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 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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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哲学，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更广泛的，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少数人的权利。在现代社会，自由主义者支持以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为架构的自由民主制，有著开放而公平的选举制度，使所有公民都有相等的权利担任政务。自由主义反对许多早期的主流政治架构，例如君权神授、世袭制和国教制度。自由主义的基本人权主张为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财产的权利。在许多国家，“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从原本的古典自由主义里脱离出来，主张政府应该借由抽取税赋以提供人们最小数量的物质福利。自由主义在启蒙时代生根，到了现在自由主义一词已经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政治思想，从左派至右派，支持者的政治光谱分布相当广泛。
自由主义的起源和原本涵义
1.1 名称起源和用法
“自由”一词最早起源于拉丁文liber。蒂托·李维在他的巨著《罗马史》里描述了罗马共和国平民阶级向贵族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行动。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在他的《沉思录》一书里对此写道：“一种主张在政治上应该有著同等权利和同等言论自由的思想，以及一种尊重大多数自由政治的政府...”这种进展在漫长的中世纪里都暂时停止了，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争取自由的斗争才再度开始，自由城市国家的支持者和教宗的支持者产生了冲突。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在他的《论李维》一书中阐述了共和制政府的原则。英国的约翰·洛克和法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巨著中叙述了这种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
《牛津英语词典》指出“自由”（liberal）一词在英语中存在已久，意思是“得体、高尚而慷慨的自由人”，以及文科（Liberal arts）一词代表了“免于受压抑的言论和行动自由”。这一词本来作为一种贬抑词，但到了１７７６－１７８８年在吉本和其他人的使用下开始转变为较正面的词汇“容忍、免于歧视的自由”。
美国独立战争使美国制定了第一套根基于自由政府概念上的宪法，尤其规定了政府应该在人民的支持下进行管理。在法国大革命中较温和的资产阶级者也试图建立一个根基于自由概念上的政府。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１７７６）一书中则阐述了自由贸易的原则。自由主义的西班牙语“Liberales”最早出现在１８１２年的西班牙，当时西班牙自由党用这个词来标榜他们促进立宪政府的决心。１８１６年英国的托利党人则首先用带有蔑视的口吻使用“自由主义”一词来贬低对手。１８２２年，英国文学家和诗人拜伦和雪莱等创办了名为《自由主义》的杂志，但影响甚微。直到１９世纪三十年代，“自由主义”才被广泛应用。虽然“自由主义”一词直到１９世纪初才出现，到１９世纪将近中叶才被广泛接纳，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人类思想和理论，则有更长的历史。
到了１9世纪晚期，自由主义成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
1.2 自由主义的分歧
在以上述及的架构下，自由主义者间开始产生许多深切甚至激烈的争议和冲突。在这些争议中，许多流派开始从古典自由主义里分歧出来。在许多争论中，各方以不同的用词来叙述同一种概念、或者以相同的用词来叙述不同的概念。
一些自由主义者大都同意的原则为：
政治自由主义主张个人为社会和法律的基础，社会和制度的存在便是为了推进个人的目标，而不会偏袒拥有较高社会地位者。大宪章便是一份宣告了个人权利的地位甚至高于君主特权的政治文件。在政治上自由主义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社会契约，在契约下公民制定法律并同意加以遵守。这是根基于相信个人会采取对他们自身最有利的行动上。政治自由主义给予所有成人公民选举权，无论性别、种族获经济状况。政治自由主义强调法治并支持自由民主制。
文化自由主义注重个人在道德观和生活方式上的权利，包括如性自由、信仰自由、认知自由等议题，并保护个人免受政府侵犯其私人生活。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他的论文中对文化自由主义巧妙的写道“只有在自我保护的目的下，个人或群体才能对其他人类的自由行为做出干涉。只有在阻止一个人伤害其他人的目的下，才能正当的阻止其他文明社会成员的自由意图。而那个人自己的利益，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都不是构成此原则的充分理由”。文化自由主义通常反对政府限制文学、艺术、学术、赌博、性、卖淫、合法婚姻年龄、堕胎、生育控制、酒、大麻及其他毒品。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干涉这些领域。荷兰在这方面可以被视为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
不过，在自由主义里也出现了一些有明显差异的主张：
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支持个人财产和契约自由权利的意识形态。这种自由主义的标语是“自由企业”。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制，意味著移除法律上的障碍，如贸易的障碍以及政府施加的垄断和补贴特权。经济自由主义希望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越少越好、或者干脆没有管制，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会接受政府限制垄断和寡占，不过当中也有一些人认为垄断和寡占正是由政府干预所造成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主张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应该由个人自由的选择，也就是市场的力量。一些人则同意政府可以在一些领域扮演垄断的角色，如维持治安和法庭的服务。经济自由主义接受由于不平等谈判地位的交易而引起的经济不均等是自然竞争下的结果—只要当中没有牵涉到强迫的运用。这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尤其受到１９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影响。小政府主义和无政府资本主义都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形式。（参见自由贸易、自由化）
社会自由主义也被称为改良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注意勿与中文同译名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混淆。在１９世纪晚期于许多发达国家浮现，受到杰里米·边沁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功利主义影响。一些自由主义者接受了一部分、或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剥削理论以及对于“利益动机”的批评，并认为政府应该利用其权力以改善这些问题。依据约翰·杜威和莫迪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对这种形式的自由主义的解释，由于个人是社会的基础，因此所有个人都应该拥有实现目标所需的基本要件，例如教育、经济机会、遇到无法解决的灾害时的保护。对社会自由主义而言，这些要件也被认为是权利的一部分。这些被称为积极自由的要件，由于必定需要由其他人生产提供，而与古典的消极自由产生差异—消极自由只要求人与人之间不互相侵犯。社会自由主义者认为，确保这些积极自由是保障自由权的必要过程。学校、图书馆、博物馆以及美术馆必须由税赋加以支撑，社会自由主义也支持对经济间的竞争进行一些限制，例如反托辣斯法和最低工资限制，他们也主张政府应该提供基础的社会福利，并征收税赋以支撑这些福利制度，以此来发挥人们的最佳天赋，并能避免革命的产生。
在经济自由和社会平等间的争论就如同自由本身长期来的争论一样历史悠久。普鲁塔克在有关古希腊立法者梭伦的著作里写道“梭伦有著免除他人负债的特权；这是他用以确认公民自由的工具；以法律给予所有人同样的权利是没有用的，假如穷人必须牺牲这些权利来换取债务的免除，那么，他们无论是在司法的法庭上、国家的政务人员上、公众事务的讨论上，只不过是到处对著富人请求和点头罢了。”
经济自由主义者视这些积极自由是必然违反消极自由的，也因此是不合法的。他们主张限制政府的角色，当中一些人认为根本没有政府能运作的功能存在，一些人则认为应该限制政府只提供司法、治安、和国防以抵挡外国入侵（小政府主义）。相较下社会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政府应该扮演提升社会福利的主要角色—提供以下一部分或者是全部的服务：替那些无法自给自足的人提供食物和避难所、医疗服务、学校、退休、对孩童以及残障者的照顾—包括那些年纪过高而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在内、帮助自然灾害下的受难者、保护少数族群、防止犯罪、补助艺术和科学。为了提供这些服务，限制政府权力的观念也被抛弃了。两种自由主义的形式都追求同一种目标—自由—但他们在以何种道路才是最好、或最道德的达成自由的路线问题上产生争议。一些自由主义者强调经济自由主义，而一些则强调社会自由主义。保守政党通常支持经济自由主义，而反对社会和文化自由主义。
在所有以上述及的自由主义形式中通常有一个共识，也就是在政府和个人责任间应该有著一个平衡点，而政府应该限制在从事这些无法由私营部分做好的事物。所有形式的自由主义都主张以法律保护个人的尊严和自治权，也都主张个人的自由行动能够达成最完美的社会。自由主义在现代世界已广泛散布，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最少都在表面上宣称将个人的自由作为社会的根基。
1.3 影响的比较
早期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将自由主义作为与法国大革命前的旧政治制度、封建制度、重商主义以及天主教会的对照面。后来，更多激进的哲学家将他们的思想连结了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的路线，自由主义定义自身为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照面，不过现代的欧洲自由主义政党也时常与社会民主政党结盟。在２０世纪自由主义定义自身为极权主义和集产主义的反面。一些自由主义者还反对注重中立和自由贸易的古典正义战争理论（just war theory），偏向于多国间的干涉主义和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概念。
自由主义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最极端的反中央集权自由主义者如赫伯特·斯宾塞、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和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有时候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或是自由意志主义的形式。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主张，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政府的存在是必要的。最近自由主义则开始与那些追求由信仰价值稳定社会的人产生冲突：如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便全盘排斥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编辑本段回目录
2.1 自由主义思想的起源
约翰·洛克强调“自由”为人类之必要权利的政治在历史上不断重复。如以上所述及的古罗马庶民和贵族间的冲突、以及意大利城市与教廷国间的斗争。在整个１５世纪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共和政体组成了选举制度、法规和对自由企业的追求，直到于１６世纪被其他外部势力支配为止。荷兰人抵抗（西班牙）天主教的镇压也经常发生—尽管他们也拒绝给予天主教徒自由。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最早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于国教权威的对抗。以及英国光荣革命中的辉格党人声称人们拥有选择君王的权力，可以视为宣扬人民主权的先驱。不过，一般到了启蒙时代这些运动才开始被认定为真的“自由主义”，特别是英国的辉格党人、法国的哲学家、以及迈向自治的北美洲殖民地。这些运动反对君主专制、重商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宗教的正统和政教势力。他们也是第一个将个人权利的观念以法规加以阐述，以及同样重要的以选举的议会制来达成自治。
而自由主义开始产生明确的定义，是在提出了自由的个人能够组成稳定社会的根基的概念后。这个概念首先在约翰·洛克的作品里提出，在他的《政府契约论》（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中他提出了２个基本的自由概念：经济自由，意味着拥有和运用财产的权利，以及知识上的自由，包括道德观的自由。不过，他并没有将他在信仰自由上的观点延伸至天主教徒。洛克助长了早期自然权利的观念，将其定义为“生命、自由和财产”。他的自然权利观念成为现代人权观念的先驱。不过对于洛克而言，他认为财产权比参与政府和公众决策的权利更为重要：他并没有替民主背书，因为他担心给予人民权力将会破坏财产权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如何，自然权利的观念替后来的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根据。
孟德斯鸠在欧洲大陆，以法律限制君王权力的原则最早由孟德斯鸠所阐述，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里主张“更好的说法是，与自然状态最一致的政府，便是与人民的性情和性格最为吻合，在人民支持下建立的政府”而不仅是以统治的力量来作为政府的状态。跟随著孟德斯鸠的想法，政治经济学家如扎伊尔·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 Say）和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热烈的阐述市场的“和谐状态”，或许也是因此而产生了自由放任一词。这也牵涉到了重农主义以及卢梭的政治经济学。
接下来法国的启蒙运动也出现了两名对自由主义思潮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伏尔泰主张法国应该采纳君主立宪制，并废止第二阶级（Second Estate），以及主张人类拥有自然权利的卢梭。两人都以不同的形式，主张社会有可能抑制一个人的自然权利，但却不能抹灭他的自然状态。伏尔泰的观念较偏向智慧上的，而卢梭的观念则与本质的自然权利有关，或许类似于狄德罗的观念。
安德斯·屈德纽斯也主张一种在自由主义思潮的历史上不断出现的观念，那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的社会契约。他将此立基于个人的自然状态上，并声称每个人都知道要如何采取对他们最有利的行动。他声称每个人生下来都是自由的，但教育将能充分的将他限制在那个社会的规范里，这个说法震摇了当时的君主社会。他宣称国民有着根本意志（organic will）的民意，主张应该让人民自决，这也违反了当时的政治传统。他的观念成为了法国大革命中国民大会宣言的重要成分，也影响了美国的思想家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弗逊。他的观点认为国家的统一是经由人们同意的协定行为产生的，或者是经由“国民的意志”产生的。这样的统一行为能让国家在不受既有社会秩序（如贵族政治）的捆绑下存在。
替自由主义思潮贡献了相当大一部分作品的主要思想家团体是那些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有关的人物，包括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以及德国的启蒙运动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
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所贡献的类别和数量都相当多，但最重要的是他于《人性论》（１７３９－１７４０）一书里所主张的，人类行为的根本惯例将会战胜那些试图限制和管制他们的事物。当中的一个例子便是他对重商主义的轻蔑，以及轻蔑累积黄金和银块的行为。他主张价格与货币的数量有关，而累积黄金和纸币的行为只会导致通货膨胀产生。
虽然亚当·斯密是最知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家，他并非第一个提出类似概念的人。更早的法国重农主义便已提出有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及市场能够自我组织的状态。本杰明·富兰克林在１７５０年的著作中支持美国产业的自由。１７１８年至１７７２年在瑞典－芬兰的自由和议会政府则产生了芬兰的国会议员安德斯·屈德纽斯（Anders Chydenius），他是最早提出自由贸易和产业不受管制的概念的人之一。他的概念对北欧国家特别有著长期的影响，但稍后也于别的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
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他的学说中，阐述了个人能够建立同时有著经济和道德价值的生命，无须政府进行指引。而一个国家的公民若能拥有自由采取行动的权利，则那个国家将会变的更为强大。他主张终结封建制度、以及由国家垄断独占的重商主义管制，提倡“自由放任”的政府。在他的《道德情操论》（１７５９）一书中，他发展了一套以动机为主的理论，试图调解人类私利和无管制的社会秩序。在《国富论》一书中，他主张市场在一些状况下，将能自然的调节自身的问题，并且能产生比当时饱受管制的市场更为有效的状态。他分配给政府的角色是一些无法交由利益动机托管的工作，例如能使个人免受暴力和诈骗行为终止竞争、贸易和生产的保护。他对于税赋的观点是，政府只能征收不会伤害到经济的税赋数量，而“每个人缴纳给国家的税赋比率，应该取决于他在国家的保护下所赚取的收入多寡而定。”他同意大卫·休谟的看法，“资本”才是国家的财富来源—而不是黄金。
康德则受到大卫·休谟的实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强烈影响，他对自由主义思潮最大的贡献是在伦理学的领域上，他提出了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概念。康德主张理性和道德的接收系统是低于自然法则的，也因此，试图遏止自然法则必定会导致失败。他的理想主义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宣称在认知系统的根基上还有著更重要的真相存在着。
2.2 自由主义的革命
不过，在以上思想家所属的时代，君主政体、阶级制度的社会、以及国教体制都相当普遍。虽然稍早的英国内战中在１６４９－１６６０年间产生了共和政体的英格兰联邦，但对于普通平民也能拥有自由权利的概念一直停留在理论阶段，直到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才开始进入实践阶段（１６８８年的光荣革命时常被举为先例，但这只是将一个君王换做另一个君王。不过这个革命也削弱了君王的权力并巩固了英国国会的力量）。共和政体的激进主张影响了18世纪晚期的这两次革命，也影响了接下来各地的自由革命。两者都以他们的哲学来正当化人权和权利赋予的主张，两者都排斥既有的传统和权力。
在美国革命中，托马斯·潘恩、托马斯·杰弗逊和约翰·亚当斯以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为名义号召美国人反抗英国，这些都是对于洛克理念的共鸣，只有一项作出了改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反对改变）—杰佛逊更改了洛克的“财产”一词改以“追求幸福”代替之。这场“美国实验”的革命以建立民主政府和个人自由为目标。
詹姆斯·麦迪逊是美国接下来一个世代的杰出政治理论家，他主张共和体制的自治政府依靠著一套“利益制衡利益”的机制，以此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尤其是经济上的少数。美国宪法制定了一套监督和制衡的制度：联邦政府制衡地方州政府的权利；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以及两院制立法机构互相监督制衡。这样做的目标是为了避免权力集中在其中一方的手上，以保护各自的自由。常备的军队是无法加以信任的，因此保持民兵便足以提供防卫，同时也由政府维持一支海军以保护海上贸易。
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度、贵族阶级、以及天主教国教。比起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更加激烈、也较少做出妥协。由资产阶级和农民组成的第三等级（Third Estate）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并宣称他们代表了法国人民。自由主义的思想领导了第一年的革命，但在革命迈向稳定的过渡期中却不如美国那般顺利。一些早期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如曾经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也在革命成功后返回法国以散布英裔美国人的自由思想。在接下来的法国大革命中，由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逐渐集中权力，在掌权时省去了正当法律程序的步骤，开始进行恐怖政治。混乱导致了与原本建立共和宪政体初衷完全不同的结果，拿破仑·波拿巴从陆军司令一路窜升至执政官、皇帝，后来他临终前他承认：“他们希望出现另一个华盛顿”，意味着法国人民原本希望出现一个能以军事手段建立新国家、但却不会建立另一个王朝的人。然而，法国大革命在一些自由思想上比美国革命进展更大，例如赋予全体男性投票权、全国性的公民权，并且宣告了与英国《权利法案》相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拿破仑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战役的目标之一，便是为了将这些理想传遍欧洲。
美国和法国的事迹也被许多其他国家跟随。拿破仑的军队在１８０８年篡夺了西班牙的君主政体，使得自治论和独立运动传遍拉丁美洲，使殖民时期的许多地区从原本由君主和神职人员掌权的社团主义政体转变为自由主义思想的政体。在南美洲由西蒙·玻利瓦尔等人为首的革命运动追求制宪政体、个人权利、和贸易自由。自由主义和社团主义保守派之间的斗争继续在拉丁美洲进行了整个世纪，类似墨西哥胡亚雷斯领导的反教权主义自由运动在南美洲各地对抗天主教的权威。
在转型为自由社会的过程中，一些欧洲国家有时会透过革命或分离运动的暴力手段，争取自由的革命在１９世纪前期遍布欧洲。不过在英国和一些国家，这些过程是由政治手段而不是革命达成的—尽管进行过程也不是很平静。在法国大革命中反神权政治的暴力也被许多人反对，当时法国的许多自由主义人士也是雅各宾派恐怖政治的受害者。
随着浪漫主义的到来，自由主义的概念从原本改革现有政府的主张，变为要求全盘的改变。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将民主的价值增加至自由主义的思想内。在这个概念里，人民拥有国家的主权，并有权制定所有法律并执行之，进一步的推进了启蒙时代以来的概念。不再仅仅是要求在国家内人民拥有主权，更进一步主张国家的权力是来自每个人的自然状态（自然法）、由上帝所赋予的（冥律）、或者经由契约（“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使得自由运动与专制秩序的斗争更难以妥协，并正当化了暴力的产生。
自由主义对契约自然状态的概念在这时必然受到了压力。第一波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基本概念是个人签署契约并拥有财产。这个概念在今天看来并不特殊，但在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法律都将财产定义为属于家族或是特定人物—例如“家族的领导人”的。这种责任根基于封建的忠诚和个人效忠捆绑上，而不是根基于产品和服务的交换上。逐渐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引入自愿协议和同意才是合法政府及法律根基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点的进一步延伸。
在１７７４－１８４８年之间有许多革命陆续爆发，每一波革命都要求越了越大的个人权利优先地位。这些革命也越来越要求自治。而这可能导致分离—这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概念，终结了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帝国控制，以及美国的革命。欧洲的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在１７９３年的法国宪法后，开始将多数统治（特别是无产者）的民主视为是对个人财产的一种威胁，因此主张应该限制有著一定数量财产的人才能拥有公民权。后来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如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则反对这种限制。在一些封建财产依然保持支配状态的地区，自由主义者通常支持统一以达成自由的目标，最好的例子便是德国和意大利。同时教育的重要性由于身为革命的一个环节，从伊拉斯谟开始便不断被自由主义者强调，并逐渐成为自由观念的重点。
自由主义党人在许多君主政体的欧洲国家鼓动建立议会政治、增加代表权、扩张选举权、以及建立制衡君主权力的力量。这些政治自由主义通常源于经济自由主义，也就是希望终结封建特权、同业工会或皇室垄断、对所有权的限制、和对外国贸易和公司的限制。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这些改变甚至也被视为是独裁的，如在土耳其、俄国和日本。由于俄罗斯帝国被经济和军事的失败所拖垮，１９０５－１９１７年间由自由派掌控了杜马（俄国国会），并展开了对抗沙皇政府的革命。这种形式的自由主义革命的另一个例子，是厄瓜多尔在１８９５年由埃洛伊·艾法罗（Eloy Alfaro）领导的“激进自由主义”，试图推翻宗教政府、开放婚姻法、以政府进行经济和公共建设的开发。
2.3 自由主义内部的争论
2.3.1 经济自由主义对抗社会自由主义
工业革命大量增加了人类的物质富裕，但也对传统社会秩序产生彻底的分裂，并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如污染、个人与其群体社会的疏离、城市内的拥挤、和童工的出现。物质和科学的进步提升了人类的寿命并减少必死率，使世界人口戏剧化的增长。这也导致了劳工过多的趋势，造成了工资的下降，但也不一定会降低生活的标准。米尔顿·佛利民指出这个时代造成的现象不是贫穷人口增加，而是“贫穷现象更显而易见”。经济自由主义者如约翰·洛克、亚当·斯密认为工业社会会自行调整这些问题而无需政府干预。在１９世纪，自由民主制国家的投票权都普遍延伸了，而这批新获得选举权的公民往往投票支持由政府进行干预来解决那些他们日常生活遇到的问题。识字率和知识散布的增加也导致社会上出现更多各种形式的激进主义者。社会自由主义者要求以法律来取缔童工、限制最低工资和工作环境的安全。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则反驳认为这样的法律是对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不公平要求，更不用说这样做会妨碍经济的发展。也因此自由主义内部开始产生争议。经济自由主义者强调经济上的自由，并希望缩小政府的规模。然而社会自由主义者强调的是机会的均等，并希望扩大政府的规模以保护公民免受经济和自然状态的困难所产生的后果，他们认为那些问题的严重只能由政府来解决。在１９世纪中旬社会自由主义因此和古典自由主义分裂，成为自由主义内部第一次意义重大的分裂。
到了１９世纪末期，自由主义内部的社会自由主义部分开始增长，他们主张为了维护自由，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实现目标所需的基本要件，包括免于遭受剥削的保护、以及受教育的权利。在１９１１年霍布豪斯（L.T. Hobhouse）出版了《自由主义》（Liberalism）一书，总结了新的自由主义，包括有限制的由政府介入经济，以及所有人在交易时应享有平等地位的权利。
同时，自由主义中反中央集权的部分依然存在，并且也变的越来越激进，主张无政府主义的形式。
2.3.2 自然权利与功利主义
德国的威廉·冯·洪堡在他的著作里发展了一套现代自由主义的概念（The Limits of State Action）。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则在他的著作里普及并扩张了这些概念。他反对集产主义，但仍然强调个人生活品质的重要。他也同情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以及劳工的联盟。
密尔对自由主义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以功利主义来正当化自由主义。密尔将自由主义的想法根基在现实的手段和实践上，使得主观的自由概念能从让·雅各·卢梭的传统思想和约翰·洛克以权利为根基的哲学统一起来。相当讽刺的，密尔或许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他的功利主义是造成古典自由主义普及度下跌的主要因素。功利主义对公共利益的概念造成个人权利的重要性开始被掩盖。密尔主张提供个人物质、教育、和道德的环境，以使个人自由成长。
2.3.3 自由主义和民主
自由主义和民主间的关系可以由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句名言来形容：“民主是政府的最坏形式，但例外的情况是，在尝试过其他形式皆行不通的时候..”简而言之，民主就其本身而言除了是对个人自由的保证外，无异是群众的暴政罢了。新的自由民主制一词则主张了两者间较现实上和谐的关系。自由主义者在专制政府被推翻后，又开始与新的由多数同意组成的政府奋斗。多数同意的概念成就了民主制度，在同时自由民主主义者又担心暴民政治的产生，也因此在自由民主制的宪法里建立了监督与制衡的系统，借由划分权力至几个不同的部门以限制政府的权利。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民主并非是他们本身的目标，而只是一种保障自由、个人、和多样性的手段。
2.3.4 战争与和平
另外一个于１９世纪末期在自由主义者间产生的争议便是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态度。古典自由主义强烈反对帝国主义—这在现在被称为反干涉主义。格劳秀斯的正义战争理论是自由主义对战争的标准门槛，英国的自由主义者也谴责英国政府扩张帝国的行为。在美国，托马斯·杰弗逊总结了不干涉主义：“与任何人自由贸易；不与任何人结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抛弃了正义战争的理论，威尔逊提倡集体安全的概念—主张一个由国家间组成的联盟应该阻止那些发动侵略的国家。威尔逊创建了国际联盟，但美国自身却由于国会否决而没有加入，但这个概念稍后也形成了联合国。绝大多数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反对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发动单边战争—除了自我防卫的战争外。许多则接受多边的战争，由类似联合国的架构所发动以阻止种族灭绝。一些人则认为即使没有多国的同意、或类似北约架构的同意，也可以在阻止种族灭绝的目的下发动战争。
2.4 自由主义与经济大恐慌
富兰克林·罗斯福１９３０年代的经济大恐慌震撼了公众对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以及“利益动机”的信心（不过对于当时的状况是否真的属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仍然有著许多争议），使得许多人开始认为无秩序的市场不能产生经济繁荣和避免贫穷。许多自由主义者开始忧虑政治的不稳定，以及一些在他们看来是因为贫富不均扩大而造成的对自由的限制。一些重要的自由主义者如约翰·杜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主张应该建立更精密的政府制度来作为保卫个人自由的堡垒，在延续资本主义的同时也需保护公民免于过度的贫穷。一些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反对这些制度，主张经济大恐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个别的事件，而由此所造成的政府角色的改变，却是不正当的。
约翰·杜威一些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布连塔诺（Lujo Brentano）、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约翰·杜威、霍布豪斯叙述政府应该在避免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对经济做出一些干涉。这些自由主义者所发展出的理论被称为现代自由主义（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但注意勿与最近出现、中文同译名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混淆）。现代自由主义排斥彻底的资本主义，同时也避免社会主义内的革命成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尤其对全世界的自由主义有着重要影响。英国的自由党尤其受到凯恩斯理念的影响，国际的自由主义政党联盟国际自由联盟（Liberal International）同样受到极大影响。在美国，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实行了罗斯福新政，使得现代自由主义一词开始与美国自由主义混淆。
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包括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米尔顿·佛利民、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则主张经济大恐慌并非“自由放任”造成的，反而是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和管制造成的。在佛利民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里，他阐述当时美国政府在大恐慌前就已经对经济进行了沉重的管制，而对银行的管制造成银行无法向市场上对货币的需求做出反应。而且，美国联邦政府限制了货币兑换黄金的汇率，起初这种限制导致了大量黄金过剩，但之后这种限制又降的太低导致大量黄金流出美国，佛利民和哈耶克都认为这种无法对货币需求做出反应的限制造成银行丧失了处理能力，在对黄金和货币的汇率进行限制的同时却没有修正通货紧缩的压力，结果导致了经济大恐慌。他以这个论点进一步的主张，美国政府提升税率的举动造成了对民众更大的伤害，接著又印制更多钞票来偿还债务（因此又导致通货膨胀），这些失误加起来便彻底摧毁了中产阶级的储蓄。
2.5 自由主义对抗极权主义
在２０世纪中叶，自由主义开始定义自身为极权主义的对立面。极权主义这一名称是由意大利哲学家秦梯利·金蒂勒（Giovanni Gentile）最先使用的，用以描述贝尼托·墨索里尼所建立的法西斯政治和社会系统。斯大林和德国纳粹主义也同样适用此名称，在战后此名称成了自由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和马列主义政权的普遍形容词。极权主义政权主张并且实行对整个社会的中央集权控制，以达成理想中繁荣和稳定的目标，极权主义通常宣称其国家和人民正受到其他威胁（如“外国势力”），以替独裁政权辩护。对极权主义的反抗成了自由和民主思想的重要部份，极权主义政权也常被描绘成试图摧毁自由民主。不过一些自由主义的对手也非常反对将意识形态两极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看作是一回事。
在意大利和德国，民族主义的政府连结了国家与大企业间的关系，并且宣传自身国家民族在文化和种族上的优秀，而侵略他国将能使他们获得应得的“阳光之土地”。在这些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机器通常宣称民主是软弱而无法达成大成就的，只有非凡的领导人才能带来他们必要的纪律。在苏联，控制了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以追求经济和社会正义为借口禁止私人财产，政府并对整个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共产政权主张个人的利益是与社会阶级相连结的，以此为借口迫害反对派以及共产党内的反对者，并滥用严厉的刑法来处置反对者。
极权主义的崛起成了自由主义的反照面，许多自由主义者开始分析极权主义及其追随者的信仰和理论，他们最后推论出，极权主义能崛起的原因在于人们身处太过恶劣的环境，因此转向支持极权主义以寻求解决办法。由于这样的结论，一些人开始认为国家应该有保护经济情况的职责，如同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狼群的自由就意味著羊群的死亡”，也因此越来越多自由主义者开始主张政府应该扮演稳定经济发展的角色。
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其他支持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则主张极权主义的崛起正是因为越来越多政府管制造成的。哈耶克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主张极权主义独裁者的崛起是由于政府对市场进行了太多干预和管制，造成政治和公民自由的丧失而导致的。哈耶克也对英国和美国因为受到凯恩斯学派影响而建立的经济控制制度提出警告，认为那将会导致相同的极权主义政府产生—而那正是凯恩斯学派所极力避免的。哈耶克认为极权主义政权如法西斯、纳粹、和共产主义都是同样的极权主义流派；因为这些政权都试著抹灭经济的自由。对哈耶克而言他认为抹灭经济的自由即代表抹灭政治的自由，因此他相信纳粹和共产主义间的差别仅仅是名称上的不同罢了。
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米尔顿·佛利民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所不可或缺的要件。哈耶克认为，只要政府试著以政策来控制个人的自由（如杜威、凯恩斯和罗斯福主张的政策），相同的极权主义后果也可能发生在英国（或任何其他地方）。一些古典自由主义的研究机构如加拿大倾向自由市场“保守派”的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美国倾向自由市场“保守派”的美国传统基金会、以及华尔街日报也指出，在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之间的确有著如哈耶克所言的连结存在。他们同意哈耶克的说法，限制经济自由的国家最后必然会开始限制公民和政治的自由。
卡尔·波普尔极权主义的批评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人之一是卡尔·波普尔。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书中他替自由民主制辩护，并提倡开放社会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政府能以不流血的方式达成改变。波普尔主张人类累积知识的进程是无法预料的，因此“理想政府”的理论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政治制度必须是能够变通的，以使政府的政策能随著社会的需求而而调整适应；尤其是应该鼓励多元和多元文化政策。
2.6 二战后的自由主义
在许多西方国家，自由主义处于“保守”政党与“劳工”政党的夹缝中。举例而言，英国的自由党变成了少数党。同样的过程在许多其他国家发生，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领导了左翼，而拥护商业的保守政党领导了右翼。
在战后的自由主义中，现代自由主义开始占据支配地位。现代自由主义连结了现代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概念，主张确保民众拥有足够的经济和教育财产是对抗极权主义威胁的最好方法。这个时期的自由主义者主张，借由自由制度的启发，将能最大化个人的自由并达成自我实现。这个时期的自由主义作家包括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和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也是在这个时期，一个坚持政府不该干预经济、否则便是背叛自由原则的流派也产生了，自称为自由意志主义，这个运动以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为中心。
另一个自由主义内的重要争论，在于身为社会共同体的人们是否有著积极自由、以及是否有权利要求共同体的保护以免于他人错误行为的伤害。对许多自由主义者而言答案是肯定的：身为一个国家、地区、和政治上的成员，个人有著积极自由，并且有权期待来自这些共同体的利益和保护。共同体的成员有权利要求他们的共同体对经济制定某些程度的管制，以免经济的增长和下跌操纵于某些个人手中。而如果个人有参与公职的权利，那他们也有权利要求受教育以及来自社会的保护—亦即免于遭受他人歧视的权利。其他自由主义者的答案则是否定的：个人并没有所谓身为共同体成员的权利，因为这样的权利将会与其他社区成员根本的“消极”权利产生冲突。
在１９７０年代后，自由的回摆（liberal pendulum）开始远离强调政府角色的一边，转而回到强调自由市场和自由放任的原则。在本质上，许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自由主义观念又开始恢复了。
这种转变的一部分原因是来自当时对于自由主义形式必胜的信心，但也是源于自由主义哲学的根基，尤其是对国家抱持著怀疑态度的传统—无论是经济上或政治上的角色。即使是自由主义的制度也有可能被滥用为限制自由而不是提升自由。对自由市场的强调随著美国的米尔顿·佛利民以及欧洲的奥地利经济学派逐渐提升。他们主张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干预是相当不稳定的斜坡，任何情况下都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干预，而越来越多的干预则更加难以移除。
2.7 自由主义对现代世界的影响
自由主义对现代世界的影响相当深切。个人自由、个人尊严、言论自由、信仰宽容、个人财产、普遍人权、政府透明度、限制政府权力、人民主权、国家民族自决、隐私、开明而理性的政策、法规、基本的平等、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等都是２５０年来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自由民主制是典型的多政党多元政治形式，被全世界许多国家采用。今天大多数国家都接受了这些自由主义的概念作为政策的目标，尽管它们常常会在陈述和现实上有著极大差异。这些概念不只是自由主义的目标，也是社会民主主义、保守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的目标。
当代自由主义政党和运动的立场编辑本段回目录
3.1 政治立场的概观
政治立场的概观
今天“自由主义”一词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用法。当中以美国与欧洲大陆间对这一词的用法差异最大。在美国，自由主义通常被人用以称呼现代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为对比。美国自由主义主张对商业进行大量的管制、实行福利国家政策、支持对种族与信仰的宽容，因此相当乐意支持多元文化政策，并支持平等权利法（Affirmative action，鼓励录用女性和少数族群、弱势族群的政策）。在欧洲，自由主义不只被作为保守主义与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对比，也被与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作对比。在一些欧洲国家，自由主义也与基督教民主主义有一些同样的立场。
大多数自称为自由主义的政党都主张个人权利和自我负责的概念、在开放的竞争过程里选择的自由、自由市场、以及由国家保证并保护个人的自由。对自由主义政党的批评则倾向以不同的形式来批评自由主义政策。经济自由主义者被批评会造成严重的不平等。言论自由被批评会导致淫秽、亵渎或叛逆的言论。以国家促长公民自由的主张则被批评会与保护公民的主张相抵触。
自由主义者强调代议制的自由民主制的重要性，主张那是政府的最好形式。被选出的民意代表也会受到法治的管制，他们的权力也会被宪法所约束，以此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并限制多数派的举动。
自由主义赞成多元的制度以包容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观点，甚至是极端或偏激的观点亦然，这些观点在民主的基础上角逐政治权力，并有机会借著定期的选举来取得权力。他们强调以和平的手段经由民主或合法的过程来解决之间的差异。许多自由主义者试图增加关心和参与政治的公民数量。一些自由主义者则倾向于直接民主而不是代议制的民主。
自由主义提倡所有公民都应拥有公民权利：以法律延伸对所有公民的个人自由的保护与优惠。包括对所有公民的同等待遇，无视其种族、性别和阶级。自由主义在是否该包含积极自由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例如食物、避难所、和教育的权利上。来自国际人权思想的批评则认为自由主义对公民权利的观点并没有延伸到所有人类上，而只是针对特定国家的公民。也因此可能产生基于国籍的不平等待遇，尤其是在公民权的问题本身上。
法治以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政府只能经由事先确立的法律程序才能行使其权力。另一项对于法治的看法是坚持司法的独立，在政治独立的立场下保卫个人免于政府的专制统治。法治的概念包括了无罪推定原则、一罪不受两次审理的原则、以及人身保护令原则。法治被自由主义者视为是抵挡专制政治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守卫。在刑罚制度上，自由主义者通常反对在他们看来视为非人道的惩罚，包括死刑在内。
种族主义是自由主义不容的。在欧洲，自由主义者通常反对政府为了促进雇员的平等而对雇主进行任何强迫的法律规范。但在美国，许多自由主义者却会支持鼓励录用女性和少数族群、弱势族群的平等权利法。自由主义通常支持机会的均等，但却不一定支持平等的结果。许多欧洲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支持以规定职位配额的手段来解决性别和种族的歧视。但无论如何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会同意，基于种族或性别的歧视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在今天，经济自由主义者强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并希望减少政府对国内经济及国外贸易的干涉。现代自由主义通常也同意自由贸易的原则，但却对其抱持著怀疑态度，认为无限制的贸易会导致跨国企业的增长，和造成富裕及权力被集中于少数人手上的后果。在战后欧洲普遍倾向福利国家政策，自由主义者支持政府在维持市场体制的同时，也对医疗保健、教育、和救济贫穷负起责任。自由主义者也赞同应该向所有公民提供高品质的医疗照顾和教育，不过在政府应该对此作出多少支援的问题上却产生分歧。由于贫穷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自由主义者试图在个人责任与共同体责任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自由主义者也尤其支持对生理缺陷者、病患、残障者、和老年人提供保护。
欧洲的自由主义在１９８０年代和１９９０年代逐渐转回自由放任的政策，支持对医疗系统和其他公共服务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现代自由主义理想中的政府规模通常会小于民主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也会小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欧洲自由主义的舆论则倾向于应该分化经济的权力。一般而言，当代的欧洲自由主义通常不支持政府以国营企业直接控制产业的生产，相较之下社会民主主义却支持这样做。
自由主义通常认为政府应该维持中立状态，不应该由政府来判定个人的价值观念。如约翰·罗尔斯所说的：“政府没有权力去决定什么样的概念才是好的生命”。在美国，《独立宣言》中便已陈述了政府的中立状态，以让个人有各自追求其幸福的权利。
在欧洲和美国，自由主义通常支持自由选择运动（pro-choice），主张给予妇女选择堕胎与否的权利，以及支持同性恋权利。
一些自由主义者现在则反对多元文化政策，认为那将会损害国家统一的基础。其他自由主义者则拥抱多元文化政策，但反对那些歧视妇女和其他族群的文化。一些自由主义者主张应该对所有族群一视同仁，反对强调任何的特定价值，也反对特别给予妇女或少数族群特权。
许多自由主义者也支持环境保护的理论，例如那些全球性的绿党组织提出的理论。他们希望减低人类对自然世界造成的损害，并复原那些已遭损害的地区。当中一些人试著在经济层次与商业界合作，但一些人则倾向透过政府立法限制来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但一些自由主义者也不同意由政府进行管制，主张市场能够以一些手段来自行调节。
自由主义者间并没有对国际政策的普遍共识，不过仍然有一些共同的概念，举例而言，由自由主义政党联盟组成的国际自由联盟所提出的一些意见。社会自由主义者通常认为战争应该被废止，一些人则倾向于国际主义，支持联合国扮演的角色。相反的经济自由主义则倾向不干涉主义而非集体安全的概念。自由主义者相信所有个人都应享有必要的人类自由，支持少数民族的自决。这些必要的自由包括了人与人之间交换思想、新闻、产品、和服务的自由，以及在各国间旅行的自由。自由主义者反对检查制度、贸易壁垒、和汇率的管制。
一些自由主义者也是欧洲联盟等国际组织的强烈拥护者。在社会自由主义者看来，一个全球性的贸易市场，只有在全世界的公司都遵守了基本的社会和生态标准下才有可能变的公平而自由。另外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便是移民的议题，一国的国民是否有权利限制来自其他人口过多或不稳定国家的移民呢？又或者人是否有著迁徙至任何国家的自由呢？自由主义者对此还没有一定共识。
3.2 政治的反常倾向
近来，欧洲遭遇了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及其政治上的伊斯兰主义的问题，欧洲的自由主义政党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的立场。他们面临了在尊重其他文化与尊重个人权利间的困境。自由主义传统上认为国家和社会不该干涉其公民间的私人性关系、自由言论、个人价值观、和政治组织。但欧洲的自由主义者不愿意将自由延伸至那些要求他人穿戴布卡（Burqa，回教妇女传统布纱）、安排包办婚姻的文化，他们认为那是与个人自由相矛盾的（尤其是对妇女而言）。许多欧洲自由主义者现在开始认为国家应该主动促进“西方价值”、“欧洲价值”或是所谓的“启蒙价值”了。
3.3 批评的比较
中央集权主义者批评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的重视，并相反的强调集体和共同体的概念，在这些概念下个人的权利要不是被大量减缩便是彻底消失了。这种立场被称为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在左翼和右翼都能见到。在左翼，集体主义强调扩张国家的角色，通常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在右翼，保守主义和宗教人士则批评在经济以外的个人自由会导致人与人的的冷漠、自私、和不道德。
在这些清楚的理论差异外，其他自由主义的理论可以说是是相当零碎的，有些自由主义者会接受其中某些理论，但这些理论也可能早就被其他自由主义者抛弃。这也使得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认为“自由主义”一词根本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
在国际政策上，自由主义支持普遍的人权概念，但某些自由主义者也坚持不干涉主义，因为进行干涉可能会与国家的主权产生冲突。相较之下，世界联邦主义者（World federalists）批评自由主义对国家主权的坚持，认为那不能阻止种族灭绝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发生。
左翼的对手则批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的私营机构可以达成集体利益的观点，指出某些个人在这些竞争中会遭受伤害。他们反对国家对那些非自由主义者施加市场的原则，他们主张自由主义在经济和社会上的支配地位导致了国家间和国家内不平等的产生。他们主张自由社会普遍有著长期的贫穷现象，以及在阶级与种族间的健康、婴儿必死率和平均寿命的差异。有些人甚至批评自由社会有著比计划经济更高的失业率。
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有著许多相同的目标和方法，但也有著许多差异。两者间最根本的差异便是国家应该在经济上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通常处在社会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民主社会主义希望达成最低程度的结果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民主社会主义支持在一些公用事业如瓦斯和发电上实行更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国有化，以避免私营的垄断，同时也是为了达成社会正义和提升生活的水平。相较之下，自由主义则对于公营和私营的垄断都抱持著怀疑态度，主张减少政府的干预，改采类似补贴和管制的方法，而不是彻底的国有化。自由主义强调的是机会的均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这也显现出自由主义对精英政治的倾向。
来自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则强调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的国家都是非法的。
新自由主义 编辑本段回目录
neo-liberalism
英国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别。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维护资产阶级个人自由，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发展概况
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危机严重，为适应资产阶级新的政治要求，T.H.格林首先提出了既坚持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又实施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国家作用的新理论。90年代以后，英国自由党内外很多自称“集体主义者”的激进知识分子，主张建立平等、合作的新社会，要求国家在减少日益严重的失业和贫困现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他们从格林的著作中寻找行动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成为他们所推崇的理论的代名词。此时的新自由主义事实上是New Liberalism，因为新自由主义对“自由”解释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有了显著的不同，提出自由应该是制度框架内的自由，而不是放任自流。最早的新自由主义者代表人物多为牛津大学的教授、学者和研究人员。20世纪初，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英国官方政策的重要基础，其影响遍及英伦三岛并扩展到西欧，引起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深刻变化。两次世界大战严重阻碍了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传播，但它的思想原则却在北美得到了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60年代，“福利国家”政策在西方国家兴盛，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不断扩大。70年代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渐趋衰微。此时以哈耶克为首的朝圣山学社逐渐兴起，提出以回复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后被简称为新自由主义，而new liberalism则被称为自由主义以示区别。
基本内容
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反对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核心。
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和主要内容是：
第一，从主观的假设出发，认为每个人都是很理性的人，市场是完全自由的竞争。实质上是撇开人们的社会属性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谈，脱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制造一种抽象的“理想市场”作为理论前提。
第二，倡导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是利己的，其次才是利他的动机和行为。
第三，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认为自由选择是经济和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地交易、消费和自由地就业。
第四，崇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认为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惟一途径。
第五，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由国家来计划经济、调节分配，破坏了经济自由，扼杀了“经济人”的积极性，只有让市场自行其是才会产生最好的结果。因此，只要有可能，私人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干预。
第六，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
新自由主义流派有的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或多或少也触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缺陷。但从整体上说，新自由主义经济流派只描述经济现象及其表面联系，不可能、不愿意也不敢去触及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
[编辑本段]影响
新自由主义影响了科学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等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是西方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思潮中重要的派别。
发展历史和背景编辑本段回目录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早期新自由主义创立时期、新自由主义受冷落与自我雕琢时期、新自由主义勃兴时期、新自由主义政治化和向全球蔓延时期。
新自由主义创立时期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由这个时期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造成的。一方面，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和同年哈布斯堡家族结束对奥匈帝国的百年统治，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另一方面，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和计划经济的建立，出现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前一方面既是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肯定，也是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后一方面则是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压抑与刺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出现了早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20世纪20~30年代发生了一场以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者为一方，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另一方的关于“经济计算”问题的大论战。整个论战虽无果而终，但却成为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里程碑。
新自由主义受冷落与自我雕琢时期
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一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30年代大危机彻底暴露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弊端，它不仅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础———萨伊定律（“供给会自动地创造自己的需求”）的一次全面否定，而且实际上宣告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在所谓人们愿意在手头持有更多货币的灵活偏好、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等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下，曾长期驱动经济增长的私人与企业的消费和投资热情全面衰退，有效需求不足迅速普遍化，并成为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因而迫切需要国家出面来干预经济生活。于是，一种反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求的着重主张以扩大政府支出创造需求和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罗斯福新政”则以政策实践的形式表明了[[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并使凯恩斯主义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经济学，主导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运行长达40年之久。这40年既是国家干预主义盛行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取得成功的“凯恩斯时代”，同时又是新自由主义受到冷落、新自由主义者着手对其理论进行精雕细琢，并使之系统化的经院修炼时期。有关新自由主义的很多重要著述就是在这个时期成文的。
新自由主义勃兴时期
以20世纪70年代初期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线，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政策束手无策。“滞胀”是国家垄断资本充分发展导致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趋激化的必然结果。具体说，是由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且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导致失业增加，经济过度开发导致能源极度短缺和成本的迅速上升，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政府膨胀、政府开支增加、企业税赋加重等多种原因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却仅仅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所致。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义适应这一需要，伴随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高度，是“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者又称新自由主义为新保守主义。
新自由主义政治化和向全球蔓延时期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高新科技革命兴起，生产力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适应这种需要，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理论、学术而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范式化，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由美国政府炮制的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在该书的导言中，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则对“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内涵给出了如下简明概括：“华盛顿共识”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三重特性。
主要流派编辑本段回目录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包括众多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狭义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德曼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
伦敦学派
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耶克,他是一位著名的出生于奥地利的经济学家、思想家。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是其他所有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来源。他长期活跃于反凯恩斯主义、反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中心：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英国的大学经济学院。他既是主张经济自由的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又是芝加哥学派的核心成员，同时也是奥地利学派的骨干。哈耶克不仅明确主张自由化，强调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而且坚持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他认为，“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哈耶克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认为垄断、计划化、国家干预始终与无效率相联系。他认为，即便是货币发行权也应还给私人银行，而不能让政府垄断。
现代货币学派
现代货币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也称新保守主义学派)。这一学派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为主要政策主张，强调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货币学派认为，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产出量具有更大效应，货币供应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根源。货币主义者强调，货币和其他商品、其他金融资产是一样的资产。人们保留商品、债券、股票没有区别，彼此之间可以互相替代。因而，货币政策影响货币总需求。货币需求函数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可以通过数字统计测量出来。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和领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他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现代货币主义创始人。他曾在美国财政部等机构任职，担任过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从传统自由主义出发，强调与“人们之间关系有关的意义的自由”。他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不稳，是货币受到扰乱，所以货币最重要，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产量、就业和物价变量的唯一重要因素。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是可以稳定的。他极力主张货币政策只要求货币数量稳定的、有节制的增加，即支持长期的货币规则或目标。除此之外，不需要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应让市场机制完全地充分地发挥作用。弗里德曼在市场经济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消费函数理论和经济方法论等方面，也均有建树，并因消费理论、货币历史和理论以及稳定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就，于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是理性的，总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经济变量的未来情况事关自己的选择和利益，个人会调用自己的智力和资源，对它进行尽可能准确的推测。人们会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可得的信息，按照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经济变量的未来情况做出预期。由于理性预期的作用，市场机制能确保充分就业均衡，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要么归于无效，要么加剧经济波动，因此是不必要的。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经济学会现会长卢卡斯。他以经济人理性和人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设为前提和立论基础，用货币周期模型论证和说明了经济波动的原因，并得出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效因而无需政府干预经济的结论，他强调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引发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他首创新增长理论，把经济运行的源泉和动力归结为人力资本的内生积累与增长，这种积累和增长不仅能使人力资本本身的收益递增，而且可以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从而可以使经济增长动态化、长期化。他认为，通过国际贸易可能会强化国家间人力资本禀赋差异，从而加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他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编辑本段]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
新自由主义经过近百年发展，其主要观点有：
——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并走向极端，大力宣扬“三化”。一是“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若要让社会裹足不前，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给所有的人都强加一个标准”。二是私有化。在他们看来，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市场化。认为离开了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
——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一致地认为，“当集体化的范围扩大了之后，‘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不能搞公有制。二是否定社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主义，“集权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因此，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三是否定国家干预。在他们看来，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
——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和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经济全球化并不排除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更不等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般地鼓吹经济全球化，而是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编辑本段回目录
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的理论体系,要深刻理解这一点，必须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的联系：
第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需要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垄断阶段后，已经渡过了一般垄断阶段和国家垄断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开始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
任何历史进程的新阶段除了有其本身特定的指标之外，还必然有某些重大事件作为其标志。没有标志性事件就不会有历史分期。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转变，也不例外。标志着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转变的重大事件，先后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这些标志性重大事件有：
（1）以“滞胀”为特点的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至，“滞胀”成为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大转弯的第一个历史拐点。“滞胀”既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总结，又是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阶段的历史序幕。
(2）新自由主义的勃兴适应了当代国际垄断资本发展的需要，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笼后，新自由主义更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
（3）跨国公司的崛起使全球市场同时又成为全球工厂，从而为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阶段奠定了最深厚的物质基础。
(4）长期以来缺乏可贸易性的“服务”实现了贸易国际化，使国际垄断资本对全球经济实现了全产业控制，从而把资本主义在产业层面上推向了国际垄断阶段。
（5）因特网作为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的技术和经济密网，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性技术。
（6）“9·11事件”为全面建立国际垄断资本全球体系提供了历史借口，使美国掀起了一场实现“政治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的乌托邦浪潮。
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理论。如果说国家垄断阶段需要的是凯恩斯主义；那末，国际垄断阶段需要的则是新自由主义。
第二，新自由主义推动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作为完成形态的国际垄断资本的理论体系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方方面面都有表现，归纳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这就是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一体化。这四个方面互相联系，彼此促进，不可分割。自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笼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向全球蔓延，为国际垄断资本开辟了全球空间。
（1）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即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的过渡，同时又摧毁了原苏东国家的公有制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国际垄断资本难以进入或无法控制的领域已经所剩无几。
（2）经济市场化波及全球，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的运作有了越来越可靠的制度保障。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蔓延，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致力于追求市场机制的完善，而非市场经济国家则纷纷谋求建立市场经济制度。90年代以来，原苏联东欧国家几乎是齐步走式地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从拉美、亚洲到非洲，各类经济模式国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发挥基础作用。各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等于是在规范“行车规则”，为国际垄断资本进行全球扩张、控制全球经济扫清制度上的障碍，使垄断资本在国外的“自由空间”急剧扩大。
（3）在经济自由化进程中，金融自由化尤为引人注目，影响也最大，它为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经济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杠杆。由于体制和国情的差异，各国金融自由化涉及的方面和内容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主要包括：实现完全的利率自由化；金融机构业务的多元化；改变境内外金融市场的分离状态，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等等。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国际化紧密相联，相互推进。在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命脉的情况下，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使国际垄断资本有了一个控制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杠杆，从而通过金融“扼制”，把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更加牢固地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4）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统一全球的制度安排。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的炮制及其出笼，正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一统全球意志的体现。“华盛顿共识”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全球化，而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一体化”，也即美国化。所以，自上世纪90年代始，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蔓延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理论表现。其结果，绝不可能使世界经济变成一个自由竞争的体系。恰恰相反，它将仍然处在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
第三，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经济全球化三者紧密交织。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的理论。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国际扩张同经济全球化又紧密交织在一起。与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相比，经济全球化具有更广的涵盖范围。但是在当代，由于世界经济体系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所以垄断资本与经济全球化又几乎完全重叠。可以说，垄断资本借助经济全球化全速进行国际扩张，而如果没有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也就谈不上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后，不能不看到新自由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巨大影响力，甚至是支配力。
从本质上说，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迄今为止，它又一直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因此，我们不拒绝参与经济全球化，但对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和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则须保持高度警惕。
新自由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右翼的意识形态。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政府调控，鼓吹市场万能，断言只要靠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就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基本特征是：
1、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观，主张应迅速把公有资产低价卖(或送)给私人。
2、多要素创造价值的分配观，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大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质，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
3、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的市场改革观，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巡警”，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
4、主张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高新技术和建设资金也完全或主要从外国引进，比较赞赏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子。
自由主义者标签之探寻编辑本段回目录
“自由主义者”的标签究竟意味着一种咒骂还是一种勇气的象征呢？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在美国所代表的东西与它在英国和其它英语国家所代表的背道而驰？
词源
“自由主义者”由“自由”这个词而来。在美国曾有过一个非“自由主义者”不能够参加选举的时期，事实上那时一个人是否是“自由主义者”是一种是否政治正确的理由。
然而那些流氓政客们开始自称自由主义者，即便他们笃信除了自由主义之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开始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并对民主制度大放厥词，巧妙的抛出诱饵将自由等同于多数主义。
民主党的统治
当胡佛总统的错误把我们带入大萧条的时候，他就为罗斯福打开了一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坦慕尼协会模式的大门。在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和其它类似时期，“自由主义者”成了那种以“公平”的方式抢劫国库和花他人的钱来购买选票并以此为荣的人。这让美国自由主义者这个标签在20世纪后期以一种美国独有的方式堕落了。
一种新的希望
不过现在，这个被滥用和误解的词再次迎来了它的希望。就像大多数被巧妙歪曲了的东西一样，自由主义者这个词也因为被与事实上的恶政错误的联系在一起而遭到了玷污，自由主义者这个称号失去了它应有的荣光。那些民主党人看到现在这个被妖魔化的“自由主义者”标签已经失去了为他们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作掩护的全部价值，就在20世纪90年代扔掉了这件被他们亲手弄脏的外衣。抱有正统自由主义思想的同伴们，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收回自身遗产（并且占领传递这一历史教训的讲台）的历史性机遇。
我们可以让“自由主义者”这个词回归它的本来含义，将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者们现在隐藏的任何曲解意图捕获并赶走（他们也许又会重新称自己是“进步的”了？或者又创造出什么新的马甲？）我们可以将这个蒙尘的外衣刷洗干净再重新穿在自己身上，揭揭那些社会主义者几代以来的伤疤了，因为...
“一个标签的本质不取决于其发出何种声音、表现出何种姿态或代表何种颜色，而来自于拥有它的人。”
承诺
拒绝将“自由主义者”这个词作为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告诉人们“自由”这个词的原本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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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词条编辑本段回目录
保守主义
无政府资本主义
自由意志主义
社会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
社会主义
民族主义
市场经济
左派
右派
古典自由主义
自由
《自由中国》杂志
自由主义在香港
词语解释编辑本段回目录
【名称】：自由主义
【拼音】：zì yóu zhǔ yì
【解释】：主张个人自由发展、自由表现的看法或人生观。
【出处】：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
【事例】：领导机关的放松领导和放任各种错误倾向的～，都达到相当惊人程度。 ★邓小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①19世纪初开始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潮。提倡以私有财产权为核心的个人权利，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实际上是奉行金钱的特权和垄断权。②革命组织中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的错误倾向，主要表现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无组织、无纪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