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和，联想公司共同创始人之一，第一任总经理。
1984年11月1日，联想集团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法人代表兼总经理王树和，副总经理柳传志、张祖祥。办公室设在一间小平房里，仅有11个人，20万元的启动资金。计算所是中科院的王牌部队之一，曾经研制出著名的103型和104型计算机，并为“两弹一星”成功上天出色地完成了数据处理工作，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只是计算所20多个“三产”中的一个。如今，由柳传志率领的联想集团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计算机企业，并于 2005 年 5 月完成对 IBM 个人电脑事业部的收购。标志着联想成为全球个人电脑市场的领先者。
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是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是副总经理。到了1986年，王树和离开公司当上了所长助理，柳传志升任为总经理。
“联想”之路编辑本段回目录
作者：韩少华
人脑是宇宙间最复杂最深邃也最奇妙的结构。而联想，则是人脑最经常也最广泛的一种思维方式。但此文要探寻的却不是某种狭义的思维轨迹，而是一个群体的创业历程：尽管他们在这群体中共享一个标有“联想”二字的名称。
追叙似乎该从背景的描述开始。
1984年初冬。从北京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大院里蹬出几辆平板三轮车，当日即满载而归。前头蹬的后头推的竟有“副研”以上职称专家数人。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蹬得很卖力气，周晓兰、贾婉珍也推得冒汗，才把500台待验微机卸到所里传达室那两间小平房。这帮人放着科研不搞、官儿不当，跑出来开什么“公司”……一路有招摇过市之嫌，多闻讥笑之声。好在——议论只来自那个封闭式的老体制，因而不必介意。
事情皆有背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的论述被确认。1982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也正式公布。北京中关村涌现出上百家高科技公司。近在咫尺，计算所承受着强大冲击波。中科院“一院两制”正开始实施。而王树和等十几个人率先走出大院，于1984年11月1日宣布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
就像从封闭空间里一脚跨进阳光朗照中而难免眩晕似的，他们一时竟不知所措。为了筹集资金，抓到些电子表、早冰鞋，把摊子摆在职工食堂和存车棚，卖主儿却远远守着，怕人家指脊梁骨。结果赔得心里发慌。不久，王树和、柳传志几位得知院里进口一批“苹果”机正有待检验，这才揽来这批活儿，也激起了大家的劲儿。干起来就没黑没白。王树和下班撞到电线杆子上，耳朵肿得发亮；还有人在风雨中迎接客户而掉进了泄水井……可人人好像一下子找到了自己，不是从镜子里，更不是从照片上。
这笔靠验机、培训和维修等劳务酬金凑成的收入，再加上所里筹措的老本儿，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虽说只拿到70万元，却敢于决策。这就不能不想起曾茂朝所长来。
公司成立前，曾茂朝约见王、柳、张三人。他向即将上任的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们说，所里能给的钱不多，却能交给你们三件“宝”：一是下放人事、财政和经营自主权，二是保证所里上千名科技人员作公司后盾，三是给一块“中科院计算所”的金字招牌，并据此开拓一条新路。以致后来继任公司总经理的柳传志仍时常感念这位“开明婆婆”，说“家里坐个婆婆也很好，要是肯分给你几把钥匙，还给你带孩子，时不时又指派小叔子小姑子帮你忙家务，你当媳妇的有什么亏吃——就看婆婆脑筋新旧了”。这自是后话。
三“宝”也到手了，下一步呢？审时度势，不能忽略世界性新技术革命大潮，也不能忽略因改革开放而浪涛涌入的国内趋向。大量微机进口，却大批闲置或只顶一台打字机用。此种现象的严重性不容低估。关键恰在计算机“汉化”这个国际关注的难题上。而要突破“汉化”这一关，除了请贤聘能是别无选择的；眼光向内，也势在必行。由中国人解决“汉化”问题，优势自在其中。那么，请谁呢？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三人挤在一间不足7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竟效仿起赤壁大战前夕，孔明和周瑜二人亮掌对“火”字来，三人各将自己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写上一张小纸条儿，紧攥在手中，然后，一、二、三，亮底——
倪光南！倪光南！倪光南！这名字在海外华语界惯称为“大牌专家”。莫非“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的话，将在他这里有所应验吗？
当然所里无人不知其人其事。例如，时年45岁，是全所学术上最出色年龄也最轻的“正研”；赴北美期间，加拿大国家研究院曾许以高礼遇高薪俸，挽留他主持该院计算机科研事宜，他却婉言辞谢，等等。而王、柳、张三人还得知，他早在1974年就已搞起中文信息处理技术；虽然出了成果，却一直苦于形不成产品，转化不成现实生产力。如果倪光南应聘出山，那么，成功机率将获最佳呈示。
“各位有没有把成果变成产品的决心？”倪光南问大家。
“没这个决心也不会来请你。”
“好。我还有几个要求。”
“请讲。”
“一不作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
“一言为定！”。
听到这声承诺，倪光南倒愣住了。他知道，自1964年第一台119大型通用数字电子管计算机问世，到1983年757大型向量数字计算机系统以及其后的“银河”巨型系统落成，标志着我国计算机自行研制的历程并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计算机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应用却几乎是一片空白……第二天，倪光南总工程师到公司上班。
四年之后，“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这样说：“倪总由加拿大归来，本可在所里搞世界尖端性模式识别课题，来个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以博尊重。可他不！他选择了最有应用价值、市场最急需的计算机汉化为课题。联想汉卡首次试销，他是第一位推销员；首次展出，他又是第一位解说员。他力求了解市场，了解用户需求，了解产品改进路数。汉卡才出了Ⅱ型、Ⅲ型、V型，软件才推出第八版本。倪总极少分散精力，却极愿花费大量时间来接待用户，他说这是营养的源泉！”
好在贤能者在一个充满希望的事业空间里总是成群出现。就在公司的小小门市部，站柜台的竟还有“正研”张品贤和“副研”胡锡兰——
“研究员站柜台”这是现代化现象吗？是权宜之计，还是一种尚未显露的现代意识正在主导着这种独特现象？
胡锡兰初站柜台，也曾手足无措。顾客推门进来了，头句话该怎么开口？第一表情该怎么掌握？门市里那些姑娘服饰颇新潮，小伙子们也都西服革履；只有她这老太婆，哦，还有那个张老头儿，整个儿木在那里……但等客户一问起专业问题，胡锡兰可搭上话了。从软硬件的概念，到微机的型号性能，有问必答，不问也“答”，且口若悬河，语似流珠：言不尽意，还以手势助说话。柜台顿时变成了讲台。客户入迷了，胡老太却意犹未尽。
“这，这老太太怎么懂这么多？”
“人家可是科学院的正牌儿副研——国家重点项目757大型机外围机长！”
“我懂了，也服了——成交！”
等“收讫”红章盖毕，胡锡兰送顾客出门，拍着人家肩膀说：“以后有问题尽管问……”
鬓发花白，衣着朴素，走在街上不过是个中学女教师模样。可等她一进入她的专业范围，比如，在北京展览馆内本公司展台前，她就能把成群参观者吸引过来，围个风雨不透。直到工作人员通过电喇叭紧催着，“计算所的同志，闭馆时间到了，请退场”，她又把众人吸引到馆外台阶上，继续进行信息科学普及性对话。
听说有个客户来到门市部，要求把他的财务管理来个微电脑化；可又耳闻“电子一条街是骗子一条街”，走了。胡锡兰马上要车，追到廊坊，追进某工业部某局财务处。见了人家处长，她劈头就问：“您瞧瞧我，就凭我，像骗子吗？”接着就灌了一整套微机管理财务的优越性……处长感动了，竟陪她参观起来。她见四壁柜子里满是帐册，深感大有可为，洽谈也和谐而深入。儿十台微机当场成交。胡锡兰还代为联系培训和维修的事。
后来，柳传志撰文指出：“过去对科技人员的评价是以学历、资历和成果鉴定会评价为依据，而公司对人的评价却以实际贡献为依据，要求科技人员创造经济效益。公司甚至提倡研究员站柜台……要求强化用户观念、时间观念和效益观念。”如果说，在柳传志所概括的“开发、生产、销售、信息和服务五位一体互为依托的产业结构”里，以“柜台”为象征的“销售”领域在科技人员的观念变革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而联系我国历来轻商的文化背景其意义就更突出的话，那么，张品贤和胡锡兰站柜台的实践，是否正象征着经院式科研体系旧格局旧观念的被突破呢？
效益令人惊喜。四年投入科研开发累计仅300万元，仅联想汉卡一项，三年即创产值5000万元(不含配套产品)，创汇50万美元。FAX传真通讯系统仅创汇部分即达80万美元，为1988年全国计算机企业科技开发效益之冠。北京某大型合资企业把联想汉卡用于其新产品生产线因而获利提前一年。同期，为维护消费者权益并与公司合作，用户协会也相应建立。目前，汉卡已远销东南亚、西欧、北美及联合国机构。在海外华人市场声誉更高。
1988年，联想汉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放眼海外市场，如果将快速积累资金和经验的进程比作“短桨快划”，那么，柳传志就有理由提出他的——
“大船构想”。是的，自从以郑和为先导的海外开拓意识萌发之后，中国人凭自己的智慧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已成几代人夙愿。
柳传志正立足自己领域，以实践这一夙愿为己任。
1988年4月16日，计算所公司“开创高科技外向型产业动员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船构想”开始公之于世。
同年6月，计算所公司成立香港联想电脑有限公司，并通过这个贸易性机构，进入国际流通领域。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赴港主持开张仪式。“大船构想”建成了自己的前沿码头。
决策是有根据的：改革开放确定着大风向，从开发到服务五位一体的产业结构建造着大框架，高科技快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内部运营机制生产着强动力，而“中科院计算所”这金字招牌，更闪耀着旗帜般的光彩……那么，同舟共济的伙伴呢？
柳传志正把吕谭平先生介绍给周院长。这位毕业于伦敦大学的年轻计算机专家、香港导远公司总经理，熟悉欧美计算机市场，被礼聘为香港联想公司总经理，负责经营事务。周院长含笑致意，表示相信发展海外经营将得到友方协助。至于资金，由颇富经济实力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参与支持。而计算所公司，仍以雄厚的科技力量继续发挥其优势作用。三方合作，提高了在陌生环境中的抗风险能力。以致开业投资仅90万港元，三个月收回全部投资，第一年营业额即高达1.2亿港元！而这种合作构思被柳传志概括为“优势互补”，或戏称为“瞎子背瘸子”；而他考察国际市场之后就曾感叹“我们是瞎子”！
香港铜锣湾的高楼也难遮望眼。柳传志和他的伙伴们并未淡忘当年走出“大院”意在快速变高科技为高生产力的初衷。如今在香港这个世界贸易窗口但又保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地点做生意，无非是选定最佳环境，力求通过最佳合作，锻炼一批适应海外开拓事业的最佳人才。于是，计算所公司决策人士聚集北京，选中了第一个远航目标——
汉诺威。这座欧洲名城一直诱惑着全球科技和贸易界的尖端产品与决策人物，也酝酿着巨大的竟争风险及拚杀势头。
远征汉诺威世界博览会以联想Q286微机开路，止是公可决策层的郑重抉择。
1989年3月8日，几乎在汉诺威博览会开幕同时，《光明日报》消息指出：我国大陆计算机年出口量仅数百台。果然，100多个国家的3300多个展团和50多万来宾云集汉诺威。16个大展厅目迷五色，声势逼人。“联想”公司展台却仅占30平方米。但戏剧性场景出现了。中国自行开发的一种微机新产品以优异的性能价格比引来各国客商。临近闭幕，公司展团办公桌上已积有半米高的各类合同。这小天使般的幸运儿就是联想Q286微机。
其实，Q286型并非世界高档型，但适合个人使用，以致国际市场年需求量高达1000万台。柳传志借鉴战国“田忌赛马”策略，依靠自身高科技优势，欲以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而致胜，才选中了这种机型。
为了研制出这种小巧轻便的Q286微机，倪光南和他的研究员们不知消耗了多少心血和智慧。直到1989年春节大年初一，倪总还同副研究员秦梅芳和公司内的待命助手在研究室继续工作。连初二夫人生日这天，也只陪她逛了逛街就返回工作室。而秦梅芳几乎每晚加班至公寓电梯停机后才同家，要一级一级上到12层楼……
3月初汉诺威博览会开幕前夕，倪光南携联想Q286样机，如期赴会。
儿乎每个粗知西方资本主义发家史的人都知道，非洲土著曾以大把钻石交换来自马德里或利物浦的一串玻璃珠项链而喜不自胜。直至今日，全世界发展中国家，自然也包括我国，仍不得不采取出口资源、劳力、农副产品及特种手工业品的姿态，以面对发达国家的金融优势和科技优势。忍痛、抱憾甚至含恨固然在所难免，而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也无可回避地久蒙伤害。因此，当倪光南将联想Q286型微机摆上汉诺威博览会小小一方展台，致使那些碧眼白领人士蜂拥而来之际，公司展团每一成员心头所激起的似不只自尊自信而已。而在北京，专候在公司总经理室的人们从汉诺威初战告捷的信息中所获取的，又岂只是决策得以实施的喜悦！
市场变化莫测。谁会忘记1988年国际芯片价格突涨那次冲击！当时坐镇公司本部的常务副总经理李勤，面临一项重要决策。如果不按上涨后的新价格把大量已签合同的相应价格也随之上提，公司将蒙受上百万元经济损失。如果相应提价，也是贸易惯例所能承认的合理措施。而这位曾于落座到拍板仅20分钟就成交500万元生意的李总却决定，己签合同一律按涨价前原价款额履行！有关客户都喜出望外。此举不仅表明公司注重信誉的诚意，更显示出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从而维护并提高了公司的社会形象。但这些经济效益却是在经济风险中夺取的。那么——
海外经济风险，又该怎样估计？仅仅是牟利的障碍，决策的背景，还是对“大船构想”乃至“大船结构”的必然考验？
柳传志却认定风险几乎与事业同在。他绝不会自认是个缺乏冒险精神的人。但力求把风险值降到最低点，却几乎成了他的思维定势。
“海外产品更新换代的突发性，海外用户对产品水平的苛求度，以及价格竞争之激烈和同行倾轧之残酷，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说到底，这是技术的较量；是择优汰劣，一场真正的拚杀，并且随时随处隐藏着风险！”这番议论，正出自柳传志的切肤之感。
1988年8月，继香港联想公司成立，又买下一家有生产能力的香港Quantum公司。计算所公司同Q公司合作半年就研制出四种海外新产品，并在汉诺威及芝加哥世界性博览会上打响。而客户订货却一变异常谨慎。比利时一家客户首批购进主机板只一块，继而订两块，十块，随购进随检测，块块合格才批量成交。市场得来不易。但是，Q公司竟出现了两百块主机板退货百余块的意外情况，以致市场丧失殆尽，濒临破产。经分析，原因在于Q公司领导成员分工错位。由擅长经销的吕谭平先生负责生产，不擅经营的J先生负责市场。柳传志根据总经理室决策立即赴港。行前跟驻港副总经理张祖祥通话：“不必约港方朋友一起来接机了，你想，要是局面收拾不成，我就像个要跳楼的丁，这种心态什么话都说得出来；而且见面一寒暄，又会影响我收拾残局的决心……”果然，一见面柳传志就以董事长身份将症结和责任都一一摆在桌面上。依照惯例，柳传志有权并有足够理由宣布该公司破产，因而作为股东之一和主要责任承担者的J先生将损失惨重。柳传志却只以“允许退股”了解此事，以致有人戏称之为“东方温和型决策”。经调整，吕谭平先生任Q公司总经理，张祖祥兼任副总经理。局面及时扭转，并以月产3500套联想Q286微机的可喜势头占有着欧美市场。
不过，柳传志仍从Q公司某些港方人员的情态里发现一种微妙的东西。粗看像是信心不足，那位J先生就是因为失去合作信心而顺势接受退股裁决的；细看就又发现另一种不肯认同的间隔感。那么产品合格率一时竟急剧下降，是否与此有关呢？不错，同胞间对话仍需翻译，语言竟失去了沟通效应。柳传志率先学起广东话来。每周四的晚上成了语言课专用时间，由粤籍司机任教。结果，沟通和管理加强了，产品一次合格率从30%回升到95%。不料这回升的势头里又潜伏着风险。这也是后话。在此期间，柳传志还向北京赴港人员重申计算所公司创建之初定的“天条”之一，即任何人在会议场合迟到就当场罚站1分钟的规定。人们不会忘记，头一个触犯“天条”的竟是所内一位资深人士，原是柳传志的上级。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那位迟到者一时也举止失措。柳传志站起来，说：“您就委屈一下吧，等下班我到您家给您站一小时……”柳传志明白，在香港一次迟到也会引来别人的不敬乃至不信任；要改善海外环境中管理者同被管理者之间的心理机制，要加强信任感和向心力，就非从内地派出人员自身品格与公众形象的变革上开始不可！
谁想D芯片价格短期内骤涨5倍！幸亏倪总己有预料，采用了价格较低的S芯片，完成的联想Q286微机才成了汉诺威展览会上的幸运儿。不久，D芯片价格却从峰巅突降到谷底。因采用S芯片而获致的价格优势竟失于一旦。原来已捕捉在握的竞争良机，正丢失在Q公司产品合格率跌荡期间。倪总及时捧出经改进的新型Q286微机，引发出几千份欧美订单。
听到这喜讯，柳传志却声色未动。他知道，在国际市场上，只有靠优质低价产品才可能挤出一道空隙。他称之为“汾酒质量二锅头的价儿”。这充分反映了商品性能价格比的优劣决定市场竞争胜负的规律。1989年联想Q286微机在汉诺威亮相之后，又于芝加哥博览会上告捷。只要按期交货，每月3000套的订单将飘然而至。
万没想到，一份海外用户申诉，冲击了略显缓和的香港Q公司内部心理气氛。申诉指出，一种日本产芯片不适用于Q286微机！匆忙确认这是设计缺陷么？后果难以想象；简单加以改革而难免加工痕迹么？“联想”的牌子也会顷刻砸掉。柳传志久久无言，设计缺陷从来是致命的。定型投产之后的否定性申诉必将产生恶性连锁反应。那就无异于宣布公司信誉扫地，市场尽失，导致企业崩溃……柳传志虽历来赞赏同伴们那句话，叫作“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此刻他却只能……只能拿起电话听筒，直拨北京。
“……对，倪总，事情已然这样，您看……”
“现在时间是……”
“北京时间：15点……”
“好，22点听我回话。”
真感谢电子表消除了“嘀哒”声。可沉寂却加大了心理压强。这25000多秒钟……
“来，拱猪吧！”柳传志把扑克甩在桌面。
“输了贴鼻子还是钻桌子？”张祖祥闷声问。
“都认了……”周晓兰、陈恒六爽然落座。
22点整，电话铃响了。柳传志愣在话机旁，怕接，又不能不接。
“最好的办法还没找到。我看零点之前……”
“别着急，倪总，我们等着……”
等到23点30分，从北京传来倪总的话音：
“办法找到了……对，就利用那个空门！”
2000套产品复活了，远不到5%的希望变成了100%的现实。在这期间——
“大船构想”逐渐掌握了转化成“大船结构”的物质形态。那个几代人的夙愿也终于迎来了壮阔的海平面！
除去北京的公司本部，还包括在海内外建成的17个子公司，两个研究开发中心，一个中间性试验工厂，两个生产基地和一个培训中心，形成着“大船结构”的企业阵容；不是松散联盟或小诸侯制的联合，而是从科研开发到售后服务环节紧密的企业联合体，而1989年11月14日，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的诞生，更无异于宣布“联想”号大船的起航！
在“联想集团”成立大会主席台就坐的有严济慈、周光召、迟海滨、余志华、侯自强、胡昭广和曾茂朝。美国IBM公司、AST公司和法国梅兰日兰公司等国际计算机著名机构都向大会赠送了花篮。
从柳传志、李勤、张祖祥、胡靖宇到张品贤、胡锡兰都已到会。而作为集团总工程师的倪光南和集团副总裁的吕谭平，此刻正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在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计算机博览会上拿到每月10000余套联想Q286微机的订单。
“计算所公司在几年实践中，为解决科技和生产密切结合问题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周光召院长即席致词，“今天，我们对联想计算机集团抱有很高期望，希望你们带头开创出一条航道来，去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锻炼成一艘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钢铁大船，坚定地朝你们的目标努力！”
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也郑重宣布了今后目标：
“1990年要在美国建立一个联想贸易公司，把经销前沿推向世界微机消费中心地区。
“1991年要在全国范围建立子公司，让联想系列产品连同大船文化辐射开去；香港联想集团将进入当地资产第一流计算机产业行列。
“1993年联想集团将成为国内第一流外向型计算机产业，香港联想集团公司股票将在海外上市。
“现在树立联想集团的整体社会形象已顺理成章。也只有大船结构的组织形式，才能使我们这艘大船驶向胜利的彼岸！”
是的，一个极宏阔的未来空间正迎面展开……
倪光南10年回首 编辑本段回目录
主持人：后来做到哪一年，当时柳传志先生邀请您到联想？
倪光南：1984年底的时候，当时中科院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一院两制”。这和“一国两制”不一样，意思是除了有研究所的形式，还要鼓励研究所办企业，面向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当时业务处的处长王树和，带了十几个人办了一个所办公司，叫“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简称就是“计算所公司”。这个公司做什么？所里没什么钱，按照中科院的方针，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所办公司就是转化科技成果，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我的课题组当时已经开发了一台LX-80电脑，它是联想汉卡的前身，但推广起来觉得很难，我们转给四家公司生产，只做了600台，离产业化的要求太远了。王树和他们和我一说，大家的目标一致，都是为了转化科技成果，我就和王树和他们一起出来办公司了。当时，计算所公司中，王树和是总经理，我是总工，柳传志、张祖祥是副总经理，大家的目标一致，合作得很好。首先是将联想汉卡做成产品推向市场，再带动微机销售，使公司迅速发展壮大。我们在前十年，在计算所公司里合作很好，在中关村是公认的。那时，联想、方正等等公司创造了一个经验，这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一条技术创新道路。联想是企业和研究所结合的典型，方正是企业和高校结合的典型。这条道路现在国家在自主创新的战略方针中也是肯定的，作为产学研相结合的方针，来构建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体系。
倪光南：联想起家于“所办公司”还是“柳办公司”编辑本段回目录
联想从“所办公司”——计算所公司起家
最近中科院转让联想股权一事，激发起许多人的好奇心：联想不是民营企业家柳传志创办的民营企业吗？怎么中科院却变成了大股东呢？
这些年联想关于起家的宣传已将联想描绘成柳传志个人创办的企业。例如3月22日，柳传志本人就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动员大会上宣称：“20年前，我走出研究所，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一间20平米大的传达室创办了联想”。现在媒体上的无数宣传基本上都是按柳传志这“36字”的调子。
为了说明这“36字”是虚假宣传，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联想公司最早的“官方文件”——第一个公司手册和第一个产品目录。
1985年初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手册”写道：“我公司成立于1984年11月，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开办的实体公司，全权代表本所开展对外业务服务。公司的宗旨是：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和技术合作；经办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开发业务，加速科研成果的技术转移”。1985年5月的“产品目录”列出了以“LX-PC多功能联想式汉卡”为首的29项，全是计算所的科技成果。由此，人们可以了解联想创业的关键事实：
企业名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创办者：中科院计算所；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创立时间：1984年11月；
企业宗旨：转化计算所科技成果。
在后来多年的公司手册上，这些重要信息都没有变化。例如1987年手册重申公司是“计算所办的公司”，是“作为计算所的窗口”，并提出了“实行科研、试制、生产、经营一条龙”。1990年提出了“技、工、贸一体化”。1992年后又发展为“技、工、贸、服务一体化”。这表明公司在创业中，逐步确立了“技工贸一体化”的经营方针。在1988年手册上有公司领导人的照片，按地位排列是：董事长曾茂朝（所长兼），前任总经理王树和，总经理柳传志，总工倪光南等等。这样，可知公司的董事长和首任总经理都不是柳传志。
1988年，公司拳头产品联想式汉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申报书表明，其产权属于计算所，在创业头三年（1985.4 - 1987.12），汉卡为公司创造了1237.5万元利润（包括退税）。1989年11月14日，计算所公司改名为联想集团，并由“所办公司”升级为“院办公司”。柳传志在成立大会上宣称：“联想集团以开发成功联想汉字系统起家并由此而得名”。
要害是谁创办了联想？
由此可见，柳传志的“36字”在以下方面修改了历史：
企业名称：联想从计算所公司改名而来的事实被回避了；
创办者：“计算所”变成了“柳传志”，“所办公司”变成了“柳办公司”；
企业性质：“国营企业”变成了“民营企业”，柳传志也从“国有经理人”变成了“民营企业家”；
宗旨：从“转化计算所科技成果”变成了“个人下海”；
领导职位：柳传志从“第二任总经理”变成了创业领头人；
起家主要产品：联想式汉卡被回避了；
近年来，联想关于起家的宣传基本上都是这“36字”的翻版，突出了“柳传志带领11人”、“20万元”、“一间传达室”、“贸工技”等等，要害是将联想的创办者从“计算所”换成“柳传志”。
“温水煮青蛙”
客观说来，联想起家宣传还是很成功的，这可能要归功于“温水煮青蛙”的策略，请看他们是如何修正联想起家史的：
1988年的公司简介第四段加入了“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战，由20万元的创办费发展到八七年经营额七千万元；由十一人起家发展为拥有二百二十多人的高科技开发经营队伍”。这在公司创业史中首先引入了“20万元”和“11人”的概念。不过当时连公关部都没有领会其中的深意，在1988年底的宣传手册上，按照“胡传奎”模式，将公司起家说成：“公司创办四年，从小变大了。十几个人变成了三百多”。当然，这种“错误”以后没有再出现，此后直到1995年的手册，“20万元”和“11人”越来越突出了。
1996年：公司简介变成了“联想集团创建于1984年11月”，“由中科院计算所11名科技人员以20万元人民币投资创办而成”，这时，“计算所”创办者地位已被“11人”所顶替。
1998年：公司简介为：“联想集团公司是一家以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计算机设备及其相关产品为主、贸工技一体、信息产业领域内多元化发展的集团公司”。这时，“技工贸一体化”的方针已被”贸工技一体”所顶替。
……
这样，经过十多年的精心策划、逐步演变，“柳传志”终于取代“计算所”成为联想的创办人，联想从“所办公司”起家变成了从“柳办公司”起家.
1988年刚当上总经理不久的柳传志还谦虚地站在“前任总经理”王树和的边上，但在后来的宣传中，王的名字从媒体上消失，柳传志成了创始带头人。
企业创始人问题
计算所公司作为改革开放下，科技体制改革的产物，除创办单位计算所外，也许可以承认一些创始人，但这应当有令人信服的依据，比如根据贡献、职务、进入公司的时间等等进行综合评估。
计算所公司当年并没有举行任何成立仪式，而且加入公司既不需要转人事关系，也不需要挪工作场所——仍在计算所里。公司中历来没有划过线，将人员分成“创始人”、“非创始人”。如上所述，“11人”概念是1988年手册才出现的，从未在领导层中讨论过。
即使今天联想将这“11人”抬高到顶替“计算所”的创始人地位，这“11人”也没有享受到真正创始人的待遇，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都是谁，其中离开公司的早被遗忘了，还没有离开的也没有多分股份。而且“、这“11人”只有“匿名权”，连王树和都要把“第一人”的名分让出来给柳传志顶替。他们充其量只是“虚拟创始人”，是柳传志要取代计算所做联想“唯一创始人”的一个“托”而已。
大股东的宽容
在联想“煮青蛙”式的起家宣传过程中，大股东的宽容客观上助长了这种行为。
当柳传志在那次大会上发表这“36字”时，主管公司的中科院某局长正在台上听着。他发言时虽然指出，“上世纪80年代，……中科院又率先实行‘一院两制’的运行体制，以自主知识产权出资参股，成立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表明当时的“所办（或院办）公司”是实行“一院两制”的运行体制的产物，不同于科技人员自发下海办的公司，但他并没有正面反驳这“36字”。
大股东的宽容还表现在：为了提高柳传志的声誉，竟任命他这样一个毕业后只做了几年科研辅助工作的人去当中国计算机领域最大的研究所——中科院计算所所长，并让一个不要技术、主张“贸工技”的联想公司去管计算所，这就是全国闻名的“儿子管老子”。柳传志当上所长后不管科研，计算所每况愈下，最后只好由李国杰院士接替所长，计算所才重新兴旺起来。1997年，大股东又将属于计算所的、中关村核心地带的8万平米科研用地交给联想去经营房地产，办了“融科置地”，现在成了“联想控股”利润的主要来源。
尽管计算所为关爱、培育联想这个“儿子”，倾注了知识产权、商誉、场地、设备……，甚至全部地皮，但这个“儿子”长大后除了认“老子”的“20万元”外，其它概不认账了。
漠视自主知识产权的后果
为联想带来第一桶金的联想式汉卡是计算所的知识产权。正如中科院局长在上述讲话中所指出的，这种知识产权是当时研究院所贯彻“一院二制”、“出资参股”办高技术企业的主要资产，尽管限于当时历史条件，在工商注册中没有体现出来。
但是，联想的宣传从不承认这一知识产权；联想“认股权”中也没有为这一知识产权分一分钱。此外，联想的宣传还刻意抹杀这一知识产权，宣称1985年底，公司通过“搬机箱”、“流大汗”，挣了“70万元”，再去开发联想式汉卡，企图抹杀汉卡是计算所积累了十多年的知识产权的事实。
试问，如果汉卡是用1985年底的利润去开发的，怎么能在1985年5月就推出汉卡产品呢？另外，当时大学生毕业的工资也只有46元，假如公司员工“搬机箱”也能挣到这样的工资，那么，当时公司维修部的10几名员工要挣到这70万元需要连续“搬机箱”达100多年！实际上，这70万元正是依靠了联想式汉卡，使公司赢得了中科院的500台微机（带汉卡）的合同所挣来的！
一方面，联想漠视自主知识产权，另一方面，联想又用高价去买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这种方针导致联想至今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抗风险能力不足。
总之，在联想25年的今天，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总结联想起家的经验，总结“产学研相结合”的经验，还联想起家的本来面目，维护科技体制改革的成果。
《联想局》选摘:联想的诞生与11个人编辑本段回目录
作者： 迟宇宙
「内容提要」联想在1984年的诞生，现在看来，是中国IT业重要的里程碑。毫无疑问，这种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可是无论是柳传志还是与他同行的10个人，在特殊的环境里，也不过是风云际会，碰巧被那个大时代选中罢了。
联想的诞生与11个人
真正使“中国硅谷”在历史的逻辑里走向成熟的，只有一家创办于1984年11月1日的企业，它当时拥有一个19个字的长长名字——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多年后，这19个字被变更、被浓缩为两个字——联想。
旅游者从中关村到上地所看到的联想已经不是20年前的那个，现在的联想庞大、宏伟，令人设想有伟大的未来，可以长时间地堆积在这片土地上。它有不少飞扬跋扈的子公司，可能都是受了柳传志性格的影响。
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对柳传志表示谢意。也是他运气好，成为一个典范。但柳传志也有不好的一面，譬如那些林立的高楼正在消亡联想存在于现实中的记忆，使之变成幻灯片中的图画。
这个人被中国记者极度地恭维，因为他是中关村罕见的现实。柳传志曾是中国科学院里一个地位卑微的工程师，他杰出的搭档们都没大有机会成为闻名的科学家。他们创业之初，各领域内的“科学贵族”力量便已被完全地摧毁了。他们倒是仰慕那些“贵族”，后来他们果真也请来了一位叫做倪光南的，以为能亲密无间，树立一个企业家与科学家合作的典范，最终却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结局。后来有人把这个毫不完美的结局叫做“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
究乎1984年的现实，柳传志并非为最早为联想布局的人，那个布局的人名叫曾茂朝，当时是中科院计算所所长，今天是联想控股公司董事长。他的简历说他是广东潮阳人、计算机专家，被认为是中科院有名的“开明所长”。
说曾茂朝如何有先见之明显然不大符合实际，现实的背景是，中国正面临一个改革的拐点，而他恰好被那个拐点带动，成为一个被争议和歌颂的人物。
柳传志后来说：“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国策的确立、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科研经费拨款制度的变革，民办科技企业的兴起，继而中科院‘一院两制’的实现，等等。……曾茂朝所长提出‘两个拳头出击’的口号。曾所长召集几个骨干组成一个班子，赋予我们经营、人事、财务三个自主权，要求我们开辟一条新的生路。于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成立。”
正是有了中国大局，科学院改革的中局，才有了计算所改革的小局，才有了联想的诞生。曾茂朝不曾有过布局的念头，现实却造成联想摇身而变为他所布下的一个局。如今联想的布局者柳传志，那时候不过是一个入局者而已。不同的是，在当年的11个入局者中，他是惟一变成布局者的人。
柳传志后来回忆说：“记得曾所长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院里要削减事业经费，五年之内要削减为零，成还是不成，现在都说不清楚，不如咱们先埋伏下一支军队，你们先做这件事，不行我再把你们接回来。万一这条路能走通，将来我们所里也不至于没饭吃。当时我们这些人，包括比我们年岁大的人，毕业以后一直在一个单位工作，没有换工作的，换工作比离婚还难，人人到一个地方就扎下去了，不要说出来办公司，连离开这个事业单位，那时也根本不敢想。所以回想起曾所长说的这番话和我们当时的实际行动，觉得是一种壮举。”
二十年后，即使当年的入局者自己，也很难记得最初的11个人到底是谁。在他们心中，柳传志、王树和和张祖祥是不能被忘记的。王树和的被记住，是因为他担任了第一任总经理，柳传志和张祖祥是当时的副总经理，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联想。
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
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王世英、贾婉珍、李天福、谢松林、马文豹、庞大伟、周晓兰，贾绪福。11个人站在那里，他们要开一个串联会。
这些文化革命时期正年轻的“年轻人”激动万分。他们要成立一个公司。在这个公司里，他们将开始新的生活，开创新的局面。王树和与柳传志都是善于鼓惑的人，他们的煽动，不免使那些人意兴阑珊，觉得大好河山，大有可为了。
贾绪福有一次说：“我们开过几次串联会。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公司？当时所里怎么想的？大家就串联。那个时候，对所里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生的事物……”
的确，对于那些搞科研的人来说，突然间要做生意了，总觉得有些不伦不类。他们又有些担心，觉得虽然开放改革，但中国的事情往往政策一来大家便一哄而上，过了两三年突然就失败了。
虽然曾茂朝承诺他们，如果公司办不成依旧可以回计算所，但他们每个人都明白，回去之后什么都没了。“科研的工作，你比人家差了两三年，提职、提薪就没有你的事情了。……去了公司，事实上什么都已经没有了……” 贾绪福说。
在1984年秋天，要责备这些“年轻人”缺乏勇气是不负责任的。他们刚刚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过对知识分子最残酷的迫害，经历过他们生命中最窒息的青春，要他们突然恢复血性和勇气只能是一种幻想。
而在这时候，斯坦福大学教授列昂纳德。波萨克和桑德拉。勒纳夫妇创立了思科；19岁的迈克。戴尔退学后以1000美元创立戴尔计算机公司；小贝尔的成立解放了AT&T，使其有机会进入计算机业；美国苹果计算机公司推出了第一台多媒体计算机；康柏公司成立第三年，推出了台式PC；惠普公司成立第45年，上市第23年，它开始进入打印机商业领域；日本开始研制 “第五代计算机”；拉。甘地着手制订印度“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开发和培训政策”……
说是11月1日成立的计算所公司，事实并非如此，只是多年来约定俗成，就用注册的日期而非成立的日期，做了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纪念日。
在9月开了几个串联会，讨论了怎么做公司后，他们便开始调研。名为调研，无非就是调查一下公司怎么办手续？没有人去研究市场，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市场的概念。“那个时候我们主要的目的不是做买卖，而是搞题目，” 贾绪福说，“你有什么要开发的题目，我们就去给你做一个题目。”那个时候到处在开各种各样的会，有些与他们毫无关系，譬如青岛开一个破会，他们居然也派人去听了。
1984年10月11日，计算所向中科院提交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报告，在公司宗旨中提出“通过办公司可以摸索出科技成果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路子，同时也可以支持工资改革，稳定科研队伍”。
10月17日，贾绪福接到了贾婉珍的电话：“贾绪福，今天咱们要开业了，就在传达室那儿，所里把那地方给咱们了，叫咱们去打扫卫生。”
那时候贾绪福还在做实验，他并不知道那个小破房子里既没有桌子，也没有板凳。即使知道，他也将义无反顾了。他扔下了手中实验，对组长说：“对不起，我不在你这里工作了。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组长说：“不行，你得跟！因为我们这是个大课题，曾所长是课题祖的组长，你得跟老曾打一个招呼。”
贾绪福道：“对不起，我是组员，我只跟组长说。至于你跟谁说，我不管。”
然后，他便大摇大摆地走了，仿佛前面便是黄金一般的坦途。他后来回忆说：“我就这么去了联想，打扫卫生，去拿后勤不要的破凳子、破椅子……”
11月1日，联想集团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法人代表兼总经理是王树和，柳传志与张祖祥干上了副总经理。在那一个月，计算所与另外两方采用内部股份合作方式成立了信通计算机公司，董事长是曾茂朝，金燕静任总经理，多年后这位叱咤风云的女人因信通参与走私而锒铛入狱。
1984年11月，联想成立时提出了“信誉和效率”的口号，其标榜的任务为“开发推广国外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所的科研成果，培养和造就一批掌握先进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人才，促进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贡献力量”。计算所给予其经营自主权、财务管理权、机构设置和人员任免权、条例制定权。他们自己还颇像那么回事地制订了相关的内部管理和财务制度。
关于联想的成立，联想的档案中只有简短的记录：
1984年11月，中国科学院同意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王树和时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总经理。
民间有一个联想诞生的版本，出现于柳传志独掌联想大局之后。说是联想诞生前夜，柳传志站在窗前月光下沉思，还不停地踱来踱去。秋夜渐凉，她的妻子龚老师给他披上一件外套，问：“决定了吗？”他说：“决定了。”
事实并非如此，有一次柳传志的妻子龚国兴说那个人的描写“太艺术化了”，说他们在家里，一般是随意聊天，不存在这么艺术化的生活。不过，她还是支持柳传志离开科学院的大院，去外面开创新的局面。
她觉得柳传志比较适合做公司。“从他的能力来讲，他还是有比较好的凝聚力……他周围不缺少朋友，他做人还是挺讲义气，也能够团结别人，一直人缘比较好。包括在计算所里面，像陈大有那些比他年龄大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殊为关键的是，柳传志与龚老师那时便已洞悉了“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他们计议了一番后，决定柳传志先去公司干，龚老师暂时留在计算所里。龚老师说“这样可以让他更安心一些，更敢去冲”。事实是以防万一公司败落了，还有个养家的人；毕其究竟，生活的压迫也不容忽略，那时他们一个孩子正在读书，另一个孩子只有6岁，即或为“营养”计，也需要龚老师有稳定的工资。
排除了艺术化的细节，多年后，柳传志说他创办联想的动机只有两个，一个缘于证明自己的冲动，另一个便是为改善生活。其真实性不容忽视，也令不少报告文学家颇感为难，觉得他和伟大理想之间，似乎缺少了某种机械作用。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让龚老师给柳传志披上一件外套的原因。
联想在1984年的诞生，现在看来，是中国IT业重要的里程碑。毫无疑问，这种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可是无论是柳传志还是与他同行的10个人，在特殊的环境里，也不过是风云际会，碰巧被那个大时代选中罢了。
柳传志并非为最早为联想布局的人编辑本段回目录
1984年11月，柳传志出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副总经理，1986年7月正式接任总经理。半年后，柳传志拥有了为1986年写总结和为1987年进行展望的权力。他从此成为一个偶像，一个奇迹，一个"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他被认为是一个创业的传奇。有人说，这个传奇的意义不仅在于他领导联想由11个人20万元的小公司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更重要的是，他的传奇故事对许多立志创业的青年人来说，是一种激励，这个传奇让每一个中关村创业青年都可以怀有这样一个希望──"如果我足够地努力，也可以像柳传志那样地成功。"
11个人的联想
究乎1984年的现实，柳传志并非为最早为联想布局的人，那个布局的人名叫曾茂朝，当时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所长，今天是联想控股公司的董事长。说曾茂朝如何有先见之明显然不大符合实际，现实的背景是，中国正面临一个改革的拐点，而他恰好被那个拐点带动，成为一个被争议和歌颂的人物。柳传志后来说："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科学院有名的'开明所长'曾茂朝所长提出'两个拳头出击'的口号。曾所长召集几个骨干组成一个班子，赋予我们经营、人事、财务三个自主权，要求我们开辟一条新的生路。于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成立。"
曾茂朝不曾有过布局的念头，现实却造成联想摇身而变为他所布下的一个局。如今联想的布局者柳传志，那时候不过是一个入局者而已。不同的是，在当年的11个入局者中，他是惟一变成布局者的人。
二十年后，即使当年的入局者自己，也很难记得最初的11个人到底是谁。在他们心中，柳传志、王树和和张祖祥是不能被忘记的。王树和的被记住，是因为他担任了第一任总经理，柳传志和张祖祥是当时的副总经理，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联想。
关于计算所兴办企业的回顾编辑本段回目录
王 树 和
新世纪的第一年，送来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四十五岁华诞，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好日子。
经过四十五个年头的岁月洗礼，今天的计算所已俨然长成了一个强壮的“中年汉子”。作为一名计算所的老职工，我已陪伴我可爱的研究所走过了四十个风雨春秋。往事历历眼前，我记住了他身上仅有的几处伤痕，更知道他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生长点。
一九七八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我党的历史和我国国家命运的伟大转折点，她给我们科技界带来了又一个春天，她吹响了我国科技界实行全面改革的进军号角。中国科学院据此提出的“一院两种运行机制”以及此后提出的要把中国科学院办成科学研究、培养人才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三个基地”的办院方针，为我所的科技体制改革确立了指导思想。八十年代中叶开始实施的科研经费拨款方式的转变加速了我所科研体制改革的进程。我所以抓思想转变入手，确立科研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思想。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改变原来按计算机结构而划分研究室的模式，以适应争取到更多的科研课题的需要，一方面依据多年沉淀的科研成果兴办各类企业，其中大多数为高新技术企业。
对于从事了多年科研工作的科研人员来说，视研究所为“神圣的殿堂”似乎无可厚非。但对于我所这样的技术性很强的研究所来说，如果不能开门面向“主战场”似乎又是一个新的桎梏。好在思想转变的阵痛很快过去，我所众多科研人员放弃了对办公司不屑一顾，对经商嗤之以鼻的偏见，纷纷走出“象牙塔”，开办了数目众多的技术公司。据新闻界对八十年代中叶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粗略统计，凡是象样一点的电脑公司例如：希望、科海、京海、四通、信通等无一没有从计算所而去的骨干。他们无疑是日后的中关村信息产业基地的基石，历史将不会忘记他们的功绩！
我所开办科技公司是较早的，早在一九七九年就兴办了我所第一家企业——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技术服务公司。从那时起至一九九八年把各类公司从计算所剥离出去（即成立联想集团控股公司计算所二部）止，我所先后独立或与其它单位联合兴办的企业共十八家，其中独立兴办的企业有七家。
我所独立兴办的企业有：
北京联想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柳传志，该公司前身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于1984年，首任法定代表人是王树和）；
北京振中电子集团（法定代表人是胡万根，该集团前身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振中计算机磁盘公司，成立于1988年）；
北京科工计算机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卢皋，该公司原名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机工程公司，成立于1987年，曾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有刘同伯、张广明、杨保勋）；
北京齐久技术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张根来，该公司兴办于1979年，原名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技术服务公司，赵本章、覃正烈、郑贤禹曾出任法定代表人）；
北京中科汇昌电子中心（法定代表人是程言信，该中心原名为中科电子信息技术开发部，成立于1988年，首任法定代表人是高兴奎）；
北京三叶技术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是包云南，该中心成立于1992年，原名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技术服务中心，首任法定代表人是王郑南）；
北京中计电脑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李伯泉，该公司成立于1987年，王振山、韩承德曾任法定代表人）。
以上七家公司（中心）的下属企业未计在内。
我所与其它单位联合兴办的企业有：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无锡应用研究中心（成立于1985年，首任法定代表人是我所的金龙德）；
北京双元计算机联营公司（成立于1988年，法定代表人是我所的陈树清）；
北京神威并行软件工程公司（成立于1993年，法定代表人是我所的张修）；
北京振兴计算机联合公司（成立于1988年，我所的王惠溥、赵欣如先后出任该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
漳州科龙计算机技术开发公司（成立于1984年）；
华建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7年）；
北京信通集团公司（成立于1984年）；
北京中科辅龙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法定代表人是我所的唐卫清）
华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88年）；
京粤汉字电脑技术开发中心（成立于1985年）；
中科电脑有限公司（设立香港、成立于1985年）。
随着时间的延伸，历史的演变，企业有兴有衰。有的发展势头很好，年营业额达几百亿人民币，获利颇丰；有的则苦苦维持，年营业额不过几百万人民币，所余寥寥；有的因经营不善而关闭。然而无论如何，它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肯定的。首先，企业的建立分流了科研队伍，为计算所的深化改革、为知识创新工程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其次，这些企业每年除依法向国家纳税外还向计算所返回技术使用费，仅1988年至1992年的五年时间里，企业返还所里的费用累计有1357万元之多，这些钱补充了计算所经费的缺口，支持了计算所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再次，企业有直面市场的优势，它们以其对路的软、硬件产品满足着社会的需求，为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与提高、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做出了贡献。最后，在实践中培育了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科技企业人才，有的企业领军人物已经为国内外所知名。
当说到企业取得的诸多成绩之时，不能不说说计算所对企业的孵化作用，这里指的是人才孵化和产品（前期为科研成果）的孵化。人才孵化已不言而喻。下边仅举几个产品孵化之例。
计算机界内人所共知的联想汉卡就是在计算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研究的联想汉字系统的基础上形成的汉字信息处理系统产品，它创造过可观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该汉字信息处理系统曾获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
北京科工计算机工程公司的主要产品——净化电源系列，正是在原计算所电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北京双元计算机联营公司的石油物理勘探应用软件系统，正是在原计算所与石油物探研究院合作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善和形成的；
京粤中心开发的汉字电脑系列，其核心技术正是从我所获得的转让技术——GF汉字信息处理科研成果。
……
目前由计算所孵化出的诸企业已经完成了公司制的全面改造，众多由计算所走入企业的职工，特别是骨干职工已在公司制改造中持有公司的股权。展望未来，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有先进的公司体制，有员工的更大积极性，公司一定会有个新的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