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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贝克尔

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是多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他所有的论著中，《生育率的经济分析》是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创始之作；《人力资本》是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经典，是席卷60年代经济学界的“经济思想上的人力投资革命”的起点；《家庭论》1981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时被该社称为是贝克尔有关家庭问题的一本划时代的著作，是微观人口经济学的代表作。因而，这三部著作被西方经济学者称为“经典性”论著，具有深远的影响。此外，西方经济学者把贝克尔的时间经济学和新的消费论称为“贝克尔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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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贝克尔

1930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波茨维尔，

195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完成文学士学位学习，

1953年，在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55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60年，他在30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

1970年，起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授，

1967年，获美国经济协会授予的著名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1974年，任美国经济协会的副会长，

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此外，贝克尔还是蒙特·皮莱林学会的成员、国民教育学院的创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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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贝克尔

贝克尔把经济理论扩展到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获得巨大成就而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方面最富有独创思维的人之一，他常常把通常观察到的明显不相关的现象同某一些原理的作用相联系，从而开拓经济分析的新视野。贝克尔开辟了一个以前只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关心的研究领域，他在扩展经济学的疆界方面所做的一切是其他经济学家所不及的，是新学术领域的开拓者。也正是如此，沙克尔顿将贝克尔称为“作为帝国创建者的经济学家”。贝克尔善于把经济理论运用于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把经济理论运用到过去同市场力量没有联系的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人口统计学、犯罪学和生物学等。他在研究人类行为时，总是力图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去揭示其经济动因，在分析影响人类行为的各种因素时，始终把经济因素放在重要地位。在运用经济理论分析人类行为方面，贝克尔是一个成功的先驱者。

早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贝克尔就跻身于现代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行列。贝克尔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成员。他的学术思想与弗兰克·奈特一脉相承，与同时代的芝加哥学派的M.弗里德曼、H.刘易斯、T.舒尔茨和G.斯蒂格勒等有许多共同之处。像这些人一样，他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产，力主以微观经济理论作为科学的基础，建立经济科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他主张把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把整个经济学建立在自由放任主义和市场均衡的方法论的基础之上。像奈特和舒尔茨一样，他坚持资本概念的普遍性；像弗里德曼一样，他否定有效理论应是对现象的直观描述，而认为理论只要能得出有用的“预测”就是可行的；像斯蒂格勒一样，他强调劳动市场上信息的搜寻活动的作用；像大多数芝加哥经济学家一样，他对政府的能力持怀疑态度。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贝克尔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不只是浓缩了“芝加哥传统”，与其同行相比，他不仅更多地汲取了这些传统，而且开拓了新的应用范围，从而使他获得了“理论创新者”的美名。

人力资本

在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中，资本一般仅仅是指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厂房、机器设备、存货等各种有形的物质生产要素，而由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一些经济学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却认为，上述资本的概念是不完整的，它实际上只是物质资本的范畴，完整的资本概念应该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他们看来，所谓人力资本就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也即是对劳动者进行普通教育、职业培训、继续教育等支出（直接成本）和其在接受教育时放弃的工作收入（机会成本）等价值在劳动者身上的加总，它的表现形式就是蕴含于人自身中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技能和健康素质的存量的总和。

加里·贝克尔

与传统的观点认为用于劳动者接受教育和提高健康水平的支出是消费支出不同，人力资本理论则指出这是一种和投资于物质建设一样的投资，它的目的和结果也是用减少现期消费来增加未来的生产能力，以期取得更多的经济收益。由于人在生产过程中所特有的能动性，劳动者的生产潜力要远远大于其他物质要素，因而人力资本投资对提高下一期的产出效果是极其重要的，其收益往往大于投资于物质资本的收益水平，从宏观的角度看更是如此。根据舒尔茨的分析，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包括：用于教育和培训的支出，用于保健方面的支出，用于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和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其中教育投资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可以转化为知识的存量，从而提高人口的智力、知识和技术水平。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潜在的生产能力，以便为将来的生产活动做出贡献。

广义经济学

以贝克尔1976年出版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为标志，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广义化阶段，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几乎囊括了人类的全部行为，从结婚到离婚，从生育到教育，从歧视行为到利他主义，从政治选举到违法犯罪，不一而足，贝克尔也因此而获得了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广义经济学研究由于“扩张”、“侵略”和“霸占”了许多非经济学的领地，而被戏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的广义化被认为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它表明经济学可以用来从根本上理性地分析人类的一切行为和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广义经济学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其实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性动机，都可以运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加以研究和说明——“经济”一词的本义，无非是用尽量小的成本换取尽量大的收益。当然，这种成本和收益既可以是货币的或物质的，也可以是心理的或精神的，而后者也是可以通过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均衡分析”方法来进行货币度量的。

广义经济学为我们研究腐败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新的思路。从广义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现象实际上也是一种“经济活动”，腐败分子有着自己的“成本——收益分析”，他之所以敢于违反法纪，不是因为他是法盲（腐败分子往往是精通法纪、善于利用法纪盲点从而逃避制裁的“专家”），而是因为他预期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是高效益的行为。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可发现，腐败行为特别是贪污贿赂等经济性腐败行为，都是在腐败分子清楚地知道其行为的法律或纪律后果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进行过定量的“腐败可行性分析”或“效益评估”：腐败行为发生后，被发现的可能性（即案发概率，也是腐败这种“经济活动”的风险程度）有多大；如果被发现，能不能通过关系或金钱逃避惩罚；如果被惩罚，将受到什么程度的惩罚，能否以纪律处分代替法律惩处，能否以罚代刑——可行性分析的结果决定着行为的选择，如果代价即“腐败成本”很低，预期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就可能选择腐败。

总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现象大量存在，与腐败行为的高效益密切相关；腐败有利甚至有暴利可图，是造成腐败现象禁而不止、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