英国和法国多，常规武器水平也不如日本和欧盟，所以欧盟和日本应该比中国更有资格成为G2成员，美国的智囊专家们为何独独看上中国？
可是，中国的发展势头很猛，不仅经济发展快速，而且国防水准也急速提高，这才是中国的潜力所在，也正是美国最害怕之处。因为照此速度发展，根本用不了多少时光，中国就会赶上美国，并很快取而代之成为世界的新头领。所以美国一直在打压中国，不仅要想方设法地阻碍中国发展，还想拉拢中国的邻居们共同对付中国。于是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美国一直不支持中国加入八国集团，即便在美国的欧洲盟友们都在极力拉中国进入的时候，甚至连日本都对阻碍中国进入G8灰心丧气的时刻，美国也一直未有什么明确的表态。相反，一旦涉及中国，美国总喜欢将印度同我们并列，一方面意在贬低中国地位，另一方面也在鼓励并拉拢印度和中国对抗。现在他突然明白，当自己还身陷危机的时候，打压和阻碍中国很不理智，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捧杀！
怎么捧杀？看看奥运前后的变化，看看欧美对待世界最高原和与之有关的某宗教政治团体的前后态度，再看看欧美金融危机后他们对中国的讴歌和吹捧，不能不让我们惊异于他们变化之急剧！还高唱什么G2，我们现在连G8都没进入呢，又哪敢奢谈什么与美国比肩和同美国共治？可是，既然人家喇叭吹得那么响，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也不可能冷脸相对吧？怎么办呢？百草止水认为，我们首先要明确自己的位置，然后才能接纳他们的“好意”。
我们首先要明白，中国还很穷，不仅远未进入发达行列，而且是个彻头彻尾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一旦接到正式加入G8的邀请，就必须事先明确我们自己的定位，并同时大度地声明“印度、巴西等国都有资格和中国一块进入”。这样，既能改变G7或G8的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形象，也有助于加强同印度和巴西等国的关系。如果奥巴马政府真的接纳美国智库的G2理念，公开要求我们和美国建立G2对话机制，我们不仅不要拒绝，而且要欣然笑纳。只不过我们必须声明，所谓G2只是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平台，中国无意也无能力领导世界，但是愿意为世界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当然，与美国进行G2对话的时候，中国必须小心，千万不要在忘乎所以的情况下成了为美国利益买单的冤大头。
谢国忠：G2其实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谈判编辑本段回目录
谢国忠：美国开动印钞机 探索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
独家专访：
李稻葵：将美国国债借给IMF可提高中国话语权
张燕生：外储亿美元规模合适 国际货币想法很好（视频）
评论背景：
周小川：应创造一种超主权的储备货币
各方声音：
英报社评：中国计划终结“美元时代”
叶檀：周小川勇敢地捅了美国的马蜂窝
金岩石：超主权货币与“人民币美元”
===精彩阅读===
�我早就说过美国最终会靠印钞票来解决其债务问题，这其实是降低美元的含金量，进而把负担分摊到所有美元债券持有人身上。而这个故事才刚刚开始。
�美国经济今年可能见底，但停止萎缩之后，经济将维持长期的低增长和高通胀。美国的气数还没完，美国国家的上升力量是它给人提供了很大的自由。
� SDR很难成为储备货币，因为它不能流通。我们不要被动地指望美国去做对中国有利的事，而应主动假定美国只会做对美国有利的事，然后积极地去做对我们自己有利的事。
� 中国应把美元债券变现，买标普5的指数基金。标普5到7点以下，就是比较好的时机了。
过去的一周，针对美联储买入中长期债券和盖特纳的银行毒资产处置计划，全球展开了热烈讨论，各方褒贬不一。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从官方到民间均对美国靠"印钞票"化解危机表示不满，并质疑美元作为单一储备货币的地位。
奥巴马政府激进的经济救助计划会给全球经济、美元走势带来什么影响？中国应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带着这些问题，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了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
美元可能贬值三分之一
证券时报：您对美联储买入中长期债券和盖特纳的银行毒资产处置计划作何评价？
谢国忠：我早就说过，美国最终会靠印钞票来解决其债务问题--不管是以什么理由购买谁的债。这其实是降低美元的含金量，进而把负担分摊到所有美元债券持有人身上。
美联储买债券的消息公布之后，美元在一周内贬值幅度达5％，创出了单周跌幅历史新高。而这个故事才刚刚开始，美联储计划买入合共1.15万亿美元的政府担保债券，目前其实际买入的金额仅占很小的一部分。这一计划意味着美联储的资产增加了6％。从这个角度看，长远来说，美元贬值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证券时报：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救助计划能够力挽狂澜、扭转美国经济的颓势吗？
谢国忠：一个大的泡沫破灭后，经济要马上再火爆起来是不可能的。现在奥巴马的目标是维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美联储的核心目的是要把按揭贷款利息压下去。一方面降低民间借贷成本，减少破产案例;另一方面鼓励买房。从而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去稳定房地产价格和刺激收入增加，避免按揭贷款买房者成为负资产人士。但这么做最终是要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的。
证券时报：美国正在经历痛苦的去杠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持续多久？
谢国忠：家庭提升储蓄率，降低债务需要很长时间。目前，美国家庭债务占GDP1％，而历史平均水平也就6-7％。美国人的储蓄率从过去的2％上升到5％，短期来说，因为需求下降，对经济是很不利的。但长期来说，这是必须要做的，应至少还原到％的历史平均水平，甚至1％或更高。
美经济短期不会显著复苏
证券时报：美国经济何时才能见底？
谢国忠：美国经济今年可能就能见底，也就是停止萎缩。但停止萎缩之后，经济将维持长期的低增长和高通胀。从消费去杠杆的角度看，美国经济萎缩的力量是非常大的。美国经济至少要五年才能缓过来，不排除要十年。美国要大力降低社会成本，特别是要降低医疗保险成本，否则经济回不来的。
证券时报：经济的高速增长是要以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为基础的。未来美国还能在全球率先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吗？中国能够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吗？
谢国忠：美国的气数还没完。美国国家的上升力量是它给人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吸引了全球的人才为美国效力。中国还不愿意模仿美国，在全球竞争资本、竞争人才。中国其实是很大的国家，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世界大舞台，在全球吸引大量的人才。唐盛时期，中国就有5个部长是外国人。
证券时报：G2会议马上就要召开了，英国、俄罗斯、中国等都提出了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设想，您如何评价这些建议？
谢国忠：预计会议不会有具体的措施出台，最多推出一个公报，提出一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等笼统的口号式的共识。其实主要是中国这个最大贸易国和美国这个最大消费国之间的谈判。
别指望美国自律
证券时报：伦敦2国集团峰会召开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提出要创造一种"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取代现行的"单一国际储备货币"。这一做法是否可行？是否有助于各国应对美国国家信用风险？
谢国忠：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时候就提出了特别提款权(SDR)的概念。但我认为它是不能成为储备货币的--因为它不能流通，而可流通恰恰是成为储备货币很重要的一个条件。而且，美元之所以成为储备货币并不是美国强加给大家的，这是市场的选择。
证券时报：周小川的文章发表后，奥巴马迅速回应表示，反对建立国际储备货币，同时强调美元仍然坚挺。这是否显示周小川的言论已经让白宫感受到了压力？将来在推出新政策时会更多考虑中国利益？
谢国忠：美国政府此前一再声称执行强美元政策，结果该印钞票的时候，美联储还是开动了印钞机。每个人都有权对世界秩序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管好。从政策层面上，我们不要被动地指望美国去做对中国有利的事，而应该主动假定美国只会做对美国有利的事，然后积极地去做对我们自己有利的事。
中国必须自主应对
证券时报：中国应主动做哪些对我们有利的事呢？您一直呼吁中国应逐步把手中持有的巨额美元债券资产转为股权，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吗？
谢国忠：股票有一定的抗通胀能力。标普5一半的盈利来自海外，其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价格也会随着通胀上升，而且这些公司也有负债，能够受益于通胀造成的债务实际价值的下降。这是原则。我一直坚持这个原则。
当然，具体的操作方法也很重要。我认为应该买标普5的指数基金，它的流动性与美国国债差不多。当然，也要选择恰当的时机，标普5到7点以下，就是比较好的时机了。在此前，要做好准备，先把债券变现。
此外，中国之所以有外汇储备，说明我们自身存在内需不足的问题。我们要努力提高内需，消除贸易顺差，这样我们的外汇储备就不会不断增加了。
证券时报：您对中国扩大内需有何建议？
谢国忠：现在中国的银行还在不断增加信贷。其实目前公司不需要那么多钱，因为产能已经过剩。我认为中国现在不应该用储蓄去补贴生产。事实上，生产本身没问题，只是需求不足。要真正拉动消费，中国政府应该还富于民。中国政府大举投资铁路、公路建设，这些产业创造的就业是很少的，对拉动消费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消费不足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工资水平太低。中国劳动力收入仅占GDP的4％可以说是全球最低的。中国的财富也是政府控制的，包括大部分国企的股票、自然资源、土地等。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中，这些财富都应该由家庭拥有，是家庭消费的基础。正在讨论的农村土地改革，可能会赋予农民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但农民把地卖了之后，进城又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所以这事要慎重。但我认为把国企的股份分给老百姓还是比较可行的。
另外，还可以通过国企提高分红比率还富于民。增加老百姓的财富，比增加投资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更大。这样才能走上"消费增加—经济增长—股价上升—劳动力市场回暖—工资上升"的良性循环。
李稻葵：将美国国债借给IMF可提高中国话语权
金融界网站3月2日讯 “2万亿的外汇储备美国国债部分，借给IMF，短期把一部分的美元债券划拨给它，有利于中国参与IMF的改革。”李稻葵今日在CCWE举办的“29年第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论坛”上作上述表示。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本月23日曾提倡建立“超主权”的新国际储备货币以取代美元。目前，这一建议不仅得到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响应，还得到了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呼，李稻葵认为提超主权的储备货币离不开IMF，“在目前来看最有可能还是IMF，所以IMF的改革千万不能放松，一定要强调、一定要参与，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我们国家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尽管现在暂时还不愿意公开想，但是我觉得他们看得很清楚，要参与IMF的改革。”
跋衷谑且桓鼍?玫幕?幔�2万亿的外汇储备美国国债的部分，借给IMF，短期把一部分的美元债券划拨给它，但是谈两个条件，第一不能以美元计价，以SDR计价，要现金没有，美元债券有，这个钱也不卖转拨给IMF，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至少现在能保值。”李稻葵表示。
下周即将举行的G2峰会，李稻葵形容是“非常3+1”，可以分成三个集团和一个国家，第一个集团是美英，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尽快让这场危机过去；第二个集团就是欧洲大陆德、法等国，他们长期以来对英美主导的金融体制有抱怨，他们的银行体制、投资银行、商业银行跟美国不完全是一致，从某种意义上也是金融危机的受害国，可能比美国还严重；第三个集团是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而中国是1，中国的利益既和发达国家不同，跟英国、美国、德法等国不同，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收益者，我们的政策空间是广阔的。(文/罗贤)
张燕生：外储亿美元规模合适 国际货币想法很好
金融界网站讯：29年3月29日，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了29年春季形势讨论会。会后，金融界网站就目前全球及中国经济形势对中国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展开了探讨。
张燕生首先指出，外汇储备是投资中收益最低的，规模不宜太大，亿的规模比较合适。
事实上，外汇资产分为储备性质和非储备性质两种，外汇储备资产中有相当一部分应该转化为非储备性质的外汇资产，其中一部分可以藏汇于民，另外一部分是国家和政府持有的，可以搞各种投资组合，在未来的2年可以做这件事，这也需要人力物力和经验。
同时，他指出，货币互换不仅仅是用美元互换，更多的是用本币互换，这都是人民币在境外的运用，中国在非洲的援助也可以尝试运用人民币。
对于周小川提到的超主权的储备货币，他表示是个很好的想法，应该赞同。（刘顺芳）
周小川：应创造一种超主权的储备货币
作者：周小川 中国新闻网
编者按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引发世人对原有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再思考，在人民币正迈向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昨日撰文探讨该问题，是不是在G2峰会召开之际表明中国态度的一种信号？本报今日全文刊登周小川行长的《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一、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
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害。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二、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1、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以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但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2、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做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三、改革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
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建立凯恩斯设想的国际货币单位更是人类的大胆设想，并需要各国政治家拿出超凡的远见和勇气。而在短期内，国际社会特别是基金组织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对其不断监测、评估并及时预警。
同时还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同时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因此，应当着力推动SDR的分配。这需要各成员国政治上的积极配合，特别是应尽快通过1997年第四次章程修订及相应的SDR分配决议，以使19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也能享受到SDR的好处。在此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
SDR的使用范围需要拓宽，从而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
窠?⑵餝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
窕??贫?诠?拭骋住⒋笞谏唐范?邸⑼蹲屎推笠导钦酥惺褂肧DR计价。不仅有利于加强SDR的作用，也能有效减少因使用主权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
窕??贫?戳?DR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基金组织正在研究SDR计值的有价证券，如果推行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窠?徊酵晟芐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SDR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以作为其发行准备。
四、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不仅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更是加强SDR作用的有力手段
1、由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机构将全球储备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管理，并提供合理的回报率吸引各国参与，将比各国的分散使用、各自为战更能有效地发挥储备资金的作用，对投机和市场恐慌起到更强的威慑与稳定效果。对于参与各国而言，也有利于减少所需的储备，节省资金用于发展和增长。基金组织成员众多，同时也是全球唯一以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为职责，并能对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监督的国际机构，具备相应的专业特长，由其管理成员国储备具有天然的优势。
2、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储备，也将是推动SDR作为储备货币发挥更大作用的有力手段。基金组织可考虑按市场化模式形成开放式基金，将成员国以现有储备货币积累的储备集中管理，设定以SDR计值的基金单位，允许各投资者使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既推动了SDR计值资产的发展，也部分实现了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甚至可以作为增加SDR发行、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的基础。(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来源：上海商报
英报社评：中国计划终结“美元时代”
3月14日，在英国参加2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合影。2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当日在伦敦以南约5公里的霍舍姆饭店开幕，为4月初的伦敦金融峰会做准备。新华社记者何大隆摄
英国《金融时报》25日刊发一篇社评説，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本周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他希望结束美元时代。这不是恐吓，周小川严肃地建议用一种储备货币来抗衡美元的地位。他的观点值得一听。社评题为《中国计划终结美元时代》，要点如下：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学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不要耗尽外汇储备。和许多其它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一样，中国也积累了巨额的外汇资产，用以应对未来的紧急情况。
然而，中国积累了太多美元计价的证券，使自己对美国的风险敞口过高。今年1月，它拥有的美国国债约为739亿美元，较去年6月的535亿美元出现惊人的增长。然而，美国政府将国内经济的需要摆在债权人利益之前，中国现在担心，未来可能的通胀可能会使他们付出高昂代价。
拥有另一种安全的储备资产将符合中国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美国不利。当然，这将增大美国为其赤字融资的难度。但美国不应指望世界如此紧密地配合自己刺激需求的意愿。这样的失衡正是如今这场危机的根源。
正如周小川所说，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大发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来创立一种超级储备货币。（特别提款权是IMF的内部储备资产。）要使这一设想成为可能并让更多国家接受，他建议拓宽特别提款权的用途，将收支盈余国家的部分外汇储备交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集中管理。加上其它必要的改革措施，这一计划也将授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大的权力，使之行动更加灵活。不错的建议。
中国在本轮经济衰退中采取了明智的做法，借助政府支出来扩大需求。现在北京想要在重塑世界金融秩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种外向型思维应该受到欢迎。
叶檀：周小川勇敢地捅了美国的马蜂窝
每经评论员 叶檀
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出现了严重缺陷，全球经济拴在美元身上，就相当于拴在美联储与美国政府的道德裤腰带上。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23日公开发表文章，提出应该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具体内容包括：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金融政策监督，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长期内稳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
这一番言论捅了美国的马蜂窝。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时称，全球投资者将购入美元视为安全投资，而美国经济则更为稳健。他对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创立新的全球货币形式以取代美元的建议表示了怀疑，称“并不认为有必要设立一种新的全球货币”。在4月初的G2峰会上，他希望达成的目标仅限于，全球富裕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都应传达需要采取行动解决全球经济萎缩的决心。
美国财长盖特纳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上，明确对让美国弃用美元转而启用某种世界货币的提议持批评态度。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这位克服美国上世纪7年代通货膨胀的功臣，虽然批评美联储制造通货膨胀风险，同时却又表示中国声称自己 “现在持有所有这些美元是不是有些糟糕”的说法不太妥当。他认为，中国持有美元是因为选择了购买美元，中国不想抛出美元是因为不想让人民币贬值。
从这番言论可知，美国并不想承担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责任，从格林斯潘到沃尔克，均把责任推到了储蓄过多的经济体头上。他们不愿意放弃哪怕一丁点的美元铸币税，只希望其他国家拿出更多的外汇储备，实行更多的激励政策，以“共渡难关”。说得直白一些，美国希望其他国家拿出钱来一起替金融危机买单。对于此前欧洲提出的改革方案，以及此次中国央行行长提出的改革方案，统统不予理会。
美国作为拥有铸币税特权的超级大国，已经成为国际货币市场最大的既得利益国，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大障碍。
所谓美元债券是安全资产的说法纯属以势压人，美元债券之所以安全，就是因为美国拥有全球铸币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称，美元债券之所以安全，是因为美元不能倒，否则全球经济一起完蛋。资本市场专家、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近日参加《华尔街日报》金融创新未来会议时指出，历史上实际至少有过一次美国债券大幅缩水的情况。在罗斯福总统使美元与金本位脱钩，单方面对美元实行贬值后，美元债券的价值损失了约75％。现在，是美元的又一次大贬值时期，美国要填满5万亿美元以上的衍生品黑洞，基础货币印刷得增加几十倍才行。全球美元资产持有者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受害者。
周小川提出的方案寄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良和做实特别提款权上，只是现行制度的改良，并非倡议对现行货币体制的革命，所以不存在“终结美元时代”的问题。
特别提款权也称 “纸黄金（PaperGold）”，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其定值标准从最初的与黄金挂钩转为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美元在一篮子货币中一直居于占比4％的主导地位。扩充特别提款权的提议，既能使各国货币的地位得到及时认定，也不会在短期内改变美元的主导地位，是兼顾各方的改革方案。
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每况愈下，如果国际主要金融组织任何决议都必须听命于美国财政部，这些国际金融组织将越来越失去信用。当这些组织向全球各国要求注资时，必须听一听全球激烈的改革呼声。
此次金融危机显示全球货币体系的失衡已经难以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美国的贸易赤字和亚洲美元、石油美元，种种危险的平衡摇摇欲坠，这对各方无益。周小川行长并不是替人民币立言，而是替所有美元持有者立言。如果美国拒绝，他们将在未来付出更惨痛的代价，而人民币只要在国际化之路上稳扎稳打，赢得更多的信任，配置更加高效，未来将大有可为。
无论美国态度如何，无论改革方案如何，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改革是大势所趋，这取决于货币背后的经济实力与货币信用。周小川的呼吁是明智的。（每日经济新闻）
金岩石：超主权货币与“人民币美元”
G2金融峰会召开在即，此次会议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应该如何表态呢？王岐山副总理撰文表示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行国际债券；周小川行长撰文提出超主权货币。日本重弹“亚元”老调；俄罗斯捡起我们过去提出的“新兴经济体话语权”；英国一再说现行体制必须改变；美国则表态说：还是美元最合适也最强势。
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国际社会从来是只有妥协，不讲道理。如果非要找到大家公认的道理，那就只有一个：和平发展是硬道理，和谐稳定高于一切。目前，人民币主要随美元浮动，中国大量持有美元资产，这是自然形成的现状，也可以说是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意志。在客观存在的现实面前，改变现状的努力都要以可操作的替代方案为前提。王岐山-周小川提出的“中国方案”，是一个替代美元霸权的超主权货币金融体系，指出了未来国际货币体制改革的方向。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是历史形成的，也是美国当年从英国手里抢来的特权。而要改变现行体制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是以新兴霸权替代美国，或者是建立超主权的货币金融体系。
周行长的文章虽然是在挑战美元的特权地位，弦外之音送出两个信息：第一，人民币不准备国际化，也无意在现行体制下和美元欧元分一杯羹；第二，继上次会议提出“新兴经济体话语权”之后，这次则更明确地提出了“中国话语权”。历史总在重演，英雄所见略同，中国方案的基本思路和当年英国的“凯恩斯方案”惊人相似，因为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代表英国提出的国际清算同盟方案，就是要在美元中心的体系之上建立一个超主权的货币同盟。
明确了未来的目标模式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从现在走向未来，而现在的中国话语权应该是什么呢？我和刘继鹏教授建议的要点有三：1，高额外汇储备的管理应该跳出“外汇”的局限，转为“储备资产”的经营；2，在美元依然是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的前提下，人民币紧盯美元，但是要化虚为实、减债持股、外储内用、积累资源；3，在超主权的货币金融体系尚未成功之前，人民币应该和美元保持汇率和发行的同步性，形成制约美元的“人民币美元”，就像当年的欧洲美元和石油美元一样。
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人民币美元”的存在已既成事实，因为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已失去了流动性，也就是说，除了美国回购之外已几乎找不到能够接盘的“下家”了。在人民币无意国际化的前提下，这笔外汇储备资产的国际化就只能依托美元，通过各种互换协议变为储备资产。在美元资产“备兑”的条件下，以人民币计价直接与第三国进行协议式互换交易，缺乏流动性的美元资产就获得了流动性，并支持了人民币在跨国的双边交易中的信用。此时，参与双边互换交易的对手国所接受的并不完全是人民币，而是以美元资产“备兑”的人民币，也就是“人民币美元”。人民币美元的概念，是把流动性不足的美元资产作为跨国交易的抵押品，以美元计价创造交易。这种过渡性的跨国交易方式一举两得：第一，在人民币非国际化的条件下，以美元资产备兑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第二，在目前资源价格较低的市场条件中，及时储备境外资产以备国内经济发展之用。
全球经济在金融海啸的袭击下遭受重创，痛定思痛，超主权的货币金融体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这也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传统智慧之一。古有凯恩斯方案，今有王岐山-周小川的方案以及各国首脑的应声附和。G2金融峰会绝不会对此议案等闲视之。和我们在上一届G2峰会上提出的“新兴经济体话语权”相比，中国方案有更坚实的经济理论依据，并有更广泛的代表性。而我们提出的国家外汇储备资产管理建议，作为当前的过渡性措施，会在人民币非国际化的条件下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外汇储备的安全性。
如果说，建立一个超主权的货币金融体系是一次伟大变革的“彼岸”，人民币美元的过渡性交易安排就是这一制度性变革的“此岸”。由此岸到彼岸的变革，将会改变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改变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全部认识！（上海证券报）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01-04/1512480.shtml
http://www.caijing.com.cn/2009-03-31/110131138_1.html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01-04/1512479.shtml
http://hi.baidu.com/guibinok/blog/item/de8653fbe09b461e6c22eb30.html
http://news.hexun.com/2009-04-02/116314981.html
http://blog.163.com/bjxhs@126/blog/static/2912633920081013827102/
http://bbs.tiexue.net/post_3337171_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