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刘华杰
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简历：东北人，1966年生。1984-1988年，北京大学地质学系读本科，专业方向为岩石、矿物及地球化学，理学士；1988-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硕士，专业方向为系统科学哲学，哲学硕士；1991-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博士，专业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哲学博士。1998－1999年，美国伊利诺大学（UIUC）访问学者。1994-1999年，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任讲师、副教授。2000年到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浑沌学纵横谈》（苗东升、刘华杰著）、《浑沌之旅：科学与文化》、《浑沌语义与哲学》、《分形艺术》、《以科学的名义》、《一点二阶立场：扫描科学》、《中国类科学：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看》、《看得见的风景：博物学生存》等。
研究方向：科学哲学、科学传播学、科学思想史。
开设课程：《科学哲学》、《科学传播导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博物学导论》、《自然辩证法概论》、《自然科学前沿哲学问题》等。
获奖：曾获霍英东青年教师奖。
走进科学家的世界编辑本段回目录
——刘华杰谈“哲人石”当代科学名家传记系列
刘华杰“哲人石”又称“点金石”，是中世纪人们假想具有点铁成金之功、祛病延年之效的魔法石，对它的追求，促使近代化学诞生。“哲人石丛书”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自主策划引进的中高级科普丛书，以“哲人石”冠名，既象征着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也隐喻着科普图书对科学文化的促进效应。“哲人石丛书”自1998年底推出以来，逐渐成为国内颇有影响的科普品牌。它包括“当代科普名著系列”、“当代科学思潮系列”、“当代科技名家传记系列”。近日记者就“当代科技名家传记系列”采访了刘华杰先生。
记者：“哲人石丛书”已经陆续出版了三十本。首先请谈一下您对这套丛书的总的印象。
刘：“哲人石”这套图书是国内少见或者说独一无二的优秀科普图书。它有几个显著特点：1.立意高远，此丛书定位在“四科”层次上，属新型科普。2.选材讲究、专业。许多出版社都有好的动机，想为科普出版尽力，但只有动机是很不够的，需要真正懂科普才成。懂科普，才能在汪洋大海中选好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领导是出版界少有的有识之士，他们是懂科普的，而且更懂得网罗科普人才。卞毓麟与潘涛先后调到上海科教，被业界传为佳话。实践证明，这两个人一个能顶10个。他们对科普传播的理解水准高出同行一筹。作为读者，应庆幸有这样的好书面世。此丛书翻译、编校、印装都是一流的，这首先表明编辑人员有极好的“案头功夫”，这些书一摆出来、一读下去，编辑做了多少工作，行家马上就能感觉到。这一方面，不但要求编辑有能力，还要求认真，缺了哪一个都不行。
这些书在个别地方仍然有改进的余地，但总体上看，它是很完美的，可以不夸张地讲，这就是中国第一流的出版物。如果中国有10套这样水准的图书，科普出版还会被人藐视吗？这些自然引出一个人才与机制的问题，我在《中国图书商报》上也讲过。一方面中国科普/科学出版人才严重匮乏，另一方面出版社不识人才，机制不灵活。
记者：改革开放初期，《居里夫人传》等传记中展现的科学家献身精神和人格魅力，在青年人当中产生了深刻的感召力甚至影响了他们人生道路的选择。从类似角度看《哲人石丛书》这套书给我们提供了哪些新的滋养？它选择的这些当代科技前沿人物有哪些共性(例如杰出贡献？创造性的工作？等等)，或者您亦可以谈一谈这些传记的写法与国内科学家传记比较而言有哪些突出之处。
刘：科普也在进化过程之中，早期重视的是知识科普，形式也简单，由上至下，由科学家单方面向民众普及科学。后来有了“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的说法，这比传统的“科普“提法要好一些，当然仍然可以统称为科普，或称它们为科普的不同阶段。
国内很早以前出版过《居里夫人传》，还有徐迟介绍陈景润的著名报告文学，对我们这一代人，这些科普宣传起了很大作用，值得肯定。但是，我们要注意当时是什么样的年代。当时中国百废待兴，人们乐观向上，积极进取，对知识的追求达到疯狂的程度，恨不得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学习、学习再学习。那个短暂的特殊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从今日的眼光看，那时的做法也有一些局限性。可以举出几点：
1.品种单调，以知识科普为主。也出了一些传记，但传记的写法倾向于固定的模式，着重描述科学的神圣和科学家的献身精神。2.对传主科学家的刻划有理想主义色彩，虽然也有一定作用，但有些描述在今日看来反而不能吸引青少年从事科学，也许还能吓跑不少人！比如说描述的居里夫人，她生活中有很强的男人味道，今日的女孩子看后喜欢她的不会很多(以前不一样)。同样，徐迟笔下的陈景润虽是个伟大的人物，但现在看来，总是显得有些太那个，即太傻太木。如果科学家都这个模样，科学职业对青年人有多大吸引力？我们不能唱高调，要考虑现实世界。
而实际上的科学家是怎样的？科学是世界性的，不存在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科学，世界上只有一种科学，科学界是丰富多彩的。有各种各样的科学家，以前有现在有将来还有，而我们出版界、教育界没有把这些人物的形象传播给大众。“哲人石丛书”目前8部书的传主什么样的人物都有，做到了“多样性”。“多样性”非常重要，它是我们时代值得推崇的一种价值观，在别的领域也是适用的。没有“多样性”，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就不会全面。居里夫人、陈景润等只是一种类型的科学家，还有许多别的类型，都值得向公众介绍。比如说《迷人的科学丰采》讲的费恩曼，传主是诺贝尔奖得主，聪明过人，在生活中也是个活宝。这部传记可以告诉人们真实的费恩曼是什么样，从中可以领会到科学的精神气质，也能看到一个顶级科学家竟是那样风趣，富有人情味。看了这书，没人不想成为费恩曼，只是担心才智不够。
刘华杰以科学家传记的方式普及科学是一种较好的办法。科学技术日益专门化，科普也越来越困难。科普的重心目前也已经转向对科学文化、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过程的普及，这称为“二阶科学传播”，它与“一阶科学传播”不能互相代替，但二阶传播更显得重要。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体制缺少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的氛围，整个20世纪也未能扭转局面，看来至少还需要几百年的时间，科学普及任重而道远。
把科学家的研究过程准确地告诉公众，就是一种很好的科普工作。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困难。国内更少有这样的作者，大批记者的科学训练很不够，对科学不但外行而且没有敬业精神，科学家也没有撰写通俗著作的习惯。王元的《华罗庚》是一个例外，此书写得颇好，还被德国买走英文版。我国有一批老科学家值得为他们写传，但作者难觅，不是一般的难找。
记者：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等科学家的生活和工作经常不为大众了解或理解，人们常常只敬畏他们的成果，想当然地觉得他们的工作是单调而枯燥的。但是《数字情种》扉页即引用埃尔德什的话“我知道数字是美的……”这些传记从哪些方面展示了科学家生活和科研中不太为常人所知的另一方面？他们对世界和科学工作有哪些独特看法，科学工作特有的美感何在？
刘：让公众理解科学原理、科学方法、科学计算的全部细节不现实，也没必要。可是科学又代表了人类理性的精华，它是不断进步的文化。所以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公众理解当代科学，掌握当代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这对于提高国民素质非常必要。但是，细想一下，国外也没有像中国政府这样建立庞大的组织，来专门推动这件事，人家科普也不比我们差。这倒是令我们反思，让我们重视民间力量，重视调动科学家共同体传播科学的积极性。国外许多科学家经常写科普文章，他们的体制也要求这样做。一人写一篇，有多少科学家，那是一个什么概念？规模效应！现在中国的院士开始写科普，真是件大好事。所以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对此事评价甚高，认为其功德无量。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是利用公共财富或者某个财团、组织的经费，他必须在申请项目时以通俗的语言，准确描述此项目的基本内容、研究程序、可能的进展、可能的后果。在研究过程中也有义务不断报告进展，要接受公众监督。
科学是好东西，科学家的工作值得尊重，但不能神化科学、不能美化科学家。说到底科学是一种普通的职业。科普时有必要讲清一些基本的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实事求是地告诉公众科学是什么样子，把许多判断和选择留给公众自己作出，不能全部代劳，这也是“公众理解科学”的本意。总之，公众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权利，他们可以对科学过程作出反馈，影响公共决策。
“哲人石丛书”中的传记《无尽的前沿——布什传》更多地讲述科学决策，厚厚的一部书会告诉读者布什起了怎样的巨大作用，再进一步人们可以了解到他生活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中，社会体制是怎样的，他的提议是怎样作出并付诸行动的。这是一种大科普，强调科学的社会层面、社会运行。离开社会建制谈科学创新，不是不可以，但不是主要的。梅达沃的自传《一只会思想的萝卜》有一处提到他1960年获得诺贝尔奖，他认为应当把比尔和布伦特也包括进去，他还把自己的奖金与大家共享。他说：“我不是为了荣誉而工作，也没有期望得到这份荣誉。”梅达沃的豁达值得赞扬，这体现了他个人高尚的情操，别人可以学也可以不学，但它曾经发生过，让世人警醒。这世界是多元的，科学也是多样性的，价值观更是五花八门。科学社会学家为科学总结出若干条规范，如默顿的四规范。这都是就总体而言，从历史归纳而来的，带有理想成份。但它有引导作用。对个别人在特殊场合下可能不适用。我们倒是期望出版一部传记，既记述科学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他的道德水平又不高。这种例子也不少，也代表真实的科学。有这样的例子，并不能抹煞科学的美好形象。也许可以反衬出真正的理想的科学。总之，要坚持多样性。
刘华杰著作记者：此丛书选材上有什么特点？您能不能就某一两本书谈一谈，比如《无与伦比的手》，您认为这位盲人科学家的自传中有哪些特别动人之处；或者您认为哪本书、哪些篇章、哪些片断比较精彩，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刘：这8种中有两部涉及现代天文学，一部涉及进化生物学，一部涉及数学，一部涉及数理经济学，一部涉及生物学，一部涉及理论物理学，一部涉及科技决策与科研管理，有些还有交叉，同时涉及多个学科。而每一种又都牵出一系列科学家同行，勾勒出他们所属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这些著作既体现了多样性，又有鲜明的独特性，传主独特的个性、生活经历、特别是非凡的智力，无疑会吸引大量追求理想的年轻朋友。一个启示可能就是：要像传主那样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一个不可替代的平凡人。这些作品是从大量英文著作中精选出来的，代表了世界水平(指传主和写作)，把它们译成中文，让全体中国人，特别是不懂洋文的民众有机会欣赏到这样的佳著，不是一很大贡献吗！
弗尔迈斯是个盲人，盲人从事科学研究有很大不便，做出成就更不容易。他有坚强的毅力，成为一名卓越的海洋生态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并有重要科学著作问世。他的经历是独特的，很难复制的。但从他身上、他的努力过程中能够悟出一种普适的精神，这种精神可用于任何事业，是成就伟业的重要品质。科学传记也并非要让人们从事科学，它的一种普通的功能是让我们理解科学和科学家，于是文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也都可以读读科学家传记。这些传记的可读性和重要性并不亚于政治伟人的传记。论影响，科学家的影响也丝毫不比政治家差，哲学家怀特海早就有定评。因此，今日普及科学，要目光远一些，少一些急功近利。科学这东西，不能强求，你越是想得到她，可能反而越得不到。科学传播也不可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谁这样想，谁就会误解科学，最终危害科学。
我已经过了时时激动的年代，现在理解力大于感受力，读这些书会感到很有趣，也会推荐给我的学生去读，但不至于因哪一节、哪一段而特别激动。我个人更喜欢《无与伦比的手》，倒不是因为传主是盲人，而是当下我对博物学感兴趣。我一直认为，应当恢复博物学的传统，使它成为一种公众素质教育。这部书提到了作者与同事喝着酒，在风琴和长笛伴奏下阅读并讨论汤普森的《论生长与形态》，真是良辰美景，不亦乐乎。
看世界，读中国——名家推荐：２００７暑假阅读书目编辑本段回目录
刘华杰
刘华杰
年 龄 ４１
现 职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 科学哲学、科学传播学、科学思想史
科学并不枯燥，许多人不喜欢科学是因为从来没有机会看到有趣的科学作品。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快１５０年了，人类历史上少有哪种理论比达尔文进化论更容易被误解，更容易被系统地滥用。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中华民族深受列强侵略，也经历了此起彼伏的内战和内斗，现实条件令人们深信一个本来就理解有误的《天演论》教条：生存斗争。进化论或者依附于其上的意识形态让被压迫者觉醒，意识到只有斗争才能摆脱压迫，而斗争的成功，也似乎印证了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其实，斗争只是进化的一个侧面，其反面也同样普遍存在，对于维持进化系统的存在也是十分必要的。进化是局部适应，进化不等于进步，进化实际上是没有方向性的。进化论深得人心、广泛传播，无形中适应了资本的扩展和“现代性”的世界步伐，而这些社会“风貌”是可以被质疑的。“斗争哲学”与“和谐社会”的提法也许在具体操作上有许多交集，但是宏观导向上，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我推荐的第一部书是与进化论有关的几乎老掉牙的《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作者是俄国的克鲁泡特金。克氏的观点并不极端，他明确指出互助只是进化的一个要素。他是地理学家、博物学家，他用大量有说服力的事实反驳了赫胥黎的观念。通常人们认为赫胥黎很懂达尔文的进化论，他宣传的进化论大概没错。其实，赫胥黎传播的进化论并不准确。《互助论》曾深深地影响了章太炎、孙中山、蔡元培、李大钊、钱穆等一批大人物，但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所面对的中国的现状，决定了他们不得不抛弃他们所同情的思想。
与《互助论》相配套，可以读一部英文著作《共生起源的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Ｓｙｍｂ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作者哈金娜，现在还没有中译本。它讲述了三位俄国植物学家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发展起来但很少被人们提起的“共生起源”思想。三位科学家的研究对象不是高等动物，也许这一点部分地决定了他们看到了大自然的另一面，看到了进化的另一种机制。
如果说进化论意识形态的力量最终来源于进化生物学的力量的话，那么进化生物学在达尔文之后、在进化新综合之后，有了许多重要的发展，年轻一代有必要了解“自达尔文以来”（这也是一部书的名字）的科学进展。著名女科学家马古利斯与儿子多里昂·萨根（天文学家、科普作家卡尔·萨根的儿子）合著的《倾斜的真理：论盖娅、共生和进化》（江西教育，１９９９）是沿共生思路撰写的优美作品。马古利斯的科学成就和科普水平均高于她的前夫卡尔·萨根。她在俄国同行的基础上创立了“连续内共生理论”（ＳＥＴ），也支持有点“民科”色彩的拉夫洛克的“盖娅假说”。她是出色的科学家，也是有名的另类人物。她在书中甚至指出：“我认为，新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则来源于机械主义的生物学世界观，它们被作为真理信条来讲授，并且要求研究和年轻的教员宣誓效忠。”（中译本，３４６页）新达尔文主义为何流行？她的解释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与我们主导文明的主要神话是完全一致的”。
进化是多种事实、多种理论、多种意识形态观念的杂合物。如今，有许多人仍然在研究进化问题，也有人出于各种想法而不接受进化论甚至反对进化论。拉森的《众神之夏》（江西教育，２００１），曾获得１９９８年普利策奖，值得一读，它会帮助人们在更广阔的语境中理解进化论问题的复杂性。它讲述的是１９２５年发生在美国田纳西一个小镇的著名事件：猴子审判。与进化论相关，《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思想和社会理论联系起来》（狄肯斯著，吉林人民，２００５）是一部视野宽广的通俗作品，正文只有１３７页。对于想了解进化论对社会思潮的影响的读者来说，这是一部很好的入门读物。
刘华杰 除此之外，我想推荐另外几种科学图书：我国著名科学作家卞毓麟先生的《追星》（上海文化，２００７）很不错。此书内容是太阳系的科普，写得非常生动，行文准确并富有人情味。第二种是反映了当代科学史研究水准和教学水准的通俗著作《世界科学技术通史》（麦克莱伦第三和多恩合著，王鸣阳译，上海科技教育，２００７）。它是一部优秀的通史教材。王鸣阳先生的译文非常通顺。北京大学等高校已经把它列为重要教学参考读物和考研阅读书目。此书的结尾意味深长：１８世纪到２０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一直传播着历史通向进步的观念，然而，“按照今天的批判眼光，通过研究科学史和技术史得到的长期观察，似乎更加清楚的是，进步既不是必然现象，也未必能够坚持下去。”（第５１７页）
广大数学爱好者，包括“民科”，可能非常喜欢《千年难题：七个悬赏１００万美元的数学问题》（德夫林著，上海科技教育，２００６）。本书对克莱基金会发起征解的七大数学难题作了介绍：黎曼假设、杨－米尔斯理论和质量缺口假设、Ｐ对ＮＰ问题、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庞加莱猜想、伯奇和斯温顿－戴尔猜想、霍奇猜想。从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４日开始，最终时间不限，最先解决这７个问题中任何一个，都可以得到１００万美元的奖金。７个问题是由多位国际知名数学家经过数月推选出来的。全部奖金由哈佛毕业的克莱（Ｌａｎｄｏｎ Ｃｌａｙ）赞助。克莱本人并不是数学家，本科时主修的是英文，他只能算是一个普通的数学爱好者。克莱赞助数学的理由很简单：数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但是得到的资助和支持很少，他提供一大笔钱可以吸引新闻界和公众的关注，有助于促进数学的发展和传播。此前的１９００年，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曾列出２３个著名的数学难题。这２３个问题对２０世纪的数学发展影响很大，到２０００年已经有２２个问题被解决。克莱的悬赏接续了１００年前的希尔伯特，必将深深影响今后的数学发展。《千年难题》的作者是著名数学传播家“数学小子”德夫林，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是２５部书、一张互动光盘和７５篇专业数学论文的作者。
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热爱科学、向科学进军的斗志，但同时也鼓励了一批热情有余、基础不足的“民科”的成长。但愿这本《千年难题》不会有这样的功效！时代变了，现在吸引眼球的东西实在太多，数学问题还会让广大年轻人激动吗？
最后，我推荐一部可以结合黑泽明的获奖影片《德尔苏·乌扎拉》来阅读的《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乌苏里山区历险记》（人民文学，２００５），作者阿尔谢尼耶夫是苏联民族学家、地理学家、作家，曾任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博物馆馆长。书中生动描写了一位善良而又真正懂得土地、山林的赫哲族老猎人德尔苏，感人的故事和具体的东北自然景物会令读者身临其境。
科学圣殿骑士与科学文化的第三极 编辑本段回目录
科学的概念是变化的。一直在变，不但在中国变，在外国也变。
当公众无法分辨时，科学与伪科学是一回事，笼统地落于“科学”大旗之下，科学地位有提升，伪科学的地位也同样得到提升。
从人文科学反思科学，是正常的，否则科学会成为一种霸权。
现在的技术已经制造出来了一些毁灭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可以毁灭人类和地球的其他生命的。在我看来，科学不能凌驾于民主制度之上，科学要为生活世界服务。
刘华杰 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传播、科学社会学。主要作品有《浑沌之旅》、《分形艺术》、《浑沌语义与哲学》、《以科学的名义》、《一点二阶立场》、《中国类科学》、《殿里供的并非都是佛》。
科学的特殊地位
斯诺所讲的文化，在西方的文化中是一个自然的演化过程，到了中国有一个非常唐突的演化过程。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经历了巨大的连续转型。我们的科学，从几乎没有，到各高校都讲科学，到我们的导弹发展、“神六”上天、奔月计划等，而且基础科学也有很好的发展。这些都是可喜的变化，也可以说是进步。中国科学在快速、稳步发展，这是一个事实，个别人以偏概全，诽谤中国科学，完全不必理会。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科玄论战中一些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敬畏自然”之争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科学大战”。中国现在还处在一个大的社会转型之中。科学无疑是讲道理的，科学是有理性的，但是科学并没有穷尽理性，科学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科学也不等于正确。我们没有必要提倡第一极的唯科学主义观念。
近一百年来，“科学”这个词语在我国已获得特殊的地位。什么样的地位呢？正如胡适所说的：“这三十年，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得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胡适本人是人文学者，但他很相信科学，甚至是一名科学主义者。
自19世纪以来，科学和科学文化在世界各地广泛、快速地传播。西方科学主要在这时期传入中国，以前的传播影响并不大。到了现在，“科学”两个字几乎等于“正确”，这表明科学和科学文化传播在意识形态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社会学大师涂尔干的一段话可以部分解释这种状况，他说：“今天，概念只要贴上科学的标签，通常就足以赢得人们特殊的信任，这是因为我们信仰科学。但是，这种信仰与宗教信仰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们之所以认为科学有价值，是因为我们依据它的性质以及它在生活中的作用，集体地形成了这种观念。这就是说，它表达了一种舆论状态。事实上，在所有社会生活中，科学都是以舆论为基础的。毫无疑问，这种舆论既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也被当做构成科学的基础；原则上讲，社会学就是这样构成的。不过，有关舆论的科学并不会产生舆论；这种科学只是观察舆论，使之清楚地被意识到。的确，通过这种方式，科学会使舆论产生变化，但就在科学似乎正欲确立自己法则的时候，科学还得继续依赖舆论。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科学作用于舆论的必备力量恰恰是在舆论中获得的。”
其实，科学在社会中获得如此高的地位，并不一定意味着科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以及人们对科学已经有了很好的理解（据《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只有1.98%的公众具备科学素养），只表明传统的“科普”等宣传让人们记住了“科学无条件地是个好东西”。在很偏僻的农村的土墙上，我见过“相信科学，反对迷信”之类的大标语。试想一下，如果人们分不清什么是科学什么是迷信时，这个口号的作用是什么？我在山西晋祠见过“电脑算命”，那东西被标以“科学”向游客推荐。另外，媒体上的商品广告相当多以“科学配方”、“科学工艺”等作营销手段，没见过用“伪科学配方”、“伪科学工艺”字样的。当公众无法分辨时，科学与伪科学是一回事，笼统地落于“科学”大旗之下，科学地位有提升，伪科学的地位也同样得到提升。
科学文化的三极
我想补充一点：当年张君劢和丁文江是好朋友，他们之间的争论没有达到人身攻击的程度，特别是当时没有政治因素渗入，科玄论战中有意识形态渗入，但没有人利用“政治正确”来打人。这是值得怀念的。在网络时代，虽然科技进步了，但争论的语言、道德却退化了。
对于中国若干年来的争论，特别是从2000年以来开始的一些争论，我总结了一下，尝试着把争论的人群作一些分类，分出三个极。
第一极称之为“科卫兵”，他们试图捍卫一个客观的、纯洁的、永远正确的“科学圣殿”，他们自己则是保守科学圣殿秘密的骑士。仿照《达·芬奇密码》里面的说法，他们要保守某个圣殿的秘密，不让他人、外行人知道。他们是科学的代言人，他们的科学观属于唯科学主义。他们的关键词是“打击”。只要是他们认为与科学不大对路，就打击。这是第一极。
第二极称之为“民科”，即民间科学爱好者。相当多的民科受过自然科学教育，主张对科学采取宽容的态度，也做一些另类的科学研究，但其工作或话语不被主流科学界所认可。他们自称的科学，被一些科卫兵认为是伪科学。他们的科学观是一种泛科学观，与整体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有一定关联，他们通常不熟悉这些资源。但他们是不承认的。为什么呢？他们实际上也持一种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因为他们总想挤进科学的阵营，想方设法说自己的东西是科学。从我们的观念来看，他们确实有科学主义倾向。他们的关键词是“宽容”。
第三极我称之为“反科学主义者”，他们一般不是极端地反科学，而是对科学进行反思。他们认为，科学通常很有趣、很好，但科学本身也有问题，对整个科学都应当要进行反思。在中国和外国，极端反科学的人很难找到。但一些被他们称之为反科学文化的人，就是第三极的人。他们的关键词是对科学进行“反省”，对一个意识形态已经正确的东西进行反省。这一派明确反对科学主义，但也通常被诬为反科学。
第一极“科卫兵”高高在上，说话底气足，容不得不同意见；第二极民科也颇执著，但能够允许他人讲话（实际上通常也听不进劝告）；第三极反科学主义者，旁观“勘科学”、看“科民”表演。严格地讲，这三极都是“病态”的，都有问题。
我在第三极中。那么，为何知道自己有问题，还“拼命”地吆喝这个立场呢？我想是为了平衡另外两个立场，因为如果没有第三极来平衡，对科学的理解可能会更有偏差。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极都是民间的，除了这三极，在中国属于主流话语权地位的还有个“无极”：官方意识形态化的科学解释者。“无极”其实是“最高极”，他们认为什么是好科学什么就是好科学。
第三极需要壮大
我们来看看第一极是什么样子？第一极的立场可以用王朔的一句话改编来描述——“我有科学我怕谁”。某位第一极的人士说过一句话，说自己既懂科学又懂马克思主义。“我懂马克思”，“我又懂科学”，懂了这两样可不得了，那是“全无敌”。第一极的人认定科学圣殿是纯洁无暇的，科学的圣殿中甚至可以不要人，因为有神就够了。圣殿中无人、无劣迹，只有“神”和“神谕”。他们又自称是“无神论者”。最终神没有了，那么谁来填补神的“空缺”，当然是人了。首先的“神选”（人选）是他们自己。他们想做什么呢？说出来挺伟大的，就是想“捍卫科学、保卫科学精神”。
但是第一极的这些人真的掌握了科学精神、宣传了科学精神吗？我相信有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当然有的时候他们也宣传了科学精神。他们喜欢用全称判断，据说这体现了科学的普遍性。科学主义者常主张反对伪科学，他们的理由之一是伪科学用一些虚假的、违背科学原理的东西来危害百姓。这个提法似是而非。用违背科学的方法来危害社会，其危害有多大呢？比如我用一种反重力的装置去杀人和用一种利用重力的装置来杀人，哪种有效？用反重力的原理和装置让石头自动往上蹦，把人“顶死”，比起让大石头受重力作用掉下来把人“砸死”要困难得多。
我现在所说的第三极，不是要和第一极去论战，也不是与第二极论战，主要是从人文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反对唯科学主义。反对唯科学主义不是反科学。我本人也不是反科学的。我周边的一些人也都不反科学，但是时常被诬为反科学，被戴上了反科学的帽子。
第三极需要壮大。我们有着与年轻人相处的便利，能够从教育的角度尝试做一些事情。年轻人对科学的看法是一个旁观者的想法。从第三极的角度看，首先认为科学不支持“科学”决定论，可参见波普尔的《开放宇宙》。第二，自然科学本身是不确定的，可参见波拉克的《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第三，科学本身是有风险的，而这个风险通常是不被察觉的，可以参见贝克的《风险社会》。第四，不但科学有风险，技术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一听这话，准以为我是在反科学了，其实不然。现在的技术已经制造出来了一些毁灭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可以毁灭人类和地球的其他生命的。在我看来，科学不能凌驾于民主制度之上，科学要为生活世界服务。
第三极的眼光是怎么来的呢？国际上有几门学问统称为“Science Studies”。这个词组很难翻译。译为“科学研究”，科学家就不高兴了。科学家的研究是对象性的研究，而Science Studies是二阶的元层次的研究。有人说译为科学学、科学论，这些译法以前都被用过。我建议叫“科学元勘”，它指把科学家、科学活动作为对象来考察。但是，这样一考察就看出问题了，发现科学圣殿不是那么的神圣，科学家做什么的都有。一个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他可能道德很败坏，其他对应关系也都存在，但是，每种对应都没有必然联系。
科学圣殿经过这么一“勘”，就有问题了。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江晓原的话问：“科学可不可以被研究？”他问得很温柔，但是当他这么一问时，他就已经从一位科学主义者开始向一位反科学主义者转变了。
科学圣殿是不是不堪一勘呢？如果想拼命维护本来就不曾存在的科学圣殿形象，当然它就不堪一“勘”了。如果客观地看本来的科学，科学还是能够经受一“勘”的。科学没有必要维护圣殿的形象，科学也是一种普通的文化，当然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因此，可以而且应当对科学进行各种各样的反思、考察，科学相当程度上代表工具理性，除此之外还有价值理性和社会理性等等，总之科学没有穷尽理性。从人文科学反思科学，是正常的，否则科学会成为一种霸权。（作者于2006年12月20日在第三极书局的演讲）
