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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美国金融学教授──尤金·法马（Eugene F.Fama）、 拉斯·彼得·汉森（Lars Peter Hansen）以及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囊括了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基于某种信念，评奖委员会认为“金融资产价格的更广泛长期走势是可以预测，甚至不必在意这些发现或让人感到意外，或同时相互冲突”。
尤金·法马对金融与经济学的贡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金融经济理论中，关于资本市场效率问题最权威、最有影响的理论当首推“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EMH)。该假说认为。若资本市场在证券价格形成中充分而准确地反映全部相关信息，则称其为“有效率”。换句话说，能够有效地利用经济、金融等各方面信息的资本市场，就是“有效市场”。很显然，只有在有效市场上，金融资产信息才会在资产的价格确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法马于1965年在《商业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股票市场价格行为》的文章，在考察奥斯本等人的随机游走模型的基础上，形成了有效市场假说，指明了市场是鞅模型(The Martingale Models)，或者是“公平博弈”，就是说，信息不能被用来在市场上获得利润。有效市场假说与奥斯本的假设5（指除非买卖双方有同等获取利润的机会，否则就不可能进行交易）相似，从纯形式上说，有效市场假说并不要求时际的不相关性或者只接受不相关的同等分布的观察，而随机游走模型则要求这些假设。如果收益是随机的，市场就是有效的，即“随机游走”一定是市场有效，但逆定理不一定正确，即市场有效不一定是“随机游走”。
法马的有效市场假说以理性投资者为假设前提，吸收了巴歇利埃、肯德尔和奥斯本观察的精华，即收益的随机游走意味着市场有效，但他不局限于此，法马的假说是更宽泛意义上的有效，随机游走只是市场有效的一种形式。所谓宽泛还体现在有效市场与经济学一贯的完善市场假设不同。法马的市场有效性假说是一种广义上的有效，不管市场是否有配置效率或者运作效率，只要所有应得的信息都反映在资产价格中，市场（从信息上说）就是有效的。基于这一点，有的学者就把市场有效称为信息有效，即证券价格对信息的反映。
法马把有效的市场定义为证券价格能够充分反映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同时，法马也认识到“充分反映”和“可获得的信息”概念是含糊的和不可操作的。为此，1970年法马发表了题为《有效资本市场：对理论文献和经验证据的评论》的文章，在文中，他按照信息存在的三种类型把有效市场分为三类：(1)弱式效率。指所有过去的价格或收益的信息已经充分反映在现有的证券价格上了，因此没有投资者能够按基于历史价格或收益信息的交易规则而获得超额收益。(2)半强式效率。指所有公开可获得的信息（包括股票价格序列资料、公司的会计报表、竞争公司的会计报表、国家经济形势和其他一切与股票估价有关部门的信息）已经反映在证券的价格上了。没有投资者能够按基于公开可获得信息建立的交易规则而获得反常的经济利润。(3)强式效率。是指所有信息都已经反映在证券价格上，没有投资者能够利用任何信息获得超额利润。这些信息既包括公开可获得的信息，也包括不公开的、内幕信息。在强式有效市场状况下，即便是那些获得优惠信息者也不可能凭此而保证其得到优越的投资成果，因为他们的买卖行为影响到股票价格，股票价格能够迅速调整并能反映这些优惠信息。
有效资本市场理论提出之后，引发了大量的关于反映在证券价格中的信息的质量和数量的实证研究。西方金融学家经过大量实证分析，大多数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符合弱式效率和半强式效率的有效市场假说，但是，强式有效市场假说不成立。
总体而言，法马的市场有效性假说的理论意义就在于它把竞争均衡理论运用到资本市场的分析中，从而为资本资产的定价奠定了理论基础。风险和收益的交换一直是投资理论的主要内容，但是真正指明了二者关系的还在于有效市场假说的提出，二者之间均衡关系确立的过程就是资本资产定价形成的过程。如果有效市场假说不成立，则意味着资本市场理论的不成立。
但是，也必须看到，市场有效性假说仍然只是一种直觉，其分析性表述远没有其观点本身那样令人信服。特别是在现实中，还存在一些与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公平博弈”不一致的反常现象，即通常所说的“异象”。如：(1)巴苏(Basu,1977,1983)发现，低市盈率的股票经风险调整后的平均收益高于高市盈率的股票（低P/E效应）。(2)班斯(Banz,1981)发现，对较小厂商进行有价证券投资能够得到大量的长期超额利润率，但是并非所有时期都是如此（小厂商效应）。(3)美国股市的波动不对称地集中于一月份（一月效应）等等。对于这些“异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大多数金融学家认为这些有关部门的反常收益研究的结果也是对市场效率的检验，是有关部门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特殊形式。但是，确定这些反常收益是由于信息低效所致，还是由于作为风险度量方法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不适用所致，传统检验方法则显得无能为力。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均对货币理论缺乏微观基础表示不满，对货币理论的改进分为两派：一派力图建立微观的现代货币理论，解释为什么货币会存在？为什么货币是重要的？并在此基础上维护已有的货币经济理论体系；另一派则对传统货币理论的基本框架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货币”与“非货币”之间并无本质区别，货币经济学不能把基本框架建立在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货币”概念之上，非但要取消“货币”在经济理论中的独特地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也要取消“货币”，实行一种高级的物物交换，以便消除因“货币扰动”对经济的种种麻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并不断壮大的新货币经济学(New Monetary Economics)就是后一派的代表，而尤金·法马则与布莱克(F.Black)等人一道，成为新货币经济学的领军人物。
一般均衡分析作为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它所处理的都是实际变量，货币作为一种“名义”的东西很难被直接引入一般均衡模型。长期以来，相对价格的决定与货币价格的决定一直被视为互不相干的两码事，这就是所谓“两分法”。统一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打破传统的“两分法”是很多货币金融学家梦寐以求的事，他们急于找到能够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货币经济学的出现则正是顺应了这种潮流。
新货币经济学的主要论点是：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并非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靠法律（或政府管制）支撑。在自由放任的竞争性市场环境中，不会存在集记账单位与交换手段两大职能于一身的“货币”。“货币”现有的两大职能将由不同的东西分别承担，货币交换终将为“精密的物物交换”所取代。这样，新货币经济学框架下不存在相对价格与物价水平决定相分离的问题，实际上是通过取消“货币”而达成改进后的货币理论与传统的价值理论相统一。鉴于新货币经济学的与众不同，它被称为“没有货币的金融学”。
法马于1980年发表了一篇题为《金融理论中的银行业》的文章。在文中，法马设想了一种不需要使用货币的竞争性支付体系，称其为“纯粹的记账交易系统”。在这种系统中，交易可以完全避免现金的媒介，“任何实质的交易媒介或购买力暂栖所的概念均告消失”。法马明确指出，记账单位可由不充当交易媒介的实质商品之单位来担任，这种记账单位既不同于瓦尔拉斯那种由拍卖者指定的“计价商品”，也不同于所谓“经济学家为理解交易而从旁观者角度虚拟的计算标准”。它是任意而又现实存在的，可以是“数顿新鲜牛肉，几桶原油”，也可以是钢锭甚至宇宙飞船通行证。这样的经济当然是非货币经济，它的好处在于只有相对价格的决定而避免了价格水平的决定问题，于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成为这种经济的最恰当的分析工具。但是，法马也意识到“计价商品”及记账单位的多样化将使市场参与者面临计算困难，但他认为，在市场力的作用下最终可能出现统一的“计价品”。接下来，法马考虑可以“由政府垄断发行一种不附息的法偿货币”，社会可以用这种法偿货币的单位作为“计价商品”。此时银行可以应“存款人”的要求将“存款”转换为“现金”，但不像现实中的银行是必须履行兑换职责的，因为此时的“银行存款”不代表对法偿货币的要求权，而是代表了“对其他要求权（如基金持有的公司股票、债券等，当然也包括政府法偿货币）的要求权”。银行应客户请求将“存款”转换为“现金”只不过是像共同基金应客户请求将一种金融资产转换为另一种金融资产一样。
1983年，法马在所发表的题为《金融中介和价格水平控制》的论文中重申了他的设想，坚持认为外在货币对于维持账户交易系统是不必要的，对他而言，外在货币也只是商品中的一种，如果有它存在，可以用它作为“计价品”，但没有它也完全可以。法马对新货币经济学的贡献在于以“思想实验”的态度来对待虚拟的竞争性市场条件，目的在于为现存货币金融制度提供一个对比，从而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现有货币金融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内在缺陷。
三、随机游走理论
1900年法国数学家路易斯·巴舍利耶在其博士论文中用统计方法来分析投资收益时发现收益是服从随机游走过程的，即收益是随机的和不可预测的。但其革命性的理论创见在当时不为人所接受，将统计分析方法应用于资本市场遭到人们的冷落。直到1964年奥斯本在其正式发表的有关布朗运动的论文中，在一系列假设条件基础上，再次坚持了股票价格是遵循随机游走模式的观点，并指出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化过程类似于流体粒子的运动，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布朗运动。奥斯本认为投资者根据他们的期望价值或期望收益率来估价股票，而期望价值是可能的收益率的概率加权平均值。这需要假定投资者是以理性的和无偏的方式设定其主观概率，同时也隐含假设了投资者是以线性方式对信息做出反应，即他们在接到信息时就做出反应。奥斯本在假设随机变量是独立同分布的条件下，应用概率统计中的中心极限定理推出价格变化分布是服从正态分布的，有稳定的均值和方差。简单的随机游走模型为
P[,t]=P[,t-1]+μ+σε[,t] (1)
其中P[,t]为t期价格，μ为常数漂移率（因为人们经常假设价格以一常数比率随时间增长），σ为标准差，ε[,t]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因此价格变化(P[,t]-P[,t-1])服从正态分布N（μ，σ）。奥斯本的理论贡献在于其对随机游走理论进行了归纳并应用概率统计方法进行分析，为资本市场理论的研究提供了统计分析的工具。但其基本假设是有重要局限性的，其要求随机变量是独立同分布的，从而要求股票市场和其他资本市场是一种大系统，其自由度（或投资者的数目）很大，现在的价格必须反映每个人已有的信息，价格的变化只能来自没有预期到的新信息。实际上，人们通过实证分析已经发现收益率是自相关的，其收益率的数学期望的自相关性不强，但其方差的自相关性极强，这就导致了收益率波动的“集群效应”。这表明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方式并非是线性的，而是有累积性和滞后性的。
法马对随机游走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于1965年发表了《股票市场价格行为》一文。在该文中，法马对日收益率进行了分析，他发现收益率是负斜的，在左侧（负的）的尾部比在右侧的尾部有更多的观测值。此外，其尾部比正态分布预言的更胖，围绕均值的峰部比正态分布预言的更高，这种情况被称为“尖峰厚尾”。夏普在他的著作《资产组合理论与资本市场》(1970)中也注意到这一点。当夏普将年收益率与正态分布相比较时发现“正态分布没有给真正的极端值的出现分配多少可能性，但这些值却出现得非常频繁。”这意味着对收益率的正态分布假设是错误的，也即对股票价格的随机游走假设是错误的，从而标志着投资者对信息反应的线性模式的失灵。法马将随机游走理论一般化并提出有效市场假说。有效市场假说不要求变量的独立性，但其仍假设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是线性的，即坚持理性投资者假设。公平博弈模型数学表达式为：
附图
等式(3)、(4)为价格的随机游走表达式，等式(2)为收益的随机游走表达式。两个等式左侧是有条件分布，而右侧是无条件分布。随机游走模型表明，在给定的信息结构下，有条件的收益分布与无条件的收益分布是相等的。公平博弈模型与随机游走模型的区别在于后者要求随机变量是独立同分布的，而前者无此要求。随机游走是比公平博弈更强的条件，因为其要求所有的分步参数（均值、方差和峰态等）在有信息结构时与没有信息结构的一致。如果收益服从随机游走，那么基础分布的均值就不会随时间改变，公平博弈就会产生。因此公平博弈模型包括随机游走模型，从而随机游走是有效市场理论中的一部分。价格服从随机游走，那么市场一定是有效的。但市场有效其价格运行却未必遵从随机游走模式。
法马认为随机游走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弱式有效，即如果证券的现价已经反映了所有过去的信息，任何人都不能利用历史信息来获取超额收益，从而使以历史信息为依据的技术分析失效，这在学术界和证券投资业产生极大震动。该理论不仅具有极高的理论意义，也将带来深远的现实意义（虽然其假设投资者是以线性模式做出反应而非非线性的累积模式）。这将改变人们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模式，积极的证券管理将为消极管理所取代。投资者仅需决定采取何种风险回报的组合以及为获得一定预期回报愿意承担多大风险。他们已不必再为选择股票而担忧，因为股票是经过公平定价的，从而将风险和收益更好的统一起来，进而为资本市场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公司治理结构
法马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委托－代理问题和公司组织形式这两个方面。据统计，法马在该领域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单独或与詹森(M.Jensen)合作发表多篇权威论文。法马及詹森主要探讨如下问题：(1)公司组织的所有权结构问题，即通过对代理人资产所有权的安排，使代理人利益与委托人利益形成一致性，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组织绩效；(2)讨论怎样利用有效率的资本和市场信息，以控制公司经理人员的自利性行为；(3)研究公司董事会应该具有的信息系统功能，探讨公司股东如何利用该项功能监督公司高级行政主管的投机行为，在更大程度上提高组织效率。
现代企业多元化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有效分离。两者的分离形式主流表现为股份公司形式。与日本式的金融机构控股形式和德国式的企业相互控股形式相对应，美国上市股份公司中中小股东所占比重较大（一般达50%左右），股权稀释程度较为严重。而在股权较为分散的情况下极易产生“内部人控制”问题。该问题的实质就是委托－代理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法马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财产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双方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和理性行为。所有者追求的目标在于投资报酬最大化，而经营管理人员则有着更为广泛的经济和心理需求，如声誉、晋级、酬金及利润分配等，两者之间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经营管理者总存在着一种在满足契约的基础上尽量将成本保留在低水平上的动机。因此，协调财产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代理责任的托管，建立彼此相互信任尤为必要。法马进而指出，经营责任的基本准则是以诚实和规范这一社会哲学为先决条件。
法马较早就意识到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所带来的风险，旗帜鲜明地指出上市公司的治理机构所要解决的主要是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所造成的“代理人问题”。法马认为，当经营管理者没有拥有100%的公司所有权时，站在“经济人效用最大化”的立场上，经营管理者就极有可能偏离公司所有者的“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产生所谓“道德风险”问题，滥用公司费用供自己享乐，极力避免风险较大但期望投资回报率较大的经济项目等方式追求个人利益，从而降低公司及全社会的资源使用效率。法马进而对委托－代理问题进行了归纳，指出可能导致公司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效用目标偏离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四个：努力程度；长远目标的选择；不同风险项目的取舍；公司资产的使用。实际上，针对上述四个影响因素可以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七种：股票拥有；年度绩效报酬；加强董事会的监管力度；企业家市场竞争和信誉度的强化；增强公司控制的专业市场；引入和倡导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扩大资产负债比例和相应的股利政策。在上述七种对策中，法马尤为推崇股票拥有方案，其具体表现为股票期权方案（Executive Stock Options，简称ESO）。实际上，股票期权方案是惟一只能由上市公司采用，并已在许多国家尤其西方发达国家的几乎所有大型上市公司中得到了实施，并被普遍认为达到了优化激励机制效果的方式。股票期权方案给予企业经营者的实际上只是一种获利的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需要这些经营者不断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来实现公司资产的不断增值，从而实现股票价格的不断上涨。因此，股票期权计划的目的就是通过报酬机制把经营者的行为与公司所有者的利益休戚相关地联系在一起，而股票期权计划又通过所有权机制保证了经营者的行为与所有者的利益相一致。
法马提出了不容忽视的委托－代理问题并进而指出他的一些解决方案。委托－代理关系达到理想的状态不外乎是以下两种情况：第一，财产所有者能够了解经营管理者履行职责的情况，在时间和空间上能够监督财产的运行及保管，能够了解掌握财产的价值变动规律。第二，经营管理者与财产所有者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财产经营者能尽职尽责，并获得相应报酬。法马就曾指出，如果一个企业被看成是一组合约，那么企业的所有制也就无所谓了。一个完善的经理人员的劳动市场可以约束经理人员的行为并解决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所造成的激励难题。
现代金融之父尤金·法马：金融实际影响每个人生活编辑本段回目录
三名美国经济学家因建立对金融市场中资产价格的研究方法获得201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评奖委员会认定，三人研究成果是当前分析股票、证券等金融资产价格走势的标准工具，为职业投资行为提供理论指导。
综合三人成果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斯塔凡·诺尔马克当地时间14日13时(北京时间19时)宣布，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马、拉尔斯·彼得·汉森和罗伯特·席勒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评奖委员会认定，三名获奖者聚焦金融市场，各自展开独立研究，其综合成果对分析和预测资产价格走向具有重要影响。
法马上世纪60年代经分析大量数据得出结论：过往资产价格对短期价格走势的预测不具参考意义。他的另一项研究显示，市场信息对短期资产价格的影响同样难以预测。总之他认定，资产价格在几天、以至于几周内的走向无法预测。
大约20年后，席勒发现，如果以年为单位，资产价格的变化具有一定潜在规律。他以股票价格和股息为研究对象，认定资产价格的长期走势具有可预测性。
在法马和席勒的研究基础上，另一名获奖者汉森发明一种统计方法，对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资产定价模型进行测试并发现其漏洞，促进市场定价机制逐步改善。
依靠“经验主义”
法马现年74岁，生于美国波士顿，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被一些经济学界人士誉为“现代金融之父”，曾提出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他与同事肯尼思·弗伦奇一同建立的三要素定价模型帮助投资者更精确评估市场资产价格。
汉森现年60岁，同样任教于芝加哥大学，从事动态经济学研究。
席勒现年67岁，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曾因预言美国房产泡沫而闻名。他与另一名经济学家卡尔·凯斯建立的“凯斯-席勒指数”是反映美国居住房价格的重要指标。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奖项归属时，把获奖者对资产价格的研究称为“经验主义分析”。评奖委员会主席佩尔·克鲁塞尔解读，所谓“经验主义”，是指获奖者的研究主要依靠分析先前数据与变化模式。
评委会认定，三名获奖者为人们眼下理解资产价格奠定基础，法马的研究成果还催生指数型基金这一热门金融产品。
席勒在接受瑞典电视台记者现场提问时说，他投身经济与金融领域研究是因为“受到吸引”。按他的说法，金融业是社会的支柱，如果得到适当监管，应在“人类文明中处于核心地位”。
“金融是一种理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有争议的因素，但对社会有用，”席勒说。 新华社特稿
对话
南都记者连线获奖者尤金·法马
“现代金融之父”：金融实际影响每个人生活
诺贝尔经济学奖昨日揭晓后，南都记者第一时间拨通了获奖者之一、美国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尤金·法马的电话，连线采访了这位现年74岁的经济学家。
在金融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一个独立领域的现代进程中，法马被认为是“现代金融之父”。根据SSC I统计，法马是全世界被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此前，他也是被认为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
南都：法马教授，恭喜你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知获奖后，你感觉如何？
尤金·法马：我感到非常激动。接到评奖机构的获奖电话通知时，我刚起床，还没来得及刷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的天啊”。其实往年也有人预测我会得奖，但全世界那么多经济学家有实力获奖，我慢慢也就放弃了期望。你对它(获奖)不怎么抱希望，因此它一旦发生，就是一个惊喜了。
消息公布后我家里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今天早上我接到了一百多通电话……
南都：你有没有第一时间通知亲朋好友？
尤金·法马：有。我首先给我的孩子们打电话，然后我太太通知了其他亲戚朋友。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感到很高兴。
南都：诺贝尔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尤金·法马：诺贝尔奖意味着我的研究和努力得到了认可，我对此感到很欣慰。金融不仅是理论的东西，它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实际性影响。
南都：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尤金·法马：虽然获奖意义非凡，但我未来将继续低调做学问，直到我的大脑不能运转为止。学术研究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南都记者 胡超平
链接
数字解读经济学奖
44：1969年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共颁奖44次(注：不包括2013年度，下同)。
22：在44次颁奖中，有22次仅颁给一个人。
1：迄今仅有一名女性获得经济学奖：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她2009年因经济治理分析尤其是对普通民众作出的贡献获奖。
51：经济学奖得主中，年纪最轻者为肯尼斯·约瑟夫·阿罗，他获奖时当年51岁。
90：经济学奖得主中，年纪最大者为里奥尼德·赫维克兹。他在2007年获奖时已90岁高龄。他也成为历史上所有诺贝尔奖当中最大年纪得奖者。
67：所有经济学奖得主的平均年龄为67岁。 中新
现实成果
席勒两次准确预言金融泡沫破裂
席勒最为人称道的是两次准确预言金融泡沫破裂。在2000年出版的《非理性繁荣》中，他准确预言了股市泡沫。几乎在这本书开卖的同时，纽约股市出现暴跌。另外，从2003年开始他就预言美国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前一年的2007年9月，他撰文称，美国即将出现房地产崩盘并将带来严重金融恐慌。 新华
针对股价随机游走理论的诺奖编辑本段回目录
时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在选择经济学奖得主时似乎还想体现一些政治意义。但今年不然。周一，瑞典皇家科学院(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将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当之无愧的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尤金·法马(Eugene Fama)和拉斯·彼得·汉森(Lars Peter Hansen)以及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他们所做工作的重要意义使他们获得了这一奖项，他们的工作“为目前对资产价格的理解奠定了基础。”
法马的主要贡献是显示股票市场非常有效率。他的重要文献是1965年发表的论文《股票市场价格的随机游走》(Random Walks in Stock Market Prices)。这里“有效率”一词的意思并非经济学中通常所指的减去成本的收益最大化，而是指股价会迅速消化公开的信息。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现在股价对收益消息的反应不是在几秒内做出的，而是在千分之一秒内做出的，所以如果你在听到苹果公司(Apple)意外公布高收益报告后才决定买进该公司股票，已经为时太晚。现在有更快的系统可以对新消息立即做出反应。但即便在超级计算机获得应用前，市场反应也非常有效率。
这种市场效率的一个启示是，诸如“在昨日股价下跌后买进”等交易规则是无效的。这种见解给大型和小型投资者带来重要启示：不要在那些积极尝试挑选个股的专业理财经理身上浪费你的钱了。
法马理论的一个知名受益者是博格尔(John Bogle)，他在上世纪70年代创建了Vanguard 500指数基金(Vanguard 500 Index Fund)。他的想法是建立一只与整体市场指数挂钩的基金，省下雇佣专家预测股价的成本。他认同法马对黄金选股者的质疑。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过去40年从Vanguard及其竞争对手处购买指数基金的数百万投资者没有在值得怀疑的投资建议上浪费金钱，从而节省了数千亿美元的资金。
现年74岁的法马也对“泡沫”一词持怀疑态度，泡沫通常意味着市场出现允许股价涨势脱离基本面的失效情况。2010年，他曾对《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表示，在股价下跌的事实发生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说这肯定是泡沫所致。我认为多数泡沫论断都是事后诸葛亮，人们总是说，价格太高了。当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我们就会将他们神化，当事实证明他们是错的，我们就会忽略他们。
继承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传统，法马认为，自由市场比政府更善于进行资源配置。他强烈反对2008年政府对华尔街公司进行有选择的救助，他说，如果政府不出手，金融市场会在“一两周左右”的时间里解决自身问题。
席勒对我们理解资产价格做出的贡献包括这样一个理论：股价的波动幅度会超过派息波动理论上应该引发的价格波动幅度。现年67岁的席勒在上世纪80年代取得的研究结果在金融领域引发了一场革命。现在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当股价相对收益来说偏高时，就预示未来回报将较低，反之亦然。这意味着，就像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家考恩(Tyler Cowen)所说，（与法马的观点相反）非常有耐心的投资者应当能够通过反向押注短期市场走势而战胜市场。所以，比如说，如果股价下跌幅度难以用相对稳定的派息来解释，你应该买进并持有。
席勒的贡献尤其重要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他对Case-Shiller住房价格指数的贡献，对那些想要获得全国和地区房价可靠数据的人来说，这个指数一直极具价值；其二是他建议政府退休金和福利支出与一些衡量纳税人支付能力的指标挂钩，比如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也就是说，政府在退休金和福利方面的支出（比如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和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项目）将与国内经济的相对健康程度挂钩，政府不应像现在这样为保持这些支出而债台高筑。席勒年轻的学生们应该考虑为他树碑立传，因为他们这一代可能会将越来越多的收入拱手交给政府来支持其开支。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现年60岁的汉森。他因为研究出适用于股票价格和其他经济模型的数学方法而获得这一奖项。汉森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科克伦(John H. Cochrane)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汉森设法从所有复杂的用于理解经济模型的统计方法中提炼出取平均值的方法。他研究出的方法使经济学家可以对经济进行逐一研究，并聚焦一个模型强有力的、重要的预测，而不必为不相关的次要问题分心。
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写道，了解资产如何出现错误定价，金融市场何时以及为何不能有效反应可获得的信息，这是未来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法马、席勒和汉森开启了这扇大门，他们带来的启示将影响到华尔街以外很远的地方。
相关链接编辑本段回目录
- Faculty profile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Biography on Dimensional Fund Advisors website
- The Fama/French Forum – Observations, opinion, research and links from financial economists Eugene Fama and Kenneth French.
- 尤金·法马 在数学谱系计划的资料。
- Eugene Fama, 2005 winner of the Deutsche Bank Prize in Financial Economics
- Template:RePEc
- C-SPAN内的页面
- 互联网电影数据库（IMDb）上尤金·法马的资料
- 在WorldCat联合目录内，尤金·法马的著作和相关文献
- Roberts, Russ. Fama on Finance. EconTalk. Library of Economics and Liberty. January 30, 2012.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en.wikipedia.org/wiki/Eugene_Fa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